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编 元明之部 第三十八章 南北经济文化之转移（上） 自唐至明之社会
唐中叶以前，中团经济文化之支撑点，偏倚在北方。黄河流域。唐中叶以后，中国经济文化的支撑点，偏倚在南方。长江流域。这样一个大转变，以安史之乱为关捩。
一、经济方面
（一）论漕运
以漕运一事而言，汉初只言漕山东粟给中都官。《汉书·食货志》：“五凤中，大司农耿寿昌奏言：‘故事，岁漕关东谷四百万斛以给京师。’”三国鼎立，乃至南北朝对峙，各自立国，不闻北方仰给南方。隋炀帝大开运河。大业九年开通济渠，自西苑引谷、洛水达于河，又引河通于淮海。四年开永济渠，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置洛口回洛仓，穿三千三百窖，窖容八千石，以纳东南、东北两渠所输。
他把北齐、北周与南朝三分鼎足的形势打通一气。东南、东北，均兴水运，并不是北方要仰赖南方粟。
唐代江南户口日多，租、调日增，漕运遂几成问题。
开元十八年裴耀卿言：‘江南户口多，而无征防之役，然送租、庸、调物，以岁二月至扬州，入斗门，四月以后，始渡淮入汴，常苦水浅。六、七月乃至河口，而河水方涨，须八、九月水落，使得上河入洛。而漕路多梗，船樯阻隘。江南之人不习河事，转雇河师水手，重围劳费。其得行日少，阻滞日多。可于河口置武牢仓，巩县置洛口仓。使江南之舟不入黄河，黄河之舟不入洛口。水通则舟行，水浅则寓于仓以待。则舟无停滞，物不耗失。’开元二十二年裴耀卿为江淮、河南转运使，凡三岁，运米七百万石。
开元二十五年，始用“和籴法”，令江南诸州租并回纳造布。可见当时中央赖北方粟已够。《新唐书?食货志》：“韦坚开广运潭，岁漕山东粟四百万石”，只云山东，不言吴、越江南。
天宝八年诸道仓粟表：
据上表，知天宝八年前，诸道米粟最盛者首推河南、河北，此则关内与河东，更次乃及江南、淮南。就此以推南北经济情况，明明北胜于南尚远。
安史乱起，唐室遂专赖长江一带财赋立国。直至以后河北、山东藩镇割据，租税不入中央，唐室的财政命脉，遂永远偏倚南方。
其时则自江入河之漕运，尤为军国重事。德宗时，缘江、淮米不至，六军之士，脱巾呼于道。
刘晏为肃、代时理财名臣，主要的便在能整理漕运。
晏之办法，大体仍是裴耀卿遗规，使江船不入汴，江南之运积扬州。使汴船不入河，汴河之运积河阴。河船不入渭，河船之运积渭口。渭船之运入太仓。又史称：‘晏为河南、江淮以来转运使，每岁运米数十万石给关中，或至百万余斛。’
然此乃一时政治形势所致，北方经济依然可以自立，其仰赖于南方者尚不甚大。
贞元八年陆贽奏：“轻者每年自江、湖、淮、浙运米百一十万斛至河阴，留四十万斛贮河阴仓，至陕州又留三十万斛贮太原仓，余四十万斛输东渭桥。今河阴、太原仓见米犹有三百二十余万斛，京兆诸县斗米不过直钱七十，江淮斗米直百五十钱，请令来年江淮止运三十万斛。”文宗太和以后，岁运江淮米不过四十万斛。宣宗大中时，裴休为转运使，乃增至百二十万斛。
宋都汴京，主要原因，即为迁都就漕运。石晋自洛迁汴，已为此。据当时定制，太平兴国六年。漕运凡有四线。
一、汴河——米三百万石，景德中至四百五十万石。至道初，至五百八十万石。大中祥符初，至七百万石。大率以六百万石为常。菽一百万石。来自江南、浙东西、淮南、荆湖南北，自江入淮，自淮入汴。
二、黄河——粟五十万石，后岁漕益减耗，才运粟三十万石。嘉佑四年诏罢之，以后惟漕三河。菽三十万石。来自陕西，自三门、白坡转黄河入汴。
