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是建国四年来大事怪事迭出的一年，在中共历史上留下难忘的一页，深深烙印在人们的脑海里。
毛泽东主席设想党中央分一线、二线领导，国家行政机关改为部长会议，准备召开党的代表会议和首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议会(即人大常委会)；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等；出现了中组部副部长私自拟出八届中央核心领导人选两组名单的怪事；旨在“贬刘拥毛”的中央第五号人物，骤然变成了“要打倒”毛泽东、“反党篡权”的“地下司令部”的司令，后来演出中共建党以来第一出中央政治局委员、新中国首任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自杀身亡的悲剧，被定为建国初最大的“反党、反中央”和“反毛主席”，“推翻党中央”，“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历史大案，也是“铁案”；毛泽东自遵义会议以来至逝世时唯一一次未出席四中全会，而让他不信任、不放心且是高岗的对手刘少奇主持中央全会揭批高岗的问题；高岗为坚持什么“路线”而死，至今说不清楚，这还不够奇怪嘛。
1953年，中央究竟发生几件什么事情，导致毛泽东对他的战友、能加强中央委员会工作的干练领导并依靠抓经济工作的高岗，突然不满直至打倒、“搞死”呢？个中发展变化的事情比较复杂，怪就怪在毛泽东支持高岗反右倾错误的代表人物刘少奇，突然变成反对反右倾的高岗且被打倒。主要有这么几件：
第一件 中组部副部长安子文私拟“八大”两组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几个要害部门领导人的名单，天上捅了个大窟窿。在中央的一个会议上批评了安子文，安作了自我批评，只给了个党内警告处分了结。毛泽东怕张扬出去影响中共权威，也担心引起军队将领不满，造成将相不和，亲口交代“这件事再不许向外泄露”。高岗没有按照毛泽东的交代办。
财经会议和组工会上，有人借批评财经工作和组织工作中的错误、右倾错误，企图追其“两组名单”后台，高岗和陈云及个别领导接触交谈中扩散了“有薄无林”的名单问题。11月底到12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期间，毛泽东和一些军区领导谈话，在召见广东军区领导叶剑英、谭政谈话时，谭政提到“有薄无林”是怎么回事(因他们不了解其中内幕)？毛泽东反问：“你们怎么知道的？谁给你们说的？”毛泽东对向外扩散更加恼火，他在中央的核心会上追问是“谁泄露出去”的问题，没人承认。毛泽东意识到可能是高岗泄露的，散会时让高岗留下单独了解此事。他问高岗：你看是谁泄露出去的？高岗不敢承认是自己泄出去的，含糊其词。毛又试探问：是不是饶漱石泄露的？高说不会的。他当着毛泽东面撒谎欺骗。毛泽东认为私拟名单是错误的，扩散更是错误的。不过从会议上追查泄漏“名单”的事，说明毛不只光给高岗看过名单。这样，不仅使高岗自己陷于被动境地，也使毛泽东处于被动地位。
第二件 毛泽东在财经会议开始时，召开政治局会议批评刘少奇的错误，对财经会议定了基调，主要批评离开总路线的右倾错误，使批薄浪潮居高不下，周恩来的结论讲话也不好作。在讨论周恩来的结论讲话稿时，毛泽东对高岗批评薄一波转交“东北一党员”上书中央和中财委检查鞍钢锅炉爆炸事件有看法，他拦住高岗批评薄一波的话说：你为什么不准上书的人写信给中央？东北的工作为什么不能检查？东北各省出了错误，你东北局还不是要进行批评、检查！从笔者所接触到的资料，这是毛泽东在会议场合对高岗第一次严厉批评。
第三件 毛泽东吊起来高岗反对刘少奇错误的胃口，刘少奇感到自己的地位受到威胁，在毛泽东跟前失去信任，主动向毛泽东说好话，承认错误，并主动提出“退出政治局”，不管做什么工作，“保证按主席的指示办”，触动了毛泽东的思想转变，达到了各个击破，互相抑制、谁也不能获胜的目的，开始强调团结，让刘少奇和高岗对话谈心，消除隔阂，想让他们各作批评与自我批评，沟通思想，增强团结，齐心协力搞好工作。高岗不愿与刘少奇互相谈心，在毛泽东面前竟说：“我和他谈？”他不但没有找刘少奇谈，而刘少奇两次屈驾找上高岗门来谈，并且作自我批评，表示改正错误，高岗没诚心谈。毛泽东对刘少奇看法已经改变，高岗丝毫未觉察和意识到这一点，反而错误地认为刘少奇感到自己失势，地位动摇，两次上门来向他求情，说好话的。于是他对刘少奇上门来不是躲避、冷落，就是轻描淡写、敷衍塞责几句，没有和好的诚意，这就表现出他粗犷幼稚的方面。谈话后他又未向毛泽东汇报，却对别人讲刘少奇没有诚意，不肯作自我批评，而继续散布对刘少奇不满言论。刘少奇将谈话不欢而散又受了高岗的批评情况，及时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并说高岗对他不满已到“仇恨”的程度。这就使毛泽东对高岗更加不满。
第四件 在财经会议期间，高岗和东北、中南一些领导人看望在香山养病的林彪和后来南下休假时，散布不满刘少奇的言论和所谓“军党论”，更严重的是把毛泽东和高岗谈话或者暗示作为旗帜打了出来，泄露了毛泽东的“先机”。被认为“志不大、谋也不良”，“狭隘的很”。
第五件 毛泽东提出党中央实行一线二线领导，成立部长会议；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以及“贝利亚事件”沸沸扬扬，大家都知道高岗是毛泽东的红人，曾有些事未经传达，可高岗直接知道且嘴巴也不牢，敢讲话，讲真话，尤其贝利亚事件是高岗直接到苏联听取通报的，回来只传达到中央核心人。所以，不少人获息后跑到高岗那里探听贝利亚的情况，部长会议如何建立，更多的是各大区和省市区领导，为他们管辖地区争取投资，要求计委在他们那里多安排些新上项目。到高岗家的人确实不少，薄一波来了解毛主席对财经会的意图，李先念、陶铸等来过东交民巷。当时，汽车很多，公安部还派人来疏导车辆，这样就形成“东交民巷车水马龙”的情形，消息传到颐年堂，引起毛泽东的猜忌。
第六件 征求酝酿党和国家领导和体制中，有人向毛泽东当面讲：让高岗做毛泽东的助手，中国就“前途无量”。还有人向毛泽东面谈和写信，劝毛泽东多休息，少管事，保护身体。高岗替饶漱石说情，保护饶漱石，饶又替高岗鸣不平等，惹恼了毛泽东。 。
第七件 毛泽东收到告高岗的匿名信件，说高岗有个秘密“小集团”，野心勃勃，先打倒谁，后打倒谁，都安排好了，把刘少奇推倒后就和你毛泽东对着干，这是毛泽东最忌讳的。
第八件 1953年秋，毛泽东想启用康生，托高岗给饶漱石说，要饶和康生搞好关系，并说叫康生出来工作，高饶对康生有看法，不愿意重用康生形成共识。这就栽下康生使尽吃奶的力气挖高饶“莫须有”罪行的祸根。康生是政治局委员，在华东工作一直在饶的手下，不服气饶漱石。毛泽东走高岗后门传话启用康生，高岗没领情，这就祸上加祸。
特别是和高岗一向关系甚笃的陈云，从无宿怨的邓小平，向毛泽东报告了高岗“拉拢”他们挪动刘少奇的情况，并提到高岗已同彭德怀、林彪等人串连，更引起了疑心多的毛泽东更大猜忌和高度重视。
