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8月，在一个潮湿而又炎热的下午，一架法国航空公司的喷气机降落在法属圭亚那。飞机商务舱里坐着一家日本电视公司的12位高管，他们从东京飞到南美洲来跟进他们公司的人造卫星的发射。
这些高管已买下这颗卫星，以开办一个面目一新的电视台。他们希望借此吸引、启发日本公众的想象力，打破国家广播公司（即日本广播协会）的垄断地位。日本广播公司的节目视野狭窄，一向以播放樱花盛开的画面和描绘西藏老虎捕食习性的冗长节目而闻名。他们想建一座专门播放动画片的电视台，播出反映武士机器人的辉煌战绩和早熟的诱人女学生生活的浪漫电视剧。他们想播放对失败者施以虐待以示惩罚的游戏节目，以及揭露住在东京附近、早出晚归上班族的妻子们渴望婚外恋的肥皂剧。
不过，日本的地形一向对试图进入电视播放市场的人造成无法逾越的障碍。这个国家分布在四个岛屿上，大部分地区覆盖着森林，暴风雨天气和火山爆发十分频繁。这种情况要求从业者在价格昂贵、几乎让人买不起的维修设备上投入大把的资金。这也说明为什么在战后的岁月里，日本的电视事业几乎始终掌控在古板、喜爱樱花、政府所有的大公司的手里。
于是，这些富于开创精神的高管们想出一个绕过这个后勤障碍的办法。他们发现，如果将一颗人造卫星发射到太空中，具体地说，就是让它进入位于东经110度上空，距地面36000公里的运行轨道上。这样他们便可以将图像讯号传送给日本列岛上每一个装上碟式接收器的人，这种接收器并不昂贵。这样，一部诸如《老师的提包》的电视剧，讲述一个20岁女人与她的75岁书法老师之间不伦的恋爱故事，便可以先传送到高空中，再返回地面，覆盖从北海道冰封的山顶到冲绳岛点缀着棕榈树和摩天大楼的海岸线。
建立日本第一个卫星电视台的想法便应运而生，正如该频道的宗旨所说，这一事业的名称“日本卫星放送网”旨在启迪它的收视者，使他们产生“一个又一个新颖奇特的感受”。不过，需要继续做一些艰苦的工作才能将经营计划变为现实，其中包括与政府官员和业内的监管官员作斗争，与日本广播公司和富士股份有限广播公司进行艰苦的股权收购谈判，还要费尽周折去协商购买韩国热门电视剧《我的名字叫金三顺》的播出权。最后，他们要花费很多时间找到这样一颗卫星。听过好几家竞争对手的介绍、经过类似于露天市场上漫天讨价还价的商谈后，他们花一亿元买下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A2100A型卫星。它停在离机场只有几公里之遥、建在丛林中一片开阔地上的机棚里，期待着与新主人首次见面。
日本的电视行业的高管们鱼贯走下飞机，经过一幅法国总统的巨幅照片来到贵宾厅，在那里他们受到毕恭毕敬、热情友好的欢迎。话说回来，对于这批刚刚交过7500万美元发射费用、还冲着法国商用太空机构“阿丽亚娜”航天公司的高管点头哈腰的人而言，这也是得体的。办完出关手续、正式进入法属圭亚那后，这些高管都得到一只硕大的木头盒子，里面装着银制的卫星复制品。接着，有人带他们登上一部小型客车去旅馆。
显然，他们来到了世界上的一个特别的角落。首先，法属圭亚那给人带来的难题是不易在地图上找到它。法属圭亚那这样一个地名常常容易与其他国家的国名地名混淆。这样的国名地名不多：非洲西海岸有一个加纳（Ghana）；南美洲委内瑞拉东面有一个圭亚那（Guyana）；紧挨着西非塞内加尔还有一个几内亚（Guinea）；葡萄牙从前的殖民地、毗邻几内亚的地方如今叫做几内亚比绍（Guinea-Bissau）；位于西非喀麦隆之下的赤道几内亚（Equatorial Guinea）；还有新几内亚岛（the island of New Guinea），一部分归印度尼西亚，另一部分是巴布亚新几内亚（Papua New Guinea）。甚至连它的发音也会引起麻烦，英国人说“法属圭亚那French Guiana（Guy-arna）”，而法国人喜欢更紧凑的说法：“圭阿那Guyane（Gü-yann）”。
