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冒险犯难参加八年抗战 8、豫东抗日游击队改编为暂编第二军

1939年春,程潜将军调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天水行营主任,行营设在西安。由卫立煌接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兼河南省主席。国民党官场的习惯是“一朝天子,一朝臣”。卫立煌撤了宋克宾的豫东专员兼保安司令职务。宋克宾把专员公署和保安司令部的两颗印交出了,但没有交出我们原来组织的豫东抗日游击队。

在程潜将军支持下,将原来的游击队改编为国民党暂编第二军,调河北省抗日。宋克宾任军长、我任政治部主任。我们将部队改编为三个师,于1939年5月,开到河北大名地区。在此休整了不久,继续前进。在大名、南宫之间,遭到日军扫荡。由于人地生疏,武器悬殊,部队受到惨重损失。我们将部队撤到大名以北的草帽辛庄一带。士气低落,军心动摇。

当天晚上,在军部召开军事会议,讨论部队的出路问题。有位师长提议,部队仍回豫东。他说:这个部队的士兵绝大多数是豫东人;回到豫东,如果遇到日军扫荡,能打就打;不能打,就扛着枪回家;三天之内,就又可以集合起来;离开豫东,就没有这个优越条件,这是此次遭受到惨重损失的主要原因之一。豫东籍的军官赞成这一主张。军长问我有什么意见?我说:回豫东没出路,因为我们原驻的防区,已被河南省保安队接收了,豫东靠陇海铁路的地带,已被汉奸部队控制了,豫东已经没有我们立足之地。军长插话说:张岚峰(汉奸军长)是同乡,也是西北军(冯玉祥部)的同事,不至于不让我们吃碗饭。我又说:我主张将部队调回大名地区休整,设法打电报(我们的电台丢了)给天水行营主任程潜,请求办法。军长又插话说:远水不解近渴。散会时已经深夜,军长留我住在军部,但我反来复去睡不着觉。

我根据会上的情况分析,部队很可能回豫东;回到豫东的唯一“出路”就是当汉奸。我当即想到我是共产党员,我绝不能被他们裹挟去当汉奸。我决定马上离开军营。天还不亮,我就带上手枪,走出军部。为避免泄露机密,我没有回政治部取衣物。我一直向寨门走去。寨门尚未开启,我就上了寨墙,从一个小豁口,跳出寨外,到了我熟悉的一个营部。这个营的营长叫张绍光,是我作民运工作时联系的一位小学教员,他年轻热情,有抗日救国的决心。我向他介绍了昨晚军事会议的情况,并说:我看宋克宾有带着部队回豫东当汉奸的企图,我不能与他同流合污,我要到西安去见程潜主任。张营长一拍桌子说:葛主任,老宋(指军长)当汉奸,我也不干了,我有一辆新买的德国大飞轮自行车,你骑着上西安去吧。我说:好!我把手枪交给张营长,就骑上了自行车,开始了新的行程。

第一站我到了大名地区专员公署,专员丁树本知道我的情况后,送给我路费五十元。为了便于通过敌伪控制区,我脱下了军装,换上了便衣(新买的)。

第二天我到了陇海铁路刘堤圈车站以北的一个农村,找到一位我打游击时认识的农民,他在夜间送我穿过日军沿铁路修筑的封锁线。过了铁路,我就奔向新四军彭雪枫部原驻的永城县书案店。到达之后,才知道彭雪枫同志已经率部东进,书案店有该部留守处。该处的负责同志告诉我说:吴芝圃副司令还住在附近的一个村庄,今晚也要出发。经过联系,吴芝圃同志骑马来到留守处。我向他汇报了情况之后,并问:我是否可以把宋克宾部的一部分部队,拉到永城来与新四军合作抗战?芝圃同志说:这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不合。他要我赶快到西安,找程潜主任,设法使宋部不当汉奸。并说:如果宋部真正投降了敌人,当了汉奸,你就利用程潜的关系,留在天水行营工作,长期埋伏,等待时机。吴芝圃同志当晚率队出发了,次晨我也离开了书案店。

