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在二十多年前，我偶然从一本小册子里，看到了一篇文章，讲的是《拾遗记》里记载的“挂星槎”的故事。不知为什么，这篇短文在我脑海中产生了许多奇思异想，竟然久久不能忘怀。
后来，我查阅到《拾遗记》及其作者王嘉的一些资料。原来，王嘉是晋时的方士，所著《拾遗记》不少属于传闻。尽管如此，我们今天能见到这样的传闻，却不能不感谢他。进一步讲，也不能不感谢我们中华民族的灿烂的古代文化，虽然《拾遗记》和古代文化相比，只是沧海一粟而已。现在，人类虽然早已进入人造卫星时代，但这种美丽古老的传说依然脍炙人口。我想，想不能把我们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当代人民进行四化建设的崇高精神和人们对未来的美好追求融合在一起，构思一部小说呢？这就是我打算写《古星图之谜》的最初的念头。
可是，这种念头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没有付诸实现。直到一九七七年，召开第一次全国科学大会的决定重新吹响了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的号角，激起了我的创作愿望，这才真的动起手来。
于是，一些以前不曾考虑过的问题相继而来，要想写下去，就不能不考虑这些问题。
首先遇到的问题是，怎样才能把古代的传闻、当代的现实和未来的遐想结合到一起呢？用什么样式的小说才能实现这一点呢？在我看来，最能适合这一题材的，莫过于科学幻想小说了。说它适合，无非是因为在当代各种小说样式中，科学幻想小说能够最大限度地容纳幻想色彩，从而把人们不曾亲身见到过的过去、现在、将来呈现在当代读者面前。
其次一个问题是，我们需不需要幻想呢？这好像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但它确实又是一个远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
事实上，在我国古代就出现了《封神演义》、《西游记》、《聊斋》、《镜花缘》等幻想色彩极浓的小说，并且一直流传至今。可见，古代人民是需要幻想的。
那么，是不是在科学高度发达的今天，似乎一切事物都可以用科学的语言给以精确的表达，因而已经不再需要幻想了呢？不是的，科学和幻想非但不矛盾，而且是相辅相成的。随着科学领域的不断扩大，它与未知领域的边界也不断增加，需要人们去探索、去幻想的奥秘非但没有减少，反而急剧地增多了。革命导师列宁早就指出：“我们永远认为不仅诗人、艺术家需要幻想，在科学、技术里也应当有幻想。就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也应该有。没有幻想连十月革命也是不可思议的。”
现在，在我国，科学幻想小说不但为少年儿童所喜爱，也越来越多地受到青年和成年人的欢迎。可见，当代人民更需要、更喜爱幻想。究其原因，大概不能不说是因为幻想总是美的，幻想是通向未知世界的动力，没有幻想人类就不会前进的缘故吧。
所以，人类总得有点儿奇思异想。当然，这种奇思异想总得有个基础，这基础不是别的，正是人类现有的知识。列宁说过，“真理多走一步，就会变成谬误。”真理尚且如此，更何况幻想乎？幻想如果离开了这个基础，就会成为荒诞。这也是我们不能不注意的。
第三，怎么一个写法，才能算作是科学幻想小说呢？对于这么一个问题，国内一直在争论之中，似乎还没有一个公认的定义。但毕竟得有一个说法，否则连自己写的究竟算不算科学幻想小说也无从确定了。
我想，科学幻想小说首先是小说。这种小说，不仅可以描写未来，也可以描写过去和现在；不仅可以描写可能取得的科技成就，也可以描写科学领域里的可能的失误和教训；不仅可以描写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也可以描写社会科学及这些科学门类之间的各种边缘科学。这种小说，其中的幻想不是“科学的幻想”，而是在人类现有知识基础上，在科学领域内的幻想；它既不是未来学的文学表现形式，也不是科学假说和预言，它只不过是用幻想的手段对人类尚未认识的事物进行一定程度的描述而已。
总之，科学幻想小说是在科学领域内，以人类现在知识为基础，以当代人类尚未认识或尚未完全认识的事物为题材，以幻想为描述该事物手段的小说。
《古星图之谜》就是按照这样的理解写出来的。这样的理解和这种写法究竟对不对，还有待于广大读者和文学批评家批评指正。
既然科学幻想小说归根到底还是小说，因而它和其他样式的小说一样，也具备小说的共同特点：一方面，它的人物、情节都是虚构的；另一方面，它的创作源泉又是来自现实的生活。《古星图之谜》也不例外，它的全部人物、情节、时间、地点都是虚构的，因此读者大可不必去和现实“对号”；但另一方面，小说中所描写的故事，也不是任何情节连一丁点儿的根据也没有。这样一来，小说中真实的、有根据的素材和推想的、虚构的事物就融合在一起了。为了让愿意进一步探究的读者，能方便地查明这一小说中的虚实，我注明了参考书目、篇名。
这里特别要请读者注意的是，不要因为科技著作其后多附有参考文献，百科学幻想小说一般都不附参考文献或注明参考书目、篇名，就认为这部小说要比其他科幻小说来得真实，或者认为作者有意要向读者暗示这个意思。不，恰恰相反，我之所以注明参考书目、篇名，正是为了向读者说明，这部科幻小说，除了注明有出处的东西之外，其他情节都是虚构的。
《古星图之谜》的初稿写得很粗糙，亏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从众多的来稿中把它选出来，并给予了热忱的扶持与很多具体的帮助。他们还为我到外地补充采访作出了妥善的安排。出版社的有关领导在百忙中审阅了修改稿，和我作了长谈，提出了中肯的意见。科幻小说作家郑文光同志也热心地审阅过初稿，他对全书的结构、科学素材提出了很宝贵的建议。程嘉杬同志在构思和写作过程中多次参加探讨，为我出了许多很好的主意。姜树良同志曾阅读过二稿，指出了不少不足和失误之处。在整个写作过程中，除了周围的许多朋友和同志热忱相助之外，无论是在广州海难求助打捞局及其打捞队里，还是在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的的工地上；也无论是在二万马力的救捞拖轮 “德跃”号上，还是在宜昌文化局展览馆、荆州地区博物馆、湖北省博物馆里，都有很多热心的同志，从各个不同的方面出过力。总之，没有他们的悉心指点与热忱帮助，这部小说就不可能和读者见面。在此，谨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我的知识水平不高，文学素养又很低，《古星图之谜》虽然几经修改，一定还会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和错误，恳请读者和文学批评家们给予指正。
程嘉梓
1984年3月于齐齐哈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