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夜郎之行事后被证明是一个错误。首先，典籍和想象中的夜郎正在消逝。“遍地芦荻”、“在风中摇摆的金银花”丛中已经长出高楼。我原指望能够住在郊外一座院中爬满葡萄藤蔓的茅屋里，清晨被啼鸟唤醒；实际上在夜郎，我的住处是一个阴暗的地下室，隔壁的锅炉房整日整夜响个不停，使人不断感到要撒尿。其次，我原以为夜郎人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人人充满自信（历史上，夜郎一度以过于自信闻名于世），我设想这种自信会感染我从而治愈我的抑郁症。可是，我在夜郎人脸上看到的尽是和我一样颓废的神情。
夜郎坐落在松子湖边，我乘了一个星期的轮船来到这里，正巧碰上了一连串的坏天气。
换季的郁闷气氛深深地笼罩着这个陌生的地方。这里看上去一切都显得灰蒙蒙的：天空、树木、厂房、烟囱……天色阴晦，云层压得很低，一年一度的梅雨已悄然降临。
街面上光秃秃的，剥落的柏油下裸露出赭红色的沙石，汽车扬起尘土，厚厚地黏附在街道两侧的白漆栏杆上，灰色的砖楼一座挨着一座向天边伸展。
在这座城市的郊外，我看到了另一类事物，一座坍塌的古塔，一座钟寺，一处古井……几只鸽子栖息在上面，它们仿佛是城市一夜之间蜕下的陈旧的壳，以自相凭吊的方式和过去牵扯着。
我和几只老鼠在环球旅馆潮湿的地下室里度过了这个多雨的春天。当我决定离开这里的时候，在夜郎的一家市立医院里，我被医生告知得了肝炎。
眼下，四月的梅雨已飘然而至。雨雾追逐着行人的脚步，将街道和它两侧的围栏浇得锃亮，使数不清的雨披和伞堆积在东站广场上。
我是一个不合时宜的人，在过去的一个偶然的瞬间，我被时尚的潮流抛在了一边，像一条鱼被波浪掀在了河岸上。我凭借回忆和想象生活在过去。
在雨中我感到快慰。
我的住所的窗户有三分之一露在地平面之上。天气晴朗的中午（一般来说，这样的时候并不多见），当我拉开窗帘，我刚好能够看到窗外树木的根须，在地上随风飘行的柳絮，转动的汽车轮胎，女人匆匆行走时叉开的小腿。
地下室被一种腥酸发霉的气味包裹着。被子沉重而潮湿，常常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吊在天花板上的电灯总是雾蒙蒙的，像刚出壳的绒鸡。桌布上留下了老鼠或其他更小的动物的爪迹，使人辨别不出它原先的颜色。我仿佛感到墙壁、地面、桌椅上都爬满了苔藓。
通向走廊的门看上去像纸一样薄，我怀疑本身就是纸做的，它挡不住任何来自外界的声音。那扇门上没有装锁，每个人随时都可以推开它走进我的房间。
这天晚上，旅馆门房的朱氏太太又来到我的屋中找她丢失的花猫。她的身体像秋后的衰草一样颓败了，稀疏的枯发丛中是一张浮肿的脸。这一次，她没有很快离开我的住处，也许想跟我说些什么。她战栗着坐在我的对面，点上一根烟，开始拉拉扯扯地谈起这座城市和她的过去：茂密的桑林，树木，小河，知更鸟，她的青梅竹马的伙伴，她的年轻时光，她出嫁的日子……我看得出她完全沉浸在充满“桑葚”气息的往事之中，她的描述一次次感染了我。她的记性已经坏了，她用相同的词语形容每一件事物，把经年的流水账压缩成一个简单的句式，在记忆中断的地方不断重复，在语塞、长时间的停顿中显出悲伤而又无能为力的样子。她是一个垂死的人，一个装在玻璃瓶中的植物标本，一面镜子，我注视着她苍白、变形的面容，正如注视我自己衰竭的内心。
……
朱氏在言谈的间隙总是称我为“大叔”，我几次想阻止她，但又未能说出口。事实上我非常年轻，可好像没有人愿意看到这一点，男人，女人，过去，现在。衰老是年龄的符号，而我的衰老却是天生的，我的年轻时光在出生之前就已被剥夺，我内心的花园早已枯死。