更有意思的是，这块地方因其地理位置承担着重负，它位于南美洲疟疾流行的北岸，夹在西面的苏里南和东面的巴西之间。同时它又是法国属地，1946年，它被前殖民地主人划为法国的26个海外省之一。如今它是欧洲联盟的成员，其最高权利机构是设在斯特拉斯堡的法国法院，它的农业、渔业政策在布鲁塞尔制定，它的货币是设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欧洲中央银行发行的欧元，甚至可以在奥亚波克河上印第安人的居留地皮拉寇朴皮埃纳流通。
人们以不同的形式，在这个万花筒似的热带国度里施展法国官僚作风和资产阶级的抱负。在建有锡顶房屋的村庄里，球场紧挨着伏都教的庙宇。1号、2号国家公路是这个地方仅有的两条公路。路上竖着标准的法文标示牌，用的字体是57号弗鲁提格细长体。它更适宜指示去南特和克莱蒙费朗的道路，在此处却与美洲印第安人的地名纠缠在一起，如伊拉库博和阿瓦拉-亚力马坡。餐馆（车站咖啡馆和谢兹·皮埃罗酒吧）里供应以热带丛林里的野猪为原料的炸肉块，以及亚马孙河鱼。这种鱼刮去鳞前活像史前的空棘鱼类，通常人们会把它切成条状泡在文也汁里端上来。
到处都是一派衰败和绝望的景象，这里没有可以称道的经济。因为海里有鲨鱼，这里没有旅游业。从河里流入的泥沙使海水变为棕色。由于土质贫瘠，这里也没有农业。通往巴西的道路基本不能通行，唯一连接外部世界的通道是每天飞往巴黎的班机。若要去附近的委内瑞拉或秘鲁，必须先在巴黎奥利机场中转。
日本卫星放送网的官员们为自己的成就感到自豪，表现得落落大方，他们准许我们选几个人同他们一道出行。
一家香港电视台派出一位最能干的年轻记者，不过由于预算压力只派了一个工作人员协助她。此人背负着所有摄影设备，好让那位优雅的节目主持人（她在香港是一位家喻户晓的名人）穿着银色高跟鞋四处游荡。她的表情冷若冰霜，摆出一副哀伤的样子，大约与法属圭亚那首任殖民官埃特雷海军上将当年悟到他来到的国度并非理想中的黄金国时的表情差不多。是沃尔特·罗利爵士在他起错书名的《发现宽广、富饶、美丽的圭亚那帝国》（此书首版于1595年在伦敦发行）中误导埃特雷海军上将、使他如此企盼的。
根据一项交流协议，美国航空和航天局的10位火箭工程师从佛罗里达飞来。他们在空间探索领域内处于领先地位，所以有一种心理负担，处处留意要给主人留面子，却只字不提自己的研究机构取得的成就、有多少研究基金。他们始终在交往中摆出彬彬有礼的谦虚态度，令人想起皇室成员访问贫民区时的言行举止。他们不遗余力地称赞欧洲同行最平凡的成就，如建起了加油站或安装了空调。这些以屈尊态度说出的溢美之词令法国人听了心里很受用，他们也对自己的丰功伟绩坚信不疑，虽然也许略微感到有一点羞涩。
主人将我们全部安排在亚特兰蒂斯旅馆里住。虽然是新建的，旅馆却已遭到了热带霉菌和丛林中动物的侵袭。欢跳的黄色蜥蜴在旅馆的地板上跑来跑去，夜里回到房间时客人常常会遇到一只肌肉发达、身上毛茸茸的蜘蛛一动不动地趴在冰箱上方的墙壁上。一个克里奥尔维修工来处理这一复杂局面，他拿一张卷起来的报纸果断地拍死了这个怪物，不免在墙上留下一块棕色的斑痕，以此纪念它曾到此一游。他把它的尸体从阳台扔下去，然后十分真诚地祝愿客人晚安。
库鲁是一个位于航天中心旁边、专为航天事业兴建的城镇，却并不比这家耸立在它的边缘地带的旅馆好多少。它使人想到印度的昌迪加尔和巴西的巴西利亚，想要与那两个城市比较。那两个城市也留下现代建筑的鲜明印记，建设时却根本不曾留意背景和文化方面的问题。虽然才建了几十年，库鲁已经濒临土崩瓦解。人工湖畔，无人坐过的木椅在日晒雨淋中烂掉。挖掘这个人工湖的意图本是为下午散步的人提供一个稍微歇息一会儿的坐处，实际上，热带地区的人们从未想过要出来散步。房子的混凝土外墙早已在潮湿气候中变形，从4月到7月，这里一星期里的降雨与法国北方一年的降雨一般多。
不过，进入航天中心厚重的大门后，来访者发现形势有所改观。整洁的房屋用于装配卫星、安装“阿丽亚娜”火箭助推器、储存火箭推进剂。这些房屋分布在大片沼泽和丛林中，来访者看过会产生反差。或许他们一走出生产火箭喷管激发器的厂房便会立即来到雨林之中，那里栖息着圆耳朵蝙蝠和白眼长尾鹦鹉。他们再向前走便是动力装置生产区，走廊里摆着一排“依云”牌饮水机。
