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迹与新迹
我这番出国考察，首先拜访了欧洲的南国，而且是南国的南都——罗马。我这次是重游，旧的怀念与新的根触[1]，如像三春的花雨缤纷，经过我的心目。这些伟大的古迹不够，还加上些伟大的新迹！如果我是英国人或许五十年后的中国人，我一定点头微笑地说：“倒也不坏！”但我这一回出来，身历了创巨痛深的国难，看见一个国家十几年内会整个从弱变强，哪得不感奋？哪得不起野心？哪得不为之赞叹？我把这种赞叹拉杂地讲给我同游的两个女儿听（一个年十七，一个年十三），她们信手地记了一些，如今整理为下面这几讲。
我们应该庆祝我们的幸运呵！第一步踏到欧罗巴，就踏到了世界上一个最旧（最富于历史性）而又是最新（最富于时代性）的地方。唯其旧所以能维新，唯其新所以能保旧。从老根里才会发出嫩芽，所以不可轻视老，有嫩芽才能荣养那老根，所以应该珍护新。你欣赏着芬芳的名花，却莫忘臭腐的肥料，但你若坚称肥料的奇臭等于罗兰的清香，这就不知鉴别，岂不笑死了人！
罗马是一个文化之海，上下人类史，纵横全地球，一切美术、哲学、宗教的巨流都汇集在这里。同时它又是一座文化之山，一条条长江大川都从山岭上流到人间，灌溉了阡陌，衣食了大众，正好比西谚所谓一条条的路都引到罗马去，同时也从罗马通到了四面八方。我这处所说文化，与许多人的解释有异，我特别注重它的发酵性，它能够把它所接纳的旧旧新新，起一番发酵的作用，从酸葡萄酿出美酒来。所以发酵性是文化的要素，没有它，不能称为文化，只算一种民族生活形式的习惯罢了。
闲话少说，我们且先“看看”罗马，谈到“看”字，却非容易。我们花去数千元旅费跋涉来到罗马，雇上一部汽车，到处东张西望，什么彼得寺哩、斗兽场哩、梵蒂冈（Vatican罗马教皇区）哩，莫明其妙的但见许多姹红嫣紫的境界，粉白黛绿的光彩，如同烟云之过眼。这样不是看罗马，是看罗马城的电影化。偌大钱看一场电影，岂不是大笑话，也太对不起人了。所以我们不仅要看，还要研究，研究不够，更须体会。怎样叫做体会？就是吸收他人精神，振起自己志气，消化他人的材料，变作我们自己的质素。换句话说，就是要像罗马那样起一种发酵作用。发酵以后再把制造品供给人家。小五（我的第五女）不是有一张画片，题名叫《歌德到意大利》的吗？你看歌德惊异赞叹，感触奋发的那种模样，你再读读他游罗马以后的写作。你们将承认，要像歌德那样，才不辜负罗马此游。说来说去，你们切勿做蝴蝶，你们必须学蜜蜂。
有一位法国将军说得好：“有知识的人才配谈经验，肯研究的人才配谈阅历。”你们开口重经验，闭口贵阅历。那么我跨下这头非洲驴子，就可以带兵打仗，因为它在非洲身临前敌的时机比我多，很有些经验和阅历了——然而我们可不愿做驴子！
你们不要向我问：怎样才能体会呢？试举现成的事物做一个例子。你们不记得第一脚踏进罗马，就有一个小圆城在望，这城下蜿蜒流过一条河叫做台伯河（Tiber River），罗马城就是沿着它的边岸建立起来和发达起来的。我们若研究台伯河的历史，就注意到一次，有一个外国国王利用罗马人放逐在外的君主，率领了大军浩浩荡荡，杀奔罗马，竟到了木桥的彼岸，他们一过这桥，罗马就完了。当时罗马人中间出来一位英雄，领着两个同伴，拦住在桥头，却教后面的人民斧伐桥梁，差不多摇摇欲断的时候，他叫同伴们先回去，自己还站在桥头只身抗敌，后来听见一声响亮，同时两岸万千个惊骇的呼声：“桥断了！”他便向河中心一跳，许多箭头望他射来，他却平安地游到了罗马这边，他的同胞们为了纪念他保全乡邦的大功，在桥边塑了他巍巍的石像，后世永不忘记他的芳名Horatino（霍拉都），像这一类牺牲小我以为大群的英雄，正是罗马的特产品。古昔罗马所以能逐步展开，成为空前绝后、广大久远的欧亚大帝国，就系于这一种崇高的英雄主义。
