琼·崔曼的床头柜上有一张镶着镜框的照片，这张照片放在那里，令琼回忆起年轻美貌时的自己，同时也提醒着她的访客，照片中那位漂亮姑娘的脸庞，不像她丈夫的那样，没人能看出将来会变成什么样子。这张快照摄于1946年，是在他们结婚后的一两天里，也就是在去意大利和法国度蜜月的一周前拍摄的。这对夫妇挽着胳膊，就在离大英博物馆入口不远的栏杆旁边。或许这是他们的午饭休息时间，因为他们都在附近工作，而且直到距出发几天前，他们才最终获准离职休假。他们斜倚着靠紧对方，看样子都格外惦记着不要被拍到相框外面去。他们对着相机露出笑脸，透出发自内心的欢悦。你不可能认错伯纳德。他的样貌一直没变，六英尺三英寸高，手脚都非常粗壮，下巴大得有些可笑，但看上去却仍显得和蔼友善，还有那头仿军人样式的发型，使他那对茶壶柄状的耳朵显得更加滑稽有趣。四十三年的光阴只给他留下了可以预见的岁月痕迹，而且这些变化都只发生在边缘地带——头发稀疏了点，眉毛更浓了，皮肤也更粗糙了些——然而，这个令人惊讶的怪老头，从1946年到1989年（这一年他拜托我带他去柏林），在本质上始终还是同一个伯纳德，那个手脚笨拙、容光满面的大个子男人。
然而，琼的面容就如她的人生一般，偏离了预定的发展轨道，而且，当有人进入她的私密房间时，也几乎不可能从这帧快照里预见到她这张绽出满面慈祥、笑容欢迎的老脸。照片里，二十五岁女子那美丽的圆脸蛋上浮现出快乐的微笑。她趋于散开的烫发依然太紧，显得太拘谨，一点也不适合她。春日的阳光照耀在她业已松散的发丝上。她上身穿一件带高垫肩的短夹克衫，下面搭一条很相配的百褶裙——这种低调的奢华体现了战后的“新貌”服饰风格。她穿的白衬衫带有V字形的宽松领口，领口朝下越来越窄，一直大胆地延伸到她的乳沟。衬衫衣领翻在夹克衫外边，这让她看上去清新活泼，带着战时招贴画里的姑娘们那种英国玫瑰般娇艳新鲜的气质。从1938年起，她就是阿默珊姆社会主义骑行俱乐部中的一员。她用一只胳膊把手提包拢向自己，另一只胳膊挽着丈夫。她依偎着他，头还没到他的肩膀高。
这张照片现在就挂在我们在朗格多克的家中的厨房里。我经常独自一人端详它。我的妻子詹妮，也就是琼的女儿，怀疑我本性难移，对我迷上了她的双亲感到生气。她花了很长时间才摆脱他们，而且她感到我的兴趣会将她拉回到父母身边，这一点没错。我把脸靠近照片，试图瞻望未来的生活、未来的面孔，以及在那次非凡的勇猛表现后所产生的忠贞决意。欢乐的微笑让她光滑的额头泛起了一道细小的皱纹，正好在她的眉心上方。这道皱纹后来成了琼那张老脸上最明显的特征：从鼻梁上隆起，垂直地把她的额头分成了两半。或许我只是在想象这微笑背后被隐藏在下巴褶皱里的艰辛，一种坚定的态度，观念的执着，一份对未来所抱有的科学的乐观。就在拍这张照片的那天早上，琼和伯纳德刚刚到位于格拉顿大街的英国共产党总部所在地，在那里签了字，加入了党组织。他们即将离开工作岗位，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对党的忠诚，而在整个战争期间，忠诚心已经发生动摇。如今，党内对这场战争的定性依然没有统一结论——这到底是一次高尚正义、为自由解放而战的反法西斯战争，还是一次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掠夺性侵略战争？——这种动摇让许多党员产生了怀疑，一些人还退出了党，而就是在这个时候，琼和伯纳德毅然加入了进去。除了希望建立一个理智、公正、没有战争和阶级压迫的世界之外，他们还觉得，作为党员他们就可以与青春、活力、智慧、勇敢作伴相依。他们即将跨越英吉利海峡，奔赴混乱的北欧，虽然有人劝他们不要贸然前往，但他们仍执意要去尝试他们新的自由，无论那自由是指个人的还是地域上的。从加莱出发，他们将一路南行，去享受地中海的春天。那里的世界崭新而和平，法西斯主义已经无可辩驳地成了资本主义末日危机的明证，温和的革命即将开始，更何况他们年轻，新婚，而且相爱。
虽然颇为苦闷，伯纳德仍保留着党籍，直到1956年苏联入侵匈牙利时，他才觉得自己已经把退党的事拖得太久了。这种变心反映了一种众所周知的逻辑，代表了一段为整整一代人所共有的理想幻灭的历史。而琼的党龄只有几个月，到她在蜜月途中经历的那次奠定本回忆录标题的遭遇为止。那次遭遇给她带来了剧变，令她经历了一次心灵的转世重生，那副面孔就是证明。一张圆脸蛋怎么会拉得如此之长？或许不是基因，而是生活，使她微笑时额头上现出的小小皱纹深深扎根，长成了一棵大树，一直延伸到她的发际线上？她自己的父母年老时并没有发生这样的怪事。在她生命的最后时刻，当她住在疗养院里的时候，她的脸和奥登老年时的面孔很像。或许，多年来地中海的阳光使她的面孔粗糙变形，长期的隐居与思索令她的皮肤扩张，然后又重叠堆到了一起。她的鼻子和下巴都随着脸部而拉长，然后仿佛又改变了主意，试图折回去，以弧线形式朝外生长。在她休息的时候，她的脸如斧凿一般轮廓鲜明，表情抑郁阴沉，仿佛是一个雕像，一张萨满教巫师为抵御恶灵而雕刻的面具。
在这最后一点上，可能确实存在某种朴素的真理。或许，她的脸不断拉长，是为了与她的信念保持一致：自己曾与一种象征性的邪恶直面相遇，并被这种邪恶力量所考验。“不，你这傻瓜。才不是象征呢！”我听见她在纠正我。“那可是实实在在，千真万确的喔。你不知道吗，我差点没命了！”
我不知道到底是不是如此，但在记忆中，1987年的春、夏天里，我每次（只有寥寥数次）去疗养院探访琼，都凑巧撞上了风雨大作的日子。或许，只有一次天气才很糟糕，但就这么一次，让我把其他几次来时的好天气忘得一干二净。好像每次我到达后，都要从位于老马厩旁、离大门老远的停车场里跑进这座维多利亚中期风格的乡村房舍。风雨飘摇，七叶树也随之摇曳，发出巨大的声响；没有修剪的草丛平贴在地面上，银白的背面朝向天空。我把夹克衫拉到了头上，感到又潮湿又闷热，心里为这又一个令人失望的夏天而愤愤然。我在门廊下停下喘口气，等待呼吸和情绪都平稳下来。难道仅仅是因为这场雨的缘故吗？我是很高兴看到琼的，但这个地方却令我感到沮丧。慵懒深深渗入我的骨髓。门廊四面嵌着橡木色调的镶板，让人感觉压抑；地毯上旋动的图案中相间的红色与土黄色十分刺眼，令我呼吸不畅。一道道封闭的安全防火门使屋内的空气长期得不到流通，从而弥散着一股体味、衣味、香水味、油炸的早餐味混合的陈旧气息。缺氧使我打起哈欠来。我还有精力去拜访她吗？我可以轻松地走过无人照管的接待台，在走廊里溜达，直到我找到一间铺好床的空房间。我会飞快地将需要填写的表格填好。正式的入住手续过会儿再办，我可以先睡下，等有人推着橡胶轮胎的手推车进来叫醒我，提醒我吃送来的晚餐。然后我再吃片镇静药，接着打个盹。一年一年的时间就这样悄悄地溜走了……
想到这里，一阵轻微的恐慌把我拉回现实之中，让我想起了自己今天来的目的。我穿过门廊走到接待台前，用掌心拍打着旅店门铃。没有动静。这老古董也只是个摆设。疗养院里预想的就是这种隐居乡间的氛围，而取得的成效是超出预期的床位和早餐。在这里，“吧台”就是餐室内一张带锁的橱柜，每天早上七点钟打开，一个小时后就关上。在这些不同的表象下就是真相本身——虽然没有十足的信心以明文承认事实，但实际上，这里就是一家营利性的疗养院，专门收容那些濒危病人。
保险单上的附属细则所带来的麻烦，以及保险公司令人咂舌的苛刻要求，令琼无法去她想要的那家安乐护理医院。几年前，围绕她返回英国生活的每一桩安排都很棘手，令人丧气。我们历经曲折，中途好几次推翻了前任医师的诊断结果，最终才确定她是患了一种相对十分罕见的白血病，一种不治之症；为此伯纳德沮丧万分；我们把她的物品财产从法国运过来，还要清理掉那些不需要的垃圾什物；财政、资产和住宿问题都要解决；我们还和那家保险公司打了场官司，后来不得不放弃；出售琼在伦敦的公寓时我们遇上了一连串麻烦；一个糊涂的老家伙说他能让琼在他的妙手下恢复健康，于是我们驾车朝北长途跋涉去找他治疗，结果在琼的恶语侮辱之下，这同一双妙手差点扇在她的脸上。我婚后的第一年实在是阴影重重。我和詹妮以及她的弟弟们，还有伯纳德和琼的朋友们，都被拉下了水，大家紧张兮兮地投入了大量精力，还误以为卓有效率。直到1983年，詹妮生下了我们的第一个孩子亚历山大后，我们——至少是对我和詹妮而言——的生活才回归正常。
