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学医的时候，我经常在夜晚时悄悄走进病房，找到一个病人，胆怯地问：“我能问问您的病史，给您查一下身体吗？”
那时的我，对书本上的医学知识有着无穷的好奇，总想在现实中印证所有学过的东西，求知欲爆棚。
但我慢慢发现，医学这门学科充满不确定性。
比如，两个病情完全一样的病人，为什么会用两种成分基本一致但是品牌不同的药物？
同一个手术术式，用在患有同样疾病的病人身上，为什么效果完全不同？
渐渐地，我又发现，决定病情走向的常常不只是科学本身。
例如，为什么两个类似的病人，一个会选择保守治疗，一个会选择手术？
为什么两个急诊病人，一个立刻被收入医院，另一个却怎么也住不进来，而明明另一个病情更重？
一位我很喜欢的老师说过，在中国，只有平衡好人性和科学，才有资格成为一名伟大的医生。
我曾经对这句话嗤之以鼻，觉得医学明明是科学，非黑即白，分毫不差，事情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和医生自己是怎样的人、处于怎样的状态和心情不应该有关系。
摸爬滚打这么多年，我发现，是当时的自己肤浅了。
手术顺利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是外科神手，天赋异禀，若自己不干外科将是业界的巨大损失。
术中出血、术后并发症等意外发生的时候，我会陷入一种非常自责的情绪，反复思考自己操作不当的地方；看着病人血色素降低，反复发烧，我又觉得是自己的粗心、傲慢，导致病人这样痛苦；如果换一个更加优秀的医生来做，病人可能就会顺利地出院，与家人团聚。
再上手术时，我就会犹豫，甚至很多次想给病人道歉，即便可能引起更大的医患矛盾。
一念地狱，一念天堂，这两种状态都是真实的作为医生的我。
因此，在病人想要拥有自主选择医生的权利时，作为医生的我，也反复问过自己，究竟想要成为一名怎样的医生？
有的医生，更多时候眼里只有技术。
有的医生，眼里看到的是人。
记得有位做近视手术的老师，是医院出了名的“恶霸”，走在路上跟什么人都不打招呼，经常在手术室里大呼小叫，医生、护士没有一个喜欢他，而他的患者是全院眼科最多的。
有一次，我在走廊里听到两个患者聊天。其中一个说，听说这个大夫脾气特别不好，但是技术好。我不管那么多，只要给我做得稳稳当当的，他骂死我我也高兴啊，要是碰上那种表面特别客气但是技术不行的，才惨呢。
没毛病，技术应当是医学的根本，可有些患者好像不这么认为。
我在普外科轮转的时候，是人见人爱的抢救小能手，老大夫和护士都十分信任我，我也自诩是名“有技术”的医生。
有一天，我查房之后一个患者叫住了我，很抱歉地和我说，想换一名主管大夫，把我换成一个刚进入临床的小姑娘。
她看出我的诧异，便解释说，曾经看到我全力抢救一名和她一样的晚期肝癌患者，让那位患者多活了几个月。但是她一点都不想重复那个患者的最后一段路，她想让这个刚进入临床的小姑娘负责自己。
我说：“可那个小姑娘还不太懂临床呀。”
她笑着说：“没关系，我知道自己的病治不好了，能缓解症状，少一点痛苦就很好。我特别喜欢那个爱笑的小姑娘，她和我聊上几句话，开几句玩笑，我就会暂时忘记自己还是个病人。”
可见，关怀同样是医学的根本。
其实，更多的医生介于这两种之间。他们平凡而真实，他们既希望用技术拯救患者，又希望感受到来自患者的信任。
随着成长，医生的眼里除了技术和人，开始出现利益。
“利益”这两个字是最伤害医学本源的字眼，但却是人立足于社会的“根本”。作为一名医生，他也需要满足基本的生存；他可能为人父母、子女、丈夫或妻子……也可能正面临家庭的剧变，和其他人一样需要钱，那么他又该如何选择？
技术、人、利益，在不同的医生眼里，有不同的占比；在同一个医生眼里，会因为面对的病人不同，占比发生变化。在同样的医疗技术和医疗指南的大前提下，医生和患者之间可能会产生很多种结局，正是因为这一切的科学，都建立在人性的基础之上。
没错，这就是医生，医学也是由人构成的职业。短短一把柳叶刀，拿起是神仙，放下皆凡人。
现代的年轻医生，大多一直在迷茫，我们到底要成为什么样的医生？作为年轻人，我们又能否被这个世界充分认同？
医生行业本身只属于那些坚持某种精神的高尚的人类，只是我们缺乏了保持高尚的理由。不只是我们，整个社会都把医生行业看成一个平凡的工作，用法律去评判，用道德去约束，用体制去管理。我总觉得，我们这个时代，似乎有些东西正在快速地消逝。
大四的时候，我刚进入医院成为一名见习医生，有幸跟着院里去采访了北大医院的一名老教授，她是中国儿科神经学学科的创始人左启华。她先生是北大的教授，已经去世，于是她的晚年就一直独居在燕园湖畔的房子里。
刚见面的时候，我根本不敢相信这位鹤发童颜、健步如飞的老人已经九十多岁高龄。她的房间里全是藏书，据说每天早晨还定期查收e-mail，看看世界上各个领域的最新进展。她也会一个人去百年讲堂看《山楂树之恋》，并且对旁边的孩子说，你别笑啊，我们当时就是那个样子的，当时握个手简直太难为情了。
