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世纪以前，我们的祖先或许知道他们食用、拥有的几乎每一种东西的确切来历，这些东西的种类有限。他们也了解生产中不免会与之打交道的人和工具。他们熟悉猪、木匠、织工、织布机和挤牛奶的女工。从那时起，可供人们购买的商品种类或许已有极大增长，对于它们的来历，我们却几乎堕落到全然未知的地步。我们与货物的生产和销售在观念上脱节，却又总在日常生活中接触这些货物，这一异化过程使我们丧失无数可以表达惊愕、感恩、负罪情感的机会。
与观念的贫穷和实际生活的富足密切攸关的工作领域是物流管理学，此名称源于古希腊军队里的logistikos，他负责为部队提供食物和武器。如今这个词用来泛指货物的仓库贮存、盘存、包装及运输。这个行业的丰功伟绩包括，非洲与欧洲之间运输鲜花和蔬菜的所谓“凉爽走廊”水道、美国田纳西州孟菲斯的联邦快递中心，以及波纹纤维板的研制。
在英格兰中部、埃文河西南几英里处，英王詹姆士一世在霍尔登比宅第的旧宫殿所在地耸立着25座气势恢宏的仓库，构成一幅幅工业化国家里常见的风景。这类仓库与环城公路和机场连接在一起，却很少向旁观者说明它们的用途，无声地抵御可能招致的好奇或反感。这些仓库组成了欧洲最大、技术上最先进的物流园区之一。它们位于M1、M6和A5这3条运输动脉旁，80%的英国人可在4小时内乘汽车到达这里。每周有很大一部分建筑材料、文具、食品、家具和计算机由这些仓库补给，主要在夜间。
尽管很重要，这些仓库却无意对公众表明它们的存在。它们散布在一块圈定的沃土上，有平缓的坡度，用来观赏的树木和绿得不自然的大片草地。建造者并不在意建筑物的观赏性、多样性，只要足够大便好。人们仰望大教堂般的天花板，看不见天使，却看到平淡无奇的跨度不很大的、散发着荧光的条状钢梁。这屋顶引导旁观者再度将视线转移到那些对称的货架、忙碌作业的铲车上。我们听任这些物流中心以阴森的庞然大物的面貌出现，这表明我们尚不明白视觉效果具有多么大的力量。对于博物馆花费巨资收购与精装书籍一般大小的早期尼德兰宗教画的做法，我们予以认可，却看不到随随便便把大片可资利用的土地交给来自仲量联行的人去安排是鲁莽的。这样做是因为我们莫名其妙地不愿承认，看到北安普敦郡的田野上横七竖八地分布着占地5平方公里的仓库，最终我们的情感会受到伤害。同理，看到一幅出自罗吉尔·范·德·韦登工作室的20厘米见方的圣母像时，我们会从她的慈祥目光中得到慰藉。
话说回来，仅仅将物流中心描绘得异常丑陋是愚蠢的，它亦具有现代世界众多工作场所均表现出的特征：令人惊恐、冷漠无情，却又展现出纯洁无瑕的美。
在这些仓库边缘地带的一面斜坡上，俯瞰6条车道的高速公路，有一家卡车司机经常光顾的餐车式饭店，他们或刚卸下货，或正等着装货。凡是对家庭生活和夫妻关系感到失望的人，往往会认定在这个铺着瓷砖、明亮却又弥漫着炸薯条味儿、汽油味儿的自助餐厅里呆着会更好受一些。这儿令他们心里踏实，人们出出进进，因而不存在会使某人的孤独凸现出来的亲密感或欢乐气氛。它使人想到：对于那些被家人遗弃的人而言，这是一个吃圣诞午餐的理想地方。光顾这里的人可走过摆着丰盛自助菜肴的走道，选鱼排配深烤盘比萨饼或汉堡包加咖喱饭，不必为自己选的份量多少或对食物的古怪偏好表示歉意。他们只要悄悄在黄色塑料餐桌旁找到一个座位坐下便可，从那儿可以看到窗外红宝石色的汽车尾灯溪水似地流过。
