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百里（1882.9.2-1938.11.4），名方震，晚号澹宁，笔名飞生、余一，浙江海宁硖石人，光绪八年（1882年）九月二日出生。祖父蒋光煦（号沐公）是著名的藏书家、刻书家，建“别下斋”藏书楼一座，贮书十万册，刻印《别下斋丛书》《涉闻梓旧》等多种书籍流传于世。父亲蒋学烺（号壶隐），因生下来缺左臂，沐公不喜欢他，送他到寺庙出家做小沙弥。长大还俗学医，悬壶济世，娶浙江海盐秀才、名医杨笛舟的独生女杨镇和为妻。她是贤妻良母，又通文墨，成为蒋百里的启蒙老师。
蒋百里十三岁时父亲亡故，与母亲相依为命。出家人不能归族，其父未得到遗产，家庭生活困苦。其时蒋百里的叔父蒋世一延请老秀才倪勤叔给自己的孩子授业。喜欢读书的蒋百里经常溜到书房里去听讲，倪勤叔见他聪慧，顿生爱才之心，知道他家境清寒，就对他的母亲说：“这孩子是可造之才，我愿教百里读书，不收‘束修’（按当时的习俗，未做诗文的学生每年六元至八元大洋，已开笔的八元至十二元）。”从此穷学生就从倪勤叔读书，学习诗文。蒋百里过目不忘，除了能熟背四书五经，课余还读《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封神榜》等古典小说，常爬上茶馆茶桌，手舞足蹈，绘声绘色地讲上述故事给茶客听，被誉为“神童”。
中日甲午之战，深深地刺激了蒋百里。十五岁时他经常手捧《普天忠愤集》，挑灯夜读，读至热血沸腾处，放声痛哭，泪如雨下，立誓为国效命。1898年，戊戌变法，十六岁的蒋百里考中秀才。受维新思想的影响，渴望读到新书，恰逢双山学院购进了四大橱经、史、子、集和时务、策论、算学、格致等书，听到这个消息，蒋百里真如穷人得着了宝藏，请求老师早一两小时放学，让他到双山书院中看书。蒋百里如饥似渴地吮吸知识，以研读文学一类为多。
蒋百里育百颗中国将星，凭舌战折服墨索里尼，以《国防论》引导中国抗战，一生皆是传奇，已广为人知，这里，仅选其平生轶事，聊作一文，以祭奠将军于地下。
谈兵
蒋百里将军，曾号称东方第一军事家，谈起传奇，自然要从谈兵开始。
人忆将军最后一次谈兵，是在去世前不久。到达宜山时见到冯玉祥，他对冯玉祥说，建议多修高等级公路。将军解释说，此后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我军装备多靠外援，日本必定要切断我国国际交通线。我国内地没有橡胶资源，轮胎只能靠进口，所以多修公路，修好公路可以减少轮胎磨损，实际增强我国作战的后勤能力。而我国人口众多，劳力便宜，修路就是惠而不费的事情了。
将军不久去世，而预言竟成真。日军切断香港、滇缅补给，与苏联签订友好条约后，中国外援断绝。轮胎的匮乏使中国无法集中进行一次大战役的所需物资，一时竟有“一滴橡胶一滴血，一个轮胎一条命”的说法。此例可见百里将军谈兵风格，一言以蔽之，简明实用。
在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担任校长时，蒋百里给学生上课，先不讲，在黑板上写一个题目——一个人打十个人怎么打？让学生们讨论。
此地是中国当时最高军事学府，堪称众星云集，然这些未来叱咤风云的将领们面对这个题目，瞠目结舌，无言以对——是啊，这一个人打一个可以讨论，打十个除非对方个个病猫，又如何打法？
半晌，百里将军乃从容讲道——一个人打十个人的法子，便是一个一个地打，打了一个再打一个。一句话点出了兵法中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精髓，众人恍然大悟之下，这堂课学到的东西大概终生不会忘记。
对日
蒋百里将军一生研究对日作战，1923年即断定中日将来决战之地为平汉线以西的襄阳、洛阳、衡阳，他所做的《国防论》成为指导当时中国军队对日作战的方针之作。
时抗战军兴，敌强我弱，形势严峻，当此艰难时刻，蒋百里却发表文章，在充分分析中日国情后，坚定鼓励大家——“打不了，也要打，打败了，就退，退了还是打，无论打到什么田地，穷尽输光不要紧，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同他讲和！”一时传彻全国，舆论为之振奋。
而中日此后的战况一如将军所料。中国最终也没有和日本讲和，终于迫使日本无条件投降。
