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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年秋天可谓多事之秋,当然,这是就我个人而言的,阿莱假怀孕的风波刚刚过去,就出了一件事,这事是刘欣引起的。
刘欣一直跟华杨过从甚密,跟我关系一般,我们搞的那个乐队不过是名义上有那么回事而已,真正谈的上热爱摇滚的似乎不过是刘欣一人,主要原因是他无所事事,连女朋友都没有,业余时间又大多,对上学没什么兴趣等等,但那年北京地下摇滚似乎有了一点气候,很多人或出于兴趣或出于其他目的都掺和了进去,于是出现了不少小范围的聚会,我和华杨刘欣去了几次,都觉得挺热闹,于是回来商量能不能自己也把事弄大点,我们三个人的特点是什么乐器都不会,而且音乐知识极其贫乏,连五线谱都不识,后来得知,搞摇滚似乎凭的是感觉,只要有了乐器尽情发挥就是,至于其他,根本不重要。这一点是我们在摇滚聚会上的收获,更大的收获是我们在那里认识了几个人,他们的状态跟我们差不多,不外乎游手好闲之余总觉得该干点什么,于是乐队鸟枪换炮,不仅成员多了,而且变得正式起来,租了农民的平房,凑齐了乐器,开始合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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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合练,也不过是把几样乐器接上电源,通过一个小功放一齐奏响,声音比原来华杨的那把破吉它大了许多,当然也乱了许多,若干人陶醉其中,乐此不疲,长此以往,居然也能弄出一些听着还过得去的声响,大家群策群力,填上些歌词,由华杨不管三七二十一,一通猛吼出来便完事,唱的不外乎是那些老调重弹,什么"想飞,觉得累,流浪,爱你,对现实不满意,我梦想"之类的东西,好在大家当时都特真诚,也没觉得有多傻,于是一切便继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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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是乐队,人员便有了分工,华杨弹主音兼唱歌,刘欣弹键盘,我弹一个电贝司,辛小野吹一个萨克斯管(她原来吹过小号),新认识的徐通打架子鼓。还有一个经纪人,叫陆然,他写一些歌儿,到了点通知我们去排练,乐器差不多都是他找来的,这个人挺怪,好多人都认识他,他有时到处找不到,有时又好像同时出现在好几个地方,他把乐队改名为"超级赛车",对外面人说起这个乐队常常用"我的"作前缀,好像他是老板,我们是雇员一样,事实上,在当时,他就是这个乐队的老板,我们不过是一些充满热情的穷学生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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碰到陆然纯属偶然。
一天,我和刘欣在中原宾馆地下迪厅碰到一个女孩,是我的高中同学,叫曲红(我们后来叫她老川,名声挺大,因为丫特喇,甚至跟我们物理老师都有一腿,她人极聪明,很少看书学习,但考试成绩总是停在前三名上,很少掉下来,小小年纪身体就发育的特成熟,屁股圆溜溜的,走路时两只乳房上下晃动,眼睛特大,跟体育班的男生关系特好,她没去过体校,却在学校运动会上得了三届女子四百和八百的第一,比在体校混的那帮小妞儿跑的还快,她一跑,连最正经的老师都为她叫好,我想那是出自真心的,因为从跑道边上看来,她的两只乳房突突跳动,细脖子细腰左右摆动,新鲜诱人,有时她一个踉跄,就像会直接扑入你怀中一样,叫人不禁见色起意。偏巧又正是此人,担任着学校团支部书记的职务,发个奖状什么的都得从她手中领来,学校开大会,司仪总是她,总之当时的确红极一时,叫人很难不产生非分之想,有一度我曾经想嗅她,但是向晓飘也在我们学校,大天跟我抬头不见低头见,而且我们学校这种事传的特快,所以机会可以说是根本没有。她第一次在我们学校跳迪斯科时轰动一时,差点让老师把她的公职给撤了,但她见风使舵,几天后教同学们跳"国标",所有的老师都跟着沾了一回光,她又一次浮出海面,毕业时的校歌还是她领着我们唱的,可谓辉煌的有始有终。毕业后她销声匿迹好长一段,没想到在时髦的场合又碰到她,足见此人是个真正的风云人物。
