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编 两宋之部 第三十四章 南北再分裂 宋辽金之和战

一、金起灭辽

宋、辽在长期和平过程中，两国内政乃至国防趋懈弛而腐化。金人突起乘其隙，两国乃继踵覆没。

金起于混同江、长白山之间。初为靺鞨（Mò hé）氏，元魏时分七部，唐初有黑水（黑龙江）、粟末（松花江）两靺鞨。粟末建渤海国，黑水为役属。契丹灭渤海国，黑水之附属契丹者为熟女真，不在契丹籍都为生女真。金则生女真也。

其先常以航海攻掠高丽、日本。

真宗天禧三年（公元1019年），辽圣宗开泰八年，女真曾以巨舰五十艘由图们江口泛海南航。其船长九十余丈，或六、七十丈不等；一船之楫三、四十，载人五、六十。越高丽东岸，抵日本对马岛、壹岐岛，并攻入福罔湾，虏杀甚大。事见日本记载。并类此者不止一次。据史载，远自宋太祖建隆年间，即曾泛海至宋卖马。盖女真与渤海同族，据日史记载，渤海盛时，与日交通见记录者不下五十余次。渤海覆亡不久，女真崛起，遂变和平之商路为征伐之航程。及其海上之活跃渐歇，乃转而为陆地之侵扰。

其始抗辽，兵不满万。

辽天祚帝荒淫，常市名鹰海东青，道出女真境，女真苦之。宋徽宗政和四年十月，女真叛辽，诸部皆会，得兵二千五百人。十一月再胜辽，兵始满万。时辽人已大震惧，有“女真不满万，满万不可制”之谚。

及其吞辽取五京，前后不出九年。

政和五年，女真始称帝，国号金。辽使议和不成，辽主亲征，又内乱，中途归，金蹑败之，取辽黄龙府。（黄龙府位于农安古城。）时金兵有二万。政和六年金取辽东京。重和元年，宋遣使浮海约金夹攻辽。宣和二年，金取辽上京。三年，侵辽中京。四年，取之，又取西京。宋童贯袭辽败绩，金又克辽燕京。至是辽五京全为金有。金自始起至是，前后九年，侵地及吉、辽、热、冀、察、晋六省。

自金始起至辽灭，前后不出十二年。

宣和七年二月，金获辽主延禧，辽亡。自阿骨打称帝至是，凡十一年。自始起至是十二年。

二、辽帝系及年历

辽凡九主，二百十九年。辽亡后，建西辽国，复延八十八年。然西辽立国，亦多仗汉人。

三、金灭北宋

辽亡，金氛队及宋。

宣和五年，宋金始构兵。是年，金阿骨打死，弟吴乞买立。

七年十月，金分两道入寇，一路自西京（今大同）入太原，一路自南京入燕山。徽宗传位太子钦宗。尊徽宗为“教主道君太上皇帝”。

于是有靖康难。

钦宗靖康元年正月，金人渡河。取小舟以济，凡五日，骑兵方绝，步兵犹未渡。旋渡旋行，无复队伍。金人笑曰：“南朝可谓无人。若以一、二千人守河，我岂得渡？”围京师，议和条件如下：

宋输金五百万两，银五千万两，表段百万匹，牛马万头。

尊金主为伯父。

割中山、太原、河间三镇。

以宰相、亲王为质。

时金兵号六万，宋勤王师集城下者已二十余万。金兵不待金银足，二月即退师。宋括汴京金银及倡优家，仅得金二十万两，银四百万两。

宋悔约，诏三镇固守。十一月，金兵复渡河围京师。九月陷太原，十月陷真定，斡离不自真定趋汴，仅二十日。宋勤王兵已撤，至是无一至者。要钦宗至金营议和。索金一千万锭，银二千万锭，帛一千万疋。钦宗自金营还，士庶及太学生迎谒，钦宗掩面大哭，曰：“宰相误我父子。”观者皆流涕。归即大括金银。

二年正月，金人重邀帝去。云：“侯解金足乃放。”搜八日得金三十万八千两，银六百万两，表段一百万疋。复搜十五日，又得金七万两，银一百十四万两，表段四万疋，纳金营。

二月，金劫上皇、后妃、太子、宗戚前后凡得三千人。金檄开封尹徐秉哲，秉哲令坊巷五家为保，毋得藏匿。京城巡检范琼，送上皇、太后御犊車出宫，金人又逼上皇召皇后、太子；百官军吏奔随号哭，太子呼云：“百姓救我！”哭声震天。三月，金人立张邦昌为帝。四月，以二帝及后妃、太子、宗戚三千人北去。北宋遂亡。金人北归，凡法驾、卤簿，皇后以下車辂、卤簿、冠服、礼器、法物，大乐、教坊乐器、祭器、八宝、九鼎、圭璧，浑天仪、铜人、刻漏，古器、景灵宫供器，太清楼祕阁三馆书、天下州府图，及官吏、内人、内侍、技艺、工匠、倡优，府库蓄积为之一空。其所失殆尤过辽人之入汴。