我看上去是显得老了一些。在我读小学的时候，校长就让我在学校自编的剧目中扮演一个老农。所有的人都认为这很正常，我也没有觉得这事有什么不妥，实际上我在很小的时候就演遍了所有老人的角色。我还记得有一天，我们这支演出队在乡村巡回演出，我的母亲出人意料地冲上戏台狠狠地揍了我一个耳光。我那时就已明白：衰老是可耻的。以后，我的母亲常常用镊子给我拔胡子——直到现在，一想起镊子，我的眼泪就忍不住要流下来。还有一件事。几年前的一天，母亲到H学院来看我，晚上我带她到学院对面的街道旅馆住宿。她几乎从来没有住过旅馆，一走进房间，她的神色就显得慌乱起来，眼睛东瞅西看，一个年轻的侍者手里捏着一串钥匙悄悄走到我们跟前，诡秘地笑了一下，然后低声问道：
“开一个夫妻房间？”
朱氏老人纵声大笑起来，肥胖的身体像盛满水的皮袋不停地晃动。不过，她很快陷入了沉默，笑容冻结在她的脸上，目光痴呆地望着我。
她从我的叙述中感到了什么？
女服务员推门进来冲开水。我看见两个男人在门外走廊上聊天。他们谈论着木材生意，谈论最近的一次物价上涨，谈论女人，兑换外汇，谈论商人之间永不厌倦的话题——钱的数目。
这时候，电突然停了，窗外的舞厅旋转的灯光熄灭了，街道换了一副面孔。屋里一片漆黑。在暗中我能分辨出两个女人不同的呼吸，甚至我能够听见你的呼吸，在关闭了路灯的校园中……在枕边，在酒后，在潮湿多梦的春季，在被时间磨钝的记忆深处，在你的脖颈，你的唇，你的脚趾、眼睛，你散发着桉叶香味的发丛中……在你的背影匆匆消失的时刻。
那只花猫蜷缩在朱氏的膝间，床下老鼠的叫声使它瑟瑟发抖。
黄昏，我来到夜郎的河边。污秽的河水在灰色砖楼的缝隙中静静地流淌，散发着腐殖的果物和劣质柴油的气息。随着雨季的来临，河水开始上涨，装载着木材、煤、造纸用的稻草、粪便的船只像一个松散的村落，堵塞了航道。
久居水上的人像是过着另外一种生活。木船的桅杆之间拉起了绳索，上面晾着衬衣、短裤、背心、连裤袜以及女人用的花花绿绿的带子，像破碎的旗帜在风中飘拂。我看见一个中年人用铅桶从河中打水，他的女人抱着婴儿朝河面上撒尿。一只木筏驶过他们的船头，站在木筏上的老人拿着一根套有网兜的竹竿，打捞水上飘浮的杂物。所有这些人看上去都是懒洋洋的，在一度变得温暖的阳光下，显出刚刚睡醒的样子。
老张是浙江桐乡人。他的船停在桥墩的阴影中。我到这一带散步的时候，常常看见他佝偻着背到岸上的一家杂货铺买香烟。他穿着一双旧式解放鞋，裤管挽过膝盖，走路一拐一瘸的，他的脸上覆盖着一层厚厚的油垢，看上去没精打采，一副倒霉的样子，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刚出狱不久，剃光的头发还没有完全长好。两年前，他离开了执教多年的夜郎大学，到海边去贩鱼。
在学校，我学的专业是甲骨文。老张说，实际上，甲骨文是一门很有用的学问，它是历史学和考古学的基础。在夜郎大学，选修这门课程的学生越来越少，最后只剩下了三个人。我在学校资料室待过一阵，后来改行学公关和英文打字，但我的手和脑筋都已经不灵便了，我已经老了……那个学校的钱少得可怜。我福建的老婆和三个孩子都等着钱用……学校的一个姓李的同事介绍我到河上贩鱼……我对水上的生活不太习惯，不久就染上了关节炎……
现在，我已经记不清用了怎样的借口逃离了他的住处——那只破旧的小船。在寂寞的雨后黄昏，我们坐在船头抽着他刚买来的光荣牌香烟，喝着黄酒。船尾的顶篷上裂开了一个口子，船底的隔板中已渗出水来——在他的船舱里，我到处都能嗅到一股霉烂、死亡的气味。
老张絮絮叨叨地讲述着贩鱼的琐事，火车一辆接着一辆从河面的铁路桥上驶过。
去年春天，我在郊外贩了一批河豚到鱼市上去卖。收摊的时候，我的鱼筐里还剩下几条。傍晚，我回到船上，准备自己烧来吃，你知道河豚的肉质鲜美，可它的鱼子和内脏都有剧毒，弄不好会送命。那天晚上，我的那位姓李的同事到河边来看我——他在夜郎大学教授古典文学。也像今天一样，我们在船头吃着河豚，喝着黄酒，闲聊。那天晚上，我们喝得很痛快，老李有些醉了，很晚的时候，他才起身离开。我看着他走上河岸高高的堤坝，突然感到一些恐惧。因为我看见他喝酒的那只蓝边碗底黏附着几粒鱼子——我想起从河豚中掏出的鱼子和内脏起先就搁在那只碗里，由于一时疏忽，我将鱼子倒入河中却忘了将碗洗一下。我犹豫了好一阵子，琢磨着要不要追上他把这事告诉他。我站在船头，看着他的背影在夜幕中消失，终于没有叫住他。第二天他就死了。我被关进了监狱。
