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段时间，我觉得自己什么也写不出来，常常一连好几天躺在床上想自己的工作究竟有什么意义。这时，一家从未听说过的斯洛文尼亚报社打来电话，问我是否愿意代表报社去巴黎采访，写一篇关于在布尔歇机场举行航空展的报道。在航空航天大事记上这是一个重要的展览，每年举行两次，届时制造商们云集此处与航空公司和各国空军的人见面，设法让他们对舵轮、雷达、导弹和驾驶舱的挂帘发生兴趣。
这位编辑希望我能向他的生活在卢布尔雅那和附近山区的100万读者传达他称之为“飞行带来的极度乐趣”，鼓励我留意或许会改写航空史的技术上的进展（他举了一个例子提醒我，也许以后有可能在飞机上洗淋浴）。他表示抱歉，说酬金不多，下榻处是一家经济型酒店，俯瞰通向巴黎的一条高速公路，又补充说他有办法让我参加许多重要的新闻发布会，包括一场阿布扎比王室成员谢赫·艾哈迈德·本·赛义夫·阿勒纳哈扬亲王将宣布订购22架空中客车A380飞机的新闻发布会。亲王计划借此举加强他的酋长国在世界上各免税区的显赫地位。
至少在起初几天里，交易会严格仅限航空航天专业人士和记者参加，场内平静，洋溢着轻松的欢乐气氛，人们均像在婚礼上遇见的客人。故我与排队等着拿瓶装水的人聊天也不会是一件不同寻常的事情，或是在G550间谍飞机在法兰西岛上空做皮鲁埃特旋转时，我设法压过它的声音与邻座吃巧克力面包的陌生人攀谈，由此大开眼界，比方说了解了一位加蓬空军上校的生活概况。
跑道边的展览大厅划分给各个国家，展示出各国民族性在飞机部件上的体现。瑞士人专事生产飞行仪表，巴西人善于制造螺旋桨，乌克兰人则试图冲破一切难关，在起落架和金属合金方面建立自己的声誉。
尽管航空展上出售的东西贵得出奇，前来采购飞机设备的顾客们仍不可避免地受到繁华商业街上高科技产品的吸引，接受一位穿紧身连衣裤的前瑞典小姐的诱惑，或受免费去欧洲迪斯尼乐园度周末的蛊惑参加抽彩活动。吃午饭时，很多公司在腾出展位上的空间摆放当地的食品，希望一位已决定不买加利西亚空中加油飞机的潜在买主会在品尝几片干腌火腿后顺便瞧一眼他们的产品。乌拉尔山脚下一家工厂的代表带来了一大块包裹在亚麻布里的奶酪。他们用小刀把它切成小方块、摆放在俄罗斯联邦国旗底座周围，激发客户对齿轮架（这家企业的主要产品）的好感。
光顾者较少的展位不免笼罩在悲哀的气氛中。大家都明白，航空和航天工业的每一部门都无法逃避破坏性竞争，即使是极端专业化的公司也无法确保不遇到竞争对手，如生产襟翼的抗氧化系统的厂家。世界上的每一种产品都有5家厂商在同时研发，然而这并不总是导致企业破产的充足理由。在沙特阿拉伯，政府高级官员作出了一个决定，要在交易会上留出一个展位展示该国的航空航天工业成就。然而，公平地说，这种成就根本不存在。沙特阿拉伯的展位比平常展位大一倍，陈列柜里摆放着枝形吊灯、皮沙发，墙上挂着淡茶色毛毡，令人想起沙特阿拉伯塔伊夫山脉的色调。经理没有什么话可说，大多数时间穿着一身栗色西装、打着领带，独自与一只不锈钢日历盘默默相对而坐。不来巴黎参加展览即等于承认沙特阿拉伯不能制造飞机，由此可以推论出它对技术革新没有兴趣，已经放弃了跻身有远见国家的努力。以这种方式参加交易会只会在暗中证实人们的看法，这展位便是一个大胆的回答。
来自俄罗斯和它的姊妹国家、在这里照管陈列品的人勇敢地应对困难。在这些国家以西的国度里，航空产品的买卖必须符合政府的条文规定，会拖很久。在这里，有关官员笑嘻嘻地一挥手便通过了。你可以当场付款买下一个导弹系统或一颗苏联时代的卫星，这些产品通常附有用于推销的简短影片，因此或许也体现出了经理的摄影技术，一个强壮男人用变调的美式英语解说导弹呼啸着飞上天空时的画面。长期以来受忽视的推销术如今异常灵活地付诸实践，这些实施者已刻苦攻读过《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不幸的是，在整个消费世界里，可以辨识的商标品牌是使顾客产生信心的基本手段，而伏尔加高级客机公司似乎尚未找到一条便捷的途径以规避这条规则。