金自灭辽至灭宋，前后不出二年。自始起至灭宋，前后不出十四年。

四、南宋与金之和战

金骤灭北宋，其惟一政策，厥为在黄河南岸建立一个非赵姓的政权，而黄河北岸则归自己统治。于是有张邦昌之拥立。

金人灭辽之速，已出自己意外。吞并了偌大一个国家，须得慢慢消化。若使宋人应付得宜，不示弱，不召侮。金人本不想急速南侵。及金人渡河，亦并无意灭宋，故得割让三镇之约即北去。第二次回师南犯，自觉与宋结下深仇，防宋报复，故尽虏宋二帝、后妃、太子、宗戚，而立张邦昌为楚帝。只因黄河南岸，金人实在无暇顾及，惟求不与他为难，他便可慢慢地整顿黄河以北。这是金人当时的政策。

逮南宋高宗既立，金人徹底消灭赵姓政权之计划失败，他们一面仍想在黄河南岸留一非赵姓的政权做缓冲，故张邦昌之后，继之以刘豫。

自四月金人北去后，五月康王构即皇帝位于南京，归德。（商丘。）是为南宋高宗。改称建炎元年。九月，张邦昌伏诛。十月，高宗如扬州。十二月，金又分道入寇。一面是高宗怕金兵，故愈避愈南。另一面是金兵也不放心高宗，故愈逼愈紧。

建炎二年，金兵犯东京，宗泽败之。七月，宗泽卒。河南遂失屏障。建炎三年二月，高宗奔镇江，如杭州。六月，金兀术宗弼。大举入寇。十一月，渡江入建康（今南京。），高宗奔明州。金兵陷临安，高宗航入海。四年正月，金兵陷明州，袭高宗于海，高宗走温州。二月，金人引兵北还。九月，立刘豫为齐帝。

金兵此次大举渡江南下，本想捉住高宗，永绝南顾之忧。及高宗入海，目的难达。其时黄河南岸，金人依然无法统治，更何论长江之南。金人只有引兵北返，而在黄河南岸另立一个刘豫。如是则好让他做一个缓冲，阻住宋人北来报复，而金人则乘此躲回黄河北岸，好好休息整顿。这依然是四年前建立张邦昌时的政策。

金人一面拥立刘豫，让他做缓冲，一面却还试探与南宋进行和议。如是则可让金人缓缓消化他十余年急遽获得的疆土和民众。因此九月刘豫立为齐帝，而十月秦桧自金放归。

桧以靖康二年反对金人议立异姓张邦昌。被执，其实主持反对之议乃马伸，非秦桧，后桧乃攘为己功。马伸门人何兑发其事，桧窜之真阳。挥尘录余话作“何珫”。在金太宗弟挞懒（完颜昌）所，主立刘豫者即挞懒。与桧同拘者尚有孙傅、张叔夜、何栗、司马朴，独桧回南。自言杀监己者夺舟而来，然与妻王氏及婢仆一家同逃，以此为当时所疑。金人固不必其时即一意欲和，要之不失为一著远远的闲棋，而终于在这一著闲棋上得了胜算。建炎二年六月，桧在金曾为徽宗草书与粘罕（完颜宗翰）宗维。议和，金人必夙知其能任此事，故特放归。金宣宗议迁汴，其臣孙大鼎上疏，亦谓：“既不可以威取，复结怨之已深，势难先屈，阴有以从，遂纵秦桧以归，一如忠献（粘罕谥）所料。”则金臣固不讳而明言之也。

同时高宗亦畏金，久想乞和。

初立时不信李纲、宗泽，而用黄潜善、汪伯彦，从归德退避到扬州。渡江后，金兵北去。又不肯到建康，而居临安。皆是畏金的表示。建炎元年，即遣祈请使赴金，名为请还二帝，实则意在乞和休兵。

