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我们的技术力量多么强大、无论我们的公司组成多么复杂，现代人工作领域的最显著特点始终是内在的，其中包括人的种种心态。它基于一个大家均持有的普遍信念：工作应该使人幸福。所有的社会形态均将工作置于中心位置，但是我们的社会首先使人想到工作远非仅仅是惩罚或赎罪。社会首先暗示，即使在不存在经济需求的情况下，我们也应当寻求工作。对职业的选择势必决定身份，因此我们向新结识的人提出的最最迫切的问题不是他们来自何处、门第如何，而是他们是从事什么工作的。人们总是认为，若想踏上有意义的人生之路，必然先要进入可以获得酬劳的职业之门。
然而事情并非总是如此。早在公元前4世纪，当亚里士多德论及愉悦的感受与一个得到报酬的职位之间本来水火不相容时，他便对一种延续2000多年的人生态度做出了界定。对于这位希腊哲学家而言，经济需求将人置于与奴隶和牲畜同等的地位。手工劳作和对商业事务的考虑会导致人的心理变态。唯有一笔私人收入和无所事事的生活才能予以公民充分机会去享受音乐与哲学天赋带来的愉悦。
在亚里士多德的观念基础之上，早期基督教追加了一条更阴郁的教义，认定工作带来的种种痛苦和烦恼是人类为亚当的罪孽而接受惩罚的适当的、不可通融的方式。直到文艺复兴时期，人们才听到关于此问题的新见解。在列奥纳多·达·芬奇和米开朗琪罗等人的传记中，我们首次听他们谈起从事实际工作的荣耀。起初，这一番价值重估仅仅限于艺术领域以内，而且是最了不起的一些范例，以后逐渐包括所有职业。到18世纪中叶，狄德罗和达兰贝尔出版27卷的《百科全书》，向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发起直接挑战，书中有许多文章颂扬烘烤面包、种植芦笋、照管风车、锻造铁锚、印刷书籍以及经营一个银矿所需的特殊才能以及这些活动带来的欢乐。文中还附有插图，展示完成这类工作所用的工具，其中有滑车、钳子和夹子。有一些器具的确切用途并不一定为读者所知，但是他们明白这些工具能够帮人更灵巧、有尊严地完成工作。在诺曼底一家制造缝衣针的作坊里呆了一个月以后，亚历山大·德莱尔写出或许是《百科全书》中最有影响的文章，他在文中充满敬意地描述把一块金属变为灵巧的、钉纽扣时用得上的工具的15个步骤。在此之前，这往往被人忽略。
《百科全书》实际上是一部歌颂劳作高尚的赞美诗，而并非像人们所说的只是一部内容严肃的知识大全。狄德罗在“艺术”词条下阐明了自己编簒此书的动机，痛斥那些心中只敬重“人文”学科（也即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音乐和哲学）、却忽视了与之相当的“机械呆板”的艺术（诸如制造钟表和织丝）。他认为“‘人文’学科早已备受推崇，如今人们理应大声颂扬这些‘机械’的艺术。人文学科必须将这些机械艺术从退化中解救出来，因为长期以来它们一直遭到歧视。”
于是，18世纪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们将亚里士多德的原则颠倒过来。那位希腊哲学家认为闲暇令人志得意满，如今却是工作使人踌躇满志，无法带来经济报酬的工作则是毫无意义的，只应由那些闹着玩儿的浅薄之徒率性而为。如今一个人似乎不能既感到幸福同时又无所事事，正如从前一个人无法既孜孜劳作又在世为人。
