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想一次穿越现代世界某一大城市的旅行。在10月底某个特别阴沉的星期一出发去伦敦，飞越它的配电中心、水库、公园和殡仪馆。想想那里的犯罪者和韩国的游客正在做什么。去皇家公园酒店附近看生产三明治的工厂，去豪恩斯洛看为航空公司配餐的加工厂、去参观敦豪航空货运公司位于巴特西的货场，还有伦敦城市机场停放的“湾流”飞机、“走私者之路”上快捷假日酒店里的清洁车。先去索思沃克公园小学，听那儿食堂里传出的嗷嗷尖叫声，再去帝国战争博物馆里想象无声的炮响。设想驾校教练、抄水表电表的人以及踌躇不决的通奸者的生活。置身于圣玛丽医院的产科病房里，观察早产三个半月的婴儿阿什丽莎，她身上插着管子，躺在一个瑞士奥布瓦尔登州出产的塑料箱子里。窥探白金汉宫西区的国事厅。仰慕一番女王，她正与200名残疾运动员共进午餐，然后在喝咖啡时发表了一通褒扬有志者事竟成的演讲。在议会里，紧接着政府大臣发言，提出制定一项法案，规定公共建筑中电源插座的高度。评判国家美术馆的理事会成员投票表决收购18世纪意大利画家乔瓦尼·帕尼尼的一幅作品有无不妥。仔细瞧瞧那些人的面孔，他们已报名扮圣诞老人，此时正待在牛津大街塞尔弗里奇百货公司地下室里，等待面试。在汉普斯特德的弗洛伊德博物馆，还可以聆听那位匈牙利精神分析学家发表演讲、谈偏执狂和母乳喂养，为他所使用的词汇惊叹不已。
与此同时，在这座首都东部边缘地区还发生了一件事，不过此事在公众心中不会留下多少印象，除了直接参与者，别人也不会注意到它。尽管如此，这件事仍有记录价值，那便是“海上女神”号由亚洲驶入伦敦港。这艘船是10年前由三菱重工在长崎造的，足足有390米长，漆成橘黄色和灰色，船名显得目中无人，它并未做出努力使人联想到传统女神应具有的气质，诸如优雅和美貌等。它的身躯低矮、宽大，足足有80000吨重，船尾凸出，像一只塞得过满的垫子。船上高高堆放着上千只颜色各异的钢制集装箱，装满各种货物。它们来自世界各地，从神户条状地带的工厂到非洲阿特拉斯山的果园。
这艘巨型轮船的目的地并非泰晤士河上比较知名的地段，游客在那些地方顶着柴油机散出的难闻气味买冰淇淋吃。它要去的地方河水已呈污糟糟的褐色，两岸凌乱地分布着码头和货仓。这是一片伦敦居民很少造访的工业区，不过他们有条不紊的生活，他们所需的探弋橙汽水和已搅拌成浆的水泥均得依赖它的复杂运转。
我们这艘船是前一天晚上到达英吉利海峡的。它沿着肯特郡弓形海岸线航行，来到马盖特以北几英里之处。到了黎明时分，它开始了最后一段旅程，溯泰晤士河下游驶去。这儿风光秀丽而又苍凉，使人不仅联想起它原始的过去，也憧憬到反乌托邦的未来。在这儿，人们将信将疑，不知远古时代的雷龙属恐龙会不会从一家报废的汽车工厂后面一跃而出。
从表面上看，河面很宽阔，实际上却只有一条适于航行的狭窄水道。这艘船先前在几百米宽的辽阔水域里恣意戏水，现在则谨慎前行，像一只妄自尊大的野生动物被关进了动物园围栏，它的声带审慎地发出一串嘟嘟响。船桥上，马来西亚船长在仔细看海图，上面一丝不苟地描绘出水下的每一海脊和海底斜坡，从坎维岛到里士满，而河道周围的地形也已标示出，甚至包括纪念碑和民用建筑最密集的地区，看上去就像早期探险家的海图上标注的“未探明区域”。船两侧的河面上，塑料瓶子、羽毛、软木塞、被海水冲刷得很光滑的木板、毡尖笔和褪色的玩具在水里打着漩儿。
