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字一定要有意义吗？
——刘易斯·卡洛尔《爱丽斯镜中奇遇》
跨入这一片覆盖了永远灰蒙蒙的尼尚塔石的不寻常的明亮白色中，卡利普这才明白，他无眠的一夜里，雪下得比想像中的还大。路上来来往往的行人似乎没有注意到尖锐、半透明的冰柱从大楼的屋檐上垂下来。来到尼尚塔石广场，卡利普走进都会银行——鲁雅称之为“多灰银行”，意指漫天的尘埃、烟灰、汽车废气，以及从附近烟囱喷出的肮脏蓝烟——他发现过去几天里，如梦并没有从他们的共同账户中提领任何大笔金钱。银行大楼的暖气没有开，而众人正开心地祝贺一位浓妆艳抹的银行出纳员赢得了一小笔全国乐透彩。他步行经过花店雾蒙蒙的橱窗，经过骑楼，热茶小贩的托盘上放着一壶壶晨茶，经过他和如梦以前就读的西西里进步高中，经过挂着冰柱、鬼魅般的栗子树，走进阿拉丁的店里。阿拉丁头上罩着九年前耶拉在文章中提过的一顶蓝色兜帽。他正忙着擤鼻涕。
“怎么啦，阿拉丁？你生病了还是怎的？”
“着凉了。”
卡利普一个字一个字清晰地念出他想买的期刊名，如梦的前夫曾经在这些左派政治刊物上发表过文章，其中有几篇卡利普觉得还能接受。阿拉丁起先露出幼稚的惧怕神情，接着脸上浮现出一抹称不上敌意的怀疑，他说只有大学生才会读这种杂志。“你要它们干吗？”
“玩填字游戏。”卡利普回答。
阿拉丁大笑两声，表示他听懂了笑话。“可是老兄，这些玩意儿里头没有填字游戏！”他语带遗憾，像是一个真正的填字游戏迷。“这两本是新发行的，你也要吗？”
“当然。”卡利普回答。他像一个买色情杂志的老头，悄声说，“麻烦你包起来。”
在埃米诺努公车上，他注意到包裹异常沉重。接着，在同样的古怪感觉下，他察觉似乎有只眼睛正盯着他看。这只眼睛并不属于周围的群众，那些仿佛坐在小汽船上随着海浪左摇右摆的公车乘客们，他们正眼神涣散地望着外头积雪的街道和熙来攘往的行人。这时他才发现，阿拉丁用一份旧的《民族日报》来包他的政治杂志。某个折角处，耶拉正从他的专栏上方的照片里往外瞪着他看。尽管每天早晨刊登在同一个位置的照片没有丝毫改变，然而，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如今照片中的耶拉却投给卡利普一个截然不同的眼神，好像在说：“我知道你在搞什么，我会紧盯你！”卡利普伸出一根手指，遮住那只能读心的“眼”，只不过，一整段公车的路途上，他仍然感觉得到它在他的手指下瞪着。
一进办公室他立刻打电话给耶拉，但却找不到他。他拆开旧报纸，小心放到一边，拿出左派政治杂志开始阅读。才翻开杂志没多久，一股卡利普早已遗忘的兴奋、紧张和期待感涌上心头。这些刊物让他回想起过去对解放、胜利和正义之日的期待，很久以前他放弃了这些信念，只不过当时他自己并不知道。翻完杂志后，他花了一段时间，根据草草写在如梦信纸背后的号码，打了一连串电话给她的老朋友。然后，他慢慢忆起自己的左派岁月，就如同小时候在户外电影院里，观赏着投射在清真寺和露天咖啡店外墙上的影片，诱人而难以置信。以前卡利普看到叶西坎那些剧情俗滥的黑白电影时，他常常会想，究竟是自己没有看懂，还是说，他被拉进了一个不知不觉中呈现出童话故事的世界，那里充斥着有钱而无情的父亲、身无分文的浪荡子、厨子、管家、乞丐以及装有散热片的汽车（那辆迪索托的车牌，如梦记得，和前一部电影里的一模一样）。每当他开始嘲笑周围感动落泪的观众时，对，对，就在那一剎那——注意了！——仿佛被耍了什么戏法一般，突然间，他会发现自己同情起银幕中苍白悲惨的好人以及果敢无私的英雄，感染了他们的伤痛与折磨，莫名其妙地，自己已泪流满面。于是，为了更加了解这个黑白的童话世界，更深究这个小小的、如梦与前夫曾经所属的左派圈子，卡利普打电话给一位保存所有过期政治刊物的旧朋友。