毛泽东对上述种种迹象认为“很不正常”。作为一国之主，不得不深思远虑，否则就有咫尺近忧。也就是说文官不听话，武官难驾驭。何况高岗已表现出不听话的苗头，翅膀硬起来后会更难驾驭的可能。古语说：“武足以定国，文足以安邦。”在武将提刀定天下的时代已经过去，文人挥笔治社稷的新时期到来之际，将相不和，假若引起军队不满，起来闹事，借“挪”刘少奇之机，和自己对着干起来，那就更麻烦了。况且，毛泽东自建国以来，就有担忧“功高盖主”的功臣，称霸一方之隙。1952年决定拿掉大区的“军权”，军政委员会改为行政委员会，军政分开，调原大区一把手到中央工作，加强中央集权领导，并讨论了在适当时机撤销各中央局和行政委员会，抽调干部，充实中央机构和省市机关，大有历代“削藩”相似情形。
1953年12月15日，毛泽东召集中央有关领导开了一次小会，杨尚昆、胡乔木列席。毛泽东提出他最近身体不好。准备到南方修养一段。他不在京期间，由少奇代理主持中央工作，还是由中央几个同志轮流主持，让大家考虑。刘少奇首先表态，书记处再加一两个同志轮流主持。朱德、高岗等表示赞同刘少奇的意见，主张轮流主持。周恩来表示，还是按照过去的惯例，由少奇主持，陈云、邓小平赞同周恩来的意见。彭德怀坚持轮流主持，他说还是轮流主持好，这样可以发挥各人的创造性、发挥集体的智慧，能锻炼领导才干。刘少奇继续谦让“轮流主持吧”，发挥集体的智慧，能锻炼领导才干。经讨论，意见不统一。毛泽东最后说：意见不大统一，你们可以交换一下意见，此事以后再议。
会议结束后，高岗和邓小平从会议室出来两人相随而行去停车场路上，边走边谈。高岗说：主席去南方，中央工作还是轮流主持比较好。“少奇不怎么稳”。邓小平说：“还是少奇代理好。”高说：“把恩来推上来主持好不好？”邓说：“这两人比较还是少奇合适。”
据高岗身边工作人员说，高岗和邓小平交谈涉及人事仅此一次，并无什么“谈判”、“拉拢”、“交易”的过程。和陈云交谈就多啦。
高岗碰了软钉子后，虽然觉得邓小平不赞成他自己的意见，但没有在乎，认为小鱼翻不了大浪的。此时的高岗如日中天，根本没把邓放在眼里。实际上，毛泽东把高岗摆在调回中央的几个大区头头之上，邓小平不服气，有看法。他是西南大区的头头，又是长征过来的，也有淮海战役的功劳，放在高岗之下，自然不满意的。
高岗到停车场，没有坐他的车，坐陈云的车到陈云家，两人发生争吵。高岗质问陈云：“你怎么在会上又是另一个态度？”我高岗对你陈云是真心实意交换意见，将主席给我说的话都告诉你，你也表示同意主席的意见。今天你在会上跟着同意由刘少奇主持。你在与我研究时怎么说的，你也同意轮流嘛！你说这样可以体现集体领导，避免片面和错误。可到会议上就变了，你和我讲的话都忘了吗？你还让我在主席面前给你说好话，你让我怎么交待！陈云说：“我怎么知道老毛是怎么想的。”两人争得面红耳赤，不欢而散，“堡垒”开始裂缝。暴性子高岗回家后仍然非常气愤，他说：“主席从1942年开始就认为陈云右，说他是老牌机会主义，关键时他就拉稀，我还老给他在主席面前说好话。”
约12月16日，邓小平向毛泽东反映高岗“拉拢”、他搞“交易”的情况。邓小平知道高岗是能通天的人物，他小心翼翼地说：了解到高岗同志的一点情况(据老同志说是陈云透露的)，他认为问题严重，不知好不好说？毛泽东说你大胆地谈嘛，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嘛。邓小平说，高岗找他谈了对党和国家体制调整的意见，主要讲了高岗不赞成设总书记，赞成设副主席，要设副主席就多设几个。高岗对刘少奇不满意，说了刘少奇一些不好话，认为刘少奇不能当总书记，也不能当副主席。高岗说主席对周恩来也不满意。他主张林彪担任部长会议主席合适，他很推祟林彪，说了不少好话。
毛泽东说，高岗对人事难道就不可以讲吗？邓说有意见是可以讲的。但是，应该光明正大，当面讲，会议上讲，向党讲，而不应该背后随便不负责任的散布议论，高岗反对少奇、恩来同志，是打着主席的旗号。他说主席不满意、不信任刘少奇同志了，信任他高岗。这样的话，危害特别大，别人很难相信，也很难不信，因为不能来找主席核实。高岗找他正式谈判，要他和高采取共同行动，“一起拱倒刘少奇同志”。别的大区，他已做过工作了，得到林彪、彭德怀等支持。
邓小平还说，高岗反对刘少奇同志已经不是一天二天的事了。他来中央工作不久，就听到对刘少奇不利的议论，说刘少奇有“圈圈”。财经、组工会议，对刘少奇的议论甚至是“攻击”，更是公开的了。这里面饶漱石配合很紧，给人一种“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感觉。”“我劝高岗同志，少奇同志在党内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改变这样一种历史形成的地位不适当”。高岗鬼迷心窍，根本听不进去。
历史事实，高岗与邓小平所谓“谈判”，只有12月15日中央小会结束后，高、邓往停车场走时说的那几句，再没有找过邓小平谈判。是邓小平曾到过高岗家，研究过农村经济政策，提到中央体制问题，这是毛泽东让中央领导酝酿的，邓小平也同意轮流主持的。
事实上，高岗不满刘少奇的时间长了，前面已写到。七届二中全会以来，高岗和毛泽东对建国方略认识一致，而对刘少奇在建国方略上有分歧意见，毛泽东坚持社会主义，刘少奇宣传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这显然是两种不同的方向、路线。有相当一批中高级干部对刘有意见。毛泽东多次当面严厉批评刘少奇不按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办，另搞一套的错误。高岗不仅给毛泽东反映过刘少奇的右倾错误，应该说“向党讲”了。同时，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和会议上报告、讲话中，多次不点名地批评过刘少奇的观点，都是毛泽东批准发表的。1952年1月那篇文章就是集中的表现。
毛泽东问邓小平：你看高岗的最终目的是什么？邓小平说有个人图谋，他是想当总书记或第一副主席，还想当总理。他的胃口“大得很”。……
善于摸石头过河的陈云，获知毛泽东对刘少奇的态度改变的信息，陈云加之12月15日和高岗发生争吵，继邓小平之后(约17日)，征得毛泽东同意接谈，径直到毛泽东住处反映高岗找他交谈党和国家体制调整的看法并说了些出格的话，他认为有点“不正常”。他说，高岗讲主席打算让刘少奇搞议会，在谈到为减轻主席的负担，增设副主席还是设总书记时，高岗说他不赞成设总书记，赞成设副主席。他对刘少奇同志意见很大，说少奇政治上不成熟，“七大”以来犯了一系列的原则错误，是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他反对少奇当总书记，也反对当副主席。他说主席已经不满意周恩来，不信任刘少奇了，想叫林彪搞部长会议。如果要设副主席就多设几个，“你一个，我一个。”陈云说他当时不同意高岗的意见，才向主席反映。毛泽东反问道：你们过去一起长期工作，你认为他的主要“毛病是什么？”陈云说：高岗主要是自视甚高，居功骄傲，喜欢玩弄权术，老虎屁股摸不得……
毛泽东说，高岗的这个情况，我要“作点调查”。
陈云在毛泽东眼中有点“右”。1949年调中央管财经口，财经工作中存在严重错误，他应承担一定责任。财经会议期间，毛泽东名为“搬兵”，实要他到会说说话，认识错误，受点教育。
客观地说，建国初期，百废待兴，百业待举。各大区由于战争时期形成的体制，党政军集中于一体，确有底大不动，难以统一协调的困难，国库空虚，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财经工作中有些错误也是难免的。至于陈云高岗之间的关系，前面已说到，从西北到东北乃至到中央，从未发现裂迹。只在财经会议上涉及财经的错误，当然连带上扫了陈云一翅膀。在此前他俩共同商量“挪”刘少奇的位置，要设法帮助毛泽东解决好接班人问题，意见是一致的，也是按毛泽东意图的。令人难以想到陈云会把俩人商量的事情推在高岗一个人身上，成了拉拢陈云分裂党！篡夺最高权力的“罪状”。