原在商丘、永城、亳县(华陀、曹操的故乡)边区的抗日部队,蔡洪范纵队开赴河北,彭雪枫支队东进了。这一地区成了真空地带。商丘、永城的日寇、汉奸常来骚扰,并建立起了一些村级的汉奸组织。我从书案店到龙岗集,就遇到汉奸组织的盘查。为安全起见,我到龙岗集(我在这里驻过防)附近,找到一位和青红帮有联系的王先生。我向他说明了来意。他说:他可以保证我的安全;但不能向西走,因为亳县已经驻上了汉奸部队;而要向南走,到安徽省蒙城县(庄子的故乡)之后,再向西走。王先生留我在他家住了一天,他就通过青红帮的关系,把我送到蒙城。在这里见到一位青帮的老师傅,他五十多岁,梳着莲蓬头,留着脸鬃胡子,热情好客,他一定要留我住三天。我住了一天就告辞了。

从蒙城到了界首(现在的安徽省界首县)。当时这里还是一个过路店,房子是用高梁杆搭起来的,但堆满了很多从日本统治区来的商品。很多从洛阳、西安以至重庆来的商人,到此地采购货物。我在界首住了一夜,第二天就骑自行车奔洛阳去了。

有一天下午,我骑到距许昌城还有20多里的地方,遇到天下大雨。自行车的两个轮子沾满了黄泥,推也推不动。我提起车把向地上一摔,本想摔掉前轮子上的泥,结果把前叉子摔断了。

天色将黑,雨还在下,前无村,后无店,让我怎么办呢?我扛起自行车,趟着泥水,走到距马路约4里远的一家农户门口。我敲了敲门,出来一位老大妈。我说:我是过路人,自行车坏了,天快黑了,在你们家借个宿,可以吗?老大妈热情地把我让进屋,要我把自行车放到她的灶房里。我向她简单说了我的情况后,老大妈一面给我做饭,一面让她女儿给我洗衣服。从谈话中,我得知老大妈的丈夫和儿子,都被迫给洛阳送军粮去了,家中只剩下她母女二人,三间北房,老大妈住在东一间,她女儿住在西一间。

吃过晚饭,老大妈让女儿搬到东一间,和她一块睡;让我睡到西一间,我有些不好意思去。老大妈端起一盏小油灯,领我到了西一间,并说:你就在这里睡吧,你是打鬼子回来的,没有关系。第二天早晨临别时,我留给大妈两元钱,大妈无论如何也不收。她并说:你以后路过此地时,一定到我们家里来。姑娘站在门口笑了笑,欲言又止。

我扛着自行车,走了25里地,到了许昌县城,换上一个前叉子,我又骑着自行车前进了。从许昌到洛阳要经过几座山。上山时要推着自行车走,每上一座山,就出一身大汗。山高路难行,但是送军粮(小麦)的牛车还是络绎不绝。车是用木头制造的,车的前头当中有一条约3米长的轩杆,轩杆的前头固定着一条约1米长的横木棍。两头牛套在轩杆的两肆,那条横木棍,正好压在两头牛的脖子上。那条横木棍叫做“牛扼”。从此我才了解到平面几何中所说的“共扼备”的来源。牛车上山固然困难,下山也不容易。下陡坡时,如果刹不住车,就会轧伤牛和人。一路上我好几次看到这种事故。

