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怪屯，除了1960年父母饿死不能提以外，数李馍家日子最风光。四馍是大学教授，经常出国讲学；大馍是全县闻名的企业家，不断上报纸电视；二馍是县委招待所的大厨，天天给当官的做饭，有一年还跟国家总理握了手；三馍最不济，也是个村长。
这些，要说也非偶然。在历史上，李馍家族就是全村最不安分的。前面说过，李馍（这里说的李馍，是4个馍的总称，以上同）的爷爷当过白朗军，李馍的父亲当过土匪。这里再说说他们的姑奶，也是个很奇的人。
馍们的姑奶叫李华云。怪屯人爱用儿化音，都喊她“华云儿”；又因为她从小爱穿花衣裳，人们就把“华云儿”也改了，都喊她“花鱼儿”。
花鱼儿嫁在水北县城。丈夫开石印馆，不知印错了什么，被官府捉去杀了头。她带着孩子回了娘家，自盖了3间房住下。她生得瘦小，皮儿白，方下颏，丹凤眼儿，说话声音沙沙的，带点儿男人的腔。待人和蔼亲切，慈祥温柔。丈夫死后，她一心事佛，在阁楼上专设经堂，每天作晚课，从9点念到凌晨1点，雷打不动，清灵灵的木鱼声传得全村都能听见。花鱼儿的另一个特点是脚小。据说她3岁就缠了脚，脚丫子跟调羹一样大。每天睡觉，裹脚布扯一大堆，早上起床得半天缠，把两只脚缠成两个粽子，然后穿鞋。别人穿两只鞋，她穿6只——因为脚小，为了走路稳当，需要加大脚与地的接触面积，所以除了多缠裹脚外，又加了两层套鞋。她走路两只小脚一拧一拧的，身子就摆成了春风里的柳条；走一阵儿，就扶住墙，咻咻地喘，好像春风住了，只留下远去的柳哨。
怪屯东南20里有个村叫王营。王营有两个江洋大盗，一个叫王荣，一个叫谢五来。王荣大个子，镔铁脸，一脸骚疙瘩，却无胡须。谢五来五短身材，一脸络腮胡，胳膊腿儿壮实得能当顶梁柱使，踹一脚，就把人家的院墙踹倒了。
王荣和谢五来飞檐走壁，来去无踪。新知府上任第一天，他们盗走了知府大印，第二天盗走了惊堂木，第三天盗走了顶戴花翎，第四天就把新任知府吓死了。这只是传说，实际上1910年水北知府周丰年上任第四天是病死的，与王荣和谢五来并无关系。但方圆百里的大户人家都给吓住了，纷纷修寨墙，建炮楼，雇家丁。
怪屯西南15里有一个村子叫夏寨。1917年，已经是民国了。8月15日那天，夏寨的夏廷碧从武汉回来，带了3辆马车。两辆坐的是保镖，中间一辆坐的是家眷，家眷屁股底下坐着两只樟木箱子。人们发现那箱子是4个人抬进屋的，特别沉，不像是衣物首饰。
当天夜里，王荣和谢五来就来了。他们把飞天猫甩上去，猫爪抓住了寨墙头。他们拽住长长的猫尾巴，爬上了寨墙。就在他们趴在墙上往寨里打探，准备往下坠时，看见寨墙外的谷子地里，一个黑影从谷子梢上飞过来，到了墙根儿，不知怎么一跃，就上了墙头，落在与他们不远的地方，也蹲下身往寨里探看。这是一位同行了，肯定也是冲着夏家那两箱银元来的。根据行规，他们用暗语打了声招呼。果然那人一听就凑过来了，是一个瘦瘦小小、穿一身黑色夜行衣的家伙。
