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间吹鼓手，一个多少带了些传奇色彩的经历；为陌生人送葬，一段不堪回首的人生失意。毕竟是远了，但又忘不了。
我与商务印书馆总编李思敬一起登峨眉，这位兄长般的学者与我有着诸多共同爱好：唱京戏，听大鼓，逛旧书店，品香茗，最为甚者是游名山大川，并乐此不疲。
寂寞漫长的山路上他谈起了他的过去，谈起了他在农村受教育时为老乡送葬当过吹鼓手的事。他说得轻松又漫不经意，正如这依着山势悠来荡去的石板路，那么自然，那么顺畅。而作为听者的我，却被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攫住，说不出一句话来。难以相信，在我与他两个不同年龄层次的人中，何以能有如此相似的经历？我怀疑是冥冥中某种力量的安排，刻意让两个当过吹鼓手的文人一起来登金顶，一起来攀这艰苦卓绝的路。我毕竟年轻，于社会，于人生，于世事尚没悟透，达不到思敬兄那种超然的洒脱境界，故而对自己的过去，竟羞于启齿，致使当过吹鼓手的事一直深埋于心，除了我的丈夫，再也无人知晓。
我常常想，渭河边上那个被绿树掩盖的小村应该还记得我，应该还记得二十多年前的一个黄昏，曾有个说北京话的外地女子，给他们吹了一支又一支曲子，为村里一位叫长水的大（读duo）人送葬。那位大人是连任数届的大队支部书记，是革委会主任，是学毛选积极分子，也是全村尚门一姓的最高长辈，当然更是根红苗正的贫农。我那时的身份很惨，是被改造者，太多太复杂的社会关系压得我抬不起头，人们又把我的言行与这些关系，包括我早已逝去、压根没见过面的祖先联系起来，于是我便被贬到这荒凉的三门峡库区种玉米、放猪、打胡基。跟我一块儿下来的还有专写“反动诗”的诗人浏阳河（现在延安市任文化局副局长）和中学语文教师郭寅正（而今不知在何处供职）等人，在单位都是入了另册的不可救药之辈。虽处逆境，郭、浏二位亦不失诗人本色，端午节竟弄来两大碗雄黄酒，在小土房内边喝边引吭高歌，所幸当时政治指导员闹不清屈原是法家还是儒家，索性不管，后来好像也加入了喝唱之列，记不清了。下工以后，二诗人常到堤坝上去，仰着脑袋念些自己写的和别人写的诗，其中有些内容是“很糟糕”的。我惊讶他们的执迷不悟，因了诗的累却仍能钟情于此，万分敬佩之余亦总在告诫自己万万不可陷入。前车之鉴务须记取，我和我的家庭再经不起任何折腾了。每有相邀，或推以无才，或避而不见，寻个清静之所，远远躲开那些疯魔般的人物。唯一可以慰我寂寥的是河对岸数里有个叫喜茂的回乡知青，与我相交甚笃，我常过河去找他聊天，喜茂一个夏天都在看瓜，他的瓜是专为取籽儿用的，叫打瓜，一拍就开，那籽儿又黑又大，漂亮极了。于是我便知道了世上竟然还有专吃籽儿的瓜。
我从未跟喜茂说过我的事，为的是保留自己那最后一点自尊。好在喜茂也从未问过，他把我当作了北京的知青。喜茂对北京很感兴趣，大串联时进了回北京，却没能进故宫，那时的故宫早奉旨关门了。喜茂觉得很遗憾，他爷爷——后来去世的那位大人——曾悄悄嘱咐过他，进京城无论如何得去看看金銮殿，这不是任何庄稼人都有的机会。喜茂去了，但是喜茂没看着。他老对我说这件事，我就给他说北京，说紫禁城，说一座座的王府。喜茂对我很钦佩，我也觉得只有在喜茂跟前，我才像个人。
