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难度谈话有很多种，你不可能每种都能遇上。人生太短暂，而需要做的事情又太多。所以，你该怎样决定何时谈话呢，是将它摆在第一位，还是放到后面再说？至于那些你不想再提及的事情，你又该如何潇洒地放手呢？
当隔壁的狗吵得你夜不能寐时，你的心灵也因为这些问题的拷问而备受折磨此前，我们已经用了本书一半的篇幅来讨论你该谈什么，接下来，我们将会用剩下的篇幅来探讨该如何谈。不过，在此之前，我们还是先来谈谈“时机”。
如果有一条必须遵守的原则可以告诉我们何时应该将问题提出来，何时又应该保持沉默，也许，一切就会变得简单了。譬如说，诸如“吃饭时不谈政治无论你做了什么，早晨八点之前务必保持沉默”，以及“永远和老板站在同一条战线上”之类的规定似乎清楚地阐明了一切，可与此同时，这样的规定也相当于一纸空文，不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帮助。
至于你是否应当和他们——你的丈夫、代理或维修工——提及此事，除了你自己，没人能够帮你做决定。因为每件事的具体情况都各不相同，所以我们无法给出一条简单的原则，指导你做出明智的决定。我们能够做的就是给你提出一些问题和建议，以此帮助你决定是否应当开始谈话，以及谈话该如何开始。
当我们在犹豫是否该提起某一个话题时，通常都会这样想我真希望自己在做决定的时候能够表现得更加果断。假如我够机灵，就不会像现在这样为难了。”然而，事实就是，“正确的决定”根本就不存在。我们无法预知事情的结果会如何。所以，请不要再浪费时间去寻找所谓的正确答案——怎样做才是最明智的？那样的答案不仅毫无用处，而且还有可能会破坏谈话。
相反，当你需要慎做决定时，你应当保持头脑清醒。对于大多数人而言，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困难。
在任何情况下，你首先要做的就是竭尽全力依次处理好三层对话。面对情绪，关键的认知问题以及感知中可能出现的曲解或差异，你需要谨慎对待，力求尽善尽美。其次，保持清醒的头脑，对自己所知道的（你的情绪，经历和故事，以及你的自我认知）和不知道的（他们的意图，感知，或情绪）有清楚而明确的认识。
这一方法将会帮助你更好地掌握沟通进程，并获得一种能够透视谈话的洞察力，从而找到使你们谈话陷入困境的真正原因。有时候，当原因昭然入目时，解决问题的方法也随之呈现于眼前：“提出问题的确很重要，而我现在也已经知道该如何去做了”，或“现在，我已经开始明白，为何谈话有可能会无功而返了”。
就在你考虑是否应该采取行动的同时，你可能会发现，有时候，发起谈话是明智之举；而有时候却恰恰相反。是否应该发起谈话？在回答这一问题之前，请你先回答以下三个关键的问题。
有时，解决问题之所以会变得如此困难，更多是因为你本人，而不是因为你与他人之间所发生的一切。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果仍然只关注互动，最后，谈话的结果很可能是一事无成或事倍功半，除非，你先和自己来一次详细的对话。
因为与孩子有关的各项职责，例如接送孩子上下学，带孩子看病以及上钢琴课，卡门与丈夫之间纷争不断。最终，在反复审视了自己的自我认知对话之后，卡门终于解决了和丈夫之间的矛盾：
尽管我和汤姆选择了我主外——我外出工作，挣钱养家，他主内——他在家照顾孩子——的家庭模式，可是我在工作之余仍然需要为孩子的事情而奔波。我觉得汤姆并没有尽到他应尽的责任。正如我所看到那样，他总是“掉链子”；而我则不得不频频为他善后，以确保事情能够顺利进行。