而刘豫则与宋势不两立。宋政权存在，刘豫即难安全，其处境不啻张邦昌。又不能独力对宋，豫为宋败，自然只有乞援于金。如是则刘豫并不能为宋、金交兵之缓冲，而实做了宋、金言和之障碍。绍兴三年，宋使王伦自金还，金粘没喝（宗翰）已对伦吐露许和意。惟以宋廷方谋讨刘豫，其议遂格。绍兴四年，赵鼎相，金、齐分道入寇，鼎决议亲征，捷于大仪（今扬州西北郊），金、齐俱退。五年，杨么平，东南无盗患。六年，伪齐入寇，又有藕塘之捷。这一层不久便为金人所了解，于是便毅然废弃刘豫，在绍兴七年。而直接与宋言和。主立豫者为挞懒，而主废豫者亦为挞懒。王伦再自金还，挞懒送之，曰：“好报江南，自今道途无壅，和议可成。”则金之态度，居可见矣。

和约大体如次：

一、许宋称臣。

建炎二年，高宗已使祈请使宇文虚中称臣奉表于金。故称臣为宋高宗自己请求之条件。

二、以河南、陕西地予宋。

黄河南岸，金既无法顾及，则已废刘豫后，自然直接归还宋室，只要宋室不向黄河北岸启衅。

三、并归梓宫及高宗生母韦太后。

金人所虏，徽宗及郑后为高宗父母。韦贤妃是高宗生母。钦宗及朱后为高宗兄嫂。邢夫人为高宗妻。朱后于北虏时道殂，徽宗、郑后于绍兴五年崩。金废刘豫，即扬言欲送回渊圣，即钦宗。拥立之于南京，归德。盖隐以此为对高宗之一种要挟。故秦桧云：不和则太后韦贤妃。不归，而金且拥立钦宗。金使北还，王伦偕行，赵鼎告以：“上登极既久，四见上帝，君臣之分已定，岂可更议？”足见当时金使必以归渊圣复辟相要挟也。时秦桧力劝屈己议和，鼎持不可，鼎卒罢相。及后和议定，金人许归徽宗、郑后、邢后之丧，邢后卒于绍兴九年。与帝母韦后，而朱后之丧及钦宗独留不遣。绍兴九年正月，王伦充奉护梓宫迎请皇太后交割地界使北行赴金，并不及渊圣，以后屡次通使，均无奉迎渊圣语。可见非金不许，乃宋自不请。建炎三年苗、刘之变，已谓：“将来渊圣皇帝来归，不知何以处？”太后诏：“敌人以皇帝不当即位，兵祸连年，今宜称皇太弟。”高宗正以乞和易得自己皇位之承许，与钦宗之长拘也。

韦后南旋，将发，钦宗赴车前泣曰：“归语九哥高宗。与丞相，秦桧。我得为太乙宫使，足矣，他不敢望。”后许之，且誓而别。及归，始知朝议不欲钦宗南归，遂不敢言。张邵与秦桧书，言金人有归钦宗意，斥为外祠。金使来取赵彬辈三十人家属，洪皓请俟渊圣及皇族乃遣，遂谪外。是皆桧之所以独得高宗之眷顾也。

当时宋臣对和议一致反对。最要者在第一款。金为宋之大仇，向之屈膝称臣，道议上万万讲不过。高宗只得专以韦太后为口实。时反对和议最烈者为胡铨，上书极论，都人喧腾，数日不定。高宗谓秦桧曰：“朕本无黄屋心，今横议若此，据朕本心，惟有养母耳。”铨遂远谪。只有秦桧，一方知道金国之内情，若金国不渴欲议和，或秦桧不深知金人欲和之真情，则桧在南方，亦不敢独排众议，力主和局。因和乃双方事，万一一方肯和，一方不肯，和局即破。桧无把握，不肯冒昧肩此重担。魏矼（kòng）为桧力陈敌情难保，桧曰：“公以智料敌，桧以诚待敌。”矼曰：“相公固以诚待敌，第恐敌不以诚待公。”夫桧岂以诚待人者？桧自以智料敌，而魏矼辈特为桧所蒙耳。一面窥破高宗之隐私，绍兴八年之和议，高宗态度极坚决。以前高宗欲和，由畏惧金兵，故不听李纲、宗泽，而用黄潜善、汪伯彦。现在是深恐金人拥立钦宗，于己不利，故又重用秦桧。遂出来力主和议，因此再登相位。

秦桧第一次相在绍兴元年八月，其时桧主“南自南，北自北”，以河北人还金，中原人还刘豫，与金人“还俘画江”之义吻合。故知桧之与金，当先有默契。惟其时南宋国势渐稳定，高宗畏金心理渐淡，故每每游移于和战两途间。帝谓：“桧议南自南、北自北，朕北人，将安归？”然终谓桧朴忠过人。盖桧之敢于出负和议重任之一点，已为高宗所赏识矣。