为了寻找技术上的新发明，我来到宣传一家日本厂商推出的72座小型客机的展位。一些机翼设计方面的改进使得这种飞机能够有效降低运营成本，这些改进的确切性质尚不得而知。与原物同样大小的机舱内部复制品已装在货箱里从横滨运到巴黎，可以在预约后巡回展出。与有关人士交换名片后，两个分别负责推销和市场的人带我走进机舱，在我身后锁上这架模拟喷气机的舱门，然后分别坐在通道两侧、默默地瞪着前方想象中的驾驶舱。我希望借助某一种游乐场里的把戏使这部机器做模拟飞行，但是这次参观没有特定的主题或重点，只是让客户瞧瞧座椅上的设备和配餐室。该公司要求接待人员态度殷勤，所以参观时间不宜太短。出于礼貌，我恭维了主人几句，称赞这些东西质量一流，好像是他们亲手造的一般。舱门关上以后，交易会上的嘈杂声音消失了，这时我们3人都尴尬地体会到人际沟通很不容易。于是我开始想象我们真的已飞离巴黎郊外，透过窗子、由毗邻的普拉特和惠特尼公司的展位射进来的紫光提示我们正在穿越平流层。过了许久，舱门打开，我们走出来。市场部主任送给我一套明信片，上面印着这款飞机，说他期待再次见到我。不过我感觉到这家企业笼罩在悲哀的气氛中，令我怀疑它能否如愿以偿，在中型喷气机市场上占据绝对优势。
在世界上第二大发动机生产商的展位旁，我花了好几分钟观察一个特别迷人的年轻女推销员。她留着齐肩栗色长发、穿米色西装套裙，正在咬左手食指上的指甲。她靠在一只风机叶片上，两条修长的腿交叉着。她不是我那天遇到的第一位女士，但是她的容貌令我深思。我以前一直认为，卖主经常刻意依赖女性魅力的做法只是一个征服航空公司主管的粗俗计策，暗示购买该厂家的产品会使他们与某一经销人走得更近。现在我的看法有所不同：显而易见，不论多么有利可图的订货都不会使买方接近这些女人，所以她们在展位上出现只是意在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在商业上更具说服力。她们的真正作用是提醒霸气十足、一副饱受磨难样子的中年男性顾客：美女是可望而不可及的。这些女人驱使男人抛开所有浪漫的抱负，专心致志地做生意、处理技术问题。她们不是勾引男人的狐狸精，而是一根根激励男人奋发向上、臻于完美的马刺，是使买主境遇改善的所有好事情的象征，其前提是他们必须忘掉她们，把注意力集中在展厅里成千上万精心设计的部件上。
我必须优先考虑那家斯洛文尼亚报社交给我的任务，因此去几个新闻发布会会场做了采访。一开场，麦克风便会出现一些问题。人们在桌前坐下，桌上摆着各个公司的旗帜，在几个记者面前宣布他们已经签过协议。人们往往很难探明这些协议的意义何在，因为文中有许多缩写词，使读惯轻松易懂的普通报刊的读者望而生畏，好奇心大减。我在《每日航空消息》上读到UPS已选定ADS-B作为下一代航空电子设备。《国际航空》报道，克里莫夫正在用VK800抗衡P＆WC PT6。分布在几大洲各个工厂里的许多人的生计就取决于这些晦涩难懂的事件，但是它们只是人们每日在报上读到的边缘性新闻。报业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将焦点对准杀人案件、离婚消息和电影，因为它不能指望读者密切追踪那些以费解的文字表述的、在科学和经济领域内的新发明，虽然人类的未来要仰仗这些发明。
