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抱持入世情怀，也像孔子当年一样，周游列国，与许多国君见面，希望“得君行道”。《孟子》一书的前几篇就记录了孟子和各国国君的谈话。有些人读到这儿会觉得没意思，司马迁就说他读到《孟子》第一章的第一段话，梁惠王问孟子“何以利吾国”，就“废书而叹”。我与他正好相反，不但不把书本合起，反而急着想知道孟子如何回答。接着，我的感受是惊喜连连，因为孟子的辩才无懈可击，思想更是精微深刻，而辩才与思想结合起来所产生的震撼效果，则为古今罕见。
首先，孟子与当时手握大权的诸侯见面时，当然明白这些诸侯想要的是什么，是富国强兵，称霸天下。结果他所提供的却是“仁政”。一个人怎能如此“对牛弹琴”而依然充满自信呢？这就有赖于口才了。孟子的口才来自丰富的学识和人生经历。他随口引述《诗经》与《书经》，显示超强的记忆力，因为这些资料是大家都接受的古代智慧，所以具有高度的说服力。光是背诵不算什么，他还能灵活运用，把古典引入现实处境，让诸侯无言以对，只能茫茫然地点头认可。
孟子的仁政并非纯属理论，而是要由经济政策着手，对农业社会而言，百姓只要平安度日，得以养生送死无憾，然后加以适当的教育，提升人伦秩序的水平，国家自然上轨道。要推行仁政，国君必须减轻赋税，照顾百姓，或者就抓紧四个字：“与民偕乐”。君民同心，天下怎能不治？孟子反复说明如何进行经济改革，但是并未引起共鸣，因为若要与民偕乐，则诸侯首先就得放弃“作威作福”的权力，还须克制“好色、好勇、好货”的无穷欲望，然后呢？再经常听取孟子的教训。
孟子的教训其实很好听，因为十分生动。他实在喜欢说话，往往是国君提出一个问题，他就引申发挥为一篇演讲，让国君上了一课。孟子说话除了引述经典与史实之外，还有创造格言的非凡能力。我们今天还在用的许多成语格言，都出于孟子之口。譬如“一暴十寒”这个成语，就来自孟子和齐宣王的对话。
孟子跟齐宣王宣传他的仁政理想，但一时不见有什么效果。于是有人就问，是不是国君太笨了。
孟子曰：“无或乎王之不智也。虽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见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孟子·告子上》）。
孟子说：“对于大王的不明智，不必觉得奇怪。即使有天下最容易生长的东西，如果晒它一天，再冻它十天，没有能够生长的。我与大王相见的次数太少了，我一离开，那些给他浇冷水的人就来了，我对他刚萌芽的一点善心又能怎么样呢？”
孟子实际上是把自己比作太阳，把齐宣王比作植物的种子。太阳晒一晒，他开始发芽，开始成长。但是孟子走了之后，别人都来浇冷水，说这个理想太高了，做不到。因为“仁政”先要自我约束，替百姓设想，这太难了；而且别的国家不做，以前也很少有人能做到。如此一来，齐宣王就灰心了。“一暴十寒”的典故就源于此。
古代的国君因为权力太大，权力又使人腐化，做判断时很难考虑周全，所以需要好的大臣来辅佐，但是只靠一个好的大臣偶尔说一些好的意见，国君是不容易坚持下去的。
孟子曰：“仁之胜不仁也，犹水胜火。今之为仁者，犹以一杯水救一车薪之火也；不熄，则谓之水不胜火，此又与于不仁之甚者也，亦终必亡而已矣。”（《孟子·告子上》）
孟子说：“仁德战胜不仁德，就像水战胜火一样。现在实践仁德的人，就像用一杯水去救一车木材的火；火没有熄灭，就说这是水不能战胜火，这样就给了不仁德最大的帮助。最后连原先的一点点仁德也会丧失的。”
什么意思呢？水要胜火，需要相当的“量”。你看到一整车的木材着火了，用一杯水去救，怎么可能熄灭火呢？数量上相差太远了。仁的作用也不能靠一念之转，孟子跟大王见一次面，别的泼冷水的大臣跟大王见十次面；一次给他温暖，另外十次给他寒冷，种子再怎么样发芽，也无法成长。那怎么办呢？只有一个办法，就是长期而大量的去行仁，才能胜过不仁。就好像你做一件好事，别人做十件坏事。你说我这一件好事怎么能胜过他做的十件坏事呢？你再做十件好事，就胜过了。