邓小平、陈云反映后，毛泽东随即召见周恩来谈话时讲了陈邓向他反映高岗的问题后问道：你看对高岗如何处理？周说：我们党刚刚胜利，刚刚建国，目前最需要的是党内团结，带领人民开始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如果这个时候内部纷争，对我们的事情很不利呀。毛泽东说：“高岗主要反对你和少奇”。周说，高岗的错误主要是分裂党，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是利欲熏心的野心家。他的错误，带有一定的普遍意义和教育意义。我认为继续搜集他的材料，才能通过对他的处理教育广大党员和干部，达到党内团结的目的。否则，会使相当一部分同志对这场斗争误解，甚至抵触。
这就成了先定性后查证。
邓小平、陈云两人的奏本和周恩来的意见，对毛泽东的思想深处触动很大。18日，毛泽东召周恩来、陈云、邓小平谈话，19日，毛又召陈、邓谈话，当天派陈云南下沿高岗休假的路线，调查高岗与各地领导谈话情况，并打招呼。毛泽东不满刘、周是客观事实，想“挪”刘少奇的位置，易总理的打算是存在的。他当面对高岗讲过“组阁”的问题。至于谁来接替总理一职，高、陈议论过的。据老同志谈和从当时有关资料看，原先总理人选林彪、高岗是毛泽东考虑视线之内。高岗死后，从林彪平步走红、青云直上的历史看，证实了这一点。
在此之前，毛泽东已听到一些对刘少奇、周恩来和高岗的风言风语。特别是邓、陈对高岗搞活动、串联大区领导和军队将领的工作汇报，又联想到最近高岗在几宗事上，不听他的话，更引起毛泽东高度警觉。因为他知道陈、高关系一直很好；邓小平过去和高岗没有一块工作过，一个在东北，一个在华东和西南，没有私怨可言，邓小平虽然先到中央工作，时间也不长，两人关系还好，高岗对邓小平还是器重的，邓小平对高岗也是尊敬的，应该说这俩人反映的情况是客观的，可信的。经过前思后想，再三考虑，觉得高岗背着他在下面非议中央领导很恼火。毛泽东最反对背着他搞活动，对刘少奇、周恩来不满就是由此而来的。他认为高岗把他和高岗个别谈议的事当令箭，打上他的旗号搞串连，对他当面撒谎欺骗，弄得是非难辩，真假不分。毛泽东和刘少奇有分歧，是属思想、路线、方向上的认识问题，经过批评教育，并在财经、组工会上作过自我检讨，当面向毛承认错误，可以达到统一。高岗现在就这样搞，特别是和各大区领导和将领串联，危险性更大。此风不刹，说不定那一天搞到自己头上。此种担心有道理，也是必要的。建国后，毛泽东整人成了“瘾”，“谁不听他的话，他就要整谁”(邓小平语)。高岗不听毛泽东的话，挨整厄运势所难免了。
高岗获知邓小平、陈云向毛泽东报告了他的言行后，他又一次求见毛泽东为饶漱石说情解脱，实为他自己求救。
毛泽东说，我们上次已谈过一次，你又有什么急事要谈？
高岗说：最近有人要“整人”。刘少奇他们整饶漱石。邓小平、陈云背后说人的坏话，挑拨离间，制造磨擦。自我推荐饶漱石担任组织部长以来，有人不高兴，嫉妒我，说我的坏话。刘少奇、薄一波他们为排除异已，搞圈圈，巩固自己的山头，要整饶漱石同志，请求主席帮助“解脱”。饶漱石同志为了捍卫主席的路线而遭到刘少奇、安子文等人的打击报复，需要主席出面保护。不管他有什么错误，总比薄一波他们干净的多。饶漱石是忠于主席的，他多次对我说过，“在我们党内只有毛主席的方向才是唯一正确的方向”。他和我一样，对刘少奇同志并无个人私怨，而是不满他们站在资本家一边处处为资产阶级来考虑问题，主席多次批评少奇同志，“正是基于这一点”，“饶漱石才对刘少奇同志产生了看法。”
高岗言外之意近乎说明，他们反对刘少奇是跟你毛泽东一起反对的，是你支持反对的。
高岗替饶漱石说情后转入为他自己求救于毛泽东。他说，他们不仅对饶漱石下手，也想置我于死地。他们看到主席对我的重用、信任，便眼红嫉妒，不敢碰主席，在我身上做文章。
毛泽东明知故问：“有那么严重吗？”
“的确很严重，他们看到主席把我和饶漱石都安排到有实权的位置上，没有把他们的人安进去，恨之入骨。他们反对我和饶漱石并不是真正的目的，这是他们使出的‘清君侧’的花招。我个人去留都是小事，我为主席担心，怕他们把主席架空，他们想当曹操，让主席当汉献帝，有朝一日他们会遭害你呀！希望主席深思。”
现在的高岗痛哭流涕地叙说，毛主席来到陕北时，他正在危难之际，某些犯有“左”倾错误的领导同志，要置他于死地，主席没有见死不救，从生命危急的情况下搭救出来。没有主席的搭救，我早就去阴曹地府了。主席对我恩重如山，为报答主席的大恩，始终跟主席走，就是肝脑涂地，粉身碎骨，再所不惜。“维护主席在党的权威，带领全党走社会主义，才触犯了一些人。”他们已经暗中组织力量，对我和饶漱石下手，别人救不了，现在就靠“主席才有这个权威和力量。”他还说了些对陈云很难听的话。
高岗向毛泽东救命之恩和对毛的忠心耿耿未必不是发至肺腑之言。1935年陕北“肃反”中没有毛泽东和党中央的那次搭救和后来的器重，即使侥幸活下来，也不会活得快乐，更不可能升迁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位。
高岗求救的这番话，毛泽东听了有些反感，因为他已经发现高岗不大听他的话，并且听了邓小平、陈云的揭发后，正在找人调查、谈话、打招呼。但是，在高岗的求救下，对他不能不有所触动追忆往事和深思。也许回想起自从他带领中央红军爬雪山过草地奔波、疲惫不堪地到陕北有了“家”，安身立命、落地生根以来，到1948年离开陕北，是他夺天下的历史中居住时间最长的地方，也是毛泽东思想成熟、体系形成的黄金时代、黄金地方，写了大量著作，是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实验“圣地”，又是安静地坐在土窑洞指挥抗战和解放战争胜利的老根据地。他和高岗一块共事十来年，也是时间最长的时期。他们都是农民的儿子，从思想感情上、勤奋工作和革命志向，情投意合，上乎下应，协调融洽，没有发现高岗有什么不忠、不顺的思想行为，互相之间从未发生任何矛盾。
凡是经毛泽东搭救过的人都对他是最忠诚的。此时，高岗同刘少奇的矛盾，是方向上、道路上、正确与错误方面的分歧、也正是他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的分歧，也不排除与他自己支持高岗而抑制刘少奇有一定关系。毛泽东思索片刻后说：为人没做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不惊嘛，有什么可怕的，天不会塌下来，地不会陷下去，你先回去，让我调查考虑。并说：“你这二十多年来，不是跟某个人走，是跟党中央走，跟党的正确路线走，你要摆正党和领袖的关系。”
本来求救谈得不错，不识趣的武夫性格的高岗，在鬼使神差下突然冒出一句：“你是不是找饶漱石同志谈谈。”这下冲怒了毛泽东，他对饶漱石在组工会议上的做法和对他自己的顶碰就不满，怒气还耿耿于怀，对饶漱石很反感，更增加了毛泽东对高、饶的疑忌。他便生气地说：饶漱石有事，为什么他不来找我呢？你为什么代表饶漱石说话，我在北京，饶漱石也在北京，他有脚嘛，他为什么不直接来找我呢？在西藏还可以发电报嘛，偏要你找，又让我再找他，这不是奇怪的事？
