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夫想，这位警官恐怕已洞穿了一切。他已经觉察出凶手并非这名老妪，而是二楼的那个初中生。所以他才想通过各种手段给老妪的独生子施加心理压力，使其吐露真相。
他告诫自己，千万不能输给这种无奈之下想出的计量。警察用这样的方式套他的话，说明他们没有掌握任何确凿的证据。因为他们找不到别的方法，才会采取心理战。也就是说，只要坚持到底就能熬过这一关。
自己不能动摇，不能败下阵来——
这时响起一阵手机铃声，松宫把手伸进上衣口袋，取出了自己的手机。
“我是松宫。……嗯，好的，我明白了。”又说了几句后，他挂断了电话，对加贺说，“主任他们的车已经到了，等在大门口呢。”
“知道了。”加贺答道。
就在这时，走廊上传来了八重子的话音。
“我都准备好了。”
她在衬衫外面穿了一件毛衣，下身穿的是牛仔裤，看来是选了一身对她而言比较休闲的打扮。
“那你们的儿子怎么办？”加贺问昭夫道，“他可能要一个人生活一阵子了。”
“嗯……是啊。——春美。”昭夫对妹妹说，“不好意思，直巳能不能拜托你照顾一下？”
春美抱着相册沉默了片刻，还是小声说道：“好吧。”
“对不起。”昭夫再一次向她道歉。
“那么，田岛女士，我们要把您母亲带走了。”
“嗯。”春美说着把手搭在政惠的肩上。
“小惠，我们要上路了，站起来。”
政惠被催促着，手忙脚乱地动了起来。她被春美搀扶着站起身，向昭夫一行人走去。
“松宫警官，”加贺说道，“给疑犯戴上手铐。”
“咦？”松宫的声音显得有些惊讶。
“请给她戴上手铐，”加贺重复道，“你要是没带，我来。”
“不，我有。”松宫说着取出了手铐。
“请等一等，也不用给这样一个老太太戴手铐吧？”昭夫想也没想地说道。
“这只是一种形式。”
“可是——”昭夫说着看了看政惠的手，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
她的指尖被染成了鲜红色。
“这是……怎么回事？”昭夫端详着母亲的指尖嘀咕道。
“我昨天不是告诉你了吗？”春美回答说，“这是她玩化妆游戏时留下的痕迹，看来是拿口红瞎搞出来的。”
“嗯……”
昭夫的脑海中此时浮现起另一排红色的手指，那是自己几年前见到的已故父亲章一郎的手。
“可以吗？”松宫拿着手铐问昭夫。
他微微点了点头，看着政惠的手使他感到一阵心酸。
就在松宫把手铐戴在政惠手上的一瞬间，加贺却突然叫住了他。
“她出门是不是需要拐杖？”
“哦……对。”春美回答道。
“戴着手铐可能就用不了拐杖了，东西在哪里？”
“应该是和雨伞一块儿放在门口的鞋柜里的，哥哥你能不能去帮我拿来？”
昭夫答应了一声走出房间，穿过了昏暗的走廊。
门口脱鞋处的角落中摆着一个鞋柜，一侧有一扇细长的门，里面是放雨伞的。因为他们平时常用的伞都搁在外头，所以很少有机会打开这扇门，妹妹提到的政惠常用的拐杖他也很少见到。
打开门后，他看见一根拐杖混杂在几把雨伞之间。把手是灰色的，长度大约相当于女性用的雨伞。
当他取出拐杖时，上面发出一阵“叮铃”的铃声，他对此并不感到陌生。
昭夫拿着拐杖回到了政惠的房间，此时春美正摊开一块包袱布，把政惠的随身用品和刚才的那本像册放在上面，两名刑警则和八重子一起站在旁边看着她。
“找到拐杖了吗？”加贺问道。
昭夫默默地把东西递给他。
加贺又把它交给了春美：“那我们走吧、”
春美把拐杖塞在母亲手中：“给，这是小惠的拐杖，你可要好好握紧哦。”她泪眼汪汪，声音也因而打着颤。
政惠面无表情地在春美的催促下迈开了步，她离开房间走在走廊上，昭夫在后面目送着她的背影。
叮铃叮铃——拐杖上的铃铛在响着。
昭夫把目光转向了那只铃铛，铃铛上挂着一块牌子，上面歪歪斜斜地刻着“前原政惠”四个字，是一件手工雕刻的作品。
看到它的一瞬间，激烈的心灵震颤袭击着昭夫，他感到自己都快无法呼吸了。
这块名牌正是在刚才的相册中见到的，照片里的政惠手中握的那块。
他的回忆突然涌上心头。在小学快毕业时，这是他美术课的作业。老师当时告诉他，这份作业的本意是让他们在上中学以后可以把刻有自己名字的名牌挂在自己的东西上，但也可以做成馈赠给对自己有过照顾的人的礼物，所以昭夫就刻上了母亲的名字。他在附近的文具店买了只铃铛，把它和牌子用绳子穿在一起送给了政惠。
几十年来，政惠一直很珍惜它，把它留在身边。不仅如此，还把它挂在了自己平时常用的东西上，在患上老年痴呆之前。
这块名牌是如此能令她快乐，或许是因为那是儿子给自己的第一件礼物吧。
心灵的震颤似乎无法停止，就好像在引发某种共鸣，变得越来越强烈。昭夫心中的某一道防线，一道他在苦苦支撑的防线，随着一声巨响开始崩塌。