到了洛阳,我先去找刘子久同志,他出差了,没有见到。

我开始奔西安,我想可以坐火车去西安,哪知洛阳到西安的铁路,早已被黄河北岸日军的炮火破坏了。我仍然要靠自行车,通过这段艰险的路程。从洛阳到灵宝还很顺利。灵宝西门外就是涵谷关,当年老子骑青牛从此经过。老子骑青牛,可以爬高山;我骑自行车,就很难爬了。于是我推着自行车,钻进了涵谷关的山洞(铁路涵洞),阴风凄凄,一片黑暗,伸手不见五指。我让自行车的轮子挨着铁轨的内侧,我沿着铁轨的外侧,摸索前进。出了洞口,顿时感到空气新鲜,大地明亮。我又骑上自行车,沿着铁路边前进。高山深谷,行人很少。绕过一座高山,遇到一座铁桥,靠北面的桥墩,已被日军炮火打坏,但整个桥架还未陷落。我踏着铁桥的横梁过了桥。回头一看,我有些后怕,万一失足,就有坠入深谷大河牺牲性命的危险。前进中又遇到一座铁路桥,使我为难了。因为这座桥已被日军全部打断了;桥下是一条河,流水滚滚。我坐在河边的石头上,不知所措。后面来了一位樵夫,他问我:你要过河吗?我说:是,但我不知河水深浅,不敢过。他说:水不深,来吧!他给我扛着自行车,我拉着他的胳膊,水深齐胸。过了河,我送给他五角钱,请他买烟吸。他无论如何也不要。

经过几天的奋斗,我穿过灵宝以西陇海铁路上的所有涵洞和铁桥,到了潼关。我毫不犹豫地推着自行车进了潼关山洞(铁路涵洞)。越走越黑,忽然听到火车轰鸣,感到铁轨 震动,我以为来了火车,就把自行车靠在洞壁,人卧在地上。但火车没有开进涵洞。因为那是由西安到潼关的火车,在潼关西门外的火车站就停了。虽然如此,我也不敢再穿涵洞前进了。于是我退出了潼关涵洞。涵洞外面,一边是黄河,一边是高山。潼关城东门在高坡上,要进潼关城,就得爬高坡。那个高坡很陡,推着自行车,难以爬上去。我把车后架上的绳子解下,拴在车把上,把绳子的另一头拴在腰间。我爬上四五尺,就利用绳子把车拽上来;再爬再拽;不久我就爬到了潼关城东门。放眼了望,豁然开朗。北有黄河,西有渭水,东南高山,郁郁葱葱。潼关城东门上刻着“天下第一关”四个大宇,使我增长了见识。过去我只知道山海关是“天下第一关”,现在看到潼关也是“天下第一关”,我愈感到祖国疆域广大,关山险要。潼关东门旁边,立有一幢高大的石碑,上面刻着“豫秦交界”。

我联想到:当年秦始皇富国强兵,出潼关,灭六国,而统一天下。今天我们被一个日本,由山海关打到潼关,是可忍,孰不可忍!我正在抚今思昔,穷目山河。突然日军从风陵渡向潼关打来几炮,炮弹落处,尘土飞扬,我被溅了一身士;有惊无伤,亦云幸矣!

我推起自行车,进到潼关城内,满目凄凉,破屋断垣,到处可见。这是日军用飞机大炮轰击潼关遗留的痕迹。街上一片瓦砾,行人稀少,市面萧条,除有几家卖潼关酱油的小铺外,其他商店很少。火车虽然可以开到潼关,但撞关车站不卖客票。我找到一家小饭铺,吃了两碗刀削面,就骑上自行车奔华阴。在华阴车站住了一夜,第二天坐火车赴西安。

西安市面,商业繁荣,生意兴隆,来往行人,熙熙攘攘。除日本飞机常来空袭外,看不出什么战时景象。我找到一家旅馆,作为栖身之地。第二天上午我到天水行营,找到我认识的一位参谋。他介绍我见了参谋处长,处长打电话给程潜主任说:葛佩琦回来了。主任说:要他马上来见我。我到了程主任办公室,他正在批阅文件,挥手让我坐下。我向他汇报了部队开到河北,遭到日军扫荡后的情况。并说:我看宋克宾有投降日本、当汉奸的企图;所以我不辞而别,跑回来了。程主任说:我接到前方电报,宋克宾已经叛国投敌,当了汉奸。程主任并说:那个部队是你当民运指导员时组织起来的,你有办法把那个部队拉回来没有?我说:有。程主任拿起笔来写了一张便条:“发给葛佩琦慰劳金三百元”。并说:你去换换衣服(当时我穿的是一套满是泥土的紫花布裤褂),到参谋处休息,看看策反文件,听候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