高岗说：饶漱石同志认为只要把工作搞上去，就是对主席“最好的报告。”他接着讲了饶漱石和刘少奇共事多年，深知其人，他表面喊主席万岁，喊主席思想，实际他不听你的，你是知道的，他羽毛丰满了，会夺你的权。高岗还一再表示要保护饶漱石。
毛泽东批评高岗说：“你的羽毛还未丰满，就已经不把我放在眼里了”。听说东北到处挂你的照片，喊高主席万岁，不已经成了“东北王”了嘛。我已经讲过，你不要再搞刘少奇他们的“小动作”了，现在需要我们团结，齐心协力地工作，“你为什么不听啊！”
高岗说那是个别群众喊的，发现后很快让办公厅、宣传部制止。我们这些人长期在根据地、南征北战的武夫，不象一直在白区搞地下工作的人那样善于伪装，巧妙地掩盖自己的真相……毛泽东摆手打断高岗的话说，怎么又在背后议论别人。我早就给你讲：“有话在会上讲，摆在桌面上”，你对刘少奇同志有意见，有看法，我叫你们当面互相谈，为什么不能当着他的面谈，非要在我跟前说呢？这种作风不好，很要不得，“你若不改正，非跌大跤不可。”
毛泽东最后说：我送你一句话，叫“独坐防心”。我看你是有“野心”的。你不要当头，你的头就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不要当“阴”面的什么头。中国历史上有过“清君侧”。那个不过是幌子，凡清君侧者，大都想搞名堂，凡清君侧者几个有好下场？你要注意。他指出：“不要骄傲，不要逞英雄，要团结。”曹操说：夫英雄者，胸怀大志，腹有良谋。你的志不大，谋也不良。你把别人都打倒了，剩下不多几个孤家寡人，这个志还大得了吗？狭隘得很嘛。“你要反省，作自我批评。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希望你改，下决心改，切切实实改。”
从毛泽东最后对高岗说的这些话，对高岗的错误作了严厉的批评指出，也有保护之意。
1953年12月24日揭露高岗问题的前夕，也是笃信救命恩人的毛泽东、忠贞不渝拥护毛泽东的高岗，最后一次和毛泽东单独谈话后，犹豫地离开了丰泽园这个康熙皇帝讲礼的地方。毛泽东思绪万千地目送高岗出门后，他自言自语：要党和国家的团结？要高饶？看来毛泽东在高、饶问题上伤透了脑筋。
自此，他俩二十年的革命友谊关系拉倒，荡然无存了，高岗不仅“跌了大跤”，而且像绷急一样掉下，跌入“阴曹”。
中央红军长征途中，损兵折将，连毛泽东的两个孩子都流落乡间，杳无影踪，部队力量单薄，无后勤给养，饥寒交迫，没有立脚之地，前途茫茫的时候，到达陕北落脚站稳。党务委员会对刘志丹、高岗平反中还留了一条尾巴，高岗头上还戴着“右倾取消主义”和“对反革命自由主义”的两顶帽子，他锐气不馁，无悔无怨，日夜奔波，筹款扩兵，使中央红军重振军威，东山再起。之后高岗率几乎是空架子的骑兵团开到陕甘宁蒙边招兵买马，开创根据地，中央机关在瓦窑堡被敌人几面“围剿”，昼夜不宁，不敢住扎，周恩来险些被敌俘，迁到陕甘宁蒙边的保安县。中央机关在保安驻扎期间，高岗东打西战，为保卫党中央、毛泽东主席的安全，险些丧命于反动分子暗算手里；中央机关迁往延安时，他是打前站的，选择住址，部署安全工作后，又不放心，怕有闪失，返回保安接护中央机关和毛泽东到延安。因为他对这一带人、地、路熟。对保卫中央、毛泽东的确尽了最大努力，费了心血。抗战时期，为保卫边区、保卫西北、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建设模范根据地做出了巨大贡献，为新中国成立奠定了雏形。解放战争时期，他到东北和其他领导一起创建根据地、扩大军队，解放东北，支援华北和解放全国又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建国后，在建设东北、帮助关内、支援抗美援朝和三反五反等劳绩，举世瞩目，名扬中外。开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他坚定不移地向社会主义过渡，要在东北创立中国式的“苏维埃社会主义样板”，是毛泽东极积支持的，也是中共乃至全党全国认定苏联是榜样，又是毛泽东抑制刘少奇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一员干将；调到中央工作后，毛泽东说他是难得的加强中央委员会工作的“干练领导”。
五十年代的现实，就是今天的历史。过去任何一次政治运动，它不可能都是对的，肯定有错的，有对的。斗争高岗亦如此。问题是应如何正确对待历史人物，以实事求是为思想路线的执政党，以史为鉴，该肯定的肯定，该否定的否定，这是对待历史人物的正确之要。
1953年发生的几件事，导致毛泽东产生疑忌，戏剧性地顷刻之间，变换命题，高岗变成了阶级敌人和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但从他的一生的言行中找不到什么“代理”敌对阶级方面的什么东西，找不到对共产党、毛泽东有任何不满的东西。他就是站在毛泽东一边，按照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路线，反对刘少奇当时的右倾错误，是地地道道的、不折不扣的无产阶级的“代理”人，倒霉还就倒霉在他跟毛泽东思想太紧，引起了个别人眼红、嫉妒，得罪了一些人。嫉妒是条毒蛇，它会使人变得狠毒。不幸的是中共领导中，竟然有人出现这种不良的心态，非把嫉妒的人打倒、整死而后快。就连邓小平所作的指控高饶的报告中，也找不到反对党、反党中央、反对毛泽东的只言片语，在周恩来的“发言提纲”里也没有见高岗说过毛泽东的“不是”的话。反而把毛泽东和高岗谈话个别观点嫁接在高岗头上，刘少奇的一些观点又说成高岗的观点。反对刘少奇的也就是在当时那些所谓“右倾”错误而已，挪挪位置，并非打倒。毛泽东曾问高岗：刘少奇是什么性质的？高岗说：“党内问题。”
高岗替饶漱石说情和为自己求救挨批评之后，饶漱石也带着双重任务，直接到毛泽东处，一方面为自己求救，一方面替高岗说情。毛泽东对饶漱石讲了加强团结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要饶和高划清界限，不要再跟高岗跑。饶漱石深思良久说；高岗犯了什么大不了的错误，他无非是向中央提了些建议嘛，即使是错误的建议，也不值得兴师动众。说高岗搞分裂，还是他们搞分裂？“主席，我真不明白你是怎么想的，高岗同志对你忠心耿耿，那一点对不起你。当年中央红军到陕北时，你最清楚，那是个什么样子，他为支持中央红军，保卫党中央、保卫你的安全，得罪了地方反动势力，差点丢了性命，难道你不知道？”毛泽东说：过去的功劳不能抵消现在的错误，你们要打倒刘少奇等“一大批干部”(所谓“一大批”是写“启事”的人)，这不是分裂党是什么？饶说，那他们要打倒我们就不是分裂吗？这就是毛泽东在1955年党代会上说的：“饶漱石直到最后还要保高岗，抱得很紧。”
高岗、饶漱石互相向毛泽东说情求救，成了定性“高饶联盟”的一条证据。
现在介绍一下高、饶是怎么搅在一起的。饶漱石本来是刘少奇器重的人，他俩在满洲省、新四军一搭共过事。
饶漱石是江西临川人，生于1903年，比高岗长两岁，1924年加入共青团，1926年转党，和高岗同年入团、党。大革命时期，他曾在东北、浙西从事青年工作。1929年任青年团满洲省委书记(刘少奇被捕后)代理中共满洲省委书记。1932年任上海联合工会主席兼中华全国工会秘书长，全国总工会上海执行局党团书记。临时中央局撤出上海后，他被派往苏联学习，并担任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抗战爆发后，他回国任中央华东局副书记。1941年，随新四军转移途中，遭遇“皖南事变”，项英牺牲后，他代理华东局书记兼新四军政委，1945年兼任山东军区政委。“七大”被选为中央委员。1948年任华东局书记，华东军区政委。建国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华东局第一书记。1952年冬任国家计委委员，1953年春任中央组织部部长。
