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因
一个民族遭了打击，能反躬自省，举出自己的弱点，本是极好的事。但二三十年来士大夫阶级的种种悲观论调却另有两种卑劣的心理，一是自己抬轿——把人家骂得一钱不值，以表示他自己的了不得；一是自己诿过——什么事做不动都是人家不好，从骂老百姓起，一直骂到他自己的祖宗。如果将这一种悲观论集合起来，那是华族早就十足地具备了亡国资格，而现在铁的事实现在眼前，这抗战一年，竟可说是历史上的奇迹与突变。
反之，乐观论者也不可以将这抗战一年的事实看得太轻松，前方的血，后方的汗，一点一滴地流出来，这不是单靠着几场演说、几本小册子、几张图画所能做得到的。它必定更有一个更大的原动，有了这个原动，才能前仆后继地死而无悔，早作夜思地劳而不怨。
我如今想把这奇迹的原动举出来，以增强我国民的自信力，而且至少使现在的教育家与教授们对于中国历史有一个研究的指针，使国民对于自己个个有自信。这次抗战是一二千年以前下的种子，经过了种种的培养，到现在才正当地发了芽，开了花，而将来还要结着世界上未曾有的美果。
我要把中国历史分成三个大时期，每一个时期有一个特别的注意点——就是文化发达的特别主流。此后历史教材应当向这主流方向研究出来才有用。照这个主流来看，这三大时期有继续不断的灿烂的光荣，而且这个光荣以前并未毁灭，将来更会发展。绝不像悲观论者那样腐败化、老衰化，如今且说个大概。
第一期从周族开辟中原，到秦汉的统一中国。这时代是华族完成自己文化时期，这个时期已经下了两颗种子：一是同化力，一是抵抗力。它的工具是当时发明的井田封建。封建就是殖民，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是取攻势的；井田就是荒垦，九家相保，出入扶持，是取守势的。这两个力——同化抵抗，攻势与守势——如同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互相地补助着它的自身的发展，演绎出来。长城是象征着守势，象征着抵抗；运河是象征着攻势（交通为攻势要具），象征着同化。
这个大文化完成中间，还有一件世界没有发现的妙处就是文化的攻势（就是同化），武力的守势（就是抵抗）。我们取攻势，用不着杀人；我们取守势却能拼命。因为我们是大平原的文化，地广人稀，我们尽有让他种人发达的雅量，不像欧洲希腊那样的一块小土地，非你死我活拼命不可。文化攻势的意义并它发展的形容词，古书里还可以寻出几句来，如同舞干戚而服有苗，用夏变夷等，至于《尚书》里“黎民于变时雍”，“礼失而求诸野”，《中庸》里“舟车所至，人力所通，日月所照，霜露所坠，凡有血气”……，形容得那么伟大于武力的守势，那老实不客气的拼命。孔子说的“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孟子说的“凿斯池也，筑斯城也，与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是则可为也（效死而民不去是做得到的）”。
一个文化完成之后，如其不加锻炼，还是要沉沦，要衰老，要灭亡。天幸的锻炼的机会来了，于是转入历史的第二期。
第二期从汉末张骞开西域起，到宋末文信国成仁为止——这是养成我们同化力的时机。许多历史家把五胡乱华纯粹看成华族被异种人压服之始，这是大错特错的。我要问：为什么五胡捣乱开始第一个人物他偏要姓刘？人家自发地正正堂堂入了我们的国籍，我们为什么要认他是外国人？老实说罢，我们早就胡化了，拉的是胡琴，坐的是胡床，吃的是胡桃、西瓜，岂止胡化，还要印度化哩。头上飞机在那里转，不识字的农村老太太还念一句“阿弥陀佛”！