很多国家派来军事代表团考察新装备、订货。在由交易会回旅馆去的通勤火车上，我常常会碰到某一较弱小的空军的一位高官，挂在他胸前的那一排勋章表明他军功卓著，却与去办公室上班的同行乘客的日常工作全然无关。航空展最后一天那个早上，我在这样一列火车上与中亚一个国家的3位代表聊起来。他们每人都带着一个小包，里面装着毛巾和换洗内衣。这些飞行员下榻的旅馆中的锅炉坏了，他们听说展厅里有淋浴设备。他们的经历使我重新评价我住的旅馆，其优点显而易见。
他们的主要兴趣在于双引擎强击机。虽然付不起钱买一架欧洲“台风”战斗机，他们以成熟的谈判者特有的自信去见那家厂商。他们的傲慢表明，如果不能达成合适的协议，他们不用费力便可在别处找到一系列可供选择的三角形机翼战机。
欧洲“台风”战斗机经销人员带他们顺着一个小梯子爬进驾驶舱。为了谁说了算的问题他们似乎争吵了一番，先说了一阵狠话才排定顺序、确定由谁先操纵飞机，一个人在一边以怀疑的眼光注视着他的两位同事，随时警惕待遇不公的迹象出现。透过玻璃座舱罩可以看到跑道另一侧有一排小房子，许多房子前面挂着衣物。待我的新朋友们握住操纵杆之时，他们的目光似乎在看别处，也许在想象自己的飞机已在敌方头顶上发射一排“风暴幻影”空对地导弹，现在正以二马赫的速度飞越帕米尔高原，沿着费琴科冰川飞行。这样他们也就忘记了从前的屈辱，如在山洞里度过的寒夜、在有露水的破晓时分嗅到骆驼呼吸发出的难闻气味。
交易会即将结束的那天下午，就要举行闭幕式时，我听说谢赫·艾哈迈德·本·赛义夫·阿勒纳哈扬亲王取消了出席计划，原因是他最喜爱的一只猎鹰生病了。但是他会发布一篇新闻稿，概述220亿美元的采购款项主要花在哪些产品上。我希望尽量推迟回到空空荡荡的旅馆房间里去，因此我在“空中客车”的展位那里闲荡，察看将要建造的飞机的透明机身模型，欣赏机舱内一排排整齐的微缩座位，也想到未来改进商务舱的雄心勃勃计划。多数代表团已经离去，清洁工人便前来擦去发动机上的指印，摆好台面上的小册子。吸尘器发出扰人的嗡嗡声，似乎在质疑厂商所说的“空中客车”系列产品存在的意义。几天以来，我发觉自己第一次想到航空工业以外的事情上去。
原本不必担心这一晚上如何度过，回到旅馆后我便发现一场庆祝闭幕的晚会正在进行。旅馆管理部门意识到这里的客人大都是与交易会有联系的，故在酒吧里举行这样一场不拘付钱多少、量入为出的庆祝会，借机额外挣点钱。这是我遇到有血有肉的活人的大好机会，而在此之前的几天，我只能根据他们在洗手间里转动卫生纸架时发出的呼呼声，透过将我与他们分隔开的薄薄的、甚至一推便会凹进去的板壁传来的打手机的说话声想象他们是怎样的人。似乎没有什么有权拍板飞机买卖的人住在这家旅馆里，那些大人物大约都在巴黎市中心的克里莱酒店预定了房间，此刻也许正在由波音公司赞助、环绕斯德岛遨游的游艇上进晚餐呢。也许他们正在搜肠刮肚地找得体的话说，颂扬一番巴黎圣母院中灯光照亮的拱式扶垛，那是石匠们在1240年前后建造的。情愿住在我所在的这家旅馆里的人大多是航空工业中第3、第4级供应商，即那些生产较小的、不那么复杂的飞机部件的人，他们甚至不生产终极产品，只是制造生产航空部件所需的工具。
啜吸着以橘色冷饮为底基的鸡尾酒，我结识了一位来自美国得克萨斯州沃思堡市的推销员。他的公司生产商务喷气机上传输氧气、燃油和机油的橡胶管。他带着发自内心的激情向我描述这些人造血管般的管子如何将各种液体快速输往乘客座位底下，这些乘客这时却在不知不觉中翱翔于云层遮蔽的大海上，飞向目的地。看到我对此颇感兴趣，他俯身从特大号皮包里抽出一本小册子递给我。那上面介绍了3座仓库，全都绘着横贯屋顶的红色条纹，它们位于临近达拉斯-沃思堡机构的一个工业区。小册子上说：“在供应水平流动的总体燃料溶液方面，没有哪一家公司能平我们的记录。”不过，这位销售经理选择的旅馆证明，并非每一位潜在的顾客都打算附和这一乐观的评价。