总有人在这一段高速公路上施工，使车流减速、几乎停顿。穿过这一段路后，人们目送“斯堪尼亚”和“依维柯”卡车再度加速，在黑暗中缓缓驶向北方，车上载着大量通常被视为家用工业产品的巧克力条、早餐吃的麦片、瓶装水、床垫和人造黄油。这景色有几分像河水，给人带来安慰。车影憧憧，川流不息，可令一位思想僵滞、囿于成见的旁观者豁然开朗。滚滚向前、转瞬逝去的正是生活本身，它以种种最不引人注目、最野性、最自私的方式展示自身，并以十分冷漠的意志力驱动细菌和热带植物的蔓延。
到了夜间，物流中心目标专一的运转工作变得特别透明。这时明月已升起，仿佛从星际间的视角质询这高效的货物递送服务意义何在；从永恒的视角提出同一质询的则是一座14世纪建造的教堂的尖顶，它耸立在高速公路的另一侧，像一只漆黑的箭头，依稀可辨。
夜幕降临之际曾经是人类承认自己的体能有局限之时，他们会挤在一起，期望减轻对幽灵和女巫的恐惧。这个物流中心却完全不迁就人类的弱点、幽灵的世界或自然规律之至高无上。泛光灯的照射代替退下场的太阳，使这个地方沐浴在夜幕下的一片橙色强光下，也就是机场和军事基地里常见的那种灯光。工人们在一个处于中心位置的待工地点走下公车，在7点钟以前打卡上班。
这儿开展的工作使我们大多数人都扮演被动的角色，在不知不觉中从中受益。我们躺在床上，不时翻翻身，嘴巴毫无戒备地大张着。就在此时，装载这天早上最大一批半脱脂牛奶的大队运货卡车即将启程去英格兰北部。在黑暗中观察物流中心的活动会令我们回忆起孩提时代的某些时刻——我们在午夜后醒来，听到卧室门外有脚步声以及其他声响，也许那是父母在卸下买来的陶器，或是重新摆放家具。我们由此得到劳作的概念，在白天，它在无形中使家里的秩序得到巩固。
一家连锁超市拥有物流中心里最大的仓库，它在夜间接到食品供应商发来的货，以后再重新配货、发往遍布全国的分店。一家这样的大卖场通道两侧通常备有20000种商品，其中4000种是冷冻食品，每3天必须更换一次，其余16000种商品则必须在两周内重新进货。从头到尾，这座建筑的一侧有50个卡车装卸位，每3分钟便有一辆车驶入或驶出。
在仓库里，工作人员在货架间忙碌，把货物摆在自动输送带上。输送带再把这些货物快速送往排列在卡车装卸区后面的一排排钢制货箱里，在那儿等待运往不引人注目、被编上号码的目的地。02093—30是指一个建有一座大教堂的城镇，那儿有一座戏院和一个啤酒厂。在内战期间，国会军曾在那儿驻扎，那儿还保存着乔治王朝时期风格的几个布置得很精细的广场。许多居民没有注意到，每天早晨，有一部拖车翻越奔宁山驶入广场，运来帕尔马干酪、红果冻、炸鱼饼和小羊肉片。
英国人常吃的食物在这座仓库里的高高架起的传送带上急速运转，30箱炸土豆片运往北弗列特，1200只鸡腿运往汉姆斯霍尔，60箱柠檬运往埃尔西垂。从前，人类因饮食习惯区分为不同人种，几乎与不同宗教对人类的隔离作用同等强烈，如分为吃稻米的人、吃小麦的人、吃土豆的人或吃玉米的人。如今，大家都随便拿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来塞饱肚子。