这个时期，又表明了一件世界没有而华族特有的妙处，就是我们自己有文化，而同时能诚意地接受外来文化。现代的欧洲人本来自己没有文化，所以第一期的希伯来化，第二期的希腊化，能顺利地进行，如今两希还闹不清楚。中国不然，所以到唐代形成了一个无比的伟大国家，无上的进步文化，如今还遗留下唐律与唐诗。
因为同化力的意义，一方在发展自己的固有，一方又要能接受外来的新事物。我们看六朝到唐的中叶，一群发疯似的留学生，冒着性命的危险，向印度出发，表现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攻击精神，他们只希求内心之满足，并无丝毫升官发财的念头，而社会上也为这勇敢高洁的人格所感动，作我们邻居的理论整个地在中国植下根基，到今天我们西边的老亲戚（蒙藏）还可以有一脉相连的关系，不至于反目！
在这个同化力养成的时候，抵抗力并不因此而丧失。这就是民族南迁逐步地开发了长江南部，渐渐地遇见了世界交通的海。如今广东、福建的语言还保存着古代的音节，这就是证据。不过在这一段锻炼中间发现了一个原则，抵抗力不可误用。就是说，抵抗力用在文化方面是无用的。韩欧的文章，尽管可以为古文的模范，但是《原道》也罢，《本论》也罢，打消不了民间的一句佛。而这时代不像欧洲人那样没出息，闹成三十年的宗教战争，这就是华族特有的长点。同化力养成了，不过抵抗力没有锻炼，这也还不够成为大器，上帝嘉惠我们，来几个硬钉子碰碰，这就是：历史的第三期。
从文信国成仁到中山先生在南京就大总统为止，就是说从蒙古南进中原到革命成功为止，是为锻炼我们抵抗力的时期。
蒙古人征服了北半球的大陆，第一个将其赶走的还是我们华族。满洲是东胡族，具有相当的同化力，同是华族本来容易接近，所以勉强能维持二百多年，并且随嫁时带来了一笔很大的财产。但是华旅的抵抗力始终潜在地滋长着，所以一致革命、声入心通的全中国呼应了。如今五十岁以上的老党员，可以自省一下，当初革命二字，怎样地从耳朵里听进去，怎样地转到心窝里，怎样地发动了行为？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大英雄的本领就在得到群众心之所同然。
两次赶走异种人的历史，说来未免太长，不是本文所能及。但我要举两个人的两段精警的话来警醒大家。
第一，是明太祖的遗诏。他用武力来赶走蒙古人，当时的士气，必定极旺盛，看不起外国人。但是这位英雄从种种的经验上寻着了我们民族发展的要点，所以遗诏上说：“非夷狄来侵，不得用兵。”这就是说，不要看我们赶走蒙古人太容易，就发生了侵略的野心，武力是应当取守势的。现在喜欢看远势的英国人，对我们群众抗战有成绩，就不免有点担心。国联席上，敌人怎样借着排货的理由，煽动英美人对于中国之忌刻，以表示他上海出兵的正当。这是我们应当特别注意的。
第二，是顾亭林所说：“有亡国，有亡天下，国家之事，肉食者谋之，天下兴亡，匹夫之贱，与有责也耳。”这句话照现代解释，他之所谓天下，即是民族的国家，他之所谓国，即是朝代或政府，所以说——皇帝不好换朝代，官吏不好换政府——这不算一回事。至于国家的兴亡，这个责任是在匹夫，是在一个一个的老百姓，是在整个的民族。我们试想想，前方流血后方流汗的是谁？
当年革命本来是匹夫之责，后者却混进了许多吃肉的，所以革命成功后，还要吃十几年的苦。
两个要点说明后，我还要把主文“锻炼”两字来说明一下：上文说过，同化力与抵抗力有互相补助之能，如其单独运用，不是归化，便是入山。天幸我们有地理上的优越性，历史上压迫我们的异族都是从北方来，而怀抱强烈抵抗心的民族英雄一步一步地南移，至于大海。如今新文明都是从海上倒贯进来，自然地使我们活用了同化力，以助长我们的抵抗力，所以革命事业，单单起于广东，这是地理历史上的大因缘，不是一件偶然的事。而这一次后方流汗的工作效率，算来却推侨胞为第一，一个苦力，一个车夫，个个能将他们每天所得的工资，提出百分之几来，积成一个按月常捐，寄回祖国，一年来没有间断。这真是长期抗战的好模范。
