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方向七百英里以外，在圣路易斯的盖茨威胶片实验室的咖啡厅，弗朗西斯·多拉德正等着他点的汉堡。食品保温桌里的开胃菜被覆上了薄膜。他站在收银机旁吸着纸杯里的咖啡。
一个红头发的女士穿着实验室工作服走了进来，注视着糖果机。她朝弗朗西斯·多拉德的背影看了好几次，噘起嘴巴。终于她走上前去，叫了声：“D先生？”
多拉德转过身。他只要出了胶片暗室总是戴着护目镜。所以她决定把目光停在他的护目镜的鼻架上。
“你能和我坐下来谈谈吗？我想和你说点事。”
“你能告诉我什么呢，艾琳？”
“我真的觉得很抱歉。鲍伯当时是真喝醉了，你知道，他在到处当小丑。他绝对没有任何恶意。坐下来吧，就一会儿，可以吗？”
“好吧。”多拉德从来不说“是”这个字，因为他的“咝”音发不准。
他们坐下来。她在手里扯弄着一张纸巾。
“大伙在晚会上玩得都很偷快，我们很高兴你也来参加。”她说。“真的很高兴，而且有点惊讶。你知道鲍伯是个怎样的人，他什么时候都在模仿别人说话——他应该去电台当播音员。他那天学了两三种口音，而且一直在讲笑话——他可以学黑人说话，简直能以假乱真。他模仿另一个声音的时候绝对不是故意想让你难堪。他那时候已经醉得不知道谁在场了。”
“他们都在笑，结果他们又……突然不笑了。”多拉德从来不说“停止”这个字因为它有摩擦音“咝”。
“那时候鲍伯意识到了自己干了什么。”
“可是他还继续干。”
“我知道，”她边说边快速扫了一眼他的护目镜，又把目光转回来，“我对他也是这么说的。他说他真的没有任何恶意，他只是把玩笑开到半截才意识到不妥，可又要把玩笑说完。你看到他当时脸有多红。”
“他甚至请我和他演双簧。”
“他拥抱你而且想把他的两个胳膊搭在你肩上。他想让你也把它当个笑话一笑了之，D先生。”
“我是一笑了之的，艾琳。”
“鲍伯真是难过极了。”
“我可没想让他难过，我不希望那样，请转告他，而且在公司我对他的态度不会因为这件事有任何改变的。说真的，要是我有他那样的天赋，我也会整天说——笑话的。”多拉德总是在可能的情况下避免用名词的复数“我们不久又会搞一次聚会的，那时他会知道我有什么感觉。”
“好的，D先生。你知道，别看他到处说笑话，他其实骨子里是个很严肃的人。”
“这我信，而且温柔，我猜。”多拉德的声音被他的手盖住了。在坐着的时候他总爱用食指关节抵住鼻子的下方。
“您说什么？”
“我认为你对他很有帮助，艾琳。”
“我也这么想，真的。他只在周末的时候才喝酒。他刚想放松的时候，他的妻子把电话打到我们在一起的地方。我和他妻子说话的时候他做鬼脸，可是过后我能看出来他很不高兴，女人对此是很敏感的。”她拍了拍多拉德的手腕，尽管隔着护目镜，她仍能看出因为这个小小的身体接触在他眼中引起的变化。“别在意，D先生。咱们这个谈话让我很高兴。”
“我也是，艾琳。”
多拉德看着她走远。她腿弯处有一块嘬的痕迹。他觉得艾琳对他并不欣赏，事实也是如此。事实上，没有人欣赏过他。
他的胶片暗室非常大，而且凉爽，有股化学药品的味道。弗朗西斯·多拉德检查着甲槽中的显影剂。每个小时从全国各地来的成百英尺长的家庭摄影胶片都在这个槽里被冲印。化学制剂的温度和药性的活力是非常关键的。除此之外他的职责还包括胶片通过干燥器以前所有的操作流程。每天很多时候他都从槽里拿出胶片的样片一个格一个格地检查。红色灯光下的暗室十分安静。多拉德反感他的助手们之间交头接耳，他与他们之间也大都用手势交流。