我和她聊了一会儿学校的事,谈得投机,她对我说:"给你们介绍一下我的男朋友,他叫陆然,在师大上学。也在搞摇滚。"然后对着吧台那边一通乱喊,那边走来一个瘦高个,手里拎着一瓶筒啤,笑眯眯地冲我们点头,我们握了一下手,刘欣回学校去叫华杨,我们三个到安定门等他们,记得华杨那天晚上唱了一夜的歌,我们喝掉了二十四瓶啤酒,聊了一整夜摇滚,凌晨出现早班车时,我们一起去海淀的魏公村陆然的住处,那里有装备一个乐队的全套设备,陆然告诉我们,这是他们原来那个乐队留下的东西,现在那支乐队的人都混出来了,买了新的乐器,乐队也烟消云散了。
陆然告诉我们:一切事情的结果都是坏事,不信等着
我当时以为他喝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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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年秋天是这么结束的,10月底,树叶大半零落,街上刮起了干燥寒冷的西北风,阿莱真的怀孕了,在天坛医院做手术时,我在外面的长条凳子上坐立不安,前面是妇产科的手术室,门口有个蓝色的布帘半遮半掩,里面传出不知哪个女孩的尖叫,吓的我够呛,休息室不让抽烟,我到外面的走廊里抽,走廊里有个护士又把我轰到男厕所,我在那儿足足抽了三支才出来,然后回去等阿莱,等了快一个小时,阿莱出来了,我们走到大门口,阿莱说疼,走不动,我们一起坐在台阶上休息,冷风一吹,我们俩显得特惨,我打了一辆夏利,和阿莱一起回到安定门,阿莱喝了不少水,然后看了一阵录像,看到一半,阿莱睡去。
第二天,她完好如初,下午还和她们班的女生打了一会儿排球,透过我们班脏乎乎的窗户,我看到她穿着棕色羊皮夹克的身影在操场上晃来晃去,心里很不是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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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陆然以后的三个月,乐队在排练时轰然奏响了第一支曲子,是约翰·丹佛的《阳光在我的肩膀上》,那时阳光已经变得冷冰冰的了,进入了冬季,天空阴惨惨的,到处是灰蒙蒙的景色,树上光秃秃的,所剩无多的黄色叶子挂在树上,随着冷风四下摇摆,有时一阵小风就能吹下一大片落叶,人们穿上了冬天碍手碍脚的羽绒服,一个个臃肿不堪,我弹贝司的手指尖上磨出了厚厚的老茧,每个星期我们排练三次,每次都能在一起混十来个小时,阿莱去过一趟位于北京西郊的排练室,然后就再也没来过。 我们为了租那家农民房,每月得付150元的房租,这个月又是我替刘欣垫上的,他的那个雅马哈电子琴坏了,变成了哑马哈,华杨帮着修了两天才修好,辛小野和华杨闹了一点别扭,两人排练时互不说话,常常由刘欣传话,弄得大家心里都挺堵。大二期末考试近在眼前,大家心里都七上八下,不知自己的结果将会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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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厌倦了,我真他妈的厌倦了,一天又一天,我不知是什么东西支持着我活下去,身体内部的那根钢筋软了,我的心脏也仿佛不爱跳了似的,我觉得自己慢慢松懈下去,每天临睡前我都一遍遍默念:这次别醒来,这次别醒来。
这种突如其来的致命的绝望又在袭击我了,就像发高烧一样,每隔一段时间,它就要来一次,我想我无法摆脱它,在大二那个空虚的冬天,在阿莱和我一起为过冬去商店挑选棉被时,我迈着不情愿的脚步走在她身边,阿莱不知道我的这个变化,她在商店里挑呀挑呀,我跟在她身后,有一搭没一搭地回答着她的问话,从一个商店跑到另一个商店,也不知转了多少地方,终于买到一床厚厚的松软的棉被,回去以后,我就盖着它进入了冬眠,阿莱起初很担心,后来,她见我虽然每天只吃一顿饭,睡十五六个小时,可仍旧可以跟她做爱,也就见怪不怪了。