反之，近百年来，在北方的政府方面却把抵抗力误用了。不用说拒绝通商，反对传教，到后来竟演成庚子排外的失败，使后来的小站军人根本丧失了战志，所以到民国成立了十几年，不仅军事的制度没有确立，而且使国民对外观念常在动摇不确实状态之下，一会儿看得敌人一钱不值，一会儿看得敌人如天神一般。而过渡时代竟有以国家性命关头之外交国防的大政策作政争之工具者，则两都沦陷，东南涂炭，正可谓自种其因，自食其果。要不是顾亭林先生三百年前指明了肉食者与匹夫的分别，连我个人也几乎要丧失了自信心。天幸的是在这整个民族震撼动摇之间出了一位领袖，他能握着华族文化的中心，就是同化力与抵抗力的相互作用。
德国顾问走了，有的着急着问我军事上会不会发生影响，有的轻松地说顾问本来没有大用处，走了也罢。我对此事发生无限的感慨。
原来聘德国顾问的一件事，是十三年前蒋先生初到南京的时候就打定了主意的。他不以革命军成功自满，更要为中国在国际地位中，立一真正的现代的军事基础。我当时就感觉着这种精神的伟人，而可惜还有人不能体会。我说第一不用着急，军事家不是单是德国专有，英美俄法俯拾即是，倒是领袖的这个虚心，是千载难求。我们应当体会着，宝贵着。第二，更不可看得轻松。本来顾问是外国人，有没有用处看我们自己的能耐如何。自己有能耐，顾问就有用处；没有能耐，就没有用。我们要用固有的同化力取攻势迎头赶上，万不可自作聪明装老腔，说什么中外形势不同，而将军事制度上的根本建设停滞下去。举顾问这个例子不过表示领袖虚心的一端，这已经把握着华族发展真本领的一面，从这个虚怀若谷里，将来还要开出一种世界未有的奇花！
至于另一方面的抵抗力，则领袖战志之坚决，一年来群众应当明白。不过可怜呵，人家倒明白确信，我们自己倒还有怀疑的糊涂蛋。今年春天，东京的杂志里已经将五年前庐山的秘密讲演公开地译着地登着，证明了蒋先生决不会同日本人妥协。而反倒中国方面，今天意大利做调人，明天德国人提条件，没头脑地替敌人做广播。幸亏战斗的事实摆在眼前，而日本人的外交方式倒替我们领袖的战志做了保证人。（我可以同摩西一样地向着忠君爱国的日本人预言着蒋是不会倒的！倒是今天防共、明天排英的，同华族结下了民族的深仇的军人，却把百姓昭明协和万邦的意义，至少去了半截）
世界上够得上当领袖的没有一个不是意志坚强，革命正统下锻炼出来的。蒋先生，直接继承着三千年来祖宗遗传下的抵抗力，紧握着四万万的声入心通、不同言筌的群众意识，本是无可疑义的。不过五六年来还有一种沉痛的回忆，使我们对于领袖战志之坚决更加一层尊敬。试想自“九一八”以来迄于“七七”，中间政府受过多少攻击，闹过多少乱子？所以战志虽定而贻误了不少的战备，不过从决心上看来，现在的成绩还是当年一百个忍字来的。一种人，他自己的意志不坚定，而以己之心度人之心地来揣摩风气；一种人，他自己虽坚定，而主观太深，不能设身处地考察实际的方法与时机。这两种人都是君子之过，倒还可恕，而在这中间，竟有趁火打劫的政客也在那里高谈和战，所以我当时说——主帅应具有决心之自由，和战非我辈所当讨论，我们的任务，只在预备着工具而已。
蒋先生在四年前说：“我有最后的决心。”三年前[1]的冬天就有人问到底几时是最后，仿佛在催促着似的。去年“七七”以后，蒋先生又说，我们会得到最后的胜利。近来，我仿佛听见又有人要问到底几时是最后，我老实说，最后就是明天，不过你这短命鬼今天要死，我可没有办法。
如上说来，我们可以得到几个训条，几个确信：一，我们应当欢喜，（不前不后）生在这个空前伟大的时代下做中华民国的国民。二，我们应当自觉，我华族的抵抗力有三千年的培养，五百年的锻炼，根基深厚，无论世界上哪一族也比不过。三，我们应当确信，我们领袖有坚决的战志，有不自满的虚心，继承着华族正统的两种力——攻击的同化力，守势的抵抗力。四，我们上有领袖下有群众，用不着我们谈主张，我们应当尽全力去觅得工具。