抵达的第一天清早，我们便驱车前往一个比兰斯大教堂小不了多少的机棚，在那儿我第一次看到人造卫星。卫星放在中间一个台子上，沐浴在强烈的白光中，一群穿大褂和拖鞋、戴发网的工程师正在围着它转。他们在往卫星的储箱里添加燃料，为电池充电，测试它的转发器。考虑到把物体携入空间的花费。它的体积根本不算大，只是一个高4米宽2米的匣子，两侧各有一块14米长的太阳电池板，顶上有一只反射碟。卫星内部有一部电动机、几部用来抵消太阳风影响的推进器。还有12个130瓦的播放频道，借此将日本卫星放送网电视节目的电子轨迹发送出去。
他们容许我们走到卫星旁，但是必须按照规矩消毒，其程序与进入手术室相似。虽然这部机器十分强大，它也非常敏感。它将以每秒3.07公里的速度飞行，倘若这时有一根人的毛发落入一部转发器中便会形成引发灾难的电磁能场，而一块油性的手指印会使太阳电池板出现裂纹。这颗卫星就像前线的士兵一样脆弱，读一本儿童读物也会使他落泪。公平地说，只是在外层空间的怪异状态中它才变得脆弱易损，强烈的紫外线和群集的氧原子会在此种温度变化极大（从阳光照射下的摄氏200度到地球阴影里的负200度）的电气系统中乘虚而入，使卫星不十分洁净、未受到甲壳似的金色聚亚胺薄膜保护的那一部分破裂。
卫星置于高台上，表面发出粉红色的光芒，各个舱室均打开，露出密集的线路。整部机器由不为人所知的材料苯均四酸制成，看起来像天下最稀奇古怪、最不可思议的东西。实际上它由地球初始便已存在的物质组成，所有的物质（至少以其本原形式）当时均已匿形于海洋和山峦的化学结构之中。人类苦思冥想，终于开发出地球上的原材料，将其重新配置，作为一件巧夺天工的礼物奉献给太空。
看着一群头上戴着发网的工程师参与卫星发射前的准备工作，我想到如今科学工作者的自我受到何等束缚、遭到何种抹杀。个人的荣耀没有机会在这儿展示，也不会有人为他们写传记、以他们的大名命名街道，让后人记住他们。这只是一项集体事业，个人，甚至某一商业和学术组织也无法独占鳌头。
天才人物在观测站和工作室里孤军奋战、改写科学史的日子已一去不复返。我们已进入携手开展实验的时代，天体物理学家和航天工程师协同作战，花费十几年时间攻克一些较次要的难题，他们不容许媒体把其中某人捧为当代伽利略。一家公司或许仅仅致力于不断改进银锌电池在失重状态中的性能，因为它意识到扩展工作范围、企图解决其他卫星电学难题是愚蠢的。一位科学家可能会花去毕生精力探究高温状态下钛的性质或氢气在引擎点火那一瞬间的状况。然而，一个人对人类的全部贡献可能在某一期《高级推进方法》刊物中便完全可以阐明。
日本卫星放送网的这颗新卫星具有一些技术特性，是米兰理工学院的一些科学家在20世纪80年代研究开发的。他们在调查通讯卫星电磁波谱上游的作用时，在低层云和雾雨形成的干扰区附近找到一条通道，位于微波频率高于10千兆赫之处。当时他们的工作进展缓慢，并未给人留下深刻印象。1/4世纪过去了，这一发现使日本观众得以在雨季倾盆大雨之时欣赏未经剪辑的动画片《太空牛仔》。
随着天才时代的逝去，人们也失去了情调和生动的细节。不过我们这个发挥集体才智的时代也自有其更了不起却又令人心安的特点，这意味着对行星的探讨再也不必碰运气、受约翰内斯·开普勒的妻子芭芭拉的心情好坏左右，或是取决于开普勒的赞助人鲁道夫二世的好恶。不过这位德国天文学家像许多天才人物一样，至少其大名已成为库鲁航天城里一条令人沮丧的街道名。那儿是一块长方形的废弃土地，一边是一家干洗店，另一端有一家破旧不堪的网吧。从今以后，科学发现的拥戴者们或许不会继续如此大度。
乘车穿过丛林，我们没走多远便看到两只30米高的助推火箭正在做倒计时准备。火箭体上绘着提供资金支持的欧洲国家的国旗，精巧的锥形部分将把卫星推入飞行的第一阶段。这些锥形部分实际上不是发动机，而是炸弹。它们没有控制阀门，不论当时情势如何，一旦点火便只能听任它们释放出所有能量，使所有听到爆炸声的人肃然起敬。