然而，当我开始梳理自己的自我认知对话时，我这才猛然发现，我一直都没放松过对孩子生活的控制权——这也许是因为自始至终，我都在全职工作和照顾孩子之间摇摆不定。我很喜欢自己的工作，而事实上，我也干得相当出色，且收入很可观。可是，我却无法克制住内心那种因为抛弃孩子而产生的罪恶感。有时候，当我看到女儿在遇到问题时首先会向汤姆求助而不是向我寻求帮助时，我甚至会有些嫉妒汤姆。
卡门逐渐意识到，自己之所以不愿放下为孩子规划生活的责任，完全是因为只有这样，她才觉得自己仍然是一位合格的母亲——仍然在孩子的幸福生活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于是，从此之后，当家中的事情再度陷入混乱时，她渐渐能够抛却怨恨的情绪，平静对待了：“我会努力将事情交给汤姆处理，并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些责任。毕竟，是我自己选择了接管事情，而不是因为他撒手不管。”
随着你越来越了解自己的情绪或责任，事实也越来越清楚地摆在眼前：你现在需要做的并不是发起一次关于双方互动的谈话，而是改变自己的行为。有时候，行动比语言更有效。
围绕家庭农场这个话题，沃特已经和母亲有过多次谈话，但每次谈话不是不了了之就是没有任何成效，有时甚至是不欢而散。沃特向我们讲述了他的故事：
自从父亲去世后，就一直是我的兄弟们在帮助母亲打理农场。无论何时，只要我一和她谈话，母亲就会问我什么时候回家，和兄弟一起打理家庭农场——或接替老丹尼，成为一名小镇医生。
从个人角度出发，我很喜欢城市生活，也很满意现在的儿科大夫的工作，所以，我认为我应该通过谈话让母亲放弃这一想法，接受我不会回去的事实——至少短期内，不会。
可是，当我依次审视这三层对话时，我却有了不同的发现。我意识到，每当母亲提及此事时，除了感到失落和不满，我也会觉得很欣慰——因为她很想念我——并充满了感激之情，毕竟我的根在家乡，而我还有选择回去的机会，此外，当我联想到自己的孩子并不像侄女那样依恋祖母时，我也会觉得有些悲哀，并为他们没有机会在乡村农场长大而惋惜，毕竟，对我而言，那的确是一段异常美好的经历。
不过，这次审视最重要的收获之一来自于我尝试着从母亲的角度来感知和感受整件事。突然间，我意识到，母亲真正想告诉我的是，她不想错过我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她想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她想让我带着自己的家庭回到她身边，从而使她能够与我们的生活建立起一种更加密切的联系。可是，当她通过问我何时回家来表达这一意愿时，我却通常会因为排斥这一话题而草草结束谈话。最后，我可能好几个星期也会不给她打电话，因为我担心她又会旧话重提。于是，我的这一做法愈加让她认为自己已经和我渐行渐远——而这势必将鼓动她再次给我打电话，告诉我她是多么地想我，想让我回家，一家团聚。
当沃特终于明白了为何和母亲的谈话总是停滞不前，以及自己的复杂感受之后，他意识到，他根本无需再和母亲讨论他是否会回家这一话题。他首先需要做的就是改变自己在这一矛盾中的作用。
我开始更加频繁地给母亲打电话，告诉她孩子们的近况，并且邀请她来我这儿小住，而不再像以往那样，我们双方只在假期或家庭事件时才互相拜访。当她再度提出我何时才能回家这一问题时，我也没有像之前那样打断她或草草结束谈话，而是告诉她，我很满足现在的生活状态。同时，我还告诉母亲，其实我也感到有些懊悔和抱歉，因为我没能花更多时间陪伴她，并向她表达了希望能让孩子多陪陪她的愿望。很快，女儿们就收到了来自家乡的邀请，邀请她们去那儿和堂姐妹们共度暑假。渐渐地，母亲不再问我什么时候回家了。