虽然这次庆祝活动标志着几天的艰苦工作即将结束，许多参加者却觉得焦虑不安，不知究竟是为什么。订货、库存水平、英国民用航空总局的规定或易浮动的美元兑换率？有些人为诺思罗普·格鲁曼准备修订它的采购流程的消息感到苦恼。一个专业从事腐蚀核查的男人告诉我，他和妻子疑心他们选了最糟糕的时间翻修在怀俄明州夏延的房子。这个地名毫无道理地令我想到一所原始小木屋的场景，与我最近在19世纪美国风景画家托马斯·科尔的一幅特大油画上看到的景象相仿。
美中不足的是没有什么东西可吃，于是我们一边说话，一边很不明智地吃掉大量薯片和咸坚果。明白那天晚上我们无法解决所有的问题，我们也要了鸡尾酒会菜单上的酒水，希望能在酒精的帮助下设法暂时忘记它们，让自己舒服一些。
端着第3次斟满的酒从吧台回到桌边时，我突然产生一个自以为很深刻的想法，即这次航空展览不过是此时此刻世界上正在举行的几百个专项工业展览之一，机场大厅里挤满代表，为拉杆行李箱制造商送来客户，为高速公路边的汽车旅馆带来生机，养活色情影片业的从业人员。人们还召开各种会议，研究海边公寓与牙科器械、废物处理与制药业、婚礼与乘拖车度假等课题。在这些交易会幕后还有为确认订房发往喜来登酒店和贝斯特未斯特酒店的传真，以及穿过皇冠假日酒店和费尔菲尔德酒店阴郁的走廊、由厨房一路推入客房的托盘，有的用切成片的泡菜点缀着。
一个迪斯科舞会开始了，旋转中还有阿巴合唱团的歌曲。这一天十分漫长，而大家再见面的机会又十分渺茫，所以跳舞很合时宜，特别是当演讲者随着《超级骑警》的曲子起舞之时。它的抒情歌词不大为人所知，却暗示各国应多多交往，而这些使大家聚在一起的飞机可以为此提供便利。
代表们纵情跳舞以便忘却推销员的种种焦虑、摆脱行业内流言蜚语带来的神经紧张。他们跳舞，为的是不再去想航空工业不断变化的未来、它的下一代的加力燃烧室和机电式驾驶舱、它承诺会出现的低耗油发动机和纳米技术机翼。在迪斯科舞会的帮助下，我们设法让自己回到不那么完美的现在，那就是位于布满工厂和会展中心的城市中央地带高速公路旁一个灯光暗淡的酒吧。我们伸出湿润的手相互握着、在砖地上摇来晃去，从共有的人性中获得安慰。我们吃下过多的坚果，肚子发胀，我们的腰身变得臃肿、消化不良、睡眠不佳，我们的钱财被人骗走。我们仍是一群动物，偶尔仰望天上的繁星，却仍植根于大地，未能免俗。
参加航空展的经验使我难忘。我开始改变对飞机的看法，乘飞机时会留意座椅上的装饰、副翼以及灯具，会设想它们在飞机上有何用途，会联想到交换名片、灰色的货仓、推销员的行李箱以及交易会展位上切成块摆放在盘子里的奶酪。我不再把窗子的塑料边框视为不可省去或很自然的东西，而是生产过程中的不断耐心改良的结果，是两个人在一个摆着小旗帜的讲台上商定的，而且被《每日航空消息》的摄影师拍摄下来。
半年后，我应邀在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贝克斯菲尔德分校演讲。驾车从洛杉矶我的住处向北行驶，抵达目的地大约要2个小时，我本想在一天之内来回。做完一场几乎没有什么人去听的报告之后，我在下午三四点离开贝克斯菲尔德，不料却在高速公路上选错出口，开上一条往东南方向去的漏斗般的不归路，进入莫哈韦沙漠。
文明的标记很快便消失，代之以像月球上的山谷一般千篇一律、连绵不断的荒芜田野。不过断言这风景酷似月球上的景色也是不公平的，呈现出一片荒凉状的星球显然不止这样。秃鹫在头顶上盘旋。经过几英里自从冰河时期结束便不曾改观的地貌后不时再度可见人类活动的迹象，于是又有了新的机会赞叹人类不可思议的怪诞癖好，特别是在最最荒僻的地方竖起布告板的癖好：“平价美味墨西哥肉卷”。还有一些分散在各处的遗迹，如没有屋顶和窗子的小石屋，它们正在慢慢解体、陷入沙漠中去。这些房屋显得很古老，难以想象它们是淘金者在19世纪80年代才筑成的，并非基督诞生之前几百年间巡行天下的罗马军团士兵的杰作。