接待员走出来并拿出访客登记簿让我填好。五年过去了，琼依然在世。她本来可以住在自己那幢位于托特纳姆法院路上的公寓里。她本应该留在法国的。就像伯纳德所说，她走向死亡的时间就和我们所花的一样多。但是公寓已经卖掉了，所有安排都已就绪，我们可敬的种种努力，将她自己营造的生活空间全部都封死了。她选择呆在疗养院里，和这里的工作人员以及像她一样濒死的病人们一起，在墙面平整、既无装饰画也无图书的娱乐室里看杂志，或看电视问答节目和肥皂剧来聊以自慰。我们愚蠢的安排只不过是逃避的借口。没有人愿意接受这一可怕的事实。没有人，除了琼以外。从法国回来后，在找到这家疗养院之前，她和伯纳德住在一起，撰写她想要完成的那部书稿。毫无疑问，她也一直在身体力行，实践着她在自己那本畅销小册子——《十大冥思》中所描述的冥思方法。她很乐意让我们对她的作品的实用性展开评论。她的身心衰竭比医生预料的要慢得多，这个时候，她也同样心满意足地接受了切斯特纳·里奇疗养院，并把选择它当作自己的责任。她一点也不想出来，不想回到尘世中。她只想和一群看电视的人关在一座房子里，并声称这种生活简单而有益，很适合她，甚至让她很开心。不仅如此，这也是她的宿命。
不管伯纳德怎么说，现在已经是1987年了，琼正日渐衰弱下去。这一年里，她白天花在睡眠上的时间比以往多得多。尽管她总是用其他办法加以掩饰，装作一直投身于书稿编纂之中，但实际上她留下的仅仅是她的笔记，而且少得可怜。她不再漫游于林中的无人小径，前往离疗养院最近的小村庄。她已经六十七岁了。在四十岁时，我自己才刚刚开始认识到，对待今后人生的不同阶段要有所区别。以前有一阵子，我曾认为，人在年近古稀之时染疾赴死并不是悲剧，没什么好稀奇的，没必要挣扎抱怨。你老了，然后死去。现在，我开始明白，人生的每一阶段——四十岁、六十岁、八十岁——你都在顽强坚持，直到被死亡击败，而六十七岁时本还离这场命运游戏的结局远着呢。琼还有事情要做。她看上去气色一向还不错，这位法国南部来的老妪，头顶草帽下是一张如复活节岛石像般瘦长的面庞，走起路来气定神闲，不慌不忙。每天下午她都要按照院里的作息时间睡上一阵，然后在傍晚早些时候去游赏花园。
那张带有旋纹图案、令人心烦的地毯向门廊外延伸，从带有铁丝网的玻璃防火门下穿过，铺满了走廊的每一寸地面。当我踏在这地毯上时，我意识到自己对她濒死这一事实感到无比怨恨。我不想让她死，我无法接受这一残酷的事实。她是我的继母，由于对詹妮的爱、婚姻的习俗和个人的命运，我们才得以相见，尽管这份取代已经迟到了三十二年。
两年多来，我偶尔来探望她，独自一人。对詹妮和她的母亲来说，即使在床边聊上二十分钟，也说不完她们之间要说的话。慢慢地（事后想来应该说是太过于迟缓了），从我和琼的闲聊中，我萌生了为其编写一部回忆录的想法。这个念头让家族里的其他成员都感到尴尬。詹妮的一个弟弟试图劝阻我。大家怀疑我会让那些早已遗忘的争吵重新浮出水面，会对目前这好不容易才获得的艰难和平造成威胁。他们无法理解，他们父母之间的迥异，诸如此类已熟悉到令人生厌的话题，居然还会有什么吸引力。他们本来用不着担心的。生活无常，事实证明，只有在我们最后的两次谈话中，我才让琼有条有理地聊起往事，而从一开始起，我们就对我的记录应该采用什么真实的主题存在不同的看法。
在我随身带给她的购物袋里，除了装有从索霍区市场上买来的新鲜荔枝、万宝龙黑墨水、包斯威尔《伦敦日记》（1762—1763年卷）、巴西咖啡和半打昂贵的巧克力以外，还有我的笔记本。她不让我用录音机。我猜想这是因为，在对她那又爱又气的伯纳德言辞粗鲁时，她大可随心所欲，不必有任何顾虑。当伯纳德知道我去探望琼以后，他总是会来个电话：“亲爱的孩子，她心境如何？”他的意思是指，他想知道她是否谈起了他，都说了些什么。对我而言，我很高兴省却了书房中大堆的盒式磁带，里面满是琼偶尔说出的轻率言语，成为泄密的证据。例如，在写回忆录这个想法定型之前，她有一次曾使我深感震惊：她忽然间压低声音，向我透露伯纳德的“阴茎尺寸很小”，仿佛这是解释他身上所有缺点的关键所在。我不倾向于从字面意思上去理解她的话。她那天正好对他很生气，另外，我可以肯定的是，她这辈子只见过他的那玩意儿。让我震惊的是她的措词，她是在暗示：正是由于她丈夫骨子里的那种固执，才妨碍了他从哲麦街经常光顾的店铺里定制更宽松合体的衣服。在笔记本里，这个评价可以用速记写下来，不被人破译。要是录进磁带里，就会成为背叛的明显证据，我就不得不把它锁进柜子里了。
仿佛是为了特意与被她称作“病友”的其他人隔离开来，她的房间位于走廊的尽头。走近房门时，我的脚步慢了下来。每次想到自己会在这里找到她，在这些一模一样的胶合板房门后找到她，我总是感到有点难以置信。她属于我第一次见到她的地方，在薰衣草和她装着财产的箱子中间，在荒野的边缘。我用手指甲轻轻地叩了叩房门。她不想让我以为她正在打盹。她更喜欢让人看到她在看书或写东西。我又敲了一次，这次敲得重了一些。我听见一阵噏动，一声低语，一下床弹簧变形的吱呀声。第三次敲门时，先是一阵寂静，里面响起一阵清嗓子的咳嗽声，接着又是一阵沉寂，然后琼才在里面唤我进去。我进去的时候，她正使劲坐直身体。她呆呆地瞪着我，没有认出我来，头发乱得一团糟。刚才她一直在沉睡之中，而她的病又使她容易醒过来。我想我应该再给她一些时间镇静恢复过来，但现在一切都太晚了。接下来我慢慢地靠近她，放下我的包。就在这几秒钟里，她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存在：她是谁？她在哪儿？她为什么要来这里，又是怎么进入这间白墙小屋里的呢？只有在她想起了这一切后，她才能开始记起我是谁。窗外，一棵七叶树舞动着枝干，仿佛急切地想给她些提示。或许，它只是让她更加糊涂了而已，因为今天她花了更长时间才回过神来。几本书和几页白纸杂乱地摊在床上，她无力地整理着它们，拖延着时间。
“琼，是我，杰里米。抱歉，我比预想的来早了些。”
突然间，她全想起来了，但为了掩饰她还是装出一副生气的模样：“是的，该死的，是你没错。我刚才是在想自己要写些什么来着。”她对自己的表演并不卖力。我们俩都注意到她手上没拿笔。
“要不我过十分钟再进来？”
“别犯傻了，我已经想不起要写什么了。反正也都是些废话。坐下吧。你给我带什么来了？我要的墨水记得带来了吗？”在我拉过椅子坐下的工夫，她才露出了刚才一直忍在嘴边的笑意。当她的嘴角拉起向面颊伸展时，那张脸皱成一团，变得像手上的指纹那样纵横交错，面颊上浮出一圈圈的平行皱褶，环绕着她的面庞，在太阳穴周围卷曲。在她额头中间，那条树干一样的皱纹更加凹陷，变得像犁沟一样深。
我摆出买来的东西，她一样样地检查着，还开着玩笑，抛出无需回答的小问题。
“为什么现在世界上这么多人里，就瑞士人擅长做巧克力呢？近来我嘴馋，就想吃荔枝，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觉得我是不是怀孕了？”
