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人起於西方。
此所谓西方,亦比较而言。文王处岐,即在毕程岐周,当咸阳之东北数裏而遥。则所谓太王去邠,逾梁山邑於岐山则安之下者,即文王之岐。后世又谓岐丰之地。所谓周平王赐秦襄公以岐西之地者,此岐自决不在凤翔。窃疑邠在山西邠城,逾梁山乃西避,非东迁。周人祖先之活动区域,亦在大河西部一隈之四圈,稍后乃误以凤翔岐山说之。
较之夏、商似为后起。
史记言周文王以前世系,不如殷商之详。惟周语太子晋谓:自后稷始基,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卫彪傒谓:后稷勤周,十有五世而兴。皆与史记合。今自文王上推十五世,仅与商汤略同时,则史记谓周先后稷子不窋适当夏后氏政衰者近是,谓后稷在陶唐、虞、夏之际则非矣。似周乃文化后起之族,而强上推其先世至虞代以与夏、商并比耳。又据史记周本纪所引太誓及逸周书世俘解诸篇观之,知其时殷王室已极奢靡淫佚,而周人则似文化初启,尚不达边鄙犷野刚果之风。
武王灭殷,把黄河东、西两部更紧密的绾合起来,造成中国古史上更灿烂、更伟大的王朝,是为西周。
西周史有诗、书可征,史料较殷更备。然史记尚不详其年历,其帝王世次如下:
西周十一世十二君,其年历大约不出三百年。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自共和元年起,迄幽王末共七十一年,以上周年无考。然鲁世家载鲁诸君年自伯禽以下迄共和前一年,共一百五十七年,惟缺伯禽一代。若以刘歆三统历伯禽四十六年补之,共二百七十四年。自周开国至伯禽封鲁尚有十许年,故知西周不出三百年也。
西周三百年历史,最重要者为封建政体之创兴。
周人封建,亦由当时形势之实际需要逐步逼桚而成,同时亦是周民族对於政治组织富於一种伟大气魄之表见。
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观堂集林。谓:殷人兄终弟及,周人父子相传,封建制从父子相传制来。引说颇嫌看史事太松驰,不见力量,只把天下依著家庭的私关系随宜分割,无当于周初建国之严重局势。只是一种隔绝史实之空想而已。且殷人自庚丁后已五世传子,殷本纪、三代世表、古今人表皆同。未知何故。亦可是五世单丁无兄弟,然亦可不传弟而传子。史文缺佚,已难详论。惟史记殷本纪谓:帝乙长子日微子启,启母贱,不得嗣。少子辛母为正后,得嗣。则其君位传袭之法,已开问人先声矣。至周初君位,颇有立贤之迹象,或以便於争强而然。如太王舍太伯、虞仲而立王季,为第一次立贤。文王长子伯邑考,次子发,即武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为第二次立贤。伯邑考果系先卒与否不可知。周人乃一种极长於实际政治上争强之民族,大有舍长立贤之可能。
武王灭纣以后,并不能将殷人势力彻底铲除,因此仍封纣子禄父即武庚于殷,孟子谓:“殷自武丁以来,贤圣之君六、七作、尺土莫非其有,一民莫非其臣”,可见殷代政治势力之韧固。盘庚至纣二百年,王朝系统相承,其政治成绩必有可观也。周时则设立三监,管叔、霍叔、蔡叔。以监督武庚之近傍。
武王行二,次管叔鲜,行三。次周公旦,行四。次蔡叔度,行五。又次霍叔处,行八。次康叔封。行九。武王封管、蔡而周公不预,以诸弟中周公最贤,武王引之助治国政,统筹大局,故不出封在外也。史记鲁世家:“周公不就封,留佐武王。”
其他如鲁、燕、齐诸国,始封皆在成周之南。