（二）后果
真命天子出来了——这不是深山大泽中的篝火狐鸣，这不是豆棚瓜架下的蛇神牛鬼；这是社会演进的必然性，这是生存竞争的铁则。究竟这个真命天子是谁呢？我说就是顾亭林之所谓匹夫，分言之，即一个一个的老百姓，合言之即整个的民族——夫是之谓民，夫是之谓主。
悲观论者的心理中——侵略家的妄想中，往往有两种阴影扰乱着：一是蒙古南下，二是满清入关。姑不用说敌人的能力，国际的环境，怎样那样，单就主观方面看来，他们忘记了一件大事——就是最近的两度革命——宋末革了命吗？明末革了命吗？
有一句唐诗大家可以咀嚼一下：草色遥看近却无。你们如果到乡间只看见农民的愚蠢与破产的悲惨，你们如果到工厂里或立在码头上只看见劳力者的无秩序与不洁净，这所谓近却无；但是你如果飞在五千尺的高空鸟瞰，你如果立在昆仑山顶东望，包你有一幅锦绣山河活活地现在面前。观察一个多数的大集团的发展，最紧要的就是要把近视眼镜除下。老实说吧，大群演变的趋势，没有先见的慧眼是看不出来的。再打个比方：辛亥年就是除夕，民间元年就是元旦。这年头，天气坏，一场一场的冰雹雨雪打下来，现在到了正月二十七了（民国二十七年），老头子闷得慌，偶然的策杖郊外，在残雪的中间看见一片似黄非黄、似青非青的草色，就不免春意盎然解放了前几天的忧郁，但是这个嫩芽将来究竟怎样呢？
诸葛亮《出师表》曰：“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之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之所以衰颓也。”这句话谁不会说？但是他的文章却好，实实在在地指出，谁是小人、谁是贤人，小人太多了，只好笼统地指个大概，拿桓灵作代表。贤人，他却要一个一个地保荐，而且要求着“事无大小，悉以谘之”，这不是空论，而是实际。不过将亲贤远佞的一件兴亡大事，就是靠着皇帝个人来判别，是极危险的。诸葛亮死了，谁能把贤人、小人一个一个指出来？吃过痛苦的欧阳公在《朋党论》里，也只能举几个原则，不能应用。历代的治少乱多，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宋明末代总是国家的外环境要求着优胜劣败，而国家内环境却是劣胜优败，所以应付不上，至于败亡。
现在可以明白了，抗战一年的第一效果，就是替我们造成了一个有目共赏、公平无私的分别贤奸的天平架。
诸位前敌将军听着！敌人是最公平不过的，在那里考试我们：我们有办法，肯拼命，能够意志坚强，心气和平，敌人就会用他们自己的血把我们做的文章红圈子密密地圈起来，同时还有外国新闻记者一字一句地不惜电报高价向世界报告着，同时还有本国的老百姓手舞足蹈地向他儿孙演讲着。谁还敢忌刻你们，造他们的谣言？所以平时或许有出力不讨好的事，战时却是出力必讨好，不出力必不讨好。一个歪曲的社会，到了抗战时代，天然地会正直起来。
从前许多清客们骂老粗升官的方法，一曰吹，二曰拍。其实这两种还含有积极性的；如果方向好，吹向敌人去，拍向民间去，倒不失古代武士的特色，顶不好的——而且是大多数的——借着服从命令的招牌而不负责任地消极地等。等就是平时大多数升官的秘诀，就是战时打败仗唯一的祸根。这不单是中国，外国军队也是这样，霞飞将军在开战时一个月内，将高级军官换了三分之一以上，现在公认这是他的最大成绩、马仑大战的制胜总原因。由这个等字演绎成功所谓保守势力派，这是社会停滞时必有的败象。可是在抗战时代，最倒霉的，就是这一群等客。你想等字底下除死以外还有别的字吗？同时肯牺牲的倒大多数保全，想保全的结果必至全部牺牲。因为平战两时社会性，有一部分是完全相反的；平时最便宜的办法，就是战时顶吃亏的办法。时势造了英雄，环境等着豪杰。毛奇将军叙述战争之有益于国民道德，而和平可以使国民堕落，是根据这事实来的。