这些外面世界的标志并没有让她感到难过。据我了解，对自己彻底脱离外面的世界，她没有任何悔意。这是一个她永远离开的国度，只不过还保留着一些她喜欢或感兴趣的东西。我不知道她怎么能够忍受下来，放弃了如此之多，在这样一个单调的地方生活：蔬菜被煮得稀烂，一堆老家伙们既挑剔又吵闹，茫然而又贪婪地盯着电视画面。这么自足地过一辈子，会让我感觉恐慌，或者经常想要逃离。然而，她的默默顺从（近乎平静）使她十分平易近人。对于自己远离这个世界，甚至对于我们推迟对她的探望，她都毫无怨言。她已经把她的独立自由迁到了床铺所在的有限空间中，在这张床上，她读书，写作，沉思，打盹。她只要求有人能认真对待自己。
在切斯特纳·里奇疗养院，情况却没有听起来的这么简单。她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去说服护士和助手们。我原以为她的这场抗争是注定要失败的；她的谦逊将向专业护理人员屈服。然而琼做到了，因为她一直耐着性子，扮演着疗养院期望她扮演的乖宝宝角色。她很冷静。当某位护士没有敲门就进了琼的房间——我曾经见过一次——一边哼着第一人称复数的小曲时，琼朝那年轻的妇人瞪起双眼，让一阵宽恕般的寂静随之降临。早先，她被归入难伺候的病号之列，甚至有传言说疗养院再也容不下她了。詹妮和她的兄弟们前来和院长协商。琼不想参与谈话，她从来没有想走的念头。她对自己十分自信，镇定自若，这种自信源自多年来的独立思考。她首先说服了自己的医生。当他认识到这位病人并非愚蠢无知、老态龙钟时，他开始和她谈起与医学无关的话题——野花，这是他们俩都很感兴趣的爱好，而且在这方面琼还是个专家。不久，他就开始向她吐露自己婚姻方面的问题。这位医生对琼的态度转变了——这就是医疗机构的等级性质。
我把这看作是她在策略上的一次成功，一场深谋远虑的胜利：她将内心的愤怒掩藏起来，最终大功告成。然而，在我向她祝贺的时候，她却告诉我，这不是什么战术，而是很久以前她从老子的《道德经》里学得的心灵之道。这本书她曾多次向我推荐，尽管每次我读它时，都会被里面自以为是的悖论所激怒：欲达，则必反其道而行之。有一次，她捧起这本书大声读道：“天之道不争而善胜。”
我搭腔说：“恰如我所料。”
“闭嘴。接着听这句：‘故抗兵相加，哀者胜矣。’”
“琼，你越说我越不明白了。”
“不错嘛。我会把你调教成圣贤之辈。”
我按照她的指示把要带的东西都带来了，对此她很满意。除了被她放在柜子上的墨水外，我把其他物品都收了起来。笨重的自来水笔、灰白色的厚纸和黑墨水是她以往日常生活仅有的几件物证。其他的一切，包括她那些现成的奢华物品和衣物，都已经有了自己的归宿，现在她都看不到了。她那间坐落在羊圈里的书房，向西能眺望从峡谷朝圣普里瓦延伸的风景，面积是现在这个房间的五倍大小，但也仅能勉强装下她的书和文稿；巨大的厨房里，横梁上挂着许多腌火腿，石板地上放着几个细颈瓶，里面装着橄榄油，橱柜里有时会有蝎子在里面筑巢；起居室从前曾是老谷仓，有一次，在狩猎完野猪后，曾有一百个当地人在那里聚会；她的卧室里有张带四根帷柱的大床和一扇法式彩色玻璃落地窗，而在那些客房里，多年间她曾向许多人给予馈赠；她的花房，种着杏树和橄榄树的果园，以及果园里放置园艺工具的小棚屋，还有附近那迷你鸽笼般的鸡舍——所有这一切都已经不在了，只有眼前这个独立书架，一个装有她从来不穿的衣物的高脚柜，一只她不许别人偷看的扁行李箱和一个小电冰箱。
我一边把水果拿出来放进水池里清洗，然后和巧克力一起放进冰箱里，并给咖啡找了个地方（仅有的空地方）放下，一边向琼转达来自詹妮的问候以及孩子们的爱意。她询问伯纳德的健康状况，但自从上一次拜访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她用手理了理头发，然后拿枕头围住自己。当我坐回她床边的椅子上时，我发现自己又一次在看柜子上那张嵌在镜框里的照片。我也可能会爱上她，这个面庞圆润、秀发整洁、带着一脸活泼欢快的微笑依偎在爱人臂膀里的美人。不仅仅是这位妙龄女郎抑或这对情侣的纯真，还有时间本身，显得如此诱人；甚至连那西装革履的路人模糊的身影，也带有一份天真淳朴、懵懂无知的气息，就像一辆头灯凸出的豪华轿车停靠在空旷古老的大街上的那种味道。那个纯真年代啊！数以千万计的人死去，欧洲变成一片废墟，纳粹灭绝营仍是新闻，还没有变成众所周知的对人性堕落的注解。是照相术本身才制造了纯真的假象。它那对凝固叙事的嘲讽显然令其主体没有察觉到：他们将会改变或者死去。他们懵懂无知的是未来。五十年后，我们像上帝般地看着照片上的他们，深知他们的身世——他们和谁结了婚，他们在哪一天死去——却从未想过，将来某一天谁会手握我们的照片。
琼跟随着我的视线。取笔记本和圆珠笔时，我感到有点不自然，有种欺骗的感觉。我们彼此已经达成一致，我要写下她的生平。她心里有意写本传记，这是很合情合理的，而这也是我原本的想法。但是当我开始以后，事情却变成了另一种样子：不是传记，甚至确切地说也谈不上是回忆录，而更像是部跑题之作。她当然是中心人物，但我并不会仅仅只写她的生活。
上次来访时，那张快照是一个很好的始发点。我盯着它，而她则注视着我，等着开始。她的手肘撑在上腹部，食指靠在下巴那道长长的皱褶上。我真正想问的问题是：你是怎样把你那美丽的面庞搞成这副样子的？到头来你何以如此与众不同——难道是生活吗？我的天啊，你的变化太大了！
但我没有那样问。相反，我看着照片，说：“伯纳德的人生好像稳步前进，一切都建立在他的既有之上，而你的人生似乎长期处于变化当中……”
不幸的是，琼误把我的开场白当作是对伯纳德的询问。“你知道他上个月来想跟我谈什么吗？欧洲共产主义！一周前他会见了某个来自意大利的代表团。那些衣冠楚楚大腹便便的恶棍，自己有钱却花别人的钱去请客。他说他很乐观！”她冲着照片点头。“杰里米，他的确非常兴奋！就像我们以前那样。‘稳步前进’这个词太好听了。原地踏步，我得这样说。停滞不前。”
她知道自己说得不对。伯纳德多年前就退出了共产党，后来他成了一名工党议员，是党内的一个实力派，是一位尾闾议会成员，在政府委员会里供职，主管广播、环保和扫黄打非方面的工作。琼真正排斥的是伯纳德的理性主义。但我现在不想探讨那个话题。我想为我的问题找到答案，就是那个我没有大声说出口的问题。我佯装同意她的话。
“是的，很难想象你现在会对那样的事感兴趣。”
她将头向后一靠，闭上双眼，这一姿态表明她终于想寻根刨底了。以前，我们曾不止一次地探究琼到底是如何、又是为什么要改变她的生活的。每次她的开场白都有些不同。
“准备好了吗？1938年的整个夏天，我都和一户人家待在法国，就在第戎市郊外。信不信由你，他们的的确确是做芥末生意的。他们教我怎么烹饪，并让我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再没有哪个地方的菜能比法国更好的了。这个年轻时保留的观念，直到现在我都无法改变。当我回来时，刚好是我十八岁生日，我收到了生日礼物——一辆崭新的自行车，漂亮极了。那时自行车俱乐部还很时髦，于是我加入了阿默珊姆社会主义骑行俱乐部。可能我当时是想让我那古板守旧的父母吃上一惊，但我不记得他们哪怕提过一丁点反对的意见。周末的时候，我们大约二十来个人，就会沿着奇特恩斯的乡间小径，骑车到郊外去野餐，或者沿着陡坡向下，骑向泰晤镇和牛津城。我们的俱乐部和其他俱乐部是有联系的，其中有一些俱乐部还和共产党有联系。我不知道这里面是否有什么计划或阴谋，应该有人去调查一下。从事后来看，这些俱乐部是在为党招募新成员，不过这很可能并不正规。没有人给我讲过课，也没有人向我灌输些什么。我只是发现我正在一群自己喜欢的人中间，很快乐很酣畅，我们谈论的内容你也可想而知——英国存在的弊端，社会的不公和人们遭受的苦难，怎样拨乱反正，以及苏联如何扭转乾坤。斯大林所采取的措施，列宁的语录，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述。然后大家就开始闲聊：谁加入了党组织，谁真的去过莫斯科，入党是怎么一回事，以及谁在考虑入党，等等。