三、惠民河——粟四十万石，治平二年，二十六万七千石菽二十万石。来自陈、蔡，自闵河、蔡河入汴。
四、广济河——粟十二万石。治平二年，至七十四万石来自京东，自五丈河历陈、济、及郓。
江、淮所运谓之东河，亦谓里河。即第一线怀、孟等州所运，谓之西河。即第二线颖、寿等州所运，渭之南河，亦谓外河。即第三线曹、濮等州所运，谓之北河。即第四线
宋代在全国统一的局面下，国家财赋，始正式大部偏倚在南方。南宋岁收，转更超出于北宋之上。
宋初岁入千六百余万缗，已两倍唐代。熙宁时至五千余万缗。南渡后，更增至六千余万。地狭而赋转多。
元代建都燕京，米粟依然全赖江南，当时遂创始有海运。海运自秦已有，唐仁亦转东吴粳稻以给幽、燕，（见杜诗）惟仅以给边而已。
元海漕其利甚溥，其法亦甚备。船三十只为一纲，大都船九百余只，漕米三百余万石。船户八千余户，又分其纲为三十。每纲设押官二人。正八品行船又募水手，移置扬州，先加教习。领其事者则设专官，秩三品，有加秩，无易人。创议者朱清、张瑄，本海盗，自用事，父子致位宰相，弟侄甥婿皆大官，田园宅馆遍天下，库藏仓库相望，巨艘大舶交番夷中。成宗大德七年，封籍其家资，拘收其军器、船舶等，并命其海外未还商船，至亦依例籍没。盖二人仍皆营盛大之海外贸易也。
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海运二百五十余万石。其后累增至三百五十余万石。文宗天历二年为最高额。
元代岁入粮数总计：
腹里今河北、山东、山西及内蒙等地2,271,449石辽阳72,066 （8）河南2,591,269 （2）陕西229,023 （6）四川116,574 （7）甘肃60,586 （9）云南277,719 （5）江浙4,494,783 （1）江西1,157,448 （3）湖广843,783 （4）
据上表，除江西外，其他自辽阳以下七地粮数总计，尚不及江浙一处，而江浙、江西、湖广三处合计，又恰当其他六地之一倍。亦又超出于腹里及其他六地，即全国总数之上。
就西晋时言，下游粮食多仰给于荆襄。至此则江浙远超湖广之上矣。又若以整个南方江浙、江西、湖广、四川、云南与北方比，则南北相差更远。
明漕运凡五变：一、河运。兼用水陆，自淮入河，始永乐元年。二、海陆兼运。永乐四年。三、支运。九年开会通河，十三年始兴支运。四、兑运。宣德六年。五、改兑。
支运规定苏、松、常、镇、杭、嘉、湖诸地粮，拨运淮安仓。扬州、凤阳、淮安拨运济宁仓。以三千艘支淮安粮运到济宁，以二千艘支济宁粮运赴通州。自淮至徐以浙、直军，自徐至德以京卫军，自德至通以山东、河南军，以次递运。岁四次，可运三百余万石，谓之支运。自后又浸增五百万石。终明世，其定制为四百余万石。
兑运者，民间但运至淮安、瓜州，兑与卫所官军，运载至京，给与运费及耗米。初皆支运，后渐为兑运。
改兑者，令里河官军运赴江南水次交兑，而官军长运，遂为永制。
运船在天顺以后，永乐至景泰，大小无定，为数甚多。定数万一千七百七十只，三年小修，六年大修，十年更造。官军十二万人。以粮数比：成化八年定额
北粮 755,600石。
南粮 3,244,400石。内兑运米，即苏州一府655,000石，超过浙江全省（60万石）之上。松江一府203,000石，超过江西全省（40万石）之半数。常州一府175,000石，超过湖广全省（25万石）之半数。苏、松、常三府合计，占南粮全数三之一。