11月中旬,我忽然开始疯狂地复习功课,因为快考试了,我如果还想把大学混下去的话,每门功课就得考到75分以上。叫我奇怪的是,我做到了,当然,除了对儿虾的那门,考完试后,我们班有两个同学被开除了。我听说了他们的名字,可不记得他们的模样了,这是两个不声不响的同学,听说学的很用功,他们默默地考进来,又默默地被开除出去,真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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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假过的非常一般,我们每个星期聚到一起五天,寒假开始排练陆然写的一首歌,叫《向前冲》,这首歌儿我至今有时仍然听上那么一遍,几乎没有什么旋律,从各方面来讲都算不上是什么作品,可我就是非常爱听,每当我心情恶劣的时候我都会听一听,这首歌就像是灵丹妙药,仿佛是专门为了医治我的空虚无聊而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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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得讲一讲陆然。
陆然生于68年,和我同岁,也属猴,毕业于北京八中,他管那所学校叫做大粪坑,那个学校两次差点开除他,第三次终于如愿以偿,理由是他让一个比他高一年级的女生怀了孕。而后他参加了一个补习学校,用半年的时间学完了高中后两年的课程,考上了师大,所以他比我们高一级,是八六级,他考师大的原因是因为听说那里出过很多作家,而他一直想当个作家,可惜,上了半年他就理想破灭了,他读过很多书,和一帮搞写作的人混过一段时间,但很快对那些人厌倦了,在一次校庆晚会上, 他认识了跟男友一起去的老X,被她迷住了。经过将近一个月时间的疯狂追逐,总算如愿以偿,把老X弄到了手,老X当时正迷恋摇滚,他也跟着她一起迷恋,想尽办法组织了一个乐队,乐队用了一年半时间混出了样子,被一个香港唱片公司收买了,因为和公司不和,他一个人离开了公司,然后就碰到了我们。
陆然家境比我们这些人都要富裕一些,他母亲对他一味纵容,每有老师家访谈到他的种种缺点时,他母亲总是把老师逐出门外,为了让他能够在上课时间看一些所谓的内部电影,他母亲不仅亲自为他弄电影票,还替他写病假条儿蒙混老师,他父亲身居高官,却对他母亲惟命是从,也就对他的一切不理不睬,所以此人对一切都满不在乎,除了我们,他还有很多天南地北的朋友,他有一个第一批买的呼机,总是响个不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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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年3月中旬, 虽然早就过了春节,北京仍然冷风阵阵,校园里的树木高高低低,光光秃秃,摇摇摆摆,叫人在里面生活只觉整天恍恍惚惚,飘飘悠悠。
一天上午大约九十点钟,我迈着极不情愿的脚步,非常不坚定地走进教学楼三楼靠左手第二个门,那是我们的教室,正是课间,形形色色的同学在教室里不安地走动,我走到我的位子前,吹了一下椅子上面的土,然后坐下,小心地拿出书,轻轻地放在桌上,以免溅起尘土,然后站起来走回楼道。
楼道里散落着从各班中走出来的学生,一个个七歪八靠,倚墙而立,个个神情冷漠,就像刚刚被虐待过的囚犯一样,叫人大倒胃口,那些外地考过来的精英更是叫我一认出便手心痒痒想找块砖头,远近零星飞过来的夹带各种方言的普通话,一听便知是那帮外地学生在哗众取宠。
我碰到的第一句话是"有烟吗",我一看,是焦凡,他两手插兜,头发脏乱如乌窝,脸上油光光的像被一把火烧过一样,不用问,那是因为偷用了我的擦脸油,这件事从一人冬便开始发生,有一天早晨,我被同宿舍的人叮叮吮吮的起床声吵醒,抬眼一看,焦凡正把手伸进我的抽屉里,熟练地拿出一瓶爱依绵羊油,拧开盖子就用,连瞟都不往我这里瞟一眼,然后,往回一放就算了事,他的这个举动叫我从始至终看得一清二楚,可他居然没有注意我盯着他看的眼睛,我本想跟他说上几句,又一想为这点小事似乎有些不值,只好眼睁睁地看着他吹着难听的口哨,得意扬扬地离去。
我从兜里掏出都宝,从中抽出两支,一支递向焦凡。谁知他竟然不接,把嘴一努,我只好把烟塞进他的嘴里。我从兜里找出打火机把两支烟点燃,他抽了一口后扭头走了,几个取信的学生从身边经过,其中的一个正边走边撕开信封,这时我们班的普物课代表刘军从教室里出来,四下里看了两眼,目光落在我身上,然后冲我招手,我问:"有事吗?"
他把我拉进教室,一直拉到黑板前,在我愣神儿的当口,往我手中塞进一个黑板擦,我一不留意,竟然接住了,他指了指写得满满的黑板,然后回到自己的位子上,靠近黑板的几个男女生一齐大笑起来。刘军自以为做了一件挺幽默的事,回到位子上也跟着笑,一边笑一边看着我,这个卑鄙小人在我旷课时从来都毫不手软,每次登记时首先填上的必是我的名字,有一次,我来上课,老师间他:"今天有谁没到?"他毫不犹豫就报出了我的名字,其实他在课问还从我这里蹭了一支烟,明明知道我在,这一举动不过是想逗同学一笑而已。就是这么一个人,也妄图想叫我擦黑板,真是做清秋大梦!