建国前，高、饶并不十分熟悉，也没什么交情，更无私交。1946年，饶漱石在北平军调部工作时担任顾问，期间曾到东北了解执行停战情况，他赞成高岗的意见，对刘少奇支持彭真锦西会战和守长春，保四平的决定有看法，这是高饶产生共识之始，后来实践证明高岗看法是对的，饶对高就另眼相看了。
1952年，毛泽东带杨尚昆、罗瑞卿到华东视察，听取饶漱石汇报华东地区通货膨胀，物资紧缺，经济不景气的情况。毛泽东让饶漱石去东北“取经”，说东北的经济搞得好，你和高岗同志谈谈经济问题。此后饶漱石和妻子陆璀来大连休假的时，恰好高岗和妻子李力群也在大连休息，还有从北京来这休息的何香凝、葵畅和张鼎承、胡乔木等。一天，高岗去看望饶漱石时，饶对高岗讲：“毛主席对我讲东北经济建设搞得好，叫我向你‘取经’，你要无保留的给我介绍。”高岗说：“很不够，还要努力……”他陪饶漱石参观了一些地方，介绍了东北政治、经济建设的情况。大连市在解放战争时期做出过巨大贡献的著名城市，生产出大量炮弹和服装等军用物资和民用产品，对东北和华北、华东支援很大。饶漱石看到城市面貌改变，市场繁荣，人心安定，男人西装革履，女人衣裙鲜丽，到处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的繁华景象。他看到高岗的威望也很高，在东北的干部、群众中有一种敬畏的尊重，到处看到办公室挂着高岗的大照片(在建国初中央正副主席有挂像)，到处看到响应高主席的号召，建设新东北的巨幅标语。饶漱石通过耳闻目睹后，对东北成就啧啧赞叹，对高产生了敬仰羡慕之情。他向时任大连市委副书记陈伯村了解东北的经验。他回到华东大讲东北的成就和高岗的功绩，推广东北的经验。不过，当时全国都在学习东北，连高岗领导学习毛主席著作经验向全国推广。难怪后来有人说：要说高饶有个“联盟”，最先是毛泽东介绍的。
饶漱石任中央组织部长，是高岗推荐，毛泽东、刘少奇同意的。饶到京工作看到了毛泽东对刘少奇不满意、不信任的情况，他对刘少奇的右倾观点原来就有些不满意，自然和高岗的观点合拍，不谋而合，从方向、路线上和思想认识上，把他们俩搅混到一起，从客观事实来看，有没有个“反党联盟”，硬要说有个“联盟”，其实倒不如叫“反刘联盟”还有点影子。加之他们认为中央有关要核部门实权长期掌握在所谓“白区党”、“地下党”一个山头上的人手里，以及“两组名单”嫁祸于人等问题，更加把高、饶推到一起。
邓小平、陈云揭发高岗的问题后，毛泽东遂排出谈话人名单，进行调查了解。
先后找许多人谈话，打招呼，搞调查。他按排出的名单，分别找罗瑞卿、陈毅、彭德怀、谭震林、叶剑英、贺龙、刘伯承、朱德、谭政等军队将领和邓小平、陈云、刘少奇、周恩来等党政领导20多人谈话，其中邓小平、陈云、彭德怀、陈毅等反复谈了几次，扭转他们对高、饶的看法，不要跟高岗跑，不要上高岗的当。
罗瑞卿被召至丰泽园，毛泽东问罗：高岗同志休假到华东、中南转一圈，你知道他讲了些什么？罗说：听说他讲的还是那老一套，什么“枪杆子创造党”，“天下是枪杆子打下来的”，刘少奇要坚持“私有制”等观点。其实，罗在私下和高岗也谈论过这些观点。毛泽东以先声夺人式说，原来他早就有那些高论，看来你也不赞成他的观点。这就好，遇到问题多用脑子思考一下，看他究竟要干什么。“脑袋这个东西是专门用来想问题的而不是只吃饭”。
毛泽东问罗瑞卿：你说我退居二线，“中央一线工作谁来主持较好？”罗说：“主席退居二线，应该由少奇主持较好。不过最近对刘少奇很不利，威信受到影响，是不是……”毛抢先打断罗瑞卿的话说，不就是高岗、饶漱石他们说的那些吗？我看你的鼻子不灵。世界上的人睡觉，有的睡在床上，有的睡在鼓里，我看你就睡在鼓里。你知道有人搞阴谋诡计，在北京组织地下司令部吗？罗说不知道。我知道你就不知道？你们说拥护我这面旗帜，为什么听到这些话，不问问旗帜，这些是真是假就相信呢？现在，我正式告诉你，搞阴谋，组织地下司令部的，不是别人，就是高岗。他要在我退居二线时，想当总书记或副主席。他对陈云讲，党的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他放风说他赞成林彪当部长会议主席，你认为他真拥护林彪吗？到时候林彪就没有了，他就把林彪撇开了，他只要打倒刘少奇？是要打倒我，也会打倒林彪。
罗瑞卿原先和高岗的关系较好，据说“两组名单”也向罗瑞卿透露，曾议论过刘少奇的错误言论。他眦瞪着双眼，精神紧张地听完毛泽东的批评和谈话，才慢慢精神松驰下来，仍有点紧张地说：主席是给我打招呼？毛泽东严肃地说：不但是给你打，也想通过你这个公安部长给大家打，“叫大家不要上高岗的当”。这个人还欺骗了一些干部，要把这些干部夺回来。我们党的历次党代会围绕着人事都会有风波，这是规律，古今皆有。停一会儿后说，我说的这些话，暂时保密，你心里有数就行了。再过几天，我们要到杭州去，“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罗说我给浙江省公安厅打招呼，做好准备。毛说，咱们临走前，政治局还要开会，到时候，你也参加会议。
罗瑞卿明白了主席召他谈话的严重性，他表示：请主席放心，“不管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保证是主席的最忠诚的卫士，你指向那里，我就打到那里，即使粉身碎骨，也保证绝不后退！”
毛泽东听了罗瑞卿的表态后说，我将看你的行动，并嘱托罗将谈话可以转达林彪、聂荣臻，不要向高岗讲。因为他知道罗与高的关系，知道罗与自己的关系。罗瑞卿受宠若惊，回去立即以非常严峻的形势，亲自抓了一个办公室，经毛泽东批准，负责对全国军队与之有关的电话监听、监控、侦察，指使部下用公安侦察手段挖了一些材料，以对付“地下司令部”可能造成的突发事件。
约12月20日，毛泽东通知刘少奇、周恩来等来丰泽园。毛泽东用极低沉声音说，陈云、邓小平反映高岗最近找他们谈话，“主要反对你们两个”。“高风不高，饶不饶人”。他将陈、邓两人反映高岗的问题叙述后说：对高岗的问题要解决，并提出三种办法：个别谈话，他认识到了，作自我批评，写个检讨，这样最好；开会批评整风，让他威风扫地，羞于见人，没有市场，促使他痛改前非；再不行，只好采取断然措施了。
刘、周分别讲了要严肃处理高岗的意见。刘少奇首先发言，把高岗、饶漱石在财经、组工会议和与各大区领导之间串连以及南下休假活动的情况作了介绍，并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这是个野心家，他搞的“清君侧”，企图篡党、篡军、篡政。对于这样的人，不管他过去资格多老，功劳多大，地位多高，都不能手软，按照党章的原则，“应予严肃处理”。
从毛泽东提出的三条办法中一、二两种看，对高岗还是批评、教育、挽救而不是打倒。
12月24日前的一天下午，毛泽东召集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开会商量解决高岗的问题。他以自责的口气说，这个问题我也感到意外。看来识别一个人很不容易。根据工作需要，中央对高岗、饶漱石是信任的，重用的。但他们仍然不满意，竟然搞起阴谋活动。这个问题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不彻底解决他们的问题，就会“毁掉一批干部”。“大家商量一下，怎样处理这个问题”。