桧于绍兴二年六月罢相，及金人废刘豫，扬言“请汝旧主人少帝钦宗。来此坐位。”高宗乃又一意求和。七年十一月豫废，而八年三月，秦桧复为右仆射。高宗与桧君臣互为狼狈，朱子谓：“桧藉外权以专宠利，窃主柄以遂奸谋。”盖实语也。靖康时，金人攻汴，求三镇，桧上兵机四事，力辟和议，遂以知名。后相高宗，力持和议，谓曾开曰：‘公自取大名以去，如桧但知济国事耳。’自前言之何其激，自后言之何其平。桧之为人，先后不符，诚大奸哉！”

南方一致反对和议的空气，好容易为秦桧所压下，而北方对和局的政策忽然变了。

蒲卢虎、宗磐。讹鲁观宗雋（juàn）以谋叛被诛，挞懒亦以与宋交通罪见杀。缓进派失败，急进派兀术等。得势。他们反对和议的主要点在第二条，放弃河南刘豫故地。

绍兴九年，金兀术毁成约，执宋使，分道南侵，再取河南、陕西州郡，宋亦出兵。因对方主战，而这一面的主战派重见抬头。

宋兵在这一次战事中，得到好几回胜利。如：

刘锜（qí）顺昌之捷。此捷最著，在十年六月，宋汝为上丞相书谓：“承平日久，人不知兵，今诸将人人知奋，故顺昌孤垒，力挫敌锋，使之狼狈逃遁。”系年要录引顺昌破敌录：“兀术未败，秦桧已奏俾（bǐ）锜择利班师。”

吴璘（lín）扶风之捷。事在绍兴十年六月，璘屡败金人，亦以有诏班师而止。

岳飞郾城之捷。郾城之捷在十年七月。六月，命司农少卿李若虚往湖北京西宣抚使岳飞军前计事，若虚见飞于德安府，谕以面得上旨，兵不可轻动，宜且班师。飞不听，若虚曰：“事既尔，势不可还。矫诏之罪，若虚当任之。”飞遂进兵。是役金史阿鲁颍传，亦言飞袭取许、颍、陈三州，旁郡皆响应。惟相传飞军至朱仙镇，始见于岳飞孙珂之金陀粹编，而李心传系年要录、徐梦莘北盟会编皆不载，又系年要录谓：“飞既得京西诸郡，会诏书不许深入。始传令回军。军士应时皆南乡，旂（qí）靡辙乱。飞望之口呿（qū）不能合，良久曰：‘岂非天乎！’”惟飞军之得利，要为事实。系年要录又载飞将梁兴渡河趋绛州事，金史宗弼传亦谓：“出兵涉河东，驻岚、石、保德之境，以相牵制”则飞兵势远及河北，亦事实也。

刘锜等柘臯（gāo）之捷。事在绍兴十一年二月。

金人主战派锐气已挫，于是重伸和议。在绍兴十一年。若金兵得利，则和局不能再成。条约大要如次：

一、宋称臣奉表于金。金主册宋主为“皇帝”。金曰“下诏”，宋曰“奉表”。“大宋”去“大”字，“皇帝”去“皇”字。金使来廷，皇帝起立，问金主起居，降坐受诏。馆伴之属，皆拜金使。宋使至金，同于陪臣。金主生辰及正旦，遣使致贺。

二、宋岁输银、绢各二十五万两、匹。金使至，又有馈赠。大使金二百两、银二千两，副使半之，币帛称是。

三、东以淮水，西以大散关为界。宋割唐、邓二州，及陕西余地。

就当时国力言，宋兵并非不能抗金。两国情势，不能以靖康为例。

一、因将帅人材不同靖康时

中国太平已久，人生不见兵革，庙堂之相，方镇之将，皆出童贯、蔡京、王黼、梁师成之门，无一可倚仗者。至南渡诸将帅，皆自营伍战阵建功自显。陈亮所谓“人才以用而见其能否”，又曰：“东西驰骋而人才出。”韩、岳诸将皆一时良选也。而金则老帅宿将，日就死亡，所用之人，未能尽如开国时之盛。

