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编 上古文化三代之部 第二章 黄河下游之新王朝 殷商时代

夏王朝建筑在黄河上游，为高地居民所建之王朝，而商王朝则建筑在黄河之下流，为低地居民所建之王朝。

商王朝继夏王朝而起，最近有关于该时代直接史料之发见，对于中国古代史之可信价值有甚大之贡献。

关于殷商一代新发现的直接史料，其主要者为殷墟甲骨文字。其发现在清光绪戊戌、己亥间，出于河南安阳西北之小屯。地在洹水南，洹水三面环之，正合史记项羽本纪所谓：“洹水南殷墟上”也。此等甲骨，大体乃殷帝代帝王盘庚以后。用以命卜之辞，刻于龟甲及牛骨之上者。

一、殷代帝系及年历

史记载殷帝王有名字世次，无年数，略如夏代。

史记殷本纪：自契至汤，十四世，国语周语：“玄五勤商，十四世而兴。”荀子成相：“契玄王，生昭明居于砥石，迁于商。十有四世，乃有天乙，是成汤。”皆与史记合。汤至纣三十一帝，除太乙为三十帝。十七世。三代世表、古今人物均作十六世。

商代汤以下帝系表大戴记少闲篇：“成汤卒崩，二十二世，武丁即位；卒崩，九世，末孙纣即位。”国语周语：“帝甲乱之，七世而亡。”与史记皆合。晋语谓：“商之享国，三十一世。”或数太丁，或数武庚，不可知。孟子云：“由汤至于武丁，贤圣之君六、七作。”亦与史记合。

大体论之，殷商一代年历，应在五百年左右。

刘歆三统历殷代六百二十九年，竹书纪年史记殷本纪集解所引。则谓汤灭夏至纣二十九王，四百九十六年。今以三十年一世推之，商十七世，逾五百年，亦非大远情实。左宣三年，王孙满言：“商祀六百年。”孟子谓：“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是也。

最要者，史记所记载，乃为最近新发见之殷墟甲骨文字所证实。

首为此项工作者，为王国维氏之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见观堂集林卷九。其最要之发见如次：

一、推证殷人出自帝喾之说。据此则史记殷本纪、世本、山海经、左传、鲁语、皇甫谥帝王世纪种种传说可以参证连贯，均因卜辞之发见而重新估定此等书籍在古代史料上之价值。可见中国古代书籍记载，不仅如史记等见称为谨严之史书者有其可信之价值，即素目为荒诞不经之书如山海经等，其中亦有可信之史料。而近人乃转谓除直接发现之物证外，上古流传文字记载，皆不可信，岂不颠倒之甚！又据此知五帝之系统虽出于战国后人之编造，而五帝之个别传说，则各有渊源，决非后人所捏造。如殷帝之出帝喾，即其一例。虞、夏出颛顼，殷商出帝喾，本属东、西两系统，此后中国渐趋统一，乃谓双方皆出皇帝。古史之新系统，随时代精神之新需要而转变。今殷商出帝喾之说，既有甲骨卜辞为之证实，则夏本纪谓夏人出自颛顼，司马迁亦应有其根据，不得应吾侪未发现此等直接材料，而遂疑其不可信。

二、发见卜辞有王亥，即史记中之振。“振”乃“亥”字之讹。据此则山海经、竹书纪年、吕氏春秋、楚辞、天问、世本、管子、汉书古今人表种种传说记载，尽可参证连贯。

三、又有王亥而发见王恒。此为史记、世本、竹书纪年所不详。以卜辞证天问，可以补古史之缺。

且所证者均在成汤之前，因此所载夏代古史，亦可同样提高其可信之地位。

史记自契至汤十四世，而夏代自禹至桀，亦十四世。桀与汤同时，则禹与亦可略同时。史记所载殷代汤以前事，即有甲骨文为之证明，则史记记载夏代桀以前事，虽此时尚无同样直接之史料为之作证，而史记之非向壁虚造，则可不证自明矣。尚书尧典说禹与契同在虞廷，史记五帝本纪说夏、商同出黄帝，此等说法可出后人伪造。然史记记载夏、殷历世帝王名字、世次，干燥无味，未必亦出后人之伪造。史记可以有漏说，有讹误（例如前举），而大体则可信。此即前节所辨，“传说”有来历，与凭空假造不同也。