蒂耶里·普鲁东博士将要指挥发射，他在图卢兹的国家航空航天工程学院获得烟火制造技术学位，已同全家一起在法属圭亚那生活了3年。他40出头，身材保持得很好。人类总是会做蠢事、荒诞的事，相比之下，他似乎是天下最通情达理、不受个人情感左右、庄严肃穆的人，也从未受到失眠或神经病患者特有的焦虑侵扰。发射这天，他负责点燃500吨高氯酸盐合成燃料。它只能燃烧130秒钟，却足以在此期间内将52米高的“阿丽亚娜”运载火箭发射到150公里的高空中，产生1100吨的推力，伴随而来的轰鸣声在与巴西交界处都听得到。巨大的能量耗尽后，助推器会与主体脱离、溅落到大西洋中。一艘法国海军驱逐舰守候在那儿，准备回收。
那位香港电视主持人提出一个问题，她的话有些煽情的意味。普鲁东博士听完停顿了一会儿，考虑什么东西会“出问题”。他回答这个问题时非常严肃认真，那副架势活像一位化学教师对一群容易激动的小学生讲解使用煤气灯时将会遇到何种危险。他解释道，如果推进剂混合不当、留下气阱，它会在易燃物质表面突然形成堆积，并增加废气。气阱完全具有撕裂火箭表层的力量，会引起爆炸，其短期破坏力与一个小型核装置的破坏力差不多。不过，他补充道，发射时发生这类事件的概率仅有0.2%。他的本意是宽慰众人，结果却在无意间令他们失望。
那位主持人不知该如何重提这个重要话题，可又不愿就此打住，于是便问普鲁东博士，这种神秘的推进剂看起来像什么。有点儿类似牙膏？或是更像蛋糕粉？普鲁东博士拿灰绿色眼睛盯着她，根据自己对媒体该知道多少的判断回答她的问题。他自言自语，漫无边际地扯到历史上考古活动的精确性以及化学的一些冷僻分支，最后讲到这种糊剂中含有高氯酸盐（69.6%）、铝（16%）、HTPB聚合物（12.04%）、环氧固化剂（1.96%），以及铁氧化物催化剂（0.4%）。
并未到此为止，普鲁东博士接着说明助推火箭只是推进技术的一部分，而且还不是最重要的部分。火箭主体部分另装有一部液体氢氧发动机，用于帮助它完成太空之旅。这是工程技术中的极品，名为“伍尔坎”，由罗马神话中火与铁之神的名字而来，是法语念法。它的生产历史已有30年之久，以具有超凡能力著称，可将反应非常灵敏、加压的火箭推进剂分别安全储藏在两个毗邻的燃料箱里，不让它们过早融合，而且将它们的温度分别维持在凝结状态（氢的凝固温度是零下251度，氧的凝固温度是零下184度），此时它们彼此相隔仅有50厘米之遥。人们以每秒600升的速度用涡轮增压泵把它们注入燃烧室中，此时燃烧室内的温度是摄氏1500度。对于那些不满足于仅仅像记者们那样粗略了解情况的人士而言，关于“伍尔坎”的趣事何止成百上千。不过普鲁东博士希望我们能就此打住，他就这样冷冷地结束了介绍。他已同家人约好要马上回到库鲁的家中去，他与太太计划带孩子们下午出游，去看马罗尼河里刚刚孵出的小乌龟学游泳。
这位烟火工程师并不因为自己大权在握便显得激动。他所支配的力量几乎超过历史上所有统治者，比方说，18世纪中国的乾隆皇帝与他相比不过是一只纸老虎，虽然这位皇帝的军队平定了维吾尔人和准噶尔蒙古人的部落。普鲁东博士的力量与无节制的逞威相反，那是科学家循规蹈矩、镇静自若的权威，他绝不至于无缘无故地大发雷霆。在这个穿白大褂的人的内心深处一定也残留着想统治别人、大叫大嚷、发号施令、骂人打人的冲动，不过这些本能被仔细掩藏起来、被实验室里审慎的工作条例束缚着。现代社会无所不能，而且并不大事张扬。
卫星以及它的运载火箭固然是实实在在的成就，但它们也是、而且首先是人的观念革新的产物。
艾萨克·牛顿（库鲁唯一的旅行社便设在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街上）是首先为发射火箭提供理论依据的人。当时他推测，如果能把一颗炮弹从极高处高速射向一座耸入云霄的高山之巅，它便会沿着一定的轨道围绕地球运行，因为万有引力会将它向下拉。其速度与地球旋转、远离它而去的速度相同。这个英国人的想法以及化学、物理学的发现最终成为科学探索的成果，使欧洲人在他们的观念中渐渐将从前漫长黑暗的魔法巫术时代与科学时代区分开来。