11点刚过，“海上女神”号靠上蒂尔伯里的集装箱码头。它在海上经历了一番磨难，本该期待出现一位二流显要人物前来迎接，或由合唱团唱一曲《喜悦欢腾》表示欢迎。可是出来迎接的只是一位装卸队工长，他递给一个菲律宾海员一叠海关单据便匆匆离去，并不启齿动问马六甲海峡的日出景色如何壮丽，或斯里兰卡附近海里有没有海豚。
单就这条船的航程而言那也很不简单，真可谓路途遥遥。3星期前它从横滨起锚，一路上到过四日、深圳、孟买、伊斯坦布尔、卡萨布兰卡和鹿特丹。仅仅在几天前，当时霏霏阴雨落在蒂尔伯里的货棚顶上，它才顶着酷热的阳光驶过红海，船的上空盘旋着一群来自吉布提的鹳。现在，起重机的钢铁巨臂在船上方移动，把各种货物分门别类卸下，诸如鼓风烤箱、跑鞋、计算器、日光灯管、腰果以及色彩鲜艳的玩具动物。到了傍晚，船上的一箱箱摩洛哥柠檬便会摆上伦敦闹市区商店里的货架。到了第二天拂晓，新型号的电视机便会出现在约克。
没有多少顾客费神去细想他们吃的水果来自何方，更少有人会关心自己身上的衬衣是在哪儿制作的，连接淋浴水管与洗澡盆之间的套环是什么人铸造的。我们购买的东西的产地、如何运到商店里，这些都是没有人关心的问题，虽然至少对于想象力较强的人来说，纸盒底的一丝潮气或印在电脑连线上的一个不引人注意的代码会暗示，商品的生产和运输过程比商品本身更高贵、更神秘，也更值得钦佩和研究。
在10月的这一天里，“海上女神”号只是沿着泰晤士河驶入港口的十几艘船中的一艘。一艘芬兰船从波罗的海驶入，船上装载着一卷卷纸张，有铁路隧道那么宽，即将运往沃平和西渡口，填进咔嚓咔嚓的印刷机口中。一艘货船停泊在蒂尔伯里发电站旁边，吃水很深，那是被5000吨哥伦比亚煤重压的结果。在新年到来之前，这些燃料足够为英格兰东部所有的电水壶和吹风机提供电力。
在一个码头边，一艘专运汽车的货船打开沉甸甸的货仓门，吐出3000辆箱式小客车。离开朝鲜半岛蔚山的组装工厂后，这些汽车已在海上漂泊了20天。全是外形基本相同的“现代阿米卡斯”，车上的新塑料和合成地毯散发出气味。这些车会见证驾车人吃着三明治午餐、与人争辩、做爱、在高速公路上听歌。人们会驾着它们去风景区游玩，把它们停泊在学校停车场上，听任落叶聚在周围。其中有几部会杀死车主。瞧瞧这些没人动过的车子内部，你会看到座位用褐色的纸裹着，上面用优雅、神秘的朝鲜文印着注意事项。这时你会产生一种感觉，好像自己强行闯入了一个天真无邪的圣地，通常会联想到一个新生婴儿的睡房。
这个港口并不使人觉得有丝毫诗意。蒂尔伯里附近的船舶公司在它们装饰着烟色玻璃的总部直率地介绍自己可提供的服务。为了打消顾客的顾虑，使他们上钩，它们也暗示船会循着秘密航线航行，在两地之间承运客户意欲运输的世上的所有货物，甚至不惜在冬天绕过好望角，或承运30部喷气式飞机上使用的发动机穿越太平洋。
不过码头永远不会显得全然平淡无奇，因为与海洋相比，人类总是微不足道的。而每当人们提到远方的港口城市，总对那些地方可能展示的生活怀有一种迷茫的希望，认为它会比我们熟悉的所有生活方式更具有活力。与横滨、亚历山大和突尼斯一类的港口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一种浪漫的情怀，实际上这些地方亦不免沉闷和平庸，只是它们距离我们甚远，暂时尚能使我们沉湎于毫无理由的沉思遐想之中，并因此心满意足。