北粮只及南粮五之一。地荒、人荒，遂为北方二患。《日知录》卷十七整个的中央，几乎全仰给于南方。而自南赴北之粮食运输，亦成国家每年一次大耗费。
清代漕运额，亦定四百万石。据清初《漕运例纂》规定，各省漕运原额，约为南四北一之比。惟据《清会典》乾隆十八年奏销册计之，则为南八北一。又据《户部则例》，乾隆四十四年漕运额则为南十北一之比也。
（二）论丝织业与陶业
耕、织为农事两大宗，粟米与布帛亦为国家租、调雨大类。蚕桑事业，中国发明甚早，其先皆在北方。春秋时北方地名用“桑”字者，散见各处。汉代丝织物，在黄河流域，已有几个著名的中心地点。如山东之临淄、河南之襄邑。此已超过家庭手工业之上。故曰‘兖、豫：漆、丝、絺、纻’。蜀锦亦极有名。惟江南则绝不见有蚕丝事业。
北魏均田制，特有“桑田”，可证当时种桑养蚕、调丝织帛，为北方农民一极普遍之生业。《颜氏家训》谓：‘河北妇人织絍组紃之事，黼黻锦縤罗绮之工，大优于江东。’贵族如此，平民谅亦尔也。隋代以清河绢为天下第一。唐代桑土调绢絁，麻土调布。开元二十五年，令江南诸州纳布折米，可见其时江南诸州尚不为桑土。又令河南、河北不通水利处，折租造绢。越人的机织，由北方传授。
李肇《国史补》：‘初，越人不工机杼，薛兼训为江东节制，乃募军中未有室者厚给货币，密令北地娶织女以归。由是越俗大化，更添风样，绫纱妙城江左。’左思《吴都赋》有‘八蚕之县’。宋文帝亦极奖蚕麻。沈瑀令民每家植蚕十五株。南方蚕事，起源甚早。惟精进美盛，则在后也。
唐代全国各州郡贡丝织物数量，以定州为第一。品质列第四。
《太平广记》引《朝野佥载》：‘定州何明远资财巨万，家有绫机五百张。’《续通鉴长编》四十三：‘宋开封官绫锦院绫机四百张。’
如亳、如滑，皆为当时丝织要地。
景龙三年，宋务光疏：“自顷命侯，莫后墝塉，专择雄奥。滑州地出缣纨，人多趋射。列县为七，分封有五。”《唐六典》：开元时，绢分八等，宋、亳第一。二、三、四、五、等皆在黄河南北，不及淮水流域。六、七、八等皆在四川境内外。大江以南仅泉、建、闽三州，位居最末。由大中六年中书、门下奏：“州府绢价，出果、阆州外，无贵于宋、亳州。”
唐十道贡赋丝布织物表据《唐六典》，开元十道贡赋，择其有关衣织者录之。
大体论之，重要的蚕桑之作，在北不在南。
五代河南北皆表散蚕盐敛民钱。石晋尚能岁输契丹绢三十万匹。
史称：“五代时，湖南民不事桑蚕，楚王殷用高郁策，命民输税以帛代钱，民间机杼大盛。吴徐知诰令税悉输谷、帛、紬、绢，匹直千钱，当税三千。由是江淮间旷土尽辟，桑柘满野。”知其时南方蚕事渐盛。
汴宋锦织，尤为有名。
《博物要览》载宋锦名目多至四十二种。陆游《老学庵笔记》载：“靖康初，京师织帛及妇人衣服花纹，皆四时景物，谓之‘一年景’”。又载：“定州有刻丝烟雾纱。”靖康元年，金兵入汴，索绢一千万疋，河北积岁贡赋为之扫地。浙绢悉以轻疏退回。
宋、金分峙以后，宋岁币以银、绢分项。是丝织品又渐渐地要北仰于南之证。又按：宋、辽议和后，辽于振武军及保州置搉场，岁以羊皮毛易南绢。
金泰和六年，尚书省奏：“茶，饮食之余，非必用之物，商旅多以丝绢易茶，所用不下百万。”又泰和八年，言事者以“茶乃宋土草芽，而易中国丝、绵、锦、绢有益之物，不可。”是其时中原丝织物尚有输于江南者。唯恐多系民间粗品，不敌南宋政府岁币所输于金政府者远甚矣。
元代北方尚见有大规模之种桑区域。
至顺二年，冠州有虫食桑四十余万株。元冠州于汉为馆陶县地，明属山东东昌府。又按：金有征蚕皮故纸钱者，明代迁安蓺桑甚盛，然皆剥皮造纸。惟迁安有蚕姑庙，是其先曾治蚕，而后稍废耳。