时间是极其重要的因素。无论何时，仓库中总有一半的货物过72小时后便不能食用。这一因素使得人们必须不断地与霉菌和遥远的路途做斗争。一串串西红柿周末在巴勒莫附近的田野里便已成熟，现在仍未采摘。在星期四之前，它们必须在苏格兰北部边缘地区找到买主，以改变大自然似乎已分派给它们的、注定会腐烂的命运。
在水果区，人们同样表现出盲目的急不可耐的心情。出于偶然，我们的祖先或许会在临近秋天时在一丛灌木下采摘到一把樱桃，并且因此体验到欢乐。他们喜出望外，将这把樱桃视为造物主慷慨赐与的礼物。然而，一旦我们不再等待偶尔会从天上掉下来的礼物之时，一旦我们可以设法使一切令人愉悦的感觉立即产生、不断重复出现之时，我们便成为现代人。
如今是12月上旬，在仓库中间的一条通道上，若明若暗中贮放着12000枚血红色的樱桃。这些樱桃昨天由加利福尼亚空运而来，在月色中飞越北极圈，在黑金两色交织出的空中划出一道氧化氮留下的痕迹。大卖场再也不会听任地球自转的轴耽误它的顾客享受口福之乐：樱桃在隆冬季节由以色列运来、2月里由摩洛哥运来、春天由西班牙运来、初夏时节由荷兰运来、8月里由英格兰运来、9月与圣诞节之间那段时节里则产自圣地亚哥市后面的果园。从樱桃采摘下来那一刻，直到它们在草莓灰霉病的肆虐下腐烂，人们只有96小时回旋时间。为了屈从这些难以存放的软乎乎、圆滚滚的浆果，许许多多成年人被迫克服怠惰习性，在货棚中来回搬运盛放草莓的托盘、在隆隆行进的柴油机驱动卡车上随时等待卸货。
倘若货主不把安全问题看得那么要紧，仓库其实完全可以成为完美的旅游景点。其缘由是，在半夜里观察运货车和产品的运转能够培养别具一格的宁静心情，能够魔幻般地使人清心寡欲、纠正将自己看得过于高大的危险想法。每一个人都处于千百万人包围之中，但这一事实始终只是一个干巴巴的、未引起多少联想的数据，无法把我们从以自我为中心的日常视角中解放出来。如今，瞧瞧那一大堆足足有10000只的火腿芥末三明治吧，它们用无懈可击、棉花般洁白的面包做成，全部用一式的塑胶在赫尔港的一家工厂里封装，而且将要在未来两天内被各色人等吃掉。毋庸讳言，这些三明治会立即令我们想到我们的公民同道，在我们内心，为他们留出一些想象的空间。
巨大的谷仓表明，至少是在工业化世界里，经过几千年的努力，我们虽然费尽气力，却终于成为唯一一群不必焦虑不安地为下一顿饭犯愁的动物。因此我们有闲暇学习瑞典语、掌握微积分，为我们的人际关系是否真诚可信担忧，不必被迫优先考虑耗尽全部精力的觅食问题，而帝企鹅和阿拉伯羚羊仍在为此艰苦奋斗。
虽然我们拥有海水般充足的葡萄酒、堆成山似的面包，这个物质丰富的世界并未成为我们的祖先在中世纪饥馑肆虐的岁月里向往的、充满热情的乐土。最最聪明的人将他们用于工作的那一部分生命花费在简化或加速不合理的平庸机制上。工程师写论文探讨数据输入机的速度，顾问们费去毕生精力研究高层货架提升机和叉车操作人员的活动，以便更精打细算地经营。可以想见，星期六晚上在集镇上因喝酒引发的打斗本是因幽闭而产生的狂暴所致。这些冲突提醒我们，我们已为每日的顺从在审慎和秩序的祭坛上付出代价，为在守法和顺从的外表之下默默积累的怒气付出代价。
占据仓库东侧的是各种各样、无奇不有的海洋生物。放在英国乡村中部货架上的竟是澳大利亚冰鱼、墨西哥红岩虾、新西兰鳕鱼、厄瓜多尔的鬼头刀鱼以及哥斯达黎加的鮟鱇鱼。