他连站立的力气都没有了，当场瘫坐在地上。
“您怎么了？”加贺感觉到他的异变，随即问道。
这已经是极限了，昭夫的眼中流出热泪，心中的那道防护壁决堤了。
“对不起，真的……非常对不起。”他把头沉沉地磕在榻榻米上，“我们撒谎了，这一切都是谎话。说母亲杀了人都是我们编造的，我母亲不是凶手。”
没有人因为他的叫喊而发出声音，这一定都是因为他们太震惊了。他缓缓抬起头，先是和八重子对望了一眼。她也已经坐在地上，面部肌肉痛苦地扭曲着，目光因绝望而变得昏暗。
“对不起，我再也坚持不下去了。”昭夫对妻子说，“让我停止这一切吧，这种事我做不到，真的做不到……”
八重子无力地耷拉着脑袋，她本人可能也已经到达了忍耐的极限。
“我明白了，那么凶手是谁？”
可能由于加贺问这句话的语气过于平静，昭夫回望了这位警官一眼，加贺的眼中充满了一种难以言喻的怜悯之色。
昭夫想，他果然是早就知道了一切，所以对自己的坦白并没有感到惊讶。
“是您儿子吧？”
面对加贺的问题昭夫默默地点了点头，同时，八重子开始放声大哭。她仆倒在地，脊背颤抖着。
“松宫警官，请上二楼去。”
“请等一等。”八重子低着头说，“我……我去把我儿子带下……”她已经泣不成声了。
“好吧，那就拜托您了。”
八重子蹒跚着走出了房间。
加贺在昭夫面前蹲下身。
“能说出真相真是太好了，您差点犯下一个严重的错误。”
“警官，您果然从一开始就看穿了我们的谎言。”
“不，当你们打电话报警时，我对真相还一无所知，在听你们的供述时也没发现有什么矛盾的地方。”
“那么是因为什么？”
只见加贺回头看了看政惠。
“是那些红手指。”
“红手指怎么了……”
“当我看到它们时就在想，它们是什么时候被染上颜色的呢？如果是在案件发生前，那么尸体的脖颈处一定会留下红色的手指印。因为您母亲戴上手套是在案件发生的第二天，当时我正好在，可以确定这点。然而尸体上并没有红色的手指印，您的供述中也没有提到您曾经消去过这一痕迹。这就是说它们是在案件发生之后被染红的，可是我却对您母亲当时使用的口红没了头绪，因为房间里并
没有这东西。”
“口红肯定是八重子……”
昭夫把话说到这里，才发现这其实是不可能的。
“您太大的梳妆台是在二楼，你母亲是不能上楼的吧？”
“那她是从哪里……”
“如果不在这栋房子里，那是在什么地方呢？我只能认为口红是被别人带出去了，那那个人又是谁？因此我询问了您的妹妹，问她是不是知道您母亲最近使用的口红在哪里。——田岛女士，请让我们看一下那件东西。”
春美打开了手提包，从里面取出一个塑料袋，其中装着一支口红。
“这就是那支口红，我已经核对过颜色了，可以肯定这一点。如果详细检查成分的话，我们将会得到更进一步的证明。”
“你怎么会有这支口红？”昭夫问春美道。
“前原先生，问题就在这里。”加贺说，“您母亲趁田岛女士不注意时乱动了她的口红，这本不足为奇。奇怪的是，它现在在田岛女士手中。田岛女士，您在今天之前，上一次见到您母亲是什么时候？”
“……星期四晚上。”
“好的，那就是说这支口红在那之后便离开了这栋房子。前原先生，您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我明白，”昭夫说，“这说明我母亲是在星期四晚上把手指涂红的是吧？”
“我们确实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那么这就和您供述的有关您母亲是凶手的内容相矛盾了。我已经提过不止一次，尸体上并没有红色的手指印。”
昭夫紧紧握着拳头，指甲都几乎要刺破他的皮肤了。
“原来是这么回事……”
虚脱感袭遍了他的全身。
松宫已经说不出话了，他呆呆地站在走廊上，听着加贺和前原昭夫之间的对话。
他想，这是多么愚蠢和浅薄的犯罪啊。即便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儿子，松宫还是无法理解昭夫怎么能把自己年老的母亲拿来作替死鬼。不过，前原能够在最后一刻坦白，也算是他带给自己的唯一救赎吧。
可是加贺既然注意到了红手指的疑问，为什么不当场指出呢？如果他那么做，真相将会更早地得以昭示。
“为什么？你们不是说我不用去警察局了吗？”楼上传来了说话声，那是直巳的声音。
“因为现在已经不行了，他们都知道了……”八重子哭着说。
“这我不管，怎么会搞成这样？我不是都按你们说的做了吗？”
接着传来一声摔东西的动静，然后是惊呼声。
“这都是你们的错吧，都是你们的错！”直巳狂叫着。
“对不起，对不起。”
就当松宫正在思考该怎么办时，加贺大步穿过走廊，上了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