有趣的是，人们对工作的态度的种种演化与他们对爱情的看法有一些关联。在这一方面，18世纪的资产阶级将令人快乐的因素与必不可少的因素结合在一起。他们主张，在一个家庭里，性欲与养育孩子的实际需要之间并不应存在根本矛盾，因此婚姻不该排斥浪漫故事。同理，在一个经济实体内亦有可能发生令人赏心悦目的事情。
我们仍是起初那些变革的继承人，欧洲资产阶级继续采取重大措施为提高人们对婚姻和职业的满意度而努力。迄今为止，悲观地或现实地看，只有贵族才配享受风流韵事和业余爱好。
获得幸福的方法之一：“锻造一只锚”，
选自狄德罗和达兰贝尔的《百科全书》插图
心里装着这段历史，我意欲拜访一位职业咨询师，也就是一位致力于想方设法帮人找到一份工作、令其产生成就感的专业人士。
我在互联网上搜索，找到一家叫做“国际职业咨询公司”的机构，它的网站承诺为那些面对“使人产生困扰的人生决策与职业选择”的人提供帮助。这一番颇具权威性的表白误导了我，我期待着看到宽敞、设备完善的总部，然而该公司却在一个不起眼、拥挤的维多利亚时代建造的住宅里运营，这所房子坐落在伦敦南部一条破败的街上，那儿有不少民宅。它有一间办公室和一间诊疗室，墙上贴着保罗·克利
的画，窗外有一个冰封的鲤鱼池，拉着一根晾衣绳。唯一的全职雇员是罗伯特·西蒙斯，一位55岁的心理治疗师。12年前，他与妻子琼一起开始经营这项事业。她帮他管账、记录能力倾向测验结果。这对夫妻非常喜欢吃英国人菜谱中某些较少见的蔬菜，因此一天中的大多数时辰，甚至在清晨，这所房子里都弥漫着刚煮好的卷心菜或大头菜味儿。西蒙斯曾在布里斯托尔大学学习心理学，在那里受到人文主义学派的影响，这个学派强调创造力和自我发展。他利用闲暇写出一本书，书名是《真实的我：作为自我行为的职业》，几年来他一直在设法出版此书。
西蒙斯个头高大、留着胡须，瞧上去好像能把一条狼摔倒在地，可那只是外表给人的假象，实际上他性情和蔼，像牧师一般耐心。若是在从前，别人没准儿会把他当成一个静谧的乡下教区里的助理牧师，在自家花园里养着蜜蜂和一只乌龟。虽然他并没有多少信仰，却十分真挚地为病人和遇到麻烦的人排忧解难。在诊疗室里，我们面对面地坐着，中间摆着一盘夹馅面包，他坦承自己对这种面包喜爱得几乎上瘾。他的眼神很慈祥，就像一位愿意听别人吐露最令人难堪的心事的人。即使是最最古怪的想法似乎也不会令他大惊小怪、做出令对方难堪的评判。我心中暗暗萌生一种迷乱的念头，竟然希望他能成为我的父亲。
西蒙斯每周用去3天时间在家里接待来访者，其余两天则用来走访附近的工商企业，替即将被解雇的工人出主意，或为不堪重负的经理人员出谋划策。他还为失业者举办励志座谈会，为他们安排心理测试，帮助他们准备面试。他也曾在大学生就业洽谈会上与毕业生讨论如何为就业做准备。
我们达成一致，我将在今后几周内观察西蒙斯的工作方法。我要同他一道出去走访，在办公室里借助视频监视器观察他如何为来访者提供咨询服务（需要必要的许可）。作为我的报答，他只是要我为他推荐一位与出版商打交道的文稿代理人。
3天后，我躲藏在那间用来当书房的、小得像一只橱柜似的屋子里，观察监视器黑白屏幕上显示的隔壁诊疗室里的活动。当天的第一位来访者已开始概述她的生平和对自己职业的不满，她的态度有几分拘谨，也有几分坦诚。我身边堆满顶到天花板的一叠叠文件和卷宗，地上扔着一个装有西蒙斯的运动衣的袋子，刚刚穿过的运动鞋散发出强烈的臭味儿。借助监视器上的扩音器，我听得到那个来访者说话，但透过墙壁传过来的声音更直接。这是明澈透亮、发音十分清晰的英格兰人的口音，或许她在泰晤士河畔沃尔顿长大、以名列第一的成绩毕业于牛津大学基布尔学院历史专业。透过门缝，我看得到这位来访者的外衣挂在厅里，那是一件昂贵的蓝色山羊绒外套，上面有水点般的图案。边上还放着一只薄薄的皮公文包。