“你还继续在收集期刊，对不对？”卡利普说，语气认真，“我有一个客户面临了大麻烦。我可以借用你的数据库搜寻一下，好替他写状子吗？”
“当然没问题。”赛姆说，一如往常的热心，很高兴有人要看他的“数据库”。今晚八点半左右他会等着卡利普来。
卡利普在办公室工作到天黑。他又拨了几次电话给耶拉，但始终找不到他。每一次电话中，秘书不是告诉他耶拉先生“还没”进来，就是说他“才刚”离开。尽管报纸已经被卡利普塞进梅里伯伯留下来的旧书架里，但他还是浑身不自在，总觉得耶拉的“眼睛”仍盯着他看。的确，一整天耶拉好像都站在身旁。在他的注视下，卡利普处理各种公事。他聆听一对肥胖的母子抢着说话，他们因为谈不拢由谁继承室内大市场的一间小店铺而引发口角；告诉一位戴着墨镜、想要控告政府无端缩减退休金的交警，依据国家的法律，他待在疯人院的那两年不能算是受雇期间。
他一一打电话给如梦的朋友。每一个电话他都捏造出各种不同的新鲜借口。他向她的高中死党玛西德询问古儿的号码，因为他手上有一宗案件需要请她帮忙。他打电话给古儿——玛西德不喜欢她，但这个意思为“玫瑰”的名字曾经一度让他迷醉——结果优雅宅邸的优雅女佣告诉他，名字优美的女主人古儿，前天在古儿巴切（“玫瑰花园”！）医院同时产下了她的第三和第四个孩子，如果他现在出发到医院的话，还有时间从育婴室的玻璃窗看一眼可爱的双胞胎，名字叫阿什客与胡颂（爱与美）。费珍保证她会归还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怎么办？》，以及雷蒙·钱德勒的推理小说，并且祝如梦早日康复。至于贝席叶——不，卡利普弄错了——她并没有一个叔叔在麻醉药局担任探员，而且——没有，卡利普确信——她的声音里没有流露出丝毫她知道如梦在哪里的暗示。而瑟米则非常惊讶卡利普怎么会得知地下纺织厂的消息：没错，他们的确雇用了一群由工程师和技师组成的团队，准备研发一项计划，制造第一批土耳其制的拉链。不过，很遗憾，由于他并不清楚最近报纸上报导的线轴交易情形，所以他无法提供卡利普任何相关的法律数据。他只能向如梦致上他最诚挚的问候（这一点卡利普毫不怀疑）。
他在电话里伪装不同的声音，或是假扮别的身份——中学校长、戏院经理、大楼管理员——然而还是没办法找出如梦的踪迹。苏里曼，一名挨家挨户兜售四十年前英国出版的进口医疗百科全书的推销员，接到假扮的中学校长卡利普的电话后，极为诚恳地向他解释，自己非但没有一个上中学的女儿名叫如梦，事实上他根本没有小孩。同样的，伊利亚斯，一位用父亲的平底货轮从黑海海岸载运煤炭的商人，反驳说他绝不可能把自己的梦境日记忘在如梦戏院里，因为他已经好几个月没看电影了，而且他也没有这样的笔记本。升降机进口商阿辛解释说，他的公司不能为如梦大楼的电梯故障负责，因为他从没听过有哪栋大楼或哪条街的名称叫如梦。当这几个人念出“如梦”这两个字时，他们都没有显露半点焦虑或罪恶的痕迹，他们的口气全都充满着真诚的清白。塔瑞克，白天在他父亲的化学工厂制造老鼠药，晚上则摇身一变成为写作阐述死亡炼金术的诗人，他欣然答应一群法律系学生的邀请，去演讲他诗中的主题“梦境与梦之谜”，他还承诺改天与他的新朋友们在塔克西姆的老咖啡馆前碰面。至于科玛和布兰特，他们都才从安纳托利亚旅游回来。其中一个人的旅行路线追随着一位伊兹密尔女裁缝的回忆录，这位女裁缝在五十多年前，在一群新闻记者的喝彩声中与阿塔图克跳完华尔兹后，可以马上在她的脚踏裁缝车后坐下，飞快地缝出一条欧洲样式的长裤。另一个人则骑着骡子横越整片东安纳托利亚，他行经一个又一个村落，走访一家又一家咖啡馆，到处兜售一种西洋双陆棋的神奇骰子，据说它是用一千年前一位慈祥老人的腿骨雕刻而成的，而这位老者便是基督教徒所谓的圣诞老人。