至成汤以下之世系大略，史记与卜辞亦可相证。

继王氏研治殷墟甲文以证论古史者有郭沬若氏。郭氏疑王氏之考证不可信，其说有三：见郭氏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一谓自盘庚迁殷至纣，殷本纪凡八世十二君，而竹书纪年言有七百七十三年，推算不合。

二谓卜辞中有多数人名疑如帝王，如祖丙、祖戊、小丁、小癸等，均为殷本纪所无。

三谓盘庚以下世系年数既可疑，以前更不敢遽信。此三点中最要在第一点。史记殷本纪集解引竹书纪年云：“汤灭夏至受四百九十六年。”又惟一条又云：“盘庚至纣七百七十二年。”此两条自相矛盾，知其中必有误字。朱右曾竹书纪年存真，径自改盘庚至受为“二百七十二年”，并无根据，而殊近情理。郭氏据此一条有误字的。而推翻王氏之论证，实嫌证据不充分。第二点则根据第一点而来，王氏于此已有解说。谓殷人王位兄终弟及，故诸兄弟虽早世未践君位，而祭亦与君同祀，其推想殊近情理。第三点又根据第一、第二点而来，而前两项既有解答，第三疑自难成立，据此史记记载殷代帝王世系实大致可信，即无从推翻夏代的，谓是全不可信也。除非有相反的证据发见。

二、殷人居地之推测

殷人居地，大率似在东方。自汤以前，大体皆在今河南省大河南岸商丘所谓“宋”。之附近。

帝喾居地毫史记五帝本纪集引皇览：“帝喾冢在东郡濮阳顿丘城南毫野中。”与汤居之毫，汉书地理志臣瓒注：“山阳郡薄县，汤所都。”均即宋地。契居蕃，见世本。即汉书地理志之鲁国蕃县。史记殷本纪谓“契封于商”，则宋国商邱。邱，虚也。商邱，即商墟也。相土居商丘，颛顼之虚，又谓帝丘，即春秋之卫。左传定公四年。祝佗曰：“取于相土东都，以会王之东搜”是也。旧说汤以前八迁，大率皆东方地。史记六国表谓“汤起毫，在西方”，后颇有主之者。纬书（商颂正义引雒予命，又艺文类聚引尚书中候。）有“天乙（即汤）在毫，东观于洛”之说。然纬书后起不可信。郑玄云：“契封商，在太华之阳。”（即战之商于地，今陕西商县。）然古本竹书纪年谓：“秦封卫鞅于邬，改名曰商。”（水经浊漳水引。）则陕西商地，其名后起。孟子：“伊尹耕于有莘之野。”东方宋地亦有莘。然则谓殷起于西方，惟史记一说，孤证难立。

至河亶甲居相，祖乙迁耿，乃至大河之北岸。

亶甲城在安阳县西北五里洹水南岸，帝王世纪。又吕览音初篇：“殷整甲徒宅西河。”此西河在卫地，整甲即亶甲也。自是殷人始北迁。耿史记殷本纪作“刑”，即左宣六年及魏策之“刑丘”杜注：“河内平皋县。”亦在河北，今河南省温县东二十里。史言纣“广沙丘苑台”，沙丘、刑丘，是自河亶甲、祖乙、盘庚至纣，其实皆在数百里间之地也。

至盘庚徒殷，即汉书项羽传所谓“洹河南殷墟”，今甲骨出土地也。此据竹书纪年。史记则谓，盘庚重迁河南，居毫，至武乙始迁殷。至纣更不迁都。

自汤至盘庚，十世十八帝。自盘庚至帝辛，七世十二帝，此一期大率当过二百年。故至商纣时，商邑日大，南距朝歌，北据邯郸及沙丘，皆为离宫别馆。此据竹书纪年。聚众百万，左饮淇水喝，右饮洹水不流，此据战国策。其盛况可想。