端详一番这些生物的表情吧，它们有的高贵、有的笨拙、有的丑陋、有的聪明却又令人惧怕。望着它们我们便不再因循日常思维，会转而承认地球是人类与某些与众不同的高贵生物共同拥有的星球，而我们却以种种借口宣判它们生命的终结，而它们的罪过只在于肉质鲜美，而且没有细小的刺。
这些鱼是怎样来到这里的？它们怎样死去？谁包装它们？更具想象力的问题是：画家再现一条鲭鱼的皮肤或工程师在审视红岩虾的螯时会有何发现？这些问题反映出更大的失败，即我们不能欣赏这个生动的世界上的趣事和随处可见的美。
我看到一个货架上摞着厚厚一层新鲜金枪鱼片。包装上赫然写着：“在马尔代夫群岛用钓鱼线钓得”。这一表白竟然像墓碑上的墓志铭，简明扼要、匆匆而就。在远隔几大洲的海里捕到的鱼或许在几小时之后便被运到北安普敦郡的一个货仓里，这足以表明物流的创造力，实现这一奇迹的基础是技术的综合运用、严谨的管理制度以及法律、经济的标准统一。
几乎是在进行阴谋活动一般，根本没有人谈到这一引发我的好奇心、激发我的热情的成就是如何取得的。后来，我产生一种意愿，想盯住一条鱼的来路，不紧不慢地跟着它回到大海里去。当然，追踪其他商品亦无不可。我也可以追踪一卷钢板的来历——从一家巴伐利亚的汽车厂直至澳大利亚的沙漠里的灌木丛，或是一束棉线的产地——从墨西哥的一部织机直至尼罗河下游的灌溉田地。金枪鱼带来的教益已详尽展示出，它们不过是一般性质的，就如溯流而上去观察那些货箱被人遗忘的艰难旅程，以及见证货仓秘密运转一般，我们可以以此减轻使人失去活力、现代人独有的脱节感，即那一层隔膜，它处于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毫不吝惜地消费、丢弃的东西与这些东西不为人知的来源之间，从而领略其中的深邃意义。
我决意在旅途中多多关注视觉影像，因为物流领域里最匮乏的正是这类体验式的细节。以下便是我的附有照片的随笔，我唯一的目的是希冀改变读者的某些想法，哪怕只是一两秒钟也好。也许，下次看到一件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在黑暗中穿越半个地球悄悄运来的货物时，他便会改变想法。
除非你有自取其辱的愿望，否则根本无法跟踪鱼的行踪。没有人愿意向作家们开口，这些人不会为他们带来钱财，却有可能惹出麻烦。即使是处于政治透明度已提高的时代，商业界仍旧对招徕别人来观察自己毫无兴趣。仅仅企图追踪暖水海洋鱼类何以来到我们的餐桌上便足以引起这个行业里某些人物的猜疑，更不用说亲眼目睹或拍照啦。18世纪80年代打听奴隶贸易业内情况的人士一定也曾遇到过这类猜疑。我接触过15家海产食品进口商行，其中3家在大厅里陈列着与这一张照片上相同的马林鱼雕塑，不过人们全都拒绝详谈自己的物流网络。
看来没有别的选择，我们只得前往印度洋，希望能在那里找到线索。在马尔代夫首都马累，我和摄影师住进“放松”旅馆，但是我们却无法服从它的命令、放松下来。起初5天我们一无所获，走入死胡同。为了消磨一无所获的两次会面之间的闲暇，我们在城市里闲荡，参观表现爱国主义情怀的纪念碑和清真寺。在“海鸥”咖啡馆后面，我们发现一小片埋葬着已故度假者的墓地，他们大都来自挪威、德国和英格兰。他们在此地为人缅怀，这并非因为故国不再欢迎他们，而是他们的亲人想让他们在这片比冰天雪地、浓雾弥漫的故国更明媚宜人的土地上安享来世。安葬在这块墓地上的人并不仅限于那些设法在此故去的人，也包括人数相当、热切希望在此死去，最终却在别的地方了账的众多人士。或许，他们是被隆冬季节侵袭阴雨连绵的欧洲平原的某种病毒夺去了生命。