事实上这些船的目的地并不是一个孤零零的、有凝聚力的港口，而是松散、杂乱地分布在从格雷夫森德到伍德威克渡口之间、泰晤士河沿岸的装卸码头和工厂。船只不断从这儿驶入，不论是潮湿的夏天还是浓雾弥漫的冬季，白天还是黑夜，运送大半个伦敦所需的砾石、螺纹钢、大豆和煤，以及牛奶、纸浆、造饼干少不了的甘蔗和发电机工作所需的一种碳氢化合物。就像伦敦的博物馆一样，这块地方值得留意，不过旅游指南总是避而不谈它。
许多工厂就坐落在泰晤士河岸上，近得可以直接从船的货舱里挖出或吸出固体、液体的原料。这些工厂生产几种不很有名的化工产品，在我们这个功利的现代社会发挥做表面文章的能力，诸如添入牙膏、使之保持湿润的多羟基化合物、作为洗衣清洁液稳定剂使用的柠檬酸、使谷类食品变甜的糖类代用品、使肥皂和黄原胶保持黏稠性的甘油三硬脂酸酯。
为了掌握化学和物理学中严格的、无法灵活变通的种种规则，负责卸下这些原料的工程师们放弃了原本迫切想做的事情。这些人完全可能花费20年时间专门研究如何存储易燃溶液或木质纸浆对水蒸气的反应。闲暇时他们便会翻阅《危险品运输通报》，世界上唯一一份专事研究安全装卸和运输油类以及化学制品的月刊。
不论这些建在港口的庞大厂房看上去多么不符合人性，毕竟它们也是受人类自己平淡无奇的爱好驱动才建立起来。河边一家工厂的建筑物屋顶上的烟囱嘶嘶地冒出橘黄色的烟雾，中部伸出许多管子，活像许德拉9个脑袋上的触角。它既没有做什么大逆不道的恶事，也不神秘莫测，不过只是一家生产切达干酪饼干的企业而已。一艘油轮从鹿特丹穿过北海黄泥色-褐色水域来到这儿，运来二氧化碳，用它为孩子们喝的柠檬水生出泡沫。金佰利克拉克公司在北弗列特设的工厂像一个灰白色的钢铁盒子，有8层楼高，足以装进一艘航空母舰。它造出一盒盒两层厚的、成卷的厕纸。正是因为我们全都喜好糖果、坚果、饮料和纸巾，遥远大陆的船只才应招而来，可与圣保罗大教堂的尖顶试比高低的塔楼才纷纷拔地而起。
港口周围的作业十分神秘莫测，人们看到的也只是全部活动的一个片段而已，不能指望更多。一位船长在泰晤士河下游的水域里尚可行使最高指挥权，可是一旦他的船靠上码头，他的权力突然荡然无存，就像他的海图立即失去效用一般。他被降级，他的身份变为一个前来学习的参观者，观察码头装卸工作如何进行，如何长期冷藏柑橘类水果。
不论我们如何为失去什么都懂一点儿的多面手而感到悲哀，一旦认识到时代使我们得以领略无懈可击的专业大师的风采，这种悲哀也便可被抵消了，比如说那些研究贮放沥青或是建造船只装货专用传送带的专家。每当我们想到有医学教授专事研究人类肝脏中酶的活动，或无论何时世界上都有几百位学者在专门研究法兰克历史上的晚期墨洛温王朝，把研究成果刊载在德国蒂宾根大学人文科学系主办的学术期刊《中世纪研究》上，这悲哀亦不失为一种安慰。
向专业化方向发展的趋势也体现在机械层面上。码头区布满大众无法搞到手、无法广泛应用的机器，不过它们没有卡车、货车一类普通运输工具不够专业的弱点。它们像长相奇特的动物，作为补偿，与世隔绝的生活环境造就了它们的特殊才能，如用鼻子吸出匿身于泥中的甲虫，或把身体倒挂在地下河上，却不具备一般动物的技能。美国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希斯特公司建造的R30XM2型叉车的最高时速仅仅是每小时5公里，但是在空间狭小的仓库里它能轻快地掠过水泥地，像跳芭蕾舞一般敏捷地从狭窄走廊两侧的顶层货架上取下一卷卷纸。