现在，我又看见老张佝偻着背，左右倾斜着身体去河边那家杂货铺买香烟。
老张和我一样都是不走运的人。我想也许只有我一个人知道老张当时为什么没有叫住他的同事，把那个致命的讯息告诉他。
许多年前，随着繁荣在生长，中西部、东南沿海以及北方的一些人开始迁移到夜郎定居，这些操着闽南、湘、客家方言的人和当地的居民混杂在一起，通婚，繁衍，使这一带的语言变得极其复杂。这些不同语言习惯的人为了便于交流，不得不使用各自语言中浅显、通俗的部分。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这种现行语言，其表现力已大大退化了——名词越来越多，而形容词却显得极度匮乏。此外，夜郎的语言还有一个显见的缺陷——缺乏幽默感，语调无力，词汇枯燥乏味。不过有一些情况也许例外，比如夜郎人相互间的争吵。在吵骂声中，那些古老的、冷僻的、粗野的、生动的词常常会沉渣泛起，使人耳目一新，也许是在争吵时，人们无需理解对方语言的所指，而仅凭声音的夸张程度和脸上的表情来判断对方的用心。在生意人之间情况也是如此。在潮湿的菜市、货栈、木材公司、服装街，商人们的谈吐显得温文尔雅，热情豁达。
在我看来，夜郎人的语言非常适合于讨价还价，而不大适宜用它来谈情说爱；适合于互相争吵，不大适宜朗诵诗歌。
一九八二年，H大学著名的日裔语言学教授颜逸明先生曾带领他的五名研究生来到夜郎，对这里的语言系统进行全面考察。结果，他们在划分方言区域这个基本问题上一筹莫展，不过，在一年多的时间内，颜教授还是写下了长达四十万字的巨著《夜郎语言概要》。这部书现藏于夜郎图书馆。我在夜郎整天无所事事，有时也到图书馆翻翻那里的书籍。在三楼靠左的一排书架上，我发现了这本书。书脊上覆盖着厚厚的尘土，看上去已经很久没人翻阅过它了。
在这本书的开头，颜教授就饶有趣味地分析了一系列夜郎最常见的语言现象，它的缘起、发展和演变。譬如“乡巴佬”这个词。
十八世纪中叶，随着丝绸、酿酒、织布业的发展，大规模的手工作坊开始兴起，夜郎的城镇格局初步形成。每天清晨，运送蚕茧、棉花的牛车和人群排成长龙出现在夜郎城外的大道上，这些押送货物的人大都是年轻的乡村小伙儿，夜郎人亲昵地称他们为“乡巴佬”。事实上，这个词本来不含任何贬义。这一带一度曾流行一出秧歌剧，剧情的基本内容就是几个城里的纺织姑娘同时爱上一个运茧的乡巴佬，最终，那位幸运的“乡巴佬”居然同时娶了三位美丽的妻子。十九世纪末期，夜郎城镇延伸到松子湖边，湖边的一些渔民过着自足的捕鱼生活，他们对纺织业和酿酒毫无兴趣。他们生性愚钝、粗鲁，和城市生活格格不入，渐渐地，这批渔民和他们的后裔被人称作“乡巴佬”。本世纪初，“乡巴佬”这个词第一次和“等级”挂上了钩，夜郎人用它来称呼那些“看上去显得贫穷的人”。五六十年代，这个词的外延进一步扩大，夜郎人把所有异乡人，包括生意人、小偷、作家、演员、建筑工人……统称为“乡巴佬”。到了最近，用颜逸明教授的话来说，“乡巴佬”这个词的词义发生了空前的混乱。有钱人用它来揶揄那些“看上去显得贫穷或经济状况不如自己的人”，而那些穷困、自卑，很少受过教育的夜郎居民则把他们“看上去不太顺眼”的人称为乡巴佬。就像在五十年代，欧洲青年习惯于把他们不喜欢的人称为法西斯一样。
星期天的上午，梅雨的间隙中出现了难得的好天气，空气变得燥热起来，吸饱了雨水的柳絮、树木的叶子在街道两侧的阴沟边腐烂。
夜郎人被连绵的梅雨困得太久了，阴暗的表情终于被阳光驱散，老人、孩子、穿着厚长裙的姑娘、容颜已逝的母亲乘上拥挤不堪的电车，来到商业街、公园、游乐场、咖啡厅，忙忙碌碌地度过一天的闲暇。