二、因南北地理不同

金以骑兵胜，在大河南北，平原旷野，东西驰突，为其所利。及至江淮之间，骑兵失所便。王庶谓：“淮上虚荒，地无所掠，大江浩渺，未可易渡，兵势不同曩（nǎng）时”，是也。吕颐浩疏：“臣顷在鄜延、环庆路，见我师与夏人接战，每迭胜迭负，未有败衄（nǜ）如今日之甚者。盖皆山险之地，骑兵非所利也。金人起燕、蓟，历赵、魏，至汴宋，皆平原旷野，骑兵驰突，步人不能抗。”今按玠（jiè）和尚原、仙人关诸捷是也。

三、因兵甲便习不同

北族以骑胜，宋非不知，故北宋防辽，常开塘泺（pō）植榆柳以限马足，唐书地理志：“渔阳有平虏渠，傍海穿漕以避海难。又其北涨海为沟以拒契丹，皆神龙中沧州刺史姜师度开。”则此制已远始唐代。又有拒马车、陷马枪等兵器。

惟承平久则渐弛。熙宁六年置军器监，兵械精利，称于一时。然至徽、钦宗时又滥恶。吕颐浩疏：“臣尝观夷人之军，兵器便利，衣甲坚密，所以多胜；中国之兵，兵器不便利，衣甲不坚密，所以多败。夷人皆是民兵，平时赋敛至薄，而缓急以丁点军，器甲鞍马，无非自办。平时家居，日逐擐（huàn）甲胄而习弓矢，所以器甲各适用。中国之军莫非黥（qíng）卒，器甲从官给，身躯短小者或得长甲，修长者或得短甲，不能挽七斗弓者或授以一石弓，力能胜两石弩者付之以三石弩。致弓弩不适用，反与短兵同。寒饥之卒，无力自办器甲。”今按：此为宋、金初交兵时强弱胜负一大原因。不仅器甲弓弩不适用，亦以承平日久，官库器甲率皆朽钝，虽有若无，宜不能与塞外以战斗为生命之新起民族相较。然积之十数年，各军自谋生存，此等弊病渐渐革除。韩、岳有“背嵬（wéi）军”，皆别置亲随，精选军中勇健者充之，屡建战功。

顺昌之战，兀术责诸将丧师，皆曰：“南朝用兵非昔比，元帅临阵自见。”兀术用“铁浮屠军”，皆重铠（kǎi）甲，戴铁兜鍪（móu），锜军以枪标去其兜鍪，大斧断其臂，碎其首。又兀术用“拐子马”，而岳飞以麻扎刀入阵破之。以长刀、长斧破骑兵，郭子仪败安禄山已然。军事必渐习而强，不能因其初弱，疑其后盛。而金人多用签军，亦不如其初起部族军之强悍。

四、因心理气势不同

系年要录卷三十七谓：“金人犯中国，所过名都大邑，率以虚声喝降，如探囊得之。积胜之威，直至兀术渡江，南兵皆望风披靡。”汪藻论诸将，时在建炎四年。谓：“张俊守明州，仅能少抗，敌未退数里间，遽狼狈引去，使明州无噍（jiào）类。韩世忠八、九月间兀术渡江在十一月。已扫镇江所储，尽装海舶，焚城郭为逃遁计。”此皆金兵先声夺人，使诸军无斗志。其后兀术在江南，形势穷蹙，自引北去，韩世忠遂横截之于江中。纵谓因金人饱掠，韩之兵卒利其财物，然其时韩军胆量，毕竟与前不同。世忠以八千人与金兵十万相持凡四十八日，自是金兵不复再有渡江之志。

世忠一人，前后勇怯迥异，正为当时诸将于积败之后，渐渐神志苏醒、勇气复生之一好例。后世读史者专据如汪藻等疏，以建炎以前事态，一概抹杀绍兴之抗战、实为不明当时心理气势转变之情形。宋人自言十三处战功无黄天荡，盖是役虽相持近五十日，而韩军终败。然其先已有张俊明州城下之捷，为十三处战功之第一处。又有陈思恭太湖之捷，继之遂有黄天荡之拒战。要之宋军不复如以前之望风奔溃，确然为事实也。

五、因地方财力不同

宋削方镇太过，然太祖时，如环州董遵晦、西山郭进，关南李汉超，皆尚优其禄赐，宽其文法。诸将财力丰而威令行，间谍精审，吏士用命，故能以十五万人而获百万之用。张方平语。而其时如江淮诸郡，皆毁城隍，收兵甲，撤武备，书生领州，大郡给二十人，小郡减五人，以充常从。号曰长吏，实同旅人。名为郡城，荡若平地。王禹称语。

