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族世袭的封建制度，早在战国、秦、汉年间彻底打破。然而东汉以来的士族门第，他们在魏晋南北朝时代的地位，几乎已成为变相的封建了。
东汉士族地位的获得，本由当时的察举制度。三国丧乱之际，“士人流移，考详无地。”卫瓘语。用兵既久，人材自行伍杂进。“郎吏蓄于军府，豪右聚于都邑。”李重语。两汉文治精神所托命的州、郡察举制，一时逆转，而倒退为秦、汉初年之军功得官。要对此种情况加以救挽，于是有魏尚书陈群之“九品官人”法。事起延康元年，始议则自何夔。
朝廷用人委之尚书，然尚书“不能审核天下人才士庶，刘毅所谓“一吏部、两郎中，而欲究鑑人物，何异以管窥天？”但又不愿漫无标准，一切委之军队或私人关西。于是委中正铨第等级，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级。凭之授受。”通典语。
州置“大中正”，郡置“小中正”。自汉末舍之州牧，于是州在郡上，自成一级。大中正以“本处人任诸府公卿及台省郎吏有德充才盛者为之”。通典语。故“中正”乃中央官之兼职。故晋书职官志别无“中正”之官。
中正何以必须本处人任之？因非此无以熟知各本处之人才。中正何以必须中央官兼职？因乱离之际，人才集中中央，就近访察为便。
各地郡中正可以各就所知，汇报各本州大中正。大中正得根据乡评，定其品级与进退。
通典云：“其有言行修著，则升进之；或以五升四，以六升五。倘或道义亏阙，则降下之；或自五退六，自六退七。”
此虽为军政状态下一时之权宜，然其初“犹有乡论余风”。卫瓘语。故其后有“正始胜流”之目。李重语。今按：此制与州、郡察举有相异者两点：
一、州、郡察举之权在地方官，而州大中正则为中央官之兼职。故士庶求出身者，于察举制度下必须归于地方，而在中正制度下则须奔集中央。
此制本因人才不在乡里而立。但既立此制，则有使人才永不反归乡里之势。
二、州、郡察举只为士人进身之初步，至于以后在官职位之升降与转移，则与察举无关。
九品中正于各本州人士，无论已仕、未仕，皆以入品。
魏志常林传注引魏略，谓：“中正差叙，自公卿以下至于郎吏，功德材行所任。”卫瓘谓：“其始乡邑清议，不拘爵位”，故居官者因清议而进退。谅陈群初意，盖欲藉此澄清当日浊乱之官场也。陈寿父死有疾，使婢丸药，乡党贬议，遂致沉滞。后又因遵遗嘱葬母洛阳，坐不以母归葬，再致废辱。东晋温嶠为丹阳尹，平苏峻有大功，司徒长史以嶠母亡遭丧不葬，下其品。
如是则官位之升降，乃不系于居官服务之成绩，而操于中正之“品状”。
“品”者履行，“状”者才能、绩效。中正可得定“品”，不能知“状”。应于入仕之后，别有考课之法。今品、状均付于中正。如王嘉叙吉茂虽在上第而状甚下，云其“德优能少”是也。此制初意，本欲使官人之权不操于在下，而结果转使在下者持官人进退之柄。故刘毅谓：“虽职之高，还附卑品，无绩于官，而获高叙。是为抑功实而隆实名，上夺天朝考绩之分，下长浮华朋党之士。”又按：州、郡察举，每岁不过数人，故易识别；中正品状，同时网罗合境人才，势难周悉。于是只凭门第，兼采虚誉，虽欲中正，亦不能得。此又为察举制与中正制相异之一点。
关于第二点，魏夏侯玄已求矫正。