我混迹于来来往往的人群中，看着街道两边那些颓圮或兴旺的店铺、砖楼，那些兜售“肯特”牌香烟的青年人，卖棉花糖的妇女，伏在木凳上卖茶水的老人，那些晾在墙边受潮的衣服、旧式马桶；桥头花担上被太阳晒瘪的栀子花蕾……孤独的情绪淹没了我。
“有兑换券吗？”一个穿着时髦的小伙子悄悄地跟上了我，“没有。”我说。到处是吃着冰淇淋蛋卷的行人，浓妆艳抹、结伴而行的少女，到处是屁股、手、头发、酥胸、廉价香脂的气味、喧闹的声音。我的鞋被挤掉了。
炎热的夏天，是苍蝇施虐的季节。成群的苍蝇跟着你，黏附在你裸露的臂膀上、脸上，你裙子后摆的皱折中，怎么也驱赶不掉。“我们好像老是来这样倒霉的地方。”你说。你的笑是装出来的。我手里捏着几张揉皱的纸币，仿佛要渗出水来，我们总是在一处处装饰华丽的铺子前停下来，看看新式样的皮鞋、连衣裙、腰带，然后继续往前走。我们总是东瞅西看，却什么也不买，连价格都懒得问。有时候，人群把我们挤散了，你正好找到借口独自一人走在街道的另一侧……
街道对面的加油站上，两个汽车司机正在互相殴打，其中一个穿牛仔裤的年轻人头被铁棒击中了，流了很多血，围观的人很快遮住了我的视线。
柜台后面一个少妇悠闲地剔着鲜红的指甲。“你想买些什么？”她站起来，对我说。她表情冷淡，语调沮丧，让人望而生畏。“不买。”我说，“我只是想随便看看。”
我来到商业街，只是想随便看看。就像李琳在一首诗中写过的一样：
我们的周末，
只不过到处走走。
在电线杆下停留，
到河的对岸
散步。
李琳，我潦倒的朋友，你是否仍在那间不透风的房子里写诗？你在一张又一张的白纸上写着爱、爱、爱，把头发都写白了。
我从一家廉价的酒馆出来，走到了半明半暗的街道上，在一处阴暗的拐角，迎面而来的一个女人用肩胛碰了我一下，我转过身看了看她。
天色已晚，街道上行人稀少。偶尔开过的汽车闪着刺眼白光，我的眼帘中留下了她模糊的身影。看上去她是一个少妇，身体的各个部分被昏暗的路灯衬得非常显眼。她的脸上红扑扑的，像是化了妆，怀里挟着一把黑伞。
“你要不要布？”她朝我走过来。
“什么布？”
“布料。”
她说她是一个外地人，一个星期前随着厂车到夜郎的一家服装公司送货。交验的时候，她发现布料多出了几十匹。“我打算把它卖了。”她从怀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单据递给我。我看不清单据上的字，何况我对布料没有什么兴趣。
“不想买。”我说。
女人走到我跟前，“也许，你还想买一些别的什么？”她的声音压得很低。我能够闻到她嘴唇中散发出来的腐沤的肉汤的气味，我看不清她的脸。
“你还有什么？”我问。
“你要什么？”
我想，这个聪明的女人也许正在考察我早已衰败的心智。她丰腴的胸脯起伏着，语调含着暗示，目光中弥漫了一股艾怨、温柔的气息。我们站在那处潮湿的拐角聊着一些无关紧要的琐事，她显出很有耐心的样子，她像是看出了我的犹豫，拉了拉我的袖子：“你到我那儿去看看货总可以吧。”她说，她的住处离这儿不远，“门前有一条长着芦苇的小水沟。”
我说我可以到你那儿看看。我们沿着那条狭长的街道朝郊外的方向走，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跟她走。她的表情和言谈就像广告画上浓妆艳抹的女郎，充满了诲淫的味道。十字路口的红绿灯下，有几个年轻人在闲逛，影影绰绰的；我看见街道两侧的小吃店、卖水果和香烟的零散的铺子正在收摊关门。展览馆西侧的一家舞厅还在营业，播放着英国威猛乐队那支著名的曲子：《走前唤醒我》。隔着茶色的玻璃，我能隐约看见灯光中扭曲的人的身影。他们的世界和我不相干。
我们转过了一条街道又一条街道，两旁树木的剪影越来越浓了。我们并排走着，女人一声不吭。我们的胳膊时时碰在一起。我感到了她富有弹性的肌肉。我依然看不清她的脸，她的皮肤、发脂的香气唤起了我内心深处对于女人重叠的记忆。我的心跳加快了。
