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了解孔子？孔子在《论语》里公开说，没有人了解他。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贡曰：“何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论语·宪问》）
孔子说：“没有人了解我啊。”子贡说：“为什么没有人了解老师呢？”孔子说：“不怨恨天，不责怪人，广泛学习世间的知识，进而领悟深奥的道理，了解我的，大概只有天吧！”
孔门弟子三千，达者七十二人。怎么孔子还说没人了解他呢？是他教的不好，还是学生没认真学呢？其实，要了解孔子，有几个简单的办法。第一、了解孔子的志向。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使老年人都得到安养，使朋友们互相信赖，使青少年都得到照顾，这是孔子一生的志向。不了解这一点，就无法理解孔子的思想。第二、了解“杀身成仁”的意义。“仁”是孔子一以贯之的“道”。孔子认为一个人活在世界上一定要觉悟人性向善，为了行善而牺牲生命是完成生命的要求，不但不是牺牲，反而是一种成全。而善是什么？善是我跟别人之间适当关系的实现。“别人”从父母兄弟姐妹开始，到天下每一个人。所以，孔子的志向是建立在人性向善的观念上的。了解这一点，才能理解他的思想。不过，《论语》里提到的有些人似乎是了解孔子的，但不是他的学生，而是道家的隐者。
子击磬于卫，有荷蒉而过孔氏之门者，曰：“有心哉，击磬乎！”既而曰：“鄙哉！硁硁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则厉，浅则揭。‘”子曰：“果哉！末之难矣。”（《论语·宪问》）孔子居留卫国时，某日正在击磬，有一个挑着草筐的人从门前经过，说：“磬声里面含有深意啊！”停了一下，又说：“声音硁硁的，太执着了！没有人了解自己，就放弃算了。所谓’水深的话，穿着衣裳走过去；水浅的话，撩起衣裳走过去。‘”孔子说：“有这种坚决弃世之心，就没有什么困难了。”
这个人实在是孔子的知音。因为他只是听到孔子敲磬，就能明白孔子的心声。“鄙哉！”鄙是不够高尚，不够超脱，太执着了。“深则厉，浅则揭”出自《诗经·邶风·匏有苦叶》，过河的时候，河水太深，就不用把衣服脱了，反正一样湿掉；河水不深的时候，才把衣服撩起来，走过去。什么意思呢？这个人劝孔子，你生在一个乱世，就不必自鸣清高了；既然想要关怀人间，从政做官，就不要怕沾锅，不要怕跟别人做一些同流而不合污的事情；现实世界虽然黑暗，但你还不放弃，要坚持到底！不必如此啊！没有人了解你，就放弃算了，自得其乐，独善其身吧！孔子听了，回答说，有这种坚决弃世之心，就没有什么困难了。为什么？因为他不忍心脱离这个世界，不忍心一个人独善其身，他要利用一切机会来改善这个社会，绝对不能够一个人过好日子就算了。所以，即使碰上了解自己的人，却“道不同，不相为谋”，没有办法。
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是一个乱世。人不能选择自己生存的时代，却可以选择自己在时代中的处事态度。在乱世里，人可以坚持原则，锲而不舍，也可以得过且过，消极无为。因为乱世不是一个人或少数人的力量可以改变的。隐者这一群体选择的路线，便是离开这个社会，另外选择一种生活方式，过自己的日子，让自己快乐。因为如果继续奋斗，对社会的改变很小，反而牺牲了自己的一生，那还不如选择过一种自得其乐的生活。这些人智慧极高，但并没有像老子、庄子一样，将自己的思想以著作的方式表达出来，而是隐居在各地，经常迁徙。
孔子在周游列国的途中，好几次碰到这类人。除了“荷蒉者”之外，他在楚国还碰到一位狂放不羁的接舆。接舆经过孔子的马车旁，唱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论语·微子》）他把孔子比喻为凤，凤是罕见、高贵的鸟，也即承认孔子的学问和道德境界是极高的。但“何德之衰”，为何要为政事到处奔走，栖栖惶惶，经常风餐露宿，弄得如此落魄呢？然后，他提醒孔子过去的已不能追悔，未来的还可以把握；罢了罢了，现在的从政者都是很危险的。孔子听了，便想下车与这位隐士交谈，但接舆却避开了。
表面看起来，似乎这些隐士比较聪明，知其不可而安之若命，知道行不通，就接受它，把它当作自己的命运。而孔子明明知其不可，还要为之，最后的结果仍然不行，却是为什么呢？因为儒家有一个历史观念：生命会传承，历史会发展，社会会演进，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人做不到的事，下一代或再下一代未必做不到。人的生命有它的限制，有它可怜的一面，但是人的生命，也有一种升华的伟大情操的显现，可以突破时间、空间的限制，与不同时代、不同地方的人，遥想呼应，产生共鸣。这就是为什么千载之下，我们今天仍在阅读《论语》，探讨孔子的原因。这也是儒家入世情怀的表现，始终认为只要我有能力，一定要尽我的力量来改善社会。隐士们虽然对孔子的评价一针见血，令人激赏，孔子本人也有知音之感，但也仅止于此，不能进而共襄盛举，为百姓谋福。