他不得不放弃名单上剩下的号码，因为要不是怎么也接不通，就是电话里的噪声吵得听不清说话。只要遇到下雨或下雪天，电话的线路就变得特别糟糕。更令他沮丧的是，一整天他翻遍了政治期刊的每一页，在众多的名字中——其中包括那些改变党派的、自首忏悔的、受到拷问而被杀害的、被判刑入狱的，还有在争斗中遇害且举行过葬礼的，以及那些投稿被编辑接纳或退回或刊登的，还有那些画政治漫画、写诗或在编辑部工作的人的名字和假名——他却始终没看到如梦前夫的名字或笔名。
夜幕降临，他依然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黯然神伤。窗外一只好奇的乌鸦睨视着他，街道上传来星期五夜晚的人群喧嚣。慢慢地，卡利普置身于一场甜美的睡梦中。过了很久当他再度醒来时，房间里已是一片漆黑，但他仍能感觉到乌鸦的眼睛注视着自己，就好像报纸上耶拉的“眼睛”一样。坐在黑暗里，他缓缓关上抽屉，用手摸到自己的外套，把它穿上，然后离开办公室。大楼走廊的灯已经全熄了。小餐馆里，学徒正忙着清扫厕所。
走在积雪覆盖的加拉塔桥上时，他感到一阵寒意：一股凛冽的冷风从博斯普鲁斯海峡吹来。到了卡拉廓伊后，他走进一间有大理石桌面的布丁店，侧身避开互相对映的镜子，点了鸡汤细面和煮蛋。布丁店里惟一一面没有挂镜子的墙上是一幅山岳风景画，风格像是来自于明信片和泛美航空的月历。在一片平滑如镜的湖水后面，透过松树的枝丫，远处是耀眼的白色山峰。尽管那必定是取材自某些明信片上的阿尔卑斯山，但它看起来更像卡利普与如梦小时候经常前往魔法探险的卡夫山。
搭乘电缆车回到贝尤鲁的短暂路途上，卡利普与一位不认识的老男人起了争执。那天的意外，车子出轨冲进卡拉廓伊广场，像一匹狂喜的脱缰野马撞上墙壁和玻璃窗，是因为缆线断了，还是因为司机喝醉了酒？结果发现那位喝醉酒的司机是这位不知名老头的同乡，都来自特拉布宗。走出塔克西姆和贝尤鲁的拥挤街道，来到了不远处的奇哈格，路上空无人迹。前来应门的赛姆太太很高兴见到他，但说完又立刻赶回房里。显然，她和赛姆正在看一个电视节目——许多出租车司机和门房会聚在地下室咖啡馆里一起看的节目。
“我们遗忘的珍宝”是一个批判性的节目，介绍许多巴尔干半岛上的古老清真寺、饮水泉和商旅客栈，哀悼这些当年由奥斯曼土耳其兴建的古迹，如今却落入南斯拉夫人、阿尔巴尼亚人和希腊人的手中。赛姆和他太太似乎完全无视卡利普的存在，他只好在弹簧早已弹出的仿洛可可扶手椅上坐下，望着屏幕上荒凉的清真寺画面——好像一个隔壁的小男孩跑来邻居家看足球赛。赛姆看起来像那个曾经赢过奥运奖牌的摔跤选手，这位摔跤选手虽然已经死了，但他的照片仍然高挂在生鲜蔬果商店的墙壁上。他的太太长得则像一只肥胖可爱的老鼠。房间里有一张灰尘色的桌子和一盏灰尘色的台灯。墙壁上挂着一个镀金相框，里头的祖父看起来不像赛姆，反倒比较像他太太（她的名字是芮喜叶吗？卡利普茫然地想着）。房间里就是这些东西：保险公司送的月历、银行给的烟灰缸、酒杯组、银质的糖果盘、摆放咖啡杯的餐橱柜。还有两面塞满纸张和期刊、布满灰尘的墙壁，赛姆的“图书数据库”——卡利普之所以会出现在这里的主要原因。
赛姆建造的这座图书馆，甚至在十多年前就被大学同学以挖苦的口气称之为“我们的革命数据库”。有一次，在某段难得的自省时刻，赛姆很爽快地承认，图书馆起源于他自己的优柔寡断。然而，他的优柔寡断并不是因为他“难以在两个阶级中作选择”，而是因为他无法在两个政治派别中作取舍。