今河南有鲁山县。诗閟宫:“居常与许,复周公之宇。”许、郑密迩,亦在河南。“燕”字本作“郾”,今河南有郾县,与召陵密迩,当是召公初封之地。齐为周之外戚,国语:“齐、许、申、吕由大姜”,许、申、吕三国皆在今河南境,则齐之初封,亦应与三国近。或本即是吕,故太公称吕望,丁公称吕伋,顾命。后乃分封於齐。
此乃西周第一期之封建。
大概周人势力,逐步东侵,分为两线,由丰向东南经营汉水上流,渐及淮域,此文王已开其基。故日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捣虚批亢。未能直犯殷帮,乃先南下。由丰、镐向东北,经管河、洛,及于殷商,则为武王之新猷。周初封建,即为此两线展扩之初步成绩也。
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宁而崩。封禅书。又礼记文王世子云:“文王九十七而终,武王九十三而终。”武王崩于文王崩后五年,岂文王十龄生武王耶?此决不可信。大抵武王年寿并不甚高。此乃周初一个最严重的局面。不得已乃有周公之摄政。
若传子,则成王尚幼,不足支此危局。若传弟,先应及管叔,周公知管叔亦不足膺此重任。若传贤,自属周公,周书度邑:“武王谓周公日:‘乃今我兄弟相及。’”则武王固有意传周公。然周公居中主政,嫌於自取,不得已乃奉孺子王而摄政。书大诰:“王若日”,郑玄云:“周公居摄,命大事则权为王。”
管叔不了解周公之苦心,武庚乘机煽惑,三监转联殷同畔。此见当时王位继承法尚未明定,管叔本非决不可立,疑周公奉成王而摄政,乃以排管叔而终谋自取之也
当时东方整个旧殷王朝的势力,一时俱起。
计有三监、殷、奄、即以后之鲁。熊盈族、凡十七国。淮夷、在淮北。徐戎。在鲁东薛。
周公亲自东征,杀管叔。定乱,乃重定封国。
一、鲁——周公子伯禽伐淮夷、徐戎,遂封於鲁。今山东之曲阜,得殷民六族。伯禽既能专师主讨伐,知成王亦不甚幼弱。周公虑其不能应付当时危局,故乃毅然摄政。管叔亦因此疑周公而遂叛。
二、齐——封太公子丁公于齐。自有鲁、齐之新封,周人势力始越殷而东达海滨。
三、卫——封康叔于卫,得殷民七族。自此殷朝自盘庚以来历八世十二君垂三百年之河北根据地,始拱手而让之周人之治下。
四、宋——封微子启于宋。周人尚不能完全宰制殷遗,乃封其王族之贤者於自汤以来之故土,仍表示周人之无意于灭殷族也。
五、晋——封唐叔于夏墟,此为通周人自大河南岸直通墟即新卫。之要道。
六、蔡——封蔡仲于蔡,此为周人经营南国之极东点。自此北绕而与鲁、齐相呼应,以及於卫、晋,而宋人自在大包围中。
七、东都——周公又管洛邑为东都。置殷顽民焉。殷遗民大部瓜分,即鲁、卫、宋、洛邑是也。天子常自临驻,以镇摄东方,而与新封诸邦相联络。
此可谓周人的第二次封建。鲁、齐诸国皆伸展东移,其时燕亦移于河北,大约在齐、卫之间。镐京与鲁曲阜,譬如一椭圆之两极端,洛邑与宋则是其两中心。周人从东北、东南张其两长臂,抑殷宋於肘掖间,这是西周的一个立国形势,而封建大业即於此完成。夏、殷之际,虽已有共主、诸侯之名分,然尚不能有如此强有力的建国形势,故曰封建制度起于周代,实乃中国古史上一重要之进展也。史记三代世表谓:“自殷以前诸侯不可得而谱,周以来乃颇可著。”亦因殷以前所谓诸侯,大体仅为部族,不能如周室封建各国之文化规模耳。
