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编 隋唐五代部 第二十二章 统一盛运之再临 隋室兴亡及唐初

中国经过四百年的分崩动乱，终于盛运再临，而有隋唐之统一。

一、隋代帝系及年历

隋代三帝，三十九年。

自开皇九年灭陈，统一中国，迄于灭亡，不过三十年。下开唐室，正与西汉前的秦代一样。

二、隋代国计之富足

隋室虽祚短运促，然其国计之富足，每为治史者所艳称。自汉以来，丁口之蕃息，仓廪府库之盛，莫如隋。

按：当时齐、周户数合计，已超踰魏孝文迁洛时一百万，较之江南陈氏所有，踰十二倍。口数踰陈氏几及十五倍，较西晋太康全国统一时，几踰一倍。此亦北方政治已上轨道之证。

又按：后周禅隋，有户三五九九六〇四，开皇九年平陈，又收户五〇〇〇〇〇；至大业二年，前后二十六年，户增四八〇七九三二。通典谓：“时承周、齐，人依豪室，禁纲隳紊，奸伪尤滋。高炯建输籍之法，定名轻数，使人知为浮客，被疆家收大半之赋；为编氓，奉公上，蒙轻减之征。先敷其信，后行其令，烝庶怀惠，奸无所容。隋氏资储，遍于天下，人俗康阜；颎之力焉。”盖隋政仍沿北魏均田制以来用意，脱私户，归公家，而达于完全成功也。

自晋至隋户口一览：

晋武帝太康元年户 2,459,800
口 16,163,863宋孝武帝大明八年户 906,870
口 4,865,501齐梁未详陈户 500,000
口 2,000,000魏孝文迁洛比晋太康倍而有余，约五百万户。尔朱之乱户 3,375,368
小郡户 20；口一百而已北齐户 3,032,528
口 20,006,880北周户 3,590,000
口 9,009,604隋大业二年户 8,907,536
口 46,019,956

隋制多沿于周，然周时酒有榷，盐池、盐井有禁，市有税，隋初开皇三年。尽罢之，所仰惟赋调，亦复甚轻。

调绢一匹者减为二丈，役丁十二番者减为二十日。九年平陈，给复十年。自余诸州，并免当年租税。十年，百姓年五十者，输庸停役。十二年河北、河东田租三分减一，兵减半，功调全免。

所以府库充盈者则有数端：

一、周灭齐，隋灭陈，均未经甚大之战祸，天下宁一，已有年数。

二、自宇文泰、苏绰以来，北朝君臣大体均能注意吏治。隋承其风而弗替。

帝受禅，杨尚希上表，以为：“今郡国倍多于古，或地无百里，数县并置；或户不满千，二郡分领；人少官多，十羊九牧。”帝嘉之，遂罢天下诸郡。时剌史多任武将，不称职，柳彧上表谏，多为罢免。又制刺史不督军，别置都尉，使军民分治。又使彧持节巡河北五十二州，奏免长吏脏污不称职者二百余人。开皇三年，长孙平为度支尚书，奏令民间立义仓，自是州里丰衍。其他长吏，多有吏干惠政，为当时所称。如歧州刺史梁彦光、相州刺史樊叔略、新丰令房恭懿等。惟惜隋史遗阙，不能详载。如刘仁恩、韩则等见张煚、高构诸传。又如苏威之责五品不逊，立“余粮簿”，威好立条章，每岁责民间五品不逊，或答云：“管内无五品家。”又为“余粮簿”，欲使有无相赡，时议以为烦迂，罢之。威尝谓：“江南人有学业者，多不习世务”，此可见当时南、北学风之异也。辛公义、刘旷之听讼，公义露坐狱中以听讼，讼者系狱，则宿听事，不归寝阁。旷则称说义理，晓谕讼者，而不决其是非。王伽之纵囚，伽罢遣防送卒，纵流囚李参等七十余人，与约期至京，曰：“如致前却，当为汝受死。”参等皆如期。至唐太宗纵囚，亦承此等风气而来也。此等俨如在王莽、光武之世。自非社会经学儒术流行既久，不能有此。当时如牛弘、薛道衡、李谔、高炯、李德林、苏威之徒，皆以学人而通达政术。裴政定律，尤为后所依用。宇文、高氏之世，死刑有五，曰磬、绞、斩、枭、裂；又有门房之诛。隋律死刑斩、绞二者；非谋反大逆无族刑；改鞭曰仗，改杖为笞；定笞、杖、徒、流、死五等。若知隋代学风世化如此，则吏治之渐上轨道，自不足奇。