那么，两千多年下来，那么多人读《论语》，尤其宋朝有那么多重要的哲学家都去研究孔子，他们了解孔子吗？不一定。只能说如果没有把孔子的志向以及“杀身成仁”的道理说清楚，他们是否是孔子的知音，是值得怀疑的。
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同寝室有个日本同学。有一天我和他在校园里聊天，来了一位美国女同学，她跟日本人同系，三个人一起聊。聊着聊着，这位女同学突然想到了什么事，指着日本人说，你们日本人恶名昭彰，因为你们歧视女性。这位日本同学念过《论语》，立刻指向我说，你不能怪我们日本人，都是孔子害的。
子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论语·阳货》）
孔子说：“只有女人与小人是难以共处的；与他们亲近，他们就无礼；对他们疏远，他们就抱怨。”
孔子一定没有料到，这句话千古以来被当成他歧视女性的证据，使他成为近代女权运动者攻击的目标。但这个说法对吗？我认为是一个误会。人说话有两种可能，第一种是描述当时的社会现象，第二种是发表个人的特定主张。孔子说这句话，我认为属于第一种，描述当时的社会现象。古代社会是“男有分，女有归”，“男主外，女主内”，女子没有公平受教育的机会。一个人没有受教育的机会，就很难开发潜能，进而无法在经济上独立；经济上不独立，人格上也很难挺立，心胸和视野都会受到很大限制，出现所谓“难养”，难以相处的情况是可以理解的。因此，孔子的话虽然尖锐，确是古代的实情。而且，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只有中国古代的女性才受委曲。据我所知，在希腊时代的雅典，一般的女性也都是在家里活动，很少有机会参与社会、政治、军事等公共事务，所以她们同样也很委屈。这种不合理的情形在古代许多民族都是常见的。
今日的女性与古代的女子在教育机会、经济能力、自主意识等方面已大不相同。假如孔子生在当今这个时代，想必也会把“女子”一词删去，专就“小人”来批评吧。所以，实在不可不考虑时代背景就批判孔子歧视女性，现在只须把注意力转到“小人”身上，因为在今日看来，小人倒是可以不分古今，不分男女的。
“小人”是什么样的人呢？在《论语》里是与“君子”相对的人。孔子口中好像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小人，一种是君子。我小时候念《论语》，念到君子、小人，就有点自卑，因为我们好像就是“小人”啊，那显然太差了嘛。后来我才了解，“小人”亦指小孩子，尚未入学的小孩比较“难养”，大概是每个家庭都有的体认。小孩长大之后，心态上没有改变，依然跟小时候一样，靠本能、靠欲望、靠冲动生活，很容易受到别人的影响，这就成了真正的小人了。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缺乏“立志”。小人与君子的区别在于有没有“志向”。所谓“君子立恒志，小人恒立志”，这个志向最主要是改造自己。人活在世界上最可贵的地方，在于他可以学习，可以思考，他发现有好的东西，可以设法学习和实践，改变的不光是外在，更主要是内在，通过自我德行的修养，坚持理想，坚持原则，达成生命的目的。孔子首先开创平民教育，目的也是为了培养人才，减少小人，引导他们立志求学问道，从而使生命出现转机。
《论语》里有很多君子和小人的对比，譬如“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在今日社会，“小人”绝不限于一般的小市民，甚至达官显贵也在面对更高的威权时，表现出“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的态度——亲近了，就恃宠而骄，言行无礼；疏远了，又自觉被弃，却依然自鸣清高。我有时候想自己也不例外，我在大学里教书，校长如果对我特别好，我自然就觉得好像高人一等，很得意；校长如果不理我，我就难免心生抱怨。因此，“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是人情之常的表现，很少有人可以过这一关，孔子只是一语道破相关现象的症结而已。