孟子强调一个人行善要有恒心，要不断累积，到了一定时候才能够改变形势。很多人年轻的时候怀抱理想主义，一旦发现理想不能实现，很容易就放弃斗志，变成虚无主义。西谚说得好：“理想主义的旁边就住着虚无主义。”认为理想没用，反正实现不了，人生再奋斗也一样，好人坏人都没有得到报应。这种想法会使很多人放弃理想，或者同流合污，或者抑郁寡欢，而让下一代有理想的年轻人，感觉更加失望，可以说是对人性很大的伤害。而孟子教导我们，凡事都要避免“一暴十寒”，我们做好事，不能说只做一件，就希望改变这个世界，我们需要不断的努力，累积到最后，正义一定可以胜过不义，这就是儒家的信念。
做任何事都需要方法。西方人喜欢讲两句话：Do the right thing，做对的事；Do the thing right，把事做对。做对的事和把事做对，都需要正确的方法。
孟子有一天和齐宣王谈话，发现齐宣王老是有一些话不愿意说出来。孟子旁敲侧击，问他：“大王最大的愿望是什么，可以说来听听吗？”齐宣王笑而不答。孟子接着问：“是为了肥美的食物不够吃吗？轻暖的衣服不够穿吗？还是艳丽的色彩不够看吗？美妙的音乐不够听吗？乖巧的侍从不够使唤吗？”齐宣王说：“不，我不是为了这些。”那是为了什么呢？齐宣王还是不说。最后，孟子自己把话说出来了，因为齐宣王的愿望，他其实早就知道了。齐宣王的愿望其实就是战国七雄共同的愿望。
孟子曰：“然则王之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也。以若所为，求若所欲，犹缘木而求鱼也。”（《孟子·梁惠王上》）
孟子说：“那么，大王最大的愿望就可以知道了，你是想要开拓疆土，让秦国与楚国都来朝贡，君临天下并且安抚四周的外族。然而，以您的做法追求您的愿望，就好像爬到树上去捉鱼一样。”
成语“缘木求鱼”就出自这里。抓鱼应该上溪边，爬到树上怎么能抓鱼呢？孟子的意思是，齐宣王想要达成这个愿望的做法不对头。孟子给的方法是什么呢？行仁政。在正常情况下，小国不能胜大国，但是孟子却坚信他的仁政理想可以所向无敌，这是由于他对人性的洞见。亦即人性向善，人们自然也必然归向于善的政治。可惜从来没有国君愿意去试试看，都觉得这个理想太高了，很难做到。孟子提醒齐宣王不要“缘木求鱼”。齐宣王说：“若是其甚与？”有那么严重吗？
曰：“缘木求鱼，虽不得鱼，无后灾。以若所为，求若所欲，尽心力而为之，后必有灾。”
孟子说：“爬到树上去捉鱼，虽然捉不到鱼，不会有什么后患。以您的做法去追求您的愿望，如果费心尽力去做，一定会有祸患在后面。”
齐宣王的做法是什么呢？是想要透过战争和武力来统一天下。这种做法必然会带来后遗症。从历史上可以看到，虽然最后统一六国的是秦始皇，而秦始皇用的是法家那一套，以武力统一天下，以严刑峻法统治天下，结果秦朝只维持了十五年，就结束了。说明什么？用法家也许可以统一，却不能维持。用儒家能不能统一，能不能维持呢？没有做过试验。中国两千多年来的政治其实是四个字“阳儒阴法”，表面是儒家，内里还是法家。政治领袖高高在上，想尽办法“尊君卑臣”，一般老百姓并没有得到真正的照顾，儒家的仁政理想永远束之高阁。
孟子还说过一句跟“缘木求鱼”中的“木”有关的话：吾闻出于幽谷迁于乔木者，未闻下乔木而入于幽谷者。（《孟子·滕文公上》）
我只听说有从幽暗山谷飞出来，迁移到高大的树木上的，没有听说从高大的树木飞下来，迁移到幽暗山谷中的。
现在有朋友搬家，我们祝他“乔迁之喜”的“乔迁”就出自这里，也即从比较不好的地方迁到更理想的地方。孟子为什么讲这句话呢？当时有一位从南方楚国来的学者陈相，他本来是学儒家推行仁政的，到了滕国之后，见到一个人叫许行的人，就开始转行，跟着许行学习农家。农家奉行神农氏学说，也是诸子百家之一，其特点是非常重视农业生产，主张每一个人连同国君在内，都要耕田养活自己，耕田之后才有饭吃，类似于一种人人平等的观念。孟子就问了，如果一定要自己耕田才能吃饭，那也一定要自己织布才穿衣吗？自己织帽子才戴帽吗？自己做的锅盘碗盏才用吗？陈相说：“不是的，是用粮食换回来的。”孟子就反问他，那为何不兼作瓦匠铁匠，样样东西都自己动手来做呢？