“所有这些谈话、闲聊和嬉笑，都发生在我们在乡间骑车的路上，或者是我们坐在风景宜人的山头吃三明治的时候，或者是我们停在村庄酒吧的花园里，大口喝着搀汽水的啤酒的时候。从一开始，党和它代表的一切、所有莫名其妙的学说：生产资料公有制、无产阶级历史科学的继承权、万事皆枯萎消亡——这一切愚蠢举动，在我的脑海里，都和另外一些场景联系在一起：山毛榉树林，玉米地，阳光，顺着山坡往下冲，沿着在夏天变成沟渠的小径飞驰。共产主义，我对乡村的热情，还有我对其中一两个身着短裤的俊朗小伙子的兴趣，全都混杂在了一起。是的，我那时非常兴奋。”
我一边记，一边心胸狭窄地想，我是否被利用了，成了琼想为自己的人生做最后的修补所利用的工具。这个想法，让我对自己没按她的意愿写她的传记略感舒服了些。
琼还在讲。这次她表现得相当好。
“这就是开端。八年后我终于入了党。到我一入党，它就结束了，拉开了结束的序幕。”
“巨石墓。”
“是这么回事。”
我们将要跳过八年，略过1938—1946年这段战争时期。谈话就以这样的方式进行。
1946年，在即将结束蜜月从法国归来的途中，伯纳德和琼在朗格多克长途跋涉，穿过了一片名叫“拉扎克的喀斯”的干燥石灰岩高原。他们偶然经过一处古老的墓地遗址，人称“普鲁纳莱德巨石墓”，离两人正好打算夜里入住的那个村庄仅几英里远。墓地就在山头上，在威斯河峡谷附近，黄昏时分他们俩在那里坐了近一两个小时，面朝北方遥望塞文山脉，谈论着他们的未来。后来我们也多次去过那处地方。1971年，詹妮在那儿追求过一个当地的小伙子，一个法国军队里的逃兵。八十年代中期时，我们曾和伯纳德还有孩子们在那里野餐。我和詹妮曾到那里去探讨解决婚姻问题。那也是个独处的好地方，成了一个家庭集会的场所。通常情况下，巨石墓由一块饱经岁月沧桑的厚重石板和支撑它的两块岩石共同组成，好似一张低矮的石桌。在那块喀斯平原上，有好几十座巨石墓，但只有一座是我所说的那个。
“你们说了些什么？”
她生气地拍了下巴掌。“别审问我。我刚才想起了什么，是我接下去要讲的东西。啊，对了，我想起来了。那个自行车俱乐部让我明白，共产主义与我对乡村的热爱是分不开的——我猜它们都是那浪漫和理想主义情怀的一部分，是人在那个年纪应有的情愫。而现在我在法国，在另一片风景中，远比奇特恩斯旖旎，壮观，狂放不羁，甚至有点让人觉得害怕。我正和心爱的人在一起，我们正在拉呱闲扯，谈论着如何尽微薄之力去改变世界，我们正在回家的路上，要回去开始我们崭新的生活。我甚至还记得自己当时在想：我从未像现在这样幸福。这就是我要的生活！
“可是，你知道，什么东西不对劲了，有道阴影在我心中无法抹去。我们坐在那儿，夕阳正缓缓下落，霞光变得无比灿烂。这时我却在想：但我不想回家，我宁愿留在这里。我眺望着峡谷，视线掠过‘布兰达的喀斯’，投向远方的群山。我越观望，就越是领悟到一个昭然的事实：和这些峻岩的年龄、魅力以及力量相比，政治实在显得微不足道。人类只是一个新生事物。宇宙根本不在乎无产阶级的命运！我感到十分恐惧。我那整个短暂的成年人生都依附于政治——它给了我朋友、丈夫以及理想。以前我一直渴望回英国去，而到了这儿，我却又在告诉自己，我宁愿待在这片荒野中，过不舒适的生活。
“伯纳德一直在说话，毫无疑问，我也一直在插嘴回答。但我感到很困惑。也许是我对政治和荒野都无法适应。也许我真正想要的，是一个温馨的家庭和一个孩子，让我来照顾。我非常困惑。”
“所以你……”
“我还没讲完呢。还有其他的一些事情。虽然带着这些不安的想法，但在那座石板墓前，我还是感到很幸福的。我只想静静地坐在那里，看着群山一点点变红，呼吸着傍晚如丝一般清凉的空气，而且我心里知道，伯纳德正和我做着同样的事情，有着同样的感受。因此另一个问题出现了。没有寂静，没有沉默。我们正在为——天晓得啊——改良派社会民主党的背叛和城市贫苦居民的生活现状而忧虑，而我们和这些人素不相识，在那时我们也没有能力去帮助他们。我们的生命在这一至关重要的时刻交汇——我们身在一处有五千多年历史的圣地，我们深爱对方，夕阳斜照，壮阔的平原在我们眼前伸展——可这一切我们却无从把握，我们无法将它们融入自己的心灵。我们不能解放自己，进入现实中；相反，我们居然还在想怎么把别人解放出来。我们想要关注他们的不幸，用他们的不幸来掩饰自己的悲哀。而我们的悲哀就在于，我们不能欣然接受生活赐予我们的简单美好的事物并为之高兴。政治，理想主义的政治，莫不关乎未来。我用了一生的时间才发现，一旦你完完全全地走入现在，你就能发现无限的空间，无限的时间，如果你愿意的话，你不妨称之为上帝……”
她的思绪开始混乱了，偏离了话题。她想说的不是上帝，而是伯纳德。她记起来了。
“伯纳德认为，注重眼前是一种自我放纵。但那纯粹是胡扯。他有没有静下来坐着反思过自己的人生？或者，他有没有想过他这一生给詹妮带来的影响？又或者，他想没想过，自己为什么不能独自生活，而非要找那个女人，那位‘女管家’来照顾他？他对自己这些事根本就不闻不问。他只关心事实和数据，他的电话成天响个不停，他总是匆匆忙忙地去发表演讲，或者参加专题小组讨论之类的活动，但是他从来就没有反思过。他从未对造物之美抱有哪怕一瞬的敬畏。他讨厌静默，所以他一无所知。现在我来回答你的问题：如此受欢迎的人，怎么还会原地踏步，停滞不前？他看问题只是停留在事物的表面，整天在胡扯如果世界更加井然有序事物会是什么样子，却不去学任何实质性的东西——这就是原因所在啊。”
她身子往后一仰，靠着枕头，疲惫不堪，修长的面孔歪向天花板，呼吸沉重。对于那天傍晚在巨石墓的事，我们已经谈过好几次了，通常是为讲述第二天琼所经历的重大遭遇打好铺垫。她很生气，而且她知道，她的生气都被我看在眼里，这使得她更加恼火。她已经陷入失控的状态。她心里清楚，她对伯纳德的人生描述——电视上的亮相，收音机里的小组讨论，一个公众知名人物——都已经是十年前的事了，早已过时。现在伯纳德·崔曼表现得相当低调，没有多少人能再听到他的消息。他蜗居在家里安心写书，只有家人和几个朋友会给他打电话保持联系，另外，还有一位住在同一幢楼里的妇女每天花三个小时为他打扫房间和做饭。琼对她的嫉妒在旁人看来是一种痛苦。琼的人生理念也正是她衡量自己与伯纳德之间隔阂的准绳，而如果这些理念源于对真理的追求，那么，痛苦和对爱情的失望也成了真理的一部分。失真和夸张的言语竟也透露了如此多的真相。
我想说点什么，来让她明白，我并没有对她感到厌恶或者失望。恰好相反，我很喜欢她。我逐渐明白：亲情，羁绊，心灵——它们仍然很重要；以前经历的生活和遭遇的纷扰仍将持续下去；直到生命终结，也没有什么最终的定论，没有纯粹超然的评价。我从这领悟中，从琼的激愤中，得到了一丝慰藉。
我问她要不要喝茶，她抬起一根手指表示同意。我来到水池前将水壶灌满。外面，雨已经停了，但风还在刮。一位身材瘦小、穿着淡蓝色羊毛衫的妇女，正撑着助行架穿过草坪。一阵狂风好像就可以把她吹走。她走到墙边的一处花坛旁，在助行架前跪下，仿佛面对着一个移动的祭坛。当她双膝跪在草地上时，她设法把助行架挪到一边，然后从羊毛衫的一个口袋里拿出一把茶勺，从另一个口袋里拿出一捧植物的球茎。她开始挖坑，然后把球茎按进去。几年前我会觉得，像她这么大把年纪了还种些花花草草，实在没有意义。我会冷眼旁观，把这视为徒劳无益的举动。而现在，我只有静静地注视着。
我将茶杯端到床边。琼坐起来，无声地抿了一口滚烫的茶水，她曾告诉我，这是在上学时一位礼仪老师教给她的。她陷入了沉思，显然没有继续谈话的意思。我盯着一页页笔记，修改一个个记号，以使速记内容清晰可辨。我决心下次到法国时一定要参观巨石墓。我可以从羊圈那里步行出发，经过巴德拉泽走上喀斯平原，然后再向北走四五个小时——沉浸在那野花盛开、田间漫布芳草幽兰的美好春光中。我可以坐在那块石头上，再次瞻望那片美景，同时也想想自己的事情。