了解这些，大概不会再责怪孔子歧视女性了。孔子三岁父亲过世，是母亲把他带大的，他有同父异母的姐姐九人，你说他歧视谁呢？孔子看重的是每一个人都有内在的价值。不论男女，只要受过教育，能够开发潜能，选择正确的人生方向，不断上进，就值得肯定；如果不肯上进，就难免被孔子认为是“难养”了。
儒家思想其实更注重在实际情况下配合自己的身分遵守相关的礼仪和法律，并不是真的歧视女性，我们看孟子的表现就知道。孟子的学生乐正子曾经希望鲁国国君主动去拜访一次孟子，结果有人反对，理由是“孟子后丧踰前丧”。孟子的父亲先过世叫“前丧”，母亲后过世叫“后丧”。孟子为母亲办丧事的豪华隆重程度远远超过为父亲办的丧事。为什么？因为孟子年轻时是一个士，他父亲过世时，他只能以士之礼来为他父亲办丧事；后来当到大夫，母亲过世了，他当然就以大夫之礼为母亲办丧事了，而且他后来也比较有钱了，给母亲买了最好的棺木。结果被人误会他为母亲办的丧礼更隆重。事实上，这完全无关乎父亲还是母亲，而是关乎做儿子的身分、角色和能力。人都是父母所生，父母有男有女，你不可能重男轻女。说实在的，我们有时候对母亲的感情还要更深一些。所以，千万不要再误会孔子歧视女性，如果有人歧视女性，跟孔子绝对无关。
我念中学时，一位老师教孔子的一句话：“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论语·述而》）”老师翻译成：孔子说，自己带了肉干来找我，我是没有不教的。结果同学哄堂大笑。这样翻译，孔子好像成了个开补习班的，你只要交学费，我就教。后来我读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谈到孔子时说他是一位至圣先师，拿他跟希腊大哲苏格拉底比，比到最后冯先生说，孔子还是比不上苏格拉底，为什么？因为苏格拉底教学生不收学费，并且严词批评别人收学费；但孔子是收学费的，而且公开声明：“只要交了学费，我是没有不教的。”冯先生还加了一句，说这也不能怪孔子，因为生活总是要维持的，教书收费无可厚非。
我念到这一段心里很感慨，事实真是这样吗？在仔细搜集了各种资料，认真研究之后，我发现大家其实冤枉了孔子。因为这里所说的“束脩”并不是指肉干，而是指可以行束脩之礼的人，也就是十五岁以上的人。换言之，只要是十五岁以上的孩子，孔子就愿意教诲。这正是“有教无类”的心怀与抱负。至于实际是否带着肉干这样的薄礼，反而是无关紧要的问题了。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这句话的读法若是“自行/束脩/以上”，就可能有“自己带着/薄礼或学费/来见我的”的意思。但是从古人说话的句法来看，整部《十三经》里没有任何一处是以“自行……以上”来表达的，反而“自……以上”的句法出现过两次。《周礼·秋官司寇》记载“自生齿以上，皆录于版”，亦即从一岁（长出牙齿）以上的小孩，就要登记户口。这无疑针对“年龄”而言。因此孔子这句话应该念成“自/行束脩/以上”，从十五岁以上。因为古代男子十五岁入学，所备之礼即为束脩，行此礼之男子的年龄可用“行束脩”称之。东汉郑玄为“束脩”所下之注语即是：“谓年十五已上”。
第二个理由是“自”这个字在《论语》里出现了二十次，其中十次当作“从”来讲，譬如“有朋自远方来”，从远方来。还有十次作为反身动词的主词当“自己”来讲，譬如自道，说自己；自辱，侮辱自己；后面不会再有受词。而且古代不像今天有月历年历，很容易知道今年几岁。在古代，你问一个人几岁？他说比去年多一岁。那去年几岁？比前年多一岁。到底几岁搞不清楚。古人更在乎的是你是否经过了某一个阶段，譬如女孩子十六岁要行及笄之礼，头发束起来，别人一看就知道她待字闺中，准备嫁人了。男孩见面要问“加冠”了没有，男子二十岁行冠礼，以示成年。行束脩则是贵族子弟十五岁上大学时要送十束肉干，后来就用来代表十五岁。孔子自己没有机会念大学，他十有五志于学，到处访求名师指点，最后卓然有成，推己及人，回馈社会，公开宣布十五岁以上我没有不教的。他要求弟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又怎么可能大声宣传自己要收费教徒呢？
还有一个理由，《论语》是孔子的学生编的，如果这句话真有“收肉干”的负面意思，恐怕会被删掉。但事实上这句话完全印证了孔子有教无类的胸襟。况且他有弟子三千，每人送十束肉干，就是三万束肉干，怎么吃呢？吃了还有命吗？《论语·乡党》里有一句话铁证如山：“沽酒市脯不食”，孔子很注重饮食卫生，对于市面上买来的酒和肉干是不吃的，他怎么可能跟学生说，你送肉干来我就教你呢？这完全违反孔子的生活习惯。
很多人说，那孔子不收肉干，他生活怎么办？事实上孔子年轻时做过一些基层公务员工作，管过仓库、牧场，后来主要的生活来源是替别人办丧事。办丧事在古代是一种高尚的行业，因为人生自古谁无死，一旦过世就需要专家来帮忙料理后事。所以孔子有他的生活资源，这一点实在不需要我们来担心，我们要担心的反而是他的学生不太长进，以至于后来墨家的学者批评说孔子这些学生真不像话，听说有钱人死了就很高兴，为什么？吃饭的机会来了。由此可知，孔子的学生也是以办理丧事为重要的生活资源的。这是老师教的嘛。但是他们忘记一点，办丧事要心存哀戚，要能体谅丧家，不能想着这是我吃饭的机会来了，好像我要开始工作上班一样，绝对不能有这样的想法。