人们自然会钦佩那些有耐性和胆识的人，他们投资建立起一些工业的附属产业，例如投资2.5亿美元使一艘远洋集装箱运货船下水。这些投资者挪用一个国家的邮递员或护士一辈子的积蓄，拿这些钱赌一把，投入设在巴拿马的仓库或设在汉堡的管理部门。他们并不认为自己这样做不合情理或显得自以为是。他们可以把资金投出去，在10年或更长的时间里把钱放在船长或大副手里，听任他们穿越南北回归线、远航到长岛海峡和爱奥尼亚海、驶入亚丁和丹吉尔的集装箱港口，因为他们知道那些钱迟早会回流，而且增加很多，那是对耐性和用心专一的酬劳。他们懂得自己的投资实际上亦是一种审慎，而且风险小，比把钱藏在床下强得多。那只会令自己终究有一天变得一贫如洗，走上穷途末路。
既然这些货船和港口设施既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又会引起人们情感上的共鸣，为什么除了参与其运转的人，其他人仍旧会忽视它们呢？
这并不是因为它们不易找到、而且有注明不得参观的标示。威尼斯的某些教堂同样也建在隐秘的地方，去游览的人仍络绎不绝。一种意识形态偏见使人视而不见那些货轮和港口，这种偏见认定，对一只储油罐或一家造纸厂一类的东西，或对劳工界的某一侧面的生活表达过于强烈的赞美是古怪的行为。
倒也不是每个人都受到这种想法的影响。在格雷夫森德的一个码头末端，有5个男人站在雨中。他们早已不再留意自己是否显得漂亮，穿着塑胶雨衣和底儿很厚的靴子。他们都不说话，只是专注地瞭望笼罩在薄雾里的河面。他们在留神守候将要在朦胧中现身的一艘船，知道根据时间表它该是“大尼日利亚”。他们也知道这艘船要驶往拉各斯，知道船上满载着供应非洲市场的福特汽车部件，知道它由苏尔寿900型船用柴油机驱动，全长214米。
其实，他们这样专注并非出于实际需要。他们并不负责在它离去后使用这个泊位接待下一艘船，也不必像附近那一座指挥塔台上的工作人员，要为它指定航路驶入北海。他们只是仰慕它的风姿，观察它行驶的路线。他们热心关注海港中的活动，在欣赏艺术时人们会更经常地看到这样的热忱。他们的行为表明，人类的创造力和才智不仅能在用厚涂法表现的裸女画中表现，也体现在将车轴运往西撒哈拉沙漠边缘地区的壮举中。与这几个人相比，博物馆里的参观者显得没精打采，他们在自助餐厅里表现得不耐烦，在纪念品店里没有主见，见到长椅便想立即坐下来。没有多少人会在疾风暴雨的日子里随身带一暖瓶咖啡来到《沐浴的亨德里克》前，在那里待上两个小时。
应该承认，跟踪看船的人热心关注的东西并不会引起特别的联想。他们相互之间交流的是一些统计数字，他们的精力集中在航行日志中记载下的、到达各个港口的时间和航行速度上，记下有几个涡轮和推进轴的长度。他们的举止活像一个深深坠入爱河的男人，居然请求恋人准许他率性而为，测量她的肘关节与肩胛骨之间的距离。在把激情转换为一系列事实的过程中，这些跟踪看船的人至少在沿袭已形成定规、有据可循的做法。在学术界这种做法表现得最明显，如一位艺术史学家看到一幅14世纪佛罗伦萨画家的作品所表现出的柔和、恬静，便会感动得热泪盈眶，遂即会写出一篇专题学术文章。这篇回顾乔托时代颜料生产的文章或许无懈可击，但也是苍白无力的。看来，为了宣泄我们的热情，交流统计数字比考察一个更天真的问题容易一些，即我们如何被打动、为什么被打动。
不论如何不善辞令，这些跟踪看船的人仍旧恰如其分地注意到我们时代里一些最最激动人心的场面。他们明白，什么是令一个火星人或一个孩子流连忘返的，我们这个世界上的精彩场面。他们乐于体察到自己的渺小和无知，意识到与现代人广博的集体智慧相比，自己相差甚远。在停靠码头的船旁，他们悄然伫立，脑袋向后仰，凝视船上高耸入云、几乎看不见顶的钢铁塔楼。这时他们进入某种沉默无语、心满意足的惊愕状态之中，就像朝圣者来到沙特尔大教堂的飞拱前的表情。