三、其尤要者，则为中央政令之统一，与社会阶级之消融。古代之贵族封建，以及魏、晋以来之门第特权，至此皆已消失。全社会走上一平等线，而隶属于一政权之下。故下层之负担尚甚轻，而上层之收入已甚足。

此层乃隋代与西汉不同之点。西汉积高、惠、文、景三世四帝六十年之休养，至武帝而始盛；隋则文帝初一天下，即已富足。盖汉初尚未脱封建蜕，有异姓、同姓诸王侯，自韩、彭菹醢（hǎi），迄于吴、楚称兵，财富不能集于中朝。中央政权所直辖者，不及全国三分之一。王室虽恭俭，而诸王侯封君莫不骄奢自纵，与隋初形势大不同。

至于王室生活之节俭，仅其余事。

惟吏治已上轨道，社会上特殊势力已趋消失，对外无强敌之胁迫，此时的统治权所急切需要者，乃为一种更高尚、更合理的政治意识，而惜乎隋文帝说不到此。

隋文奋励为政，坐朝或至日昃，五品以上引之论事，宿卫传飧而食，勤于吏治而无大度。开皇十四年大旱，是时仓库盈溢，乃不放赈，令民逐粮。唐太宗谓其“不怜百姓而惜仓库”。仁寿元年，诏减国子学生只留七十人，太学、四门、州、县并废，虽有谏者不听。隋文殆以空设学校为糜费也。

在其末年，天下储积，足供五、六十年，遂以招来炀帝之奢淫。

炀帝大业二年置洛口仓，仓城周围二十余里，穿三千窖。又置回洛仓，仓城周围十里，穿三百窖，窖容八千石，共可积米二千六百万石。李密藉以为乱，凭人负取，群盗来就食者并家属近百万口。

三、炀帝之夸大狂

炀帝即位，即营建东都，每月役丁二百万。

炀帝诏：“南服遐远，东夏殷大，因机顺动，今也其时。”为适应大一统之局面而建设新中央，自魏孝文已有此计划矣。

元年开通济渠，引糓、洛水达河，引河入汴，引汴入泗以达淮。

魏孝文告李冲：“欲自邺通渠于洛，从洛入河，从河入汴，从汴入清，以至于淮。南伐之日，下船而战，犹开户而战。此乃军国之大计。”则魏孝文亦已先有此意，至隋炀而实现。此乃为贯通中国南、北两方新形势之伟大工程也。

遂南游扬州。

渠广四十步，旁筑御道，自长安至江都筑离宫四十余所。造龙船四重，高四十五尺，长二百尺，挽船士八万，舳舻相接二百里，骑兵翼两岸。

三年，北巡榆林，甲士五十万。幸启民可汗帐，筑长城。四年又筑。

四年，开永济渠，引沁水南达河，北通涿郡。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

六年，通江南河，自京口至余杭，长八百里，广十丈。

八年，亲征高丽，发兵踰百万，分二十四军。九军渡辽凡三十万，还至辽东者不足三千人。

九年、十年，再伐高丽，天下遂乱。

这是炀帝的夸大狂。一面十足反映出当时国力之充实，一面是炀帝自身已深深染受了南方文学风气之薰陶。

隋文平陈，以炀帝为扬州总管，镇江都，置学士至百人，常令修撰，成书万七千余卷。此等皆沿齐、梁故习。又按：炀帝在扬州，聚书至三十七万卷。在此时期，炀帝殆已深深呼吸到南方文学的新空气。