我们来到一幢低矮的房屋前，房子的内部透出隐隐的亮光。我发现这所房子的前面的确有一条椭圆形的小水沟，只是芦苇早已枯死，新芽还没有长出来。水沟边有几只鸟被我们惊动了，在草丛中鸣叫。
这里的一切看上去显得极不真实，房屋、树木、天空、身边的女人。房屋的门厅前坐着一个老太太，她伏在一张木桌上打盹。我们轻轻地从她身边经过，沿着一条很陡的木质扶梯上了楼。
她的卧室朝南有一个小小的阳台，隔着纱幔，我依稀看见不远处城市上空飘浮的灯火。床头灯罩的外壳是黑色的，床上的被褥、枕头、床单在灯光下非常清晰，屋内其余的部分都浸在黑暗之中。
我坐在床头不知所措。我的呼吸很重。女人给我泡了一杯茶，然后坐在我的对面，怔怔地看着我。
“你结婚了没有？”
“没有。”我说。
“看上去，你还很小。”女人笑了一下。她的语调使我感到温暖。她比我想象的要苍老一些，脖子上的皮肤松弛了，眼角挤满鱼尾纹。
“你想要什么？”女人脱掉了高跟鞋、袜子，裸露出惨白的脚趾。
我把身上所有的钱连同几枚硬币都掏了出来，放在床前的台灯下。室内非常宁静，房子外的树木在风中发出沙沙的声响。
我像一只识路的骆驼，急不可待地在沙漠中行进，寻找泉眼，寻找绿洲，寻找那处湿润而神秘的人口。用食指和中指小心地分开它，进入到它的深处。
我又一次感到了你肌肤的温馨，你的唇，你的跳荡的胸脯，你的双乳，你凸起的耻骨的曲线，你的呼吸，你梦中的絮语，你肉体中散发的死亡的气味……
清晨，我醒来的时候，太阳已经升高了。在环球旅馆院内的草坪上，门房的朱氏太太正在打着太极拳，那只花猫伏在台阶上，一动不动。
老张的背比先前更驼了。他的腿得了关节炎，走起路来一拐一瘸的，远远看上去就像是驮着一个沉重的包袱。自打我们认识以后，他常常来到我的住所闲聊，在雨中他从不带伞，淅淅沥沥的雨点总是把他的衣服打得濡湿。
他的脸好久没有洗过了，睫毛上黏满了凝结的眼屎。年轻的种种特征已经从他的身体上消逝了，犹如季节的嬗递，可是他的内心却是那样渴望它的再现。他渴望听到“年轻”这个词，渴望谈论一去不复返的年轻时光。
他一支接一支地抽烟，一边咳嗽，一边朝地上吐痰，然后用鞋底擦去痰迹。看着他颓唐的外表，我有一种无法说明的感觉，我感到他的病症和我是一样的，我们按照不同的方式生活在过去。
鱼贩的生涯并没有能够改变他，却在他身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近来，他不断地谈论他的那些鱼，鱼的种类、颜色、习性、死亡以及甲骨文中“鱼”字的几种写法。我们在那间阴暗的地下室里，常常一坐就到天亮，他总是唠唠叨叨，欲言又止，连我都感到厌烦了。
雨季已到了。天气变得更加阴冷。长久以来堆积在空中的黑云正在消散。天空露出灰白的缝隙。凉飕飕的风改变了方向，使树叶的颜色加深。
在夜郎，我的大部分时间是在雨天度过的，恶劣的气候感染了这里的每一个人，我的内心越来越感到忧郁。
夜郎郊外的松子湖依然沉寂。低低的回廊、稻草顶篷的凉亭、湖边的柱石在雨中静默着。到处都是褪掉了颜色的花瓣，几只鸟在蒙蒙细雨中傍水而飞。倾圮的城墙一段接着一段，沿着宽阔的湖边逶迤远去，深褐色的墙壁爬满了枯藤和苔藓。习惯于都市生活的人，一到天气晴朗的闲暇日，便成群结队来到松子湖边。湖边的草坪上、树下到处是游人留下的旧报纸、瓜子壳，被雨水泡发的面包屑、冰淇淋包装纸。
在雨中，我看见一个钓虾的老人穿着雨衣，正用钩竿捞起水面上的虾网。他的身后是几家化工厂、一家煤气公司，一座新建的楼房正在施工。
“什么声音？”你对我说。我们隔着一张旧木桌相对无言地坐了很久。桌上放着一盒蛋糕，几块橘子皮，一副散乱的麻将。几个月前，你终于离开了我，跟着一个陌生的公司老板去了南方。你拎着一盒蛋糕敲开了我的房门，搅乱了一副麻将残局。我看着朋友们相继离去。孤独的阴影又一次攥紧了我。
“什么声音？”你说。
“好像是隔壁的人在钉钉子。”
“再听听。”
“脚趾拍打着盆里的水……”
“仔细听。”
“附近的一家宾馆工地正在打桩。”
“难道是……”