有人提出根据陈云建议先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解决他们的问题，把薄一波也扩大进来，财经会议上他们把薄一波整的太过火了。
毛泽东极为反感地说：“不要因这个会，否定那个会，各有各的帐！”
奇怪的是，那个所谓的“肃反专家”反手为云，复手为雨的两面派康生，曾多次告刘少奇是“叛徒集团”的头子。他在发言时说，这次斗争是高岗他“自己挑起来的”。康生趁此机会正好对高岗发泄不满和报复1943年延安整风审干中高岗向毛泽东反映“抢救运动”偏差问题而受到批评的仇。毛泽东要高岗向饶漱石转达启用康生，高岗讲了不同的看法，也传到康生的耳朵里，更增加了对高饶的仇恨。
毛泽东听完大家的发言，决定对高、饶进行审查处理。他说，对高岗这个人，我也没看准。对于他们进行阴谋活动，开始我也不知道，知道后感到吃惊。接着，他把高、饶找他谈话的过程和主要情况叙说一遍。
值得注意的是，他强调指出：揭发高岗、饶漱石二同志还要坚持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公式，力争把他们“挽救过来”。这两位同志过去是有功劳的，不要全盘否定。开春决定的几件事，有些没有完成，如全国人代会、党代会(刘少奇负责的)。朝鲜停战协议签字了(彭总负责的)，“一五”计划制定了(高岗负责的)。彭总、高岗有功劳，“苏联援助的项目有七十多项上马，中央和地方建设的大中型项目三千一百多个全面铺开。”国家计委的方针是“万马奔腾，四马当先”，就是动力，原材料，煤电、水泥、钢材当先。这就是他说的53年工作“一半一半”。这实际是对高岗、彭总1953年工作给予肯定，对刘少奇不点名地批评。
毛泽东在谈到那份“两组名单”时，他泛指出中央的“老鼠屎，不止一粒，害群之马，也不止一匹。”他谈到陕北对他有一种“特殊感情”。他说1935年中央红军初到陕北那是个什么样的队伍，身上烂衣破衫，有的连脚下的草鞋都不齐，几个人一支枪，每支枪不足十发子弹。人地两生，没有后勤供养，吃饭靠打土豪临时解决。是谁救了中央红军？是陕北红军，是刘志丹、高岗、徐海东。他们听到中央红军来了，热情欢迎，给枪给物，给钱给粮，中央红军到陕北最困难的时候，多亏了陕北红军借给我们5千大洋呢，那几千元钱，可是为我们帮了大忙！解决了燃眉之急，不象张国焘仗四方面军有几万人，想一口吃掉中央红军。陕北汉子热情厚道，陕北红军归中央统一指挥，打仗勇敢，恩来可以作证，少奇也清楚。如果陕北红军不接纳，我们只好继续北上，过蒙古沙漠、外蒙草原，跑到苏联组织流亡政府了。果真那样，大家想一想，后来中国革命发展如何？恐怕至今还被分割几块小根据地，被日伪和国民党一次次“围剿”。他又说，我在陕北住了十三年，创造了全国许多根据地，指挥武装斗争。中国革命从“陕北走向全国，走向全面胜利”。刘志丹牺牲后，只剩下高岗，还有习仲勋算一个，徐海东算半个，他刚从南方来的。高岗在陕甘宁边区根据地建设有功绩，在东北解放区有功绩，抗美援朝有功绩……当然，解决他们的问题，主要是批评和教育，开展斗争是完全必要的。你刘少奇的错误不算不严重，我只给批评，不给处分。恩来的错误更严重，我也只给批评嘛，对高岗也是这样。经过批评教育，只要他承认错误，愿意改正，既往不咎(据杨芝芳、张秀山访谈记录)。
毛泽东建议在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基础上，着手准备材料，解决高岗、饶漱石的问题，然后通过一个增强党的团结的决定，“使大家都受到一次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这就是杨尚昆回忆说毛主席对他说：批高是“过关”而已。
朱德赞成毛泽东的方案说：“对！就要这一条。我们斗来斗去要斗出团结来，达不到这个目的，岂不变成了内讧吗？象太平天国后期那样吗？”刘、周表示也赞同毛泽东的意见。但刘少奇说了一句：对高饶搞“小集团”不能放过。
决定做出后，毛泽东交待由刘少奇、周恩来负责解决。刘少奇一听两眼大瞪，对中央的五号人物处理毛不参加，他感到有些为难。最后商量定先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由毛泽东讲一讲，比较稳妥。
1953年12月24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是决定高岗命运的一次关键会议。政治局委员全部出席，还有谭震林、陈毅、薄一波、邓小平、罗瑞卿等列席会议。
今天的高岗走进会议室看到气氛不对劲，坐在沙发上一动不动，一支接一支吸烟，一改往常一进会场和这个寒暄，跟那个接谈，谈笑风生，爱走动走动，喜欢说个笑话，别人讲话时他插几句的习惯。他平易近人，生性较好，工余时间，和工作人打篮球、玩下棋、聊天、询问工作和生活情况，与人相处融洽，没有高干架子。玩麻将、下棋输了照样钻桌子。逢年过节，嘻嘻哈哈，不分高低，十分活跃、欢快。
据曾经在中南海服务员李某谈高岗时说，毛泽东、高岗、彭德怀参加会议时，要在他们的茶杯里多放些茶叶。高岗素有爱直视人的习惯，给高岗倒水时被他看得很心慌。他问高岗同志：“你看我怎么了？高主席老盯我看……”高岗同志说：“没什么，每次来新人，都要盯住看几眼，再见就认识了。”高岗开会时嗑瓜子，抽烟最凶。特意在高岗座位的茶几上多放一筒纸烟，因一筒不够就要及时接上。他进会议室一坐下先不动茶，先抓那个中华烟筒，有时不等坐下便拿过烟筒，一支接着一支抽烟，只点一次火，都是透屁股烟，烟巴也在缸里冒尖，连烟灰缸里也冒起火。高岗坐过的位置也最难打扫，烟灰烟巴到处有，踩在地板上，扫不净，必须用拖把拖。后来有人嫌他吸烟，不吸烟的人有意见，增放糖果瓜子。高岗吸烟不误吃糖、瓜子。又吃糖、又嗑瓜子，吸烟照常，手嘴很忙碌的，象进行一项什么伟大事业一般。会议气氛紧张，他的烟灰、瓜子皮到处乱飞，有时落到别人身上。周总理、李富春直到散会时说：“咦！我身上那来的这么多瓜子皮？”高才恍悟道：“怎么吐到你身上了？糟糕呢……”服务员在清理会场时报怨说：“高主席抽烟像逮鬼子汉奸，又凶又狠；吃瓜子像八路军攻城，又快又猛。”这和高岗正年富力强，心高气盛，精力充沛，身体健康，生性又不拘小节有关。
毛泽东说；今天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主要定一下我休假期间，谁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事情，还有其它问题议一下。
他说：53年工作的基本情况，“成功率只有50分，一半一半”(即停战协议、5年计划完成，党代会、人代会未开)。53年工作不顺利，问题出在中央，出在党内，有些会议搞得乌烟瘴气。毛泽东严肃地指出刘少奇的右倾表现有三点(即确保私有、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走向社会主义)，还指出了合作化和周恩来的新税制等错误。刘、周表示了检讨的态度，说自己有错误和责任。毛泽东继续讲到，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允许干部犯错误，更要允许干部改正错误。我们既要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一道工作，也要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并且实践证明是错了的人一道工作”。批评了在财经、组工会议期间的错误(指高饶)，以及扩散“两组名单”的错误。