史称炀帝早年“沉深严重，史亦以此四字描写文帝。朝野属望。文帝幸其第，见乐器弦多断绝，又有尘埃。尤自矫饰，时称仁孝。”则炀帝此时意态尚不同。帝好吴语，正见其染南风之深。在江都谓萧后曰：“侬不失为长城公，卿不失为沈后”，其欣慕南朝可想。

其后常以文学自负。

谓：“天下皆谓朕承袭绪余，以有四海；设令与士大夫高选，亦当为天子矣。”

朝臣至有以文词见忌死者。

薛道衡死，帝曰：“能作‘空梁落燕泥’否？”王胄死，帝诵其佳句曰：“‘庭草无人随意绿’，复能作此语邪？”惟此均不载于隋史，而通鉴收之。

当时北朝虽以吏治、武力胜过南方，若论文学风流，终以南朝为胜。

北齐书魏收传：“魏收、邢卲更相訾（zǐ）毁，各有朋党。卲云：‘江南任昉（fǎng），文体本疏，魏收非直模拟，亦大偷窃。’收曰：‘伊常于沈约集中作贼，何意道我偷任昉！’时人谓：‘见邢、魏之臧否，即是任、沈之优劣。’”又元文遥传：“济阴王晖业尝大会宾客，有人将河逊集初入洛，诸贤皆赞赏之。”

文帝只知有吏治，光武亦尚吏治，而能文之以儒术，为隋文所不如。并无开国理想与规模。若使有苏绰、王通诸人佐之，必然另有一番气象。炀帝则染到了南方文学风尚，看不起前人简陋。此在文帝时，朝廷一切仪注礼文，早有摆弃北周，改袭齐、陈者。一因北周模古，简陋之中杂以迂怪，风尚所趋，转向齐、陈，一也。二则文帝篡周，尽屠宇文氏，盖自有私意欲超出其上，不甘因循，二也。然文盛之弊，则至炀帝时而始著。

隋书文学传谓：“炀帝初习艺文，有非轻侧之论。暨乎即位，一变其风。其与越公书、建东都诏、冬至受朝诗及拟饮马长城窟，并存雅体，归于典制。虽意在骄淫，而词无浮荡。故当时缀文之士，遂得依而取正焉。”此谓“意在骄淫”，即承南方文学风尚也。谓“词无浮荡”，则承北朝苏绰诸人之影响。又按：唐天授时，左补阙薛谦上疏，谓：“晋、宋只重门资，有梁雅爱属辞，陈氏特珍赋咏。逮至隋室，余风尚存。开皇中，纳李谔之论，下制禁断文笔浮辞。炀帝嗣兴，又变前法，置进士等科。于是后生之徒，相复仿效，缉缀小文，名之策学。不以指实为本，而以虚浮为贵。”是炀帝之设进士科，虽非专考诗赋，然要为沿袭南朝尚文之风气，在唐初尚多知之者。

狂放的情思，骤然为大一统政府之富厚盛大所激动，而不可控勒。于是高情远意肆展无已，走上了秦始皇的覆辙。

炀帝雄才大略不如始皇，而同为带有极度的贵族气分，故两人皆不能恤民隐。当时南方文学，本为变相贵族之产物也。炀帝外慕经术，内好文学，则颇似汉武。

能把南方的文学与北方吏治、武力绾（wǎn）合，造成更高、更合理的政权，则是唐太宗。隋代政制承南、北，大抵政风颇沿北周，礼文兼采齐、陈。唐承其后，犹汉之袭秦，唐制即隋制也，惟运用者之精神特为有殊耳。其隋制兼承南、北之详，当读隋书各志。