我转身走到他面前,把黑板擦往他桌上一扔就走回自己的座位,这孙子面色突然变得铁青,因为先前那几个笑我的同学正在笑他,他坐在位于上,足有十秒钟一动未动,然后站起来,再次走到我面前,对我说:"周文,今天该你擦了。"
我没理他。
他把声音提高了一点,又说:"周文,教室里不准抽烟。"
我说:"你有病呀。"
他有点挂不住了,他是那种人,自我感觉良好的要命,开学时还竞选过学生会主席,据说他在安徽一中时就当过,可惜发表竞选演说时,他那一嘴怪异的普通话却招来了阵阵嘲笑声,每当他说到结巴处,就会传来一片掌声,当然,结果不问可知。他为那次竞选还特意写了一篇讲演稿呢,后来他竟为此难受过几天。这么一个神经病,现在就站在我面前,小脸通红,一会儿又变成蜡黄,手持一个黑板擦,一动不动地站在我面前,绞尽脑汁想叫我出丑。
我斜了他一眼,为了让他更难堪,我问他:"你这么站着累不累呀?"
他两眼盯住我,我觉得他快哭了,不知为什么,我们俩这一举动引起了全班同学的注意,那些在外面转了一圈儿的同学现在正纷纷走进教室,上课铃就要响了。
他用眼睛的余光注意到了正看着我们的同学,因此更加紧张,我低下头,看都不看他一眼,把手里的烟头扔进课桌,从课本的第一页撕下一张纸,把桌子擦了一个遍,上课铃响了,在铃声中,我对他说:"你要再不走就站着吧。"
忽然,他转身走了,咚咚咚一直走到黑板前,奋力擦起来,老师走了进来,不满意地看着他,他擦几下便停下来,用仇恨的目光望向我,为了表示男子气概,他擦完后把黑板擦啪地往讲台桌上一扔,又看了我一眼,最后才回到自己的位于上,坐下之后,再瞪我一眼,好像在说:你等着。
我知道,此人像一切外地学生一样,不仅装腔作势,而且欺软怕硬,特能诈唬,为了检验一下他是不是想我对怎么样,一下课我就凑到他的桌边,低下身去问他:"你擦黑板时老看我是什么意思?"
他抬起头,看到我正紧紧盯着他,脸上的表情由惊奇转成严肃,又由严肃转成尴尬,由尴尬转成愤怒,鼻翼剧烈地翁动着,双手不由自主地握成了拳头,他从椅子上站起来,一把拉住我,在众目睽睽之下走出教室,边走边说:"周文,咱们到外面说去。"
我一把打掉了他拉住我的手,我们俩一齐往外走,后面跟着几个推测可能会出事的同学,我们下了楼,穿过操场,来到没什么人的小花园,我站住脚,一回头,叫我惊奇的事情出现了,此人竟用一张笑脸对着我!
我们中间隔着大约有三四米远,我一步步走近他,他向后退,一边强装笑容一边对我说:"有话好说,有话好说……"
我扫了一眼四周,见没什么人,不知为什么,怒从心头起,我突然走近他,到了跟前,抡圆了胳膊给了他一个大嘴巴,又照他肚子上踢了一脚。
他捂着肚子蹲在地上,竟放声大哭,刚才在课堂上的狂劲儿一扫而空,代之以一副可怜相,我厌恶地走开了。
从此以后,刘军每见到我就像我正在打他一样,神情极不自然,并且总是千篇一律地垂下眼皮,然后匆匆离去,有时我因为什么事和他面对面走,在我径直向他走去的时候,本以为会彼此擦肩而过,不料此人忽然斜刺里穿出,慌慌张张的身影眨眼问便不知去向。让我高兴的是,他再也没敢记过我迟到或旷课,我知道他背地里恨我恨得咬牙切齿,与此同时,他有时冲我会心一笑时竟是非常自然,不知为什么?
这个人我到毕业时也没再跟他说过一句话。
有些人就是这么叫我讨厌,讨厌的结果是我远离他们,去和我不太讨厌的人混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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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校园生活中,有一种致命的死气沉沉是每个身在其中的人很难摆脱的,它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上课时的死气沉沉,一方面是下课后的死气沉沉,首先,你得无精打采地到课堂上混过白天的时间,一边混一边想着下课后该干些什么。其次,你下课后发觉其实无事可做,于是又得无精打采地混过更为无聊的夜晚时间,想着更为可怕的上课。这样,一天天你就学会了忍耐。
连阿莱这样的姑娘都觉得学校没劲,她宁可跑到我那里去成大听歌看电视。至于求知,一般能上到大学的人对那种智力游戏的普遍态度是--愿者上钩。
阿菜和我是绝不上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