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斯格尔岛上的事故破坏了那个夏天余下的时光。我不确定它有没有破坏我的余生。我在医院里待了大概差不多一周的时间。他们说我患了严重的脑震荡，随后的几个月里我头疼不已。他们怀疑我头颅骨折，但是X光片上没有任何症状。我的左胳膊两处骨折，打了一个多月的石膏。我全身青一块紫一块的，刚苏醒时几乎动不了。
马萨丽每天都过来看我，但我并不真的想让她在这里。我不知道为啥，但我觉得她的存在让我心烦意乱。我觉得她被我的冷酷深深伤害了，对我失去了所有的热情。姨妈过来了几次，但她并没有表现出非常同情的样子。那时她一定知道自己快要死了。我和死神擦肩而过，但他们说我会痊愈的，她为什么还要在我身上施舍无谓的同情呢？
吉格斯也来了，只有一次。我依稀记得他坐在我床边，用那双深邃、碧蓝的眼睛关切地注视着我。他问我，对于发生的事我记得多少，不过那时的记忆还非常模糊。我对发生的事情的记忆支离破碎，意象混乱。阿泰尔的爸爸爬到我旁边的岩架上，他很恐惧。他的尸体躺在悬崖下的岩石上，海水伸出冒着泡沫的手指把他拖走。两周里发生的事情一片模糊，好像我正透过一层薄雾回头窥视。那是脑震荡的缘故，他们说。只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这层薄雾才会慢慢消散，焦点更加清晰。
住院期间我记得最清楚的是阿泰尔一次也没来看过我。最初几天我并没有意识到，但随着我日渐康复，他们开始谈论把我送回家，我才意识到他从没有来看望过我。我问过马萨丽，她说他妈妈一直状况很糟。葬礼举行过了，但没有尸体，只有一口无主的棺材被一路抬到了克罗伯公墓，里面装着屈指可数的珍贵物品。他们说没有尸体，灵魂很难得到解脱。既然大海肯定永远不会放弃他，我不知道麦金尼斯先生死后如何获得解脱。我想也许阿泰尔责怪我了。马萨丽说她认为这不是责怪不责怪的问题，只不过接受父母的死亡让人痛苦。在所有人中，我，作为孤儿，应该最了解这点。当然，我确实了解。
最艰难的时光是从出院到去上大学之间的那段日子。那是一段停滞期，日子空虚而漫长。已经进入9月份，夏天快过完了。发生在安斯格尔岛上的事和阿泰尔父亲的死使我极度压抑。对去格拉斯哥上大学的热情减退了，但我仍希望去大陆会给我的思想带来巨大改变，我会设法将所有事情抛于脑后，重新开始。
我发现自己在躲避马萨丽，为我们曾安排在格拉斯哥共用一个房间感到后悔。不知为什么，她看起来正是我想告别的过去的一部分。我也回避和阿泰尔有关的事情。如果他不能来医院看望我，那我当然不想去见他。
晴天时我会沿悬崖散步很长时间，沿东海岸向南走，经过一座古老村落和教堂的遗址，来到道拉斯达长长的银色海滩，在沙丘中连坐好几个小时，凝望着海水。此时唯一能看到的人是来自大陆的度假者，唯一的伴侣是盘旋在明奇海峡悬崖旁成千上万只觅食的海鸟。
有一天，我散步回来后，姨妈告诉我阿泰尔的母亲中风了，她觉得情况很糟糕。那时我知道我不能再回避他了。我的胳膊上还绑着石膏，不能骑自行车，所以我步行去了。你越是希望旅途没有尽头，越是很快走完。走到阿泰尔家的平房根本没费多久，这让我更觉得不合情理，我居然没早过来。
他父亲的汽车就停在去安斯格尔前停放的那条车道上，更强烈地提醒人们他还没有回来。我敲了敲后门，心情忐忑地站在台阶上等着。好像过了一个世纪，门才打开。阿泰尔站在那里俯视着我。他的脸色苍白得要命，眼皮下是黑黑的眼圈。他瘦了。他面无表情地看着我。
“我听说你妈妈的事了。”
“进来吧。”他打开门，我走进厨房。他爸爸的烟草味依然在房间里徘徊，这是另一件提醒其不在的证物。同时还有一股难闻的陈腐饭菜的气味，肮脏的盘子堆积在水槽里。
“她怎么样？”
“她一边身体瘫痪，很多运动神经功能丧失了，语言能力受到影响。她死了的话也许还好些，不过大夫认为或许能得到改善，如果她活着的话。她从医院回到家的时候，别人告诉我要用勺子喂她饭。她差不多再也不能走路了。”