古代黄河自河南东部即折而北向，经今之漳河流域而至今河北之沧州境入海。商民族则正居河南、山东、河北三省相交黄河下游一隈之四周，恰与夏民族之居于河南、陕西、山西三省相交黄河上游一隈之四圈者东西遥遥相对。春秋伯阳父曰：“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见夏商根据地之东西相对峙。大抵下游低地，气候土壤均较佳，生活文化较优，而居民较文弱，亦易陷于奢侈淫佚。上流高地，气候土壤较恶，生活文化较低，而居民较强武，胜于军事与政治方面之团结。夏人势力逐次东移，渐渐往下，征服下游居民，而渐渐习染其骄侈淫佚之习气，如太康之游畋忘归，以及夏桀之荒淫皆是。于是下游民族，乘机颠覆此统治者而别自建立新的王朝。如后羿、寒浞与商汤皆是。夏、商既同为汉民族之两支，则夏、商以前中国民族最先居地应何在，此亦难详论。殷人自商汤灭夏，渐渐形成规模较更象样之国家，至周人则又起于西方，仍循夏人形势，东侵征服殷人，而渐次移殖于大河下流一带之平原。如此则黄河上下游相互绾结而造成中国古代更完备、更象样之王国，是为周代。

汉人传说“夏尚忠，商尚鬼，周尚文”，此论三代文化特点，虽属想象之说，然以古人言古史，毕竟有几分依据。大抵尚忠、尚文，全是就政治、社会实际事务方面言之，所谓“忠信为质而文之以礼乐”，周人之“文”，只就夏人之“忠”加上一些礼乐文饰，为历史文化演进应有之步骤。其实西方两民族皆是一种尚力行的民族，其风格精神颇相近似。商人尚“鬼”，则近于宗教玄想，与夏、周两族之崇重实际者迥异。故虞书言禹为司空治水，弃后稷司稼穑，而契为司徒主教化。

禹、稷皆象征一种刻苦笃实力行的人物，而商人之祖先独务于教育者，仍见其为东方平原一个文化优美耽于理想的民族之事业也。厥后至春秋、战国时，宋人犹每有不顾事实骋于理想者。惟孔子以宋人而祖世居鲁，一面抱有伟大高远之理想，而一面又深爱周文化之陶冶，极慕周公以来之政制，切于实际，可见于行事，遂成中国古代文化思想大成之圣人焉。又按：中国古代文化孕育于北温带黄河两岸之大平原，以农业为主要之生活，因此其文化特别具有“着实”与“团结”与“和平”之三要素，不如印度之耽于玄想，亦不如波斯、希腊、罗马之趋于“流动”与“战争”与“分裂”。吾人若一游西安、洛阳、安阳、商丘以及济南、曲阜诸平野，溯大河，历广土，茫茫乎，苍苍乎，徘徊俯仰之间，必能想象我民族先民伟大创基之精神于依稀仿佛中也。

三、殷人文化之推测

根据殷墟甲骨文字，知商代耕稼、种植、牧畜、建造、关于人类生事各方面之文化程度，已颇象样。

关于耕稼方面甲文中有田、畴、禾、穑、黍、粟、来、麦等字，又有酒、鬯等字，祭鬯至百卣，见其时酿酒之盛。种树方面，有圃、果、树、桑、栗、丝、帛等字，知其时已有养蚕业。牧畜方面，有马、牛、羊、犬、豕、豚、鶏、彘等，家畜、家禽之名称极伙，知其时畜业亦甚盛。建造方面，有宫、室、宅、家、舟、车等字，知其时家屋建筑与交通工具已相当进展。卜辞中行猎次数特多，此因卜、猎本属相关，同为属于祭祀下之一种典礼。

古代贵族以行猎为典礼，亦即以为娱乐此直到春秋乃至西汉仍然。不能据此谓其时“正从渔猎进展为农耕”。

卜文小不及黍米，甲骨至坚，契刀必极锋利，即其时炼金术必已经相当之演进，不能说商代“正从石器进至金器”。至其时尚有用石器者，则自属事实。盐铁论载汉武帝以后有“木耕手耨”之事，岂可据此以推论汉中叶之社会文化？

至谓商代方在一“母系中心的氏族社会”，此据商代帝王“兄终弟及”之制度推论。然此最多可谓此种制度渊源与此种社会，不能便谓仍是此种社会也，且商代三十一帝十七世，直接传子者亦十二、三，几占半数。春秋时吴通上国，其王位继承亦仍是兄终弟及，岂得谓其亦为母系中心时代？又如以卜辞有“诸父”、“诸母”之称，而认其为群婚制，则此种称呼至春秋犹然，岂可谓春秋亦群婚时代乎？

又谓其乃一“原始共产制的氏族社会”云云，更属无据臆测。此皆郭氏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中语。只就商代所表现于政治规模之进步论之，即知此种说法之无稽也。