元初并有按户税丝之制。
太宗八年，耶律楚材为元定制，每户出丝一斤供官用，五户出丝一斤给受赐贵戚、功臣之家。
然而蚕桑丝织事业之自北南迁，在大势上终于不可挽。明初南北捐税数，恰成三与一之比。
洪武二十六年各布政司并直隶府州夏税绢数表：
以上南方。
以上北方。
此后更是照着南进北退的趋势进行。
万历六年各布政司并直隶州府夏税丝绢数表：
以上南方。
以上北方。
按：此表北方各省折绢数乃过于南方，然折绢未必实纳。正统八年，令各处不出蚕丝处所，每绢一疋，折银五钱，解京支用。盖唐以前北方输绢，至是相承，仅为一种名色而已。如单论丝两，则南北几至八一之比。弘治十五年数与此大同。惟四川有荒丝633斤，而此无之。
又明代之染局有浙江、杭州、绍兴、严州、金华、衢州、台州、温州、宁波、嘉兴。江西、福建、福州、泉州、四川、河南、山东、济南南直镇江、苏州、松江、徽州、宁国、广德各处。
至嘉靖七年，以江西、湖广、河南、山东等省不善织造，令各折价，为浙江于南至每年征本色至二万八千余疋。至清代，惟有江宁、苏州、杭州三织造。而两税尽纳银粮，亦无折绢名色。于是令人渐忘河域自古为丝织先进之区矣。
又如陶磁，亦是北方农民很早就发明的一种副业。唐代河南府有贡瓷，至宋，精美著名的陶业，尚多在北方。
定窑在河北定州，以宋政和、宣和间为最良。南渡后称南定，北贵于南。汝窑在河南，柴窑亦在河南。惟昌窑即景德镇在江西，龙泉窑、哥窑在浙江处州。
至元明则最精美的瓷业，全转移到江南来。
元有浮梁磁局，见《元史·职官志》，专掌景德镇磁器，世称‘枢府窑’。民间有宣州、临川、南丰诸窑。明景德窑最盛。宜兴陶业始万历间。
木棉亦为宋后大利所在，而其种植，亦南盛于北。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置浙东、江西、湖广、福建木棉提举司，可见木棉省植于此诸处也。又邱濬〈大学衍义补〉谓：“汉、唐之世，木棉虽入贡中国，未有其种。民未有以为服也。宋、元间，世传其种。关陕、闽、广，首得其利。是关陕亦植木棉，惟不如南之盛。”
这是北方经济情绪渐渐不如南方的显征。换辞言之，亦可说北方农人的聪明精力，及其品性习惯，似乎在各方面都渐渐地转变到不如南方。
再以商业情况而论，亦是南方日渐繁荣，北方日渐萎缩。
此有关于天然界之出产者：如盐、茶为唐以后国利两大项，盐以两淮为主，茶则均产于南方。茶饮至唐始盛，茶税始唐德宗时。铜铁矿冶，亦南盛于北。渔业尤为南方所独擅。此亦至清代犹然。矿课，北方惟山西一省，南则湖南、两广、云、贵。茶课，北惟甘肃一省，南则江西、两湖、四川、云、贵、江苏、安徽、浙江。（据《户部则例》，乾隆建十省岁办茶引数，均当于南十北一之比。）渔课，北惟奉、吉，南则苏、皖、赣、闽、浙、两湖、广东、四川、云、贵。
亦有关于交通者：南方水利日兴，舟揖之便远超北地。亦有关于人工制造者：如前举丝织、陶磁之类。《文献通考》载宋熙宁十年以前天下诸州商税岁额，四十万贯以上者有三处，北占其二，南占其一。在蜀。二十万贯以上者五处，皆在南方。皆在蜀。十万贯以上者十九处，北得其一，南得十八。五万贯以上三十处，北十二，南十八。五万贯以下者五十一处，北得二十五，南得二十六。三万贯以下者九十五处，北得四十五，南得五十。一万贯以下者三十五处，北得二十，南得十五。五千贯以下者七十三处，北得十九，南得五十四。南北相较，已见北绌南赢。及明代有‘市肆门摊税’，共设三十三处，南得二十四，北得其九。南：应天、苏州、松江、镇江、淮安、常州、扬州、仪真、杭州、嘉兴、湖州、福州、建宁、武昌、荆州、南昌、吉安、临江、清江、广州、桂林、成都、重庆、泸州。北：顺天、开封、济南、济宁、德州、临清、太原、平阳、蒲州。