与一位交游甚广的美发师谈过话后，我们终于时来运转。我们约好与一位大人物见面，此人正是渔业部长阿卜杜拉·纳赛尔，他刚刚结束对联合国的公务出访归来。足蹬一双鳄鱼皮鞋，部长严肃庄重地接见我们。他很清楚自己大权在握，不仅掌握鱼类的性命，手里也捏着捕鱼人的性命。耐心听我们说明来意，他对隔壁房间里的下属大声吩咐几句，然后便主动将我们两人介绍给一位金枪鱼出口商以及北方岛屿上的一群渔民。临别时，他给我们一叠他的商业名片。待我们参观他的戒备森严的海岛领地时，倘若有人想找麻烦，他准许我们亮出这些名片。我不知该如何表达感激之情，只好提议待他下次来伦敦时请他喝茶。
我们来到一个几乎呈完美圆形的珊瑚岛上，它的长度有1公里，处于马尔代夫最北部环礁岛链上的第2圈。在空中，人们容易误以为此处是一个旅游胜地，走近才看出岛上没有旅游胜地必不可少的水上别墅、温泉，也没有来自德国巴登-符腾堡州、重温结婚时山盟海誓的一对对夫妇。这儿只有仅能避风遮雨的棚屋，用建造轻型建筑的砖块搭起，还有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捐赠的备用贮水箱、飞虫、沙特阿拉伯一座清真寺资助建立的一所仅有两间屋的学校，以及一个孤零零的商店。我们刚抵达那里便得到消息，由于发动机发生故障，我们想要拜访的渔民们被困在海上。于是我们在一间酷热的锡顶棚屋里熬过了漫长得不可思议的3天，等他们返来。小屋里只有两张行军床和一个简陋的浴室，我们在此冥思苦想甲虫们如何过日子以及小岛上的悲伤生活。在阴凉处，气温尚高达摄氏35度。我们蹲坐在最大一块荒地上的树底下，马尔代夫总统穆蒙·阿卜杜勒·加尧姆在一旁监视着我们。此人是诗人、伊斯兰教信徒。根据法律规定，他的肖像耸立在这个国家200多个有人居住的岛上，就像是一排排的哨兵站岗似的。他的容貌酷肖我那已故的父亲。
到了吃饭时间，当地人回到家中炒一盘有鱼、椰肉和葱头的大杂烩。我们没有必需的烹饪用具，只好完全依赖当地商店存货。店主也因此成为我们唯一的朋友，毕竟，在小社区里不易找到志趣相投的人。我们早饭吃巧克力饼干，中饭吃西红柿罐头和蛋黄酱，晚饭吃甜玉米。
发动机终于修好，于是我们便出海去。渔船的船长是易卜拉欣·拉什易德，33岁，5个孩子的父亲。若要养家湖口，他必须在未来24小时内捕获并用大棒打死至少15条成年金枪鱼。对于马尔代夫人，刷牙只是最近才开始做的事情。但是，正像高露洁棕榄公司经理们所期望的，岛民已养成刷牙习惯。这至少得部分归功于一部电视广告片，片子里那条鲨鱼露出一口闪闪发亮的洁白牙齿。牙膏就摆在渔船的小厨房兼盥洗室的架子上。早饭时辰，我们在主舱里同船员们一起用餐，吃到许多天以来第一顿刚煮出的饭，是章鱼须，饭后他们还请我们嚼槟榔叶。