谈话中，西蒙斯的这位客户曾3次打断对自己趣闻轶事的陈述，猛地向后捋捋头发说：“真抱歉。这一定非常枯燥乏味。”仿佛早就料到她会这样说，西蒙斯平静地回答道：“我坐在这儿正是为了听你倾诉的。”20分钟后，像长辈似慈爱的西蒙斯压低声音，几乎耳语般地问道：究竟发生过什么事，使昔日那个天真快乐的女孩完全变了一个人？至此，37岁的卡罗尔毫无先兆地啜泣起来，她是一位税务律师，在英格兰银行附近的写字楼里领导一个部门，手下有45个人。西蒙斯亲切地望着她。窗外，邻居的猫儿正在绕着鲤鱼池漫步。
卡罗尔走后，西蒙斯扔掉一大堆用过的纸巾，将长沙发上的垫子扯平整。他认为困扰着那些咨询者的最常见、最无益的错觉就是，他们自以为在成长过程中，早在获得学位、成家、买房、跻身于律师事务所高层之前本应凭直觉知道应该怎样妥当地生活。他们始终饱受一个萦绕在心头的念头折磨，即由于自己的错误或犯傻，他们已经与本该从事的“事业”失之交臂。
“事业”这个古怪而又不合时宜的词儿在中世纪开始在基督教世界流行，原本指的是人们突然得到旨意，要他们依照耶稣的教诲身体力行。西蒙斯坚信，这个概念的世俗版本一直延续到现代，它总会用一种期望折磨我们，即生活的意义总会在某一时刻以现成的、确定的形式显现出来，这种意义随即会使我们从此不再受迷惘、妒忌和懊悔的侵扰。
西蒙斯更喜欢引自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动机与人格》中的一句话，他把这句格言钉在洗手间里：“知道我们想要什么并不是一件寻常的事情，那是难以取得的、心理上的成功。”
下星期卡罗尔再度来访，穿着绿裙子和T恤衫，显得年轻了10岁。西蒙斯首先为屋里的气味不好表示一番歉意（他的太太正在烹制掺入奶酪皮的大头菜泥），然后建议她交一篇小文章。他在她面前摆上3张已写出标题为“我喜欢的东西”的纸张，给她10分钟，让她列出一张想得到的东西的清单，从伟大庄重的到琐屑不堪的。随即他便起身出去端柠檬干姜红茶，弗洛伊德不赞成心理治疗师与病人交往过于密切，他始终反对这个观点。
卡罗尔在纸上写字儿，不时停下来眺望窗外。她表现出一种强壮的、甚至是男性的美。看到她的人或许会联想起上个世纪20年代英国驻乌干达的某位中级殖民官员的妻子。
西蒙斯明白，仅仅与人们直接讨论喜欢做什么无助于引导他们从事更令人愉快的职业。多数前来咨询他的人过于关注金钱和社会地位，他们早已丧失就择业问题做一番认真思考的能力。他想让他们回到基本准则上来，围绕那些令他们高兴、激动的因素做些自由联想，并不企图刻板地为他们设定一个求职的框架。
西蒙斯喜欢一个隐喻：在发掘自己能力的过程中，前来咨询他的人必须像带着金属探测器走过一块地面的探宝人那样行事，必须留神倾听他所称的“欢乐的”嘟嘟响声。一个人首次得到的喻示或许会说他的真正兴趣在诗歌方面，不是在一页页读诗集时听到神的声音这样吩咐，而是在城市边缘的停车场顶上、看到薄雾笼罩在一个静谧的幽谷上方时，他感受到发自内心的嘟嘟声。或是一位女政治家，早在加入某一政党、掌握治理国家的本领之前，她已在成功调解两位家人的矛盾后捕捉到这样一个明显的信号。