又明代商税开始有“船钞”，此见商业全走入水路交通。设关处所凡七：曰河西务，直隶。曰临清，曰九江，曰浒墅，曰淮安，曰扬州，曰杭州。
全国商业，渐渐集中至长江下游与运河两条线上。万历六年，各地商税课钞数，南直各府、州全数达一千三四百万贯，殆占全国四分之一。而淮安一府独有二百余万贯，浙江省有三百万贯。可证当时全国经济集中在长江下游太湖流域，而由运河贯输到北方的大概。四川在宋代极盛，而元、明两代则剧跌，亦由全国经济状态之变动。此种演进，直到清代，大体仍旧。据《清会典》，光绪十三年全国各省厘金册报，南方各省几占北方之八倍。又据光绪二十九年户部报告，则超过十二倍。
二、文化方面
这一种趋势，反映在社会文化上，亦可见北方人物在逐渐减少，而南方则在逐渐增多。此只就数量上论之。
如以应科举人数论。
唐武宗会昌五年限定各地应送明经进士额数表：
旧350人30200宗正寺 20 东监、同华、河中。5030 凤翔、山南东道、山南西道、荆南、鄂岳、湖南、郑滑、浙西、浙东、宣商、鄜坊、泾邠、江南、江西、淮南、西川、东川、陕虢等道。2015 河东、陈许、汴、徐泗、易定、齐德、魏博、泽潞、幽孟、灵夏、淄青、郓曹、兖海、镇冀、麟胜等道。1510 金汝、盐丰、福建、黔府、桂府、岭南、安南、邕、容等道。107
这已在唐代晚年，南方地位已高，但并不能跨驾中原之上。
北宋则南人考进士，人数又多，北人考明经，人数又少，显分优劣。不得不限定南北名额以求平衡。详见前。
元代一样逃不出南盛北衰之象。苏天爵《滋溪集》十四：“国家既以文艺取士，于是人人思奋于学，而中州老师存者无几，后生或无从质正。”又曰：“江南三行省，每大比，士多至数十人，考官必得硕儒，士方厌服。”此记延佑、至治间事，南北学风盛衰皎然。
明代亦定南北取士额。
明列朝乡试额数表：
按：此表北直额数，其中实多南人。又两广、云、贵西南人文之激进，亦可注意。
明会试额数表：
南卷
浙江、江西、福建、湖广、广东、应天（直隶）、松江、苏州、常州、镇江、徽州、宁国、池州、太平、淮安、扬州，十六省府。广德，一州。55%北卷
山东、山西、河南、陕西、顺天（直隶）、保定、镇定、河间、顺德、大名、永平、广平，十二省府。延庆、保安，二州。辽东、大宁、万全，三都司。35%中卷
四川、广西、云南、贵州、泸州、凤阳、安庆，七省府。徐、滁、和，三州。10%
洪熙元年，定南卷取十之六，北卷取十之四。后复以百名为率，南北各退五卷为中卷，然中卷其实即南卷也。又北卷中顺天额亦多南人，则北卷之见绌多矣。
景泰初，礼部请“取士不分南北”，给事中李侃等奏，谓：“江北之人文辞质直，江南之人文辞丰赡，故试官取南人恒多，北人恒少。向制不可改。”后竟复分南、北、中卷，则分卷正为北人。由李侃等所言，以“江南”、“江北”为北，南北界线，较之宋欧阳、司马争论时，又见南移矣。
洪武二十年，以北方学校无名师，生徒废学，特迁南方学官教士于北，复其家。
又洪武四年至万历四十四年，凡二百四十五年间，每科状元、榜眼、探花及会元，共计二百四十四人，其籍贯如次表。据陈建《皇明通纪》