吃过早饭后，几个船员玩了几把扑克。在我们船下的水里，金枪鱼们尚可在这个世界上再活几个小时。各位读者不应根据这一张照片断定作者缺乏同情心或不够温柔敦厚，或认为他不能加入一群目不识丁的印度洋水手、用某种难懂的印度-梵语系的语言与他们谈古论今。有时人们不免会这样揣度知识分子，其实他只是处于一种心事重重的状态之中，必需眺望远方、高度集中注意力，尤其是当他努力克制自己、不致使肠炎失控时更是如此。
我们在海上漂泊了好几个小时，一无所获。上午11点刚过，也就是英格兰中部地区仓库里的破晓时分，一群黄鳍金枪鱼从东面游过来，排成V形队列。年龄较大、较自信的鱼在外圈，年龄较小的在内圈。它们以每小时50公里的速度从印度尼西亚海岸向索马里迁徙。金枪鱼身上没有鳔，所以这些被人诅咒的生物只能持续向前游去。它们无法像石斑鱼那样停下来在水流中歇息，那会使它们沉入大洋底、死在那里。它们不停地运动，在人类眼中变得愈发诱人。它们终生都在摆动尾巴，因此肉质坚韧、滋味独特。这时甲板上有人大叫一声。鱼群中有一条鱼咬了一口当作鱼饵的鲭鱼，所有迹象表明这是一条沉重、年龄较大的鱼，是一个已自由自在地在海里遨游过5年的老手。15分钟后，它又在右舷露面了。既惊慌，又愤怒，它用尾巴撞击我们的渔船。它足足有50公斤重，企图挣脱那根撕裂它的腭的钢索，却未能料到船上有两个人，一边一个，将钢钩伸进海水里钩住它、把它扔在甲板上。他们发出胜利的大叫，接着便是一片喧闹。
这是这条金枪鱼第一次远离海水，它也从来不曾看到过如此明媚的天空。出于本能，它明白自己已吸入很多空气，会死的。渔民们不想让它在惊恐中血液流动太快，那会使它的肉变黑，放在盘子里端上餐桌时样子便不会很好看。于是，船长的弟弟敏捷地用穿胶靴的两只脚夹住它，举起一根大木棍狠狠打下去。那棍子像史前人类用过的粗陋木棒，是用一根椰子树干削成的。鱼的双眼从眼眶中凸出，它的尾巴在抽搐。像人类一样，它的嘴巴一张一合地翕动，只是不能发出尖叫声。大木棍又打下去。传来一声沉闷的声响，那是充满脑浆、密封的脑颅破碎的声响，使人联想到我们人类缜密的思想、我们丰富的人生经历在这一击之下势必也在顷刻间化为乌有。那位渔民自己反倒勃然大怒起来，他恶狠狠地打这条鱼，嘴里还用迪维希语狠狠咒骂这奄奄一息的畜生：“那钩巴尔哈，那钩巴尔哈，嗨阿茹瓦拉南！”（“婊子，婊子，这下子你可该完蛋啦！”）这是他8天以来捕获的第一条金枪鱼，他家里有6个嗷嗷待哺的孩子。
殷红的鲜血从这条鱼的脑袋里喷泄而出，洒得船上四处皆是。两个更年轻一些的船员冲上前来豁开它的嘴、掏出它的鳃和其他呼吸器官。接着他们用刀子割开它的胃，取出胃里尚未消化的小鱼，如燧鱼、细条天竺鲷鱼和西鲱鱼。在赴死的当天早上，它拿这些小鱼当作早餐。一时间，甲板上被鱼肚子里掏出来的东西弄得很滑。狂暴的杀戮在继续，这时我发觉自己不由自主地想到我4岁的大儿子，身高同大一点的鱼差不多。现在可以确信，正如许多宗教认定的，从飞蛾到总统，我们最终都属于那无可救药、自相残杀的一族。掏空肚子、割去生殖器官，那条鱼先被人吊在空中，随即放入四个冷藏仓中的第一个。到夜幕降临之时，那里还将会塞进它的20条同伴的躯体。人们会设想60米深的水下，在侥幸逃生、继续向索马里游去的鱼群那里是何种情形，不知它们在极度恐惧的漆黑海水里是否会忆起失踪的伙伴。