教授和我们聊起那个黄金时代。
有个最严厉的老师一上课就让所有学生背下病人的各项指标，背不出来就训斥，但那位老师是她毕生最服气的老师。他博学到全院没有人能问倒他。他上课的时候从来不带讲义，直接徒手在黑板上画下人体大脑各个部位的解剖图，并且标记上拉丁文，每节课都是好几黑板的图画和板书。
她还讲到她的老师诸福棠教授，曾经历过麻疹暴发时没有免疫球蛋白可以用于治疗。于是诸福棠教授用自己的血尝试治疗了一个患儿，危重的患儿奇迹般地恢复了。看着满病房无助的患儿和家属，所有在场的医生无一例外地献出了自己的血。说到这里，她眼角泛起泪光。
那该是怎样的一个黄金时代啊！穿着白大褂的人多么神圣，光是这个举动就足以让我们内心充盈、阳光，无所畏惧，充满希望。
她也讲到晦暗的岁月，讲到战争，讲到自己每个星期只有半天的时间可以回家换洗、休息，甚至在做住院医师期间都不能结婚生子，等等。她从来没抱怨过任何一个时代，没抱怨过任何一个人。提及个人对中国医学的贡献，她没有夸奖自己任何一个字，但是我能感受到，那些孩子的疾病就是她的痛，孩子的幸福就是她的使命。
她拿出自己的一本笔记本，上面全是手绘的解剖图和生理示意图，每一张图都像教材上的印刷图，精准、规范。上面不只有拉丁文的注解，还用英文记录着自己不同时间段的心得和感悟。
这就是这本小说中“笔记”的雏形。
我并没有拿走这本笔记，因为我知道这是左老一生最珍贵的回忆。
然而，那天下午，那些混着阳光温度和泥土清新的感动，至今我都清晰地记得。甚至也会在一个同样的阴雨季节，偶然想起那本泛黄的笔记本。有时候我也会不断反思，那也是我们曾经决心要一生呵护的誓言啊，如今它们又去哪里了？
如今任何疾病一直梦寐以求的治愈率都远高于过去。我们有了先进的治疗手段和器械，就连过往的那些治疗理念，我们有些都嗤之以鼻。
我们真的能够完全抛弃过去吗？
一次，一名年轻医生险些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那是一个胸腔积液的患者，他来医院想做个胸腔的穿刺，把积液放出来。这要是在过去，可能直接在病房通过查体判断积液后就穿刺了，用的是叩诊的方法，就是用左手中指贴在患者后背上，用右手的中指敲击左手中指的第二指节。如果下面是肺组织的话，会发出清脆的“砰砰”声，如果下面是积液，就会发出沉闷的“咚咚”声，就像我们拍西瓜看生熟一样。
现在我们有更先进的手段了，年轻医生让患者去B超室做了个定位。B超会在这个患者的后背上画一个叉，意思是从这里穿刺最好。但是这个患者不明就里，以为只是个标记而已。他看大夫还没来，就去洗了个澡，把标记也洗掉了。
他担心大夫回来说自己，就找护士要了根记号笔，想自己照着皮肤上的印子描。可幺蛾子就出在了这里——他看不清后背的印子，就用一只手把后背的皮肤往下拽了拽，这才看到了那个印子，标记上了。
穿刺的时候，年轻医生看见后背的叉号，想都没想就开始准备穿刺，消完毒，碰巧这个时候他的师兄走了进来，看到他要穿刺的部位，皱了皱眉头，问他：你有没有叩诊，这是第几肋间（肋骨中间进针）？
年轻医生挠了挠头，在师兄的呵斥下重新定了一下位置，惊讶地发现这个地方已经是第十肋间了。他在消毒的时候也觉得位置很低，但是没有多想就要操作。如果针真的扎下去了，扎的可就不一定是胸腔了，很有可能是肝脏或者腹膜后的其他器官，会造成严重的大出血，至少是不必要的创伤。
这个教训让这个年轻医生明白了，在临床上，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虽然很罕见，但每一个意外都可能导致血的代价，这不只关乎患者的健康与生命，也关乎一个医生的职业生涯。
过往手术中的基本操作不应该因为技术发展就被完全抛弃。作为临床医生，还要了解仪器数据的采集、运输、分析的整个过程，这样才有可能校对机器和流程所产生的致命误差。
因此，我选择了笔记这样一种形式。它真实地存在过，也曾经以各种形态出现在我们每个医生的生命当中。那些来自老大夫的忠告、警示，甚至怒骂，都是一笔笔珍贵的记录。
“笔记”就像一座桥梁，让过去和现在的医生得以对话，过去的医生会羡慕当下的技术，而当下的医生会羡慕过去的环境和初心。我一直在想，假如我可以回到那个时代，看到那个时候无法突破的局限，看到那个时候宝贵的初心，也许我会更加敬畏和警惕科学的进步，也更加了解我们作为医生的边界。
不管怎么说，我们的主人公是个幸运儿，这种我一直梦寐以求的狗屎运恰好发生在了他身上。每次看到他的彷徨、困惑、欣喜、和解，我就会越发坚定地认为，自己所从事的行业，永无止境。
于是，当主角最后说出“给我刀”的时候，我就在想，无论当下或者前路多么坎坷，我也很难再放下这把手术刀了。
最后，感谢那些以各种形式出现在故事当中的真实角色，感谢曾经在我医学生涯学习中出现的老师们，以及比老师更关键的病人们。感谢我的爱人D. L.老师和小宝一直的陪伴和信任。
2019年9月7日于巴塞罗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