那声音煽起了我们的情欲，你脱掉衣服。身体像一棵剥了皮的树，爬上了我的床，帐子里和外面一样炙热，汗水顺着你的脖子、胸脯、腿，在我们之间流淌，浸湿了你的头发，浸湿了床单。我们一遍又一遍做着熟知的一切，等待着那个时刻的来临。你闭上了眼睛，脑袋在枕巾上摇晃。我想象着刚才的那副牌，那张孤零零的“八万”，我在等待之中的娇滴滴的小“八万”。
在我们初见的时刻，那个同样潮湿闷热的夜晚，我的轻信和无知使我写下了这样的诗句：我已将密码注入／你雪白的琴键／别人不能／开启你的锁。可是你离开我才几个月，你稚嫩的身体一下就成熟了，被人攀摘过的枝条长出了新芽，告诉我，谁的嘴唇啜饮过你肢体的清香，谁的手拨开了你甜蜜深邃的门，怎样的躯体催开了你肌肤的花蕾？
天空更加阴晦了，云流的飘浮加快了速度，在水中投下变幻不定的影子，湖边的一所中学正在放学。姑娘们的花伞在树木的背后闪现，遮住了她们的脸，在风中她们的身体瑟瑟发抖，步履倾斜。伏在树篱中的小鸟，它们的啁啾被雨声削得非常尖厉，几乎让人听不出来。
在湖边的一座凉亭里，一对男女正在谈情说爱。我走过他们身边，女人突如其来的叫声刺痛了我。
一九八二年，一个姓孙的人在夜郎偏僻的一角办起了第一家公司。就是现在濒临倒闭的夜郎服装有限公司。随后，各类公司雪白的门牌就像栅栏一样出现在夜郎几条主要商业街的两侧。夜郎证券公司。南方木料公司。太平洋信托公司。北冰洋饮料公司。一剪梅装潢公司。黑熊电子集团公司。企鹅自来水公司。逍遥旅游公司。夜郎床上用品公司。滋生堂药材公司。沉香扇子公司。王麻子剪刀公司。龙虎驱虫剂公司。夜郎盲女按摩公司……
夜郎的市立医院紧挨着一座废弃的教堂，在没有宗教信仰的人看来，教堂灰黑色的尖顶和肃穆的外壳包含着某种可怕的象征意味，恐惧感镌刻在每一个前来就诊的患者的脸上，死亡的气味在医院外很远的地方就能嗅到。
随着雨季的来临，医院的病人陡然多了起来，病床从室内延伸到走廊里，延伸到院中临时搭起的棚屋里。到处都是药棉和碘酒刺鼻的气息。
肝炎病房设在医院左侧的一幢低矮小楼内，圆形的铁栅栏和蛛网般的铁篱把我们和其他的病人隔开。住在这幢小楼内我并没有感到太多的不自在。这里所有的东西看上去都是阴森森的，但却异常宁静。天气晴朗的黄昏，我总是来到楼前的铁笼里散步，在已经开败的海棠或金钟花丛的阴影中翻着当天的报纸。
夜郎似乎永远只适合于那些精力充沛的人居住，他们日复一日地忙于生意、经营、婚姻，永无休止地劳作和游乐，不知疲倦。生病和死亡与夜郎人忙忙碌碌的习惯显得极不协调。在肝炎病区，即便是星期天，前来探望的家属也很稀少，我每天都能看见那些面容沮丧的患者在被梅雨浇得凹凸不平的泥地上不安地徘徊，等待着家属的来临。那些姗姗来迟的探视者照例小心翼翼地将食品、书籍之类的东西从铁栅栏的小门洞口塞进来，然后迅速在栅栏外的自来水龙头下使劲搓洗他们的手，和病人说上几句就匆匆离开。
我的同室病友是一个五十上下的人。他总是在家属前来探望的时候打击他们的耐心：他的整天沉湎于麻将牌桌的妻子，他的晚上要去看演出的女儿，他的正忙于服装生意心不在焉的儿子，他和亲属的攀谈往往不欢而散，他得了肝硬化，面部浮肿，脸色萎黄，看起来一只脚已踏上了死亡的门槛。我们常常在楼房外的石凳上下棋。事实上他是一个很有幽默感的人，不时跟我说一些令人作呕的无聊的笑话。
“我的肝病是由于喝水引起的，”他说，“我从小就有喝生水的习惯，可是夜郎的饮用水中有三分之二的成分是尿。”说完他便端起面前的茶杯猛喝了一口。我想起了夜郎泛着油垢的浓黑的河水，河面上运送粪便的船只……
“你知道这家医院怎么给病人治疗肠炎吗？”有一次，他对我说，“医生把病人的肚子剖开，把肠子拖出来，一段一段地浸在盛满了水的脸盆里，看着它哪儿漏气——就像修补自行车胎一样。”
我知道他在想方设法使自己快活起来，使我快活起来，可是，他的脆弱、灰色的笑容一旦出现在脸上便立刻消逝。哪怕再深的皱纹也无法使它稍作停留。
