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我们与中国的关系受到舆论的左右。想入非非与悲观失望、极度兴奋与愤世疾俗等情感相继出现，似乎我们的国民心理是由某种狂郁症仪表调节的。当前对中国人生活感到失望的情绪毫无疑问是周期性的，已转向50年代对毛早期革命所表现出的过分热情的反面。但是，这一新的失望情绪也许表明了一个无法改变的事实，即中国人民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而这一困境是历史和毛的革命造成的。由于他们的悲惨命运也影响到我们的命运，我们现在需要的是理解和三思，失望也应变为反省。
1943年夏天，美国的战争宣传与新闻检查制度大大美化了蒋介石的自由中国。三位姓氏以B打头的美国作家——赛珍珠、汉森·巴德温和T·A·比森捅破了这个玫瑰色的气球，报道了国民党中国实际存在的懈怠、腐败、士气低落和分裂，这三个“B”在重庆被斥为破坏者，但他们具有求实精神，要求美国人正视中国存在的问题。同时，蒋介石要求他的官员少接触美国人。现在又多了两个“B”：福克斯·巴特菲尔德和理查德·伯恩斯坦，他们也要求我们面对不愉快的现实。
同40年前一样，我们被夹在中美两种文化之间。揭发丑闻的报道（现在被称为调查性报道），对美国人来说是公益服务。美国人每天都需要有关丑闻的报道，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一种民主。但在中国报道丑闻却被视为不友好甚至是叛逆和危害现行秩序的行为，因为中国在一定程度上是靠好形象来维持自己的生存的。由于中国和美国看来都变得难以驾驭，因此，不管它们的意识形态如何，中国的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在美国是热门新闻；而在中国，大谈这些差距对政府来说却是坏新闻。但是，北京强调“实事求是”。这样，我们就面临一个老问题：真实的情况是什么？
巴特菲尔德和伯恩斯坦一开始就研究了中国给予外国人的特殊待遇，主张记者必须摆脱有趣的汽车游览和丰盛的饭菜，尽管这两样东西使中国的旅游业取得了很大成绩。两位记者有一个共同的长处：他们都受过正规的汉学和历史学教育，而且都是一流记者。他们不像普通的旅游者那样被两国间的文化差异弄得晕头转向。相反，他们能像中国人那样，把中国的现在与其悠久的历史加以比较。
他们还是1979年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首批懂中文的美国驻京记者。到1979年，在10年文化大革命(1966—1976年）中遭到迫害的具有现代思想的人终于可以毫无保留地披露他们受青少年红卫兵和毛主义者无情迫害的情况了。两位记者都报道了具体人受迫害的具体情况。尽管他们把这些人的姓名和身份都更改或掩盖了，但他们所报道的令人发指的罪行，是与近来许多有关报道相符的。最骇人听闻的是从美国回到中国的爱国华侨所受的迫害，这些华侨回国是为帮助建设一个新的中国，但他们后来却被怀疑、控告、判刑和监禁，以致最后失去工作能力。他们惟一的罪名是受“资产阶级”（美国）的影响。
福克斯·巴特菲尔德在书中向人们提供了有关中国现政权和社会的大量材料，这些材料来之不易。巴特菲尔德1958年开始研究中国问题，后来又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并到台湾学习了一段时间。1969年在台湾时，他成为《纽约时报》的特约记者。10年后，他又成了该报有关中国问题报道的最佳记者。1979年，《纽约时报》在北京建立分社。巴特菲尔德十分自信，极有个性魅力。这使他在常驻北京的20个月里，得以收集极为详细的资料和人证。《苦海余生》这本书的书名，源自佛教的一句格言，意为在苦难中生存。书中的各个章节描述了中国复杂的等级制度和特权，通过个人关系飞黄腾达或独自生存，社会及环境对恋爱婚姻的限制，无家可归的年轻人、缺乏刺激力和低效率的工业、新闻控制等多方面的情况，这是目前有关中国最全面的报道。