“天哪，阿泰尔，对不起。”
“他们说这是我父亲的死给她造成的打击。”这让我感觉更难受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但他耸了耸肩，扫了一眼我胳膊上的石膏，“你怎么样了？”
“还是头痛。下周把石膏取下来。”
“那正好来得及去格拉斯哥。”他语气中含着讥讽。
“你没来医院看我。”我没用提问的语气，但我们两人都知道我在询问原因。
“我一直很忙。”他火气很大，“我要安排一场葬礼，成千上万个问题需要处理。你想过死亡会带来多少繁文缛节吗？”但他并没有期待答案，“你当然不会想到。你父母去世时你只是个孩子，其他人处理所有乱七八糟的事。”
他的刻薄让我很生气。“你在责怪我，是吗？因为你爸爸的死？”我脱口而出。
他用奇怪的眼神看了我一眼，使我感到慌乱，“吉格斯说你不大记得在安斯格尔岛上发生的事情了。”
“有什么可记得的？”我说，仍然感到慌乱，“我掉下去了，是的，我不大记得是怎么掉下去的。也许因为某个愚蠢的举动。你爸爸爬到岩架上救了我的命，如果因此我就对他的死负责的话，那我认错。对不起，我一生从来没有感觉到这么遗憾。他很伟大。我记得在岩架上他告诉我说一切都会好的，确实如此，但并不包括他。我一直对他心存感激，阿泰尔，一直。不仅仅是因为他救了我的命，还因为他给了我希望，因为他为让我通过考试所付出的日日夜夜。没有他，我永远也不可能通过。”所有的痛苦和内疚，我一股脑儿地倾诉出来。
我记得阿泰尔瞪着我，眼睛里仍然带着那种奇怪的神情。我想他一定在衡量我应该承担多大的罪责，因为看起来他下了定论，所有的紧张和愤怒瞬间消失殆尽，如同毒素从被切除的疖子中流出来。他摇了摇头，“我没责怪你，芬，没有。真的，只是……”他的眼睛里充满了泪水，“父亲的死让人难以接受。”他深深地、颤抖地吸了口气，“现在又出了这种状况。”他无奈地举起双手，又沮丧地放下。
我为他感到难过，以至于做了一件以前从未做过的事情，高大的、富有男子气概的路易斯男人绝对不会做的事情。我拥抱了他。我能感觉到他一开始很吃惊，短暂停顿之后，他还给我一个拥抱。我感到他新长的胡子楂儿蹭在我的脖子上，身体因抽泣而颤抖着。
我和马萨丽在9月末各自去了格拉斯哥大学，在百乐思路的克勒斯酒吧邂逅。我们都把行李放在希尔伯格路上的住处了，但还有些问题有待解决。就我而言，我不得不面对并处理我对马萨丽的感情，或者缺乏感情的问题。那时我无法解释，现在依然如此。我从安斯格尔之行中死里逃生，但内心的某种东西在岛上死去了，如同马萨丽多年之后所说的那样，而马萨丽在某种程度上和我内心逝去的那部分联系在了一起。我需要重新开始，重新成长，我不知道把马萨丽放在这个进程的哪个位置，如果能放进去的话。对马萨丽而言，问题比较简单：我到底想不想和她在一起。我必须承认我的怯懦。我不擅长结束关系，可以快刀斩乱麻的时候，我通常会犹豫不决，害怕造成伤害。当然，最后总是搞得一团糟，甚至把人伤得更深。因此我不忍心，或者缺乏勇气告诉她一切都结束了。
相反，我们喝了几杯，去阿什顿路上的一家中餐馆吃了顿饭。我们吃饭时喝了些葡萄酒，结束时又喝了几杯白兰地，回到公寓的时候已经酩酊大醉。我们的客卧两用出租屋是公寓楼前面的一个大房间，我觉得以前可能是起居室。高高的天花板上有模压飞檐，雕刻精致的木质壁炉里是煤气取暖器，华丽的彩色凸窗透过树丛俯视着下面的道路。一节短短的楼梯上面是公用卫生间，公寓楼后面是宽大的公用厨房，一扇窗户俯视着后院，旁边有一张硕大的餐桌和一台电视。我们进去时能听到其他学生正在厨房谈话、听音乐，但我们那晚不想和人交流。我们直接进入自己的房间锁上了门。街灯的光照过来，树叶在地板上形成斑驳的阴影。我们甚至都没拉上窗帘就打开长沙发，脱掉了衣服。我想如果有人看的话，从路对面就可以看到我们，但我们并不在意。在酒精和荷尔蒙的刺激下，我们疯狂地做爱，短暂而激烈。