卡罗尔内心发出的嘟嘟响声碰巧是复杂的，令人困惑。她幻想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包括参观古老的教堂、分发礼物、把东西整理得井井有条、在马盖特一个朋友开的海鲜餐馆里吃饭、买旧式椅子以及在互联网上读经济方面的博客文章。
利用几次会面的时间，卡罗尔和西蒙斯分析她那张单子上的内容，还借鉴了两位考古学家研究一座古城的瓦砾时采用的分离法。他们谈到那个海鲜餐馆，谈得越多便看得越清楚，其实并不是餐馆本身对卡罗尔具有特别吸引力。令她产生深刻印象的是，她那位朋友按照自己的兴趣爱好冒险创业，给她树立了一个榜样。西蒙斯从这次谈话中抽出“热情”这个词，把它写在门后的白色书写板上。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发现卡罗尔对经济学博客文章的爱好实际上仅限于其中一项内容，即对社会企业家身份的探讨。于是，西蒙斯又在白板上写下“利他主义”和“商业”。
接着职业咨询师和前来咨询他的人转而研究“妒忌”。西蒙斯特别推崇这种感情，它提醒人们留意自己的潜能，他觉得遗憾的是，这种有益的感情常常受到自以为是的道德准则排斥。若没有嫉妒心理，人们便无法认识自己的愿望。于是西蒙斯再给卡罗尔10分钟，让她写出自己常常会妒忌的人的名字。他一边往门外走一边补充说，对于她是否心地善良，他并不在意，但是假如名单里没有至少两位关系亲密的同事或朋友，他便知道她在逃避现实，而且多愁善感。
在闭路电视上看他们谈话，我渐渐领悟到隔壁潮湿的房间里正在发生具有历史意义的事情。西蒙斯已将他的毕生精力用于深切关注另一个人的最最细微的情感。1000年来人们注重行为甚于想法，将智慧仅仅用于谈论枯燥抽象的理念。一个普通人每天遇到种种困惑，他的想法本该得到细致考察，如今他终于有了一个可以探讨问题的论坛，在所有那些建得较好、却并非为满足我们的最基本需求而设立的企业中（诸如为园艺业、清洗业、会计工作和计算机行业提供便利的企业），终于出现了一家机构，它致力于解析人的心灵上重要却又模糊不清、像无线电信号传输一般的变化。
西蒙斯的书桌上摆着米开朗琪罗未完成的雕塑《奴隶“阿特拉斯”》的照片，来自佛罗伦萨的学院美术馆。在这块处于原料与艺术精品之间的石头上，一具至今未能找到头部的躯体努力想挣脱这块厚重的大理石，从中现身。在西蒙斯看来，这一未完成的作品是一个隐喻，预示着他对职业咨询的功用的看法，用尼采的话说便是：帮助我们“成为你自己”。
与西蒙斯相处1个月以后，他问我是否愿意跟他一道去英格兰北部出差。我们的第一站是纽卡斯尔，他在那儿一所大学里的招聘会上预定了一个展位。2000名学生将在这个维多利亚时代的大厅里游荡，不少经济领域内各行各业的雇主已来了。西蒙斯将在这里提供半小时的咨询服务，学生们可以自己选择是否以后再与他在电话上继续讨论。