理查德·伯恩斯坦从1966年到1973年对中国问题进行过七年的基本研究，随后成为《纽约时报》驻香港和大陆的记者。他的著作比巴特菲尔德的篇幅要小，但书中的各篇文章都经过认真推敲，因此极有见解和说服力。他对中国生活情况的探讨，特别是对四川和北京生活情况的探讨，与对人和对事件的描写交织在一起，而且，他还把这些人和事放到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去研究。在他看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单调、乏味、备受限制。伯恩斯坦说，每次他去登长城，都联想起修建长城时所投人的大量人力。秦始皇在22的年前修筑长城，把大量人力投人国防，就像我们美国人今天把大量财力用于国防一样。于是，毛主席（他钦佩秦始皇）在1958年也调动中国的人力，力图解决中国的工业化问题，结果却有得有失。
两本书都反映了中国人民当前对毛最后10年中的灾难所持的强烈反对态度。这位伟大的舵手使中国之船倒退，并驶上了暗礁。毛在70多岁时产生一种怀旧之情，渴望回到在延安时过的那种简朴生活。他确实憎恨官僚和知识分子。60年代的中国如同今天的美国一样，极为需要一个更富建设性、更完善的政府，而不是相反。但毛却发明了一种“摆脱政府”的做法，这就是“炮打司令部”和“揪出走资派”。狂热的红卫兵自以为在道义上处于正确地位，他们制造了一场大动荡。在这场动荡中，一些政府部门的工作几乎都停顿下来。没有人称这一大动荡为毛主义，但伟大舵手的游击战思想在某些方面与里根主义相似。例如，他对中央政府的不信任使他藐视相对优势这一经济规律。他不让有的省产棉、有的省产粮供应全国，而是让各省都各自成为游击战基地，实现粮食自给。结果，棉花和大米的产量下降。他还取消了中央统计局，把它原来担负的工作分还给各省，结果造成统计上的混乱。当然，毛的这些倒退行为，并不像里根先生的倒退行为那么令人喜欢。毛也决不会放弃权力。
这些记者从中国向我们传来的对毛的失望情绪，看来反映出某种更为深刻的东西。毛的革命在60年代后期走人歧途，造成极大的破坏。在这种疯狂的破坏背后隐藏着一个中国人必须面临的更为深刻的问题：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是独裁的国家控制了社会。本世纪前，中国历届政府主要靠思想灌输、监视和恫吓手段维护自己的统治。但那时，这些手段基本上只在最高一级政府机构得到实施，而农村的广大农民群众都处在庞大家族的领导之下。这些家族是地方上的特权阶层。在北京统治王朝实行的集权专制统治和由儒家家庭体制联系在一起的农村各家族之间，存在一种大致的平衡。官员可以辞官归隐。
中央和地方的这种平衡，现在已被打破。党的专政取代了家族王朝的统治，并对农村和城市的每家每户都进行思想灌输、监视和恫吓。党的专政能在一定程度上通过电信，迅速从上到下动员农民群众参加革命，并在运动中操纵他们。但是，农民却很难找到一种自下而上反映自己意见的途径。毛的群众路线，即党必须听取群众意见的路线，仍然建立在家长式独裁统治的基础上。官员们无所不知。例如，逮捕你是因为他们已经知道你有罪。有一次，才华横溢的加拿大记者约翰·伯恩斯坦被保安人员逮捕（这些人坐的车一直跟着他的车）。北京总部的警察问他：“为什么你会到这里来？好好想想，然后告诉我们。”在被单独拘禁数小时后，他便明白了。“我在开车时只顾看地图，没有看路，违反了交通规则。”然后，他们对伯恩斯坦说：“对，现在你可以走了。”
巴特菲尔德描述中国普遍存在的三级控制系统——工作单位、街道委员会和学习小组。工作单位就像过去的家族一样对个人实行全面控制，因为它发放粮食和棉布定量、分房子、安排婚姻和上学、提供公费医疗和娱乐活动。它还控制通信和旅游。街道委员会监视人们所有的行为和与外部的接触，随意搜查居民住宅，监视夫妻之间的关系，包括劝架和制止未经许可的怀孕。你若想有隐私，最好挤到人群中。同时，每个人一辈子的工作都是国家分配的；调动工作极为困难；夫妻俩也许分配到两个不同的城市。所有的妻子都既要工作，又要管家。你一次只能对一个人说心里话，不能有第三者在场，因为有两个证人作证，便能定你犯了叛国罪。