3个人都心有灵犀，不用怎么商量，只是互相点一下头，就“嗖嗖”地下了寨墙，又“嗖嗖”地上了房子。夏家三进的大宅院，一色青砖灰瓦。但内线把一切都探听明白了，所以他们就直接奔了钱库。趴房脊上往前看看，见钱库门口有两个家丁抱着枪把守着。他们退到房后坡，揭瓦，揭砖栈子，然后王荣掏出家伙将杉木椽子用尿浇湿，谢五来从背上取下锋利的手锯，“噌——”拉一下，“噌——”拉一下，拉得很有耐性，足有一个时辰，才把一节椽子拉掉。房子上就出现了一个黑咕隆咚的大窟窿，他们叫穴。
两个人就示意小个子往黑窟窿里下。小个子有点迟疑，按规矩，他们两个人是一伙的，由他们其中的一个下才公平。但他看看面前这两个大块头，他哪敢理论？就拉着飞天猫上的绳头，让他们给系下去了。
等了好一阵，绳子才上下耸了3下，是通知穴里面已经将货系好，可以往上起货了。
东西很沉。日他妈银元不沉啥沉？一箱子银元怕有几万块呢。王荣和谢五来忍不住心里高兴，一高兴就不怕沉了。他们把一口樟木箱子拉了上来。他们又把箱子系到地上；系上院墙，系下院墙；系上寨墙，系下寨墙。日他妈做贼可真不容易呀！系到寨墙外面以后，他们就把绳子解了，两个人轮流扛在肩上往前跑。二百多斤重吧，两人累得吐血。可是不敢怠慢，让人发现追上来可不得了！
两个人一直跑了五六里地，才停下来，一屁股坐到箱子上，擦汗，喘气，叫唤。
上气不接下气地呻吟着，还忍不住“吞儿吞儿”笑。王荣说：“那位老兄，恐怕已经被抓住了。”
谢五来说：“说不定正吊在梁上挨打哩！”
“逼他供出同伙哩。”
“他想供也供不出来，他知道咱俩是谁呀？嘿嘿嘿……”
突然，屁股底下的箱子“嗵嗵”响起来。两人吓了一跳，一下子蹦起来。只听箱子里叫道：“哎呀！我睡着了。两位大哥，打开箱子让我伸伸腿。”
两人面面相觑，只好把箱子给打开了。
那小个子黑衣人从箱子里跳出来，埋怨道：“两位大哥太实在了！把我扛两里放下算了，一下扛五六里，不嫌累呀！”
谢五来说：“不累不累！老弟今儿个下穴起货功劳大，扛着你走是应该的。”
两人便不敢再小瞧这厮。本来打算把他那份私吞了的，反而被捉弄个苦。只好把银元倒出来，扒成3堆，一人一堆。可是那厮却掏出尺把长一条口袋，装满一口袋，剩下一大半却不要了。二人执意让他，他说：“不行不行，你看我浑身没四两力，多了拿不动。剩下的您俩分了吧。”
王荣和谢五来更敬重这个小个子黑衣人了。当下就拜了把子，王荣老大，谢五来老二，小个子老三，二人都问他喊小三儿。3人遂成莫逆之交。
第二天早晨怪屯便来了许多警察，挨家询问：家里几口人？昨天夜里都在干啥？出过门没有？花鱼儿的哥哥当过白朗，丈夫又是被杀头的，警察就特别注意她家。可是保长李凹斗却打保票说：“她家没事！孩子才几岁着哩；花鱼儿脚小，二里地都走不动；半夜出恭时我还听见她家木鱼响，呱！呱！像水鸡儿叫。”
这就把花鱼儿作案的可能性彻底排除了。
1927年10月，水北县城发生了一起著名的劫狱事件。白天刚抓到的两个要犯夜里被人救走了。而劫狱者被当场捉获。
作案人是三个：惯盗王荣、谢五来，还有二人的拜把兄弟小三儿。
那天夜里他们采取的仍然是“挖穴”的老办法，在后房坡挖窟窿。小三儿身轻如燕，自然还是他下穴。等把那两个要犯从穴里吊上来后，再把小三儿吊上来。可是穴口的椽子却“咔嚓”断了一根，小三儿没拉上来，王荣和谢五来却一起掉了下去。