在夜阑人静的晚上，我常常在睡梦中醒来。在昏暗的灯光下，我总是看见他手里捏着从食品盒上解下的尼龙绳呆呆地发愣。什么时候他才会有勇气用它结束自己的生命？
医院的对面是一家银行，一家理发店，一家出售鲜花、花篮和花圈的铺子，一家饭馆，一家丧服店……在这些破烂不堪的店铺、砖楼背后，矗立着殡仪馆高大的烟囱。
我对这里的一切都感到厌倦了。夜郎是一座毫无想象力的城市，它的外观和东南沿海一带的城市难以区分，居民的生活方式、习俗、表情和别处也大致相同，这里所有的事物都似曾相识。我的感觉迟钝了。
我在每一个商店的玻璃橱窗中都能看见你的笑容，在每座桥旁看见你的背影，在悄然落地的树叶中间嗅到你的鼻息，在不安的睡眠中听到你的叹息……
在夜郎广场的一角，我看着一个年轻的鞋匠出神。看上去他是一个未谙世事的青年，沉浸在劳作的醉人的气氛中，忘记了周围的行人和毛毛细雨。他的身边放着两只破旧的轮胎，一摊豆角似的薄铁片，一盒芝麻钉，几把鞋锥。中午的时候，来这里修鞋的人渐渐多了起来，他用幽默的语调和人们讨价还价，用粗鲁、充满暗示的话逗女孩乐，在姑娘们脱鞋的时候，嬉皮笑脸地搔挠她们的脚板底——看起来，他生活得很自在。
如果天气晴朗，我的父亲一定会把他的那些鞋楦搬到阳光下来晒。
我的记忆衰竭了。我记不住昨天发生的事，但童年的事物：一堵布满蜂眼的土墙，盛开着油菜花的洼地，一片被麦穗覆盖的池塘，却在我的记忆中变得越来越清晰。约翰·韦恩曾说过，童年记忆是诗意的谎言。我以为他说得很对。
在乡下，梅雨要来得稍早一些。瓦舍、树木、行人都浸在蒙蒙细雨之中，秧苗和桑叶在雨中悄悄生长，道路变得泥泞不堪。农民赤着脚在田埂上踯躅，在屋檐下聊天，享受着一年中第一个闲暇的时节，等候雨季过去。
我家院前有一棵高大的杏树。春雨打落了残剩的杏花，在树上结出和叶子的颜色难以辨别的青果。从春到秋，我看着那些果实慢慢长大，由青变白，由白泛黄。
我的父亲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年轻的时候，深深的皱纹就爬上了他宽阔的前额。他的脸上毫无表情。他很少对一件事物发表议论，流露出兴趣或显出不满，即使在杏子成熟的秋季也不例外。我记得许多个这样的午后和早晨：父亲搬来一张木梯，拿着竹篮爬到树上，不紧不慢地摘着杏子。用绳索吊着装满黄澄澄杏果的篮子垂放到地上。我和弟弟更加喜欢母亲的方式：她用长长的竹竿噼噼扑扑地搅打着树枝，杏子便像雨点一样落下来，砸在我们头上，手上，背上。杏子酸涩的气息包围了我们。每次摘完杏子，地上总是铺着厚厚的一层树叶，父亲看着它们忧心忡忡，一声不吭，我想他也许担心杏树受到损害，没有人会理解他为什么对树木那样爱护。对于收获的杏子，父亲一直很少吃。母亲给我们留下一筐，把其余的送到很远的集市上去卖。
我的祖父是当地有名的制作鞋楦的人。父亲的手艺也还凑合，只是到了最近，鞋楦背时了，他的铺子和身体一下子垮了。父亲对农活没有太大的兴趣，种植庄稼几乎成了我母亲一个人的事。他偶尔也背着手，踱着不紧不慢的步子，到田野里转上一圈，估算植物的收成，想着他无边无涯的心事。在我的记忆中，他对什么事都能将就，碰到他发怒的时候也是如此。有一次，我偷了他做楦头的一块木料做乒乓球拍，他知道后，举着一根木棍朝我打过来，我冲出了家门跑到屋外的田野上，眼看着就要被他追上了，不料，他却在田埂上滑了一跤，半天没有爬起来。
我和弟弟渐渐疏远了他，很少跟他说话。
去年冬天，我回到老家。院前的那棵杏树已经枯死了。父亲将它锯倒，用树干做成了几十只鞋楦，如今，穿布鞋的人越来越少，父亲的鞋楦堆积在屋角。南方的潮湿气候使那些圆滚滚的木头长毛，发霉。碰到天好，父亲就把它们一只只搬到阳光下来晒。
“我花了七十天的时间才做成，”父亲指着那些鞋楦对我说，“可到现在还没有卖掉一只，看上去，它们都快要发芽了……”
父亲的话比以前更少，皱纹更深。他总是默默地坐在门槛上晒太阳，沉浸在他的玄想中。他的皱纹下似乎掩藏着什么，他是否有力量回顾一生的琐事，对生命的生长和消逝做出勉强的解释？