距离我们上次在尼斯港的海滩上做爱好像已经很久了。在格拉斯哥的第一个夜晚满足了一些生理上的需求，但结束的时候我仰面躺在那里，盯着天花板，看着反射的光线与外面微风吹过的树叶一起摇曳。这次做爱和以前不同了，我感觉内心空虚，知道一切都完了。我们两个都必须面对现实，这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有时当我们不想承担过错的时候，就会策划一些情境，让命运或者另一方为一段关系的破裂承担罪责。这就像我和马萨丽在格拉斯哥大学第一学期的情形。现在回顾往事，我不确定从秋天开始直到我们在那座城市的第一个冬天，那个潜藏在我体内的人到底是谁，但他是个暴躁好斗的混蛋，喜怒无常，难以相处。他经常酩酊大醉，吸食过量的毒品，愿意的话就和马萨丽做爱，其他时间对她弃之如敝屣。我羞于承认我认识她，或者和她有一丝一毫的联系。
我发现了自身的很多东西。我发现我并不真正对艺术或拿到学位感兴趣。事实上，我对学习没有丝毫兴趣。想到可怜的麦金尼斯先生在我身上浪费的那些时光我就感到惋惜。所有那些时间和努力都白费了。我发现我就是苏格兰低地人所说的乡巴佬，土包子苏格兰高地人，这一点从我难听的口音中就会立刻辨认出来，我下定决心要消除它。对于不说盖尔语的人来说，盖尔语很可笑，所以我不再对马萨丽说盖尔语，甚至我们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也是。我发现我对女孩很有吸引力，从来不缺乏投怀送抱的女孩。那时艾滋病还没有产生巨大的影响，性关系比较随便。我和马萨丽去参加一个聚会，却和另一个女孩离开。我回到公寓时，发现她孤零零地在黑暗中躺着。她从不承认为我流泪，但我看到了她枕头上的睫毛膏污渍。
第一学期期末情况终于恶化了。走廊对面的房间有两个女孩同住，其中一个喜欢我。她对此从不隐瞒，甚至马萨丽在一旁的时候也不例外，马萨丽因此恨她。她叫安尼塔，长得很好看，但尽管她百般挑逗，我从未为之所动。她太热情了，就像辛河。我总是对这类女孩敬而远之。
有一天我从学校早早回来，翘课去了酒吧。我已经把那年的助学金快花光了，但我满不在乎。我正不顾一切地朝自我毁灭的道路上走去。天气寒冷刺骨，城市上空的阴云孕育着雪花，商店里到处是一派圣诞节的气氛。我父母正好是在圣诞节两周前去世的，自此以后，每年的圣诞节我都变得痛苦和压抑。姨妈更是从来没有使圣诞节成为一个对我来说重要的日子。其他的孩子都兴高采烈地期待圣诞节的到来，我只是怀着恐惧，惴惴不安。这座大城市里所有在商业利益驱动下制造的虚假快乐，灯光、树、花哨的橱窗展示、无休止播放的圣诞歌曲，只是更加增强了我无所适从的感觉。
我带着些醉意和自怨自艾的情绪走进公寓。安尼塔正独自在厨房里卷一节大麻烟卷，抬头看到我时她很高兴。
“嘿，芬，我刚搞到了一些不错的可卡因。你想吸一口吗？”
“当然。”我打开电视，BBC2正在播放一部用盖尔语配音的糟糕的动画片。再次听到盖尔语我有种奇怪的感觉，尽管只是卡通音，也让我很想家。
“天哪，”安尼塔说，“我不晓得你怎么能听懂，它的语速快得像是在说挪威语。”
“你他妈的滚一边去！”我用盖尔语对她说。
她微笑着，“嘿，你说什么？”
“我说我想和你做爱。”
她故作忸怩地扬起一边眉毛，“马萨丽会怎么说？”
“马萨丽不在这里。”
她点燃大麻，不紧不慢地吸了一口，接着递给我。我一边把烟吸入肺里，一边看着烟雾缓缓地从她嘴里飘出来。我把烟吐出来后问：“有人在和你做爱时说盖尔语吗？”
她大笑，“说盖尔语？你什么意思？”
“如果有人说过的话，你就不会问了。”
她站起来，从我手里拿走大麻塞进自己嘴里，接着又放进我嘴里，这样我们可以一起吸。我感到她的乳房紧紧压在我胸口，她把一只空闲的手放在我两腿间。“你为什么不做给我看呢？”
如果我们当时去了她的房间而不是我的，结果可能会截然不同。但在酒精和大麻的刺激下，还有一个女孩的手放在我裤裆里，我就忘乎所以了。早晨起床后床铺还没有整理，我打开煤气取暖炉，我们脱掉衣服，爬进了头天晚上我和马萨丽刚用过的被子里。被子很凉，我们紧紧拥抱在一起取暖，我温柔地用盖尔语对她说着话。