我们来到鱼产品加工厂，它与英国进口商以及超市有密切联系。在我这个观察者看来，官僚机构的真实面目在发展中国家中暴露得最为明显。只有在这类地方，官僚机构仍会用一整套文件、卷宗、贴面写字台和柜子表明自己的存在，这些摆设反映出生产与案头工作之间的关系被完全颠倒，虽然从高更到爱德华·萨义德都曾援引先前的事例告诫我们情况并非如此……我无法不去憧憬下次与萨尔玛·马哈尔再见面时的情景，一幕幕场景在我面前飞速显现。她是厂主的秘书。她对我的国家有一些错误的概念，而我对她的国家亦是如此。与此同时，我的马尔代夫父亲则始终在墙上凝视着我们。
金枪鱼工厂的老板终于露面了，他倒是一个我不曾意料到的人物。亚西尔·瓦希德的性格中既有19世纪末法国诗人沉着的浪漫，又有当代英美商人食肉动物般的攻击性。他最喜欢的书是比尔·赞克和唐纳德·特朗普合著的《创：商务与生活中的大思考与小作为》。他刚刚在迪拜参加过电子产品研讨会，在那里为自己的“苹果影院”配了一只蓝牙无线鼠标。
工厂里加工金枪鱼的工人能够在3分钟内用弯刀剔去鱼骨，他们从前都是渔民。刀子从鱼脊骨上割下肉来的声音令人联想到用指甲在梳子齿上来回摩擦时发出的响声。他们现在全是鳏夫。当年，海啸曾席卷斯里兰卡东海岸，冲走了他们的家园。当时他们出海在外，才幸免于难。看到他们听到噩耗后伤心落泪的情形，亚西尔动了恻隐之心。在处理准备出口的鱼肉时，出于明确的卫生理由，厂方要求工人戴上医生施行外科手术时使用的面罩，覆盖面部的毛发。室内温度必须始终保持在摄氏零度以下。穿过一次以后，所有围裙和工作服必须焚毁。不过这些做法却也反映出西方人根深蒂固的观念，正是由于我们以无与伦比的大师身份发明了可怕的人工消毒技术，倡导不断地洗手，我们从此让自己无休止地沉湎于保持清洁卫生的幻想之中。
正像他乡遇故知一般，我蹒跚走过一张张熟悉的鲜橘红色标签，在寓所附近的超市里我早就见过它们。我感到惊奇，甚至有些感动。渔民用大棒打死金枪鱼的情形像烈火般灼入我的记忆，我意识到自己是经历过那些浸透着鲜血的杀戮过程的老手，杀戮就隐身于印在标签上的那张钓鱼码头和蔚蓝色海洋照片之后。
如今人们拥有许多穿越天空和海洋的便捷方式，而飞机的构造使人联想到金枪鱼的体形。“空中客车”的轮子附近有鱼鳃似的进气口，机身周围有鱼鳍似的鳍状稳定板，机腹和金枪鱼肚皮的颜色也相近，呈灰白色。一只货箱置于公务舱第3排与第9排座位下方，另一只在经济舱第43排与第48排座位下面。在飞往伦敦的斯里兰卡喷气机旁的停机坪上，停放着一架卡塔尔航空公司的货机，窗子上涂着油漆。它飞遍世界，运送邮件、蔬菜、文件和血样。这架飞机昨晚在东京，预计明天会飞往米兰的马尔彭萨机场。它只是从未在进出港屏幕上显示、孤独地飞遍全球的成千上万的货机中的一架。
我们早上8∶30分起飞，朝西北方向飞越印度洋。窗外，在未经训练的肉眼看来，飞机在虚无缥缈、蒸汽似的蓝色大块物质上漂流，像海洋一样呆板，令人失去方向感。不过，凭借重新改装过的飞机驾驶舱里的天线，天空显得像清晰可辨的航线画出的格子、十字路口、避车处和航标信号。飞机沿着A418航线飞去，从波斯湾延伸到伊朗南部。在设拉子上空，也即飞行员们称为SYZ117.8交叉点的空中，机长转向R659航线。这条航线通往UMH113.5，位于西阿塞拜疆省府乌罗米耶上空35000英尺之处。据说，当年东方三贤士前往伯利恒朝拜圣婴耶稣时曾在此歇息。