谓：“中正但当考行伦辈，铨衡专于台阁，不必使中正干铨衡之机。众职各有官长，但使官长各以其属能否献之台阁；台阁则据官长能否之第，参以乡闾德行之次，拟其伦比，勿使偏颇。”
但当魏、晋之际，司马氏正结欢强族，自谋篡窃，夏侯玄不免杀身之祸，集权中央之政见，难见实施。
关于第一点。西晋统一以后，刘毅、卫瓘、李重诸人均有论列。九品中正本系三国军政时代之权宜办法，今天下复归一统，自当仍将察举权付之地方长官，不必再要一个中正。
此亦所谓“土断”。卫瓘云：“臣等以为宜拟古制，以土断定。自公卿以下，皆以所居为正，无复悬客，远属异土。如此则同乡邻伍，皆为邑里，郡县之宰，即以居长。尽除中正九品之制，使举善进才各由乡论。如此则下敬其上，人安其教也。”
然而当时世族门第之势力已成，九品中正制正为他们安立一个制度上之护符。中正“计资定品，惟以居位为贵。”亦卫瓘语。“据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孙，即当途之昆弟。”段灼语。“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刘毅语。高门华阀，有世及之荣；庶姓寒人，无寸进之路。此为当时尽人皆知之事实。在此形势下，故家大族，虽无世袭之名，而有世袭之实，因此这一个制度终于不能废弃。陆机荐贺循、郭纳表，谓：“伏思台郎所以使州州有人，非徒以均分显路，惠及外州而已。诚以庶士殊风，四方异俗，壅隔之害，远国益甚。至于荆、扬二州，户各数十万，今扬州无郎，而荆州、江南乃无一人为京城职者，诚非圣朝待四方之本心。”观此知西晋北方士族擅朝政之概。宜乎元帝渡江，有“寄人国土，心常惭愧”之语也。
两汉官人，与察举制相辅并行者，尚有学校与考试。东汉的累世经学，即为造成门阀之一因，但到门阀势力一旦长成，学校与考试制度即不重要，难以存在。
汉末丧乱，天下分崩，学校自无存立之地。魏黄初、文帝。太和、青龙明帝。中，屡次想振兴学校，然而“高门子弟，耻非其伦”。齐王芳时刘馥语。博士既无高选，来者只为避役而已。
两汉由博士入官者，多至公卿。魏高柔疏：“博士迁除，限不过长。”最低级之地方官。其升迁既有限，宜遴选不得其人矣。
中央的尊严已倒，王政转移而为家教，自然高门子弟不愿进国立的太学。
国立太学的传统教育为六经与礼乐，而当时名门世族的家庭风尚，是庄老与清谈。六经礼乐本求致用，此两汉之学风。庄老清谈则务于自娱。中央政府无权驾驭世族，世族亦不愿为中央所用。
直到东晋成帝时，咸康三年。还有人国子祭酒袁环、太常冯怀。以为江左寖安，请兴学校。遂重立太学，征求生徒。然当时士大夫多讲庄老，看不起儒家，终于没有人来理会。
宋文帝立玄、史、文、儒四学，乃以玄为首，国立太学改讲庄老玄谈。然庄老根本理论便不承认国家有教育人民之必要。宜乎南朝立学，皆旋立旋废，亦仅为具文而已。
中央既无登用人才之权，如何再能鼓舞人心来受中央的教育？
九品中正制已为门第势力安置一重政治上外在的护符。晋室东迁，中原衣冠，追随南渡者，依借勤王之美名，又在政治上自占地步。故当时有侨姓、吴姓之别。
过江者为“侨姓”，王、谢、袁、萧为大。东南则为“吴姓”，朱、张、顾、陆为大。吴姓不如侨姓。
