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风歧
一九三四年底，我认识了黄子文同志，并与他一起生活、战斗了一个时期。今天，回忆与子文相处的那段历史，提起子文一家为革命所受的挫折，遭受的损失，我的心情倍感沉痛。
黄子文的家乡三原武字区和我的家乡富平觅子乡，县界相接，地连阡陌，我居住的上官村与武字区仅是一沟之隔，两岸农民素有往来。一九二八年，黄子文在武字区组织农民进行“交农”运动和“武装围城”斗争，革命声势浩大，波及四面八方。那时，我们村封建势力比较浓厚，农民的守旧思想比较严重。但西原农民起来闹革命的事情，却成了村子里人们街谈巷议的话题。我当时年幼，从村里人的谈话中得知西原农民革命的头头叫黄子文，是个大学生，他为了解放劳苦大众，把家里的粮、钱、枪都拿出来了。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黄子文与他兄黄子祥等同志领导的农民革命斗争，范围越扩越大，力量不断壮大。子文同志带领大家在原、富交界一带打击土豪劣绅的革命事迹，给这一带农民思想上留下了深刻的影响，人们或明或暗地纷纷投入了反封建、打土豪、求解放的革命运动。
一九三三年春节，三原党组织派武字区共产党员王瑞琪到我的家乡一带搞革命活动。他先后建立了上官村、康家洞、禾家原三个地下党支部，发展了一批党员，我也是在这个时期加入党组织并参加革命的。同年冬月二十七日，由于形势恶化，王瑞琪和我等—行五人北上，找黄子文同志未遇。当我们由石门关返回时，党支部被敌人破坏，王瑞琪同志被捕。
一九三四年底，我在旬邑搞兵变后，北上苏区，在旬邑阳坡头见到了黄子文同志，他当时是南区革命委员会主席。当我向他谈起党支部被破坏，王瑞琪同志被捕之事时，他说：“这些情况我已知道了。已托人把王瑞琪保释了。”随之亲切地对我说：“你兵变成功来到这儿，我们一块干革命吧！”
黄子文同志如此平易近人，对革命同志是那样关心，消息又是那么灵通，当时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曾从内心发出“子文不愧是农民革命的英雄人物”的感叹。
在与子文同志共同战斗的岁月中，我发现他工作积极、作风扎实。他经常深入下去，帮助基层干部建立乡政权，又常常跟随游击队对敌人作战。记得一次打安社的保安队时，他带头冲在前面，撤退时却留在最后。当时游击队的指战员对他这种英勇精神，无不打心眼里佩服。
黄子文同志在党内斗争问题上，一贯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相信组织，忠于我党。听说一九三三年八月的陈家坡会议上，党内的一股逆流冲击到黄子文兄弟身上，他哥哥黄子祥同志（红二十六军骑兵第四团团长）被赶走。会上，黄子文同志虽然保留自己的意见，但会后从未散布过对领导不满的言论，他自信党内错误的做法，迟早会被觉悟提高后的党员所识破。黄子文同志虽然蒙受了严重打击，但他在政治上、思想上对党是无限忠诚的。
一九三九年夏季，我在延安南关市场，偶然遇到黄子文，在交谈中，他说：“我最近要到华北去一趟”，我问：“到华北干什么去？”他告诉我，去看她姐姐，她姐姐曾在北京上学，大革命时被捕入狱，释放政治犯时被放出来了，在河北抗日根据地工作，由于在狱中身体受到敌人的摧残，盼望亲人看望，如盼望春雨一样。听了他的谈话，我感到子文同志是个重感情的人。
子文同志与哥哥、姐姐早期就投入了革命工作，他的爱人李盛云也从家里来到苏区，带着几岁的孩子，为革命奔波。后来，他侄女（子祥之女）黄培兰也从西安来到苏区参加了革命。他的家庭是真正的革命家庭。子文的姐姐黄侠仙在河北被敌人杀害，我们党内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把陈家坡会议的错误路，线延续到一九三五年的错误肃反，又以莫须有的罪名，残无人道地杀害了子文年仅十七岁的侄女黄培兰。
黄子文同志在一系列挫折和打击面前，没有丧失革命的意志，有表现出对党的怀疑和报怨。他在各种压力下，在各种环境中，为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顽强地生活着、战斗着。一九四七年五月，他与哥哥子祥及其他同志组织领导的陵前起：义，正是他对党忠贞不二的精神的体现。黄子文同志不计个人恩怨，对党满腔赤胆忠心的广阔胸怀，值得我们健在者永远铭记。
同年六月，黄子文同志在带领渭北总队第一支队在三原小道口战斗中，不幸阵亡。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关中地委在马栏召开追悼大会时，西北局发来电报，对黄子文同志作了公正的结论，使他几十年的沉冤得到了平反。电报指出：黄子文同志一生为革命贡献了他的一切，乃至佰的生命，是党的好儿子，特决定恢复黄子文同志的党籍。我当时代表关中地委在会上沉痛地悼念了子文同志革命的一生。
光阴荏苒，黄子文同志牺牲整整四十个春秋了，当我们再度怀着沉痛的心情，回忆子文同志革命的一生时，深深感到他忠于党，忠于人民的崇高精神和对同志，对群众一视同仁，赤诚相待的优良品质，永远值得我们怀念，值得我们学习。
（尚文、永斌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