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的一生中,中学时代是重要的,其重要性往往被估计得不够。这倒也在情理中,因为当局者太懵懂,过来人又太健忘。一个人由童年进入少年,身体和心灵都发生着急剧的变化,造化便借机向他透露了自己的若干秘密。正是在上中学那个年龄,人生中某些本质的东西开始显现在一个人的精神视野之中了。所以,我把中学时代称作人生中一个发现的时代。发现了什么?因为求知欲的觉醒,发现了一个书的世界。因为性的觉醒,发现了一个异性世界。因为自我意识的觉醒,发现了自我也发现了死亡。总之,所发现的是人生画面上最重要的几笔,质言之,可以说就是发现了人生。千万不要看轻中学生,哪怕他好似无忧无虑,愣头愣脑,在他的内部却发生着多么巨大又多么细致的事件。
我这一辈子可以算是一个读书人,也就是说,读书成了我的终身职业。我不敢说这样的活法是最好的,因为人在世上毕竟有许多活法,在别的活法的人看来,啃一辈子书本的生活也许很可怜。不过,我相信,一个人不管从事什么职业,如果不读书,他的眼界和心界就不免狭窄。
回想起来,最早使我对书发生兴趣的只是一本普通的儿童读物。那还是在上小学的时候,班里的同学们把自己的书捐出来,凑成了一个小小的书库。我从这个小书库里借了一本书,书名是《铁木儿的故事》,讲一个顽皮男孩的种种恶作剧。这本书让我笑破了肚皮,以至于我再也舍不得与这个可爱的男孩分手了,还书之后仍然念念不忘,终于找一个机会把书偷归了己有。
我声明,后来我没有再偷过书。但是,从此以后,我对书不再是视若不见,而是刮目相看了,我眼中有了一个书的世界,看得懂看不懂的书都会使我眼馋心痒,我相信其中一定藏着一些有趣的东西,等待我去把它们找出来。
当时我家住在离上海图书馆不远的地方,我常常经过那里,但小学生是没有资格进去的,我只能心向往之。小学毕业,拿到了考初中的准考证,凭这个证件就可以到馆内的阅览室看书了,为此我感到非常自豪。记得我借的第一本书是雨果的《悲惨世界》,管理员怀疑地望着我,不相信十一岁的孩子能读懂。我的确读不懂,翻了几页,乖乖地还掉了。这一经验给我的打击是严重的,使得我很久不敢再去碰外国名著,直到进了大学才与世界级大师们接上头。
不过,对书的爱好有增无减,并且很早就有了买书的癖好。读初中时,从我家到学校乘车有五站地,由于家境贫寒,父亲每天只给我四分钱的单程车费。我连这钱也舍不得花,总是徒步往返,攒下来去买途中一家旧书店里我看中的某一本书。钱当然攒得极慢,我不得不天天去看那本书是否还在,直到攒够了钱把它买下才松一口气。读高中时,我住校,从家里到学校要乘郊区车,单程票价五角,于是我每周可以得到一元钱的车费了。这使我在买书时有了财大气粗之感,为此每个周末无比愉快地跋涉在十几公里的郊区公路上。
在整个中学时代,我爱书,但并不知道该读什么书。初中时,上海市共青团在中学生中举办“红旗奖章读书运动”,我年年都是获奖者。学校团委因此让我写体会,登在黑板报上。我写了我的读书经历,叙述我的兴趣如何由童话和民间故事转向侦探小说,又如何转向《苦菜花》、《青春之歌》等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现在想来觉得好笑,那算什么读书经历呢。进入高中后,我仍然不曾读过任何真正重要的书,基本上是在粗浅的知识性读物中摸索。在盲目而又强烈的求知欲驱使下,有一阵我竟然认真地读起了词典,边读边把我觉得有用的词条抄在笔记簿上。我在中学时代的读书收获肯定不在于某一本书对于我的具体影响,而在于养成了读书的习惯。从那时开始,我已经把功课看得很次要,而把更多的时间用来读课外书。这部分地要归功于我读高中的上海中学,那是一所学习气氛颇浓的学校,阅览室的墙上贴着高尔基的一句语录:“我扑在书本上,就像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一样。”这句话对于当时的我独具魔力,非常贴切地表达了一个饥不择食的少年人的心情和状态。我也十分感谢那时候的《中国青年报》,它常常刊登一些伟人的励志名言,向我的旺盛的求知欲里注进了一股坚韧的毅力。
在高中三年级的寒假,我沉湎在唐诗宋词之中,被感染得自己也写起了诗词。我的笔记本里还保留着那时的涂鸦,虽然不讲韵律,难登大雅之堂,却很能反映我当时的心气。例如,有这样一首词——
丑奴儿
丑者伪也,奴者分也
几分只当屋外风,
随你隆隆;
随你隆隆