我永远不知道怎样和他相处，碰到只有我们两个人的时候，我们常常看着屋檐上的那片天空，一言不发。
镜子是一件危险的道具。我从中看出了自己的不真实。每天都有令人振奋的消息传来，我的那些风华正茂的同伴，正好赶上了令人称颂的大好时光。他们踌躇满志，前途无量，让人羡慕。他们建立了一家又一家公司，学会了七门外语，当上了没有帽子的博士，他们东渡南下，漂洋过海……而我却待在一个陌生的地方，整天和一些灰色的东西为伴：天气、老鼠、蟑螂……没人知道我为什么来到这里。我还很年轻，在未知的将来，有的是时间培育我的自信，使我振作起来。可是，衰老的阴影过早地撵上了我，我的血液干涸了，我的身体成了一具空壳。
什么东西离开了我的躯体？
我的手碰到了剃须刀就去刮脸，我的眼睛接触了窗外的景色就沉湎于遐想，我的身体碰到床就被粘住了。在我清醒的时候，我拿起笔，写下一些无聊的字句。
随着岁月的流逝
谴责你的声音越来越多
随着岁月的流逝
和你对话的声音愈少
临近中午的时候，空气逐渐增加了它的热度和湿度，暖烘烘的阳光使人恹恹欲睡。我坐在车站广场上一处花坛的边沿，等待着班车的到来。
在医院一个多月的隔离生活，使我的感觉变得更加粗糙。所有的声音都离我十分遥远：行人的喧闹，列车启动时沉重的喘息，货摊上的叫卖声，远处时隐时现的汽笛……压路机在广场中心新铺的柏油上碾过，一阵阵沥青的气味扑鼻而来。
我注意到那个可爱的小姑娘在我身边已坐了很久。她不时地察看我的脸色，察看我周围的行人。她将那只汗津津的小拳头伸到我面前，摊开手指，我看到有一枚小圆镜似的东西在阳光下闪闪发亮。那是一枚古币。
“想不想要？”姑娘对我说。
我接过那枚古币。它的分量比真正的银元要轻一些，钱币正面袁世凯的头像已变得模糊不清，看上去像一个慈善的和尚。我知道这枚银元是伪造的，在夜郎已经是第三个人向我出售这些伪币了。我想着那些铸造伪币的人怎样将崭新的镍币放在煤渣里弄脏，在石头上磨掉它的棱角，使它显出陈旧的样子。
两名高大的警察朝这边走过来。姑娘脸上露出慌乱的神色，她从我手里抓过那枚伪币头也不回地朝前走，我看见她的背影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在河滨的一棵树下停下来，朝我招手。我站起身，走到她身边。
“这是一块真正的银元，”她将伪币在河边的桥栏上敲了一下，“我是外地的民工，前些天，城里的一座寺庙被推土机推平了，那儿将新建一座宾馆。今天早上我在清除垃圾的时候发现了它。”
“你有多少块？”我说。
“很多……”
她显然不太善于说谎。她的脚不停地踢着河边的砾石，鼻尖上沁出了汗珠，不安的眼睛盯着河面。我想我应该帮她一下。
“你说的那座寺庙是不是在邮局附近？”
“是的。”她松了一口气。
“这些银元很值钱，每块至少值四十元。”我说。
“可我只想卖二十元。”
“你为什么不把这些银元交给父母？”
“我需要钱，我想买一条裙子……”
“我买一块吧。”我说。
“一块？”
“就一块。”
“一块不卖。”
她转过身沿着河边径自朝前走。我倚着河栏没有动。她缓缓朝前走，脚步越来越慢，最后她终于站住了。她不知道怎样应付眼下的尴尬处境，显得有些犹豫不决。她有着一副纯洁无瑕的外表：漂亮的前额，微微上翘的嘴，富有光泽的肌肤。我不由自主地走近她。
“还是卖一块给我吧。”我说。
“你真的只想买一块？”
“我身上没有带多余的钱。”
自信的表情在她脸上慢慢恢复了。她表现得相当出色，她没有立刻答应我的要求，装模作样地想了一会儿，用施舍的语气对我说：
“好吧，卖一块给你。”
不管怎么说，这件事让我感到愉快。离开夜郎之前，我一直在想着它。我的那趟车像是晚点了，黄昏的时候才来，我捏着那枚伪币，走过检票口，走过一条又一条长廊来到月台上。
月台右侧挨近厕所的地方竖着一块木牌。上面写着：
欢迎您再来夜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