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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除了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地区以外，农业世界的发展都相当缓慢。而商业和制造业世界，以及与之并进的技术和智力活动，则是信心十足，生气勃勃，狂飙突进，大有发展。从中得益的社会阶级显得很有活力，坚定而乐观。与殖民地剥削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贸易活动广泛展开，这给当时的观察家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海上贸易体系迅速发展，贸易额和贸易量大大增加，商船环绕地球航行，给大西洋北部的欧洲商业社会带来了利益。他们利用殖民势力，掠夺东印度群岛居民的商品（在一定程度上也掠夺远东。他们在那里购买茶叶、丝绸、瓷器等，以满足欧洲人对这些物品不断增长的需要。但是，中国和日本的政治独立，使得这种贸易在当时不那么具有劫掠性质。），再从那里输往欧洲和非洲，并在非洲利用这些商品加上欧洲的货物来购买奴隶，以便满足美洲迅速发展的种植园制度的需要。美洲种植园则反过来把数量更为巨大，价格更加便宜的蔗糖、棉花等出口到大西洋和北海沿岸港口。在那里，它们将与欧洲东西贸易中的传统工商业品：纺织品、食盐、葡萄酒及其他物品一起被重新发往东部。然后从“波罗的海”换来谷物、木材、亚麻。从东欧换来谷物、木材、亚麻和亚麻制品（一种出口到热带地区有利可图的商品）、大麻以及在这个次殖民地地区生产的铁制品。在欧洲比较发达的经济——从经济上说，它包括定居在北美殖民地上，日益活跃的白人社会——之间，贸易之网变得空前密集。
当英印富翁或种植园主从殖民地衣锦荣归之际，多半已是腰缠万贯，其财富之巨是地方老财主做梦都不曾想到的。商人和船商似乎是那个时代真正的经济强者，在那个世纪里，他们建造或重建了波尔多（Bordeaux）、布里斯托尔（Bristol）、利物浦（Liverpool）这些辉煌码头，只有达官贵人和银行家才能与他们相比。那些人从他们有利可图的政府职位上攫取财富，“国王以下的肥差”这一说法有其实质的意义，因为时代依然如此。除此而外，律师、土地经营者、地方上的酿酒人、商贩，以及诸如此类的人物，他们构成了中产阶级。他们从农业世界积累了有限的财富，过着低下而宁静的生活。甚至制造商看起来也比他的穷亲戚好不了多少。因为，尽管矿产业和制造业正在迅速发展，但是，在欧洲的所有地区，商人（在东欧，通常也就是封建领主）仍然是他们的主宰。
这是因为正值壮大的工业生产，其主要形式是所谓的家庭代工，或分散加工制度，由商人购买手工业者或农民利用部分农闲时间所生产的产品，然后在较大的市场上出售。这种贸易的单纯发展，其结果必然为早期工业资本主义创造初步的条件。出售自己产品的手工业者，变成仅仅是计件量酬的工人（尤其是在商人为他提供原料，或者把生产设备出租给他的时候更是如此。），而从事织布的农民则变成了拥有小块土地的织工。各个过程和功能的专业化使得旧式的手工业产生分裂，或是在农民中间造就出一大批半熟练工人。过去师傅匠人一身二任的人，某些专门的工匠团体，以及一些地方上的中间商团体，逐渐转变为转包人或雇主之类的人物，但是，控制着这些分散生产形式的关键人物，把失落的村庄和冷落街道上的劳工与世界市场联系起来的主要人物，还是某种类型的商人。正在或即将从生产者行列中出现的 “工业家们”，便是这类商人身旁的小配角，即使他们并没有直接的依存关系。也有一些例外的情况，特别是在工业发达的英国，铁器制造商们，或像大陶瓷商人韦奇伍德（Josiah Wedgwood）那样有名的人物，是值得自豪和令人敬佩的，全欧洲的人们怀着好奇的心情参观他们所建立的企业。不过，典型的工业家（这个词在当时尚未发明）还只是土官，而非指挥官。
但是，不论他们地位如何，商业和制造业活动却非常繁荣兴旺。在18 世纪的欧洲国家中，英国取得了最为辉煌的成功，它的强盛主要奠基于它在经济上取得的成就。因此，到18世纪80年代，所有自命实行理性政策的欧洲大陆诸政府，也开始推动经济，特别是工业的发展，虽然各国的成就有所不同。科学在尚未被19世纪的学院派分为高等的“纯”科学和低下的“应用”科学之前，各门学科都致力于解决生产中的种种问题：18世纪80年代最惊人的进步表现在化学方面，化学在传统上便与工厂生产操作和工业需求具有最密切的关系。狄德罗（Diderot）和达朗贝尔（d’Alembert）的《百科全书》不仅是具有进步意义的社会思想和政治思想概述，也是科技进步的总结。