陈相只好说，不可能一面耕田，一面做这些工作。孟子说：“那么难道治理天下也能一面耕种一面操作吗？有官吏的工作，有小民的工作。并且，一个人身上的用品，要靠着各种工匠来制作才能齐备，如果一定要自己制作而后使用，那将率领天下人疲于奔命了。”接着，就是那句“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换句话说，一个社会中，分工合作是重要的，每一个人尽己所能，做他能做的事，然后互相交换，这才是正确的途径。而陈相这位学者，放着好好的儒家不去研究，居然跟着许行去学农家，孟子感到很难过，说他好像从高大的树木飞下来，飞到了幽暗的山谷里。
不过，孟子并不是反对农业，不是说种地不好，而是强调分工合作。一个国家需要有人来领导，但你叫领导人每天种地，他哪有时间来想国家大事呢？孟子认为，你当儒家学者，把五经、六艺学会了，可以做官造福百姓，但是你却不努力，转到农家，岂不是太可惜。因为孟子觉得还是儒家思想比较能够兼顾人类生命的全方位需要，尤其是政治领袖，做一个正确决策发挥的效应，绝对胜过你亲自耕田。
“与民共享”的意思是：国君要跟老百姓分享他所拥有的东西。这句话出自孟子和齐宣王的一段对话。孟子在齐国担任国家顾问，有机会就向齐宣王建议，希望他推行仁政，不断改善及照顾百姓的生活。久而久之，齐宣王大概觉得孟子很可靠了，就跟他讲了一些真心话。他说：“寡人有疾。”我有毛病，有什么毛病呢？好勇（爱好勇敢）、好货（爱好财物）、好色（爱好美色）。孟子听到这儿，大概会发出会心的微笑。因为这三种毛病在《论语》里也出现过。孔子说君子有三戒，戒色、戒斗、戒得。孔子把三种毛病分成人生的三个阶段来说，但事实上很多人是不管生命的任何阶段，都同时具备这三种毛病，齐宣王就是例子。不过齐宣王身为国家领袖，居然承认自己有病，胆气可嘉。只要承认自己有病，就有可能把病治好；怕就怕有病而不肯面对，讳疾忌医。但是他为什么跟孟子说他有病呢？这使我想到一句尼采的话：哲学家是文化的医生。一个时代的文化出了问题，要问哲学家。哲学家孟子的特色是，他认为人性向善，每一个人只要真诚，都会发现内心有一种力量在要求自己向善、择善和行善。
齐宣王在承认自己有病这个问题上很真诚，他说自己的第一个毛病是“寡人好勇”。
王请无好小勇。夫抚剑疾视曰，’彼恶敢当我哉！‘此匹夫之勇，敌一人者也。王请大之。（《孟子·梁惠王下》）
希望大王不要爱好小勇。手按剑柄，怒目而视，说：“他怎么敢抵挡我！”这是平凡人的勇敢，只能对付一个人。希望大王扩而大之。
孟子说，勇敢分两种，第一种叫小勇，出于意气冲动。走在路上看到有人瞪我一眼，就怒目而视，拔刀相向，这是匹夫之勇。第二种叫大勇，是为了主持正义，照顾百姓。譬如周文王和周武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一发怒就安定了天下百姓，这叫做大勇。孟子说，大王爱好勇敢没有问题，如果爱好的是大勇，老百姓还害怕你不“好勇”呢。他不但没有批评齐宣王，还希望他把勇敢发挥到正途上，把天下的坏人、坏事全部断绝，为百姓主持正义。
齐宣王接着说了，我还有一个毛病，“寡人好货”，喜欢财物。这是人之常情，孟子并没有责怪他。
昔者公刘好货，诗云：“乃积乃仓，乃裹乃粮；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张，干戈戚扬，爰方启行。”故居者有积食，行者有裹粮也；然后可以爰方启行。王如好货，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
从前公刘爱好财物，《诗经·大雅·公刘》上说：“粮食囤积在仓库，包裹干粮装橐囊，安定百姓显声威。把箭张在弓弦上，干戈刀斧都齐备，这才出发向前行。”因此，留守的人有囤积的仓库，出行的人有满载的干粮，然后才可以出发远行。大王如果爱好财物，与百姓共同享用，要称王天下有什么困难呢？