上夜班的人下班以后他就一个人独自待在暗室里冲印，让照片干燥，然后分割他自己的胶片。
多拉德晚上十点到了家。他一个人住在一栋外祖父母留下的大房子里。房子坐落在密苏里州圣查尔斯的北部，与圣路易斯相隔密西西比河。它在一个沙砾铺成的小巷尽头，中间有一片苹果园。园子的主人在外地住，而且并没有照看它。干枯的和歪扭的树夹杂在绿树中间。现在是七月下旬，腐烂苹果的气味笼罩在果园周围。白天这里有很多蜜蜂。离这里最近的一户人家也在半英里以外。
多拉德到了家总是先对整栋房子巡视一番。几年前有个抢劫犯差点登堂入室。多拉德把每间屋子的灯都点亮，然后四周环视一遍。来访客人不会猜到他一个人住。他外祖父母的衣服仍旧挂在壁橱里。他外祖母放在梳妆台上的发梳，齿上还挂着她的头发。她的假牙在一只玻璃杯里，玻璃杯放在床头柜上，杯子里的水早就干了。他的外祖母已经去世十年了。
（葬礼负责人曾经问过他：“多拉德先生，您要把您外祖母的假牙给她戴上吗？”他回答说：“你就盖上棺材盖吧。”）
确信没有外人以后，多拉德满意地到楼上冲了很长时间的淋浴，洗了头。
他换上了一件有真丝手感的合成面料制成的和服，躺在自己狭窄的床上，这张床他从童年起一直用到现在。他外祖母的吹风机有个塑料套。他把套套上，在吹头发的时候，他用拇指翻看着最新的一期时尚杂志。他对某些照片的厌恶和粗暴是很明显的。他开始兴奋起来。他把台灯的金属罩转动了一下，以便照到床尾墙上挂的一幅画。那是威廉·布莱克的《红色巨龙与披着阳光的女人》。
这幅画他第一眼看见时就被震慑住了。他以前看到的所有东西从来没有一件能如此接近他的图形似的思想。他觉得布莱克一定在他耳边说过了什么而且他一定亲眼看到过这条红色的巨龙。在随后的几个星期里多拉德生怕他的思想会发光并通过他的耳朵跑掉，跑到暗室里被别人看到，或是让底片形成灰雾。他往耳朵里塞棉花球，可还是担心棉花太软。他试过钢棉，直到它把耳朵磨出血。最后他从熨衣板上割下一些小片的石棉布，把它们卷成合适的小球塞进耳朵里。
很长时间里他的意识中只有红龙。而现在红龙只是他思想的一部分了，因为他分明地感觉到了一种高涨和上升。
他本想慢慢地花时间度过这个过程，可现在他等不及了。多拉德在楼下的会客室里拉上厚厚的窗帘。他支起了幕布并架好了放映机。他的外祖父生前不顾外祖母反对在客厅里摆了一张“拉兹男孩”牌的躺椅（外祖母在头枕上放了一块小布垫）。现在多拉德觉得很高兴，因为这里很舒适。他在椅子的扶手上铺了一条毛巾。
他把灯关掉。躺在漆黑的屋子里，他可以想像自己在任何地方。在天花板的固定物上他安了一个可以转动的照明仪，可以把各色的光点洒在墙上和他的脸上。他可以想像自己躺在宇宙飞船的加速椅上，或是在一个玻璃圆顶上在星际间漫游。他闭上眼睛时觉得可以感觉到光点在他周身移动，而他一睁开眼，那些光点像是他头顶或身下的城市灯火。照明仪随着温度的升高而加速转动，光点在他身边游动，划过家具表面形成有棱角的曲线，然后在墙上形成流星雨落下来。他也可以是彗星中的一颗，此刻向巨蟹座滑落。
房间里有一处是彩光打不到的。他在照明仪旁边放了一个硬纸盒，纸盒在电影幕上形成了一块阴影。
在将来，他可以先弄出喷雾来加强梦幻般的效果，不过现在，这一次，他还不需要。