可是这次抗战中间，除了考试作用以外，还有一种特别的排泄的妙用。
大家知道人类有一种病，名曰癌，这不是外来的一种微菌，而是自己变坏的细胞，这种细胞如果停顿在身体里面，必定成一种不治之症。一个民族同一个人一样，有了坏细胞没法排泄，是最危险不过的。如今天幸的敌人却送我们一种妙药，替我们分别贤奸，将那种毒细胞尽量吸收去，使我们民族的血液加一层的干净健康。这个妙药，就是南京、北平的汉奸团体。我们试一回想，如果没有这抗战，那多么危险？有的曾经受过社会欢迎，是好人政府的要角，有的竟做到现代政府的高级官吏。就是诸葛公在今日，也未必能事前指出，如王荆公或竟将倚以了事。如今清浊分明，再不容鬼混了，这种现状，一方面可以使中国社会从此可以明白，怎样是汉奸型的人才？应当如何加以卫生的警戒？一方敌人却将那种坏种子吸收进去，自己破坏，自己传染，以为自身将来破灭之准备。（如今咬杨枝[2]的穷武士袋里也有了花旗银行的存款折子）但是，造一种勇怯的考试制度，贤奸的分析作用，不过是现代的小事——更有大于此者。
我先要提一个问题，为什么汉朝要艳称文景？为什么唐朝要艳称贞观？不仅汉唐，易姓革命后的第二代，总是比任何时代好些。
欲解此问题，则仍当归之于理想家（知识阶级）与实际家（主权阶级）之调和。圣君实际家也，贤相知识阶级也；土豪实际家也，劣绅知识阶级也，两者合作则事成，两者分离则事败。大乱之后，则两者合作机会甚多，并且更进一步相互融化，知识阶级肯负责任，如曾文正之《挺经》第一章，胡文忠之包揽把持，此理想家之能趋于实际者也。汉文帝能与贾生作长谈，唐太宗能临摹王右军的书法，此实际家之能趋于理想者也。反之，崇祯问臣下以剿匪之法，则叩首曰：“愿陛下先正其心，先诚其意。”三问，三叩首。逼得这皇帝没法，信用周延儒这一种小丑。不仅是政治方面，就是学术方面，顾王的考据朴学，颜李的实际哲学，都是在这时代养成的。
其实，执此以例，近代兴亡，百不爽一。这一次抗战的最大结果：为社会，是替理想与实际造了一条沟渠；为个人，是在纯朴的心灵与敏活的官能间造了一条桥梁（前者见之于东、北，学生之西南移，后者见之于西、南，群众之接受新事物）。轰雷掣电地给予了将来负大任的人们一个动心，忍性的大锻炼。
五十年前骂八股先生的无用，就是因为他的线装书里虽满装着修齐治平，但是他只需经过书房——考棚——衙门这三个关门，就可以负责担任国家的事。三十年来线装书换了蝴蝶装（里面也有主义，也有公式），但也只要经过寄宿舍，轮船或火车，宫殿式的洋房这三个关门。他们没有吃过杂粮，没有住过猪圈，总之，他们没有与民众共同生活过，这种缺点，一百回的讲演是改不过来的。因为讲演也不过靠着书本做宣传。五四运动以后已经有“到民间”的一个口号，但是实际上能有几个？这不是说青年没志气。事实上环境不许可，我认识的朋友中有几位多是靠了一种特别机缘才到民间，而这种机缘万万不能普遍。
可是抗战以来，沿海各学堂的教授学生，事实上不能不向内地走（我有一位世妹，今年二十一岁，也能背上五十斤背包，一天走上八十里从江西逃出来的路）。战地紧张的地方更不能不逃难，更不能不求工作，靠家庭读书不可能了，于是给青年的知识阶级一种实际经验，而这一种经验又在一种悲愤兴奋状态之下体验着，不是春季的游山旅学生，而是客观的社会测验，这正是孟子所谓“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了。不仅是教授学生，就是难民难童离了他故乡去接受着新事物，把家庭乡土的观念逐步地扩充着，这一种生理心理上的自然锻炼，正是真命天子的唯一造就法。