公刘，传说是后稷的曾孙，周朝的先祖。他带领百姓积极从事经济生产，使周朝的基业渐渐兴盛起来。孟子说，您爱好财物没有关系，如果能像公刘一样，把财物与老百姓共享，要称王天下有什么困难呢？有一句话说得好，叫“藏富于民”。老百姓有钱，国君根本不用担心钱的问题；相反，国君一个人拼命收集钱财，皇宫里堆着珍珠宝贝，而老百姓生活苦得要命，国君还能够享受吗？
齐宣王又说了，我还有第三个毛病，“寡人好色”，喜欢美女。这更是人之常情了。孟子也没有责怪他，而是举了一个诗经里的故事。
昔者大王好色，爱厥妃。诗云：“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来胥宇。”当是时也，内无怨女，外无旷夫。王如好色，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孟子·梁惠王下》）
从前太王爱好美色，宠爱他的妃子。《诗经·大雅·绵》上说：“古公亶父，清晨骑马奔驰，沿着西边河岸，到了岐山脚下，于是姜氏女子，一起来此居住。”在那个时候，没有不嫁而抱怨的女子，也没有不娶而单身的男子。大王如果爱好美色，与百姓共同分享，要称王天下有什么困难呢？
齐宣王想说，我很好色，一个人想把天下佳丽都藏在后宫。孟子说，你好色不是问题，那让天下人都好色，男有分，女有归，各个都有感情的归宿，这不是很好吗？从这里可以看出，儒家并不是真的反对自然欲望，不像朱熹说的“存天理，去人欲”。说这种话的人，自己也做不到。真正的孔孟思想是了解人的欲望，顺着它去发展，但有一个原则，要由自我中心的欲望推广到非自我中心的欲望。我一个人有欲望，要知道别人也跟我一样有欲望，我不能只为个人欲望的满足而伤害其他人，或者让别人不要有欲望，我一个人来尽量享受，这样是不行的。
孟子真是聪明，他一再以“于王何有”来鼓励齐宣王，对于齐宣王坦诚的种种毛病，不但没有疾言厉色的加以批驳，而是“诱之以利”，鼓励他施行仁政。孟子说，你这些毛病都没有错，关键在于是否“与民共享”，让老百姓也能满足这些自然欲望。所以，一个国君只要能做到“推己及人、与民共享”，就算他好勇、好货、好色，也问题不大。因为一个社会的繁荣发展，就是要让每一个人都可以满足自己正当合理的愿望，国君也不例外。
齐宣王有一天坐在堂上，堂下有人了牵一头牛从他前面经过。这头牛拼命哀鸣，叫唤得很惨。齐宣王见了就问：“这头牛要牵到哪里去啊，它好像没犯什么罪就被判死刑了嘛，叫得那么凄惨，把它放了吧。”牵牛的人说：“请问大王要废除祭钟的典礼吗？”古代的礼仪，一口钟铸好之后，要杀一头牛，把牛的血涂在钟上，钟才可以开始用。所以牵牛的人的意思是，你既然不让杀牛，那么祭钟的典礼就没法举行了。齐宣王说：“你怎么那么笨，换一头羊不就完了。”
这件事传出去之后，老百姓议论纷纷。大家觉得大王未免太小气了，牛比羊贵，所以他祭钟的时候就用羊换牛。这话传到齐宣王耳朵里，他觉得心里很委屈。这时候正好孟子来见他，主动提起这件事，说：“我知道大王不是因为吝啬才以牛换羊，而是因为不忍心看到这头牛被杀啊。”齐宣王一听，“于我心有戚戚焉”，觉得孟子真是了解他，说：“齐国虽然小，我怎么会吝惜一头牛呢？就是因为不忍心看到牛恐惧发抖的样子，好像没有犯罪就被置于死地，所以才用羊来代替它啊。”孟子怎么回答呢？他是想尽办法，利用一切机会，希望劝醒当政者来行仁政。
曰：“王无异于百姓之以王为爱也；以小易大，彼恶知之？王若隐其无罪而就死地，则牛羊何择焉？”（《孟子·梁惠王上》）
孟子说：“大王不必责怪百姓以为您吝啬。用小的代替大的，他们怎么了解您的想法？大王如果可怜它没有犯罪就被置于死地，那么牛和羊又有什么分别呢？”
什么意思呢？孟子说，大王你听到牛在哀嚎，看到牛的样子，觉得很可怜，难道羊就不可怜吗？换句话说，你就算看到牛和羊都很可怜，那你看到了百姓的可怜了吗？看到百姓恐惧发抖，民不聊生的样子了吗？既然大王的恩惠能够推广到牛羊身上，可是功绩却照顾不到百姓，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如果大王看到百姓因为战争、饥荒、剥削而陷于生离死别的痛苦中，难道不会心生怜悯吗？同情牛羊而无法体恤百姓，这实在是不分本末轻重到了极点。
