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女人都是大洋马？我听了只觉得好笑。至于大洋马是否也用乳酪膏，我不清楚。我在苏联守身如玉，从未招惹过她们。可她一提起苏联，还是让我心里一震。瞧瞧她多会演戏。刚见面时，她还装做不晓得我。这不，说着说着就露馅了。我想，她定然晓得我去过苏联，也定然晓得我的外号毛驴茨基。
她说过之后，睡了一会儿，又去找美国货了。我一个人坐在那里想，历史真会捉弄人，它就像一个婊子，专门捉弄我们这些痴心汉。我的第一次长途远行，是跟着葛任去的。最后这一次，是奔着葛任来的。只不过那次是向北，这次是向南。那次是为了帮他，这次呢，是为了杀他。对，我说的那次旅行，指的就是到苏联去。葛任出狱后，决计到法国去找冰莹。问题是，他不晓得冰莹的地址。唉，冰莹以前倒是留过地址，可她委托的那个人是个酒鬼，有次喝醉了和人打起架来，被人扒光了衣服，那个纸条也就丢掉了。这可把葛任难住了。为此，他还去了趟杭州，想从冰莹的父亲那里弄到地址。可冰莹的父亲出外游历了，他还是一无所获。甚么，重回北京医专？唉，他倒是想过此事，可是回不去呀。他刚从牢里出来，校方躲还躲不及呢，又怎么敢收留他。
将军定然晓得，俄国爆发革命以后，诸多智（知）识分子心向往之，都学起了俄语。不瞒你说，我也学过俄语。对，我是跟着葛任学的。他在北京医专任教时，课余时间曾到东总布胡同十号的俄文专修馆学习俄语。不过，他学俄语不光是因为那里的革命，还因为那里的文学。他看过瞿秋白翻译的托尔斯泰，爱不释手。他也喜欢普希金，说普希金的诗文令他想起了母亲早年的画，山光水色，清纯美妙。不过，此时他尚未动过去俄国的念头。将军，这么给你说吧，倘非那个叫黄济世的人频频造访，他是不会到俄乡去的。将军说得对，就是办《申埠报》的那个黄济世。有一天，黄济世来找葛任，说在《新世纪》上看到了他的诗，甚是喜爱，想跟他合作。葛任以为他是来约稿的，就说诗是写给自己看的，暂时还不想发表。谈了一会儿，黄济世就起身告辞了，走的时候还有些怏怏不乐。我们都以为他不会来了，可没过几日他竟然又来了。这次他告诉葛任，《申埠报》想派个会写诗作文的青年到俄国去，将布尔塞维克革命后的社会状况写下来，在报纸上刊出。黄济世显然摸清了葛任的底细，他对葛任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你不是喜爱俄国文学么？到了俄乡，方能晓得俄国文学的美妙。”话说到了这步田地，葛任还是不愿松口。他说：“鸡蛋好吃就行了，至于下蛋的母鸡长甚么模样，大可忽略不计。”但黄济世接下来的一句话，点中了葛任的穴位。黄济世拿出一叠钞票，说：“先生不是想去法国找冰莹么？没有盘缠，又怎么能走过那万水千山。《申埠报》的稿酬甚为可观，等你赚够了钱，你就可以去找冰莹了。”葛任应允了。
有甚说甚，那个时候，我与葛任都不晓得这位黄济世是宗布的朋友，而宗布就是《申埠报》的幕后负责人。派葛任到俄罗斯，正是宗布的主意。宗布是一个神秘的人，神龙见首不见尾。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他为何给我们钱，葫芦里究竟装的甚么药？我一直想不明白。多年以后，当我晓得了他和冰莹的秘事，我不由得有点怀疑：宗布这样做，莫非是为了杜绝葛任到法国去找冰莹，才派黄济世充当说客，将葛任打发到冰天雪地的苏联？
当时，葛任问我想不想和他一起去，因为黄济世给他说了，他可以带一个助手，钱由报社解决。还说，到那里之后，我可以继续上学。我就去和我的未婚妻商量。未婚妻先问我那里能不能吃饱，我说能啊。她就说：“天上掉馅饼了！当然要去。”不过，说完这话她就哭了起来。天高皇帝远，她担心我甩掉她。我说：“你把我看成甚么人了？我就那么没良心么？”为表明自己有良心，出国前我和她结了婚。唉，还是窦思忠说得对，革命者要讲的是信仰，而不是良心，只有资产阶级和日本人才把良心挂在嘴上，动不动就说谁的良心大大的坏了。我的良心没有大大的坏，所以我的老婆才会死得那么早。想当初，我若是昧着良心，一脚把她蹬开的话，她也不会成为短命鬼。她是因为想我想死的。唉，不说这个了。
