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是明治三十二年左右（我六七岁时。我出生于明治二十七年十月，三重县名张町，本籍是同县津市）。父亲担任名古屋商业会议所的法律顾问，每天出门上班，应酬也不少。当他不在的秋日长夜，祖母和母亲在做腻了针线活的时候，经常会在起居间的石油灯下，各自读起小说来。当时是租书店业最繁荣的时期，祖母喜欢租一些描写望族继承权纠纷的讲谈本，而母亲则喜欢泪香的侦探小说（我是母亲十八岁时生下的孩子，所以当时母亲才二十三四岁）。我窝在读书的两人身边，偷看泪香作品上的恐怖插图，聆听母亲对图片的简单说明。可那时候的我还不明白侦探小说的乐趣所在，母亲也没有把侦探小说的大致情节转述给年幼的我。
第一次体会到侦探小说的乐趣，应该是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算了一下，那是日俄战争前，明治三十六年的事。我沉迷于严谷小波山人的世界童话的大铅字里，还读不了报纸，不过天生爱好小说的母亲每天都会读报纸上的小说给我听，每天听母亲念故事，是我的一大乐趣。
当时大阪每日新闻正连载菊池幽芳译的《秘中之秘》，那是一部非常悬疑刺激的侦探小说，正是母亲喜欢的。一边看插图，一边听母亲念故事，是我无上欢喜的事。我还没有去查《秘中之秘》的原作是什么，但以旧式的怪奇侦探小说而言，它相当精彩，足以让初次接触这类作品的我沉迷其中。
当时，正好小学举办了每年一次的才艺发表会，我从三年级生当中被挑选出来表演一些节目。当老师这么交代的时候，我心里立刻决定了要讲《秘中之秘》的故事。发表会时教室拆下纸门，几个小房间连成一大间，除了全校师生以外，也邀请家长前来，场面热闹非凡。我穿上黑色与淡灰色相间的粗直纹米琉稠布的和服上衣、裤裙，站在讲坛上。我很喜欢这件米琉和服鲜明艳丽的花纹，昂首阔步走上讲台。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在人前演讲，内容还是复杂万分的成人小说，我没考虑怎样讲听众才爱听，而是自顾自说着，情节也说得颠三倒四。我是自己意识到失败的，走下了讲台。
我自行读起泪香的侦探小说，是高等小学二年级（现在的小学六年级）的时候，中学一二年级之间，我都沉醉在泪香的作品中。当时的少年都是循着小波山人的童话故事、押川春浪的冒险小说的顺序阅读，我也不例外，一样喜欢春浪。但我记得比喜欢上春浪的时间晚一些，就迷上了泪香，看春浪的同时，也对泪香爱不释手。春浪满足我对武侠冒险的嗜好，而泪香满足了我对怪奇恐怖的兴趣。
从那时候开始，我将每个月订购的杂志从《日本少年》换成了《冒险世界》（春浪主笔），这类杂志和春浪的单行本我几乎都是在自家附近的新刊书店买的。由于时代的原因，泪香初期的侦探作品新刊书店几乎买不到，我是从租书店借的。我成了离家不远的一家大租书店的常客，当时租书店里最有人气的作家是泪香与村上浪六，这两位作家的小说，不管哪家租书店的架子上都非常齐全。
我已经不记得我读的第一部泪香作品是什么了。不过上小学以后，母亲应该比较详细地告诉过我泪香作品的情节，后来再读就是极自然的事了。我召集了附近的孩子，把泪香的故事说给他们听。应该是刚进中学不久，邻近的同年好友比我早看了《严窟王》、《呓无情》，十分震撼，推荐我也去读。当时我尚未读过这两部大作，便立刻租来看，看得浑然忘我。可是比起这两部作品，我记忆更为深刻的却是《幽灵塔》。是因为它的内容与读它时的情境联结在一起，让我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吧。