清乾隆丙辰诏举博学鸿词，先后举者二百六十七人。满洲五、汉军二、直隶三、奉天一、江苏七十三、安徽十九、浙江六十八、江西三十六、湖北六、湖南十三、福建十二、河南五、山东四、山西三、广东六、陕西四、四川一、云南一。可见此种演进，至清无变。
再就宰相籍贯言之，唐宰相世系多在北方。唐宰相世系表，三百六十几人，九十八族，十九皆北人。
宋中叶以后，南方便多，北人便少。
明宰辅189人，此据《明史?宰辅年表》计南方占了三分之二强。明江、淮以北，鼎甲甚不易得，盖以科第影响及于仕宦。
三、南北政治区域之划分及户口升降
社会南北文化经济之升降，还可以政治划分区域的大小繁简来看。兹将唐、宋分道列一简表如下：
唐太宗时十道（及辖州数）关内22
河东18
河南28
河北23
山南33
淮南14
江南42
陇右20
剑南26
岭南68玄宗时15道（及辖府军州数）关内
京畿
河东
河南
都畿
河北
山南东
山南西
淮南
江南东
江南西
黔中
陇右
剑南
岭南宋太宗时15路京东23
京西19
河北39
河东25
陕西31
淮南23
江南20
荆湖南8
荆湖北12
两浙16
福建8
西川29
陕西24
广南东16
广南西26神宗时23路京东东
京东西
京西南
京西北
河北东
河北西
河东
永兴
秦凤
淮南东
淮南西
江南东
江南西
荆湖南
荆湖北
两浙
福建
成都
梓
利
夔
广南东
广南西
观上表，即知自唐至宋的政治区分，大体上是南方愈见冲繁，故分割愈细。北方无分而有并。
与政治区域相随而可知者，最要为户口之盈缩。
开元州郡等级，所谓“六雄”、陕、怀、郑、汴、魏、绛“十望”虢、汝、汾、晋、宋、许、滑、卫、相、洛皆在北方。时望县八十五，而南方只有二十县。二十县中在四川省占其九，江浙、荆襄近占十一县。
宋代北方户口，即远逊南方。
宋元丰三年四京十八路户口主客数目表：
客 85,180212,493
客 552,817（5）1,660,903
885,774（2）957,554
565,693
268,516 （14）644,757
458,130（14）400,740
269,623
219,065（9）1,473,683
407,501（9）773,891
205,467
264,351（4）2,015,436
746,368（3）1,067,936
425,651
67,721（16）752,301
138,358（16）372,390
77,462
355,270（7）1,393,555
637,326（4）1,320,306
152,300
383,690（2）2,605,484
618,215（1）1,629,562
298,027
171,499（8）1,609,612
289,843（6）1,019,134
186,027
493,813（3）2,010,646
1,065,201（7）884,329
380,798
354,626（10）1,153,872
674,258（11）622,933
322,546
238,709（12）702,356
509,644（15）285,526
207,624
346,820（6）1,368,594
674,438（5）790,719
560,230
196,903（1）2,789,225
864,523（10）685,020
270,724
528,214（13）374,669
305,529
122,156（17）402,874
245,992（17）195,387
144,591
252,472（18）149,070