根据商代传世钟鼎之多与精，更可见其时文化程度之高。

据殷文存一书所收殷器铭文在七百种以上，惟一因有周器滥入，二因有器、盖不分，恐无此数。要之已甚为可观。

若以殷代文化与周初相较。则见其有一派相承之迹。

周代铜器款识，与殷墟文字同出一原，一也。殷墟有骨笄，骨梳，知商人已有束发之俗，二也。甲骨文及铜器中画人坐形，则席地乃殷、周同俗，三也。尊、罍、觚、爵、鼎、鬲诸器，殷、周皆同其形制，四也。兵器戈、矛、弓、矢、刀等，甲文与铜器无殊。殷墟所得弓、矛亦与周器大同，五也。周代字，甲文作等，同有编简之制，六也。殷、周同用贝为货币，“贝”字常见于甲文及铜器中，七也。

盖古代此黄河东、西两隈之交通，早已殷繁，故于商人中亦时见舜、禹故事之流传。夏、殷两代文化已见交融，更何论于起之殷、周。

四、殷周关系

周人灭殷前，两国在政治上早已发生关系，并非为不相闻问之两民族。谓殷周之先本无关系者，乃崔述丰镐考信录说。

据传说，周王季曾命为殷牧师，后汉西羌传注引竹书纪年。其后文丁杀季历。吕览首时，晋书束皙传、刘知几史通疑古、杂说两篇。西伯与九侯、文王世子：“西方有九国焉。”诗：“我征徂西，至于艽野。”“九”、“鬼”同声。礼记明堂位作“鬼侯”。鬼方正在西方也。鄂侯史记晋世家集解引世本：“叔虞居鄂。”即大夏。左隐六年：“翼嘉父逆晋侯随，纳诸鄂。”此在晋南。三公皆在殷西。又为纣三公，而西伯见囚于羑里。左传襄二十一年、赵策、韩非子、尚书大传、史记、褚先生补史记龟策列传等书。则殷周关系已夙有之。或武乙之暴雷震死于河、渭之间，殆如周昭王之南征而不复也。据此殷之忌周已甚，而周之蓄志翦商亦已久矣。文王死未葬，武王奉文王木主以伐纣，盖以乘纣之不备。及周从之得志，并其先世事皆讳之，若伐纣尽出吊民伐罪之公，并无一毫私存于其间。此犹满清初以告天七大恨兴师叛明，及入关后亦讳不复道也。

而且殷、周之关系，已显如后代中央共主与四方侯国之关系。

此证之周人自述。诗大雅：“挚仲氏任，自彼殷商，来嫁于周，曰嫔于京，乃及王季，维德之行。”此见王季时与殷畿诸侯通婚姻也。尚书召诰召公语。称“大国殷”，多士周公语。称“天邑商”，大诰成王语。称“小邦周”，顾命康王语。称“大邦殷”。此皆周人已灭商之后之文告。可见以前殷、周国际上地位名分确有尊卑，决非敌体之国，为并世所共认，故周人亦不能自讳也。

更据周人所称述，知当时之殷、周，乃略如以前之夏、商，夏、商、周三代之观念，起源甚早。

召诰云：“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兹大国殷之命，惟王受命。相古先民有夏，今时既坠厥命。今相有殷，今时既坠厥命。今王嗣受厥命，我亦为兹二国命。”

在夏时已有所谓中央共主与四方侯国之国际关系，此种政治上名分成立与维持，为考论中国古代史文化演进一极端重要之问题，不可忽视。及至殷未周初，此等共主与侯国之政治演进至少已有七、八百年以上之历史。而且殷在安阳，周在丰镐，相去千里外，若以安阳为中心，安阳至丰、镐之距离为半径，画一圆周，约略可以想象殷王室政治势力圈之大概。今殷墟发掘所得海滨居民之器物甚多，知殷人与东方海岸之关系，必甚密切。商亡有箕子避至朝鲜之传说，或殷王室势力本至及于朝鲜半岛也。政治上能有此名分上之维系与分别，只据此点，即可推想当时一般文化之程度。实则此层与上论史记列载夏、殷帝王名字世次一节，只是一事之两面。自禹、启以来，中国古史上已有中央共主传世相承千年之久，虽王朝有夏、商之别，政治演进，则仍是一脉相沿。治古史者每忽略此点，好将中国文化压低，好将中国古代猛进，不知其所从来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