这种集体主义制度是史无前例的，中国人从未经历过。旧政府的专制主义更为严重地渗入了中国的政治，而且，另一个巨大的新现实又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渗人：自1949年以来，中国的人口翻了一番，造成日常生活中令人震惊的拥塞现象。由于使用电水泵和良种，进行植树和土地合并以及让村民学文化和向他们提供医疗服务等，中国在物质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在50年代，这些成就看来有极为美好的前景；但人口的巨大增长把这些物质成就完全抵销了。革命在过去取得了不少经济成就；但人口的大量增加现在却使全体中国人不得不你争我夺，以确保自己的利益。人们都变得自私起来。住房不足使他们的居住条件变得空前拥挤，一人一间房是不可能的。结婚可能会因为另一对夫妇缺房而被推迟。现代革命在性欲的自我表现方面，被可悲地禁止了。每天排队买东西要耗去数小时时间。每个工作岗位上的人都太多，结果导致人浮于事。人的污染降低了劳动生产率，使国家陷人贫穷。
人口过多也加剧着官僚主义和任人唯亲等弊端。文化大革命使共产党的队伍充满了文化水平很低的成员；这些人是机会主义者和野心家，而非斗士；现在他们挤满政府各部门，成了无能的趋炎附势者。毛的改革运动导致了他所担心的东西——一个由愤世疾俗的官僚组成的政权，而这些官僚最担心失去自己的特权。中国人比任何时候都更得依靠个人关系、走后门来飞黄腾达。为一己私利而溜须拍马的做法总是同腐败紧密相联的，因为衡量一个人成功与否的标准并不是金钱，而是在住房、交通、保姆、特供商店和特殊学校等方面所享有的特权。
何种前景才能抵销这一失望情绪呢？我们知道，一般来说，中国农民的生活是自给自足的。农村现在的状况也许比过去好些，可对下放到农村的城市知识分子来说，仍然极为严酷。我们也知道，早期工业化造成的污染、城市膨胀和劳力开发，对许多国家的人民来说都是可怕的。毛的革命成功地使广大人民群众能够学习文化和使用通信设备，因而激起人们的希望和期待。但这些希望和期待是难以实现的。此外，每场革命都会耗尽自己的能量。毛掌权达37年之久。巴特菲尔德、伯恩斯坦的朋友和向他们提供情况的人主要是城市知识分子，这些人最忧国忧民。为防止误解，对10亿人作概括性论述需要许多说明，但是，这两本书所描述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失望情绪、所受的压力和不快，都是两位作者亲眼所见或亲身感受到的事实，它们反映了一种普遍存在的情绪，而这种情绪并不是在人们了解了它的根源以后就能消除的。
中国人的精神状态对我们有直接和现实的影响，它能影响美国的政策和我们的关系。对那些支持人权并把它当成一种世俗信仰的美国人来说，中国一直是个大问题。从1840年到1943年整整100年中，根据英国炮制的不平等条约，我们在中国享受到种种特权，这些条约还使在华的美国人享受美国法律的保护，这种治外法权现在已被中国人视为不折不扣的帝国主义。现在看来，它等于是美国人要求在中国享有我们在国内享有的民权——享受个人自由、占有财产和甚至通过传教士表达自我的合法权利。这种民权就是自由主义的信念。当前中国的国家和社会对个人进行控制的情况，清楚地说明中国缺乏法制一自由传统。那些受到毛的革命迫害的中国人，只能受到据说是由党组织代表的群众在道义上的判决，而不能要求更高级的裁决。这样，中国整个知识阶层都成了毛及其追随者所痛恨的压迫者。我想，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过去的科举制度，把知识界与统治者联系在了一起。
我们的结论是，我们面临着美国和中国两种不同社会秩序之间的斗争，但在得出这一结论之前，我们应该记住（就像我们的传教士在中国享有治外法权的100年中所看到的那样），中美两个社会各有长短，任何一方都不单独享有廉洁、理智和高效率。中国当前的领导人邓小平原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主要受害者，而今他是一个主要的幸存者。我们希望邓先生及其同事采取建设性措施，并像古代儒家及改革家常做的那样，实行改革计划。