171,017
218,075（13）812,147
322,512（8）735,747
262,059
78,691（15）584,641
470,946（12）273,674
419,316
南 9,952,0169,564,303
23,687,6865,328,900
12,646,834
按：有隋盛时，总江、浙、闽中不盈三十万户。自唐以来，浸以孳息，更五代至宋，增至五百余万户。而中原户口之数，因五代乱亡相继，周显德六年，总简户仅二百三十万九千八百一十二。宋熙、丰盛时，分天下为二十三路，淮、汉以北居其八，京西北路、京东两路、陕西两路、河北两路、河东路，共八路淮、汉以南居其十有五。即东晋、南朝十五路之地。总天下户千有六百五十万，而淮、汉以北才当五百余万户，淮、汉以南，乃当千有百余万户。大率当天下三之二。不出东晋、南朝之地，而增十五倍之人。
范仲淹《十事疏》谓：“唐会昌中，河南府有户一十九万四千七百余户，置二十县。今河南府主、客户七万五千九百余户，仍置十九县。巩县七百户，偃师一千一百户，逐县三等，而堪役者不过百家。请依后汉故事，遣使先往西京，并省诸邑为十县。所废之邑，并改为镇。候西京并省，则行于大名府。”据是言之，北方政治区域，若以实际户口衡之，在北宋盛时，其可省并者已多矣。又按：以主、客户比数而言，诸路情形大率略似。客户俱当主户三之一乃至半数以上。独两浙、江南东及成都三路不然，客户比数，只当主户之四之一乃至五之一。又可见其经济状况之独优矣。北方河东一路，客户比数少。此恐有其特为贫瘠之故，不得与南方三路比。
再就元明两代之行中书省及布政司之区分，列表如下：
元十一中书省：
岭北、辽阳、河南、陕西、四川、甘肃、云南、江浙、江西、湖广、征东。
明两京十三布政司：
京师八府二州、南京十四府四州、山东六府。、山西五府三州、陕西八府、河南八府一州、江西十三府、湖广十五府二州、四川八府六州，及羁縻军民等府、浙江十一府、福建八府一州、广东十府一州、广西七府及羁縻诸府、云南五府及军民羁縻等府、贵州八府及羁縻军民等府州。
唐初十道，南北各半。明十三布政司，南得其九，北仅得四。南占一倍以上。即此已见南北经济文化轻重之不平衡。元代南北户口，成十与一之比。
南 11,395,909
南 51,828,651
明代北方情形较佳，但依然赶不上南方。
明万历六年天下户口南北计数：
以上南方。
以上北方。
按：上表户口比数，特见增进者，莫如东南，而西南次之。户口比数特见凋落者，西北为甚，而东北次之。
又按：南直苏州府户600,755，口2,011,985。松江府户218,359，口484,414。常州府户254,460，口1,002,779，苏、松、常三府合计，户数超过于湖广、福建、四川、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山西、河南、陕西、北直诸省，口数超过于福建、四川、广西、云南、贵州诸省，其繁荣可见。又按：清代以江南（江苏、安徽）、浙江、江西、福建、湖南、湖北为大省，顺天（河北）、山东、山西、河南、陕西、甘肃、四川、广东为中省，广西、云南、贵州为小省。
万历六年十三布政司并南北直隶府州实征夏税秋粮约数：
以上南方。
以上北方。
按：苏州一府秋粮2,038,894石，超过湖广以下任何诸省，而与浙江、江西二省相仿佛。松江、常州秋粮合1,546,180石，亦超过陕西、广东、福建、四川、北直、广西、云南、贵州诸省，而与山西、河南两省相仿佛。若苏、松、常三府秋粮合计，则超过江西、浙江以下任何诸省矣。