赛姆以前极为热衷于参加各种政治会议或“座谈会”，他跑遍了每一所大学、每一间学生餐厅，聆听每一个人和每一个伙伴的演讲，目的是为了了解“所有的观点和所有的信仰”，但却犹豫再三不去问太多问题。他收集了各式各样的左派宣传品（不好意思，不知道你有没有昨天“破坏者”在理工学院散发的手册？），其中包括各种报告白皮书、宣传小册子、传单等等，并且他会非常用功地阅读。不过他实在没有时间去详读每一篇文章，但同时他又始终没办法决定自己的“政治路线”，于是他便开始把所有没空读的东西全累积起来，以便日后有空再看。过了一段时日，慢慢地，阅读和得出结论对他而言变得不再重要，于是，他的目标便转为建造一座知识的水库，以容纳这条充沛满盈的“数据之河”，不让它白白流逝（这个比喻是身为建筑工程师的赛姆自创的）。就这样，赛姆毫不吝啬地把自己的后半辈子投注在这个目标上。
电视节目结束后，他们关掉电视机，交换了几句客套话，然后就是一阵沉默。夫妻俩向卡利普投以询问的眼光，要求他赶快说明他的故事：他的被告是一个学生，被人指控一项他没有犯的政治罪名。当然，没这么乏味，的确有人死了。事情的起头，是有三个笨贼计划了一场乌龙银行抢劫案，这些小鬼得手后离开现场，驾驶偷来的出租车打算逃逸，结果开车的人不小心撞到了一个矮小的老妇人，把她撞飞了。这可怜的妇人跌落在地，脑袋摔在人行道上当场死亡（“真是飞来横祸啊！”赛姆的太太说。）他们在现场只逮到一个人，他手持枪械，是一个“好家庭”出身的文静男孩。当然，他坚决不肯供出同伴的姓名，因为他非常景仰他们，更惊人的是甚至在严刑逼问下他也没有泄露半个字。结果，根据卡利普后来的调查发现，很不幸地，这位年轻人只得默默地承担了杀害老妇人的责任。真正的凶手其实是一位名叫默哈玛特·伊玛兹的考古学系学生，事发三个星期后，有一天他来到温瑞尼叶后面的一块新开发区，正当他在一座工厂墙壁上涂写口号暗语时，被几位不明人士开枪射杀。在这种情况下，那位好家庭出身的男孩终于松口透露真正凶手的姓名。然而，警方并不相信身亡的默哈玛特·伊玛兹是真正的默哈玛特·伊玛兹。不仅如此，主导这桩银行劫抢案的政治派系领袖更出乎意料地表明立场，宣称默哈玛特·伊玛兹仍在他们身边，并且继续秉持着不变的热情和毅力为他们的刊物写文章。
如今卡利普接下了这件案子，主要是看在那位善良富有的父亲的分上，而不是为了这位公子哥儿。为了厘清案情，他希望能够：一、查阅所有默哈玛特的文章，以确认遇害的“默哈玛特·伊玛兹”不是真正的默哈玛特·伊玛兹；二、检视所有用化名发表的作品，以查出究竟是谁假装成亡故的默哈玛特·伊玛兹在发表文章；三、想必赛姆和他太太已经发现了，居然会这么巧，计划整件事情的政治派系刚好就是如梦的前夫当年崭露头角的地方，他想要大概了解一下这个政治团体过去六个月来的活动；四、他决心要提出严正的质询，调查所有假借已故作家的名字发表作品的影子作家，并且探究所有失踪人口之谜。
卡利普的兴奋也感染给了赛姆，他们立即展开调查。最初的几个小时，他们一边喝茶，大口品尝赛姆太太准备的切片蛋糕——卡利普终于想起她的名字，茹绮叶——一边在期刊里搜寻文章作者的姓名和化名。接着他们扩大范围，列出所有发表自白书、已故的人和刊物工作人员的笔名。没多久，他们就开始感到晕头转向，仿佛进入了一个由各种扑朔迷离的讣闻、恐吓信、自白书、炸弹、排版错误、诗和口号建立起来的瞬息即变的隐晦世界。
他们找到许多不含秘密的化名、从化名衍生出来的名字、从衍生名字中撷取的名号。他们拆解离合诗句、不够精准的字母密码以及模棱两可不知是刻意安排还是全然意外的颠倒字。赛姆和卡利普坐在桌子的一边，茹绮叶则坐在另一头。房间里弥漫着不耐烦和忧伤的气氛，仿佛他们是除夕夜里的一家人，一如往常地一边听收音机一边玩“宾果”或纸上赛马游戏，反而不像是正在费力为一个被诬告杀人的男孩洗刷罪名，或是搜寻一名失踪的女人。从敞开的窗帘望去，外头雪花纷飞。
他们往下追寻，心情之满足就好像一位有耐心的老师，等待着亲眼见到自己一手拉拔的聪明学生逐渐成熟，他们喜悦地追踪各个化名，跟随它们在不同的杂志中曲折行进，目睹它们的高低起伏。有时候，在情绪高昂的旅途中，他们偶尔会看见某位化名者的照片，发现他被捕、被拷问、被判刑或者消失不见，然后他们会落入悲伤的沉默，直到他们又闯进另一场新的拼字游戏，遇见新的巧合，或是某个扑朔迷离的线索，带领他们再次回到文字的世界里。