一提起历史，我又要你们去体会罗马历史上又一基本元素。且说上海人有句俗话叫“硬碰硬”，你们别发笑，这话倒是表示一种诚实真挚的意思，不折不扣，不讨虚头。而罗马精神也正就是“硬碰硬”的精神。原来当初罗马也和世界各民族一样，一部分专事对外发展（战斗生活）的人叫做武士，后来形成了贵族；另一部分专事对内发展（经济生活）的人叫做平民。当外敌侵扰的时候，这些贵族都能尽他们的天责，身先士卒，视死如归。而且胜利（他们是十战九胜的）以后，所得的土地与财富，平民也能分享，因此平民愿意尊重贵族的权威。而贵族之权寖大，后来其中的不肖分子，又利用特权欺压平民，平民不愿意，但苦于没有兵力，怎样呢？他们表示了不合作的精神，一致离开了罗马，然而贵族生活上也离不开平民，所以结果双方讲和。贵族硬，平民亦硬，这一碰，碰出世界历史之光辉的罗马法来了。须知，法是两种实力的交互方式，不是一种势力的统制条件，所以西洋这个“法”字涵有公平的意义。因为公平，所以能够合作，不仅能与同种人合作，且能与异种人合作，这一合就合成了一个欧亚大帝国。亚历山大、成吉思汗、拿破仑都是专靠征服来成立一大帝国，结果不能长久，转眼成空。罗马人一半靠英雄的征服（英雄不止一个，竟是成了传统）；一半靠法律的公平（法律不限己族，可以施之他族）。所以它的大帝国独能长久，辉映两洲。近世纪的英吉利（英国）能够“国旗终日见太阳”，也就是抄了这一篇老文章。
贵族与平民一碰，碰出一部罗马法，劳动与资本一碰，碰成一个法西斯。罗马法通行，成为过去欧洲各法的鼻祖、西洋文明的要素，至于法西斯能否成为未来世界经济的中心，我们不必预言，我们只需注意于这个事实，即法西斯并非凭空的创造，并不如其诋毁者所谓，只是突现的彗星，可以指日望其殂落；恰巧相反，法西斯的成功是像一位英国记者所说（现在英国人最爱说意大利的坏话，所以我偏选取英国人的观察）基于两种理由：（1）法西斯运动善用了罗马人传统精神的潜力；（2）墨索里尼的人格发挥了古罗马的英雄主义。
何谓罗马人的传统精神？就是公平合作——罗马法的精神。因为站在公平合作的立场上，所以在昔能有贵族与平民的联合战线，造成了伟大的帝国，而在今能有资本与劳动的联合战线，复兴了意大利的荣光，而且前途是未可限量。再说，法西斯所以能够叫资本家愿意减少利润，换取产业平和（禁止同盟罢工），又能够叫劳动家放弃罢工运动，换取生活改善，这都因为罗马人的传统精神在发生作用。
古罗马的英雄主义，前面已经说过，就是舍己为群，而墨索里尼则是发挥这种主义而且更进一步的英雄，他担负的牺牲，不是杀身成仁的那种，而是坚苦卓绝的奋斗，鞠躬尽瘁的服务，要知道长久的服务群众，比较一时的慷慨杀身更为艰难，也是更进一步。
我以为古今罗马，所以英雄辈出，蔚然极盛，原因在于民族的心理上，全民族期望英雄、崇拜英雄，而且，更重要的，他们懂得怎样诱导英雄、成全英雄。试举一端，西洋人崇拜活英雄，中国人却崇拜死英雄，中国人心向往之的是理想的、文学的、悲剧的英雄，西洋人倾心相许的是现实的、政治的、成功的英雄。恺撒死了，又拥出了个屋大维（Octavins Augustus，帝政之始祖），拿破仑一世死了，又造出一个拿破仑三世，但拿破仑三世没有英雄的素质，结果虚负了多少人的期望。