有趣的是，蒋百里将军在讨论中日问题时，首先就指出——中国不是一个尚武的民族。好家伙，就这一句话，能被标榜爱国的人士骂死的——谁说我中华民族不尚武？这个帽子谁敢戴啊？蒋百里敢戴，他说的有道理，我们“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的传统，能和德国、日本这样的军国主义比尚武吗？
蒋先生随后指出，虽然我们尚武不及敌手，但是我们也有优势。我们不是工业国而是农业国。工业国好打，占领它的关键地区他就要投降，纽约就是半个美国，大阪就是半个日本，打不下去了。而农业国你占领了我最重要的沿海沿江地区也不要紧，我这样一个松散的国家你没有要害可抓。所以，我们的抗战可以以国民为本，打持久战，这是我们打持久战的条件。
所以，蒋百里先生说：“千言万语化作一句话，中国是有办法的。”
友人
蒋百里是兵学家，又是国学家，其祖父本是海宁藏书名家，一生风流倜傥，身边名士云集。他好交朋友，罗素、郑振铎等都受其帮助；蒋纬国、唐生智虽为部下却感情深厚，蒋百里的朋友，也都是大有性格的人物。
徐志摩与蒋百里为亲族，曾共同组织新月社。在徐志摩经济最为拮据的时候，蒋百里将自己在北京的寓所交徐志摩出售，帮其渡过难关。1930年蒋百里受牵连入狱，徐志摩竟然扛上行李到南京陪蒋百里坐牢，一时天下轰动，新月社的名流纷纷效仿南下，一时“随百里先生坐牢”成了时髦的事情。
蒋百里和蔡锷是同年秀才，又是同学，相交莫逆。蒋从日本士官学校以第一名毕业回国后，袁世凯对他极为器重，彻夜谈兵孜孜不倦，随后根据他的建议组建“模范团”，作为中国新式陆军的样板部队，逐渐推广全国。因袁称帝倒台，这个设想没有实现。不过模范团的后身第九旅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兵海参崴，以纪律严明为中国争得一份光荣。
当袁世凯酝酿称帝的时候，蒋百里不顾个人恩情，和蔡锷、张宗祥等十一名将领秘结同盟，先后南下组织反袁护国。这中间，蔡锷因受到监视，乃采取蒋的妙计深居简出、吃花酒做出一副醉生梦死之态，乃至家人反目而减轻了袁的疑虑，然后突然逃走，到云南组织讨袁战争，这就是电影《知音》中小凤仙掩护蔡锷出逃的真相。同盟中人曾担心袁派人追杀蔡，蒋却胸有成竹，道“老袁用错了人”，原来他已知晓袁世凯派出追杀的人是陈仪，也是同盟中的一员。
不久，蒋亦南下加入讨袁司令部，参加北伐。袁惊惧而死后，蔡锷因喉病逝世于日本福冈，蒋百里时在其侧，代拟遗电，并护送灵柩回湖南安葬。时人论曰，蒋之反袁，取大义而舍私恩，万里扶棺，是豪杰显真性情。
妻女
蒋百里的婚姻很是有名，因为他是一个以研究对日战略著名的中国将领，却娶了一个日本妻子。其过程早有披露，盖将军为保定军校事心灰意冷而自杀，日本护士佐藤屋子照顾他时两人产生感情而成眷侣。
两人成亲后，佐藤屋子改名佐梅，盖将军酷爱梅花。两人曾在海宁植梅数百株，意将来归老此地。
冯玉祥本是蒋百里将军好友，在军中办教育班，内容多是“孙子曰”“岳飞曰”“华盛顿曰”，其中竟然还有“蒋方震曰”，对将军的推崇可见。因此闻知将军去世，冯不免反应过激，出身日本的佐梅夫人就成了他的怀疑对象，于是写文章说将军是被佐梅夫人用毒针杀害，因为“你爱你的祖国，我爱我的祖国”。其实，这句话是两人成婚前佐梅夫人表达自己对百里将军研究抗日理论的理解而说的，原话是“你爱你的祖国，亦如我爱我的祖国一样”。
这件事给佐梅夫人带来了极大的压力，但是佐梅夫人很快用自己的行为赢得了中国人的信任与爱护。她此后用华语教育将军的五个女儿，带着她们一起到街头募捐处，拔下头上的首饰捐助抗战事业，并亲赴前线为中国的伤兵治疗服务。佐梅夫人晚年曾讲，她这样做，因为她认为当时中国的战斗是正义的。
1978年，夫人病逝，墓碑上篆刻的名字为“蒋佐梅”——一个传统的中国人妻子的名字。
将军和佐梅夫人生有五女，除大女儿蒋昭早逝外，也都颇有传奇色彩。
二女儿蒋雍，原在香港中文大学读书，抗战开始后按照父母的劝导回国参加救护队，为伤员服务，后定居美国。
三女儿蒋英，是著名钢琴家和歌唱家，毕业于柏林国立音乐学院，音域宽广优美，是德律风根公司的十年唱片签约歌手。1955年随丈夫钱学森回到祖国，在中央音乐学院工作。
四女儿蒋华，定居比利时，曾筹办欧洲中山学校，为华侨教育做出重大贡献，在钱学森回国过程中，承担了重要的穿针引线作用。