因为人们相信人类知识的进步，确信理性、财富、文明以及对大自然的控制（这点已深深渗透到18世纪的社会），信仰“启蒙运动”（Enlightenment），实际上，这种信念主要是从生产、贸易的显著进步，以及经济和科学的理性（人们认为，两者必然有密切的关系）中汲取力量。而它最伟大的斗士，则是那些在经济上取得最大成就的阶级，是那些最直接参与那个时代的进步人士：商业集团、经济上的开明地主、金融家、具有科学头脑的经济和社会管理人员、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制造商以及企业家。这些人向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欢呼致敬，他是一位印刷工、记者、发明家、企业家、政治家，还是一位精明的商人，他们把他看成未来社会积极、自立和理性公民的象征。他们是社会中的新贵，不需要在英国经历像大西洋彼岸的美国独立革命的洗礼。他们组成了地方性的学会，无论是科学上的、工业上的，还是政治方面的进步，都是从这些学会中涌现出来的。参加伯明翰新月学会（Lunar Society）的有：陶瓷商韦奇伍德、现代蒸汽机的发明人瓦特（James Watt）和他的商业合伙人鲍尔顿（Matthew Boulton）、化学家普里斯特利（Priestley）、贵族出身的动物学家和进化论先驱伊拉斯莫斯·达尔文（ Erasmus Darwin：达尔文的祖父），以及著名的印刷家巴斯克维尔（Baskerville）。这些人到处拥向共济会（Freemasonry）的分支机构，那里不存在阶级差别，人们以无私的热忱传播启蒙运动的思想。
法国和英国是启蒙思想的两个主要中心，也是双元革命的两个主要中心，这一点具有重要意义，尽管国际上广为流行的启蒙思想，实际上就是由法国人所做的系统阐述。（即使是英国人所做的阐述，也只是法国思想的翻版。）世俗化的、理性主义的、具有进步意义的个人主义支配着“开明的”思想，把个人从束缚他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是其主要目的：从仍然笼罩全世界的中世纪愚昧传统主义中解放出来，从教会的迷信（与“自然”或“理性”宗教截然不同）中解放出来，从根据出身或其他毫不相干的标准把人分为高低不同的阶级非理性中解放出来；自由、平等，以及（随之而来的）博爱是它的口号。在适当的时候，它们便成了法国大革命的口号。个人自由的一统天下只能产生最为有利的结果。个人的才智在理性世界里的自由发挥，这是人们所可能寻求的最惊人成就，而我们也的确已能看到由此产生的这种成果。具有典型意义的“启蒙”思想家，带着对进步的激情信念，反映了知识、技术、财富、福利和文明的显著发展，这一切都是他能够从身边看到的，他公正地将这一切归因于思想的不断进步。在启蒙时代初期，欧洲各地仍到处火烧巫婆；到这个时代末期，像奥地利那样的开明政府不仅已经废除了司法中的严刑拷打，而且还废除了农奴制度。如果在进步的道路上还存在着像封建领主或教会这类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那么，它们除了被扫除以外，还能指望什么呢？
严格地说，把中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称作“启蒙思想”是不够明确的，尽管很多启蒙主义者——他们在政治上是坚定的——理所当然地认为自由社会将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在理论上，启蒙主义的目标是让全人类获得自由，所有具有进步意义、理性主义以及人道主义的思想意识都隐含其中，而且，它们的确从中而来。但是在实际上，号召启蒙运动的解放运动领导者，往往是社会的中间阶层，他们不是凭藉出身，而是德才兼备、具有理性的新人。通过他们的活动所产生的社会秩序，将是一个 “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社会。
把“启蒙思想”称作革命的意识形态可能更为确切，虽然欧洲大陆的很多斗士在政治上小心谨慎、稳健节制，他们之中的大部分——直到18 世纪80年代以前——都把他们的信念寄托于开明的君主专制政体。因为启蒙的意义就意味着欧洲大部分地区现行的社会和政治秩序都应废除。它对于旧制度自行消亡的期望太高。而事实却恰恰相反，正像我们所看到的，旧政体在某些方面正在自我加强，以抵御新的社会和经济力量的前进。而旧制度的据点（存在于英国、荷兰联合省共和国以及其他一些它们已经遭到失败的地区以外），恰恰就是温和的启蒙思想家们维系其信念的君主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