只要能够满足好奇心，他们并不因自己显得行为怪诞而羞愧。为了看到船上的螺旋推进器，他们不惜蹲伏在地上。他们冥想某一艘油轮如今处于大洋的何处，想想居然睡着了。他们专心致志的态度令人联想到一个小女孩在一条拥挤的商业街中央站着，行人赶忙躲避，以免撞倒她。她仔细得像一位专心钻研一部牛皮装帧古书的《圣经》研究者，却只是想要俯身观察一番一块粘在人行道上的口香糖，或是研究一番自己的外衣口袋是如何封住的。关于什么样的工作是一份好工作，他们颠覆传统观念，也表现得像孩子。他们更在意的是一种职业本身的趣味，而并非它带来的物质利益。据此，他们特别看好在集装箱码头操作起重机的岗位，因为这个人工作时处于一个有利位置，能够俯瞰来往船只和码头四周的情景，就像一个孩子渴望驾驶火车，只是因为车厢的液压门会发出诱人的嘶嘶响声；想开办一家邮局，只是因为把航空邮件的标签贴在蓬松的信封上会为他带来乐趣。
这些执着于看船的人的消遣方式是返璞归真的，与前现代的旅行者的习俗一样。每次来到一个新地方，这些旅行者会对那里的谷仓、灌渠、港口和工场表现出特别的好奇心，觉得观察当地人工作亦很有趣，与欣赏一出戏或小教堂墙上的壁画同样刺激，这使我们摆脱当代某种观点的束缚，这种观点总是将旅游与娱乐紧密联系起来，因而引导我们远离铸铝厂和污水处理厂，转而对喧闹的愉悦产生兴趣，如观赏音乐剧、参观蜡像馆。
河边这几个人却已不再受这种种人们期待看到的东西所左右，他们无拘无束地表达对流动的船上的货物以及喧闹的传送带的关注。一位普通旁观者从他们站立的码头上看到的不外乎是有3辆卡车开出一家工厂的院子，而他们却学会识别它们：这是由“薇瑞拉”号货船从巴西运来的甘蔗，在此处装船继续远航，只是现在它已变成蔗糖。现在，这批货由锡尔弗敦的塔特与莱尔公司发往德比的一家生产葡萄干蛋糕的公司。这些人得到的满足类似于一位鸟类学家透过望远镜窥见一只小鸟时的欢乐，他确信这是一只春天里首次露面的柳莺，刚刚从4000英里外象牙海岸的沼泽里的冬季栖息地飞回来，在歇息。而大多数人只是把它当作一只普通的蓝灰色小鸟，不屑一顾。
相比之下，置身于各种机器之中，对它们的生产过程却仅有皮相的认识，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显得十分无知。我们完全不懂龙门起重机和运输铁矿石的散装货轮如何工作，对经济的理解仅仅局限于一些统计数字，不愿仔细研究开关柜和谷仓，不屑了解高强度抗拉纲缆的制造规程。从伦敦郊外一个码头末端上那几个人那儿，我们能学到的东西还真不少呢。
从他们那儿，本书的作者得到写作的灵感，并且希望本书能发挥类似于18世纪的都市风光画的作用，展示从码头区到教堂里、从议会到证券交易所里人们的工作情形。像卡纳莱托的全景画，人们在同一幅画面上看到码头工人卸下板条箱、商人在广场上与人讨价还价、面包师站在烤炉前、女人们在窗前做针线活儿、内阁成员在宫中集会。这些包罗万象的景观提醒我们，在蜂群般群居的人类社会中，每人所处的位置本是与自己从事的工作契合的。
我从码头上那些人那儿得到启示，想写一本书赞美现代工作场所体现的睿智、特性、美好与丑陋的一切，尤其是它特别有能力供给我们的、与爱同在、使生活之意义得以存在的首要物质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