孔子的生活非常简朴，甚至很穷困。这一点可以在《论语》里找到许多例证。所以他教学的时候，弟子诚心送来薄礼，他也没有理由拒收。但是本末轻重不宜混淆，说孔子教书要收肉干当学费，我认为不然。因为像颜渊这样的学生，一贫如洗，孔子还对他赞誉备至。把“束脩”当成学费，实在是以小人之心去度君子之腹了。
“割不正，不食”这句话我们都熟悉。肉没有割正，孔子就不吃。当时我们对孔子的印象实在不好。有肉吃就不错了，还那么挑剔干嘛？后来念到《论语》这段原文，才知道孔子对食物的挑剔何止“割不正，不食”，他有八种东西不吃，三种东西不多吃。
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肉虽多，不使胜食气。唯酒无量，不及乱。沽酒市脯，不食。不撤薑食，不多食。（《论语·乡党》）
食物不以做得精致为满足，肉类也不以切得细巧为满足。食物放久变了味道，鱼与肉腐烂了，都不吃。颜色难看的，不吃。味道难闻的，不吃。烹调不当的，不吃。季节不对的菜，不吃。切割方式不对的肉，不吃。没有相配的调味料，不吃。即使吃的肉较多，也不超过所吃的饭量。只有喝酒不规定分量，但从不喝醉。买来的酒与肉干，不吃。薑不随着食物撤走，但不多吃。
有人根据“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认为孔子是一位美食主义者。“厌”这个字在古代有不同的理解，有人理解为食物愈精巧愈好，肉切得愈细致愈好。其实不是的，这里的意思是说孔子吃东西不在乎是否精巧，是否细致，因为他很能够自得其乐。他曾经说自己“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哪怕过的是粗茶淡饭的简陋生活，也不在乎。他称赞颜渊“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可见孔子对于生活的享受完全不放在心上。
但他为什么又有八种食物不吃呢？养生的考虑。俗话说：“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古代医药卫生不太发达，一旦生病，不容易治愈。怎么办呢？预防胜于治疗，而预防的最好方法就是吃东西要小心一点。譬如切割方式不对的肉，不吃。我年轻时不太理解这句话，自己过了五十岁以后才知道，肉的切割方式不对，确实不容易咬烂，再加上年纪大了牙齿不好，吃下去很可能不消化。所以，孔子的饮食看似挑剔，其实是以饮食为养生及享受之途，原本应该多加注意。
孔子还有三种食物不多吃，肉不多吃，酒不多喝，薑不多吃。这些生活经验都非常切合实际的情况。譬如人的酒量跟身心状况有关；今天心情很差，一杯酒就醉了；我就看过一个朋友，心情坏到极点，大家聚餐的时候，一杯酒之后，人不见了，为什么？到桌子底下去了，喝醉了；而心情好的时候，往往是“酒逢知己千杯少”。孔子的酒量如何，不得而知，但是从来不会喝醉失态。他说自己“丧事不敢不勉，不为酒困”，替别人办丧事时，不敢不尽力把丧事办好，不因为喝酒而造成任何困扰。显示出孔子的人生态度：做任何事都恰如其分，尽好自己的本分，即使对饮酒同乐，也有明确的守则，适可而止。这确实需要高度的自知之明和自制之力。
孔子是一个重视身体健康，注意养生的人。除了对食物很挑剔，他的起居作息也有颇多值得参考之处。譬如“食不语，寝不言”，吃饭时不交谈，睡觉时不说话。这样做不但对健康有益，也可培养人做好每一件事的专注力。再譬如，“寝不尸，居不客”，睡觉时不像死尸一样，仰天平躺；平日坐着，也不像见客或做客一样，跪着两膝在席上。这两件事似乎都合于养生之道。侧睡是既正确又舒服的姿势，尤其向右侧睡，对肠胃较好。平日居家，当然不必像见客或做客一样，连坐着都嫌拘谨，应有个人家居的自在与怡然。甚至连生病吃药，孔子都很慎重。有一次他生病了，鲁国的大夫季康子送药给他，孔子“拜而受之”，但是说：“我不清楚这种药的药性，所以不敢服用。”有人据此认为孔子可能深通医理。因为药必须对症，不能随便服用，对一个人是良药，也许对另外一个人是毒药，不可不慎。
从孔子的养生的观念可知他是一个全方位的思想家，不只谈一些高尚的人生理想，也注意到人生的实际情况的方方面面，从每日的食、衣、住、行开始，每一步都走在人生的正途上，不要因吃喝玩乐而忘记了人生理想。而这些养生观念，不仅对古人，对我们今天的人也非常有用。现在很多人得所谓的“富贵病”，大都是因为饮食和生活习惯方面的问题造成的。经济繁荣之后，我们不应该只把注意力放在饮食享受上，而要设法加强人生的修养。因为真正的快乐在内不在外，你从外面得到的乐趣会随着刺激效应的递减而慢慢减少，到最后求乐反苦；而通过自我修养，由内而发的快乐却是真正持久的。孔子一再强调我们对于食物要重视，是因为人生的时间非常宝贵，应该抓紧时间修养自己，生病虽然难免，但总要设法避免。