青年！你们多么幸运。所以我个人决心把我的大女孩好好地住在香港念书，特别叫她丢了书本到内地来过些逃难的生活。我还觉得这个无上大学的讲习班，比香港的皇后大学高上几百倍。与此相平行的，就是腹地大民众，可以说，世界上最落后的民众，如今都受了最新式文明的洗礼。我们到外国考察，费了很多的金钱，讨了很大的情面，才看得到一回飞机操练同防空演习。如今几千万民众，都自身冒了生命的危险，经验着，学习着。单就这一点看，如今土货就比洋货价格高些。因为洋货无论怎样地用功，都是拟想的；而土货却是实实在在的经验。我想此后的国民市民不能随便让人家造琉璃瓦的洋房做目标吧！重工业的老班们，再不敢贪小便宜，将他的工厂竞争得拥在一起吧！我敢断定，我要要求，我要明定法律，我们的非战斗员平民老幼，血肉淋漓、肢残骨散的惨痛，绝不是白白葬送就算完了。我们要每一个受过空袭的都市造一个纪念坟，以代替当年航空救国的广告。那不是吹牛，十年二十年后，英美的都市建设家、航空专门家，必定要到中国来留学、来就教。这不过就空袭一端而言，其实这几千年在朴素的生活下留存的元气，率然地受了最新文明的刺激，心灵与官能间必有一种大变化。而这种变化的将来发达到如何地位，凭我现在的智识还不能判断。不过，照已往的历史来看，总是急激地向着光明方向走，是无可疑义的。
诸葛亮已经用不着苦心孤诣，阿斗也不是二十年前的阿斗了，所以我们要确信：社会上已经有了公平的判断，只叫我们自己努力，没有不成功的。忠而见疑、信而被谤的冤枉事，将来会一件一件减少，以至于无。就是汉奸的儿孙，也要向成仁诸公的忠魂碑叩头。我们民族主人翁的资格，条件已经具备好了。现在正在筹备大典，不久就可以正式即位，大赦天下。中华民国万岁！
（三）余意
谈过去，可以证诸事实；事实为人人所共见，故使人了解易。谈将来，只能求诸想象力，想象力为一人所独创，故与人共证难。况且能了解过去，不过是一种说明，一种学问，不能激动成为行为，而有避于实际者少，所谓历史之所教训于人者，即人类不受历史之教训是也。能印证未来，则可以使现在的行为得一种标准，而为将来之成功更得一层保障。故实际上印证未来之要，甚于过去，但是曲突徙薪无恩泽，焦头烂额为上客，又是社会最容易犯的错误。
我于民国十一年（1922年）就下一敌情总判断（见裁兵计划书），德国此次战败之原因，自兵略言，即是目的不明了，理由不简单；自宣战的理由言之，是攻俄；自军事之动作言，则攻法；自最后之目的言，则对英，失败之大原因即完全因为侵略主战。野心家视此土既肥，彼岛更美，南进北进，名曰双管齐下，实是宗旨游移，而其可怜之人民只有一命，则结果必至于革命而后已。
（四）日本的军事后辈们！你们一辈子研究军事学问，锻炼军事精神，连“宗旨游移”四个字的大毛病还不能了解，靠一点不完全的从欧洲俄来的小技术，混充东方主人翁？回回头吧！我是千万分的好意呵！至于述中国国防之方针：我国家根本之组织不根据于贵族帝王，而根据于人民，我国民军事之天才，不发展于侵略霸占，而发展于自卫，故吾今者为不得已乃创左[3]之宣言。
我国民当以全体互助之精神，保卫我祖宗遗传下之疆土。是土也，我衣于此，我食于是，我居于是，我祖宗之坟墓在焉，妻子之田园在焉。苟欲夺此土者，则是夺我生命也，则牺牲其生命与之宣战。
是义也，根据历史，根据世界潮流。国民听之！呜呼，互助！互助！（莫或改之，若或改之，所当惩前，所当惩后）
但是我不是仙人，破课未必课课皆整，用十几年前的老话，来证明我现在悬测之不谬，恐怕尚不足以起大家之信心，我只好用现实，再用一年来亲身所经之事实证明之。就是说，许多人带了近视眼镜，我不能把他眼镜去掉，带他到野外，他还是看不见草色，只好拉几根黄芽送到他面前去。
自我去国中间才一年，而青年进步之可惊，乃出意外，约而言之，乃有三点：第一，观察深刻了。西安事变前十日我才从欧洲回来，到香港到上海就有许多记者来，问长问短，我是好说话的，但是他们笔记下来的东西，我明天报上看见，总觉有许多不透彻。可是今年，不然了；他们听我的话，同时又注意我的态度，摇蒲扇立起来讲演，也记载下了，说话停顿一下，眼光注视一下，他们也注意到了。最奇怪我在南洋，遇见一位于武汉大学住过一年的学生，他的笔记上说：“遇见这个青年的老头子，陪他游公园，同他谈话结果是，总觉得中国是有办法的。我问他看见《国防论》没有？他说没有，我更觉惊奇。总之，这一种由局部而注意到全体，由表面而感觉到内心，照平常，总不能那么快，那么自然。”