东南本为胜国，自不敢比望中原。南士无仆射，多历年所。齐孝武帝欲以张绪为右仆射，以问王俭，俭曰：“绪少有清望，诚美选，然南士由来少居此职。”乃止。褚彦回曰：“江右指东晋。用陆玩、顾和，皆南人也。”俭曰，“晋氏衰政，不可为则。”
而侨姓中又分早、晚渡江之不同。
杜骥兄坦告宋文帝：“臣本中华高族，亡髙袓因晋氏丧乱，播迁凉土。直以南渡不早，便以荒伧赐隔。”
中央政府本属虚置，只得对之优借。
故“甲族以二十登仕，后门以过立试吏”。梁书高帝纪。宋、齐以来，甲族“起家即为秘书郎”。南史张赞传。帝王偶尔破格用人，便足自傲。
梁武帝以张率为秘书丞，谓曰：“秘书丞天下清官，东南望冑未有为之者，今以相处，为卿定名誉。”
这都是当时政治上的不成文法，为故家世族拥护权益。
故家世族为要保守他们的特权，亦复处处留神，一步不放松。最紧要的自属婚姻制度，这是保守门阀一道最重要的防线。齐代王源嫁女富阳满氏，沈约至特上弹章。沈文云：“自宋氏失御，礼教凋衰，衣冠之族，日失其序。”可见当时门第势力已日就隳弛。又云：“源见告穷尽，因与满为婚，聘礼五万。源先丧妇，以所骋余直纳妾。”是门第之混淆，大率由于贫富之颠倒也。侯景请娶于王、谢，梁武帝谓：“王、谢门高非偶，可于朱、张以下访之。”
不仅他们对于婚姻制度如此谨严，即日常私人交接，亦复故意的装身分，摆架子，好像他们果然舆别人有一种不可踰越的界线。
中书舍人王弘为宋太祖所爱遇，谓曰：“卿欲作士人，得就王球坐。若往诣球，可称旨就席。”及至，球举扇曰：“若不得尔。”弘还启闻，帝曰：“我便无如此何。”纪僧真幸于宋孝武帝，曰：“臣小人，出自本州武吏，愿就陛下乞作士大夫。”帝曰：“此事由江斅、谢蕍，我不得措意，可自诣之。”纪承旨诣斅，登榻坐定，斅命左右移吾床让客。纪丧气而还，帝曰：“士大夫固非天子所命。”
士大夫在政治上的官爵以外，别有其身分与地位，此事从东汉以来已有之。除却道德、学问等问题不论。惟东汉尚为名士，而至此遂成贵族。名士及身而止，贵族世袭罔替。然而士大夫特意装身分的故事，至宋、齐以下而转盛，永明中，王俭与贾渊撰百家谱，谱学亦自此乃盛也。这便是告诉我们，当时士族门第的界线，实已将次破坏了。还有一事可以见出当时士族门第势力消长之朕兆者，便是朝廷御史官之轻重。御史本为朝廷振肃纪纲之官，当时士族既目无中央，自不乐于有此职。此在宋、齐时极显见。
宋延颜之为御史中丞，在任纵容，无所举奏。王球甚矜曹地，从弟僧朗除中丞，谓曰：“汝为此官，不复成膏粱矣。”齐甲族多不居宪职，王氏分枝居乌衣者为官微减，王僧虔为中丞，曰：“此是乌衣诸郎坐处，我亦试为耳。”故齐明帝谓“宋世以来无严明中丞”。
但梁、陈以下，御史官遂多称职，此亦世族渐失地位之一征。
江淹弹中书令谢朏等，齐明帝称为“近世独步”。张缅居宪司，号劲直，梁武帝至遣工图其像于台省。其它如张绾、到洽、孔休源、臧盾、江革、皆在梁。孔奂、袁宪、徐陵、宗元饶等，皆在陈。皆以任御史举职称。
士族门第同时亦在北方留存，但北方的士族其境遇与南方不同。
一、南渡者皆胜流名族，在当时早有较高之地位，其留滞北方不能南避者，门望皆较次。故思想上南渡者皆能言清玄，而留北者，皆较笃实。（时称“鄙俗”。）
二、南渡衣冠，藉拥戴王室之名义，而朘削新土，视南疆如殖民地。北方士族则处胡族压逼之下，不得不厚结民众，藉以增强自己之地位，而博得异族统治者之重视。故南士借上以凌下，北族则附下以抗上。情势既异，其对各方态度亦全不同。