琼的眼皮开始打架，我刚来得及把茶杯和茶托从她正在低垂的手中救下，搁在抽屉上，她就睡着了。这突如其来的瞌睡，她坚持说，并不是由于她精疲力竭的缘故，而是源于她的身体状况，某种神经机能障碍导致了她的多巴胺分泌失调。她告诉我，从表面上看，这类睡眠病患者的状态是麻木且无法抵抗的，就像在你脸上扔了条毯子。但当我向琼的医生提到此事时，他凝视着我，轻轻地摇摇头，这份否定实际上是在建议我与他保持默契。“她病了，”医生说，“而且她也累了。”
琼的呼吸变得平缓而短促。她前额上那道大树般的皱纹旁边的纹路少了许多，仿佛冬天除去了它的枝条，显得更加光秃。她的空茶杯挡住了那张照片的一小部分。这是何等的变化啊！我依然年轻，仍会被照片上的他们所震撼。照片上，琼的皮肤光洁平滑，她漂亮的圆脑袋依在伯纳德的臂膀中。尽管我只了解他们的晚年生活，但我能感觉到一种类似怀旧的惆怅，感怀在他们的感情开始冷淡之前，琼与伯纳德刚坠入爱河、简简单单在一起的那段遥远而短暂的时光。他们那时还不知道，今后他们会陷入怎样剧烈的情感纠葛和多么长久的爱恨交织——这也让照片中显露出的纯真格外诱人。伯纳德精神上的枯燥贫乏和“根本没正经”，他那狭隘的合理性，以及他“无视全部累积的证据”、盲目地坚持认为理性的社会工程能把人类从痛苦与残忍的天性中解放出来的傲慢与固执，都令琼恼怒不已；而伯纳德则难以忍受琼对社会良知的背叛，她那“保护自我的宿命论”，以及她“无止境的轻信受骗”——对于那些琼坚信存在的如独角兽、树精、天使、灵媒、自我治愈、集体无意识、“我们内心的上帝”等等一长串名字和事物，伯纳德感到痛苦不堪。
我曾经向伯纳德问起他与琼在战争期间第一次见面时的情形。琼究竟用什么吸引住了他？他记得根本没有所谓的第一次见面。他只是慢慢意识到，1944年初的前几个月里，有一位年轻女士每周都要到议事大楼他的办公室里来一两次，送来一些译自法语的文件，并整理更多的资料带走。在伯纳德的办公室里，每一个人都懂法语，而且那些材料也很简单。他不明白她这样做有什么意义，便没有抬眼去看她，无视了她的存在。后来，他无意中听人谈论她的美貌，便在她下一次来时仔细地瞧了瞧她。在她没出现的日子里，他开始觉得失落，而一旦她出现，他便感到如傻瓜似的开心。他曾经想当然地以为，漂亮女士肯定会讨厌和一个瘦长难看、长着一对大耳朵的男人谈话；可最终当他支支吾吾地开始与她攀谈时，他发现她是那样平易近人，甚至，她好像还有点喜欢他。他们在斯特兰德大街上的乔·里昂咖啡馆里共进午餐，伯纳德对社会主义与昆虫学高谈阔论——他是一位业余的昆虫学家——以掩饰他的紧张。不久，他又成功地邀请她晚上一起看电影——不，哪部电影他已经不记得了——这令他的同事们大吃一惊。那天晚上，在干草市场大街上的一座电影院里，他鼓起勇气吻了她——仿佛是在模仿古老的浪漫仪式，他先亲吻了她的手背，然后吻了她的脸颊，接着是她那温润的嘴唇。这一切发生得太快了，简直令人眩晕：从随意聊天到纯洁美好的初吻，只发生在短短的四个星期里。
琼的回忆如下：她是一名口译译员，偶尔接手些将官方文件从法文翻译过来的笔译工作。一个无聊的午后，她前往议事大楼，到一间办公室里办事。当她在走廊里经过隔壁一间办公室敞开的房门时，无意间看见了一个面貌古怪、身材瘦长的年轻男子。他伸开四肢，脚跷在桌上，难受地半躺在一张木制椅子里，专心致志地研读一本看上去很严肃的书籍。那个男子抬眼瞅了一下，与她四目相对了一会儿，马上埋头回到他的书中，把她给忘了。琼在不至于失礼的情况下，尽可能多逗留一会——不过只有几秒钟——她假装查看手里的马尼拉纸文件袋，实际上是目不转睛、贪婪地看着他。她以前和一些小伙子们出去约会过，她虽然会喜欢上他们，但总要先克服对他们的莫名的厌恶感。但这个男人却一下子就把她吸引住了。他正是“她想要的类型”——如今她发自内心地理解了这一气人的说法。他显然十分聪明——在那间办公室里上班的人个个十分聪明——而且她也喜欢他那笨拙无助的体型，他那张宽大、慷慨的面孔，以及他看到了她却没有对她产生兴趣这一极具挑战性的事实。少有男人能做到那样。
琼又找借口去了他所在的办公室。她主动帮助自己办公室的另一个女孩递送文件。为了延长停留的时间，也因为伯纳德不会朝她的方向看上一眼，她只好与他的一位同事，一个来自约克郡的满脸雀斑、嗓音尖细的可怜虫调情。有一次，她故意撞上伯纳德的桌子，让茶水泼溅出来。他却只是皱了下眉头，一边继续看书，一边用手帕把水迹吸干。琼故意将寄往别处的包裹拿给他。他礼貌地纠正了她。约克郡的那位写了一份痛苦的宣言，倾吐自己的孤独。他说，他并没有奢求琼能够嫁给他（尽管他并没有排除这种可能），但他的确希望他们能够成为最亲密的朋友，就像亲兄妹一样。琼知道她必须赶快行动了。
终于有一天，琼鼓起勇气，大步流星地走进了伯纳德的办公室，决计要让伯纳德带她出去共进午餐，而那一天也正好就是伯纳德毅然第一次仔细端详她的那个日子。他赤裸裸地盯着她，目光毫无遮拦，好像要一口吃掉她似的，以至于琼在走近他的办公桌前，居然有了些犹豫。角落里，琼那位未来的哥哥正咧开嘴角，倾斜着身体准备站起来。琼扔下她的包裹，逃也似的跑了。不过现在，她确信自己已经拥有了那个男人。打那以后，无论琼什么时候走进来，伯纳德都会晃动着那张大大的下巴试图与她搭讪。去乔·里昂咖啡馆共进午餐的邀请，只需琼轻轻地点拨他一下就行了。
令我感到奇怪的是，琼和伯纳德从未比较过那段早期的记忆。琼肯定会喜欢这些回忆的不同之处，它们会证实她后来对伯纳德的偏见是正确的：这家伙粗心大意，对现实中发生的微妙变化毫无察觉，还坚持认为一切都在自己的理解和掌握之中。然而，我忍住了，没有把他们各自的回忆告诉对方。这是我的决定，不是他们的，是我自己想把这两种回忆完全分开。他们都不会相信这就是真正的事实，而在我们的谈话中，我意识到，自己只是被当作一个信息与印象的传递者。琼会喜欢让我站在她的一边指责伯纳德——声讨他的世界观，声讨他那参与广播小组讨论和请女管家的放荡生活。伯纳德则希望我向琼传递和她分开后他生活照样美满的假象，还有他对琼的喜爱之情（不管她听到这里会多么抓狂），从而免去他下一次可怖的拜访，或者为他下次的拜访先缓和一下气氛。每次一见到我，他们就设法引我畅谈，以获取对方的消息，通常是抛出一些值得争议的话题，以问话的形式出现。因此伯纳德会问：他们还能让她保持镇静吗？她有没有嚷嚷着不停地说我坏话？你认为她会一直这样恨我吗？而琼则会问：他还在念叨着布丽格斯夫人（那位女管家）吗？他放弃自杀的打算了吗？
我总是含糊其辞。我给不了他们任何满意的答复，而且，只要他们愿意，他们另外随时可以打电话或者谋面。但就像那些骄傲的年轻情侣们一样，他们克制住了自己，相信谁先打电话，谁就表现出了软弱和可鄙的依赖情绪。
五分钟后，琼从睡梦中醒来，发现一个神情严峻的秃顶男人坐在床边，手里拿着笔记本。她在哪儿？这个人是谁？他想干什么？她张大的眼睛里流露出恐慌和惊讶的神情，令我一时语塞，找不到合适的话语来安慰她；而当我想好措辞，开始结结巴巴地说话时，话还没说完，她就已经想起了事情的来龙去脉，想起了她的故事，想起她的女婿是前来记录这个故事的。
她清了清喉咙，问：“我讲到哪里了？”我们都知道，她的思想刚才陷入了深渊，陷入了一个没有任何意义的裂缝中，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无可名状，毫无关联，这令她害怕。这令我们两个都很害怕。我们不能承认这一点，或者更准确地说，在她开口承认之前，我不能先承认。