于是，自然而然地，沃特和母亲之间的联系也变得更加紧密了。
有时候，对于解决问题，谈话根本无济于事，或甚至根本行不通。可是，尽管如此，你仍然会想做点什么。弗兰是美国一名成功的工人权益游说者，她曾与一名收费员有过一次不愉快的经历。通常，弗兰都会在零钱筐里放一些50美分的零钱，用来缴道路通行费，如此一来，她就不用再换黑找零钱，并且花时间去数那些钢镚了。因此，当她掏出一美元交过路费的时候，她更愿意收费员找给她2角5分的硬币当做零钱。如果她收到的是五美分或一角的硬币，弗兰往往会退回给收费员，让他给自己一些2角5分的硬币。
大多数情况下，收费员通常都会满足她的这一要求，可是就在昨天，当她再次提出这一要求时，弗兰却遭到了一名当值收费员的怒喝你们这些有钱人难道就不能改改自以为是的臭毛病吗？你难道就没想过我为什么要给你一角的硬卬，而不是2角5分的？”听了他的话，弗兰顿觉狼狈，便回答说我明白，我只是觉得你那儿的零钱多，找起来更方便一些。”话音未落，收费员就将两个2角5分的硬币策重地摔到了她的手中：“你又不是我，怎么会知道我的工作状况，事实上，像你这种人也根本不会关心我的工作！走吧。”弗兰虽然气愤，却也一时语塞，只得强忍住怒火，驾车离开了收费站。
回到家后，当弗兰再次回想起这段不愉快的经历时，她这才意识到，因为愤怒的蒙蔽，她的确忽视了一些自己不愿承认的事实：首先，当她要求对方更换零钱时，的确有一种自以为是的感觉，尽管这种感觉并不是那么的强烈；其次，她从来没有想过收费员在工作时是否需要遵循某种强制性规定的限制；最后，从收费员的角度来看，她看起来的确像个有钱人。所有这一切都不符合她心目中对自己的认知。尽管此时的她已经意识到了这些，但是她仍然很不喜欢收费员对她的那种态度，不过，她倒是能够做到从他的角度来设想：一整天对着一条蜿蜒不尽的车队，然后再看着一辆辆汽车从自己身边扬长而去，这样的工作，一天下来，的确让人感到心烦。
如此一来，弗兰心中的怒火逐渐平息了，也不再琢磨当她下次在收费站再遇到这名收费员时该如何反驳他了。与此同时，她也通过这次经历了解到了一些更复杂的事情。她仍然想做点什么，只不过这一次，她改变了方式和对象。不久之后，弗兰给公路收费管理中心写了一封信。在信中，她提出并解释了自己的要求：她希望能在缴费时收到2角5分的硬币作为找零，但她也希望此举不会给收费员的工作造成不便；除此以外，她还询问管理中心，什么样的政策才能保证自己的希望能够实现。让弗兰感到高兴的是，她很快就受到了来自中心的回复，而回复的内容却让她有些吃惊：原来，中心的确规定了收费站的收费员只能携带一定数量的零钱，而且除了规定时间外，收费员不得随意离开收费站。收费中心很感谢她能提出这一问题，并且答复说，他们已经有了对策，既能满足她的要求，又不会让收费员感到为难。
试想一下，当你就某一太空任务咨询美国国家航空和宇航局的负责人时，得到的答案却是嗯，我不知道。我们认为，我们已经将某个人送进太空了，等他回来后，一切应该就很清楚了。”
这听起来似乎有些不可思议。然而，很多时候，作为谈话的发起者，我们却不清楚谈话究竟是为了什么。我们发现谈话正在迸行，可是，没有人知道大家在谈什么，或者说，谈话的结果会怎样。
有时候，我们试图发起谈话，然而从一开始，谈话就偏离了正轨。如果没有正确的目标作为指引，谈话中，无论你说什么或做什么，都不会有任何意义和作用（甚至可能会让事情变得更糟），这一切都是因为从一开始你就选错了目的地。
请记住，你无法改变他人。很多时候，我们发起谈话的目的就是为了改变他人。寄希望于改变，其本身并没有错。渴望改变他人是一种十分普遍的愿望。我们希望他们能变得更有爱心，能够更加欣赏我们的工作成果，能够给我们更多的私人空间，或是能够更加积极地参加舞会。我们也同样希望他人能够接受我们的职业选择或性取向，能够信仰我们的上帝，或接受我们对今天所发生的重要事件的观点。
