正如我在本书第一部分提到的，《蚕豆花》和《谁曾经是我》，其实是同一首诗。两者相比，只是个别字句的差异。
冰莹是看到《蚕豆花》以后来到重庆的。此前，她待在上海从事戏剧演出。史料记载，她参演的最后一部话剧，是剧作家于伶编剧的《长夜行》，反映的是上海公共租界内的三户人家在日军进驻租界后的悲惨境遇。这部戏被迫停演以后，她和当时的许多演员一样，夜夜笙歌，借酒浇愁。在《绝色》一书中，安东尼·斯威特写道：
在上海，冰莹虽然夜夜笙歌，但内心却举目无乡。先前，她曾数次设想到延安与葛任团聚。但葛任战死的消息，使她再次迷失了方向。她在日记中写道：“日子一天天过去，窗棂上结满了冰霜，我看不到一丁点的希望。”就在这时，宗布又出现了。战争期间，他将《申埠报》搬到了香港。这一次，他就是从香港回来的。对于他此行的目的，她一无所知。他胡子灰白，神情颓唐，明显地老了。他进来的时候，睫毛上挂着雪花，她还以为他的睫毛也变白了呢。他解释说自己是偶然路过此地，她当然不愿相信他的说辞。
他带来了一份报纸，那是香港出版的《逸经》。当她吩咐佣人为他准备饮食的时候，他拿着报纸看了起来，仿佛那是他刚刚从街上买来的一样。喝汤的时候，他好像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有意思。”她问他什么有意思？他装做愣了一下，然后又埋头喝汤。她本来想把报纸丢到一边的，可是，仿佛是出于命运的安排，她的手指不由自主地伸向了那份报纸。众所周知，在希腊语中，“命运”一词的意思并非“沉重，必然，价值”，而是“偶然，幸福，不幸”。当她“偶然”地拿起那份报纸的时候，短暂的幸福和持久的不幸，就再一次栖落到了她的肩头。
她看到了一首诗，以她的女儿蚕豆命名的一首诗，叫《蚕豆花》，诗的作者署名尤郁。现在她知道了，就是为了让她看到这首诗，宗布才从香港来到上海的。在她的追问之下，宗布才告诉她，许多年前，他曾在《新世纪》杂志上看到过这首诗，当时题为《谁曾经是我》，作者署名葛任。“葛任的俄文名字叫尤郁斯基，如果不出意外，这应是献给你和女儿的。”宗布说。他还告诉冰莹，自己本想在《申埠报》上转载这首诗，可是想来想去，他还是把它撤了下来。“从诗的内容看，这首诗好像是刚改动过的，莫非是他就义之前写的？倘若不是，那可能是别人的伪作。当然，还有最后一种可能，那就是葛任还活于人世。”宗布对冰莹说，“倘若他真的还活着，那你们很快就会相聚的。”冰莹回忆说，宗布的神色表明，他真的在为她与葛任可能的相聚而感到欣慰。在那一刻，她对宗布的怨恨就像窗棂上的霜花一样，慢慢融化了……
安东尼·斯威特接下来又写道：
冰莹对我说，从那时起，她就怀疑葛任还活在世上的某一个角落。她决定立即飞赴重庆，见一下赵耀庆。她早就知道，赵耀庆隶属于军统，他很可能已经得知葛任的准确消息。宗布想和她一起去，但遭到了她的婉言拒绝。到重庆的第三天，她终于在一个酒吧里见到了他。出乎她的意料，赵耀庆以人格担保，声称自己对此毫不知情。他显然说了谎。因为她后来得知，就在他们谈话之后不久，赵耀庆就去了大荒山白陂镇。她说，在随后的几天里，在歌乐山腰，在嘉陵江边，在夫子庙前，她反复念诵着《蚕豆花》，默默流泪……
看了阿庆的自述，我们便发现，冰莹其实误解了阿庆——他们见面的时候，阿庆确实“毫不知情”。关于修改后的《蚕豆花》一诗，我在后面还要提到，这里暂且不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