依照赛姆的看法，根本不用管他们在这些刊物中找到的姓名与英雄人物是真是假，因为所有的示威抗议、会议、秘密集会、地下政党的活动以及这些人所计划的银行抢劫案，其实都不曾发生过。他提出了一个极端的例子来证明这一点：大约二十年前，在东安纳托利亚的埃尔津詹和客玛之间有一座城镇，名叫小切鲁赫，那里发生了一场大规模的民众叛乱，事件确切的日期记载在其中一本刊物里。暴动发生后，原本执政的地方首长被一只掉落的花瓶打破脑袋，当地建立起一个临时政府，发行一张有鸽子图样的粉红色邮票，出版了一份纯诗文的日报，眼镜商和药剂师免费发送眼镜给弱视的镇民，一批批的木柴被送进了小学的暖炉里。然而，正当小镇通往文明城市的桥梁即将破土动工之际，政府的阿塔图克军队却已抵达当地，控制了整个局面。于是，在牛群嚼光清真寺泥地板上肮脏的膜拜垫之前，他们已经揪出了乱犯，把他们一串串挂在小镇广场中央的橡树上。事实上——赛姆在地图的小符号中指出谜之所在——不仅根本没有一个城镇名叫切鲁赫，不管是小切鲁赫还是别的，甚至那些鼓动叛变、被人民视为传奇之鸟般歌颂的英雄人物也全是假的。这些捏造的姓名被埋藏在押韵或词语反复的诗词里，他们翻检搜索，有一度找到了一个有关默哈玛特·伊玛兹的线索（关于一件在温瑞尼叶发生的凶杀案，正好是卡利普之前提到的那段时间）。他们仔细阅读相关的说明和报道，里面的文句像是国产电影一般剪了又接起来，断断续续，只不过在接下来的几期杂志里，他们怎么也找不到故事的结局。
中途有一段时间，卡利普从桌边起身打电话回家，口气温柔地告诉如梦他会在赛姆家工作到很晚，要她别等他，先去睡。电话在房间遥远的一头，赛姆和他的太太向如梦致上问候，自然如梦很亲切地回复。
他们继续深入游戏当中，寻找化名，拆解意义，再用它们组成字谜。这时赛姆的太太回房睡觉，留下两个男人独自在客厅，房间的每一个角落都堆满了一叠叠的纸张、期刊、报纸和文件。早已过了午夜，伊斯坦布尔沉浸在雪夜的魅惑静寂之中。卡利普埋首于眼前惊人庞杂的藏书堆，继续钻研各种排版和拼字错误。这座赛姆总以含蓄口吻形容为“太不完整，太不充分”的数据库，主要由各式传单组成，这些字迹模糊的纸张想必是用同一台油印机大量复制，在烟味弥漫的大学餐厅里散发，雨天里示威抗议时在挡雨棚间传阅，在遥远的火车站内流通。正当卡利普沉浸于纸堆时，赛姆从另一个房间回来，手里拿着一本他说“非常罕见”的论文，并以一个收藏家的骄傲展示给卡利普看：《反伊本·佐哈尼或脚踏实地的苏菲旅行者》。卡利普小心翼翼地翻开这本线装书，页面上的内容还是用打字的。“写这篇论文的人住在开塞利省的一个小镇里，那个地方小到连中型土耳其地图都没标出来，”赛姆解释，“他爸爸是一个小型道乘堂的师父，所以他从小就接受宗教与苏菲神秘主义的熏陶。很多年后，他开始读十三世纪阿拉伯神秘主义哲学家伊本·佐哈尼的书，《失传奥秘的内在意义》，他一边阅读，一边在页边空白处写批注，想要媲美列宁研读黑格尔的做法，写下洋洋洒洒《唯物论》的评注。接着，他把这些笔记整理抄写下来，引申扩充其内容，并加入一堆不必要的括号附加各种实证说明。不仅如此，他还把自己的笔记当成好像是别人的作品，仿佛其中的内容无比艰涩深奥难以理解似的，他又再写了一大篇论文来解说其意义。最后，他把这两篇东西当成是别人的作品一样，打字整理好，全部编辑在一起，然后再加入一篇他自己写的‘编者的话’。在书本的头三十页里，他补充了个人的心路历程，叙述自己的宗教和后来的革命生涯。这些故事中有一个有趣的段落：某一天的中午，当作者在小镇墓园里漫步时，顿悟到一件事，原来西方称之为‘泛神论’的苏菲神秘主义，和作者从自己那位身为苏菲师父的父亲身上所得出的哲学‘实物主义’，这两者之间有着强烈的关联。