只因冷热你不懂。
学识万般靠自通,
莫辨四、五;
莫辨四、五,
眼见伪钩且不红。
这是表示瞧不起分数,看重的是真才实学。为什么要有真才实学呢?心里并不清楚,只是出于一种抽象的志气。请看这首——
偶思赋志
无职少鸣难惊人,
大志不随众笑沉。
读破万卷游列国,
高喊来了对诸圣。
写到这里,我不禁感到好笑。我一直自以为处世超脱,毫无野心,现在翻出旧帐一看,才知不然。在中学时,我的功课在班里始终是名列前茅的,但不是那种受宠的学生。初中二年级,只是因为大多数同学到了年龄,退出了少先队,而我的年龄偏小,才当上了一回中队长。这是我此生官运的顶峰。高中一直是班上的数学课代表,仅此而已。看来当时心中是有不平的,证明人皆不能免俗。说到数学课代表,还有一段“轶事”。因为我的数学成绩好,高中临毕业,当全班只有我一人宣布报考文科时,便在素有重理轻文传统的上海中学爆出了一个冷门,引得人们议论纷纷。当时我悄悄赋诗曰:“师生纷纭怪投文,抱负不欲众人闻。”其实我哪里有什么明确的“抱负”,只是读的书杂了,就不甘心只向理工科的某一个门类发展了,总觉得还有更加广阔的知识天地在等着我去驰骋。最后我选择了哲学这门众学之学,起作用的正是这样一种不愿受某个专业限制的自由欲求。
上课时,坐在第一排的那个小男生不停地回头,去看后几排的一个大女生。大女生有一张白皙丰满的脸蛋,穿一件绿花衣服。小男生觉得她楚楚动人,一开始是不自觉地要回头去看,后来却有些故意了,甚至想要让她知道自己的“情意”。她真的知道了,每接触小男生的目光,白皙的脸蛋上便会泛起红晕。这时候,小男生心中就涌起一种甜蜜的欢喜。
那个小男生就是我。那是读初中的时候,我不知不觉地开始注意起了班上的女生。我在班上年龄最小,长得又瘦弱,现在想来,班上那些大女生们都不会把我这个小不点儿放在眼里。可是,殊不知小不点儿已经情窦初开心怀鬼胎了。我甚至相信自己已经爱上了那个穿绿花衣服的女生。然而,一下了课,我却始终没有勇气去接近这个上课时我敢于对之频送秋波的人。有一次下厂劳动,我们分在同一个车间,我使劲跟别的同学唇枪舌剑,想用我的机智吸引她的注意,但就是不敢直接与她搭话。班上一个男生是她的邻居,平时敢随意与她说话,这使我对这个比我年长的男生既佩服又嫉妒。后来,在一次家长会上,我看见了绿衣女生的母亲,那是一个男人模样的老丑女人。这个发现使我有了幻想破灭之感,我对绿衣女生的暗恋一下子冷却了。
当时我并不知道,我对女孩子的白日梦式的恋慕只是一种前兆,是预告身体里的风暴即将来临的一片美丽的霞光。男孩子的性觉醒是一个充满痛苦的过程。面对汹涌而至锐不可挡的欲望之潮,男孩子是多么孤独无助。大约从十三岁开始,艰苦而漫长的搏斗在我的身上拉开了序幕,带给我的是无数个失眠之夜。没有人告诉我发生了什么,应该怎么办。我到书店里偷偷地翻看生理卫生常识一类的书,每一次离开时都带回了更深的懊悔和自责。我的亲身经验告诉我,处在讨人嫌的年龄上的男孩子其实是多么需要亲切的帮助和指导。
我是带着秘密的苦闷进入高中的,这种苦闷使我的性格变得内向而敏感。在整个高中时期,我像苦行僧一样鞭策自己刻苦学习,而对女孩子仿佛完全不去注意了。班上一些男生和女生喜欢互相打闹,我见了便十分反感。有一回,他们又在玩闹,一个女生在黑板上写了一串我的名字,然后走到座位旁拍我的脑袋,我竟然立即板起了脸。事实上,我心里一直比较喜欢这个机灵的女生,而她的举动其实也是对我友好的表示,可是我就是如此不近情理。我还利用我主持的黑板报抨击班上男女生之间的“调情”现象,记得有一则杂感是这样写的:“有的男生喜欢说你们女生怎么样怎么样,有的女生喜欢说你们男生怎么样怎么样,这样的男生和女生都不怎么样。”我的古板给我赢得了一个“小老头儿”的绰号。
现在我分析,当时我实际上是处在性心理的自发的调整时期。为了不让肉欲的觉醒损害异性的诗意,我便不自觉地远离异性,在我和她们之间建立了一道屏障。这个调整时期一直延续到进大学以后,在我十八岁那一年,我终于可以坦然地写诗讴歌美丽的女性和爱情了。
我相信,每一个人在生命的早期必定会有那样一个时刻,突然发现了死亡。在此之前,虽然已经知道了世上有死这种现象,对之有所耳闻甚至目睹,但总觉得那仅仅与死者有关,并未与自己联系起来。可是,迟早有一天,一个人将确凿无疑地知道自己也是不可避免地会死的。这一发现是一种极其痛苦的内心经验,宛如发生了一场看不见的地震。从此以后,一个人就开始了对人生意义的追问和思考。