那次去苏联，我和葛任先坐火车到奉天。火车驶近山海关时，远远的，我们看见了海岸。那是我第一次看见海岸。海岸是白的，因为它被雪覆盖了。一轮朝日正从海上升起，就像巨大的火球。一艘邮轮在近岸驶过，留下一溜黑烟。葛任用诗人的口气对我说：“闻到了吧，海的气息，盐的气息，自由的气息。”他激动得不得了。进入奉天站是在傍晚，月台上到处都是矮脚虎似的日本人，连个中国脚夫的影子都没有，让人疑心这满洲早就割让给了日本。幸亏葛任会说日语，他找来了一个日本人，我们的行李才得以运出车站。在奉天下车，葛任是想见见川田。他是我在北京医专上学时的老师，这会儿正要回国。甚么，你对川田甚感兴趣？好，那我就多说两句。我们按图索骥找到川田的住址时，他刚从外边回来。扶他的女人穿着男裤，裤的门襟还敞开着，而他自己呢，却穿着女裙。他醉了，腿在裙子里迈不开步子，就像被水淹住了膝盖。一认出我们，他就对葛任说：“我很幸福，幸福得就像一头毛驴。”甚么？川田不认得毛驴？那我可能记错了。他可能是说，他幸福得就像一条牲口。咦？将军，川田怎么不认得毛驴呢？日本没有毛驴吗？再说了，他在中国待了那么久，若连毛驴都不认得，就太不像话了吧。
好，我接着说，有甚说甚。翌日，川田执意要把我们送到长春。每当列车经过弧形转弯，川田都要把头伸向窗外，他说他喜欢听噪音中的金属声。奉天是矮脚虎的地盘，长春却是大洋马的天下。到处都是俄罗斯人，连马夫都是。川田迷上了俄罗斯人手中的希腊式神像，以及马夫戴的那种厚重的皮帽。当雪花落到刚买来的皮帽子上时，他会遽然大笑起来。在北京医专时，他就常常喝醉，是个宿醉者，而他也似乎不愿从宿醉中醒来。他吵着要跟我们一起到莫斯科，葛任只好对他说，一旦我们在那边安稳下来，就电告他，让他到赤都与我们会师。但他后来却再也没有了音讯。
小红从美国货那里回来时，给我捎了一个馒头，一碗青菜汤。端起那碗汤，我故意说了一句：“这汤可真好，跟甜菜汤似的。唉，要是再有一份荞麦糊就好了。”这么说着，我留意她的反应。我果然看到她笑了一下。她的笑进一步证实，她是晓得我的底细的。“荞麦糊”和“甜菜汤”是个典故。刚到延安时，许多人瞧不起智识分子，我便拿我的俄国之行回击他们，让他们明白我在革命的心脏莫斯科待过。每当有人说甚么饭太稀，我就告诉他们，我在俄国喝的荞麦糊、甜菜汤，比这还稀。天上有个月亮，碗里也有个月亮。我这么一说，就把他们给呛住了。因为葛任是个名人，所以，我还经常拉大旗做虎皮，每次说起荞麦糊和甜菜汤，我都要扯上葛任。我用筷子搅着碗，对他们说：“葛任就是喝着荞麦糊和甜菜汤，翻译出《国家与革命》的。你们呢，小米粥喝了，南瓜汤也喝了，也没见干出甚么业绩。”他们气得半死，可拿我一点办法没有。有一日，一个女人来看病，她支支吾吾地不愿多讲。可我还是听清楚了，她是白带过多。她也是个智识分子，早年在法国留过学。因为法国不是革命的心脏，所以她对我的俄国经历又气又恨。她比我早一年到延安，常以老革命自居。这次我故意对她说：“你要是待在俄罗斯就好了，因为可以经常喝到荞麦糊。那东西降气宽肠，除白浊，去白带。”她红着脸说：“中国也有荞麦啊。”她说得对，但我懒得搭理她。尔后，随着我成为毛驴茨基，“荞麦糊和甜菜汤”就成了笑料。在后沟的日子里，看守们最喜欢拿这个来挖苦我。有时我正喝着小米粥，他们就像敲狗食盆似的敲着我的碗，问道：“姓白的，你喝的甚么呀？喝得那么香。”我要说小米粥，他们反倒不高兴。倘若我说荞麦糊，他们就会笑得前仰后翻，还相互拍着肩膀，“快看呀，毛驴茨基连小米粥都不晓得，真让人笑掉大牙。”不，那时我已经不生气了。以前，葛任曾对我说过，别人的不幸，就是你的不幸。可到了后沟，我就不信这个邪了。我懂得了这样一个真理：你的不幸，就是别人的幸福；一帮人过上了好日子，另一帮人就得倒大霉。