来回兜了一两个小时圈子，我为自己的无能恼羞成怒，也不再指望当天回到洛杉矶，便把车子开进莫哈韦城里的一家汽车旅馆。与金伯利在昏暗的门厅里聊过几句天气如何之类的话后，他问我要能俯瞰游泳池的豪华房还是要停车场顶上比较便宜的普通房，接着又补充说我大概会要普通房，那里火车发出的声响会小一些。
在此之前我没有时间详述。就像耸人听闻的情节剧里的场面，突然传来响彻旅馆的巨大轰鸣声，此后足足有4分钟我根本听不到别人说话。响声在山谷里荡漾，在蒂哈查皮山的悬崖上发出回音后渐渐消退，使人意识到这个小城所在的沙坑硕大无比。莫哈韦横跨美国最繁忙的铁路枢纽上，许多火车足足有100辆小轿车连接起来那么长，它们不分昼夜源源不断地驶来，载着化学药品、碎石、水果罐头、电视机、牛肉和玉米粉。这些货车往北方和东方而去，从长滩的港口驶向丹佛和芝加哥的货仓，车上装满货物，虽然每列车有8部机车推动，其速度却很少达到每小时50公里。在阴天的夜晚，成群结伙的墨西哥小偷出没于莫哈韦与贝克斯菲尔德之间的峡谷里。他们常常跳上这些慢速行驶的火车，割开装贵重物品的货箱。他们每个月都有一两个成员死在沙漠里，这些人在岩石和裂隙中迷了路，身边是装满越南生产的跑鞋的赃物袋子。金伯利给我看当地报纸上登载的一件类似的不幸事件，他丝毫不为所动，语气中流露出报复心理。看来，丢鞋的一方与偷鞋的一方扯平了。
对火车的感受令我难忘。了解它之后，你会萌生一种想法，觉得那就像你在一个酒吧里勾引了一个女人，在她起身去跳舞或去洗手间时，却发现她只有一条腿。我从金伯利那里拿到一把钥匙后便上我的房间去，但是马上便意识到必须逃离，直到要睡觉的那一瞬间再回来。我再下楼来去泳池游泳，只见一个10来岁的女孩坐在池边日光浴床上剪脚趾甲，剪下来的趾甲屑奇迹般地飞到青绿色水泥地板另一端。不幸的是，用来造泳池的大部分经费都浪费在路边竖起的一块巨大灯光指示牌上，炫耀这儿有一个泳池存在，其结果是没有剩下多少钱用于让它真的存在。这是可称之为泳池的池子中最小的，也许过不了多久便要改称它为澡盆了。
于是我又开车出去绕着莫哈韦兜风。同美国西部的许多小城一样，这里没有可供市民们聚会、举行标枪比赛、开展哲学辩论的市中心。而根据大多数历史记录，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人正是这样做的。这里甚至没有沃尔玛超市。我根据城里招牌数量判断，最吸引人的地方算是机场。机场在小城另一面的对角线上，有几间棚屋、一个机库、两架塞斯纳气象飞机和一条起落跑道。在临近傍晚的灰白天空上，一家超轻型飞机越过山谷缓缓飞来，我甚至看不出它在运动。我继续绕着机场前行，这时引人注意的一幕跃入眼帘：在跑道尽头的地平线上聚集着大群飞机，似乎一个很大的国际机场上的所有飞机都在此降落，紧密地排列在一起，翼梢挨着翼梢。好像有一场我不知晓的灾难发生，促使大批人从各个大洲乘飞机迁徙到南加利福尼亚的这个角落里来。有来自荷兰、澳大利亚、韩国、津巴布韦和瑞士的飞机，有短途“空中客车”，也有巨大的波音747客机。使这场面更怪诞的是，这些飞机旁边均没有平日可见到的支持设备，没有舷梯、载客车、行李车或加油车。它们停在沙漠里的灌木丛中，没有人照管它们。乘客似乎仍在舱里呆着，等着开门。
待驶近了，我才看出每一架飞机都受过损害。有几架飞机没有机头，还有几架飞机的液体进入口和传感探头裹在银箔里。有些丢掉了起落架，机身用包装箱垫着才不会触及地面。印度航空公司的一家波音737客机被切割成两截，两端栽进沙里，它的驾驶舱竖起来指向天空，后机身已不见了。