接着提出他要去杭州休假，到那里起草宪法草案。他外出后由“谁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请大家讨论一下。”
刘少奇发言：我的意见，由书记处几个同志轮流主持，或者由恩来同志主持。
周恩来说：还是由少奇同志主持吧。
朱德赞成刘少奇的“轮流主持”的意见。
按排名次序挨高岗表态了，他说我赞成少奇同志的意见，由书记处同志轮流主持。轮流好，可以加强集体领导，锻炼干部才能，发挥各人的积极性，创造性。
高岗同意刘少奇的意见，是无可非议的，早在春季就准备依苏联部长会议轮流主持的办法。况且在12月15日中央讨论这个问题时悬而未决。按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毛泽东提出让大家讨论，都有发表自己意见的权利。却有人说：高岗有意贬低刘少奇；有人说：高岗暴露了不可告人的目的。
彭德怀、彭真等同意周恩来的意见，赞成刘少奇主持。
谁也没有料到那个两面派的康生表演的淋漓尽致，惟妙惟肖。早在华东工作时就写信向毛泽东告刘少奇。在这次会议前不久，见不少人对刘少奇右倾观点不满，在毛泽东跟前失势，他亲自到毛泽东那里反映刘少奇指使薄一波、安子文等“反共启事”和搞资本主义等问题，他的卑劣目的直到文革打倒刘少奇才达到。他被毛泽东谈话打招呼，并启用了这个“专家”插手查高饶的问题。现在这个典型的两面派，看到报复高饶私怨的时机到了，赶紧落井下石。他不仅赞成刘少奇主持，还批评高岗的意见“片面”。一向主张轮流主持的彭德怀听了毛泽东和邓小平打招呼谈话后也赞成刘少奇主持，气的高岗眼里冒火。会后高岗质问过彭德怀，并发生了争吵。高岗说：你原来一直坚持轮流主持，怎么又支持周恩来的意见呢？彭德怀说：这是我的权利嘛。高岗哪能知道毛泽东和邓小平给彭德怀做了争取过去的工作。
最后决定毛泽东南方休假期间，由刘少奇代理主持中央工作。
毛泽东再次测试刘、高方面的力量的对比，使高岗也知道力量对比的底子。高岗对和他关系好，且在挪动刘少奇位置和轮流主持中央工作意见一致，共同策进的一文(陈云)一武(彭总)两员大将失望了。
毛泽东最后交代书记处抓一抓“党内团结”的问题，可以搞一个增强党内团结的决议，对全党加强团结方面的教育。
他面孔冷峻，话锋一转，态度严肃地说：“北京城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这个司令部是刮阳风，烧阳火；第二个司令部以别人为首的地下司令部，这个司令部是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水。”我多次讲过，全党同志必须团结在党中央周围，任何破坏团结的行为都是罪恶。只要共产党人团结一致，任何强大的敌人，任何困难的环境都向我们投降的。要不要团结，关键是要不要革命的问题。他还说，这两个司令部，颐年堂可罗雀，东交民巷8号车水马龙。他打着手势说，中央的风这么吹，他的风却那么吹，其目的就是要刮倒阳风，灭掉阳火，要打倒一批人。我们大家要注意。他脸转向高岗说：我的话，你赞成不赞成。高表示：赞成。毛泽东气忿忿地离座而走。
毛泽东的180度大转弯，是高岗始料未及的，正是狡猾的林彪在杭州对高岗说：“也得当心点，事情复杂，人更复杂。”
高岗才真正感到大难降临了，犹如五雷劈顶，踏着沉重的脚步离开会场，灰溜溜的乘车回家，思绪万千，陷入茫然困惑之间，想来想去，自己给人当了“枪手”，“上当了”。现在对高岗来说，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正是“天要塌下来了，地要陷下去了”。他的政治生命面临零界点的危险。
高岗回到家里，瘫痪在床上，翻来覆去的想，怎么成了这个情况？怎么成了“地下司令部”？刮阴风，烧阴火，地下水？风源、火源、水源，不都是从你毛泽东那里来的吗？使他痛悔不已，悔自己过于自信，也悔自己轻信毛泽东、陈云、彭德怀等。
他想来想去能救自己的只有毛泽东有这个权威。他想通过原来和自己关系好的罗瑞卿陪毛泽东去南方的机会，为他做点工作，说几句好话。他那里知道毛泽东已给罗打过“招呼”，夺了过去。
高岗信任罗瑞卿，罗对高也是尊敬的，尊崇高岗对平津战役部署调整的建议和东北工作的成绩。高岗和罗瑞卿交谈“两组名单”时，一致认为刘少奇、薄一波、安子文用巧妙方法，排挤毛主席的力量，罗向高出主意要搜集各方面的反映和材料，直报主席。
高岗随即给罗瑞卿打电话告诉，他有事要到罗瑞卿家去谈。罗瑞卿说，有事我抽时间到你那去。高岗说：好，工作忙也抽时间来一趟，我有重要事情要谈。
几天前，罗瑞卿受到毛泽东的批评，又给他透露了高岗的问题。刚结束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说东交民巷车水马龙，近乎点了高岗的名，到高岗家去怕把自己陷进去，不去又不合适？他决定先给毛泽东汇报。罗瑞卿乘车来到中南海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问：“他说有什么事？”
“他没说。”罗说，我答应抽时间到他家里去谈。
“那你快去一趟，看他说什么，这个人个性刚强，我担心他在形势对他不利的时候要胡来，甚至铤而走险。”
罗瑞卿驱车来到东交民巷高岗家，高亲自到门外迎候，并说：我还以为你不会来的。回家坐定后，高岗说：瑞卿啊，你会相信我是清白的。“毛主席总会有一天认识我高岗才是忠于他的。其余那些人靠不住啊！主席对我误解了，完全误解了。”
罗瑞卿说，你应相信毛主席的远见。
高岗是一个刚愎自用的人。他知道罗瑞卿和毛泽东接近多，关系也好且深得毛泽东的信任。想通过罗瑞卿向毛泽东给他说情，又不愿落个求人说情的名堂。
深思一会儿，他把话题转到为关心毛泽东的安全问题方面，也想表明他对毛泽东的忠心。他说，好了，我们不谈这个了。我现在考虑的是，一定要保护好主席的安全。你随主席外出，责任重大。你要很好的注意主席的安全和健康。毛主席的安全和健康是第一件大事。你可一定要注意呀！你要记住，毛主席检查身体时，你在附近不离左右地看着，不要马虎，千万不要马虎。
高岗的担心不无道理，他把自己的命运完全寄希望于毛泽东身上，他认为自己紧跟毛泽东，才引起别人的嫉妒、眼睛发红，联手反对自己的客观事实。毛泽东有个三长两短，他自己一点希望也没有了。
罗瑞卿说：高主席你放心，我记住了，一定照办，我会注意主席的安全和健康的，主席检查身体时，我不会离开。
高岗把话题又转到国家大事上。他说毛主席去杭州主持起草宪法，这可是国家的大事啊，有了宪法，就要召开第一次全国人代会，国家的体制就要变动了，你转告毛主席，要成立部长会议，部长会议主席我建议由林彪担任。
罗瑞卿听得心里失笑，高岗也是睡在“鼓里”的人，人家已经决定处理你，还谈这些有啥用。罗说，设部长会议主席的事，毛主席会考虑的，我们说多了效果不一定好吧。高岗说不见得吧，中央让酝酿讨论，主席还没有表态。
罗瑞卿告辞高岗，离开东交民巷径直到中南海向毛泽东如实报告了他和高岗谈话的内容。
毛泽东认真听取了罗的汇报后说：“我们走我们的吧，北京的事交少奇，恩来办吧，他们会把这些事处理好的。”还说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他们北京斗争，我们南方休息，回来收拾战场。”