诗人们不甘寂寞，有着太旺盛的精力，有着浓厚的超前意识，有着突如其来的摩登之举。这日，浏诗人与郭诗人决定趁下地干活之机偷跑，去爬华山，向陈抟老祖乞求灵感。他们约我同行，并派任务让我去食堂窃馍若干、咸菜数块，等等。我知道，此事瞒不过上峰，明日点卯，一切均真相大白，非同小可。正犹豫间，喜茂过河来寻我，说他爷死了，让我帮着寻几首吹奏的曲子。我问以往吹些什么，他说过去那些曲儿多不能用了，是“四旧”，搁一般人死了也就不吹了，但他爷是全村的大人，不能让大人冷冷清清地上路，所以得吹，但又不能让公家不高兴，就让我帮他想几首适时的“革命曲子”。这很让我为难，样板戏不少，语录歌更多，用作吹丧的曲子却均为不妥，既不能太欢快给人以幸灾乐祸之感，又不能太悲伤落入感时愤世之嫌。思索再三，我凭印象写了几首自以为勉强可用的，让喜茂拿回去练。郭、浏诗人问我去不去华山，我推说眼睛不行，夜里登山看不清道儿，不想去。他们就走了，后来果然挨了批，罚刨烂砖头，又苦又累，但两人都写了不少诗，什么“雨夜登山我独来”之类。那一天，我心里总乱糟糟的不踏实，果然下午喜茂又急匆匆跑来，说我写的那些字码儿没人识得，唱不出，让我赶紧过去教。又说，村里人听说歇了几年的吹乐今夜要复出，都要在灵前听曲儿呢。
下了工，我就随喜茂过河去了。村不大，喜茂家住村中间，院里设着灵堂，进进出出的人不少。我一进门就有人说，乐人来了！也有人说怎来了个女鬼子？我不知自己何以被称为鬼子，十分不解。今年去旬邑采访唢呐民间艺术，才知百姓们俗称吹鼓手为“龟子”，是依当年西域“龟滋”而渲化，为音乐的代称。至此多年之谜才得以豁然。
先到的乐人已在厦屋里坐着，抱着个唢呐，木木讷讷的，也没太多的言语。喜茂说，原本还有个拉胡胡的青年，被借调到县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弄样板戏去了，就只剩下了这位吹唢呐的老汉。我当时把曲子给老汉哼了两遍，他竟能随着哼唱低低地吹下来了，其敏锐的乐感令我吃惊，也令我对这位木讷的农民不得不刮目相看了。轮他单人吹奏时，却说“弄不成”。我又唱，他又随着吹，临了又说“弄不成”。喜茂有些急，喜茂爹也有些急，我也急，我说我总不能跟着唢呐唱吧，那不挣死我。喜茂说他有办法，转身不知从何处拿来一个笙，问我会不会吹。我说会。
我对笙并不陌生，我自儿时便与它打过交道。老北京人多会唱京戏，我们家也不例外，晚饭后父亲常与他诸多的子侄们在后园子扯起胡琴，敲起鼓点，叮叮咣咣地开戏，成出成本地演，今日演不完明日接着来。兄长中不少均是京剧票友，造诣颇为精深。内中有位善唱程派青衣者，程派唱腔多有笙伴奏，以突出柔美凄婉之效果，为此家中便置一笙，与京胡、月琴之类放置一处，随时备用。我那时尚小，出于淘气与好奇，常将那笙从堆房中偷出，捂在嘴上，唔唔呀呀地吹，因为吹它比拉胡琴更来得方便。笙一旦在院中惨兮兮地发出声响，大伯母就会从房里出来，站在廊下训斥：好端端的吹笙，不吉利呢，一个小丫头，莫非还想当吹鼓手不成？大伯母是1961年才去世的，其娘家曾是清朝内务府官员，规矩多得厉害，她常常倚老卖老，我便以小卖小，这一老一小，便形成尖锐对立的两个独立世界。我不听她的，依旧吹，吹得昏天黑地，吹得嘴里吐白沫，吹得黑眼仁直往上翻，吹得一丝气息悠悠欲断……有话说，三天的笛子，隔夜的笙，三年的胡琴没人听，是说吹笙极易学，当然要吹出水平则又另当别论，但我断断续续地吹出“长亭外，古道边”的时候，似乎并没费太大的力气。许是大伯母不该有那样的预言，竟应在了我身上。我来为这个毫无瓜葛的陌生关中老汉吹奏送葬，可谓空前绝后，时空与命运的交叉在这里形成了一个奇特的点，无法抗拒，无法躲避，这不能不使我感到内心的寒噤和苦涩。