三、南方士族处于顺境，心理上无所忌惮，其家族组织之演进，趋于分裂而为小家庭制。
宋孝建时，孝武帝。周朗魏书刘骏传以为周殷。上书献谠言，谓：“今士大夫父母在而兄弟异计，十家而七。庶人父子殊产，八家而五。其甚者，乃危亡不相知，饥寒不相恤。”隋卢思道聘陈，嘲南人诗曰：“共甑分炊饭，同鐺各煮鱼。”日知录卷十三有“分居”一条论及此。
北方士族处于艰苦境况下，心理上时有戒防，时抱存恤之同情，其家族组织之演进，趋于团结而为大家庭制。
宋书王仲德传：“北上重同姓，谓之骨肉，有远来相投者，莫不竭力营赡。”南人则有邻而各自为族者。河北有薛、马两姓，各二千余家。北史薛允传。薛安都，河东汾阴人，世为疆族，族众有三千余家。宋书。杨播、杨椿兄弟，“一家之内，男女百口，缌服同爨。”其家仕魏有七郡太守、三十二州刺史。魏书节义传：“博陵李氏七世共居同财，家有二十二房，一百九十八口。”其它六世、五世、四世同居者甚多。又颜氏家训谓：“北土风俗，率能恭俭节用，以赡衣食。江南奢侈，多不逮焉。”南北奢俭之风，亦因处境积虑而异。家训又云：“江左不讳庶孽，丧室之后，多以妾滕终家事。河北鄙于侧出，是以必须重娶。”此亦因家庭制度之大小而异也。
故南方士族直是政治权利上之各自分占，而北方士族则几成民族意识上之团结一致。当时异族视之，亦俨如一敌国，比之刘渊、石勒，不敢轻侮。
宋孝王关东风俗传谓：“文宣之代，政令严猛，羊、毕诸豪颇被徙逐。至若瀛、冀诸刘，清河张、宋，并州王氏，濮阳侯族，诸如此辈，一宗近将万室，烟火连接，比屋而居。献武初在冀郡，大族蝟起应之。侯景之反，河南侯氏几为大患，有同刘元海、石勒之众也。”南齐书：“刘怀珍，北州旧姓，门附殷积，启上门生千人充宿卫，孝武大惊。”以为南方所少有也。又按：北史毕义云传：“毕家兖州北境，常劫掠行旅为州里患。其家私藏工匠，有十余机织锦，自造金银器物。”又北齐书循吏宋世良传：“清河东南曲堤，为成公一姓蟠居。群盗多萃此。谚云：‘宁度东吴、会稽，不历成公曲堤。’”北方豪姓亦多仗暴力为奸利者。要之其自身具有一锺力量，与南方贵族仰赖于政治势力者不同。
四、南方士族早有地位。故不頋再经心世务，高门大族门户已盛，令、仆、三司可安流平进，故不屑竭智尽心，以邀恩宠。乃相尚为庄老玄虚。北方士族处异族统治之下，既不能澄清驱攘，只有隐忍合作，勉立功业以图存全，故相尚为经术政务。处异族统治下，惟经术可以进退自全，如刑名、纵横，皆危道也。
故南方士族不期而与王室立于对抗之地位，其对国事政务之心理，多半为消极的。北方士族乃转与异族统治者立于协调之地位，其对国事政务之心理，大体上为积极的。
因此南方东晋以至南朝，历代王室对士族不断加以轻蔑与裁抑，而南方士族终于消沉。北方自五胡迄元魏、齐、周，历代王室对士族逐步加以重视与援用，而北方士族终于握到北方政治之中心势力，而开隋、唐之复盛。唐代士大夫多沿北朝氏族。
北方门第至元魏时亦有郡姓、国姓之目。“郡姓”为汉族。
山东以王、崔、卢、李、郑为大。关中以韦、裴、柳、薛、杨、杜首之。
“国姓”即鲜卑。
亦称“虏姓”，代北以元、拓拔。长孙、拔拔。宇文、于、勿忸于。陆、步六孤。源、秃发贺，太武赐姓。窦纥豆陵。为首。