伦敦驶出的火车上挤满了人，我们站在走廊上，拎着装有西蒙斯的展位组件的大箱子。列车员怜悯我们，让我们进入头等包厢。我们坐在裹着天鹅绒的扶手椅上享用有香肠和鸡蛋的早餐。这始料未及的奢侈待遇不仅未使西蒙斯高兴起来，反倒令他暴露出我以前不曾见过的忧郁的一面。工业化英格兰留下的痕迹在窗外闪过，西蒙斯却在沉思现代文化和礼仪之拙劣。随后他换了一个话题，谈到没有多少人愿意花钱得到他的服务，而且来找他的人大多只是听他介绍一次情况，听他讲解以实验为基础的咨询方法。他们只花很少的钱，以后很快便走人。西蒙斯总结道，大多数英国人随波逐流，将成人后的毕生精力用来做16岁时未经过仔细斟酌便选定的工作。就在此刻，显然是要证实他的分析很有道理，走道另一侧的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在懒洋洋地翻阅Bella杂志上的“名人花絮”栏目。
来到招聘会场时门刚刚打开，于是我们匆匆组装好展位。学生们拥进来，情绪高涨，三五成群，时常爆发出一阵令人不快的大笑。看得出来，他们很健康，有几个还很漂亮，这似乎是在暗示知识和经验最终并不能成为可借助的、非常有价值的商品。
有几个人经过我们的展位时取走了宣传页，但是多数人匆匆走过，直奔对面一家国防工程承包商和一家连锁超市的展位。看来这注定将是一无所获、使人疲惫的一天。不料，到下午晚些时候，西蒙斯翻检一叠他发出的问卷调查，发现有一份署名为索伦·克尔凯郭尔。在“欲在职业生涯中取得何种成就”那一栏里，这位刚刚诞生的幽默大师写道：“推翻虚伪的基督教伦理霸权以及伪善的丹麦国教会。”
我们找到一家毫无生气的“宜必思”酒店。由于管道漏水，那里的餐厅已关门，因此我们在一家加油站里买来奶酪三明治，吃过便早早去睡觉。
第二天事情出现转机。我们去米德尔斯布勒访问一家挡风玻璃公司的维修部，他们正准备裁减25位中层经理。老板要求西蒙斯举办一次题为“自信”的研讨活动。西蒙斯将对那些冗员进行一些培训，这些培训项目旨在帮助他们憧憬自己充实的未来。在早晨的会上，他在屏幕上打出幻灯片，内容是“只要想做，我能做成任何一件事情；我可以变得很强大，能移动大山；我可以制定自己的目标并且取得成功；迄今为止，我做过的所有事情均没有展示出自己的潜力”。作为补充材料，西蒙斯还散发一本小册子，其中有从靠自身努力取得成功的人士的传记中摘引的片段。在小册子的扉页上有一句莱翁·巴蒂斯塔·阿尔贝蒂的名言：“只要愿意，人可以成就一切。”
看着这一切有些令人不快，我曾几次扭过头去呆呆地眺望窗外的餐厅。听到其中一个人按照西蒙斯的指导不断地重复“我的业绩由我写”，我觉得特别难受。我退入洗手间，好让自己放松一下。我试图分析自己为何感到不愉快，却开始怀疑自己的立场是否正确。我意识到，西蒙斯的话之所以使我心神不宁，是因为它反映出现代世界关于成功的真相，令人困惑却又最终必须面对。在从前等级制度较为森严的社会里，个人的命运主要由出生的偶然性决定，成功与否并不取决于你能流利地宣称“我能移动大山”。
在精英化、社会各阶层快速交换位置的现代世界上，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很可能由他的自信心、想象力和能力决定，这些因素使别人信服他获得的酬劳是理应得到的。然而，这一取得成功的途径却与斯多葛主义和顺应天命的哲学不甚合拍。出于对《渴望成功》一类书籍的深深蔑视，人们可能听任自己生活中的机遇逝去。他们坚信，人并非是那些励志口号能够左右的。没有才能不会使人毁灭，某种悲情的自鸣得意却会令他遭遇灭顶之灾。
午饭后，西蒙斯把那些经理带回讲堂。让他们互相交流对未来的憧憬。这个主意基于一种考虑，即当众吐露自己的想法会促使他们将这种想法视为一种承诺，即使信心发生动摇也难以违背自己的诺言。一位已在这家公司工作了20年、40出头的雇员说她的抱负是在自己出生的那个村庄里开一家茶馆。她十分热衷此事，计划十分具体（茶馆的墙上将要挂上秀兰·邓波儿小时候的照片），众人听了不由得为之动容。“我能移动大山”，说完她便在大家的掌声中回到座位上去。