说古道今，讲了一大套，在结束以前，还有些意见要表示。我们必须注意，无论罗马法也好，法西斯也好，它们的共同出发点，总是“法”者乃行动的结果，并非思想的成绩。所以英国宪法乃有许多行动的常规，而不是思想的记录，你们假如高兴做女律师，研究起宪法来，一股劲到伦敦去买本《大宪章》之类，包你走遍书坊都成空。罗马法亦然，它本没有见于文字，而是罗马征服希腊以后，希腊学者把它写出来的。法西斯之成为主义，也是法西斯成功以后，世人叫出名的。墨索里尼自己说，我最初只有（反共产）行动，但逐步的行动，能渐渐向着理想走，现在就成为“有哲学背景的一种经济制度了”！（这也是英国记者的话）孔夫子作《春秋》，说道：“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所以孔夫子“不著书”，不谈主义，结果却打倒了春秋战国时代的一切思想家，这哪里是后世的孔徒所了解的。
美术与宗教
本讲从希腊之爱（善乐其生的美术）与耶稣之爱（善用其死的宗教），说到罗马之大（美术、宗教与政治的集合体）。
说爱
欧洲文字中有一个最简单而又最复杂的字，这字我们姑照普通的说法译做“爱”。从淫秽的下流直到神圣的天国，从普通的酬应（你爱罗马吗？你爱吃意大利菜吗？）直到人生的大故（为爱情人而结婚，为爱国家而战死，为爱人类而牺牲），都包括在这个字里。它的微妙，甚于原子、电子；它的动力，可以排山倒海；它的伟大，可以弥漫宇宙。我想用中国文字来扼要地说出它的来去之迹，终始之象，只有一半掉古文，一半造新句，叫做爱也者：“天地之大德曰生，人生之大事曰死。”
爱是天地之大德（歌德《浮士德》最后揭出“永久的女性”一语，就是这意义），德者虚位，表现在实际行动上就是生，所以爱之根苗就种在生之最初，可称为世界成立之原动力，也就是孟子所谓“赤子之心”。现代婴孩心理学与生物学上得到的种种科学的见解，对于啼饥号寒等本能动作，都从一种意义上来说明，便是生命之延长，种族之绵赓。生活力在发展过程中，必然遇到环境的阻碍力，于是而有奋斗，啼饥号寒以求生，这是奋斗的序幕，而牺牲一切以至于死，却是奋斗的最高峰，牺牲到极点至于生命也不要，接受人生最后和最大的大事——死，于是爱就功德完满了。（爱量之大小，是不可测度的，而牺牲精神，却正是爱量之寒暑表。）
希腊之爱就代表爱之初，它充满了生命的喜悦，生命的享受。它有自由解放的人格，把握着快乐的现在。它的美的艺术品，白石的塑像，从形式与姿态上，充分表现了它的文化——男女的文化——中间的欢情。然而我们离开它的外表，而注意它的内心时，就发现它潜在意识中有一个魔鬼，这魔鬼姓“未”名“来”，道号“不可知”，别字“运命”。希腊人觉得自然太威严，人太渺小，人会一下子给命运颠倒，不管你贤愚美丑，给你一个大破坏、大灭裂，至于将来是怎样，死后归何处，却又茫然不可知。雅典更有流行的黑死病，那个魔鬼是常在潜意识里作怪的。他们不得已就皈依于古代的迷信，所以他们虽然活泼，终脱不掉原始人的那种困恼——对于未来的困恼，而他们的文化纵称卓越，仍未摆脱原始的色彩。
其实，希腊人所以这样困恼，原因还在他们的无知。希腊文学最发达的是悲剧，而且都是运命的悲剧。读了索福克理斯[2]的狄怕斯[3]一剧，谁不为之惨然？这位最聪明的英年国王，解答了女怪的谜语，但却茫然于自身的运命。天大的罪恶就在这无知中妄作了出来。在这样的环境里，梭格拉底[4]来了，他以寻求真知做他自己的使命，他努力要造成一种爱真理求真知的风气，然而无知的希腊人，哪能一下子领悟真知之可贵，所以就把梭格拉底毒杀了。
我们就要说到耶稣了。耶稣的精神不仅在希伯来思想中养成，即在希腊文明中也有重大的预告。它的根本教义即存在希腊哲学里面。学理上梭格拉底就是一纯粹的耶稣。但在希腊，则教义存在少数知识先觉分子的理智反省之中，无大众的情感，无永生的渴慕，只能作为几个人的确信，不成为大众的宗教。有人说过一句过火的话：“希腊的大哲学家却把希腊沉沦了。”因为有高尚特出的先觉，终使民众传统的迷信打破了，但旧的去了，新的不来，几场内战，一次天灾，一口气接不过来，怎么了不得的哲学、美术，一死就是三千年，翻不过身来，希腊人倒霉，罗马人交了时运。