距离准备发射火箭之处400公里之遥，在与巴西交界的雨林里曾经生活着韦韦印第安人。这个部落里的大多数人早已离开丛林，迁入城镇或政府资助的营地里生活。其中一些人住在库鲁，他们在欧洲广场那儿开餐馆，专营受到欢迎的韦韦外卖。那些依旧生活在荒野之中的韦韦印第安人仍保留着对宇宙的原始看法，其体系与前科学时代西方人的观念相仿。
从神话故事中，韦韦印第安人设法理解行星的运动、季节的循环、动物的行为和植物的特性，并未想到要进行精确观察或独立思考；知识没有发展的余地；时间是静止不动的。传统不能改变或探究，只有不可冒犯的长老和懂得医药的人才了解传统。韦韦印第安人使自己置身于他们看到的一切事物之中。为什么月亮在傍晚时分会特别呈现出深红色？那是因为部落里有人萌生歹意，明天有人可能会流血。为什么不下雨？因为有人在打猎时激怒了生活在云里、朝地上啐出吐沫的一群蟒蛇。天空是什么？是一口架在3块石头上的陶土锅。
在韦韦印第安人的观念里，人类不能直接影响世界，必须要求、准确地说是乞求司掌其职的神灵代劳。在热得喘不过气来的日子里，人必须注意不要伤害貘，因为风受一只躲在天上的巨大的貘操纵，它负责煽动一片硕大的棕榈叶、送来微风。如果人想让太阳出来，他必须戴上用巨嘴鸟的羽毛制成的头环、吹倒一根上面刻着蟒蛇的长管子，以此取悦那神圣的天体，让它升入天空。
那些现在正置身于丛林边缘的厂房，忙于添加燃料、装填火箭的科学家们却早已不做如是想。他们均已获得博士学位，研究方向是搅拌釜水动力学数值分析和聚合物添加剂对湍流管的减阻作用。他们把宇宙视为一个有序、逻辑的机器，这部机器像一只没有情感的时钟，并不理会人们犯有罪孽或是道德高尚。人们可以借助理性拆卸这只钟、将它变为可以想见的东西，却不必祈求免受诅咒。
不过并非人人都是科学家，作为门外汉观察火箭装配厂房、凝视那足足有九层楼高的固体推进火箭像针一般刺入苍穹，他会觉得，使一部与超自然联想仍有瓜葛的装置研制成功的正是一种最不可思议的方法。与科学相伴却又不懂科学，他不免会以类似神秘的眼光看待机器，就像衣不遮体的韦韦印第安人看待宇宙间的事物那样。这些穿白大褂的老兄真是既有本事又傲慢无礼，仅仅凭借一点高氯酸铵合成剂他们就成功地让人产生神秘的敬畏感。
预定的发射时间快到了，一种紧张不安的感觉、注定会发生什么事的预感弥散开来。天空呈紫灰色，风奇怪地静止了。在库鲁，法国电信公司的一辆货车在诺贝尔大道与特雷萨嬷嬷街交汇处与一部汽车相撞。在亚特兰蒂斯旅馆里，蜥蜴大举出动。
这里的天气复杂多变，成为科学家们特别关注的事情。几乎每天下午都有雷电交加的暴风雨，云层厚达18公里，而通常在北欧上空最厚的云层不过只有8公里。火箭高速穿过这一大团云层时，可能会在它的飞行路线上引发闪电。此外，此地的高空大气风动举世闻名，这意味着即使地面一丝风也没有，一片执在貘掌心的棕榈叶会搅得狂风大作、使火箭偏离航线进入会引发灾难的错误轨迹。
傍晚8点，距发射还有1小时，我们在武装人员的护卫下在夜色中乘车来到丛林里的一处观测点，这里距离火箭点火处仅有3公里。我们站在一块凸起的开阔地上，从那儿可以清晰地看到发射台。大家都不愿多说话。
科技领域里有一些极端环境，它们总是会使人乐于倾听伤感的安全事宜说明，这类说明先是透露危险程度，接着便会暴露应急措施不足。巴黎消防队在这个航天中心设有一个分支机构，一位精英队员过来为我们讲解。这位消防队员说，处于这一距离，出故障的火箭不用一秒钟便会飞到我们头顶上。虽然前景令人绝望，他还是拿出黄色防毒面具分发给大家，要我们把它系在头上、让呼吸软管随时能够使用。除非发生紧急情况，就让它挂在那儿。虽然消防队员已做过说明，没过几分钟，那位一向留意要让科学融入生活的香港电视节目主持人便从盒里取出一只摄影师的面罩，让它挂在脸上。她捂着脑袋对着摄像机镜头来了一番独白，向她的观众概述她如何身处险境，而此刻她自己的防毒面具却塞在一只带穗饰的巴黎世家手提包里。
人们为我们竖起一面屏幕，现场直播控制室里的情形。有30人在终端掌控“阿丽亚娜”火箭的关键部件。已去看过小乌龟的普鲁东博士也坐在桌边，面无表情地盯着那一排屏幕。似乎是要叫这些人明白没有他们也行，向东几公里处还有一个同样的控制室，那里也有30个接受过同样训练的人，准备当运载火箭发射发生故障、他们的同事被烧成灰烬时立即接手指挥。