五女儿蒋和，幼年就曾随父亲环游欧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定居北京。“文革”期间，因为她的身份受到严格审查。蒋和傲然不屈，在写交代材料的纸张上写道——“陈伯达是杂种”，吓得审问人员张口结舌，不敢将材料上交。
1900年春，蒋百里十八岁时，应同邑桥镇孙氏之请，聘为塾师。他趁清明回乡扫墓之便，顺道拜访一位同族塾师，看见案头有新任桐乡县令方雨亭（国民党健将方声涛之父）观风题一纸，列题三十，限期一月交卷，文体虽仍是制艺诗赋策论之类，但意义革新，都是关于实际民生的论题。蒋百里思想开朗，对这类试题颇有兴趣，跃跃欲试，便抄录了题目回去，挑灯走笔，如期作成交卷，洋洋洒洒写了数十万字。同年冬天揭晓的时候，蒋百里被取为超等第一名，方雨亭在批示结语上写道：“此真我中国之宝也！”破例给予奖金及膏火银币三十元，并且派人请蒋百里到桐乡相见。
翌年春，蒋百里到桐乡拜见方县令。方雨亭虽是旧官僚，但他思想开明，劝蒋百里不要循科举途径求取功名，应朝着实际的经世济民的方向努力。方雨亭将蒋百里推荐给杭州知府林迪臣。方、林两位皆福建人，都爱才如玉，无地域观念，不抱门户之见，介绍蒋百里到林迪臣创办的求是书院（浙江大学前身）就读深造，同学中有钱学森之父钱均夫等人。蒋的一切费用由方县令供给。进入求是书院后，蒋百里两次考试皆获冠军，课余又参加林迪臣所创的另一东城书院月课，屡次名列榜首，因此声名大噪，引起求是书院监院（教务长）陈仲恕（陈叔通之兄）的注意。
1901年，方县令、林知府、陈监院三人共同出资，送蒋百里东渡扶桑留学。胸怀报国志的蒋百里投笔从戎，报考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在军事、文化两条战线上施展才华。在一次军事考核中，他获步兵科超等第一名，日本天皇亲自向他授军刀，日本军人并称蒋百里、蔡锷、张孝准为“中国士官三杰”，自叹不如，羞愧难当。后来在文坛上，蒋百里亦如鱼得水，主编杂志、撰写了大量文章，同学们都称赞他是“文武齐备的奇才”！
敢于同梁启超公开论战
蒋百里与蔡锷同庚，同为秀才，在日本留学期间一同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军事。两人志同道合，一见如故，遂结成生死之交。蔡锷是维新派领军人物，梁启超的弟子，那时梁启超在日本避难，由蔡锷介绍，蒋百里结识梁启超并拜他为师。梁启超对蒋百里的文学才能分外赞赏。
1902年，中国留日学生已达三千人，大多思想激进，倾向革命。同年，蒋百里当选为中国留日学生大会干事，并组织“浙江同乡会”，又于1903年2月创办大型综合性、知识性杂志《浙江潮》。该杂志32开本，月刊，每期约八万字，行销国内。鲁迅先生积极支持《浙江潮》，每期都寄回国内让亲友阅读，他的第一批作品《斯巴达之魂》等，即发表于《浙江潮》。身系上海狱中的章太炎先生的诗文也在该刊登载，其中《狱中赠邹容》一诗万人争诵。
蒋百里为《浙江潮》所写的发刊词，情文并茂，传诵一时。他又以飞生、余一等笔名，发表《国魂篇》《民族主义论》等长篇论文连载，鼓吹民主革命，提倡民族精神。立论独到，条理清晰，文辞流畅，感情奔放，颇类梁启超文笔；而他倾向革命，又不同于梁启超的改良主义，颇受读者注意。
蒋百里一向视梁启超为恩师，执礼甚恭，但在革命与改良问题上，却从不含糊，敢于同恩师公开论战。1902年，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新民丛报》，宣扬“立宪”，尤重“新民”，指出：“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中国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接着他又写出了《新民说》《新民广义》等文章，加以系统的阐述发挥，改良主义论调泛滥一时，迷惑了不少人。蒋百里立即用笔名“飞生”，撰写《近时二大学说之评论》，刊于《浙江潮》，尖锐指出：“《新民说》不免有倒果为因之弊，而《立宪说》则直所谓隔靴搔痒者也。”此文连载两期。刚刊出上半篇，即引起梁启超的高度重视，马上回应，写了《答飞生》一文，刊于《新民丛报》，进行辩解。这场论战，实际上是后来章太炎与梁启超那场大论战的前奏。同好问蒋百里：“梁任公是你的恩师，你怎么同他公开论战，不怕损害师生情谊吗？”蒋百里直言相告：“吾爱吾师，但我更爱真理！”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蒋百里正与梁启超等一起去欧洲考察。次年春回国，正值国内提倡新文化，一时如风起云涌。梁启超深感于欧洲的文艺复兴，决心放弃政治生涯，全力从事新文化运动，蒋百里积极参与，成了梁氏最得力的助手，号称“智囊”。他不仅出主意，更著书立说，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战将。