左僖二十四年载富辰之言曰:“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管、今河南郑县。蔡、今河南上蔡。后迁新蔡。又迁州来,今安徽寿县。、郕、山东汶上县。霍、山西霍县。鲁、山东曲阜。卫、河南淇县。后迁楚邱,今河南滑县。又迁帝丘,今河南濮阳。毛、河南宜阳。聃、湖北荆门。、郜、山东城武。、雍、河南修武曹、山东定陶。滕、山东滕县。、毕、陜西咸阳。原、河南济源。酆、陜西鄠县、郇,山西临晋。文之昭也。邘、河南怀庆。晋、山西翼城。后迁曲沃,今山西闻喜,又徒绛,今曲沃。应、河南宝丰。韩、陜西韩城。武之穆也。凡、河南辉县。、将、河南固始。邢、河南邢台。后迁夷仪,今山东聊城。茅、山东金乡。胙、河南汲县。祭,河南郑县。周公之胤也。”
又左昭二十八年载成鱄之言曰:“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国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国者四十一人。”荀子儒效则曰:“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左昭二十六年谓:“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并建母弟,以蕃屏周。”又昭九年亦云:“武王、成、康之建母弟。”此周初封建发展之大势,其详则不可得而说矣。
周公摄政七年,而始归政於成王,非成王至是始长,乃大局至是始定也。於是周人传子之制亦因而确定。王氏谓因先有传子之制而始封建,未窥周人政治上之伟大能力所在也。
西周的封建,乃是一种侵略性的武装移民与军事占领,与后世统一政府只以封建制为一种政区与政权之分割者绝然不同。因此在封建制度的后面,需要一种不断的武力贯彻。此种形势,正如近代国家海外殖民,亦需有不断的一种力量贯彻连击其间也。若此种力量一旦消失,则全体瓦解矣。周人立国,是一个坐西朝东的形势。任何一个国家,必有其立国之形势。此种形势须由国力来支撑。不断用力支撑此种形势,而求其强韧与扩大,即所谓“立国精神”与“立国理想”。相当於此种形势之各项措施,即所谓“立国规模”。一个国家知有此形势与规模而继续不懈,此为国家之“自觉”。待此国家理想消失,精神懈靡,陷於不自觉之睡眠状态,则规模渐坏,形势日非,而国遂不国。其国力的移动,大势可分两道。
第一道由陜西出潼关,向河、洛,达东都,经营黄河下流。此武王伐殷、周公东征之一线。
第二道由陜西出武关,向江、汉,经营南阳、南郡一带,以及淮域。此文王化行南国之一线。
昭王南征不复,是周人势力东展在第二线上之挫折。
穆王西征,是周人势力东展在第一线上之扩大。
穆王西征之传说,据穆天子传所载,系自洛邑渡漳水,绝太行,研山,即井研。循滹沱,北征犬戎,依然为第一线之继续伸展。其循而西行,恐不出陜西西北部,至远及於甘肃。秦、汉以后,中国一统,立国形势大变,以前之向外发展,至是变成只在腹里活动,与当时人之想像不合,故说古史者无意间都将地理方向倒了。一说到穆王西征,则想像其直去西域新疆。虽与古史真相不合,亦见当时人自有其很深的国家理想与国家精神。
宣王中兴,其力征经营者,依然是此两路。
诗江汉,召穆公平淮夷也。诗常武,尹吉甫征徐戎也。此乃宣王之南征,循上述第二线。诗出车,南仲城朔方,伐玁狁、西戎。诗六月,尹吉甫伐玁狁至太原。朔方、太原,大体均在今山西省南部黄河北岸。“方”,疑即“舜陟方乃死”之方山,近安邑。太原者,春秋昭元年:“晋荀吴败狄於太原。”公羊云:“此大卤也。”谷梁云:“中国曰太原,夷狄曰大卤。”正指今解县盐池,则方与太原近在一地。诗采芑,方叔征蛮荆也。此诗之蛮荆,疑即指玁狁,非后世楚地荆州之蛮。虢季子白盘记伐玁狁事,亦云“用政蛮方”,禹贡“荆、岐既旅”,又曰“导汧及岐,至於荆山,逾於河”,此荆山在陜西不在湖北。方叔征蛮荆,亦当在陜西、山西,不在湖北也。此乃宣王之北征,循上述第一线。