同时，我们自己也存在领导人的问题。如果我们降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尊重，那就意味着原谅了里根先生在竞选时有关改善对台关系的讲话，这样，就会制造出不必要的麻烦。当前的邓小平政权非常需要智力技能，而同美国进行交流能获得这种技能。巴特菲尔德和伯恩斯坦碰到过许多想要逃往国外，以摆脱国内枯燥、千篇一律的生活的中国人。但是，通过电视和口头宣传的美国生活方式，既可能引起对中国现实的不满，也可能引起对美国强烈和不利的反应。我们也许会由于我们常犯的疏忽毛病而再次成为中华民族的敌人。毛发动原本死气沉沉的农民群众参加政治活动的做法，触发了反对知识分子、反对外国人的狂热，而这种狂热现在仍然存在。北京在向前迈进时，不得不考虑到那些从小就知道美国是头号帝国主义敌人的群众和党内知识分子。也许，对中国的爱国者来说，现在最让人感到恼怒的是：在毛的领导下，中国人真正站了起来，他们能自由自在地干革命，但随后又给自己带来了灾难。这确实使人丢脸，把这些完全归咎于“四人帮”无疑是自欺欺人。中国人是按毛的指示办的，是毛把一切都搞糟了。人们总有一天会发现，像所有的伟人一样，毛在领导群众前进时总是走在前面。现在，中国必须面临一个自相矛盾的现实：中国曾经是一个强国，现在却很穷。为什么会这样？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至少能得出一个结论。对里根先生来说，如果同台湾关系“升级”，取消尼克松和卡特促成的正常化（由于这种正常化，美国同北京建立官方关系，而同台湾只保持非官方关系），这只会有利于邓小平的潜在对手。台湾的境况很好，并未因卡特与北京实行关系正常化而遭受损失。台湾当局当然欢迎里根先生这种过时的情感，全然不顾内战已在1949年结束这一事实，仍然称自己为“享有主权的中华民国”。台湾还开展了广泛的公共关系活动，重点是向美国各州和各城市的领导人做工作，通过派遣代表团、免费招待客人、召开会议和派官员访问等方法，加强友好关系。台湾每年向美国派1.7万多名留学生，是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留学生人数的一倍。我们力图同所有的中国人友好，并且有时天真地为能同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台湾保持密切关系感到高兴。但台湾与里根共和党人更为密切的关系，导致北京发起了反攻。北京感到有必要对我们武装台湾提出异议，这不足为奇。
如果我们不制止这种倾向，那么双方相互间就可能意外地产生严重的失望情绪。倘若中国的生活已变得像巴特菲尔德和伯恩斯坦所说的那么可怕，那我们就应该谨慎行事。中国的群众不一定富有理性，他们可能是沉睡的猛兽。不过，他们也可能对我们持有同样的看法。我们如何才能防止这一不祥的前景？
中美两国通过友好接触解决问题的做法，最初是由一个常驻北京的记者家庭提议的。在《10亿：中国纪事》一书中，杰伊和琳达·马修斯对中国抱有既同情又批评的态度。这种不偏不倚的态度，无疑反映出这两位作者一起在中国生活的经历。琳达·马修斯曾任《哈佛深红色》第一位女主编，后来又获得法学学位。最后，她成了《洛杉矶时报》北京分社社长。杰伊·马修斯也曾是《哈佛深红色》的记者，但后来转而研究中国问题，获硕士学位，后来又到《华盛顿邮报》工作，最后成为该报驻北京分社社长。他们俩结了婚，有两个孩子。因此，他们之间既有合作，又有竞争。他们作为一个家庭在中国生活，便具备了探索周围社会每一个角落的优越条件。
他们所抱的友善和不偏不倚的态度，首先表现在书的结构上。此书真正是新闻工作者为掌握众所周知的“中国文化”这个难以捉摸而又无处不在的实体所作的努力（据我所知，这是在这方面所作的效果最佳的努力）。这一实体也正是使中国人运转起来的东西。这本书的第一部分强调了构成中国人行为基础的集体感和办任何事都需要的关系。“做中国人……等于是相互承担义务——数十亿个小关系构成了一个大整体。”接着，作者描写中国普遍存在的历史观念，这与美国人着眼于今天的观念大相径庭。最后，他们还解释了中国人是如何通过人与人的关系，特别是通过工作单位确定各自地位的。这种确定个人地位的方法，是孔子五常的结晶。五常是孔子用以把个人及其家庭连结在一起的一种手段。