人类历史上最短的自传是孔子说的，只有三十七个字：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
我十五岁时，立志于学习；三十岁时，可以立身处世；四十岁时，可以免于迷惑；五十岁时，可以领悟天命；六十岁时，可以顺从天命；七十岁时，可以随心所欲都不越出规矩。
这是孔子一生的自我描述。但我要减掉一个“耳”字（六十而（耳）顺），因为这个字不但在整段话的文脉上说不通，而且与孔子生平的事迹也毫不相干。首先，“耳”这个字在《论语》里出现过四次，两次当语助词，没有意思，如“前言戏之耳”（《论语·阳货》），“汝得人焉耳乎”（《论语·雍也》）；还有一次明指耳朵，“洋洋乎盈耳哉”（《论语·泰伯》），耳朵里面充满了音乐的旋律；第四次就是“六十而耳顺”了。由孔子自述生平的其他各阶段来看，如“志于学、立、不惑、知天命、从心所欲不逾矩”，都是他在《论语》中反复声明的题材，唯独对“耳顺”却无一语提及。
再看孔子六十岁前后所做的事情，跟耳朵没有任何关系。他从五十五岁到六十八岁周游列国，到处奔波。有一次子路清早进城，守门人问他从哪儿来？子路说：“从孔家来的。”守门人说“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也”，就是那位知道行不通还一定要去做的人吗？可见当时有很多人用“知其不可而为之”形容孔子。为什么明明知道理想不能实现，还要去做呢？因为要顺天命。
孔子有一次到了卫国边境的一个小地方，叫做“仪”。“仪封人”，也即这个地方的封疆官员，想跟孔子见面。谈完之后，这人出来反而安慰孔子的学生说：“二三子何患于丧乎？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各位同学，你们何必担心没有官位呢？天下混乱已经很久了，上天要以你们的老师孔子作为教化百姓的木铎。古时候有金铎、木铎，金铎是金口铜舌，里面的铃铛是用铜做的，敲起来声音刺耳尖锐，一般用于军事作战。木铎是金口木舌，声音钝钝的，代表宣传教化。仪封人说，上天要以你们老师作为木铎，代表教化百姓正是孔子的天命。孔子在周游列国时两次生命遇险，也都诉诸于天。第一次在匡，他说“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罕》）上天如果还不让我们的文化消失，匡人又能对我怎么样呢？第二次在宋，司马桓魋要杀害他，他说：“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上天是我这一生德行的来源，桓魋又能对我怎么样呢？可见，孔子对自己是在奉行天命充满信心，有恃无恐，认为你们不能对我怎么样。这正是他基于知天命、畏天命，而表现的顺天命。因此，“六十而顺”是在顺天命，跟耳朵完全无关。如果这些还不能证明的话，可以看原文，每一句“而”字后面都是一个动词：而志于学、而立、而不惑、而知天命。“六十而”后面又为何多出一个耳朵呢？实在令人费解。
《孟子》《荀子》《大学》《中庸》《易传》这些早期的儒家经典也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提到“耳顺”两个字。孟子特别喜欢学孔子，如果耳顺是孔子六十岁的境界，孟子没有理由不去研究发扬。但孟子只说顺天命，易传里面也同样提到顺天命。顺天命的观念在古代是可以理解的，“顺”是下对上，譬如顺父母，顺国君，顺长辈这些。前面讲得很清楚，五十而知天命，后面就要顺天命，顺着五十岁所知的天命。
我在荷兰有一次主持一个小型的国际会议。一位学者对儒家也有一些研究，我跟他说这个“耳”是多出来的，应该是六十而顺天命。他觉得很有道理，但最后加了一句，说我们外国人认为“耳顺”很神秘，愈神秘愈好，因为很多人觉得你神秘的话，就可以猜测。确实有人猜测“耳”与圣有关。在繁体字中，“圣”（繁体圣）字从耳从口，可见必须耳从口直，才可成圣。如果这种解释对的话，那么孔子自谓“六十而耳顺”，岂不等于自行宣称是个圣人或至少接近圣人了吗？但孔子明明说过“若圣与仁，则吾岂敢？”