现在，她已经知道自己讲到哪里了，正如她知道接下来会讲到什么。然而，在她恢复过来的这一短暂的心理剧中，我发现自己准备抵御这无法回避的怂恿——“第二天”。我想把她引向别处。“第二天”里发生的故事，以前我们已经回顾过五六遍了。那是一段家族传奇，一个经过不断重复而更新的故事，与其说是记住它，倒不如说就像祈祷词那样被铭记在心。几年前，当我在波兰遇到詹妮时，就听说了那个故事。我经常听伯纳德说起它，虽然严格来讲他并不是一位目击者。在圣诞聚会和其他家庭聚会上，这个故事也不断地重演。在琼看来，这件事将是我的回忆录的核心部分，就如它在她的人生故事中所处的地位一样——那是一个决定性的时刻，那是一段令她人生转向的经历，那次遭遇中显露出的真理，令之前所有定下的结论都必须被重新考虑。这个故事的历史准确性已经居于次要，它所起到的作用才是最关键的。它是一个神话，被尊为纪录而越发威力灼灼。琼已经说服自己相信，这“第二天”为她解释了一切——她为什么退了党，为什么与伯纳德陷入一生不和的境地；她为什么要重新思考她的理性主义，她的物质主义；她如何过上了后来的那种生活，到哪里去生活，以及她都想了些什么。
作为这个家庭的外来人，我一方面被深深吸引，另一方面又心存疑惑。转折点，是讲故事者和剧作家的发明，是当一段人生被压缩成一段故事情节、当道德须从一连串行动中得以升华、当观众必须带着对角色成长刻骨铭心的印象回家时，所需要的一套机制。醍醐灌顶，真理乍现，转折之点——我们无疑从好莱坞或者《圣经》中借鉴这一切，以让一段拥挤不堪的记忆沾上点滴追溯往昔的味道。那就是发生在琼身上的“黑狗”事件。我坐在床边，膝上放着笔记本，察觉到了她内心的一丝空虚，分享着这份眩晕的感觉。我发现，那些几乎不存在的动物实在过于令人欣慰。再次将这段烂熟的家庭轶事搬出来，也许太稳妥了吧。
她一定是在打盹时身体滑到了床上。她努力想坐端正，但是她的手腕太无力，手掌也在床上找不到支撑点。我站起身来想要帮她，可是她一声咕哝，一阵低吼，止住了我。接着她翻过身来，侧躺着面对我，把头嵌进枕头边缘的皱褶之中。
我缓缓地开始发问。这样说会不会伤害她？虽然这个想法还困扰着我，但我已经开口了。“难道你不认为这个世界能够包容你和伯纳德看待问题的方式吗？有人朝内部探索心灵秘境，另一些人则专注于改善外部世界，这难道不是最好的局面吗？多样性不正是构建文明的根基吗？”
这最后一个修辞性疑问，已经超出了琼所能容忍的范围。她发出一下猫头鹰似的大笑声，那副保持中立的皱眉神情消失得无影无踪。她无法继续忍受自己躺在床上，一边挣扎着想要坐起来（这次她终于成功了），一边气喘吁吁地对我说：
“杰里米，你是我亲爱的老朋友，不过你确实喜欢讲些废话。你太想做个正派人了，想让所有人都喜欢你，想让大家彼此喜欢……哎！”
她终于坐直了，一双因从事园艺而长满老茧的手紧紧扣在床单上。她盯着我，眼里流露出被压抑的喜悦，或是母性的怜悯之情。“那这个世界为什么还没有改善呢？免费医疗，工资上涨，每家每户都有汽车、电视和电动牙刷——人们应有尽有，可为什么还是不满足？是不是还有什么美中不足的呢？”
既然被她嘲弄了，我也就放肆了起来。我的口气有点强硬：“这么说，当今世界是个精神荒漠吗？就算你说得对，这是陈词滥调，那你又怎样呢，琼？你为什么也不幸福？每次我来，你依然对伯纳德十分怨愤。你为什么就不能息事宁人？这件事现在还有什么意义呢？放他一马吧。其实，你没有这样，或者说不能这样，恰好说明你方法不当。”
我是不是说得太过分了？当我说出这番话时，琼将视线从室内移向了窗户。寂静被她长长的吸气声打断，接着又是一段更为紧张的沉默，然后她很响地呼出一口气，直直地盯住我。
“是的。的确是的……”她停顿了一下，然后又打定主意说：“我所做的一切有价值的事情，我都不得不一个人去做。当时我并不在意。我很满足——顺便说一句，我不曾期望过得到幸福。幸福是偶然的，就像夏天的闪电那样短暂。不过我的确获得了心境的平和，而且，在所有这些年里，我认为自己一个人过得挺好的。我有自己的家庭、朋友和客人，他们的到访和离别都令我快乐。可是，现在……”
我的试探将琼拉出了回忆，她开始向我告白。我将笔记本翻开新的一页。
“在得知自己的病情后，我就来到了这里，最后一次将自己禁锢起来。孤独仿佛成了我人生最大的失败。一个大错误啊。过美好的人生——可如果是孤身一人，那又有什么意义呢？当我回想起在法国的那些岁月时，有时感到好像有股冷风扑面而来。伯纳德认为我是个愚蠢的神秘主义者，而在我看来，他是个目光短浅的政委，如果可以在地上换来一座物质天堂，他会把我们所有人都出卖——那是家庭的故事，家庭内部的笑柄。事实上，我们一直彼此相爱，我们从未停止爱慕对方，我们互相吸引，而且我们对此无能为力。我们没有办法一起生活。我们无法停止相爱，但也不会屈从于爱的力量。这个问题很容易讲清楚，可那时我们从来都没有讲过。我们从来没说：瞧，这就是我们的感受，我们又该何去何从呢？不，孩子们的安排呀、日复一日的混乱呀、不断滋生的分离感呀、奔波于不同的国家呀，吵吵闹闹，乱七八糟的。把一切拒之门外，我就找到了安宁。假如我痛苦，那是因为我还没有原谅自己。假如我学会了悬浮在一百英尺高的空中，那么我从未学会跟伯纳德交流或相处，这就无所谓弥补了。每当我从报上读到社会崩溃的最新消息并牢骚满腹时，我就不得不提醒自己——为什么我要寄希望于数百万个陌生人，期望存在利益冲突的他们去友好相处呢？要知道，我自己都不能和我孩子们的父亲、我爱的那个男人和合法婚姻的伴侣一起，组建一个小小的和睦家庭啊。另外，还有一件事情。如果我还是在对伯纳德打冷枪，那是因为你在这里，我知道你经常去看望他——我本不该说这些的——是你使我想起了他。谢天谢地，你没有他的政治野心，但你们俩身上的那种冷漠和疏远感，都让我既爱又恨。而且……”
她把想说的话咽了回去，瘫软下来，躺倒在枕头上。既然我应该认为自己是被恭维了，那么在接受她所提供的一切时，我感觉自己在一定程度上要受到礼节和正式要求的拘束。她的告白中有一处字眼，我想尽快折回去详谈。不过首先，需要补充点细致的礼节作为铺垫。
“我希望我的来访没有让你不快。”
“你能来我很高兴。”
“如果你觉得我的一些问题太私人化了，你一定要告诉我啊。”
“你可以向我问任何问题。”
“我不想去侵犯你的……”
“我刚才说了，你可以问我任何问题。如果我不想回答，我就不会回答你。”
她允许我问了。这只精明的老鸟，我心想，她知道我的问题会在什么地方遇到障碍。她正在等我开口。
“你说你和伯纳德……相互吸引。你的意思是，呃，在生理上……？”
“真是你们这一代人的典型，杰里米。到这把年纪了也开始对这种事情装腼腆。是的，性，我是在说性。”
我从未听她说过这个字。在她那BBC战时播音般标准的嗓音中，她很明显地念走了字，几乎念成了“衅”。这从她的嘴里说出来，听上去既粗野而又相当下流。是不是因为她得强迫自己说出那个字，然后再重复一遍，来克制自己的厌恶感觉呢？或者她是对的？是不是我这个60后，尽管总是吹毛求疵，现在却开始变得有福难享，就好像面对一大桌珍馐佳肴却如鲠在喉呢？
琼和伯纳德，在肉体上互相吸引。我发现自己很难想象这种场景，因为我是在他们上了年纪，而且对彼此充满敌意的时候才认识他们的。我本来很想告诉琼这一点，就像一个孩子会去想象女王如厕的情景一样，实在是大不敬。
可相反，我却对她说：“我想我能理解。”
“我可不这么认为，”她说道，并为自己的肯定而得意。“你不可能知道当时的情形。”
就在她说着这番话的时候，种种意象和印象，就如在洞中坠落的爱丽丝或者她所超越的那些碎石杂屑那样滚落下来，从一个不断变宽的时空漏斗中穿过：办公室内积尘的气味；刷成光亮的乳白和棕褐色的走廊墙壁；从打字机到汽车的一切考究、笨重、涂着黑漆的日常用品；没开暖气的房间，多疑的女房东；裹在宽松的法兰绒衣服里、咬着烟斗、严肃得有些滑稽的年轻人；没配香草、大蒜、柠檬汁和酒水的食物；被视为性感的标志、常被人把玩在手中的香烟；还有无处不在的权威，展现在公交车票、表格和手涂的路标（它们那孤零零的手指指向道路，穿越一个棕、黑、灰等多种凝重色彩交错的世界）上，上面写有毫不妥协、盛气凌人的拉丁语式的指示。我对那时情形的想象，就如同一间旧货商店发生了爆炸、里面所有的杂物都飞起来的那种慢镜头场面。琼察觉不到我的想法，这令我很高兴，因为我想象不出他们俩会两性相悦。