“阿丽亚娜”在潮湿的夜空中矗立在发射豺台上，一组弧光灯将它照得光彩夺目，云朵般密集的热带昆虫狂乱地在灯光里飞舞。在丛林深处，貒猪、蜘蛛猴、巨大的食蚁兽和角雕在活动。而在这个令人难以想象、装有空调的牛顿式文明前哨里，有一样东西正在准备飞离地球。在延伸至西非海岸的弧形区域内，所有船只和飞机都已避开。通过一条黑色粗脐带，“阿丽亚娜”的发动机最后一次吸入氧气。每一个人都已从这一区域疏散。此刻，人们不免会产生一种忧伤之情，类似目送远洋轮船驶离海港去远航，或者类似将逝者的棺材放入墓穴时的感受。
火箭离地升空前30秒钟，扩音器里响起普鲁东博士的声音。那只貘似乎已容许人们继续行动，多年来的辛勤努力将凝结在顷刻间迸发。时间曾在许许多多的午后漫无目标、懒散地逝去，如今终于令我们感受到它的意义。还有10秒钟，像一位典狱长释放囚犯那样，普鲁东博士扭动一串钥匙、启动倒计时。如今，事情无论如何再也无法平静地收场。10、9、8、7，脱离……在电影上看惯了卡纳维拉尔角的火箭发射，人们早已形成难以磨灭的印象，现在听到用另一种语言发出的一串指令，不免会产生怪异的感觉。数到5，传来沉闷的响声，像炮弹出膛，接着人们便看到第一缕烟从发射台底部升起。数到3，白浪般的浓烟已笼罩发射台底座。就在此刻，火箭无声无息地脱离发射台起飞了。
1秒钟后，声响传到这里，大家意识到这是我们听到过最大的响声，当然比雷鸣、喷气飞机、采石场的爆破声更响。几千万年来积聚的太阳能在一刹那释放出来，我们意识到自己正置身于一个不会第二次遇到、无法用言语描述的重大事件之中。使这一场面更具有戏剧性的是，我们十分惧怕，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因为这一剧烈动作似乎极有可能带来非理性的流血结局，虽然在事后的记述中，大家准会避而不谈当时的恐惧感受。
火箭升空了，大家都松了一口气，“啊——”。那便是最天真的惊叹词，未加粉饰、质朴无华。一时间，我们似乎都忘记了自身的存在，也忘记了接受过的教育、礼貌和想挖苦人的感觉，只是目送那优美如一根标枪似的火箭升入南方的太空。
还有光亮，那是炸弹制造者的调色板上一种色泽最最丰富的橙色。火箭在苍穹中变成一个巨大的、正在燃烧的灯泡，它的光亮如同白昼，使大家看到海滩、库鲁城、丛林、航天中心的建筑以及我们这些大惊失色的旁观者的面孔。
这次发射似乎有无数种象征性解读方法。看起来这不过只是用一根管子将一颗亚洲电视卫星送入了轨道，但是，根据个人的不同想法（而且也没有什么力量能阻止这类想法），这也是精灵、耶和华和圣三位一体，或是韦韦印第安人观念中万能的造物主马瓦里的化身。发射场景令人想起《旧约》中先知们提到的烟与火的片段，他们以此令听众们在上帝的威严面前战栗。不过上帝的现代形象是由最世俗、与基督教毫无联系的机器制造出来的。科学教会我们如何使神灵相形见绌。
火箭穿过云层消失了，但是人们仍听得到在天际、大地和丛林里回荡、却不知从哪里传来的轰鸣声。后来，透过云的间隙它又一次现身，比所有的飞机都飞得高，已变为一个火红的小点。几天前，我在一间房子里看到的那颗人造卫星现在已经飞到大气层上方。火箭助推器已经在飞行途中抛出，它系在降落伞上坠落，现在已处于往非洲降落的半途中。
我们这里又奇怪地安静下来。人们听得到一股自然风穿过树林，以后又传来一只猴子的叫声。我的嘴巴很干，随即意识到自己的左手仍举在空中，保持着刚才骚动开始时的姿势。附近一所帐篷里已摆好几排椅子，有两个人在那里低声用法语交谈。一个留着披肩长发、清纯美貌的年轻女人正在向她的朋友解释卫星如何进入最终的轨道。她穿着一件白棉布裙子，上面缀有小朵圆叶风铃草。她用一只膝盖代表地球、用一根细长的指头划出卫星的轨迹。她热切地向朋友说明运载火箭并不像人们所想的那样全程将卫星送到目的地，它的任务只是把卫星送入距地面250公里之遥的大气层中，即人们所说的喷射点。从那里开始，卫星依靠自己的发动机再飞行10天才能到达轨道，位于日本上空36000公里处。它必须先在一些较低的轨道上画出椭圆的古怪形状来（她在自己裙子上画出图样），以后才能获得足够力量画出一个完满的圆圈（她又在左膝盖上画了一个圈）。她这一番关于卫星发射科学的讲解太复杂，我无法听到末尾，况且现场气氛紧张、使人分心，最终令我走入夜幕中去。