到底耶稣的教义怎样，梭格拉底的哲学又怎样？我虽不敢妄谈，但浅薄地将我所见到的来说，就是：
牺牲个人以为群众，牺牲现在以为将来！
梭格拉底说：“个人当在群众之下，人生最高目的在实现道德的存在。”
耶稣说：“人类有罪了，所以上帝派他的儿子来做牺牲。十字架放下来，耶稣复活了，永生了！”
这样看来，梭格拉底是教人应当这样做，耶稣却教人乐愿这样做。梭格拉底的毒药杯，是智的正的权化，耶稣的十字架是情的爱的权化。耶稣的门徒直接继续不断地殉教，而造成中世纪宗教统一一切的局面。梭格拉底的门徒一千五百年后从加里尼起一个一个地殉知，而造成现代的科学文明。
耶教用“上帝”之“爱”来代替了这“魔鬼”的“恶作剧”，所以一二世纪的教徒的内心是充满了快乐与希望，没有一些忧惧和迟疑。“有一个爸爸一样的上帝，随便什么人，随便什么时候，都可以找着他。”这一针，针针锋对着希腊运命剧里表现出来的悲惨人生观打进去，恰好针锋相对，所以最初美术就与宗教谐和结合，它们俩不是敌人，竟是姊妹，相互间有无数细针密缕的交情，宛然一件无缝的天衣，在古历史上竟无明晰的过渡痕迹了。
希腊乐生的美术与耶稣用死的宗教，通常错认为截然的两撅（我从前著《文艺复兴史》，此亦人云亦云），实则如前所说，二者都出于爱，前者是爱之初——天地之大德曰生——使人善乐其生，后者是爱之极——人生之大事曰死——使人善用其死。而且，很重要的，须知二者中间自有一个一贯之道，做着旋乾转坤的工程，就是Peto（慈悲或谓悲悯）这个词，它在美术上的象征，就是圣母抱尸图。所以看罗马的画，可以分为三大类：（1）耶稣降生（生）；（2）圣母抱尸（死生之连）；（3）耶稣受难（死）。
你们游大墓道时不是流连忘返吗？这个大墓道的发现开拓，更证实了宗教与美术的一见钟情。从前人以为初期宗教都反对美术，其实是因为反对偶像，所以不在造型美术（雕塑）方面努力，而专注精神于壁画、浮雕、用具等方面。按火葬是异宗的观念，耶教以复活永生为前提，有“事死如事生”之意，所以墓道装饰，视死者为生人，即将当时罗马壁画及工艺美术直接应用，使墓道中满布了乐观的空气，用希腊人生享乐的活动材料来装饰复活永生的恬静生活。残酷的十字架，墓道中竟寻不出来，有的是花、鸟、果子、天女、羊、鱼，千年古墓里保留着无限春光，生与死完全一致了，这岂非奇迹？这奇迹就是罗马的成就，墓道之大（一天走不完）正是象征着罗马成就之大。
且说大。
上海有个游艺场名叫大世界，不管它实在内容如何，这个名词可甚有意义，如果拿来译罗马的比武斗兽场，所谓Colosal真是名副其实。现在我们从大世界出发，可要先来谈谈这个“大”。
这个“大”，是从死罗马骸骨中跳出来的一个活鬼，第一个吓倒了德国诗圣歌德（第二个恐怕就是我），他一到罗马就感觉到他自身艺术的方向，应当向着“大”走，他说：“美哉大乎。”大就是真的极致（这个“真”字在中国哲学用语上就是“诚者物之终始”的“诚”），古代艺术之所以能大，因为它的思想与行为都是真的缘故，最容易看出来的莫如建筑，譬如宫殿吧，不是小诸侯要耍阔、故意地宣传的装饰品，而是世界统治者实用的事务室；譬如水道吧，并不是花园里做喷泉用，或庭子里做池子用的，而是为国民大众作饮料用的，其他庙、戏园、驰道、浴场，都是这样。精神如此，肉体也是如此，所以墙头就是石壁，不是砖上涂石灰。总之，一切一切都是“真”的材料（记得第一讲的硬碰硬）。