“在我遇到伯纳德之前，我已经和另外一两个小伙子约会过，因为他们看上去都‘很不错’。早些时候，我曾先后带他们回家与我父母见面，让他们定夺：这些小伙子‘上眼’吗？我一直在男人们中间挑选，寻找未来可能成为我丈夫的那个人。我的朋友们都是这样子的，我们也在一起聊这些事情。性欲从来没有和这些事产生联系，至少对我来说没有。我只有一股模糊的渴望，渴望能有一个男性朋友，渴望得到一座房子，一个小孩，一间厨房——这些都是不可分割的。至于去考虑男人的感受，那就关系到你自己想让关系进展到哪一步。我和朋友们经常凑在一起讨论这个话题。如果你想要结婚，性是必须付出的代价——在结婚以后。这是一场硬交易，不过还算公平合理。你不可能只收获没付出。
“然后，一切都改变了。在我遇到伯纳德后的几天里，我都感到……呃，我感到自己好像快要爆炸了。我想要他，杰里米。这就像是一种煎熬。我不想要什么婚礼或者厨房，我就想要这个男人。我对他想入非非，还不敢对我的女伴们说实话，她们会大吃一惊的。对此我从来没有任何准备。我急切地想要和伯纳德亲热，而同时我也十分害怕。我知道，如果他提出要求，如果他非要不可，我就别无选择。很明显，他的感情也非常强烈。他不是那种主动提出要求的人，但是，有天下午，什么原因我现在想不起来了，我们发现自己单独在我的一位女伴的父母家里。我想这和那天下着大雨有关系。我们上了楼，进了客房，开始宽衣解带。几周来我一直在想的事情就要发生了，可这时我却特别痛苦，心里万分恐惧，就好像正在被人押着赶赴自己的刑场一样……”
她注意到了我疑惑的眼神——为什么痛苦？——然后不耐烦地吸了口气。
“你们这一代人所不能理解的，还有我们这一代人也几乎快要忘记的是，我们当时依然是那么懵懂无知，心态是那样古怪——对性爱，以及对伴随性爱所产生的一切——避孕，离婚，同性恋，性病。未婚先孕在我们眼中是多么的不可想象，是可能发生的最最糟糕的情况。在二十、三十年代，体面人家里要是出了个未婚先孕的女儿，家里人都会把她关进精神病院。未婚的单亲妈妈会被当众游街，本应照顾她们的机构却让她们受尽了羞辱。许多女孩试图堕胎，结果害死了自己。现在看来这些事都很疯狂，不过在那个时代，一个怀了孕的女孩只会觉得其他人都是对的，是她自己发了疯，她遭这么多罪都是活该。政府方面的态度也是异常严厉，相当残酷。当然啰，没有任何经济援助。未婚妈妈们遭人抛弃，被视作耻辱，只能依靠伺机报复的慈善机构、教会或是其他组织。我们都知道六七个恐怖而富有警示意义的故事，保证自己不会步入歧途。那天下午，这些故事没能让我回心转意，但是当我们上了楼梯，走进房顶的那间小屋以后，我当时确实在想，我正在毁灭自己的前程。那天风雨交加，雨点打在窗户上，和今天一样。当然了，我们没有采取避孕措施，无知的我以为怀孕是不可避免的了，而且我知道，我没有办法走回头路。这令我痛苦，不过我也在品尝自由的滋味。这种自由，在我的想象中，就是罪犯在开始作案时必然会体验到的那种自由，虽然它只能持续一小会儿。我一直在或多或少做着人们希望我做的事，不过现在是我第一次认识到我自己。而且我好像必须去——必须，杰里米——去贴近这个男人……”
我轻轻地清了清嗓子：“那，嗯，后来怎么样？”我不敢相信自己正在问琼·崔曼这个问题。詹妮永远都不会相信我的。
琼又发出了一阵猫头鹰似的笑声。我从没见她如此兴高采烈过。“真是个惊喜！伯纳德是个头号笨蛋，他总会弄洒他的饮料或者把头撞在横梁上。给别人点烟对他来说是件苦差。我肯定我是他接触的第一个女孩。他曾经在其他方面暗示过，但那只是一种形式，是他当时非说不可的话，所以我宁愿相信我们俩都缺乏经验，我真的不在乎这个。我无论如何都想得到他。我们爬上一张窄小的床，我带着恐惧与兴奋咯咯地傻笑。你相信吗——伯纳德是个天才！他给我的感觉，可以用浪漫小说里能找到的所有词汇来形容——温柔，强壮，技巧非凡……而且，嗯，很有创意。当我们做完的时候，他干了一件荒唐事。他突然跳起来，跑到窗前，把窗户迎着暴雨猛地推开，然后赤条条地站在那儿，人又高又瘦又白净，捶打着他的胸，像人猿泰山那样大呼小叫，任树叶纷纷扬扬随狂风刮进屋里。真是好傻啊！你知道吗，他让我笑得好厉害，我在床上都小便失禁了。我们得把床垫翻过来，然后把地毯上成千上百的树叶捡干净。我把床单装进一个购物袋里，带回家洗干净，又在朋友的帮助下把它们放回到床上。那个朋友比我大一岁，她对此感到特别恶心，为此几个月都没和我说话。”
我体会着四十五年前琼所体验到的那种犯罪般的自由，现在离提出关于伯纳德的“尺寸”的那件事情已经不远了。从现在的角度来看，那是否仅仅是琼偶然的一次中伤诽谤？或者，是他自相矛盾的成功的奥秘？又或者，因为他的个子那么高，琼是不是简单地被这种比例上的错觉给误导了呢？不过，有些事情是不能去问岳母的，况且，她已经在皱眉头了，正在试图整理自己的思绪。
“大概在一个礼拜以后，伯纳德去了我家，和我父母见了面，我差不多敢肯定，就是在那一次，他把一整壶茶水撞翻在了威尔顿地毯上。除了那件事以外，他表现得好极了，非常得体——读的是公立学校，剑桥大学毕业，与长辈交谈时既亲切又腼腆。于是，我们开始了一种双重的生活。我们是一对恩爱的年轻伴侣，早早订婚，准备战争一结束就筹办婚礼，这让大家都高兴不已。与此同时，我们仍继续着已经开始的夫妻生活。在上院议事厅和其他政府大楼里，还有未被投入使用的房间。伯纳德十分聪明，他总能弄到钥匙。夏天，阿默珊姆周围长满了山毛榉树林。那是一种沉溺，一股疯劲，一份秘密的生活。那时我们已经开始采取避孕措施了，不过说句实话，我那会儿根本不太在乎这个。
“每次当我们谈起外面的世界时，都会谈到共产主义。它是另一样令我们迷恋的东西。我们决定原谅党在战争初期的愚蠢，决定在和平时期一到来、我们一离开工作岗位就尽快加入。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前方的道路——我们在任何问题上都意见一致。真是肉与灵的完美结合！我们营造了一个私人乌托邦，而全世界各民族追随我们的脚步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这就是塑造我们的那几个月。在我们经受了这么多年的挫折之后，我们多么希望回到原先那些快乐的日子。一旦开始用不同的眼光审视这个世界，我们就能感到时间正从我们身上流失殆尽，我们开始对彼此不耐烦起来。每一次争执都是对我们所知的可能性的一个中断——很快，我们的生活中就只剩下它们了。最后，时间的确已经所剩无几，而那些记忆犹在，控诉着我们，我们仍然无法放开对方，独自生活。
“看过巨石墓以后的第二天早晨，我明白了一件事情：我有勇气，肉体上的勇气，我可以独自生活。这对一个女人来说是一个重大的发现，或者至少在我所处的那个年代里是这样。或许这也是一个命中注定的发现，一个灾难性的发现。我现在不太确定，自己是不是应该像当时那样独自生活。剩下的话就更难说出口了，尤其是对一个像你这样的怀疑论者而言。”
我正想抗议，但她挥了挥手，示意我平静。
“无论如何，我还是要再把它说出来。我已经累了。你很快就要离开这里。而我也想再把那个梦重温一遍。我要保证你把它们如实地记录下来。”
她犹豫了一下，为下午的最后一场谈话积蓄力量。