谢五来说：“日他奶奶！一辈子都是赚，这次赔了，救俩赔仨。”
花鱼儿说：“不赔。那是两条龙，3条鱼换两条龙，这次赚的比哪次都多。”
在刑讯室里，剥了衣服挨皮鞭时，王荣和谢五来才大吃一惊：原来小三儿是个女人！只是乳房很小，圆鼓鼓的，一握而已；紫黑色的乳头却大，像两颗熟透的桑葚。谢五来被抽得满脸满头的血，望着小三儿“嘿嘿”笑起来，说：“三儿，你咋不早说？早说二哥就把你那俩桑葚儿吃了。你看现在多可惜！”
警察就又抽了他几鞭子，骂道：“吃枪子儿吧你！还想吃桑葚儿！”
王荣和谢五来恶名在外，很容易就弄明了身份。但小三儿却是个谜。问她哪里人，她闭口不答。逼问王荣和谢五来，谢五来问：“三儿，你让说不让？”小三儿瞪他一眼，使劲摇摇头。谢五来就说：“俺弟儿不让说。”
不说就打。打了一阵儿，又问：“你说不说？”
谢五来仍是那句话：“俺弟儿不让说。”
警察骂道：“你弟儿让你死，你就死吗？”
谢五来说“俺弟儿叫我死，我就死。”
警察说：“放你妈那屁！你弟儿不让你死，你也得死！”掏出枪，“嘣”地一声就把谢五来打死了。
警察局的人问怪屯的保长李凹斗：“你们村有个叫小三儿的女人没有？”
李凹斗说没有。
又问：“那个白朗匪的妹妹叫什么名字？”
答叫花鱼儿。
问，她昨夜在家没有？
李凹斗毋庸置疑地肯定说：“在！后半夜我出恭，还听见木鱼响，呱、呱、呱！像水鸡儿叫。”
两天以后，3个人的头都被割下来，挂在县城的城门楼上示众。李凹斗一看，吓得屙了一裤子稀屎：他认出其中的一个是花鱼儿。
李凹斗失急，慌忙往家跑。怪屯距县城45里，紧赶慢赶，到家也近了黄昏。离村子半里远，他就听到花鱼儿家传来了木鱼声，呱！呱！呱！像水鸡儿——不，像鬼叫！人死了还敲木鱼呀？李凹斗吓得头发都竖了起来。
李凹斗硬着头皮来到了花鱼儿家，看见阁楼上花鱼儿的经堂门关着，屋里有昏黄的灯光透出来。他腿有点儿发软，不敢进，站着问鲁喜：“你妈呢？”鲁喜是花鱼儿的儿子，当时只有5岁。鲁喜回答说：“我妈在念经。”
李凹斗的腿就软得站不住了，想回头往外跑，竟不听使唤。他站着筛了一阵儿糠，心里想，难道真个有鬼？这怎么可能呢？就是真的有鬼，我与花鱼儿也无冤无仇，并几次为她遮掩，她也不会害我。这时，他反而战战兢兢地想看看花鱼儿变成鬼是个什么样子。他竟硬着头皮向阁楼上爬去。
趴在门缝上，李凹斗看见，经堂里垂着黄绫子帐幔，帐幔里坐着塌蒙着眼不忍看世界的观世音菩萨、地藏菩萨、大势至菩萨。一对龙凤烛，3柱迦南香。没有敲木鱼念经的人，只有一只鸡站在莲台上啄食，啄得敲木鱼的警山玉杵翘起，落下，翘起，落下……
李凹斗一屁股墩在地上。
原来花鱼儿家有一个极贵重的古物——明代铜漏。这是古人计时用的装置，驱动计时的不是法条，而是水。让水一滴一滴地落下来，击在一个杠杆上；杠杆的另一头连着一个刻盘，只要控制水滴的匀速滴落，时间就基本准确的给记录下来了。只是花鱼儿家的这只铜漏现在不是用来计时，而是用来敲木鱼。花鱼儿把它改造了，落下来的水滴击动杠杆，杠杆一动，就有一粒高粱米滚出来。高粱米掉在一只小勺里，小勺的另一头就是敲木鱼的锤子。她养了一只鸡，白天饿着，晚上抱出来让它叨铜漏里掉出来的高粱米。它一叨，木锤就翘起来了，落下时，就“呱”地一声敲响了木鱼。