对火箭的操纵权现在已从库鲁航天城的工程师们手中转出，遍布地球各处的跟踪站已接管，甚至所在国家的居民也不知道这些跟踪站的存在。第一个跟踪站设在大西洋中部的阿森松岛上，一位技术人员1个月前乘船从法国来到此地，孤零零地待在一座小房子里，他的唯一任务是在助推器喷射后的那4分钟内跟踪“阿丽亚娜”火箭的踪迹。此后这一任务便转到另一个同样孤独的跟踪站里，它位于加蓬利伯维尔以北某地，接下来再移交给坐落在肯尼亚的马林迪的一个跟踪站。这一链条的最后一站是澳大利亚西部沙漠里的一座灯塔，它与世隔绝，我几乎无法描述那里有多么孤寂。
人们在库鲁航天城一家海滨餐馆里举行庆祝发射成功的聚会，餐厅的墙上贴着“阿丽亚娜”火箭和它的卫星的照片。摆上的自助餐有山羊肉、八爪鱼和堆成火箭形状的烤虾，像一座塔。
在地球的另一边，现在已是第2天。发射后仅仅过去27分钟，火箭发动机的第一级已在那里脱落。“阿丽亚娜”火箭的头锥体被抛出去，让卫星依靠自己的动力飞行。
我们这一群人显得很兴奋，甚至兴高采烈。日本高管们一个个轮番轻轻拥抱穿白衬衣的空间开发署主任，美国航空和航天局的人喝开了啤酒，负责火箭动力的那班人则打开了几瓶波尔多葡萄酒。我分享他们的激动。我们那支优美的白矛刚刚穿越外层空间，而在地球过去的45亿年历史上，很少有物体从那里经过。（在罗马帝国时代那里一定安静极啦；在中世纪，250公里以上的空间也是万籁俱寂、太平无事。）那些工程师们懂得如何让我们的机器在人类根本无法居住的地方安家，天空中很快便会再出现一只盯着我们的眼睛。我不禁想到瓦尔特·惠特曼在《草叶集》中讴歌的“印度之旅”，惠特曼想象自己在高空中俯瞰大地、人类的业绩和自然界，但是只有现代的卫星才能真正实现这种理想。
我看见，跨越我自己的大陆，那征服每一个障碍的太平洋铁路，
我看见接连不断的一列列车辆运载货物和旅客沿着普拉特河蜿蜒前进，
我听见火车头咆哮着飞奔，汽笛在尖叫，
我听见回声，震颤着穿越世界上最壮丽的风景，
我横过拉腊米平原，我注意到种种奇形怪状的岩石，小小的山岗，
我看见茂盛的飞燕草和野生的洋葱头，以及荒瘠而苍白的长着鼠尾草的沙漠……
如今，置身于南美洲丛林边一个灯火辉煌的屋子里，手里端着一杯巴西出产的朗姆酒，我不再那么悲观、多疑。看来有些话顺口说来倒也容易，诸如太阳底下无新东西啦、物质生活的进步必定会被精神生活的退化抵消啦、手持梭镖的祖先同我们一样聪明能干啦、理性思维的发展带来的不过只是悲剧啦，等等。这些说法有没有考虑到“阿丽亚娜”火箭升空时的雄姿？它们是否认可它的无懈可击的液压系统？最重要的是，这些陈词滥调不正是暴露出一个败下阵来、缺乏想象力的阶级的怨恨心理吗？我觉得自己的立场已转到身边的工程师和技术人员这一边来，而且喜欢他们直白的幽默。他们常常戴着棒球帽，是摆弄机器的一代新人，却掌握了宇宙运动的规律。他们真是了不起的人！他们使人们大开眼界！
唯一情绪平静如常的人便是那位香港电视主持人，她闷闷不乐地坐在桌旁，将盘里的虾拨来拨去。她无力地微笑着说发射令人失望，还说她已开始自己的倒计时，盼着回到俯瞰维多利亚港的公寓里去。她唯我独尊的意识受到伤害，大概因此感到不快。唯一使她愉快的话题似乎是蚊子。虽然别人讲述挨蚊子叮咬的故事如同复述做过的梦一般乏味，她却大肆详谈如何在发射时被蚊子吞噬，还把脚踝亮出来给大家瞧，试图借如此多的小生物对她发生兴趣最终证明她的魅力锐不可当。那时我才意识到，真的有人会吃一枚火箭的醋。
吃了一点炖山羊肉和甘薯后，我来到室外的一张桌子旁。天空中繁星点点、不可胜数，好像闪烁的发光物体被人毫不怜惜地散布在一条黑缎子上。几千年来，唯有大自然以及它所谓的造物主能使人产生敬畏之心。高山上终年不会消融的冰雪、沙漠、火山和冰川使我们感受到自己能力极其有限，而且引发一种恐惧和崇敬交织在一起的情感，最终融为令人愉悦的莫名谦逊，那也就是18世纪哲学家们昭示为“崇高”的那种情感。