北方自太宗以下，亦渐隳祖法。故时臣谓举西北二垂观之，若濩（hù）落大瓠（hù），外示雄壮，其中空洞了无一物。叶清臣语。欲兵之强，莫如多榖（gǔ）与财。宋祁语。而熙宁以来，财务益集中，州郡厢兵亦籍归中央，为置将领。地方无财无力，何以应急？

南渡以来，诸擅兵于外，稍自揽权，财力渐充，兵势自壮。高宗、秦桧，乃亟亟以收武臣兵柄，集权中央为务，至不惜屈膝金夷。何不对诸帅稍假借，犹足勉自树立也！胡寅论当时军队，（轮对劄子，见斐然集，文中有云：“陛下克己临政，九年于此”，则在绍兴五年也。）谓：“不屯田积粟，开口待哺。功状皆言不令斫（zhuó）级，行赏至于全队转授，以官命队。煮海榷酤（gū）之入，奄而有之。阛（huán）阓（huì）什一之利，半为所取。衣粮仰给大农，器械取于武库。总兵者以兵为家，自建炎以来，易置宰执凡四十余人，独将帅不可进退。近者四、五年，远者八、九年，军籍何自而无缺？”此皆所谓文吏之见，乃为秦桧所借口。叶正则论四屯，亦极斥当时军队纪律之坏，而曰“秦桧虑不及远”，则出事后持平之论也。

纵说宋军一时不能恢复中原，直捣黄龙，然使宋室上下决心抗战，金兵亦未必能再渡长江。强敌在前，正是策厉南方奋兴振作的一个好材料。惜乎高宗自藏私心，一意求和。殿中侍御史常同言：“先振国威，则和战皆在我；一意议和，则和战常在彼。”且绍兴十一年之和议，实为战胜而议和，战胜而割地，更与绍兴八年情节不同。

对内则务求必伸，对外则不惜屈服。

高宗非庸懦之人，其先不听李纲、宗泽，只是不愿冒险。其后，不用韩、岳诸将，一意求和，则因别有怀抱。绍兴十一年淮西宣抚使张俊入见，时战事方殷，帝问：“曾读郭子仪传否？”俊对以未晓。帝谕云：“子仪时方多虞，虽总重兵处外，而心尊朝廷。或有诏至，即日就道，无纤介怏望。故身享厚福，子孙庆流无穷。今卿所管兵，乃朝廷兵民。若知尊朝廷如子仪，则非特一身飨福，子孙昌盛亦如之。若恃兵权重，而轻视朝廷，有命不即禀，非特子孙不飨福，亦有不测之祸，卿宜戒之。”此等处可见高宗并非庸弱之君。惟朝廷自向君父世仇称臣屈膝，而转求臣下之心尊朝廷，稍有才气者自所不甘，故岳飞不得不杀，韩世忠不得不废。绍兴八年，赵鼎言：“士大夫多谓中原有可复之势，请召诸大将问计，恐他时议论，谓朝廷失此机会。”帝曰：“不须恤此，不和则梓宫、太后、渊圣无可还之理。”湖北京西宣抚使岳飞请增兵，帝曰：“上流地分诚阔远，宁与减地分，不可添兵。尾大不掉，古人所戒。”是高宗决心对内加强统治，而无意无对外恢复，其意态岂不十分鲜明乎？

岳飞见杀，正士尽逐，国家元气伤尽，再难恢复。这却是绍兴和议最大的损失。

朱子语类：“门人问中兴将帅还有在岳侯上者否？朱子凝神良久，曰：‘次第无人。’”武穆卒时，朱子已二十余岁，岂有见闻不确？武穆对高宗曰：“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天下自平。”能道此十字，武穆已足不朽矣。古今人自有不相及，近人以当世军阀误疑武穆，非也。

金人得此和议，可以从容整理他北方未定之局。一面在中原配置屯兵，事始绍兴十年十二月。一面迁都燕京。事在绍兴二十三年。本都上京，在吉林哈尔滨东之阿城县南方。中间休息了二十年，结果还是由金人破弃和约，而有海陵之南侵。事在绍兴三十一年。金主亮弑熙宗，又迁都汴，遂大举南伐，幸为虞允败于采石矶，金兵杀亮北还。又按：绍兴十七年，兀术死，尚言：“南军势强，宜加好和，十数年后，南宋衰老，然后图之。”南方自和议后，秦桧专相权十五年，卒在绍兴二十五年。忠臣良将，诛锄略尽。