机组人员为经济舱乘客送上红咖喱鸡，公务舱乘客则可以选笋尖肉馅饼或奶酪煎蛋。天色渐渐黑下来。人们偶尔会看到地面上一所房子熄灯的那一瞬间。在罗马尼亚的克拉约瓦，某人在客厅里看完了电视；在匈牙利的考洛乔，某人读完了时尚杂志《妇女》上的一篇文章。他们都不曾察觉到有一架铝制的飞机正呼啸着掠过他们头顶的苍穹。我瞧瞧其他乘客的脸，同情心油然而生。这些人盖着合成纤维毯子，在微微颤动。倘若人类仍然生活在乘坐远洋客轮出行的年代里，待抵达南安普敦港之时，我们可能全都会成为好朋友的。
黄昏时分，飞机降落在希思罗机场。到了凌晨2点，金枪鱼肉及时抵达仓库，却无人知晓身着几乎透明工作服的人从海水中捕鱼时的一番忙乱、飞机在空中的遨游。前来上班时，仓库的货车司机永远说不清待到破晓时分自己会身处何方。清晨4点，伊恩·库克接到控制室的指令，要他驾驶一部大拖车去布里斯托尔。15年来，这位司机一直在为超市送货。他拿一只红色袋子装着随身物品，过着一种不规律的生活，他的妻子住在兰开夏郡，朋友则住在德比。在路上，他不停地讲话，内容涉及杀人犯、宗教狂人、逃税者和猥亵儿童的人。他在自言自语，虽然不善于表达，这些话题却有力地反映出当代文明的衰落以及必然到来的崩溃。早晨，货车抵达布里斯托尔郊外一个铝制货仓后面，金枪鱼肉被摆上货架。此时，从渔民在印度洋漆黑的海水中捞出鱼的那一刻算起，52个小时已经过去。
我和摄影师蹲在冷冻柜后面等候。经历过马尔代夫的炎热以后，我们觉得这儿很冷。顾客从容走过，不时心不在焉地瞟一眼切成条状的金枪鱼肉。为了消磨时光，我回想起旅途中遇到的那些人。我想起阿伊莎·阿兹达，她的工作是提供金枪鱼肉的包装材料。她从泰国一个制造商那里订制塑胶盘。一天下午，我们在她那个仅有一间屋子的公司里给她拍照，隔壁便是鱼肉加工厂。墙上挂着她的结婚照，照片上的人是穆罕默德·阿米尔，一个负责维护丹麦斯坎威戈特公司出产的鱼肉切片机的修理工。我们这张照片关注的焦点似乎是那只熨斗，而本篇文字想要描述的则是人们相互依赖、却又不关心对方生活的现状。或许，在物流配送高度发达的年代里，艺术的使命之一便是确保把阿伊莎介绍给琳达·德拉蒙德，因为最后在摆放鱼肉的台子前停下，捡起一些金枪鱼排，用它们做晚饭的正是琳达。我和摄影师站起来说明来意，告诉她我们的旅程，解释马克思在他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演绎的异化理论，问她我们能否跟她回家去。于是琳达给丈夫打电话，再征求他的意见。
当天下午，琳达的儿子，8岁的萨姆看到厨房里多了两个陌生人时并没有不自在的感觉。他讨厌金枪鱼，不过那总比鲑鱼好一些。他并未忘记物流配送的奇迹，也知道很多关于运货汽车和飞机的事儿。他还对世界上的几大洋了如指掌，给我们上了一课，说印度洋不是鱼类的理想栖息地，因为那里特别暖和、宁静。他发表意见说，冰冷的北海能够养活更多生物，比别处多得多，因为那儿的风暴不断掀起处于海浪下1000米、富有营养的深海积淀层，吞噬鳗、琵琶鱼、吸血鬼乌贼就生活在其中。他还附带提出一个建议，那也是海洋生物学家们较少提及的，即人们对鱼类无休止的杀戮会使海里布满一片苍白的海洋幽灵，它们总有一天会联合起来对人类进行可怕的报复，因为人类缩短了它们的生命，而且把它们的死尸绕过半个世界、运到布里斯托尔来做晚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