后来发生了变化，我们仍受其影响，而“阿丽亚娜”火箭便是这一变化的范例。在19世纪，能使人感受到崇高情感的决定性因素已不再是自然界。我们已全然沉浸于技术崇高的时代里，最有力地唤起敬畏感的不再是森林或冰山，而是超大型计算机、火箭和粒子加速器。我们几乎只对自己感到惊愕不已。
与此同时，自然已成为关注和怜悯的对象，像从前的某一敌人刚刚来到我们门口便流血而死。自然景观不再是所有比人类优越的事物的象征，它在各处都留下我们率性而为的蛮力的疤痕。我们仰望乞力马扎罗山上渐渐消失的雪，反省涡轮机带来的不利影响。我们可以飞越亚马孙河沿岸裸露的土地，觉察到这片雨林已不那么生机勃勃，却像我们手里的一朵花那样脆弱。我们已学会尊崇电路板，却对冰川抱有怜悯之心、内疚之意。
我原计划搭一位工程师的便车回亚特兰蒂斯旅馆去，他就住在附近。却不曾料到，待到凌晨1点钟，他戴上一顶纸帽子，同一个巴西女招待跳起舞来。于是我只得独自往回走。
库鲁航天城的街道向来不很吸引人，这天深夜尤其显得乏味而又凶险。店铺都关着门，几乎都没有灯光。韦韦印第安人开的餐馆被警方的警戒线圈起来，因为这里前一天曾遭到抢劫，是越过边界、由苏里南来的一伙人干的。
出乎意料，我陷入特别忧郁的心境。或许这是因为我认识到，使“阿丽亚娜”火箭发射成功的科研成果中没有几项可以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因此生活必将像以往那样继续，成为人类险恶用心、万有引力以及忧伤的牺牲品，正如以前住在山洞里的祖先们所经历过的。我们的身体会化为齑粉，我们的计划会偏离正道，我们会受到残忍、贪欲和愚蠢行为的侵袭。我们只是偶尔能够占据有利地位，再度与这些伟大的机器体现出的速度、优雅、尊严和睿智接触。
我敏锐地感觉到，为适应现代性，人们需要做出痛苦的心理调整，需要做戏似地对科学能够赋予的东西表示敬意，同时又必须意识到它带来的好处令人困惑、适用范围非常有限。我受到一种诱惑，希望人类的一切活动都具有工程技术才具有的那种激奋和严谨，同时又看到有些人受到技术进步的过分鼓舞，对于一直固执地侵扰我们的更低劣的错误和谬悖，他们居然荒唐地视而不见。
第2天是我在法属圭亚那的最后一天。为了消磨搭乘晚班飞机前的时光，我在首府卡宴游览一番，最后来到这个国家的主要博物馆。这是一座正在修葺中的克里奥尔人的锡顶传统房屋，里面塞满了长矛、殖民时期的人物肖像和泡在罐子里的蛇。
里屋墙上挂着描绘这个国家的居民在不同历史时期辛勤劳作的绘画。第1幅画的是一家人穿着兽皮在剥水果皮，第2幅独木舟上的几个渔民靠着船弦无精打采地凝视着什么，第3幅画的是一群奴隶放火烧种植园里的一幢房子。最后一幅比前面这些绘画大1倍，用诱人的彩色绘制，画面上是5个穿工作服的工程师在航天城的厂房里伺弄卫星的电缆线。其中的寓意显而易见：法属圭亚那已经克服从前可耻的劳作方式，正在迈向科学主导的神圣未来。
不过我仰望这些火箭工程师和技工时仍觉得困惑，就像我们的祖先从前崇拜他们的神灵那样。与夜空和群山相比，这些专业人士显得不很像令人不解的崇拜对象。虽然近代科学发达之前的时代存在种种缺憾，至少那时人们内心宁静，明白人类取得的成就与宇宙间壮丽多姿的万物不可同日而语。我们有幸能造出精巧装置，却在观念上不甚谦逊，因此不免总与妒忌、焦虑、傲慢的情感为伍，其原因是我们心中已不再有崇拜对象，却代之以另一些聪明、缜密，但目光短浅、精神迷茫的人类。
我回到家中。1个多星期以后，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卫星成功进入轨道，与其他数百颗卫星一起绕地球运行。它将日本卫星放送网的节目图像发射到全日本，夜空晴朗时那里的人们看得到它，像太空中一颗真正的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