漫步在墓园里，穿梭于吃草的绵羊与熟睡的幽魂之间，他抬起头，看见高耸的柏树林中有一只熟识的乌鸦，原来多年前他也曾在这个地方见过它——你知道土耳其的乌鸦可以活两百岁吧？——然后他才明白，这只长翅膀的大胆飞禽，人们所谓的‘崇高思想’，一直保持着这个模样，永存不朽，同样的头和脚，同样的身体和翅膀。于是他亲手在装订好的封面上画下了这只乌鸦。这本书证明了，任何一个渴求永恒的土耳其人，必须同时是自己的鲍斯威尔，为自己的约翰逊写传记；同时是自己的歌德，也是自己的艾克曼。这本书他总共打字装订了六个复本，我打赌国家调查局的数据库里一定连一本也找不到。”
仿佛有一个第三者的鬼魂，拉近了屋子里的两个人与那本乌鸦封面作者的距离，用一股想像的力量，把他们卷进那段往来于小镇的房子和从父亲那里继承下来的五金行的忧伤、平淡、孤立的生活。卡利普很想说：“那么多的作品，那么多的字母，那么多的文字，其实只是在叙述一个故事。所有救赎的希望，所有受尽了屈辱折磨后的回忆，所有以血泪写下的希望与回忆，都诉说着单纯的一个故事。”多年来，赛姆像一个渔夫，耐着性子往大海中撒网，拉起了这满室的报告、期刊与报纸，他知道自己已经捕获了那一则故事，它就在这一堆庞杂的收藏里。然而，他却没有办法在这些分门别类堆积如山的数据里，找出隐匿其中的那一则简单故事，非但如此，他更遗忘了开启它的通关秘语。
当他们在一本四年前出版的刊物中，幸运地撞见默哈玛特·伊玛兹的名字时，卡利普却开口说这只是个巧合，而且他实在该回家了。但赛姆阻止了他，并表示在他的期刊里一切都不会是巧合——现在他称呼它们为“我的期刊”。接下来的两个小时，卡利普发挥超乎常人的努力，两只眼睛像放映机似的转呀转，从一本刊物跳到另一本，沿路追寻默哈玛特的踪迹。他发现，默哈玛特·伊玛兹曾经改名为阿哈玛特·伊玛兹。接着，在一本封面画着鸡群与农夫在一口井里翻搅的杂志里，阿哈玛特·伊玛兹又变成了玛特·恰玛兹。很轻易地，赛姆推断出马丁·恰玛兹和非瑞特·恰玛兹也是同一个人。与此同时，这个笔名已放弃了写理论文章，转而编起歌词来，供人在结婚礼堂所举行的追悼会上吟唱，伴随着弦乐器的声音和香烟的烟雾。不过他也没有在这一行待太久，因为一阵子后他又换了一个笔名，宣称除了他自己之外，其他每个人都在为警察工作。再下来他变成了一位野心勃勃、神经质的数学导向经济学家，致力于破解英国学院院士的刚愎性格。然而，他毕竟无法长久忍受黑暗阴险的学术腐败。赛姆踮着脚尖走进卧房，拿出了另一批杂志，胸有成竹地从里面的某一期中找到了他的主角。在这本三年多前出版的刊物里，这家伙改名为阿里·瑟伦，详细叙述在一个美丽的未来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里，人们的生活将会是什么模样：石板路将继续铺着石头，不会被柏油所覆盖；浪费时间的侦探小说将会被禁，而故弄玄虚的报纸专栏也逃不过同样的下场；叫理发师来家里剪头发的习俗将被破除。卡利普往下读到教育的问题，文中提到为了预防孩童受到父母的愚蠢偏见的洗脑，孩童的教育应该委派给他们住在楼上的祖父母，看到这里，卡利普不再怀疑笔名的真实身份，不仅如此，他痛苦地领悟到，如梦曾与她的前夫分享她的童年回忆。相同的这个笔名出现在接下来的一期杂志中，不特别出人意料地，书上介绍笔名的主人是一位数学教授，任职于阿尔巴尼亚研究学院。接着，在教授的生平事迹下方，明明白白地，没有用任何化名，正是如梦前夫的名字，静默而僵直地嵌在纸上，像是厨房里一只被陡然扭亮的灯光震慑住的虫子。
“没有什么比生命更让人惊奇，”赛姆欢欣鼓舞地说，“除了书写。”
他再一次踮起脚尖走进卧房，出来的时候手里抱着两个塞满期刊的萨那人造奶油纸箱。“一个与阿尔巴尼亚有关的分离派系发行了这些刊物。我要告诉你一个奇特的秘密事件，我投注了多年心力好不容易解开了谜底。我觉得它跟你在寻找的东西有关。”