他用大拇指按了一下遥控器的开关，打开了投影仪。一个亮方框出现在屏幕上，灰色而且有条纹。一个人走过镜头，那只灰色的苏格兰狗竖起耳朵跑向厨房的门，摇晃着它那条粗短的尾巴。一个镜头切换，只见苏格兰狗在街边跑着，边跑边向它身边玩闹着做咬的动作。
接着利兹太太拎着刚买的副食来到厨房。她笑着摆弄着自己的头发，她的孩子们紧随其后。
一个镜头切换到多拉德楼上自己的卧室，图像的照明太强，似乎用了闪光装置。他裸体站在布莱克的版画前，《红色巨龙与披着阳光的女人》。他戴着“格斗镜”，那种冰球运动员常戴的塑料的紧贴脸的眼镜。他用手淫做了一次勃起。
他向镜头靠近时聚焦开始慢慢模糊，他做着程式化的动作，他的脸充满了聚焦框，然后用手调焦距。镜头晃动了一下又突然清晰地照了他口腔的一个大特写，他有残疾的上嘴唇往回拢，舌头从两排牙齿间伸出来，一只转动的眼睛还在镜头里。然后嘴巴充满了整个屏幕，歪斜的嘴唇被从崎岖的牙齿边撩开，然后是一片黑暗，因为他把镜头含在了嘴中。
后面镜头的拍摄难度就显而易见了。
来回晃动的粗糙的画面变成了一张床，查尔斯·利兹在床上痛苦地翻腾，利兹太太坐起来，用手搭在眼睛上遮光，转过身面向利兹先生把手放在他身上，翻到床边，腿在被子里面蹬着，准备起来。镜头突然冲着天花板，装饰线条舞动着像五线谱。然后镜头不跳动了，利兹太太重新躺在了床上，她的睡衣上有一处黑色的印记，而且在扩大，利兹先生手捂着喉咙，眼睛痛苦地往上翻。接着是黑屏，持续了五拍，然后一个片子衔接的“喀嚓”声。
镜头现在在一个三脚架上固定好了。他们现在都死了，位置都安排好了。两个孩子倚着墙坐着，面冲床，另一个孩子在他们对面的墙角坐着，面冲摄影机。利兹夫妇在床上盖着被单。利兹先生坐着，靠着头侧的围栏，被单挡住了系在他胸部保持坐姿的线绳，他的头被摆弄过，下垂着侧向一边。
多拉德做着巴厘舞的舞蹈动作从左侧走进画面。满身血污而且全裸，戴着眼镜和手套。他对这群死者挤眉弄眼又活蹦乱跳。他走近床的外侧，利兹太太的一侧，拿起被单的一角，一下掀起来，然后拿着被单站着不动，架势好像是斗牛士手拿斗篷引牛的动作。
此刻，在外祖父母房产的起居室里看着这段影片，多拉德浑身蒙了一层冷汗。他厚厚的舌头频频伸出来，上嘴唇的伤疤潮湿而且闪亮，他呻吟着，仿佛这能刺激自己。
即使在兴头上，他也还是惋惜地注意到在随后的影片里他的动作没有一点高雅可言，在镜头前像猪一样来回拱着屁股。没有戏剧性的停顿，没有节拍感和高潮，只是一味的野蛮疯狂。不过还是很刺激的，连看着都觉得刺激，不过看没有做的时候那么快活。
多拉德觉得有两处大的缺点。其一是影片里并没有展现利兹一家人死亡的过程，其二是他在片尾糟糕的演技。他好像失去了所有追求的东西。红龙是不会这样做的。
不过，他还有好多影片可以摄制，而且他希望经验能培养出他审美的距离感，甚至在与他攻击的对象接触的最亲密的时刻。他必须坚持锻炼。这是他一生的工作，一件了不起的事。它会永世不灭的。
他得抓紧了，他必须再选出新的合作者。他已经拷贝了一些家庭的国庆出游的胶片。夏天快要结束时总会让胶片冲洗业繁忙一阵，因为有大量的假期拍摄的胶片需要冲印。而感恩节会带来另一个高峰。
每天都有顾客给他邮寄订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