当歌德看见罗马的大水渠从一个大谷中蜿蜒地奔到山上，他说：“咳，到底我见解不错，我最恨的是一切矫揉造作，小刀细工，因为它没有一点真的内在的存在，就是没有生气，就是不能‘大’，不会‘大’”。
他自己告诉自己，在这里人们应当充实了！
歌德看见了水渠发感慨，我却游了斗兽场——大世界才感动，一个戏园子在几分钟内可以容八万七千人进去。中世纪来把它当作矿山看（如同中国偷城砖，一块一块地搬走），拆了它七百八十年的台，还是不倒，巍然存在。椭圆形的外面分作四层，而地底下伟大的布置可以使光线空气一点不感困难，罗马人要不是具有一种伟大精神，怎样会遗留下如此伟大的成绩？
歌德说大就是真，其实也不用请外国老师，中国的孟夫子就最会说明这个“大”，他满口总是大人大人的（不失其赤子之心，能格君心之非，例子太多了，恕不备举），他不仅赞美“大”（充实“真”而有光辉“美”之为大），而且能教人家做“大”。他说看见了一个小孩子往井里跑，大家都会心里一跳；看见一只牛在受宰的时候发抖，大家也会眉头一皱。这一跳，这一皱，就会皱成一个世界极乐大帝国（是心足以王矣）。这种奇迹在乎“推”，在乎“扩而充之”，他还说得极其容易，如同火烧起来，如同瀑布冲出来一样大起来了（若火之始燃，泉之始达）。这几句话至少可以把世界文化运动的精神状态形容出来。
这种伟大无疑就是罗马文化的特色。
按：罗马人最初不过是一个武勇的蛮族，一世纪[5]时候，凭它的公平占领了地中海一带。希腊爱生的艺术与希伯来用死的宗教，都不先不后输入罗马，于是法律、宗教、美术三者互相融合结了一个胎，成为罗马文化。后来北方、东方的蛮族虽屡次侵入，而这个酵母的力量，终究能克服它们，世界各国的生活基调全都陆续受了它的陶熔。白种人今日所以能够称雄世界，俨然天骄，其由来早在纪元之初，不错，现代文化是有一个伟大的开始的。
在这种宗教艺术政治的汇流中，我们发现它与他种文化有特殊不同之点二：
一为世界性。古罗马因为地理上的关系，所以主力的发展，在南而不在北，恺撒虽曾经营高卢（今之法兰西），用兵撒克逊（今之英格兰），但这些地方在当时都如同漠漠的塞外。一般的人民乐于南征，密迩的地中海就成为它的庭院，海是可以通世界的，至于陆地，则东西面向各方发展，而以筑路为统御边疆的唯一要领，所以各方驰道以罗马为中心，像太阳的光线，幅形四射，君士但丁[6]既定教宗，复能躬率士卒建都于东方，彼其理想固以天下为家，而适与宗教的保罗精神相符合，保罗就是打破种族观念，而以传教于异族为事的。
二为平民性。政体固无论其为王政专制或为贵族共和，而“媚于庶人”的精神是始终不变的，斗兽场一方面是表示罗马人的残忍野蛮，一方面可见英雄外征，犹不忘设法取得国内群众的欢心。西方人之喜欢活英雄者，或即由此，圣彼得寺[7]固然穷奢极华，但其本意，实欲以外形的美丽庄严以肃穆群众的身心。至于一乡一市必有广场，以为群众集合之所，得一宝物必列之于群众瞩目之所。不像东方人的苑之必禁，藏之必秘，只供私人的娱乐而已。这种风气，果远在卢骚[8]《民约论》以前千百年之久。
个人与群众
美术、宗教、政治既然发生了三角恋爱，产生了一颗水晶的种子，使人类走上了文化的正轨。它们假使能够把这平衡长久保持，那么我们这辈后生小子，如今就该生活在伊甸乐园中了。可是不然，宗教第一个就不安于室，定要唯我独尊，支配一切，所以好好一个人家，又闹出轩然大波了。
它宣传牺牲个人，以服务上帝，牺牲现世以追求天国，若能适可而止，岂不很好？然而耶稣教并不是这一种和平性的信仰，它不仅主张牺牲个人，而且个性也不许表现；牺牲现在，而且心目中根本不容有什么现实，这样一来，就苦了人类了。