这架飞机被带刺铁丝网围在栅栏里，一侧建有管理部门的一所单层简陋房屋。我想得到容许，走近看看，便推开波纹钢板门走进一间办公室。里面那人正蹲在桌子底下处理打印机故障，这困境自然弄得他情绪极坏。“不行。”他头也不抬便冲我嚷道。我解释说，我驾车路过飞机场，那些被人抛弃、在沙漠里慢慢烂掉的巨大的飞机有一种奇特、悲壮的美，把我迷住了。
“滚开。我们不接待参观。”他斩钉截铁地回答道。
我很自信，认为此人若是了解我产生好奇心的深层缘由，或许会改变主意。于是我开始自言自语地演说。以下是经过润饰、但大体相同的文本，若是不让读者读到未免不公平。
“我想进一步探访这些几近毁灭的飞机，虽然是个人行为，但是也与一种悠久的西方传统一致，我也想很投入地研究衰亡之中文明的残片，这种传统至少可以追溯到18世纪。当时，包括歌德在内的众多探访遗迹的人士去意大利半岛欣赏古罗马遗址，通常是在月光下。看着昔日壮观的宫殿和大剧院遗址，他们的心灵得到抚慰，虽然现在那里已成为一片杂草丛生、狼和野狗出没的荒地。德国人一向是一个善于造出复杂词汇的民族，他们创造出‘毁灭欲望’（Ruinenlust）这个词，用以描述这种新潮的激情。实际上，一个社会越是进步，就越对被废弃的东西有兴趣，因为它从中得到有益提醒，从而清醒地认识到它自己的成功也是十分脆弱的。废弃之物亦是对我们迷恋权力地位、荣华富贵的直接挑战，像刺破轮胎放气那样使我们不致再犯愚蠢的错误，去全方位地疯狂追求财富。因此，一个来美国的游客自然会对这个国家发展中往往被忽略的一面发生兴趣，尽管它是所有现代社会中技术最发达的。对我而言，你窗外那架正在解体的美国大陆航空公司的波音747客机一定与青年时代的爱德华·吉本眼中的罗马竞技场差不多同样有趣。”
听完我刚刚发表过的这篇雄辩有力、很有文化的深奥大道理，此人一时沉默不语。我们仍听得到那架超轻型飞机在头顶发出的嗡嗡声响。此人显然天生不愿说过分恭维别人的甜言蜜语，因此当他终于张开尊口时，那话仍是“滚开”。这次他说得干脆利落，也许是认为上次回答得不够尖锐。为了免生歧义、发生误会，他又恶声恶气地补一句：“他妈的从这儿给我滚出去，要不，我就给你屁股上来一枪。”
此人话虽然说得难听，却并非完全不讲道理。他对钱的价值了解得很透彻，于是我给他几张面额20美元的钞票。此后我们便商定，在那个机场晚上关门之前我可以随意在那里闲逛，不过先要在一份很长的法律文件上签字，保证我（如果我死了，那就是我的亲属）永远不可因室外种种危险可能对我造成的伤害控告他或他的继承人。条款包括、但不局限于一些像剃须刀一般锐利的飞机机翼、放置不稳的机身以及莫哈韦沙漠里的响尾蛇。这些脑袋呈三角形的蛇已在飞机上的配餐室里、发动机里和座位上安家落户。临别之时，我的这位良师益友还柔声细语地特别叮咛我，要我当心沙漠里的乌龟，它们也在这些飞机残骸中游荡。据他说，很多乌龟已有100多岁了。可以想见，当“圣路易斯精神”号飞越大西洋时它们正值二三十岁的壮年。它们十分提防陌生人，一旦受到惊吓便会泻出膀胱里的尿，其结果是失去整个季节里体内所需的水分，它们全靠它维持生命。
进入机场以后，我才发现飞机损坏得远比我想象的更厉害。只有几架飞机是完整的，多数零部件都被拆卸了，仅有主干部分保持完整。地上散布着起落架、发动机、座椅、货柜、副翼和升降舵。这些机器尚能工作时备受工程师和高级技师的宠爱，死去后却受到锯子和钻头的任意宰割。
这里异常喧闹。送食物的手推车上的门、安全带、翻转过来的卫生间里的马桶在风中噼啪噼啪响，让这里变得像风暴中的码头一般热闹。很多飞机上炫耀似地印着所属公司的名称：中途岛航空公司、布拉尼夫航空公司、诺瓦航空公司、非洲捷运航空公司、环球航空公司、瑞士航空公司。它们起初被编入各大航空公司的机队，随着时光的流逝在航空业的阶梯上逐渐降低，直到最后堕落成为只在夜间飞行的货机，往返于迈阿密到圣胡安之间或在亚的斯亚贝巴与哈拉雷两地间穿梭，昔日一尘不染的头等舱座椅如今用银色的胶带粘在一起。