“你好像在对我念咒语。”她说。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确实如此，我在用我父亲、还有父亲的父亲的语言施展魔法。劝诱，哄骗，许诺我无法兑现的东西，进入她的身体把我的种子播撒在里面。当然，她吃了药，所以种子落在了石头地面上。但在那一瞬间，那是种解脱。不是对她，而是对我而言。这是一个重新与曾经的芬·麦克劳德联系的机会，重新又成为那个只说盖尔语的男孩，自由地接触我的祖先，重新和他们在一起。不过，实事求是地讲，我觉得是大麻在起作用。
我不确定什么时候意识到了马萨丽站在门口。当我有这种意识的时候，猛然抬起头，看到她的脸惨白如纸。
“怎么了？”安尼塔说，接着她也看到了马萨丽。
“你为什么不拿起衣服滚出去？”马萨丽非常平静地告诉她。`
安尼塔看看我，我点了点头。安尼塔气急败坏地从床上爬下来，收拾起地板上的衣服，噔噔噔地穿过走廊回到了自己的房间。马萨丽在她身后关上门，她的眼神如同被主人踢了一脚的狗：背叛，伤害，破碎的信任。我知道我无话可说。
“你知道，我从来没告诉过你，”她说，“我申请上大学的唯一原因是因为我知道你申请了。”我意识到那一定是在大伯纳岛邂逅之前的事。我想到了小学时那封她请求我不要带着艾琳·戴维斯去参加毕业舞会，署名为农场女孩的信，于是我明白了她一直都没有停止过爱我，这些年来一直都是。我不得不把眼神移开，再也无法和她对视，因为我明白我做了些什么。最终，由于我的残忍和自私，我剥夺了她的希望，那个终有一天她会让我浪子回头的希望，找回那个曾经的芬的希望。和她一样，我也不知道那个芬去哪里了，也不确定自己是否有希望把他找回来。
我想说对不起，想抱着她，告诉她一切都会好的，就像麦金尼斯先生在悬崖岩架上告诉我的那样，但我知道不会好了，我怀疑她是否也知道这一点。
马萨丽再也没说什么。她把手提箱从衣柜顶上拿下来，开始往里面塞衣服。
“你要去哪儿？”
“回家。明天我要坐火车去因弗内斯，接着坐汽车去阿勒浦。”
“今晚你住哪儿？”
“不知道，但肯定不在这个屋子里。”
“马萨丽……”
“不要，芬！”她厉声打断我，接着语气温柔了些，喉头哽咽，“请不要。”
我坐在床边，依然赤身裸体，冷得浑身打战，看着她打包。打完包后她穿上外套，拉着行李箱一言不发地走出了房间。过了一会儿，我听到前门开闭的声音。
我走到窗前，看着她艰难地朝百乐思路走去。那个在上学第一天坐在我身边，主动提议做我翻译的小女孩，那个在米兰尼斯农场谷仓高高的草垛上偷走我初吻的女孩，那个当我在教堂里掉了糖块时为我承担罪责的女孩。过了这么多年后，我终于伤得她体无完肤，将她驱赶出了我的生活。大而饱满的雪花从天上飘落下来，在她到达红绿灯前，她的身影就模糊不清了。
在此之后，我只回到岛上一次，那就是第二年4月份姨妈突然去世的时候。我说突然，只是因为这个消息对我来说犹如晴天霹雳。但事实上，她的病从发现到恶化已经持续好几个月了。我不知道她病了，尽管后来发现她在去年夏天就已诊断出来是癌症晚期。她拒绝化疗，告诉医生她度过了幸福而漫长的一生：喝最好的酒，吸最好的烟，和最优秀的男人（还有几个女人）睡过觉，花他们的钱如流水。为什么要糟蹋最后6个月呢？结果，她又活了近9个月，她生命中的最后一个冬天大部分是在那个冰冷刺骨的房子里痛苦而孤独地度过的。
我坐汽车到了内斯，又步行穿过克罗伯村，上山来到港口附近的那座老白屋。那是个初春，微风拂过枯萎的草丛，淡淡的阳光时不时穿透大片飘浮的云彩，把温暖洒向人间。
屋子里还有冬天的寒气、潮气和消毒剂的气味。插着干花的彩色花瓶、紫色墙面、她风华正茂时购置的粉红和橘色布料，现在已俗气不堪，令人伤感。不知怎的，她赋予了这些东西生命力，没有了她，屋里显得空荡荡的。
炉栅里残留着她点燃炭火后燃烧的灰烬，异常冰冷。我在她座位上坐了很久，凝视着火炉，想着这些年和她一起度过的日子。蹊跷的是那时我关于她的记忆少得可怜，我拥有一个多么奇怪、冷酷的童年。