问题的关键是：个人应当牺牲，而个性不可以汨没；现在应当牺牲，而现实不可以忽视。
一个皇帝被教皇破门，要三天三夜赤着脚在严冬零度以下立在路上，等候教皇赦罪，何况老百姓呢！好像中国的绍兴婆婆在当媳妇的时代吃了婆婆的亏，一股怒气都发泄在她的媳妇身上，我在童年时代曾听过这样的传说。火烧、抽肚肠，把从前异教徒虐待宗门的办法来组织了宗教裁判所，人类永远的救主变成了一代专制的魔王，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一个教士穿了老羊皮，蹬在山洞里，每天晚上用皮鞭来尽力地自己抽自己。要步行经过瑞士，怕瑞士的风景太好了，引动他的凡心，同牵磨的骡子，拉车的马一样，戴上一副眼套。山水的风景且然，何况大理石裸体女人的曲线美？因为上帝爱人类，人们就应该爱上帝，就不爱，就糟蹋人类，这又是怎么一回事？
我说，这叫做文化中毒，第一讲不是说文化就是“酵母”吗？这个酵母的根源是从极乐园中蛇指示夏娃吃的果子（智慧）而来的。所以有点酒精味儿，尝一点儿很有滋味，多吃了会中毒会发疯，这个毒第一次由十字军东征，第二次由东罗马（君士坦丁）的灭亡，渐渐地醒了转来。
农民早作夜息，忘记不了一个“天”，可是十字军东征时代，各国的大兵都向耶路撒冷跑，后方的粮草接济总得有几处暂作转运的机关，因此就发生一个名词曰“市”，同时买卖转运的人就成了一个阶级曰“商”。商人的收获不是靠“天”，而是靠“人”，除非上帝能多造些人来买他们的货物，他们是不会想到上帝的。这个“市”和“商”，就是近代国家的细胞。
土耳其占领了君士坦丁——从前君士坦丁皇帝定耶教为国教，把罗马送给教皇，自己带了兵往东方开发，占领了欧亚交接的形胜要点，创造了这个大都会，现在被人家占去了，这城里一大群智识阶级（都是教士），只能向西方逃，于是把古代希腊的文艺图书一律带回罗马，又引起了罗马人当年掠取希腊文物的兴会。
这两种都是外来的诱因，还有一种内在的诱因，使意大利发生了文艺复兴的火种，烧到法国就变了大革命；烧到英国就变了一个魔鬼瓦特，造了机器来吃人；烧到德国先是宗教改革，后是大军国，最后又来了一个马克思。原来这位又聪明又美丽的大姊（古典的哲学美术）不肯替二姊（宗教）管家了，它要拿她的聪明美丽来麻醉世界，谁都管她不住。虽是穿老羊皮的教士蹬在山洞里不愿见人，虽是黑层层的教堂里把书本藏起，把智识垄断，不放一点出来直接给老百姓。但是他们吃的穿的总要群众劳力的供给。上帝爱了人类，教士们事实上也不能不把群众做对象，所以第一，要让人家来听讲做祷告，就不能不有伟大教堂的建筑，而且六七百年前欧洲人除了教士以外百分之九十九不识字，字不会识，画却会看。弗兰西斯说，人人都会看画，所以教堂的大壁上就应当有壁画，这一句话风行了全意大利，美术就作了宗教唯一的宣传品。
同中国人谈美术，开宗明义就得声说清楚，中国以“个人观赏”为前提，所以唐磁[9]宋画都是秘藏。西洋以“群众教育”为前提，所以埃柱希雕，陈之大道，所以艺术家不是诸侯消闲的清客，而是群众崇拜的英雄，如果我们在邦惟翁一转就看见复兴祖国的名王元陵，却在画家拉飞耳[10]永眠之地的旁边，东方人如何会想得到呢！艺术家既然如此尊贵，所以他有自尊心，不愿意自己降下来，凑群众的口味，他要提挈群众向艺术大道走，各人各有表现，这一个深入腠理的个性发展，就成为五百年来历史变迁的原动力。
但是他们从哪里去寻出这个“美”来呢？他们从古典里学得一种方法，向“自然”中去寻，自然就是宇宙的现实，就是真。这个现实不仅包括山明水秀，橘绿橙黄的天然风景，而且加上了饮食、男女、慈悲、残杀等种种人生事迹。