我感觉到眼眶里充满了泪水。我想到，不论我们对于自己究竟能做什么存有何种过于理性的想法，我们仍保留着某些令人羞愧的朴素需求，其中包括对获得别人支持和关爱的异常强烈、始终如一的渴求。西蒙斯旨在激发动机的培训针对的正是人性中这古老的一面，这既不要求说话人有口才，也不需要复杂的逻辑推理，大家反倒会包容笨拙的言辞，只要这些话能像良药一样带给人必要的希望。
下午快结束时，西蒙斯组织大家讨论他称之为“绝望的声音”的因素，即会导致失败机遇增加的主观态度。许多参加研讨的人回忆说，这类声音可以追溯到一位拒不帮助子女的家长或总挑毛病的教师那里。总之，那是一个多年前使他们受到批评、不受重视的人。这些成年男女一个接一个地站起来讲述往事，回忆在个儿还只有门把手那么高的时候，自己形象便受到严重伤害，如数学老师斥责他们代数不好，或父亲说妹妹擅长艺术，而他们却应当继续从事体育活动。
他们的回忆揭示，正如是否用正确的方法为摩天大楼浇筑地基一样，少年时代人的性格如何形成是敏感而又重要的课题。在一个人的早年生活中，即使是最轻微的玷污也具有暴虐的力量，会使这个由动物进化而来的人终生郁郁寡欢。谁若继续否认儿童受到的、几乎觉察不到的轻微虐待具有重大意义，他无非是要表明一种同样粗野并且鲁莽的常识，这种常识一度曾使我们的祖先对像针头那么小的一滴唾液里会生长致命微生物的想法嗤之以鼻。
从这一角度看，在现代教育理论中，对教养和自尊的培养予以重视，这恰恰表明我们的社会已经摆脱神经错乱或软弱。相反，对此的强调与对当代人劳作生活的要求完全一致，正如古代人最需要的是灌输关于禁欲主义和勇敢行为的说教一样，与其说这是出于善意，倒不如说是出于实际需要。同各个时代养育后代的方法一样，人们刻意要确保下一代获得最佳机遇，在充满敌意的环境中生存下来。
从北方回来后又过了几个星期，我和西蒙斯来到位于伦敦中心地带的一间办公室。有一家美国银行委托他用一上午时间测试一些求职者。西蒙斯原希望能结合面对面交谈的形式进行测试，那样可以了解更多情况。结果他发现这家银行不愿延长时间、增加花费。他要连夜为试卷打分，以便他们第二天就决定雇用谁、不雇用谁。
接受西蒙斯测试的人花费大块时间填写莫里斯比人格剖析图表，这种图表在智力问卷调查图表中最受尊重、使用范围最广泛。我对自己选择职业的智慧从未产生过疑问，但也参加了测试，希望借此更多了解自己的工作心态。我在一组组词汇中寻找不同寻常的词，想法解开图案的谜底，找到类推法试题的答案，诸如“重之于轻类似于a）宽广，b）白天，c）跳跃之于d）砖块，e）狭窄，f）房屋”。
两天后，我的测试结果装在一只专用封口文件夹里，从西蒙斯的办公室发送回来，如此安排亦是为了表明测试结果重要。与我所看到的西蒙斯与卡罗尔（她后来递交了辞职报告，放弃法律事务所里的工作，去申请一家提供廉租房的慈善组织的经理职位）之间的微妙心理交锋方式有所不同，这份报告看起来像是用计算机完成的。报告先说明我在市场营销方面具有特别才能，却不擅长与数字打交道，后面写道：“申请人的能力达到平均水准，非常适合从事各种中级管理工作和商务岗位，在医疗诊断、开采原油与天然气领域或娱乐业中一定前途无量。”
拖拉机行驶时，哪一只轮子转得最快？