魏孝文迁都，诏以门第选举。
诏曰：“代人先无姓族，虽功贤之胤，无异寒贱，故宦达者位极公卿，其功、衰之亲仍居猥任。其穆、陆、贺、刘、楼、于、嵇、尉八姓，且下司州、吏部，勿充猥官，一同四姓。范阳卢、清河崔、荥阳郑、太原王。自此以外，应班士流者，寻续别敕。其旧为部落大人，而皇始以来，三世官在给事以上，及品登王公者为姓。若本非大人，而皇始以来，三世官在尚书以上，及品登王公者，亦为姓。其大人之后，而官不显者为族。若本非大人而官显者亦为族。凡此姓族，皆应审覆，勿容冒伪。”
在孝文之意，一面因为忻慕汉化，重枧汉士族之门第；一面则实欲援借汉族门第制度来保护鲜卑族的政治地位。当时北方门第有“膏粱”、三世有三公。“华腴”、三世有令、仆。“甲姓”、三世有尚书、领、护。“乙姓”、三世有九卿、方伯。“丙姓”、三世有散骑常事、太中大夫。“丁姓”三世有吏部正员郎。之目，秀才、州主簿、郡功曹，非四姓不在选。亦几乎是一个变相的世袭。孝明时，清河王怿上表，谓：“孝文制出身以门品，高下有恒。若准资荫，自公、卿、令、仆之子，甲、乙、丙、丁之族，上则散骑、秘、著，下逮御史、长、兼，皆条例昭然，无有亏没。”魏帝用意，皎然可见。
当时君臣讨论，诸臣皆请惟拔才用，不论门品，而孝文不以为是。
北史韩显宗传，李冲曰：“未审上古以来，置官列位，为欲为膏粱儿地，为欲益政赞时？”帝曰：“俱欲为人。”冲曰“若欲为人，今日何为专崇门品，不有拔才之诏？”帝曰：“苟有殊人之技，不患不知。然君子之门，假使无当世之用者，要自德行纯笃。”冲曰：“傅严、吕望，岂可以门见举？”帝曰：“如此者希，旷代有一、两耳。”李彪曰：“陛下若专以地望，不审鲁之三卿，孰若四科？”帝曰：“犹如向解。”韩显宗曰：“陛下不应以贵承贵，以贱袭贱。”帝曰：“若有高明卓尔，才具儁出者，朕亦不拘此例。”
盖若惟才是用，则鲜卑自不如汉人；论门品，则鲜卑以王室亲贵，尚可保其优势，所以较之南朝君臣的意态，恰相反对。北朝学校制度，亦较南朝像样。
但是魏孝文只能在门第的观念与制度上，设法使鲜卑汉化，故既改其姓氏，又奖励与汉族高门通婚姻。而与中原故家士族同操政柄；并不能排除汉族，让鲜卑独巩其治权。
当时在上者既力主门品，则门第在政治上的地位自然稳固。
他们已然经历长时期的惊风骇浪，现在居然能苦撑稳渡，慢慢见岸。中国文化，赖藉这些门第的扶护保养而重得回生。北方士族所遭境遇，视南方士族远为艰苦；而他们所尽的责任，亦较南方士族远为伟大。
然平情而论，南方门第对于当时传统文化之保存与绵延，亦有其贡献。一个大门第，决非全赖于外在之权势与财力，而能保泰持盈达于数百年之久；更非清虚与奢汰，所能使闺门雍睦，子弟循谨，维持此门户于不衰。当时极重家教门风，孝弟妇德，皆从两汉儒学传来。诗文艺术，皆有卓越之造诣；经史著述，亦灿然可观；品高德洁，堪称中国史上第一、第二流人物者，亦复多有。而大江以南新境之开辟，文物之蔚起，士族南渡之功，尤不可没。
要之，门第之在当时，无论南北，不啻如乱流中岛屿散列，黑夜中灯炬闪耀。北方之同化胡族，南方之宏扩斯文，斯皆当时门第之功。固不当仅以变相之封建势力，虚无之庄老清谈，作为褊狭之抨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