索马里航空公司的一家波音707客机侧身躺着，只剩下一只机翼。1966年，澳大利亚航空公司将它买下，此后的8年里它在伦敦与悉尼之间飞行。后来，它被转卖给马来西亚航空公司。在吉隆坡，新主人将漆在机尾上的袋鼠涂去，换上一只有民族风格的小鸟，还撤销了头等舱。在飞往香港的航线上服务10年后，这架飞机又转入索马里人之手，这时它的机身后部已是污垢斑斑。靠非法生产的零部件维持，这架波音飞机蹒跚着飞上天空，在摩加迪沙、约翰内斯堡和法兰克福几地之间往来，运送士兵、走私犯、救援人员和旅游客人。此后它在摩加迪沙机场与一辆行李车相撞，与叛乱分子交战时机尾被子弹射穿，一台发动机着火后在内罗毕机场紧急降落。这家航空公司最终破产了，它的总裁也在一次恶性的抢劫事件中被人开枪打死，这时有关方面达成协议，把这架已很脆弱的飞机运往它最后的归宿。
飞机很快便衰老，真是触目惊心。摆在这儿的最旧的飞机从生产线上下来还不到50年，但是它们显得比古希腊的一座神殿更古老。驾驶舱里残留着已过时的设备：体积很大的胶木电话、一卷卷很粗的电缆线、装在天花板上放置电影放映机的粗笨大匣子。舱里还设有随机工程师的座位，如今他们的工作已被一部与一本精装书籍差不多大小的电脑取代。有些飞机上装有普拉特和惠特尼公司生产的JT3D发动机，那是上个世纪70年代的宠儿，可以产生在当时看来很了不起的17500磅驱动力。它却不曾料到，几十年之后自己的换代产品具有5倍于此的驱动力，却仅消耗一点点燃料、产生一点点噪音。
在现代持久的技术和社会变革的背景下，死亡的前景变得别具特色，它令我们完全丧失信心，不再认为劳作具有永恒的意义。或许我们的祖先会相信，他们取得的成就能够经受流逝中万物的沧桑巨变，我们却明白时间是一阵终将席卷一切的飓风。我们的楼宇、我们对格调的感觉、我们的观念很快皆会成为与时代相悖的谬误，而我们如今过分为之自豪的各种机器很快会变得极其平庸，就像郁力克的骷髅一样。
为了辨认一架既无驾驶舱又无轮子的环球航空公司的客机，我爬进机身、在1C号座位上坐下来。这是一把材质高档的宝蓝色大班椅，坐垫中间有一大块污迹。这时已是傍晚7点钟，不过天色仍很明亮，温度宜人。我想按叫人铃，要空姐端一杯可乐来，不过又想到她现在或许已经死去。我注意到我身后几排座位上的应急氧气罩已从头顶的匣子里落下来。这并非是因为发生过人们臆想中的可怕事故：发动机起火，主舱门旁的应急滑行梯变形、不能使用，女士们心情过于紧张、忘记脱下她们的高跟鞋，却只是由于经过多年腐蚀，系住氧气罩的弹簧扣已不起作用。也许，我们更有可能以同样的方式死去，不特别具有戏剧性，没有戴着面罩的消防员朝跑道上喷泡沫，没有众人在事故发生后纷纷前来表示安慰，也没有新闻播音员的同情。经过平淡的缓慢蜕变过程，氧气罩渐渐松落、在沙漠的风中悠闲地飘摇。目睹这一幕的只有响尾蛇和容易害羞、小便容易失禁的沙漠乌龟。
我转念想到那些建造这些机器、赋予它们生机的人，即那些在1968年巴黎布尔歇机场举行的航空展览上交换名片的雇员们、那些在新泽西州特伦顿市造出供机内通话的胶木电话的人。在美国的东方航空公司扩张后不久，他们在加拿大卡尔加里附近的一家工厂里造出时髦的毯子，如今这些毯子正在莫哈韦的尘土里消失。我又想到那位机长，想到他可能对空姐讲过一些调情的话，在1971年一次前往加勒比海的飞行中，她给他端去包在锡纸里的一盘晚餐。就在那一年，伊迪·阿明出掌大权，约翰·纽康比第3次获得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男子单打冠军。我想象纽康比戴着编织的金色帽子和飞行员眼镜的样子、他的有汗毛而且晒黑的胳膊、他如何在牙买加的金斯敦下飞机后走向停机坪，以及他下榻的那个洋红色和紫色房间，从那里可以俯瞰机场附近新开张的圣斯克俱乐部。