孟子生活在战国中期，当时诸侯争霸，征战连绵，各国都在为了达到称霸的目的而不择手段，一般老百姓的境遇非常悲惨。孟子有一次在和梁惠王谈话中提到“率兽食人”四个字，道尽乱世的荒谬。
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孟子·梁惠王上》）
厨房里有肥肉，马厩里有肥马，可是百姓面带饥色，野外有饿死的尸体，这等于是率领野兽来吃人。
厨房里有肥肉，代表猪养得很肥；马厩里有肥马，代表马吃得很好。动物的粮食都很充裕，老百姓却瘦弱不堪，乃至于饿死，这不等于是带着野兽来吃人吗？孟子说这段话之前，先问了梁惠王两个问题。他说：“杀人以梃与刃，有以异乎？”用木棍把人打死与用刀把人杀死，有什么不一样吗？梁惠王说，没有不一样啊。孟子接着问：“以刃与政，有以异乎？”用刀把人杀死与用苛政把人害死，有什么不同吗？梁惠王就不敢说话了。原来孟子说来说去，说的是他。国君看到老百姓死于非命，然后还说这不是关我的事，是今年收成不好，运气不好，事实上呢，“苛政猛于虎”，孔子所处的时代就有这样的说法，一百年后情形更为严重。最后，孟子说：“野兽相互残杀，人们尚且厌恶；身为百姓的父母，推行政事，却不免于率领野兽来吃人，这又怎么配做老百姓的父母呢？”
孟子和这些国君谈话非常懂得运用语言技巧，穿插的各种比喻非常生动。这些国君就算再怎么不喜欢念书，不喜欢思考，也一听就懂，懂了之后就要问自己，要不要改善？怎么改善？然后孟子就借机说出他的“仁政”理想，劝他们推行仁政，勤政爱民。孟子通过这两个关于动物的比喻提醒国君，你们见到牛和羊很可怜，不要忘记老百姓也很可怜；你让自己养的动物食物充裕，却让老百姓活不下去，这是绝对错误的。当然，话虽如此，孟子说到最后还是不忘鼓励齐宣王一下，称赞他的不忍之心是“仁心”的发端。
无伤也，是乃仁术也，见牛未见羊也。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孟子·梁惠王上》）
没有关系，这正是仁德的表现，是大王见到牛而没有见到羊的缘故。君子对于禽兽，看到它活着，就不忍心看到它死去；听到它的哀鸣，就不忍心食用它的肉。正是因为如此，所以君子总是会与厨房保持距离。
这里的“君子”是指有位者或有德者。“君子远庖厨”一语，不是为了给君子理由不下厨房烧菜，而是担心君子的“不忍”因为接近庖厨而减损，最后对人也不再怜惜。孟子希望齐宣王能把对牛羊的“仁心”扩而充之到老百姓身上，能够体恤百姓的疾苦，为百姓着想。孟子的这番苦心实在让人感叹。
做任何事想要成功，都需要环境的配合。譬如孩子要学英文，你是找一个美国人当老师，还是找一个中国人当老师呢？答案很清楚，当然找美国老师，因为英语是人家的母语，中国老师英文再好，难免说一说就想用中文来解释，小孩在这种环境下，语言不容易学得好。
我自己就有经验。我在美国念书时，女儿五岁。我把她放到美国小学念一年级，两个月之后，她英文讲得比我都好。因为英文好不好要配合发音、腔调，她讲得跟美国小孩一模一样，非常地道。但是回台湾念书之后，她的英文底子就忘了。她后来怪我怎么不让她继续学英文。我说你在台北让你学英文，学习的效果会很差，因为语言的学习尤其要环境配合，你没有在那个环境下，根本没办法跟别人沟通，你不知道这句话在书上念起来和实际说出来是不是一回事。我现在有时候会觉得自己英文很差，因为打开《纽约时报》和《时代》杂志，很多字已经看不懂了，为什么？因为时代在发展，他们渐渐改变了一些口头用语，而你没有在那个环境生活，你就跟不上，查字典也查不到。由此可知，环境对人学习语言的影响有多么大。为人处事也是一样。孟子有一次跟宋国大夫戴不胜谈话。戴不胜说，有个叫薛居州的人，是个大好人，让他在我们国君身边，国君也会慢慢变好吧。孟子就讲了一个学习语言的比喻。他说：“假定有一位楚国大夫想让他的儿子学习齐国话，那么是请齐国人来教？还是请楚国人来教？”戴不胜说：“请齐国人来教。”