朱熹用心良苦，认为耳顺是“声入心通，无所违逆，知之之至，不思而得也。”这四句话值得推敲。“声入心通”是说听到什么都懂了，其实这只是“不惑”。“无所违逆”，所指不论是自己的感受或对别人意见的反映，都难逃“乡愿”的批评。“知之之至，不思而得”可参考《中庸》的“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也是把孔子当成圣人。后代的学者当然可以把孔子当成圣人，但是孔子自己断然不会认为自己在六十岁就抵达了圣人的境界。他由“志于学”着手，所学之具体内容为礼，故“三十而立”是立于礼。立身处世与人交往，四十岁明白人间应行之事的道理，所以不惑。然后，下学而上达，对个人命运及使命得到透彻的体认，是谓“知天命”。接着，六十而顺天命，周游列国，希望得君行道，安定天下百姓。到了七十岁，达到“从心所欲不踰矩”的境界，代表他与天命合二为一。因此，孔子这一生，无论怎么解释，“耳顺”都令人费解。所以真相可能是：“耳”是多出来的字。
提到老师，大概每个人心情都有点严肃，尤其是像孔子这样的老师，被尊为“至圣先师”，恐怕是像雕像一样，很少说话，不茍言笑，道貌岸然的。但事实上真实的孔子是很有幽默感的。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里提到一段故事：孔子带学生周游列国，到了郑国的时候跟学生们走散了。走散之后，孔子就在城门底下等着，等学生来找他。这时候有人跟子贡说，城门底下站了个人，脑门像尧，脖子像皋陶，肩膀像子产，腰以下比禹短了三寸，好像一条无家可归的狗一样。子贡找到老师，把这段话说给他听。孔子听了之后说，对啊，他说的没错啊，我就是丧家之狗嘛。（原文为：孔子适郑，与弟子相失，孔子独立郭东门。郑人或谓子贡曰：“东门有人，其颡似尧，其项类皋陶，其肩类子产，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累累若丧家之狗。”子贡以实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状，末也。而谓似丧家之狗，然哉！然哉！”）现在有人据此把孔子说成“丧家狗”，却不了解这其实是孔子幽默的一种表现。
孔子平常跟学生说话，有时候语气是很轻松的。《论语》里有两段很明显的表现出来。第一段：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子游对曰：“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论语·阳货》）
孔子到了武城，听到弹琴唱诗的声音。孔子微微一笑说：“杀鸡何必用宰牛的刀？”子游回答说：“我以前听老师说过：‘做官的学习人生道理，就会爱护众人；老百姓学习人生道理，就容易服从政令。‘”孔子接着向学生们说：“各位同学，偃说的话是对的。我刚才只是同他开玩笑啊。”
这里所谓“君子”是做官的，“小人”是老百姓，学道的“道”指《诗经》里包含的做人处事的道理。子游作为孔门弟子，当然从老师那里学过《诗经》，然后自己在武城（今山东平邑南魏庄乡，曲阜附近的小邑）当县长的时候，就把它拿来教化老百姓，教百姓唱唱诗，学习古代的艺术修养。而孔子认为《诗经》是治国的一种方法，子游学会之后拿来治理一个县，有点小题大做的样子。子游觉得老师在批评他，就反驳了一通。孔子听了，有点不太好意思，只好说各位同学，子游说的话是对的，我刚才呢，是跟他开玩笑。这段话有两个特色，第一孔子“莞尔而笑”，笑得很可爱；第二孔子说“前言戏之耳”，代表孔子也喜欢开玩笑。因为他看到学生学习之后，能够把所学用在实际工作上，他这个当老师的当然很开心。
子游这个学生是很特别的。《礼记·礼运》里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一大段描写人类理想中的大同社会的话，就是孔子参加完祭典之后，出来告诉子游的，子游把它记了下来，而且学以致用，表现出来孔子学生应该有的水平。
第二段体现孔子幽默感的话是在一次大难之后。
子畏于匡，颜渊后。子曰：“吾以汝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论语·先进》）
孔子被匡城的群众所围困，颜渊后来才赶到。孔子说：“我以为你遇害了呢？”颜渊说：“老师活着，回怎么敢死呢？”
孔子有个弟子，曾为鲁国季氏的家臣阳货驾车，现在也为孔子驾车。阳货曾经欺负过匡人，所以匡城老百姓把孔子和他的弟子团团围住。围住之后准备动手，孔子看情势危险，就拿出琴来唱诗。匡人听到里面传来弹琴唱诗的声音，就想会不会是搞错了，阳虎这个大老粗大概不会有这么好的修养吧。结果一打听，果然认错人了，这才跟孔子的学生们道歉。危机解除之后，颜渊才赶过来。兵荒马乱之下，劫后余生的孔子看到自己最喜爱的学生，心情大好，喜出望外。他说，颜渊啊，我还以为你遇害了呢。颜渊也很幽默，回答说，老师您还活着呢，我怎么敢死。从这段对话中可以看出他们师生之间的深厚情感。