喜茂说笙是他爷生前吹的，爱得什么似的，别人谁也碰不得。吹唢呐的老汉说，用长水的笙给长水送葬，长水准高兴哩，他将来怕没这样的福气。老汉说的是实话，看村里这架势，怕再没第二个能吹唢呐了。死者的笙是十七管十七簧的老式葫芦笙，年代相当久远了，端起这管沉甸甸的，已因手磨汗浸而紫得发黑的笙，我只觉得是一种缘分，一种与喜茂家、与这位被称为长水的死者、与这渭水边的小村的一种缘分。天地间有些事，不是谁都能说得清的。
唢呐声起了，声音拉得长长的，在节拍上完全是即兴的发挥，彻底脱出了我提供的曲子，不少地方还加入了哭腔颤音，曲调中突出了生命的精髓，突出了生的坚毅、死的重托，于是一院人悲声大放。现在是我跟着老汉的调子走了，衔着笙口，我吹出了第一个音符，于是，在唢呐的高亢与响亮中立即糅进了如泣如诉的沉吟，揉进了低音笙的松软与甜美，使人的身心随之颤抖，悲中有痛、痛中感悲的和谐达到了至臻至妙的境界。曾听说，笙与琴都是充满阴气的奇妙之物，有“深松窃听来妖精”之说，尤其笙，更可感召鬼物，本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物件，却阴差阳错地来了。古人说它吐凤音，作风鸣，“能令楚妃叹，复使荆王吟”；令人赞它柔润清丽，比二胡亮，较笛子甜，在管弦乐中，能起着管乐与簧乐的两重性质，使活跃的声部结合起来而达到完美的和声效果。正因如此，在长水老汉的葬礼上，它与唢呐的密切配合，烘托出了一种情绪、一种气氛，也烘托出了死者人生终点的最后一片灿烂与辉煌。
我吹了一个晚上，忘却了身形，忘却了荣辱，一身精力化作了迤逦情丝，与西天凄艳的晚霞融为一体，飘荡而去。前不久，气功热大兴时，我曾问过气功师，吹笙可不可以“入静”，他摇头，我就想，他一定不会吹，吹笙是全身心的投入，达到息心忘念的超然状态，这与气功入静有何差异？这是后话了。记得那晚我要回去时，喜茂娘包了几个花馍送我，流着眼泪说了许多许多的感激话，让我很不安。更要命的是临出门前，喜茂爹领着全体孝子齐齐地给我跪了，认认真真地向我磕了头。从那一张张悲痛已极、疲倦已极的脸上，我看到了感激，看到了真诚，看到了关中父老乡亲的淳朴厚道及数千年中华文化在他们心底的沉积。我感动极了，抱着门框毫无掩饰地大哭了一场，我是在哭自己，哭自己的委屈，哭自己的坎坷，哭自己失却的人格和自尊……那晚，吹得痛快，哭得也痛快。
不知什么时候落起了小雨，喜茂一直把我送过河。我说为他爷爷当吹鼓手以及他们全家向我下跪的事万万不可让我们这边的人知道。喜茂说他爹已跟大家都打了招呼，说公家人不比农民，此事不敢向外人胡言传。我说要是他喜欢，以后我可以教他吹笙。喜茂说那笙明日就随他爷埋了，那是他爷喜欢的东西。于是我明白了这晚我为什么出乎意料地将笙吹得这般出奇的好。将军已去，大树飘零，壮士不还，寒风萧瑟，今晚是它最后的绝响了，笙是有灵气的乐器，有感应的。
如今，也有了一把年纪，也有了些许阅历，便常常想起过去。每每想起此事，只觉珍贵，再无难言。现在将它写出，全是为了思敬兄，以补我峨眉山的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