曰：“一齐人傅之，众楚人咻之，虽日挞而求其齐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庄岳之间数年，虽日挞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子谓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于王所。在于王所者，长、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谁与为不善？在王所者，长、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谁与为善？一薛居州，独如宋王何？”（《孟子·滕文公下》）
孟子说：“一个齐国人教他，许多楚国人干扰他，即使天天鞭打来逼他说齐国话，也不可能做到。如果带他到齐国都城的街坊住上几年，即使天天鞭打来逼他说楚国话，也不可能做到。你说薛居州是个好人，让他住在大王宫中。如果大王宫中，不论年纪大小、地位高低，都是薛居州那样的人，大王能同谁去做坏事呢？如果大王宫中，不论年纪大小、地位高低，都不是薛居州那样的人，大王能同谁去做好事呢？单靠一个薛居州，能对宋王起什么作用呢？
从这段话可以知道，古时候的教育也挺可怕的，因为会有体罚，小孩子学习学不好，要受到老师的鞭打。孟子以此为比喻的用意是要强调人要走上善途，需要环境的配合，需要很多人一起配合。如果周围都是好人，你想做坏事也没机会；相反，周围都是坏朋友，你要做好事也不可能。当然，这么说并不是要否定每一个人自主自由的力量，而是因为在古代社会，一个国君拥有极大的权力，真的需要有许多好的大臣来辅佐才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老百姓等着你实行好的政策，可以让他改善生活；如果你没有这么做，他会慢慢忍耐，但是忍耐到极限就要起来造反了。孟子生活的时代天下已经很乱了，他总是想各种办法希望国君可以尽快改善。因为国君做得好，老百姓才能跟着好，这是古人的想法。所谓”一人有庆，兆民赖之“，国君如果做得不对，老百姓也要跟着受苦了。
如何能让国君实行仁政呢？孟子认为，光靠一个好人薛居州，或是个别几个好的大臣，在他身边教导，是起不了作用的。”一薛居州，独如宋王何？“反之，如果宋王四周的人都是努力行善之辈，那么宋王想要作恶也不大容易了。这段话的道理虽然很平凡，但是足以告诉我们一个信息，就是儒家绝不是单单讲究个人之发心立志，好像一个人可以不受环境影响，独自成就伟大的人格似的。事实上，从孔子的”择不处仁，焉得知“一语开始，儒家就注意到人的具体生命与外在环境之间，有着极为深刻的互动关系。人的价值当然是由内而发的，基础在于自觉和自愿；但是这种价值必须落在人际关系的网络中，才能得以实现。同时，人的自觉与自愿不能离开对于具体处境的判断，也就不能离开四周的环境了。
“事半功倍”每一个人都很喜欢，总希望做事情花一半的力气，达到一倍以上的效果。孟子有一次跟弟子公孙丑聊天，谈到当下局势，他说如果哪一个国君能够在今天这个时代推行仁政，就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为什么？因为“仁德的君主不出现，没有比现在等得更久的；百姓受暴政压迫的痛苦，没有比现在更严重的”。
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孔子曰：“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当今之时，万乘之国行仁政，民之悦之，犹解倒悬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时为然。“（《孟子·公孙丑上》）
饥饿的人吃什么都容易满足，口渴的人喝什么都容易接受。孔子说：“德政的流行，比驿站传达政令还要快。”现在这个时候，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实行仁政，百姓的喜悦就像解除了倒悬的痛苦一样。所以，事情做到古人的一半，功效必定是古人的一倍，只有在这个时候是如此。