个性发展了，于是有所谓自由。现实被人们注意了，于是有所谓科学。
西爱纳、翡冷翠[11]、威尼斯、米兰各处地方教士们造教堂，商人们造市政府，彼此竞争，要大要美。罗马是世界之都，教皇为万王之王，自然要好好干一下的，于是壮丽绝尘寰的圣彼得寺出现了，这就做了中世纪与近代的过渡点。
圣彼得寺为世界唯一的大教堂，可是这个“大”的性质不同了。罗马古代建筑的“大”，表示真，表示充实，彼得寺的“大”，表示容，表示调和。古代的皇宫，戏场的大，是山的大；圣彼得寺的大，是海的大，你想时间经过二百年，第一等艺术家经过六七位，他们各有各的独到见解，绝不肯模仿人家。但是构造成功，都不见一些斧凿痕迹。我们一进教堂门如果不先看旅行指导，竟会毫不觉得它的大，大而能使人不觉其为大，是为容德之至高者，不过望见祈祷台下的人觉得它很小罢了，因为柱子的粗细，图幅的广阔，石像的高大和寺内容积的高广，都有适当的比例，所以看去很自然，好像是应当这样似的。
教会的钱虽是不少，但要和商人（各市）竞争却有些困难，因为商人能周转，一个钱在商人社会里可以发生十个作用，教会收人民的税，一个钱只能发生一个作用。教皇因为要争气造大教堂，财政就感觉困难，不得已出卖赦罪符，这赦罪符又同彩票一样归商人包办，于是宗教的威严扫地，就发生了路得[12]的宗教改革。
这中间最可注意的就是各地方言渐渐地成了一种国语，原来中世纪之所以称为黑暗时代，就是因为念书的同做事的两种人决然分开的缘故。念书的就是教士，做事的就是武士、商人、农民。当初教会成立就用了一种愚民政策，把一切知识垄断起来，所以告诉人民说：“你们要不经过教会是永远见不着上帝的。”路得却说，人人可以直接见上帝，用不着教会做中间人，所以他就用德国土语译了一部《圣经》，在意大利就有但丁用意国土语作了一部《神曲》，而与此先后同时印刷术发明了，因此做事的人多数会念书了，所谓个性，就是因为得了这一种武器，才真正地发展起来。
武士打仗不能不有刀枪，商人运货不能不有车马船帆，农人种田也要用农具，这种刀、车、船、锄都是“物”，人们最初用眼睛来观察自然，觉得它“美”“真”。现在要用脑筋来利用并统御自然了，结果从人们一天不能相离的“水”与“火”的中间发明了蒸汽机。只有商人看见了机器最喜欢，也只有商人才能活用这部机器。因为商人贸迁有无，他的生命线是车和船，是交通工具，所以蒸汽机第一步就应用到铁路、轮船上去。但是造机器需要一笔大本钱，商人因为运输之故，金钱的周转能力比任何职业大，所以有能力建设工场，所以我说，要没有十字军时代的商人市政府，虽有几百个笛卡儿[13]、培根、瓦特、斯底文生[14]，还是没有用。
于是贵族的威风尽了，教士的统治终了，轮到商人来做时代的骄子了，他有哥伦布、麦哲伦等健将，蒸汽机、轧棉机等武器，所以他开辟的帝国比了罗马人或基督教的帝国更为广大，“四海之内，莫非王土”。真是猗欤！盛欤！商人一登宝座，就不管什么牺牲个人和牺牲现在这一套，他只知道自我尊严，今世享乐，所以表现在政治上为“自由民主”，在经济上为“政府不管”（Laissez-faire），在思想上为个人主义，在生活上为物质文明，名义上是平等胞与，实际上则一切权利都归他享受。他有的是机器、金钱，一般人谁也奈何他不得。