既然小红晓得了这个典故，我就顺便给她解释了一番。我说，在俄国时，我的肚子里确实没少装荞麦糊和甜菜汤。不为别的，一来那东西便宜，二来那东西抵饥。吃不饱，汤灌缝嘛。这么说着，我就想起了葛任夜间写作的情形。那时候，葛任常常通宵写作，或者翻译文章。写到半夜，饿了，他就啃一个黑面包，喝一碗荞麦糊。他写的不是诗，而是各种报道。要不，就搞他的汉字拉丁化研究。他也翻译很多东西。对，那时候葛任的俄语已经很地道了，他还起了个俄文名字忧郁斯基。除了翻译托尔斯泰和普希金的小说，他也翻译了托洛茨基和列宁的许多演讲。当然，我最喜欢看的是他写的文章，主要是游记。之所以喜欢看，是因为他写到的地方我也去过。这么说吧将军，看他的文字，你就像在夜晚的清凉中，欣赏到了自然的温存和恬静。斑鸠梳理羽毛的声音，你都可以听到。他喜欢从小处看问题。他曾说过，别人都是从大处从高处看问题，他呢，却要从小处从低处看问题。别人看到的是灶膛里的火，他却喜欢看从灶膛里溅出来的火星。他喜欢写一些小事，写一些风景。譬如，树叶在朝露中苏醒过来，又在正午酷热中昏迷过去，尔后呢，又在夕阳残照中变得肃穆。不，不，不，这都不是我说的，我没这个本事，这都是葛任的话。莫斯科有个牧首湖，如今改叫少先队员湖了，它很像我们老家青埂山下的一个小湖，我们常到那里去。他有一篇文章就叫《牧首湖》。他写过湖上的波纹，说那波纹太温柔了，好像不是波纹，而是圣母的发丝。因为我们在教堂里待过，所以我们还喜欢进教堂，进了教堂就像回到了自己的童年。它的结构很精巧，像是花边织成的。走进去，你的出气声都会变细。就在《牧首湖》中，他还写到了在教堂外边飞驰而过的马车。从延安出来时，我坐在毛驴车上，还想起过葛任写到过的情形。那辆马车上面坐着一位袒露双肩的贵妇人。她很阔气，只是坐姿有点不雅，搔首弄姿还不够练达。我记得葛任说过，她很可能是某个布尔塞（什）维克官员的妻子，刚从格鲁吉亚或乌克兰的某个小镇来到莫斯科，假以时日，她会像个真正的贵妇人。当然这也难说，一来那位官员的某个情人可能很快取代她的位置，二来那位官员很可能被拉出去毙掉，她自己会成为阶下囚。
有甚说甚，自从窦思忠提到葛任可能被打成托派，我就不断想起葛任当初与托洛茨基的交往。我想，如果真的把他打成托派，他可能也无话可说，虽然他对老托也是看不惯的。我记得，作为一名记者，他曾和托洛茨基有过私下交谈。其实，我比任何人都清楚，虽然他后来认为托洛茨基能够顾全大局，是条汉子，可当初他对托洛茨基并无甚么好印象。他曾对我说过，托氏是个神经蛋，脸上的肉讲话时乱动，不讲话时也乱动，好像马蜂在上面做了个窝。托氏唇髭厚实，就像个鞋刷，当脸上的肉莫名其妙抖动的时候，那就更像鞋刷了。在另一篇文章中，他写下了他听列宁演讲的情形。那是在克莱摩宫的安德烈大厅。列宁牛气得很，用德、法、俄几种语言演讲。他写道，电气灯开着，把列宁的身影投射在墙上，投射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几个大字中间，比延安的宝塔山还要高大。他后来之所以被看成马列研究方面的专家，就跟他与列宁的接触有关。陕北有句俗话，叫“没吃过猪肉，还能没见过猪跑”。可在边区，除了王明等少数人，大都没去过苏联，更没有见过列宁。这么一来，葛任就显得鹤立鸡群了，因为他不光见过猪跑，还吃过猪肉。
不，我怎么会那么傻。在火车上，除了说荞麦糊和甜菜汤，我并没有提到葛任，更没有提到列宁和托洛茨基。言多必失，我可不想再次因言获罪。小红在一边鼓励我，要我畅所欲言。我想，这小娘儿们是不是要引蛇出洞呢。我想，讲可以讲，问题是甚么该讲，甚么不该讲，要心里有数。戏子无情，婊子无义，哪一天她要是把我屙出来，我可又要遭殃了。想到这里，我不光心中惶恐，还有点忧郁。葛任的那个俄文名字起得太好了，我如今也很忧郁，也成了忧郁斯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