李凹斗看得目瞪口呆。他又问鲁喜，你这娃子，骗舅哇？你妈到底上哪儿去啦？
鲁喜说，我妈说她到普救寺放生去了。
“这香火是你点的吗？”
鲁喜说，我妈走时交待别让菩萨断了香火，别让鸡子晚上饿着。
原来花鱼儿也是个大盗！她藏在木鱼声里，昼伏夜出，神不知鬼不觉，不知偷了多少人家，劫了多少商客！怪道她家仅两亩薄地，日子却滋滋润润，花衣裳一天一套。
更奇的还在后头。1950年剿匪反霸，北山一股顽匪让解放军一个排全军覆没。后来把这帮家伙抓住了，一百多人。其中就有鲁喜。鲁喜被押回怪屯，开会公审，准备枪毙。正要绑缚刑场，农会主席娄庆却像个小脚女人一样，脚后跟一拧一拧的，跑到台上，抱住鲁喜大哭，一面哭一面说：“儿啊！儿啊！我可怜的儿啊！妈就你这一个儿啊！你不能死啊！”
土改工作队的领导大喝道：“娄庆！你成何体统！”
娄庆乜斜了媚眼道：“我不是娄庆！”
“那你是谁？”
“我是花鱼儿！”
村上的人看看娄庆的举手投足，确实是花鱼儿的做派；听听娄庆说话的腔口，也确实是花鱼儿的声音。人们都知道，这是鬼附身了，是花鱼儿的鬼魂附到娄庆身上了，无不浑身起鸡皮疙瘩。
工作队的人拿根绳子要绑娄庆，说：“娄庆！你清醒一下，不要胡闹！”
娄庆的身手竟显出不可思议的敏捷，一蹦一蹦的，躲开几个人的撕扯，把绳子也夺过来，扔到了台下。他哭叫着：“你们不能杀我的孩子！他是烈士后代，我是为救工委赵书记才死的呀！”
人们都莫名其妙，面面相觑。
娄庆又说：“我有证据呀！不信你们到我家里去搜，在经堂的后房沿处，从东往西数，第七根椽子的竹筒里，有我的证件。”
工作队的人就去搜。花鱼儿家的房子是竹竿椽子。他们找到了第七根椽子，用铁丝弯个勾往里投，真个勾出来一张桑皮纸。但房子漏，被雨水浸泡几十年了，桑皮纸上什么也看不清。
娄庆看把证据找出来了，就呼呼地睡去。他睡了两天，睡醒后，对前面的事一无所知。
那张纸并不能证明什么，鲁喜还是被枪毙了。
娄庆也因为那次鬼附身的事被怀疑立场有问题，农会主席也被撤了；他只当了不到4个月主席，所以以后的娄庆身上看不到一点儿村干部的影子。
1987年11月，水北党史研究有了重大发现：党史办在邻省的档案馆里，找到了3份水北县早期党史资料，其中一份竟是一张党员登记表，上面写着：
申请人姓名：李华云。
曾用名：花鱼儿、小三儿。
籍贯：水北县安铺镇第三甲拐屯村。
入党时间：民国十六年（1927年）六月二十一日。
党内职务：中国共产党水北工作整理委员会敌工部长。
……
花鱼儿——李华云，1997年7月1日，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她是大革命时期，水北县唯一一位革命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