可怜的人类啊，刚从教会的大门里一个个地冒着生命的危险逃出来，找着了自然，费了五百年功夫，自以为自由了，打倒教会，打倒皇帝，左辅右弼的，一位是德先生——德谟克拉西即民主主义，一位是赛先生——赛恩斯即科学主义。高举了现代文明的大旗，沉着地往前走，哪知道竟走到了一个铁围山底下，一跟斗翻了下去，这可不是宗教裁判所的铁链了，可以拉得断；也不是教会大门的铁锁了，可以扭得开，这个机器鬼竟是一座铁山。于是有一位马克思先生就在铁围山底下大叫大喊地叫救命，而且还想了许多法子叫人们逃出来，但是这位马先生的潜在意识里，已经被钢铁大王创巨痛深地打了一个耳光，所以许多法子中间出了一个大漏洞。前两讲里不是说过的吗？希腊是男女的文化，罗马是饮食的文化，所以一个结晶品是艺术，一个结晶品是法律；一个是圆的曲线美，一个是方的均称美。饮食是生命的维持，男女是生命的创造，所以有两个问题（其实是一个）不能解决，一个是家，一个是国。现在德国人用种族斗争来代替阶级斗争，就是“男女”代“饮食”，历史教训我们种族斗争的程度比阶级斗争还要猛烈些。
墨索里尼却了解这个方圆并用的道理，他把国家造成一个整个经济单位，劳力是国家所有，物质资本也是国家所有。一国之内可以分工而不能名之曰阶级，更绝对不容许有斗争。他说：“这个国家，这个群众，不仅是现代人的集合体，他从前有历史悠长的宗若祖，他此后有天壤无穷的子若孙。所谓全体利益，不仅仅是现在一时的群众全体，而是前后几千百年群众相接续的全体，他把一个国家加上了时间的生命，而把个人认为全体中一个细胞。这个圈子又兜回到希腊哲学、耶稣教义，而象征出来却是一个无名英雄墓。他是牺牲了个人以为群众的，他是牺牲了现在以为将来的，但是建设这个墓给群众的教训，却比从前更充实些，这意义是：锻炼个性，使之能服务于群众——群众需要有个性的英雄，不是无力的奴隶。努力现在，以求开拓于将来——将来发展的，是确实的现在。
法西斯的国家生命观，何以能得到群众的同情呢？因为人类于饮食外（生命之维持），更有男女（生命的创造）。两个人在路上拾到一块金子，最初的感想就是二人均分，两个人在交际场中遇到一个女子，结果必是一个独占。国家之有独立性，基于人类之有家庭，国家之有历史性，基于人类之有父子，“国之本在家”这句话，从法西斯国家来看，实在是不错的。墨索里尼却能从人心的自然里煽动它。
讲了半天，真够你们受的，如今我这话匣子要收起来了。细想我这几讲，真像美国人的游历，坐一部汽车，兜一个圈子，到处投一张片子，画一个到，实在的时间不过三四个钟点，实在的地方不到三十里；可是不然，一兜就是三千年，一转就是九万里！
其实我玩的戏法并不奥妙，你们一下子就拆穿了我的西洋镜，我这里先是揭出了罗马牺牲个人以为群众的英雄主义，怎样与耶稣牺牲现在以为将来的宗教精神不谋而合地奠定了现代文化的始基。此后说到各种因素的一起一落，此消彼长，耶教怎样专制了人类的性灵，漠视了现实的世界，于是激起了反动，而有资本的崛起，文艺的复兴，宗教的改革，形成了商人的第三帝国，其间虽有许多的福利，但有更多的悲惨。少数的个人是得志了，多数的群众是憔悴了；现世的快乐是圆满了，未来的信念却动摇了，何异重踏古希腊人的覆辙？新罗马精神，于是适应需要而起，为山穷水尽的现代文化另辟柳暗花明的境地；是的，它指示了全世界一条新的途径，一种新的人生观，让我们牢牢记着这两句教训：
锻炼个性以服务群众；努力现在以开拓将来。
呵，富于历史性和时代性的罗马呵！
[1] 根触，即感触之义。
[2] 索福克勒斯——编者注。
[3] 《俄狄浦斯王》——编者注。
[4] 苏格拉底——编者注。
[5] 公元1世纪——编者注。
[6] 君士坦丁——编者注。
[7] 圣彼得大教堂——编者注。
[8] 卢梭——编者注。
[9] 同“瓷”——编者注。
[10] 拉斐尔——编者注。
[11] 都灵、佛罗伦萨——编者注。
[12] 路德——编者注。
[13] 笛卡尔——编者注。
[14] 史蒂文森——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