孔子在匡城事件中也说过一句大家很熟悉的话，“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上天如果不想让我们的文化传统消失，匡人又能对我怎么呢？这是孔子的自信，他知道自己的使命是要把文化传统传承下来，方法之一就是透过不断的教育学生。在生命遇到危险时，他把自己内心最深的信念表达出来，同时也跟学生开开玩笑，自我解嘲。
我一个朋友在高校担任校长二十多年，退休后有一天碰到我，说你是学哲学的，能不能我给一点建议。我问什么建议。他说我现在年纪大了，很怕死，怎么办？我说你千万不要怕死，你要是不死才要害怕，怎么别人都死了就你没死呢？这当然有点开玩笑的意味，但事实上死与生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只不过我们中国人偏偏对“死”有点忌讳，楼房没有四楼，门牌号码没有四号，跟“死”相似的发音都不想听到。最近几年“生死学”很热门，很多学校开设了这样的课程，市面上也出版很多书。有一本《西藏生死书》，我看了之后发现整本书并没有讲生，而是专门谈死亡的，原文应是《西藏死者书》，但是死人的书谁敢买呢？所以写成《西藏生死书》，让人觉得对于生也可以了解。
孔子很少谈生死的问题，《论语》里一段关于生死问题的对话，只不过不太凑巧，也不太理想。
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子曰：“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子路请教如何服侍鬼神。孔子说：“没有办法服侍活人，怎么有办法服侍死人？”子路又问：“胆敢请教死是怎么回事？”孔子说：“没有了解生的道理，怎么会了解死的道理。”
鬼神包括天神、地袛、人鬼等超自然的存在或力量。子路问，人应如何和他们保持适当的关系？孔子的回答很清楚：先懂得如何与人交往，然后自然知道如何与鬼神交往。在此请注意：孔子从来不曾怀疑或否定鬼神的存在，只是希望我们善尽人事，再以合宜的态度对待鬼神。子路再问死亡是什么？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一个人只有知道如何生与为何生，才能明白死的意义；若不认清生是怎么一回事，也就不肯能明白死是怎么一回事。换句话说，离生而言死，只是诞妄；离死而言生，只是愚蒙。但是许多人根据这句话判断孔子连“生”都没有搞清楚，更不要谈“死”了。因为死亡这个题材是所有宗教都谈的话题，孔子作为儒家的代表不能谈死亡，一比就比下去了；宗教界的人会说儒家只谈活着的道理，短短几十年有什么好谈的，我们宗教谈死后有轮回，有审判，很多东西可谈。但这么说是很冤枉的，为什么？因为孔子并不是没有搞清楚生死，只是因材施教这样告诉子路罢了。如果提这个问题的是颜渊或者子贡，孔子肯定会有不同的说法，但偏偏提问的人是子路。子路这种行动派的学生喜欢实际的政事、军事，不喜欢去做一种比较思辨的、深刻的、形而上学的思考，所以孔子才会这样回答他。
根据我的简单统计，《论语》这本薄薄的书里，“生”一共出现过十六次，“死”出现三十八次，有谁敢说孔子不知死的道理？一个不了解死亡的人会说“杀身成仁”吗？会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吗？我以为“朝闻道，夕死可矣”是《论语》里最深刻的一句话。早上明白了人生正道，懂得为何而生为何而死，那么晚上即使要为此而牺牲生命，也是无所遗憾的。朱熹的学生问，孔子难道不希望一个人闻道之后有实践道的机会吗？譬如听懂了道，给半年时间实践，之后再死不是比较好吗？朱熹说，当然是希望如此。但朱熹这样讲也不太对。人活在世界上最重要的一件事是生命的转向，生命转向“道”，转向光明，就发生了“质变”，一切都值得；生命如果没有转向，做再多的好事，只是“量”，不是“质”，很可能进一步退两步。举两个简单的例子，第一个例子是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左右两边各钉了一个强盗。左边的强盗嘲笑耶稣；右边的强盗跟耶稣说，如果你真的是神的儿子，就请你原谅我吧。耶稣回答，你今天晚上就能上天堂。什么意思？因为这个强盗觉悟了自己的错误愿意悔改，虽然他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来不及做什么好事，但只要悔改了，就会上天堂。另一个例子大家更熟悉，是佛教所说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与孔子说的“朝闻道，夕死可矣”不是类似的意思吗？
因此，“朝闻道，夕死可矣”包涵着一种深刻的宗教情怀，而孔子所坚持的“道”就是“仁”。他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行仁即是人生的目的所在。人有自然的生命，随着时间的演进，走过生老病死的过程；但是没有人会以死亡为人生目的，却总是设定一些值得奋斗的价值理想，譬如个人的人格修养、事业成就、嘉言懿行或者家族的生命绵延、声名美誉，以及国家社会的繁荣安定，由小康走向大同等。这些价值理想的范围很广，但是可以用一个字“仁”来概括，其要点则是：每一个人活在世间，都有重要的使命，因此应该珍惜生命，好自为之。