他重新泡了一壶茶，从纸箱里拿出几本期刊，从书架上取下几本书，放在桌子上，作为待会儿说故事时的援引。
“那是六年前的一个星期六下午，”他开始叙述，“我正在翻阅阿尔巴尼亚劳工党的干部及其领袖恩维尔·霍查所发行的杂志（当时流通的共有三种刊物，彼此间势不两立）。当我翻开最新一期《人民的劳力》想看看有什么有趣的主题时，忽然一张照片和一篇文章吸引了我的目光：内容是报道新成员入党的表扬仪式。引起我注意的，并不是因为在这个禁止所有共产主义活动的国家里，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竟敢公开歌颂新成员入党，不，不是这个原因。我很清楚所有这些小型的左派分离派系为了生存，都必须冒着危险在每一期刊物上刊登类似的报道，好让人们知道他们的人数不断增长。真正吸引我注意的，是一张特别强调画面中有‘十二’根石柱的黑白照片的说明，至于那张照片，中央是一群吞云吐雾的党员，看似在进行什么神圣的仪式，此外还有恩维尔·霍查的海报，以及几位诗文朗诵者。更奇特的是，在报道中采访到的新党员，都选择一些阿拉维教派的名字作为化名，像是哈珊、胡赛因、阿里等，后来我进一步发现，这些全都是拜塔胥精神领袖的名字。若非我正好知道拜塔胥苏菲教派曾经在阿尔巴尼亚盛行一时，或许我根本不会察觉异状，永远不会发现这个惊人的秘密。我拼了命往下钻研，不放过任何线索。整整四年的时间，我勤读各种有关拜塔胥教派、土耳其禁卫军、胡儒非教派、阿尔巴尼亚共产主义的书籍，终于，我解开了一个跨越一百五十年的阴谋。”
“相信你对这些历史很熟。”赛姆嘴里虽然这么说，但却又自顾自地背诵出拜塔胥教派七百年的历史，从其创立者哈西·拜塔胥·维里开始讲起。他详细解释这个教派是如何受到阿拉维、苏菲和萨满教的影响，在奥斯曼帝国建立与崛起的过程中扮演着何种角色，中心信仰根植于拜塔胥教派的土耳其禁卫军，他们反叛革命的传统究竟又从何而来。如果你把一个土耳其禁卫军人看作一个拜塔胥教徒，那么你能很快看出这个秘密与伊斯坦布尔的历史难分难解。拜塔胥教徒第一次被逐出伊斯坦布尔，是因为禁卫军的缘故：1826年马哈茂德二世下令突袭禁卫军军营，因为这支自立为政的军队不愿意接受他的西化政策，很快地，长久以来作为禁卫军精神殿堂的道坛便被迫关闭，拜塔胥苦行僧被赶出城外。
转入地下之后过了二十年，拜塔胥再度返回伊斯坦布尔，不过这一次却化身为拿克胥教派。尽管拜塔胥教徒以拿克胥信徒的身份公之于世，但他们私底下却仍谨守着原先的拜塔胥身份，而把这个秘密埋入深处，直到七十年后阿塔图克下令禁止所有的教派活动。
卡利普仔细研究一本英国旅游书中的版画，上面刻着一个拜塔胥的宗教仪式，但内容所反映的更像是这位旅行艺术家的内心幻想，而非现实场景。他数了数，版画中共有十二支石柱。
“拜塔胥第三次出现，”赛姆说，“是在共和国建立后五十年，这一回他们不再利用拿克胥教派的伪装，而是披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外衣……”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开始兴奋地列举各项证据，援引各种他从杂志、书本和手册上剪下来的漫画文章、照片和版画。拜塔胥教派中所执行、记载、发生的一切，都与这个政治党派的所有活动完全吻合：入会的仪式；入会前要经历一段时间的严苛考验和自我否定；在这段过程中年轻的候选人必须忍受疼痛；举行致敬仪式，向教派或党团里死去、遇害及封圣的先人表示尊崇；赋予“道路”这个词神圣的意义；一再使用各种象征群体合一精神的字眼与词汇；连祷的仪式；组织里经历过同样过程的前辈以下巴上的胡须、嘴唇上的短髭，甚至眼睛里的神情来区别同道中人；用特定的音节和韵脚来编写典礼中所吟唱的诗文和歌谣，等等。“显而易见，除非一切全是巧合，”赛姆说，“除非真主为了训诫我，对我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不然我就算瞎了也能看得出，这些拜塔胥取自胡儒非的字谜与回文诗，毫无疑问地反复出现在左派刊物里。”万籁无声的夜里，只有远处守夜人的口哨偶尔划破寂静。赛姆开始缓缓地，如同喃喃念祷似的，向卡利普复诵他所破解的字谜，依照其中的隐含意义把它们串联起来。