孟子说，一个人肚子饿的时候，吃什么都好吃；相反，你如果已经吃得很饱，就算让你再吃山珍海味，你恐怕也吃不下；同样的，一个人口渴的时候，喝杯白开水就很高兴了；如果根本不渴，给你喝再好的东西，你恐怕也不觉得好喝。所以，伙食好不好吃，水好不好喝，要看你本身的需要情况。如果现在天下太平，你行仁政，老百姓可能会觉得很自然；相反的，天下大乱了，民不聊生，这时候你来行仁政，天下人会非常羡慕你的百姓，就自然来支持你。最后，“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不仅是一倍的效果，甚至是四倍的效果了。
孟子的说法好像有些夸张。他生活的时代，各国都在富国强兵，争霸天下，老百姓只好牺牲奉献，活得很苦。他用“倒悬”两个字描写老百姓的痛苦，等于人被倒挂着，头在下，脚在上，是非颠倒，痛苦不堪，老百姓的生命完全无法安顿，活着只是受罪而已。孟子说这时候如果你能实行仁政，那效果可是不得了的。说实在的，听到这样的话，每一个国君恐怕都会动心，但这些国君有没有做呢？没办法做。因为儒家让你行“仁政”，首先要做到自我约束，节制欲望，不能有那么多奢华的享受；不能说我国君在上面吃喝玩乐，你们底下人去行仁政吧，这是不可能的。行仁政首先要减少税收，税收一少，国君就无法充分享受了。所以，国君在行仁政与自身的利益之间必须做个抉择，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此真正能把孟子的话听进去，并加以实行的国君就少之又少了。这时候，孟子该怎么办呢？他提到自己的选择，说了四个字“绰绰有余”：吾闻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职则去；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我无官守，我无言责也，则吾进退，岂不绰绰然有余裕哉？（《孟子·公孙丑下》）
我听说过，有固定官位的，无法行使职权就该离去；有进言责任的，无法以言进谏就该离去。我既没有固定官位，也没有进言的责任，那么我的行为要进要退不是宽绰而大有余地吗？”
孟子说这段话有个背景。他的朋友蚔蛙本来是齐国一个县长，后来到齐宣王身边担任监察官，负责谏言，告诉国君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结果干了一段时间，没什么表现。孟子就跟他说，你县长不干，干监察官，那你应该向国君谏言啊，让他改善一下。蚔蛙于是真的去向齐宣王进谏，结果国君不采纳，他就辞官走了。别人批评孟子说，你看你为蚔蛙考虑得倒是很好，那你自己呢？你不是也在齐国政府里面担任某些职务吗？孟子当时在齐国担任国策顾问，地位崇高，但是没有正式的官位，也没有进言的责任。所以孟子说这了段话，作为回应。孟子说，你不要批评我，我在齐国既无官守也无言责，所以不能怪我。换句话说，孟子是顾问的身分，空有仁政理想，但使不上力。他认为我要进要退绰绰有余，很从容。
这两段话前面讲”事半功倍“是针对政治领袖，如何花很少的力气，产生巨大的效果。因为”时机“很特别，天下大乱，别的国家都在瞎搞、乱搞，你这边如果好好实行仁政，老百姓会非常感恩。后面讲到”绰绰有余“是孟子自己。孔子曾提到做官有两种，第一种叫做具臣，有专业能力的、尽忠职守的臣子；第二种叫做大臣，以正道来服侍君主的臣子。孔子用八个字描写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则止“，我用正道来服侍国君，如果行不通，我就停下来，辞职了。孔子认为自己的学生中，像子路、冉有都有”具臣“的能力，但是还没有办法达到”大臣“的标准。孟子认为如果他有机会的话，他可以做到”大臣“，但是很可惜，没有机会。他本身不是齐国人，只是客卿，从外国来帮忙的；虽然想劝导齐宣王推行仁政，进而匡济天下百姓，但是国君不听，他也无可奈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