周人势力不断向此两路线展扩,而周人之封建事业亦遂不断推进。
诗江汉,召虎彻疆土,锡山土田;诗崧高,封申伯邑於谢;诗烝民,封仲山甫於东方。据此诸诗,见西周封建工作,至宣王时,尚不断在进展中。盖封建即是周人之一种建国工作,不断向东方各重要地点武装移民,武装垦殖。而周代的国家亦不断的扩大与充实。相应於周人此种军事政治之推进者,则尚有其“宗法制度”。必三者并观,乃可以明了当时之所谓“封建”。
西周三百年来之力征经营,其面向常对东南,不对西北,因其时周人之敌,多在东南,不在西北也。幽王遭犬戎之难,见杀於骊山下,似犬戎居地亦在周之东南。或偏近西南而非西北。
左传昭公四年:“周幽为太室之盟,戎狄叛之。”此等戎狄正近在河南省西南太室山一带,证一。
犬戎由申侯召来,申在南阳宛县,汉书地理志。今河南南阳城北二十里。有申城故址。宣王时申迁於谢,在今南阳稍南。大率其国在周东南千数百里,如犬戎在周西北,相距辽远,申侯何缘越周附戎,戎亦何缘越周合申,形势不同,证二。
据郑语,当时申、西戎、缯相结。左传哀公四年。:“楚人致方城之外於缯关。”则缯近方城,与申接壤,证三。
幽王与申、缯、西戎之联军遇於骊山,故骊戎国。证戎不在周之外而在内。此内外本是后人见解也。其地在周镐京与申、缯之间。证四。郑语,史伯之告郑恒公日:“四方之国,非五母弟甥舅,则夷狄。”亦华戎杂处,幽王前已然之证。
幽王既死,周室遂分裂。
竹书纪年:见左传昭公二十六年疏引。“申侯、鲁侯、许文公立平王於申,虢公翰立平王子余臣於携。周二王并立。二十年,携王为晋文侯所杀。”此事史记失载。新唐书大衍暦义谓“丰、岐、骊、携,皆鹑首之分,雍州之地”,是携乃岐、丰相近之地名。虢公立携王,实为主持正义。许与申为同姓,故助平王。又今本纪年,同立平王者尚有郑。郑桓公为周司徒,见周将乱,早谋东迁。郑武公娶申侯女,为夫人,曰武姜,即郑庄公之母。故郑、申亦同谋。郑桓公死於骊山之难,而武公遂与申同护平王东迁也。
鲁乃周室东方封建最亲、最主要之国家,故申、许、郑三国乃假托其名义。观於平王东迁后,鲁国采取不理态度,知以前决不主张立平王也。晋文侯凯觎黄河西岸之土地,乃起兵杀携王,自为兼并。平王德其杀雠,而无力索还故土,立於申乃暂局,於是东迁洛邑。史记不知其间曲析,谓平王避犬戎东迁。犬戎助平王杀父,乃友非敌,不必避也。又按:史公言幽王宠褒姒,褒似不好笑,幽王举烽,诸侯悉至,至而无寇,褒姒乃大笑;幽王为之数举烽。乃犬戎至,举烽,诸侯救不至,遂杀幽王。此委巷小人之谈。诸侯兵不能见烽同至,至而闻无寇,亦必休兵信宿而去,此有何可笑?举烽传警,乃汉人备匈奴事耳。骊山之役,由幽王举兵讨申,更不需举烽。史公对此番事变,大段不甚了了也。郑武公则藉此并虢自大,故日:“周之东迁,晋、郑焉依。”左传隐公六年。秦人亦乘侵占岐西地,与晋连壤通好。此乃西周东迁时西方一部分诸侯情势之大概。
及平王东迁,以弑父嫌疑,不为正义所归队,而周室为天下共主之威信亦扫地以尽,此下遂成春秋之霸局。
平王宣臼乃申侯甥,申侯为其甥争王位。故联犬戎杀幽王,凡拥护平王诸国,如许、申、郑、晋、秦、犬戎等,皆别有野心,形成一非正义之集团,为东方诸侯所不齿。因此周室东迁后,政令亦骤然解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