此书的三个部分首先描写作者所说的“10亿”，即中国人民拥塞不堪的生活；接着是组织中国人民生活的“制度”；最后是“出路”，也就是使中国人在其制度下得以生存的消遣活动。这一结构使马修斯夫妇得以讨论许多城里人的日常生活；但他们只同少数几个十分富裕的乡下人谈过话。他们记录下许多谈话和许多人的经历。在题为《工作》的一章里，他们描写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对人们进行鼓励和刺激方面继续存在的困难；《语言》一章谈到为改革写作，并使之更有效。在描写性关系的一章里，作者描写了中国人缺乏隐私和性知识的情况。典型的例子是，女孩子们害怕接吻会导致怀孕。他们写道，革命“只革到卧室门口”。在这方面，中国要走的路还很长。同时，婚姻本身仍然是相当牢固的，是经过周密计划并实际上持久不变的。另一方面，中国人生孩子的特长面临一条新法律：北京的宣传栏说“一个就够了”。对中国人来说，这伤害了他们作为世界上惟一的10亿人口大国的自豪感。
书中有关“制度”的章节，描写中国人是如何通过送礼、走后门等方法，战胜这一制度的。新闻是政府垄断的，但臾泊万份限制发行的（（参考消息》刊登的是外国通讯社的消息。这些消息能把“信息反馈给中国人民”。考试制度彻底恢复，500万年轻人可以参加考试，每20个报名者中有一人能考上大学。200万大学生（这个数字尚未达到）只占人口的0.2％。和过去一样，受高等教育的人仍然是极少数，是社会的精华。高居显位的人能享受许多特权。
马修斯夫妇还描写了当局对不同意见是何等敏感。，他们相信政府需要知识分子的支持，在限制知识分子自由权方面一定会谨慎行事。不过，“法律”仍像过去一样严厉，罪大恶极者仍然要判死刑。“（西藏东北面的）整个（青海）省可以说是一个监狱殖民地。”就像在苏联一样，劳改营为政府可靠地提供了“廉价劳动力，这些劳动力还可由政府在国内随意调动”。新的法律制度还远远没有克服不公正行为。
最后一部分——《出路》——描述了一种复杂的状况：拥挤、官僚主义化和警察专政等现象，不但被中国的烹调、戏剧和书画篆刻艺术、电影、音乐及文学所缓和，而且还被斗蟋蟀、赌博、打赌、体育等“娱乐”所减轻。两位作者还详细描述了相声中的笑话（相声是巾国的又一特产）。马修斯夫妇还报道了“人们对物质利益和民主的强烈向往，同当权者（他们可以借鉴历史统治者数百年的掌权经验）顽固压制不同意见，两者之间无时不在的斗争”。他们认为中国人已到了“政治动乱……崩溃……绝望的边缘，他们的自尊心和信心……到了临界点”。然而，他们知道如何在现行制度下生存。中国人“痛恨一些人是自觉的，而大部分人几乎是不自觉的）政府体制的压制和干扰，但是宁愿施技巧战胜政府，而不直接去挑战”。
总之，中国人生活在复辟了的官僚主义国家的统治下，这一国家统治是由全体国民的集体精神认可并通过现代技术实施的。正是在这一困境中，中国人实践着我们可称之为隐秘的、小规模个人主义的东西，这种个人主义的自由只涉及与集体无关的小事。西方人信仰的是受法律保护的公开个人主义，这种公开的个人主义在目前表现为我们对人权的关注。对中国受过高等教育的精英来说，这种对公开个人主义的信仰比基督教可能更有吸引力。但是，甚至连他们这些人在目前也不得不把国家的整体利益置于个人权利之上。由于我们美国人正设法摆脱电脑的控制，因此我们感到在某些方面与中国人有共同之处。
此篇评论的是福克斯·巴特菲尔德所著《苦海余生》（纽约，时报出版社，1982年）和理查德·伯恩斯坦所著《来自地球中心的报道：对中国现实的探索》（波士顿，小布朗出版社，1982年），发表于1982年5月27日的《纽约书评）；杰伊·马修斯、琳达·马修斯所著《10亿：中国纪卒）（纽约，兰登书屋，1983年），发表于1984年1月19日的《纽约书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