“我知道，大家都以为我太小题大做了——不过是一个年轻的女孩被乡间小路上的一对野狗吓坏了而已。但你等待着，直到你开始明白自己人生的意义，那时你要么发现自己已经太老太懒、不能去闯荡了，要么就会像我那样挑出其中的某一事件，从一些可以解释的平常经历中找出一种表达方法，不然你就会遗忘它——一场冲突，一次心灵的转变，一份新的理解。我并不是说，这些动物表里不一。不管伯纳德说过什么，我其实并不相信它们是撒旦的同类、地狱守护犬或者上帝的神谕，或者是他告诉别人我所相信的任何东西。但在这个故事里，有一面是他不会愿意去详谈的。下次你见到他，让他告诉你，关于那两条狗，圣莫里斯的村长都告诉了我们些什么。他会记得的。那是一个漫长的午后，在椴树旅舍的露台上。我没有神化这些动物。我利用了它们。它们解放了我。我发现了一些东西。”
她将手越过被单朝我伸过来。我实在不大情愿伸出手去握住她。一股记者般的冲动、一种奇怪的中立念头阻止了我。就在她接着讲下去、而我继续用速记飞快地把她的话记录下来的那阵工夫，我感觉自己身体失重，大脑空空荡荡，在陈腐与深刻这两极的不确定性之间悬浮不定。我不知道我到底是在听哪一个。我很尴尬，便弓起身，专注于笔记，这样我就可以不用直视她的眼睛。
“我遇见了邪恶，发现了上帝。我把它称为我的发现，但当然，这并不是新的发现，而且也不是我独有的发现。每个人都需要为自己完成这个发现。人们用不同的语言来描述它。我猜想，世界上所有伟大的宗教，都是源于某个人受到启发而触碰到了精神上的现实，然后想让这种知识永葆活力。这种知识的绝大部分精华都在条规、习俗和对权利的沉溺中遗失了，这就是宗教的状况。最后，尽管这本质的真理，这些我们内在无尽的资源，这种追求更高境界的潜能，这种美德，一旦被抓住，你再怎么去描述它就都没有多大关系了……”
我以前曾经听过这种说法，形式不同而已，它来自一个崇尚精神生活的校长、一个政见不同的牧师和一个从印度回来的前女友，还有一些来自加利福尼亚的专业人员和头脑发昏的嬉皮士们。她看到我在椅子上已经有些坐不住了，但她意犹未尽。
“叫它上帝，或者爱的灵魂、自我、基督或者自然的法则。我那天所见到的，而且自从那天经常见到的，是一个环绕在我躯体四周的彩色光晕。但那个外形是不重要的，真正重要的是建立它与中心的联系，与那个内在的灵魂的联系，然后将这个内在的东西扩展深化。然后再将它带出来，带给他人。这是一种爱的治愈力量……”
每当想起接下来发生的事，我仍然会感到心痛。我再也忍不住了，我的不适是如此强烈，我无法忍受再听到更多这样的话。也许是多年孤独的岁月滋养了我的怀疑态度，使我对那些让我去爱、去进步、去放弃那种以自我为中心的核心价值观，然后看它在博爱与美德的暖流中消融的响亮号召产生了抵触。这种谈话会让我脸红，我见到这样说话的人就会不由得退缩。我不明白，我也不相信。
我嘴里咕哝着，借口自己腿部抽筋，同时站起身来，可是动作太快了。我的椅子向后翻倒，“啪”的一下撞在了橱柜上，响声很重。倒是我自己被吓了一跳。我开始为这意外打断向琼道歉，而她定定地看着我，稍稍有点被逗乐了。
她说：“我知道，这些话听着累人，我也累了。下次可能会更好些，如果我能让你明白我的意思的话。下次……”她没有力量来撼动我的怀疑。下午的谈话已临近尾声。
我再次试着想为自己的无礼举动道歉，但她却先开口了。她的口气听上去很轻描淡写，但这也可能是因为她刚才受到冒犯的缘故。
“你走之前可以冲洗下那些茶杯吗？谢谢，杰里米。”
当我站在水池前背对着她时，我听到她发出一声叹息，在床上缩得更深了。窗外，树枝依旧在风中摇摆。我感到了瞬间的愉悦，自己马上又要回到外面的世界里去了，让这股西风把我吹回伦敦，让我回到现在，走出她的过去。当我擦干这些杯子和茶托并把它们放回架子上时，我想为我刚才无礼的举动构思一句更好的道歉语。灵魂，来世，一个充满意义的世界：正是这种让人满心愉悦的信仰所给予的慰藉令我痛苦；信仰与自身利益密不可分。我怎么能告诉她这些呢？
当我回过身来又转向她时，她闭着双眼，有节律地浅浅呼吸着。但她还没有睡着。我在床边收拾包的时候，她闭着眼低声说：“我想重温那场梦。”
它记录在我的笔记本里，那段睡前不变的短梦已经缠绕了她四十年：两只狗沿着小径跑进了峡谷，大的那只身后留下一串血迹，在白石上清晰可见。琼知道附近那座村子的村长没有派人去追踪它们。它们奔进了高崖的阴影之中，跳入灌木丛里，然后又在另一边的高处出现。她又一次看到了它们，它们穿过峡谷，冲向深山，虽然早已离她远去，但就是在这个时候，她的心中依然充满了恐惧；她知道，它们还会回来。
我让她放心，说：“我已经把它记下来了。”
“你要记住，这个梦总是在我半睡半醒的时候到来。我真的看见它们了，杰里米。”
“我不会忘记的。”
她点点头，眼睛依然闭着。“你能把自己送出去吗？”
这几乎是一个玩笑，一个无力的反讽。我俯向她，吻了她的脸颊，轻声在她耳边说：“我想我可以。”然后我轻轻穿过她的房间，走出房门，来到走廊里，站在那块红黄相间、带着旋纹的地毯上，一边像以前离开她时所做的那样，心想：这也许是我最后一次来看她了。
果然如此。
四周后，她去世了，“在睡梦中安详地走了”——给詹妮打来电话的那位老护士这样说。我们不相信这些话，但我们也不想去怀疑什么。
她被安葬在切斯特纳·里奇疗养院附近那座村庄的教堂墓地里。我们开车过去，带着我们的孩子们和两个外甥，还有伯纳德。这段旅程让人很不舒服。天气很热，车里很拥挤，并且公路在施工，造成了严重的堵车。伯纳德坐在前座，一路默默无语。有时，他用手捂住脸。大部分时间里，他凝望前方。他看上去不像在哭的样子。詹妮坐在后座里，把婴儿抱在腿上。她的身边，孩子们讨论着死亡。我们坐在车里，无助地听着，无法转移孩子们的话题。我们四岁的亚历山大，在知道我们要将他深爱的外婆装在一个木盒子中，放进地下的一个洞里并用泥土掩埋的时候，惊骇不已。
“她不喜欢那样。”他自信满满地说。
他七岁的表哥哈利道出了真相：“她死了，傻瓜。冷冰冰地死掉了。她什么也不知道。”
“她什么时候回来？”
“永远不回来了。你死了以后就永远都不回来了。”
“但她什么时候回来？”
“永远永远永远不回来了！她现在在天堂里，傻瓜。”
“她什么时候回来？外公？什么时候，外公？”
在这样一个偏僻的地方，还有这么多的人来参加葬礼，着实让人宽慰不少。从诺曼教堂延伸过来的道路两边，在草坪边缘的斜坡上，停放着数十辆汽车，从它们滚烫的车顶上可以看见空气在波动。我也只是最近才开始经常参加葬礼，是我的三个朋友，他们都死于艾滋病，我特意去参加的。如今我已经对国教葬礼的仪式很熟悉了，比在电影里看到的还要熟。在我零碎的记忆里，我记得，在一段精彩的人生回顾、著作介绍和在结束时那令人浑身警醒、沐浴在生命不息的氛围中的抑扬顿挫话语之后，牧师在坟墓边的献词，就像莎士比亚的一段演说那样伟大。我看着伯纳德，他站在教区牧师的右边，双手在身侧僵直地垂着，朝前凝视，就像他在车里时那样，完全控制着自己。
仪式结束后，我看见他从琼的老朋友们中抽身，在墓碑中间彷徨，时不时停下来读一读眼前的碑文，然后走向一棵紫杉树。他站在树的阴影下，双肘撑在墓地的墙上。我正要走上前去，用自己临时准备的几句笨拙的话去安慰他，这时，我听到他朝墙外呼唤着琼的名字。我走近他，看见他正在抽泣。他在阴影下哭泣着，那又高又瘦的身体向前倾，然后又挺直，上下抽动。我转过身，一边为我的打扰而感到歉疚，一边急急匆匆地往回走，经过两个正在为坟墓填土的人，想要赶上正在喋喋不休的人群。在这夏日的空气里，随着队伍从墓地中蜿蜒而出，沿着道路，经过停放的车辆，朝一片未曾修剪的草地的入口行进，人们的悲伤逐渐消散了。在那片草地的中央，立着一顶奶油色的大帐篷，因为天热，它的侧面都被卷了起来。在我身后，教堂司事正在铲起干燥的土地和石块，传来阵阵响声。前方，肯定是琼曾经想象过的图景：孩子们在拉绳内外玩耍，服务员们穿着硬挺的白色夹克，从身后用布帘遮住的支架上取下饮料，而最先到达的客人，一对年轻的夫妇，已经懒洋洋地坐在了茵茵草地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