在我的卧室里，我找到了她塞进盒子后堆在衣橱里的所有旧玩具，它们使我悲伤地想起急于抛在身后的过去。我想起了《圣经·哥林多前书》中保罗写给哥林多人的话：我是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既已长大成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所有那些在克罗伯自由教堂度过的安息日都留下了它们的印记。我把玩具拿到楼下，扔进垃圾箱。
我不知道怎么处理姨妈的物品。打开她卧室里的衣橱，我看到她的衣服成排地挂着，她死亡的阴影使它们变得色彩暗淡了。她保留着那些再也无法穿上身的裤子、裙子和衬衫，好像心存幻想，总有一天，她可以重新找回那个60年代的自己：年轻，苗条，魅力无穷，美好的人生等待着她。
在这所房子里，我一晚上都不想待，但我无处可去，因此夜幕降临的时候我点燃了一堆火，用毯子紧紧包裹着自己，睡在火堆前面的长沙发上，恍惚中奇怪地梦见姨妈和麦金尼斯先生一起在空荡荡的舞池里跳舞。
一阵砰砰的声音把我惊醒了。天已大亮，我看看手表，发觉睡了近10小时。有人敲门，我去开门，身上仍然裹着毯子，在强烈的阳光下眯起了眼睛，看到一个叫莫拉格的女人。我想她是我的一个表亲，但比我年龄大得多。我不确定在我父母的葬礼之后我是否见过她。
“芬，我想一定是你。我能闻到泥炭烟味，所以知道有人在家。我有钥匙，不过如果有人在的话我不想用它。你知道葬礼就在今天吗？”
我睡眼惺忪地点点头，想起姨妈从没说过莫拉格一句好话，不过结果却是莫拉格独自安排了一切与葬礼有关的事情。“进来吧。”
正是莫拉格解决了姨妈物品的问题。她说，有的东西她家可以用，他们不能用的东西，她会带到斯托诺韦的慈善店。“有人把你所有的旧玩具都扔出去了。”她非常气愤，“我在垃圾箱里找到了它们。我已经把它们放进了行李箱，这样它们就不会浪费了。”我想，那些玩具会给其他孩子长大后带来回忆，但愿他们比我更快乐。
教堂里没多少人。几个远亲，几个逢葬礼必去的村民，几个爱管闲事的邻居，他们也许想知道更多关于这个独居的古怪老女人的事情。仪式结束后，我站起来朝门口走去，盖尔语的圣歌仍然在耳边回响，这时我才看到阿泰尔和马萨丽一起从后面的座位上悄悄溜了出去。他们一定看到我就在前排，却迅速溜走了，好像在极力躲避我。
不过，15分钟后，当我们十几个人准备把姨妈的遗体送到墓地时，他们却出现在房子外面送葬的人群中。阿泰尔冲我点点头，又和我握了握手。后来当我们从柏油路面上抬起放在椅背上的棺材时，我和阿泰尔已经肩并肩走在一起了。我确信棺材比我姨妈本身重。我看到马萨丽穿着黑衣站在一群女人中，在男人们开始通往墓地的漫长路途时她们站在一边观望。这次我和她四目相遇了，但只是一瞬间，她迅速把视线转向了地面，好像悲痛不已。她对我姨妈了解甚少，更别谈喜欢了，因此她哀悼的肯定不是姨妈。
直到我们把姨妈放入地下，等着掘墓人埋葬她时，阿泰尔才第一次和我说话。我们一小群人零零散散地穿过墓碑，朝墓地出口走去，从大西洋横扫而来的狂风让人步履艰难。他说：“大学怎么样？”
“不像宣传的那么好，阿泰尔。”
他点了点头，好像明白了，“你喜欢格拉斯哥？”
“还行，比这儿好。”
我们只聊了几句就到了墓地出口。我和他滞后几步，让其他人先走。他转身看着我，过了好长时间才说：“有件事你得知道，芬，”他深深地吸了口气，我听到他喉咙里的痰嘶嘶作响，“我和马萨丽结婚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意思是，我没有权利这样做——我被愤怒和嫉妒之火烧得浑身发热，“哦？恭喜。”
当然，他知道这不是我的本意，但我又能说什么呢。他点头致谢，“多谢。”
我们动身穿过沙土地，追上了其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