然而，问题就在于，这些都只能是希望，一些我们无法实现的希望。我们无法改变他人的观点，也无法强迫他们改变自己的行为（，如果我们能够做到，也就不会有所谓的高难度谈话了。我们只需要告诉对方：“这些就是你应该更爱我的原因。”而对方则会回答说：“既然我知道了这些原因，那么，我会更加爱你的。”
可是，我们谁都知道，事情并非如此简单。任何人的观点和行为绝不会仅仅因为争辩或事实就会发生改变，更不会因为我们试图说服他们而改变。你难道会因为某人说过的某些话就改变自己的价值观和信仰，或替换你的爱人或生活目标？如果有这么一个人，他并没有意识到你和他看待事物的角度不同，但却试图想改变你，那么，你又会怎么做呢？
我们可以影响他人，但却需要极其小心谨慎。让我们有些哭笑不得的是，单纯地试图改变他人的企图几乎很少能够成功；而一次以互相学习和了解为目标的谈话却往往能够帮我们实现改变他人的愿望。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当我们试图改变他人时，我们很有可能会立刻采取攻势，反驳和攻击对方的观点，却鲜少会去聆听对方的述说。如此一来，对方增强防御和抗拒心理的可能性就会增大，自然也就无法彻底敞开心扉，了解和接受新事物。相反，当他们认为我们能够理解他们，愿意聆听他们的述说，或尊重他们的意见时，他们改变的可能性反而会大大增加。
不要拣了芝麻丢了西瓜。人们会犯的另一个错误就是为了暂时缓解心理压力，做出了不顾将来后果的决定，正所谓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因小失大。
珍妮特就明白了这一道理，只不过那是在一次痛苦的经历之后。她从事了二十年的财务管理工作，工作经历平淡无奇，可是她却怎么也没想到，有一天，在面对懂事对自己能力的质疑时，她只能用眼泪来回答对方。可事实就是如此。每一次上呈财务预算数据时，她都会觉得自己就好像一个靶子，只能任由他人瞄准和攻击。最后，她实在厌恶了那种当靶子任人攻击的感觉，于是，她决定直面董事，一个叫希尔薇的女人。后来的结果并不理想。对此，珍妮特解释说：
“回顾以往，尽管我说了一些应该说的话——担起我应负的职责等——但是我真正想说的却是：别再说了，难道就我一个人错了吗？我想让她也感受一下渺小的滋味，就像我一直以来一样；我还想让她知道，她不能那样对我！
我做到了。当我离开会议室时，我的心情好极了……可这一好心情却仅仅只维持了15分钟。很快，我就开始为自己说过的一些话而感到后悔，并且意识到我刚才的做法只会让我们之间的对抗愈演愈烈。事实就是，她的确能够这样对我，而我刚刚做的一切则会让她更加‘疯狂’地对待我。”
如果你想改变他人或他们的行为，并就此对他人大发雷霆或指责，这样的谈话最有可能的后果就是，你所担心的种种负面效应一一兑现。当你说出“你麻木不仁/不可信赖/让人无法接受”之类的话，最后受到伤害的只会是你们之间的关系。你的这些话也许还会伤害对方的感情，激起她的抗拒心理，或直接解雇你。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珍妮特只能默默承受希尔薇的“职业虐待”而无法改变这一状况。其实，只要她将谈话的目的稍作调整，她们之间的谈话就会变得卓有成效了。如果珍妮特能够说服自己，怀着一颗好奇的心去思考希尔薇的种种反应，谈话就会变得更有意义。珍妮特可以把这当成一次机会，在了解希尔薇的故事的同时，也和她分享自己的观点和感受，从而找到一种更加适合她们的工作关系和方式。是因为珍妮特做了什么吗？希尔薇是否已经意识到自己的行为会对珍妮特产生怎样的影响呢？过去，希尔薇是否正是通过这一方式实现了自己的目的呢？珍妮特能为希尔薇提出什么建议，改进希尔薇的不善反应呢？