察事之卒，布满京城，小涉讥议，即捕治，中以深文。而阿附以苟富贵者，争以挤陷善类为功。自桧用事，易执政二十八人，皆世无一誉，柔佞易制者。秦桧主和，自谓“欲济国事”，试问和议完成后，桧之政绩何在？则其为人断可见矣。夫对外和战，本可择利为之。而自桧以后，遂令人竟认对外主和为正义公论所不容。明怀宗以不敢与满洲言和误国，则桧犹不仅为南宋之罪人矣。

人才既息，士气亦衰。高宗不惜用严酷手段，压制国内军心士气，对外屈服，结果免不了及身再见战祸，亦无颜面再临臣下，遂传位于孝宗。在绍兴三十二年。

孝宗颇有意恢复，然国内形势已非昔比。

前有将帅，无君相。今有君相，无将帅。朱子言：“言规恢于绍兴之间者为正，言规恢于乾道以后者为邪。”故当孝宗初政，朱子上封事陛对，尚陈恢复之义，后乃置而不论。淳熙十五年，戊申十一月上封事，谓：“区区东南，事犹有不胜虑者，何恢复之可言乎！”遂极论当时弊政。而孝宗则谓：“士大夫讳言恢复，不知其家有田百亩，内五十亩为人强占，亦投牒理索否？士大夫于家事则人人理会深，于国事则讳言之，此其志可知矣。”不知力言恢复者，早已于高宗时诛逐殆尽。人才士气，须好好培养。不能要他即有，不要他即无。一反一覆，只有让邪人乘机妄为。

适金亦方盛。

时为金世宗，在位二十八年，号称文治，一时有“小尧舜”之誉，文物远胜辽、元。然大定中乱民独多。时金上下已渐染华风，金主尝谓宰臣曰：“朕尝见女直（即女真）风俗，迄今不忘。今之饮宴音乐，皆习汉风，非朕心所好。东宫不知女直风俗，第以朕故犹尚存之，恐异日一变此风，非长久之计。”又禁女直人不得改汉姓，学南人衣装，犯者抵罪。又曰：“女直旧风，凡酒食聚会，以骑射为乐，今则弈棋双陆。宜悉禁止，令习骑射。”又曰：“辽不忘旧俗，朕以为是，海陵习学汉人，是忘本也。”金主对于种族之见，深挚如此，其行政措心，如何得乎？则宜乎乱民四起矣。是金人统治中原，始终未臻稳定之地位。宋能惕厉自强，始终不以和局苟安，未见必难恢复也。就实际言，则当时南方政治尚不如北方。

仅得稍改和约。

宋主称金主为“叔父”。宋得称“皇帝”，改诏表为“国书”，易“岁贡”为“岁币”，余礼不能尽改。

岁币银、绢各减五万两、匹。

疆界如绍兴时。

孝宗抱志未伸，亦不愿老做此屈辱的皇帝，遂禅位于光宗。光宗又禅宁宗，乃闹出韩侂（tuō）胄的北伐。侂胄乃宋后韩氏之季父，排赵汝愚得政，因此遂极为当时士大夫清议所鄙厌。宋人杂说小记有云：“许及之对之屈膝，遂命同知枢密院事。值侂胄生辰，及之后至，阍（hūn）者拒之，俯由门中闸偻而入。时称‘由窦尚书，屈膝执政’。侂胄与众宾饮南园，过山庄，顾竹篱草舍，曰：‘此真由田舍间气象，但欠犬吠鸡鸣。’俄闻犬嘷（háo）业薄间，视之乃侍郎赵师泽也。程松市一妾献侂胄，名曰‘松寿’。侂胄曰：‘奈何与大谏同名？’（时松为谏议大夫。）曰：‘欲使贱名常达钧听，亦得同知枢密院。’”此等事未知尽可信否。要之，此一大臣集团，在其国内未能得多数之拥戴与信任，则断可知。宋本积弱，侂胄初得政，即鲁莽用兵，其惟有误国则亦宜矣。

结果宋兵败求和，杀韩侂胄自解。自孝宗和定以来，又四十余年。和约如次：

宋金为“伯侄”。如靖康故事。

银、绢各增十万两、匹。宋别犒军三百万两。

余如旧。

然侂胄兵败议和之年，即蒙古铁木真称帝斡难河之岁。此后宋、金皆衰，只坐待著蒙古铁骑之来临。史弥远继侂胄后，相宁宗十七年；立理宗，又独相九年。贾似道继之，襄阳围已急，尚坐葛岭，与群妾斗蟋蟀。私与蒙古议和而称鄂州围解，诏论功行赏。元人来申好，县城征岁币，则密令拘之。以利啖太学生，厚其馈给，诸生啖其利而畏其威，亦莫敢言者。南宋自秦桧以下，相臣皆非，遂以不振。至成吉思汗之伐鑫，距海陵南迁，不过五十八年，而女真已衰。则金、宋之存，正因其互不振作而已。