1920年9月，蒋百里主编的《改造》杂志发刊，销路日增，成为当时仅次于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的有数几家全国性刊物之一。蒋百里每期至少有一篇文章发表。其时，“省自治说”颇为流行，以对抗北洋政府的中央集权。蒋百里陆续写了《同一湖谈自治》《联省自治制辨感》等篇。公众对社会主义颇感兴趣，《改造》每期都有文论及，蒋百里也写了《我的社会主义讨论》《社会主义怎样宣传？》等文章，更加引起梁启超、陈独秀等人的关注。
蒋百里醉心研究文学。1920年，他从海外归来，写了一本《欧洲文艺复兴史》，于文艺复兴时期精神，体会很深。他在“导言”中指出：“文艺复兴，实为人类精神界之春雷。一震之下，万卉齐开。……综合其繁变纷纭之结果，则有二事可以扼其纲：一曰人之发现；二曰世界之发现。”梁启超评论此书为“极有价值之作，述而有创作精神”。蒋百里撰写的《欧洲文艺复兴史》是我国人士所撰有关文艺复兴的第一本著作。1921年问世后，十四个月内出了三版。当时正值五四运动之后，“民主、科学”两大旗帜深入人心。蒋百里在文中提出的“人之发现，世界之发现”两点，正是“民主、科学”的生动注脚，符合于时代精神。《欧洲文艺复兴史》约五万言，由梁启超作序。梁下笔不能自制，一篇序言竟也写了五万字，与原书字数相等。他又觉“天下固无此序体”，只好另作短序，而将此长序取名《清代学术概论》，单独出版，反过来请蒋百里为该书作了序言。这一文坛趣事虽不能说是绝后，却属空前未有。
笔伐日寇，奇文共赏
蒋百里倾注了大量心血的“共学社丛书”，从1920年9月到1935年7月，15年间，共出丛书16套、86种，是旧中国规模最大的学术文化丛书之一。当时进步作家瞿秋白、耿济之、郑振铎等翻译了许多俄罗斯文学名著，都在蒋百里的帮助下，收入“俄罗斯文学丛书”，由“共学社”出版。
蒋百里在文史方面亦有建树，写过《宋之外交》《东方文化史与哲学史》《主权阶级与辅助阶级》等，颇有独到见地。他在抗战初期写了许多文章，其中最出色的当推《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这篇剖析日本形势的杰作，极大地激励了四万万同胞的抗日斗志。
抗战初期，国民党节节败退，形势万分危急。蒋百里在1937年秋冬撰写了《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一文，断言日本黄金时代已经过去，文章结语写道：“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同他（日寇）讲和。”次年8月修改定稿，在汉口交《大公报》连载，轰动一时。该报发行量日增万份，供不应求，有些读者甚至天亮前就在报馆发行部的门前排队，等购当天报纸。后方重庆、桂林和香港等地报纸纷纷转载，读者纷纷猜测。有人说是郭沫若写的，有人说出自“文胆”陈布雷之手，又有人说郭、陈两人虽是大手笔，似又无此亲切笔意。最后一篇刊出，文章末尾呈现“蒋方震于汉口”六字，人们才恍然大悟。熟识蒋百里的人，拍着他的肩膀说：“百里先生，你真会开玩笑，大名隐至今日才出现。”不认识蒋百里的人则说：“果然名不虚传，不愧是抗战文坛健将。”此文当时被誉为战胜日本军国主义的“纸弹”。黄炎培写诗赞曰：“……一个中国人，来写一篇日本人，留此最后结晶文字，有光芒使敌胆为寒。”
1938年，蒋百里病逝。许多名人写挽联挽诗哀悼。章士钊《挽百里》诗云：“文节先生宜水东，千年又致蒋山佣。谈兵稍带儒酸气，入世偏留狷介风。名近士元身得老，论同景略遇终穷。知君最是梁夫子，苦忆端州笑语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