如果珍妮特能够带着这些问题去了解希尔薇的观点，由这次谈话所激起的不良反应将会大大减少，而谈话对她们之间关系所造成的破坏力也会大大降低。珍妮特将会和希尔薇一起，共同关注并探讨她们的关系，找出双方矛盾产生的根源。
与自己谈判，从而改变自己的谈话目的，这样做不仅可以大大降低谈话的风险，而且能够使谈话出现有利结果的几率大大提高。
不要做打了就跑的蠢事。通常，当有重要事情宣布时，我们往往会马上就会说出来，因为“现在”正是我们的失落期，这件事过了“现在”再说就没有意义了。应该说，在这一方面，绝大多数人还是足够细心的，他们会尽量错开那些最不适宜开口的时机，即我们常说的，懂得见机行事。如果有人告诉我们，他刚刚从医院回来，而且马上就不得不去做那个手术了，在这时，几乎没有谁会回答说：“哦，是吗？真的很抱歉。不过，顺便说一句，你还欠我500块钱！”
然而，尽管如此，我们仍然会在挑选时机时犯另一个错误：打了就跑，不管不顾。有名员工明明已经迟到了，可依旧不紧不慢地走进办公室，对此，你觉得应该找他谈谈，于是，你说又迟到了？”然后便转身离去了。又或者，某个周末，你去探望儿子，当你看到垃圾桶里的空啤酒瓶时，你立刻对儿子说你还嗜酒如命？这次被我逮着了吧。”
其实，你说这些话的本意是想帮助对方。你希望你的员工或儿子能够把自己的话听进去，而后记住。可是，这样说也许可以让你的自我感觉变好（“至少，我已经说了”），却会激起对方的对抗心理，让他们倍感失落，而这一切只会让你所希冀的改变成为泡影。
因此，每当这时，我们的建议是：如果你想说点什么，那就说清楚。把你的想法说出来，告诉对方。如果你真的想说，就不能蜻蜓点水般地一掠而过。你必须设定一个谈话的时间，十分钟或一个小时，你必须清楚明白地告诉对方，你需要和他谈一件你认为很重要的事情。你绝不可能在30秒内完成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谈话。只有真正的谈话才能解决问题，如果你只有“打了就跑”的勇气和能力，那就最好什么都别说。
本书中提到的方法将会帮助你在谈话中取得许多意想不到的收获。当你不知该何时提出问题时，书中的方法可以帮你做出更英明的决定，又或者，通过这些方法，你至少可以从杂乱无章的事情中理出些头绪，或是改变自己的想法。当你熟悉了这些方法之后，你会变得越来越“聪明”，也不会再重蹈覆辙——陷入过去那些曾经将你引入歧途的错误方法中。渐渐地，你不会再感到焦虑，而那些你最重视的人际关系最终也会得以巩固。
不过，这种方法并非无所不能的魔法。有时候——尽管我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我们真的是回天乏力。你无法强迫他人在你们的关系中投入更多的精力和感情，也无法要求他人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当儿子不给你电话时，无论你向他解释多少遍你有多么担心他，他都不会给你打电话；你的老板仍然会对你大发雷霆；而你的母亲也永远都不会明白你小时候所感受到的那种被抛弃的感觉。
有时候，当你对自己的目的以及一些可能的策略进行过仔细的思考后，你会选择放弃谈话而保持沉默。当你身处于一段关系当中时，心中有事却隐忍不发实在是一件极其痛苦的事，而你的精力和热情也会在百般隐忍中被消磨殆尽，所以你决定就此放手。是的，你能够放手，让一切成为过去。
但在另一些时候，放手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了。尽管你觉得自己最好能够置身事外，但是因为某些原因，你却始终难以摆脱话犹在喉，不吐不快的欲望。深藏于脑海中的记忆好比浪潮，夹带着种种情绪一浪接一浪地冲击你的每一根神经，每当想到它，你就仿佛经历了一场情感洪水的洗礼。你的确已经选择了忘却，可是你的情绪却已经在脑海里扎根。