五、南宋之财政

宋之南渡，对金既不能伸其挞伐，屈膝求和，则惟有敲脂剥髓，以奉岁币；而其国内又仍不得不养军以自守；于是财用遂陷绝境。

南宋疆域，较之全宋时仅及其半，而其国用赋入，乃超出于全宋之最高额。陈止斋云：“方今版图仅及承平之半，而赋入过宣和之数。”是也。

当时学者至谓“自有天地，财用未有如今日之比者”。叶水心语。

叶水心外稿应诏条奏财总论有云：“祖宗盛时，收入之财，比于汉、唐之盛时一再倍。熙宁、元丰以后，随处之封桩，役钱之宽剩，青苗之结息，比治平以前数倍。而蔡京变钞法以后，比熙宁又再倍。渡江以至于今，其所入财赋，视宣和又再倍。”

若以追比唐代，征敛之目，所增且十倍。

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论宋代丁钱本末，谓：“唐初之庸，杨炎已均入两税，而后世复有差役，是取其二。王安石令民输钱免役，而绍兴以后所谓耆（qí）户长、保正雇钱复不给，是取其三。又有丁钱，是取其四。一有边事，免夫之令又不得免，是力役之征，取其五矣。若论调，则有折税，有和预买，川路有激赏，东南有丁绢，是布缕之征亦三矣。论租，则有税米，有义仓，有和籴（dí），而斗面加耗之输不与，是榖粟之征亦三矣。通而论之，盖用民力，已超唐十倍，民安得不困？”

然此犹曰正供也。其他杂取无艺，更不堪言。举其尤著有曰“诗、总制钱”者。

经制起于宣和，总制起于绍兴。所谓经制钱者，由宣和末陈亨伯为经制使所创之一种杂征，建炎中复行之。绍兴五年，以总制司为名，遂因经制之额又增析为总制钱。其法如添酒钱、添卖糟钱、典卖田宅增牙税钱、官员等请给头子钱、楼店务增三分房钱等，当时谓其“敛之于细而积之甚众”者是也。

又有曰“月桩钱”者。

此制亦起于绍兴，以军资供亿，令本路计月桩办，故名。当时称其“名色类多违法，最为一方细民之害”者。其可数说者，有曲引钱、纳醋钱、卖纸钱、户长甲帖钱、保正牌限钱、折纳牛皮筋角钱；，讼者败有罚钱，胜则令纳欢喜钱。

又有曰“板帐钱”者。

此亦军兴后所创。时称：“输米则增收耗剩，交钱则多收糜费。幸富人之犯法而重其罚，恣胥吏之受脏而课其入。索盗脏则不偿失主，检财产则不及卑幼。亡僧绝户，不俟核实而入官。逃产废田，不为消豁而抑纳”。诸如此类，有司固知其非法，盖以板帐额重，亦别无他策也。

其尤无理者曰“折帛钱”。

折帛原出于和买，其制始北宋咸平中。方春预支钱与民济其乏，至夏秋令输绢于官。是则其先由官给钱，故称“预买”。继则官不给钱而白取，又后则反令以每匹之价折纳现钱而谓之“折帛”。陈止斋曰：“今之困民莫甚于折帛。然建炎初行折帛止二贯，户部每岁奏乞指挥，未为常率。四年为三贯省。绍兴二年为三贯五百省，四年为五贯二百省，五年七贯省，七年八贯省，至十七年有旨稍损其价。”林大中、杨万里疏，皆谓“两缣（jiān）折一缣之直”也。

州郡上供钱亦逐年增升，极朘（juān）削之能事。

淳熙五年，湖北漕臣言：“鄂、岳、汉阳自绍兴九年所收财赋，十分为率，储一分充上供。如十三年年增二分，鄂州元储一分钱一万九千五百七十缗，今已增至一十二万九千缗；岳州五千八百余缗，今增至四万二千一百余缗；汉阳三千七百缗，今增至二万二千三百余缗。民力凋弊，无所从出”云云，是尚在孝宗时也。

南宋政府，所以取于民者如此，其民乌得而不困，其国亦乌得而不亡！

六、南宋金帝系及年历

（一）南宋

南宋凡九主，一百五十三年。

（二）金

金九主，百二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