这些船只完全相同。哪一只载货最多？
我意识到自己渴望认同这份报告的结论，希望借此减轻对未来的疑虑。不过这份报告并没有使我多少增加一些自信心，反而，我越想就越觉得，从整体上看，它昭示职业咨询有一些局限性。我又一次想起西蒙斯办公室里的卷心菜和大头菜气味。我觉得不可思议、令人遗憾的是，在我们这个社会里，很可能会改变人的一生的择业问题居然在很大程度上听凭被边缘化的心理治疗师摆布，他们只是在种菜之余从事这个行当。倘若这个位置由一位旅行代理商抢到手，那准会成为世界上最令人羡慕的职业之一。
也许，这种疏忽只是恰如其分地反映出心理治疗师们最终对人性所知甚少。出于可以理解的、希望潜在咨询者做出积极响应的渴求，他们会承诺自己无法做到的事情，正如教文学创作的教师有时出于贪婪，有时出于感情用事，会暗示学生，说所有的人有朝一日都会写出了不起的作品。其实，他们本应坦诚说出令人不安的实情，那也是一件民主社会不能容忍的事情：即才华横溢的作家，就像对现状心满意足的工人一样，始终是非常罕见的。又譬如块菌，根本无法用工厂化农业的方法培养。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他的文章“以学术为业”（1918）中更精确地阐明通往释放我们的潜力道路上的真正障碍是什么。他举例说，歌德便是那种富有创造性的、心智健全、“千年一遇”的人物。
在历史上的各个阶段，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我们的光明前程总是不能如愿到来，它总是无法使我们赚大笔大笔的钱，实现宏伟的目标，或建立博大的体系。它始终只是童年时代遗留的希望，或只是一个梦想。每当我们驾车沿着高速公路行驶，觉得自己的抱负在广阔的地平线上翱翔之时，我们只是在做梦。若想重新描绘现实，我们需要非同寻常的应变能力、智力和好运气，而在卓越之巅两侧山坡上却分布着数不清的小山包，那里居住着饱受磨难、形单影只的成功者。
许多人在距卓越仅有一步之遥的地方裹足不前，明知自己已接近成功，却因此心神不宁，依然驻足于分界线的谬误这一侧。我们与现实打交道时往往受到一系列屑小却关键的心理缺陷侵害，如有点儿过分乐观，怀有不加掩饰的对抗情绪，表现出会带来灾难性后果的急躁或感情用事。我们就像一架精密的高速飞机，只要缺少一个小部件便只能无助地停在跑道旁，速度甚至比拖拉机或自行车还慢。
我同西蒙斯分手后才感受到，一种未经深思熟虑的残忍悄然隐身于一个资产阶级信念之中，那便是人人皆能在工作和爱情中体验到幸福。这并不是说工作和爱情这两件事常常不能带来成就感，而是它们几乎压根儿就不会带来成就感。每当一个例外的情形被人错误地解释为普遍的状态时，个人的厄运就会像特别的灾祸般地压在身上，而不会被看作是生活中几乎不可避免的酸甜苦辣。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拒不承认人类命运中最自然不过、原本存在的渴求和不完美，因而不赞同人们去安慰婚姻不幸、壮志未酬的人，而是听凭这些人暗自为受辱蒙羞的情感折磨，因为他们一再失败、未能实现自我。
最终，有12位文稿代理人读过西蒙斯的手稿。他们全都客气地对作者予以鼓励，但是依旧没有人愿意出版《真实的我：作为自我行为的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