有些人认为，放手是一种选择；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只有选对了时机——在你忏悔之后，在你发现了一段新的关系后，或是在对方已经原谅了你之后——放手才能称之为选择。因为放手，我们会失去什么？放手果真如此简单，只要我们摊开掌心，所有的痛苦、愤怒、伤害以及羞愧就会如一阵风般从我们的指尖滑落，而后消失？
对此，我们的答案是：不知道；而对于那些认为存在简易方法的人，我们也同样表示怀疑，但却不予以否认。毕竟，每个人的情况都不同，也许，这对有的人而言真的很容易。
我们知道的是，放手通常都需要时间，其过程也很少能够一帆风顺。对你而言，这意味着你必须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这并不容易——在那里，你可以尽情释放所经历的种种伤痛或羞愧；你可以讲述一个不同于之前所讲过的故事；你甚至可以放下受害者和坏人的角色规律，然后赋予你和对方以更加复杂的角色，让双方获得解脱；也只有在那里，你才能够接受一个真实的你。
如果有人告诉你，现在的你应该已经忘却某事，或谅解某人，请不要相信他。坚持给自己设定时间期限，迫使自己在一定时间内忘却某事或原谅某人，这样做无异于给自己下套，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可是，你也不能因此就认为面对“放手”，自己无能为力，只能任由时间左右，顺其自然。实际上，你完全可以通过自己的很多行为来帮助自己实现这一目标。
如果你想放手，不妨从自我认知对话入手——对那些可能阻挡你放手的普通假设提出质疑，然后换之以我们为你提供的选项，最后平静地接受这一切。以下便是四种能够帮助你释放自我的假设。
让一切变得更好并不是我的责任，我需要做的就是尽力而为。对凯伦而言，当她放下“一切都会更好”的美好幻想时，一切烦恼和麻烦也就随之画上了句号。
“我之前的几段恋情全都以失败告终，所以，我很希望现在的这份感情能够有结果。可是，在此之前，我想要的并不仅仅是一段有结果的恋情。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就决定一定要让这段感情延续下去，不管付出什么代价，而我的职责就是维持这段感情。我尝试过各种方法，也许，我早就应该放下这段感情，重新开始了。可是，我始终觉得，也许有什么方法能够解决我和保罗之间的问题。如果我能够表现得更好一些，或是能够在合适的时间做正确的事情，或是更加努力地维系这段感情，也许，结果就不会如此了。”
对凯伦而言，在放下内疚和悲哀的情绪这一过程中，她需要接受一个事实：有时候，有一些限制是我们所无法打破的——恋爱难免会有矛盾，有隔阂，你无法让恋人们始终都保持卿卿我我的状态， 让他们一直陶醉在说不尽的甜言蜜语当中，更无法保证每一段恋情都能修成正果。
他们也有自身的局限性。有时候，你会把自己的情绪和感知告诉对方，或是让对方知道他们对你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而他们也会对此表示理解，于是，你们达成一致意见：改变自己的行为。然而，不久，类似的情况再度发生，于是，你想他们明明知道这样会招致我的不悦，却仍然我行我素。这意味着什么？他们不够重视我？他们是不是想把我逼疯？从中我能够了解到什么？”
从中，你能够了解到的一件事就是，他们和你一样，并非圣贤。无论你多么明确地告诉他们，他们的酗酒行为已经严重地伤害了你，最后的结果却是，你可能会因为他们的健忘而愤怒，或是为了他们的不负责任而感到悲哀。其实，并不是他们不想，而是他们实在没有能力改变自己，至少现在不能。