又按：唐臣多出贵胄，唐高祖，西魏八柱国唐公李虎孙，周明敬、隋文献皇后之外戚，娶周太师窦毅女。毅，周太祖婿。宰相萧瑀（yǔ）、陈叔达，梁、陈帝王之子。裴矩、宇文士及，齐、隋驸马都尉。窦威、杨恭仁、封德彝、窦抗，并前朝师保之裔。其将相裴寂、唐俭、长孙顺德、屈突通、刘政会、窦轨、窦琮（cóng）、柴绍、殷开山、李靖等，并是贵胄子弟。故唐制得斟酌南、北，开国即规模宏远，汉、宋所不逮。

四、唐代帝系及年历

唐代凡二十帝，二百九十年。

五、贞观之治

唐太宗是中国史上一个杰出的君主。自称：“年十八便为经纶王业，北剪刘武周，西平薛举，东擒窦建德、王世充。二十四而天下定，二十九而居大位。四夷降伏，海内乂（yì）安。”自谓：“古来英雄拨乱之主，无见及者。”

贞观之治，尤为后世所想望。

其一朝贤臣，如王珪（guī）、房玄龄、杜如晦、温彦博、李靖、魏征、戴胄之类，指不胜屈。

太宗既英才挺出，又勤于听政。

录刺史姓名于屏风，坐卧观之。得其在官善恶之迹，皆注名下。又常遣员巡察。命百官五品以上，得上封事，极言得失。又命更宿中书内省，数延见问民疾苦。

其君臣上下，共同望治，齐一努力之精神，实为中国史籍古今所鲜见。其详见吴兢著“贞观政要”一书。

然贞观时代之社会情况，实未必胜于大业。

自隋大业七年至唐贞观二年，朔方梁师都部下降。前后十八年，群雄纷起者至百三十余人，拥众十五万以上者，多至五十余，民间残破已极。

贞观元年关中饥，米斗直绢一匹。二年，天下蝗。戴胄谓：“每岁纳租，未实仓廪。随时出给，才供当年。”三年，大水。四年，始大稔（rěn），流散者得归。

是年，高昌王曲文泰入朝，谓：“见秦陇之北，城邑萧条，非复有隋之比。”史称是年“米斗不过三四钱，终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东至海，南极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jī）粮，取给于道路”，恐有过分渲染。亦见复苏不易。

六年，君臣请封禅；魏征谏，谓：“自伊、洛以东，至于海、岱，烟火尚稀，灌莽极目。”

适会河南、北数州大水，事遂寝。太宗即位仅六年，免离饥馑二年，幸破突厥，遽议封禅，苟非魏征直谏，贞观治绩，恐即自此衰矣。十一年，魏征上疏，尚谓：“隋之府库、仓廪、户口、甲兵之盛，考之今日，安得拟伦！”马周上疏亦谓：“今之户口，不及隋之十一。”

贞观初，户不满三百万。永徽元年，户部奏：“去年进户十五万，今见有户三百八十万。”而隋开皇中有户八百七十万。直至玄宗天宝十三载，始有户九百六十一万九千余，为唐之极盛，乃始与隋氏相比。历代户口数，虽有隐漏或夸饰，不可尽信，然大体可资以见世运之盛衰升降。

正惟如此，故太宗一朝君臣，每每以有隋相警惕，不敢骄纵荒佚，而成治世。

魏征所谓：“隋以富强动之而危，我以寡弱静之而安。”马周谓：“贞观初率土荒俭，而百姓不怨。今十一年。比年丰穰（ráng），匹绢得粟十余斛，而百姓怨咨。以为陛下不忧怜之，又所营为者，颇多不急之务也。”此皆从上下心理上说明贞观之治之真实背景。

一到唐玄宗时，社会富庶已与隋代相似，而天宝之乱，亦乃与隋炀相差不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