常常有人问我，孔子到底有没有信仰？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我的答案是：当然有。但是孔子从来不谈他的信仰，为什么？因为信仰是一个人内心最深刻的关怀，不能随便去说，孔子也不是宗教家。但是我们可以从他最谨慎的三件事看出他对信仰的态度。
子之所慎：齐、战、疾。（《论语·述而》）
孔子以慎重的态度对待的三件事是：斋戒、战争、疾病。
这三件事是有顺序的。排第三的是疾病。孔子对于什么食物不吃，什么食物不多吃，非常谨慎。他生病时，会小心不乱吃药，因为古代医药卫生不太发达，人一生病，一不小心就很难治好了，因此岂能不慎？排第二的是战争。孔子对战争的态度很谨慎，因为战争是一种群体性的作战，决定国家的兴衰荣辱与个人的生死存亡。孔子认为战争不到绝对必要时，根本毫不考虑。譬如他称赞六个人合乎行仁的要求，但其中五位的遭遇都相当悲惨，只有一位管仲得享荣华富贵。孔子为什么称赞他？因为管仲利用外交手段避免了战争，让春秋初期各国之间透过外交合约而维持和平。“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孔子说，没有管仲的话，我们可能已经沦为夷狄，披头散发，穿着左边开口的衣襟了。“被发左衽”是北方少数民族的习俗，管仲辅佐齐桓公运用外交政策抵御当时某些北方民族对中原地区的侵扰，保护了周王室与诸侯国，使中原的典章制度和传统文化不至于消亡，所以孔子称赞他。
但孔子最谨慎的事是“斋戒”，这恐怕是很多人没有料到的。孔子对于斋戒的谨慎超过对个人疾病和群体战争的担忧。为什么？因为古人斋戒只有一个目的：祭祀。祭祀的对象是祖先与神明，合称鬼神。斋戒在顺序上排第一，表明孔子对于鬼神的诚敬态度。他尊重人的理性与职责，但并未因此怀疑和否定鬼神的存在。他对于祭祀的表现，论语中有一段话：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与祭如不祭。”（《论语·八佾》）
祭祀时有如受祭者真的临在。祭鬼神时有如鬼神真的临在。孔子说：“我不赞成那种祭祀时有如不祭祀的态度。”
前两句话不是孔子说的，是弟子对他祭祀时的描述，形容他的虔诚。“如”是在弟子看来“好像”，在孔子则真心相信祖先成为鬼神，祭祀时庄重虔诚，好像祖先站在面前一样。学生问他，老师祭祀时这么庄重是怎么回事呢？孔子说了一句话：“吾不与祭如不祭”。一般的解释，连朱熹注解的《论语》在内，都断句成“吾不与祭，如不祭”，翻译成“我没有参加祭祀，就好像我没有祭祀一样。”这根本不成话，难道别人没有参加祭祀，可以像是祭祀过一样吗？合理的断句应是“吾不与，祭如不祭”，我不赞成那些祭祀时好像不在祭祀的人，亦即心不在焉、马马虎虎的人。唐朝韩愈提到这句话，说孔子“讥祭如不祭者”，祭祀时态度散慢、随便，好像不在祭祀的人，孔子是予以讥讽和批判的。为什么？因为祭祀是何等重要的事，一个人如果对祖先也心意不诚，他又怎能对别人讲求信义呢？对个人如此，对国家亦然。当时渐入乱世，人心浮动不安，信仰也趋于俗化，祭祀是为了现实功利，缺乏虔诚态度。孔子除了以身作则外，还能多说什么？但是无论如何，他公然反对“祭如不祭”的人，也算表达了一番苦心。
从孔子对待祭祀的态度中可以看出，孔子当然是有信仰的。其实，古人有宗教信仰是非常普遍的现象。《诗经》说：“天生烝民”，天是老百姓生命的最后根源。但是老百姓不是父母生的吗？当然，不过父母再由父母所生，往上推溯，推到最后还是要有个最后根源，古人称它做“天”，亦即相信“天生烝民”。这是中国传统的信仰，这种信仰的影响非常深远。譬如帝王作为人间的统治者，被称作“天子”，天的儿子，代表他的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基础来自全民信仰的“天”。“天”是老百姓的父母，天子替天行道，所以天子有义务照顾老百姓，这是他的“天命”。孔子也信“天”，但他有一个转变叫“五十而知天命”。以前很少有人敢说这样的话，因为天命是神圣的符号，只有帝王可以得到天命，但孔子说他五十岁时了解了自己的天命，亦即讲明人性自觉的潜能与使命，像“木铎”一样，教化百姓，唤醒苍生。换句话说，从孔子开始，每一个人都可以觉悟到自己的天命。以儒家来讲，这个天命就是肯定人性向善，这一生要择善固执，最后止于至善。这是每一个人都应该做到的要求，每一个人都有的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