在当了一辈子大姐之后，艾莉森自然而然地养成了一副老大的派头。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她的弟弟却已经接受了姐姐的这一缺点，不再为了她的专横而与她打持久战通过与自己的认知进行协商，他选择了向姐姐妥协，从她的那些优点出发，继续一如既往地爱她，关心她。
“我是谁”与矛盾无关。另一个阻碍我们放手的重要障碍就是，我们常常会“惹火上身”——非要把自己和矛盾联系在一起。在我们看来，自己就是那个被上帝遗忘的可怜的小羊羔，那个最吃苦耐劳的妻子，又或是团队里受压迫最深的那一分子。其实，把我们推进“火坑”的，不是别人，正是我们自己。
在过去的四年当中，罗布公司里的领导权曾因为几个关键的决策性问题而多次分裂。作为公司“在野党”的一分子，罗布勇敢地与公司管理层展开了持久战，尽管他的精力和热情随着持久战的延续而几乎殆尽，但他毕竟坚持下来了。现在，由于一次突如其来的合并，罗布所在的“在野党”一下子变成了‘当政党”。对这一结果，罗布在感到满意的同时，也隐隐感到有些不安和忧虑。当惯了“反对派”，突然一下变成“掌权派”，一时间，罗布竟然有些不适应，他甚至不知道该如何看待自己。如果将公司过去的争斗比作一场电影，作为电影中的演员，罗布实在是太入戏了，以至于迷失了自我，所以，当他需要离开那个角色时，他竟有些无所适从了。
在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中，这种制衡性的变化有很重要的作用。通常来说，作为某一团体的成员，我们对自己的定义往往都是建立在其对立团体的基础上的，即“我们是谁”其实取决于“我们的反对方”，以及我们所承受的苦难。这种定义的悲剧性就在于，任何和解或化解矛盾的可能性都会让我们有一种强烈的危机感，因为矛盾一旦化解，我们失去的不仅仅是自己在这场矛盾中所扮演的角色，还有我们对自己以及他人对我们的认识，即“我们是谁”。
面对这种情况，我们自然会觉得万般为难，因为谁都不愿意放弃过去的“我”，除非有更好的“我”出现。如果你发现自我已经被矛盾吞噬，如果你已经开始习惯于从矛盾中的自我出发去思考问题，不妨后退一步，回想当初自己为何会加入争斗。你争斗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公正和正义，而不是为了生存。
放手并不意味着我不再在乎。很多时候，我们无法放手的原因其实是因为害怕，我们害怕如果放手，那将意味着我们不再在乎。如果你和妹妹不再争吵，你该如何比她了解她对你的重要性，或是又如何知道她也很重视你呢？有没有一种可能性，可以让你既能“放手”又能“在乎”呢？
大卫就遇到了一件有生以来令他感到最为难的事情。
“当我弟弟被枪杀后，我觉得自己永远都不会原谅那个向他开枪的男人——愚蠢的他竟然会在打牌时喝得烂醉。而我也不得不承认，对于弟弟竟然会在那种地方出现，我也着实感到很气愤。
我没有去听审，我也去不了。多年来，每次想到他，想到他死得那么冤枉，我都会痛不欲生，都会抱怨这个世界的不公。在我的心中，一直以来，我都有一个愿望，我希望能够和他谈谈，我想告诉他，对于他的离去，我不仅感到悲哀，而且也十分愤怒，我气他竟会如此愚蠢，我恨他竟然如此狠心，弃我而去。
直到最近，我才开始意识到谅解竟然有如此强大的力量——原谅弟弟，还有那个杀死他的男人。忘却悲伤和愤怒并不意味着我对弟弟的爱就会消减，也不代表我的失落感就会消失。在这件事情上，除了接受，我别无选择。这一生，我都无法走出失去弟弟的伤痛。在我的心里，我还是会和弟弟交谈，可是谈话的内容已不再像之前那样沉重。对他，除了无尽的思念，我不会再有其他任何情绪了。”