第二，感情深厚了。这于最近文学作品中到处可以看见，如《战地与秋收》里向着稻田说：“……快快成熟起来吧！让一粒一粒谷子填实我们前方战士的肚皮，增强他们杀敌的精力！……禁不住幻想把两臂张成天罗地网一样，护卫起今年这些绿油油的新稻，不再叫那些野兽掠劫去！……”要不是真正有深厚的情绪，绝写不出那种文字来。而最近有人从上海来，谈及敌人南京兽行，多数人闻之发指，我独说：“敌人军纪如此腐败，吾辈当自信战胜之确实有把握。”而述者太息之，此厌战思想之反映也。呜呼，怒者勇也；喜者知也；哀者仁也。彼上失其道，民散久矣。我如得其情，则哀矜勿喜！你看一件事，可以由怒而喜，由喜而哀，这一场谈话中，感情之从浅而深，从薄到厚的程度如何？
第三，态度严肃了。我在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团部座谈席上，最先是一位青年女同志直接痛快地问：“武汉保得住吗？万一武汉失了又怎么样？”最后又有一位青年女同志问中国经济力到底如何支持，前方发给兵士的五元一元的法币，兵士们没法兑零，乡下人一担东西绝不能值一张法币，所以没法找，因此军民生出大大的摩擦。他们这种率直的态度，都确是令人感动，因为他们现在是实际生活，不是旁观的批评家了。
综上三点，可见理想与实际，一旦接触，就能发生异彩。不过我还有两点要求着将来的中国主人翁：第一是应当向伟大的方向走去，我觉得在一年来的新文学中，最出色的是空军文学。当然从前在亭子间里，现在在天空中，居移气养移体，吐属自是不同，而空军的环境可以说事事都是新奇，都是可以惊异的，所以激荡出来的文字比人家不一样。不过在我的直觉上似乎灵敏面多，空阔的方面少，我还希望将八千尺高空上的灵性再用加速度地发展。韦尔斯的世界国是发生在天空里的。法国一位空军将官告诉我：“空军官长的胸襟是阔大的，不是偏狭的，所以最适于国际用。”我希望空军的勇士们，多给予我们国民以伟大包容的气象，把我们固有的界限、摩擦等习气扫除了。林白先生到了欧洲，就哈哈大笑地说：“你们欧洲人哪里配打仗，不是三分钟就完了吗？你看它多么气概！上帝安排得顶巧妙，越是偏狭的国家主战派——即法西斯纳粹们——它的武力却是立足在富有世界性的空军上！这个安排将来又会开一朵奇花。”我们应当注意。
第二是应当向实际方面再进一步。眼光精密是接近实际的第一步，就是观察到了。感情深厚，态度严肃，是接近实际的第二步，就是体验着了。
青年他，譬如讲恋爱吧，先是一瞥欣赏她的美，再是交际着理解她的性情，现在必定要到第三步才能圆满，就是改变两人现在的环境，改变两人独居的环境，而结婚，而同居，现在理想与事实已经接近到第二步骤，现在是理想与事实，商量正式地结婚了，就是由观察经验而至于改造环境，才称大功告成。再譬如，说了半年的动员民众，到底这一大群民众如何调动起来？靠文字，靠说话是不行的，如今简洁明了地来一个户口检查，壮丁多少，老幼多少，妇孺多少，有一个决定的数目了，那么，多少人做甲事，多少人做乙事，谁该来做事，谁该上前线，谁该后退，至少可以有个估计，才可以说得上一点动员计划。
特别的，武汉的青年们！我同诸位暂时告别。我可从远处望你们发芽！你们现在站在中国的中心，受着最紧要最严格最公平的试验，考题是保卫大武汉。我祝你们大成功，做中国全部的模范。
[1] 指1935年。
[2] 牙签——编者注。
[3] 竖排版的左，就是下文——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