人似乎不大可能会想到自己的死亡，死亡的想法与处于代谢中的身体和敏锐的思想是格格不入的。几乎不会有什么会提醒他、警示他，他已多次遇到必须先让膝盖弯曲才能不费力地拎起一只箱子的情况。最终，动动脑筋想些简单的事情也会令他感到很艰难。他正在工作中捱过仍属于他的那1万多个日子，每天在奥黑尔堵车、在墨西哥湾遇到糟糕的天气都会令他体验到轻微的焦虑不安，那终究会在某一天早上达到临界点，在菲尼克斯郊外的路上以突如其来、无法逆转的心脏痉挛的形式表现出来。
倘若还有等待完成的工作，人便很难惦记着死亡，那似乎倒不是出于忌讳。就其性质而言，工作只要求全身心地投入，不容许我们分心去做其他事情。它一定会破坏我们的观察能力，而我们恰恰会因此感激它，感激它让我们陷身于种种事变之中，感激它在我们去巴黎推销机油的途中让我们以美丽的轻盈姿态去接受自身的死亡以及远大抱负的幻灭，仅仅将它们视为理智的命题。正是不可避免的短视，驱使我们履行自己的职责，生存的动力即在于此。那是一种盲目的意志力，同一只蛾子艰难地爬过窗台一样感人至深。这只蛾子在匆匆掠过的油漆刷子留下的一团油漆前绕行，不愿去细想更宏大的未来规划，其中也包括它自己将在午夜到来之前死去。
关于我们是很微不足道、很容易受到伤害的观点是人人皆知、乏味单调的，无须详述。有趣的是，即使是在我们认识到这些工作毫无意义之时，我们仍会自以为是地去工作，意志坚定、认真严肃。冲动之下，我们会夸大自己所从事的工作的意义，这绝不是智力低下，而是生活本身的逻辑在我们身上体现。健康激励我们同情世界各地人类的经历，把它们视为我们自己的事情。所以我们会为一个遥远国度里发生的谋杀事件叹息，会企盼经济增长、技术进步，即使那将是发生在我们身后很多、很多年以后的事情，却全然忘记自己不过只是几个距离目标很远的“无赖细胞”而已。
我们把自己看作宇宙的中心、把现时当作历史发展的顶点，认为即将召开的会议具有伟大意义，视而不见坟墓带给我们的教训，读书不多或不求甚解，感受到工作中的最后期限带来的压力，冲着同事声色俱厉地说话，按照会议日程安排在11∶00—11∶15之间“休会喝咖啡”，表现得漫不经心、贪婪，却在与别人的争斗中消耗精力。这一切的一切，或许最终只是一种工作的智慧。若自作聪明、想方设法地去应对死亡，便是太抬举死神了。因此，在从事各种工作时，让我们为自己的能力惊叹不已吧：我们把木质纸浆运过波罗的海、切下金枪鱼的脑袋、研制种类多得令人揪心的饼干、给希望改行的人出主意、发射一颗能迷倒一代日本女孩子的卫星、在田野里画橡树、敷设一条电线、算账、发明一种除臭剂发放机，或为一架客机造一根强力弯管。待死神找到我们之时，惟愿我们正在从事微不足道的琐事，借此与它掀起的波涛抗争。
如果能够看到自己事业的最终结局，我们只好立即瘫倒在地。曾有人目送薛西斯的军队出发远征希腊，听到塔杰尚艾克下令建造坎昆金殿，看到英国殖民官员为印度邮政局举行落成仪式。为了这些充满激情的演员的功败垂成的业绩，有人会在心底里怀念他们吗？
至少工作能够转移我们的注意力，给我们一个美好的气泡，让我们置身于其中，去使人生臻于完美。它会让我们将无穷无尽的焦虑不安集中到一些相对较渺小、可望实现的目标上来。它会赋予我们大权在握的感觉，会使我们有尊严地感到疲惫，会把食物摆上餐桌。总之，它会使我们避免更大的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