中学一年级的暑假，我的外祖母去热海温泉疗养，邀我一块儿去，于是我便跟着她一起踏上生平第一趟长途旅行。丹那隧道要到很久以后才开通，当时小田原一带过去都还是轻便的铁路，铁轨上的火车头让我觉得稀奇极了，只看得到巨大的烟囱突兀地耸立着，像一个玩具。与现在的热海相比，当时的简直就是乡下的温泉浴场。我们在那里泡汤、去海边游泳、拍照，住了一个月。某个雨天，为了排遣无聊，我去热海的租书店借来了菊判共三册的《幽灵塔》读了起来，恐怖与精彩的内容立刻掳获了我。放晴之后我也不想去海边，躺在房间里整整两天，废寝忘食地读着。等我从热海回来，回顾这场旅行，最深刻的竟然不是温泉、不是大海、不是轻便铁路、更不是新鲜的鱼类，而是就算不去热海应该也读得到的《幽灵塔》。我自少年开始，就已经能领略虚构世界的美妙了。
因此，中学一二年级的时候，我就读完泪香的作品了。中学毕业时，父亲事业破产，远渡朝鲜。而我立志半工半读，通过了早稻田大学预科插班考试。从明治四十五年（大正元年）夏天起，大约一年之间，我上学之余在汤岛天神宫下的一家小印刷厂打杂、当抄写员，根本没有读小说的时间。不过到了大正二年春天左右，外祖母在牛込喜久井町租了幢小房子，把我接去一起住，暂时不必赚钱养活自己的我，又从喜久井町的租书店租来泪香的作品重新再读。
说到大正二年，我虚岁二十，却不可思议地未曾与文学界发生任何关系。中学时我在报纸连载上读了两三部夏目漱石的作品，后来一发不可收拾，系统地读了不少。尾崎红叶、幸田露伴、泉镜花等人的老作品（露伴的《对骷髅》、镜花的《夜行巡查》等作品让当时年幼的我深受感动。那时还不曾接触过广津柳浪的作品），也读了不少以田山花袋的《蒲团》为首的日本自然主义文学作品，遗憾的是这类自然主义小说根本吸引不了我。对我来说，那只是有许多性爱描写场面的小说，我对这类宛如性生活日记般的内容提不起兴趣。可能那时候我就觉得纯文学很无聊，渐渐地不再关注了，终于对文坛的状况一无所知了。仔细回想一下，谷崎润一郎在《新思潮》发表《刺青》、《麒麟》是明治四十三年的事，那时候我已上了中学四年级，却完全不知道文坛的新文学运动。犹记得中学的国文老师说：“这阵有个叫谷崎的年轻作家专写些不正经的小说，还很出名，我劝你们最好别去读那种不三不四的东西。”可是我却连“既然那么不三不四，我也来看看好了”的念头都没有。
上了大学以后，我也读了一些翻译的俄国文学，但我是个穷学生，没时间也没钱，所以没能成为文学青年。大学我也选了政治经济系，对文学则毫无兴趣，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我当时的性格吧。我开始沉迷于《中央公论》的小说专栏，是大学毕业一两年后，二十五六岁时的事。第一次读到谷崎润一郎的小说，也是大学毕业的隔年，大正六年，二十四岁的时候。
说到这里，我认为对喜好思考、热爱文艺的人来说，在当时的日本没有就读官立大学到高等学校，是毕生的不幸。高校时代（当时的制度是寻常小学四年、高等小学四年，读完高等小学两年后可以参加中学入学考试。然后是中学五年，高等学校三年，大学三年）正值对自己以及人生产生深刻疑惑的烦恼多发期，也是探索哲学、文学等先人思考历程的欲望最为旺盛的时期。在这三年之间，需要一位适当的指导者，相互启发的同学，努力增进语学能力，大部分时间都应花在阅览古今内外名著上。对于没有经历过这种高等学校时代的人来说，这样的一段经历着实非常有吸引力。在这段期间通过广泛涉猎阅读形成的文学素养，终生受用，也会成为未曾进入高等学校以及进了但并非如此规划的人之间的一条分水岭。
我正准备参加高等学校入学考试的时候正逢父亲破产，我打消了当时难以靠半工半读就学的官立学校，而志愿去读没有兼职限制的私学。（老实说，因为我老是请假，中学成绩不是很好，反而对于可以不必参加高校考试感到庆幸。）但我中途插班进了早大预科，实际上只读了一年多，而且还是半工半读，没时间也没钱买书，根本想不到要广泛涉猎先人著作。进入大学部以后，欠缺基础素养的同时，对专门学问发生了兴趣，忙于此道，终究没有时间去涉猎一般文化素养了。
（收录于岩谷书店《侦探小说三十年》、桃源社《侦探小说四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