自汉迄明南北户数增减简表：
（据《汉书·地理志》）9651119－:1＋晋太康元年
（据《晋书·地理志》）149657:3唐天宝元年
（据《新唐书·地理志》）
（又《旧唐书》《通典》）4932576.5:3.5宋元丰三年
（文献通考毕仲衍中书备对）4598303.5:6.5明隆庆六年
（《续文献通考》）3446503.5－:6.5＋
按：诸表中数字难尽精确，然取明大体之升降。
而明代西南诸省之开发，以及南海殖民之激进，尤为中国国力南移之显征，而为近世中国开新基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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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二者，皆为明代南方繁荣之要征。西南开发之尤显要者，则为湖广、四川、贵州、广西诸行省土司之设置。西南诸疆，虽早隶国土，然川、滇、湘、岭峤土之间，盘踞数千里，苗、蛮、僰、爨之属，种类殊别，自相君长。秦汉以来，虽设郡县，仍令自保。历代相沿，宋谓之“羁縻州”至于明世，踵元故事，为设土官土吏，而视元益恢廓。分别司郡州县，额以赋役，听我驱调，渐次规置，为宣慰司者十，为招讨司者一，为宣抚司者十，为安抚司者十九，为长官司者百七十有三。此为明代开发西南一大事。
盖亦随褚地经济民户之自然展扩而俱起。其间如播州、蔺州、水西、麓川，皆动大军数十万，殚天下力而后铲平。下及清代，渐次“改土归流”，而近世中国开发西南之大业，遂告完成。
至论海外殖民，其起当亦甚早。南海、象郡，已列于秦郡，而汉因之。东汉末季，中国士大夫浮海往交趾者，夥颐至多。东晋、南朝，交、广海舶，目为利薮。《南史?王琨传》：“南土沃实，在任者常致巨富。世云：广州河史，但经城门一过，便得三千万。”《梁书?王僧儒传》：“海舶每岁数至，外国贾人以通货易。旧时州郡以半价就市，又贾而即卖，其利数倍。”
唐代始有市舶之税，然领以宦寺，尚不以为国家之正收。此如秦、汉初以山海池泽税归少府也。而宋市舶特设官司，乃为国家度支一要项。
明代海上交通日盛，而我民之货殖海外，立家室、长子孙者乃日众。成祖时，命太监郑和大舶修四十四丈，广十八丈。六十二，将士卒二万七千八百余人，通使海外。先后七奉使，所历占城、爪哇、真腊、暹罗、满剌加、苏门答河、锡兰等三十余国。其第三次越过印度南境而抵波斯湾。其第四、第五次，且横跨印度洋而至非洲之东岸。以较西方发现新地之甘马与哥伦布等，郑和远迹，尚在彼辈数十年前也。
俗传三保太监下西洋，为明初盛事。与郑和奉使同行者尚有王景弘。其后有石显，亦两度奉使。皆宦者也。明之声威既远届南海锗国，亦会闽、广商民，能自殖其势力于海外，如南海人梁道明王据三佛齐，陈祖义亦为旧港头目。其后闽人某亦据婆罗国而王之，皆见《明史》。又梁启超《中国八大殖民伟人传》，尚举广东人张涟王三佛齐，广东人某王爪哇顺塔国。潮州人郑昭王暹罗，嘉应人吴元盛王戴燕，嘉应人罗大王昆甸。又嘉应人叶莱，为今英属海峡殖民地之开辟者。风生势长，不徒朝廷一使之力也。明中叶受倭寇之患，海外发展遂致顿挫。直至近世，南海殖民，仍为中国民族进展一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