小时候,我经历过外祖父的死,刚出生的最小的妹妹的死,不过那时候我对死没有切身之感,死只是一个在我之外的现象。我也感到恐惧,但所恐惧的其实并不是死,而是死人。在终于明白死是一件与我直接有关、也属于我的事情之前,也许有一个逐渐模糊地意识到、同时又怀疑和抗拒的过程。小学高年级时,上卫生常识课,老师把人体解剖图挂在墙上,用教鞭指点着讲解。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脑中盘旋着的想法是:不,我身体里一定没有这些乱糟糟的东西,所以我是不会死的!这个抗辩的呼声表明,当时我已经开始意识到了死与我的可怕联系,所以要极力否认。
当然,否认不可能持续太久,至少在初中时,我已经知道我必将死亡是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了。从那时起,我便常常会在深夜醒来,想到人生的无常和死后的虚无,感到不可思议,感到绝望。上历史课时,有一回,老师给我们讲释迦牟尼成佛的故事,我感动得流了眼泪。在我的想象中,佛祖是一个和我一样的男孩,他和我一样为人的生老病死而悲哀,我多情地相信如果生在同时,我必是他的知己。
少年时代,我始终体弱多病,这更加重了我性格中的忧郁成分。从那时留下的诗歌习作中,我发现了这样的句子:“一夕可尽千年梦,直对人世说无常”;“无疾不知有疾苦,旷世雄心会入土。”当时我还不可能对生与死的问题作深入的哲学思考,但是,回过头看,我不能不承认,我后来关注人生的哲学之路的源头已经潜藏在少年时代的忧思中了。
在我上中学的年代,学校里非常重视集体主义的教育,个人主义则总是遭到最严厉的批评。按照当时的宣传,个人没有任何独立的价值,其全部价值就是成为集体里的积极分子,为集体做好事。在这样的氛围里,一个少年人的自我意识是很难觉醒的。我也和大家一样,很在乎在这方面受到的表扬或批评。但是,我相信意识有表层和深层的区别,两者不是一回事。在深层的意识中,我的“自我”仍在悄悄地觉醒,而且恰恰是因为受了集体的刺激。
那是读初中的时候,为了强化学生的集体观念,老师按家庭住址给学生划片,每个片的男生和女生各组织成一个课外小组。当然,每个学生都必须参加自己那个小组的活动。在我的印象中,课外小组的活动是一连串不折不扣的噩梦。也许因为我当时身体瘦弱,性格内向,组里的男生专爱欺负我。每到活动日,我差不多是怀着赴难的悲痛,噙着眼泪走向作为活动地点的同学家里的。我知道,等待着我的必是又一场恶作剧。我记得最清晰的一次,是班上一个女生奉命前来教我们做手工,组内的男生们故意锁上门不让她进来,而我终于看不下去了,去把门打开。那个女生离去后,大家就群起而耻笑我,并且把我按倒在地上,逼我交代我与那个女生是什么关系。
受了欺负以后,我从不向人诉说。我压根儿没想到要向父母或者老师告状。我的内心在生长起一种信念,我对自己说,我与这些男生是不一样的人,我必定比他们有出息,我要让他们看到这一天。事实上我是憋着一股暗劲,那时候我把这称作志气,它成了激励我发奋学习的主要动力。后来,我的确是班上各门功课最优秀的学生,因此而屡屡受到老师们的夸奖,也逐渐赢得了同学们的钦慕,甚至过去最爱惹我的一个男生也对我表示友好了。
当然,严格地说,这还算不上对自我价值的发现,其中搀杂了太多的虚荣心和功利心。不过,除此之外,我当时的发奋也还有另一种因素起作用,就是意识到了我的生命的有限和宝贵,我要对这不可重复的生命负责。在后来的人生阶段中,这一因素越来越占据了主导地位,终于使我能够比较地超脱功利而坚持走自己的路。我相信,对自己的生命负责是最基本的责任心,一个对自己的生命尚且不负责的人是决不可能对他人、对民族、对世界负责的。可是,即使在今天的学校教育中,这仍然是一个多么陌生的观念。
在我身上,自我意识的觉醒还伴随着一个现象,就是逐渐养成了写日记的习惯。一开始是断断续续的,从高中一年级起,便每天都记,乐此不疲,在我的生活中成了比一切功课重要无数倍的真正的主课。日记的存在使我觉得,我的生命中的每一个日子没有白白流失,它们将以某种方式永远与我相伴。写日记还使我有机会经常与自己交谈,而一个人的灵魂正是在这样的交谈中日益丰富而完整。我对写日记的热情一直保持到大学四年级,在文化革命中被暂时扑灭,并且还毁掉了多年来写的全部日记。我为此感到无比心痛,但是我相信,外在的变故并不能夺去我的灵魂从过去写日记中所取得的收获。
19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