大卫的故事向我们展示了放手的威力，也用事实告诉了我们：尽管选择了放手，但是我们的爱和回忆却并不会失去。大卫不能，也不会忘记一切。虽然这是一段充满了痛苦和悲伤的经历，但是从这段经历中，他却学到了很多，他会将所学应用到自己和孩子们以及和他人的相处当中。此外，悲剧发生后，大卫便背上了沉重的情绪负担，而伴随着他的放手和原谅，这些负担也随之烟消云散了。
即使是在那些更平凡的情况下，想要在高难度谈话中放开情绪和认知的包袱，却也是一件充满了挑战的事情。高难度谈话通常都是围绕我们的自我核心所展开的——在谈话中，我们最关心的人和各种原则将会与“我们”交互作用。所以，从其本质上来说，放手就是巧妙且宽容地绕开这些敏感话题，尽量避免高难度谈话的发生。
当然，你处理高难度谈话的技巧越高明，需要放手的情绪和事情就越少。而改进谈话技巧的一大关键就在于为谈话设立合理的目的。
之前，我们曾经谈论过，有些谈话目的很可能会给你惹麻烦。可是，如果我们的谈话目的是正确而有意义的呢？因此，发起谈话的黄金法则就是为了彼此能够相互理解而谈话。请注意，我们所指的是谈话双方更好地理解对方的故事，但这并不要求双方必须达成共识。理解是为了获得更多的信息，从而决定（对于所获得的信息，可能接受，也可能不接受）下一步的行动。
当你认为谈话可能会陷入困境时，不妨想想以下三种谈话目的，并且时刻牢记它们。
了解他们的故事。了解对方的感知将会带我们依次进入三层对话。有哪些信息是他们拥有，而我们却忽视了，或我们无法获得的呢？他们受到了何种过去经历的影响？他们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他们的意图何在？我们的行为会对他们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他们认为我们在这件事情上应当承担哪些责任？他们有什么感受？对他们而言，这种情况意味着什么？目前的情况又如何影响了他们的认知？有谁或什么事受到了威胁吗？
表达你的观点和感受。你的目标应当是从让自己满意的角度出发，表达你的观点和感受。你希望对方能够明白你话语的意义，也希望他们也许会因此而被感动，可是你却不能依赖这一希望。你能做的就是把一切都说出来：你的观点，你的意图，你的责任，还有你的感受和认知，而这也是你完全能够做到的。你可以和对方分享你的故事。
将问题积累起来一次性解决。在你和对方都已经互相了解的情况下，你可以做点什么来推动事情的发展呢？你是否可以来一场头脑风錄，想出一个能让你和对方双双满意的好点子呢？当你和对方的需求发生冲突时，你是否可以本着公平公正的原则，用一种积极可行的方法来解决这一矛盾呢？
这三种目的共同作用的结果就是，你和对方会看到一个不同于之前的世界，对于事情的发展也会有更加强烈的感受，并最终完成了与自我认知的沟通和协商。简而言之，你们各自又有了一个新的故事。你们需要一个正确的目标，一个能够帮助你应对这一现实情况的目标。
这些目的来自于你最初的学习姿态，来自于你与三层对话的交流，来自于你心态的改变——由确定到好奇，来自于你行动的改变——从争辩到发现，也来自于你观点的改变——由简单到复杂，从“或”到“和”。它们看起来似乎显得很简单——也许你甚至会觉得过于简单了，可是，千万不要小看它们，因为这些表面看似坦率直白的目的后面，隐藏着执行它们时所带来的诸多困难，以及它们所拥有的足以改变你谈话方式的强大力量。
在剩下的几章当中，我们将会从学习姿态出发，通过这些目的，和大家一起探讨如何才能成功地完成一次学习型谈话——从发起谈话直至谈话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