过了许久，在半梦半醒间，正当卡利普恍惚往返于美好回忆以及对如梦的迷梦时，赛姆的话语再度传入耳中：“整件事最令人震撼的重点在于……”卡利普这才又打起精神。赛姆说，加入政治党派的这些孩子们，压根儿没有想到自己竟成为一个拜塔胥教徒。由于整个阴谋全是党中央管理层与阿尔巴尼亚的拜塔胥师父联手策划的，因此下面的人丝毫不知情。那些雄心壮志的孩子们，弃绝了自己的日常生活，彻底扭转自己的一生，只为加入组织奉献给人群，他们万万没有想到，他们在庆典仪式、游行餐会时所拍的照片，居然被一群阿尔巴尼亚苦行僧拿去视作其教派扩张的证明。“一开始，我很单纯地想，这是一件卑鄙的阴谋、一个骇人听闻的秘密，这群孩子傻傻地被蒙在鼓里。”赛姆接着说，“以至于，一阵冲动之下，十五年来我头一次想把这一切巨细无遗地写下来，公之于世。只不过，我很快又打消了念头。”雪夜的岑寂中，传来一艘黝黑的油轮驶过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低鸣，城市里的每一扇窗都随之颤动。他又开口，“因为我终于明白，去证明我们所过的生命其实只是别人的梦，没有丝毫助益。”接着，赛姆说了一个关于索里盼部族的故事。索里盼部族定居在东安纳托利亚一座与世隔绝的山里，两百年来，他们一直在准备一场前往卡夫山的朝圣之旅。一切的概念，都是由于一本三百二十年前的梦幻之书，该书提及了这场族人们从未涉足过的旅程，使得大家开始企望前往神话中的卡夫山。族里的人并不知道，他们的精神领袖，尽管把这件事当作秘密代代相传，其实却早已与奥斯曼达成协议，让这场卡夫山之旅永远无法实现。然而，如果告诉族人这项事实，对他们有何助益？这就好像告诉那些星期天下午挤在小城电影院里的士兵们，银幕上那位试图诱拐勇敢的土耳其战士喝下毒酒的阴险传教士，其实只不过是一个卑微的演员，在真实生活中，更是一位虔诚的伊斯兰信徒。你改变得了什么？到最后你只不过是剥夺了这些人们惟一的乐趣，也就是置身于疯狂的乐趣。
天色渐亮，卡利普在沙发上昏昏沉沉，听任赛姆滔滔不绝继续独白：那些身在阿尔巴尼亚的年老拜塔胥师父们，来到一间世纪初遗留下来的白色殖民式旅馆与政党领袖会面，在梦境一般的大宴会厅里，他们热泪盈眶地望着照片里的土耳其青年，却完全没有想到，这些青年们在仪式中所背诵的诗文，并非教派的秘语，而是满口共产主义的理论。对炼金术士而言，不知道自己永远无法点石成金，这不是他们的悲哀，而是他们存在的理由。就算现代的魔术师把他的戏法秘诀毫不隐瞒地泄露给外人知道，狂热的观众依然会情愿说服自己，在魔杖一挥的剎那，他们看见的是魔法而非骗局。同样地，有那么多的年轻男女，只因曾经在生命的某一个时期听见了某一句话、读了某一则故事、看了某一本书，便在这氛围的影响下，坠入情网。在激情的晕眩中，他们结了婚，始终不曾理解他们爱情背后的谬误，就这样开开心心地共度余生。等赛姆的太太已经清好桌子，准备摆放早餐时，赛姆——瞥了一眼塞进门缝里的日报——仍然滔滔不绝地说着，就算我们终于明白这个事实，一切也不会改变——所有的文字、所有可信的文章，指涉的都不是生命，相反，书写本身只是在指涉一场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