当晚，毛泽东动身到杭州去。火车停在前门车站，所带的东西已搬上车箱。随车去的人和警卫连共80多人待命出发，其中一个卫士拉肚子，抱着肚子乱转，实在憋不住了，见毛泽东未到，跑到墙拐角刚蹲下正喷扬一地，毛泽东的小车恰好风驰电制到了，毛泽东一下汽车就匆匆上火车，火车即开动，从下汽车到上火车不足一分钟，那位拉稀的战士看到小车时，赶紧提着裤子便向火车跑来，车已经启动走了，他被丢下。毛泽东出行的路线、地点和警卫方案他知道一些，丢下他就有泄露的可能。警卫连即报告领导，当即将那位战士监护起来。之后，杨尚昆令其随毛泽东信专机送到杭州。当江青获知毛出巡，乘车赶到车站送行，火车已经出站，空跑了一趟。
毛泽东到杭州在山上转悠时碰见一座庙，庙里只住一个瞎一只眼和尚，供桌台上放个签筒，毛泽东让摄影记者候波替他“抽一签”，侯顺手抽出一支竹签，拿来和签簿对看，意思是：命不好，家里门外都不安宁。恰好应验了毛泽东当时的处境，家里江青正在闹矛盾，家外高岗搞“阴谋”活动。毛泽东看了签词后哈哈大笑起来。
毛泽东怀疑刘少奇历史曾让高岗查刘少奇的历史问题，并支持反对刘少奇，现在又决定把解决高岗的问题的大权授予刘少奇等人。刘少奇手握上方宝剑，立即成立专案组并代表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宣布：周恩来、李富春、康生负责查处工作。长期闲置的两面派能手康生有了用武之地。“轴承脖子弹簧腰，头上装着顺风标；嘴尖齿利猴腮脸，测风察雨观气候；阴谋暗算量肥瘦，东张西望费神劳”的康生，向来是借风驶舵，趁人之危，或者是溜尻拍马，或者是捏造罪名，踩着别人的脖子往上爬，是他惯用伎俩。他在共产国际工作期间，正是斯大林搞大整肃期间，学会了整人的手段，回国后依苏联办法搞打压不同意见者。
1937年，他和王明回国前一起在莫斯科会见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当时季对中共所讲的意见，他俩回到延安密不透气。只传达了斯大林的抗战要“服从统一战线”观点，并捞到政治局委员头街。1943年整风审于中搬用苏联办法乱整人。他本来和王明是一脉相承的人，回来后见毛泽东对王明不满，他与王翻了脸。1945年中共七大会议期间，他觉察到气候对他不利，因延安整风和审干中搞“左”的那一套，伤害了无辜，为保住中央委员的位子，去各代表团活动。出席“七大”的代表团陕甘宁边区代表团人数最多，加之1943年整风审干后，有许多高干对他有意见，他以推测和逼供的“假供”材料定性，与高岗产生了矛盾。所以，他担心选票失落，专门到边区代表团表功，不知耻地说他早在莫斯科就一惯反对王明，拥护毛泽东为领袖。他知道高岗是王明路线的受害者，有意见，他自己觉得他在毛泽东和一批高干中失掉威信，便跑到高岗的房子哭鼻流涕，说一贯反对王明的，表明他在延安整风中的功劳，真是卑劣至极。后来经过毛泽东做工作，王明被选为中央委员，康生保住了政治局委员的头街。六十年代初，刘少奇得势时，康生巴结得不得了，亲手修改《论共产党员修养》再次出版。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刘少奇遭遇劫难时，他又说是“黑修养”，不讲“无产阶级专政”。揭批高饶和习贾刘、彭高习集团时的康生，红的发紫，唾沫星子能点着火，给毛主席递个纸条就成“最高指示”，成了抓“走卒”、“爪牙”“叛徒”、“走资派”和挖“黑线”、定“三反分子”的头子，对挖刘少奇的“罪证”更是绞尽脑汁，无所用其极。赵健民，1959年在山东当副省长时，因说实话被舒同等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掉职务，七千人大会平反后调云南工作。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云南省是党政军受冲击较严重的地方，冲击军区，揪斗闫红彦，一片混乱局面。此时赵担任云南省省长，他回中央汇报情况，说工厂停产，学校停课，机关瘫痪，这怎么行呢？在汇报中康生说：“你放毒，叛徒才骗人。你在国民党监狱里是怎样自首的？”赵说：“我根本没有自首过！”康生说：“凭我四十年的经验，我有这个敏感，一眼就看出你是叛徒。”这样就把赵健民送进了监牢。据资料说，文革中云南省被批斗的党员、干部10万多人，致死1.4万多人，打残3.85万多人，株连的人数更多。军区司令闫红彦死于文革中，死因一直未搞清。
康生在过去挖敌特方面做了一定工作，但负面作用很大，他一贯凭“敏感”、“推理”、“刑讯逼供”定案，不知迫害了多少人。延安整风审干搞抢救运动中，晋绥土改中和文革中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逼死、批斗的人无数。
康生对江青巴结的不得了，凭借江青这个阶梯往上爬。见毛泽东说江青有野心，加之《红都女皇》一书出来后，败露了天机，引起风波。康生见形势不妙，江青靠不住了，为洗清自己，赶紧指使王海蓉、唐闻生向毛主席反映，江青是叛徒，徐明清、王观澜知道。江青是不是叛徒，说法颇多，徐明清不承认她清楚。
1953年末，测风察雨观气候，隐身只缘目光灵的康生，为自己往上爬打底垫，观察到毛泽东视角倚重刘少奇。于是，他摇身一变，挖掘高饶“反党篡权”的“罪证”，凭推测、敏感、分析手法极尽“肃反专家”之能事，无限上纲上线，这是他驾轻就熟的工作，马到成功。1959年批“彭黄张周集团”时，积极的不得了，《红旗》杂志发表批判文章。1962年，为打“西北山头”，以《刘志丹》为突破口，大反“翻案风。”文革中用尽吃奶的力气挖掘刘少奇的罪证，把高岗曾经反对刘少奇而被定罪的东西搬用到定罪刘少奇案里。
毛泽东到杭州刘庄下榻。他带一批秀才有胡乔木、陈伯达、田家英等起草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北京虽有刘少奇坐镇代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仍受毛泽东遥控指挥。由杨尚昆乘专机来往北京一杭州上呈下传联络。
毛泽东对处理高、饶问题很伤脑筋。他知道高岗反对刘少奇的右倾错误和“挪”动位置，与他自己有关系，是无法避免的事实，处境为难，于是，他有意躲开比较超脱。
其时，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冶金工业部长捷沃西安，来中国参加鞍钢三大工程改建落成典礼，高岗不想去，李富春、贾拓夫争着要陪同捷沃参加典礼。1953年12月17日，高岗就此事和周恩来商量，高说不管他俩谁去一个，我就不去了。周说就你去，从地方来说，你是东北一把手，你得出席，谁也不能代替。从中央来说，你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可以代表中央，中央不再派人了。从外交礼节来讲，你陪同捷沃西安是对等的。并嘱高岗在讲话中可以代表毛主席表示祝贺，他们的献礼，你可以代表毛主席接受。
1953年12月25日下午高岗和随行的外交部副部长伍修权、国家计委委员兼秘书长马洪、翻译李越然和高岗的秘书赵家梁等到达鞍山。26日，高岗陪捷沃西安参加了鞍钢三大工程典礼大会，高岗在大会上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和毛主席对三大工程落成并开始生产表示祝贺，并代表毛主席接受了全体职工的献礼。他在致祝辞中，赞扬了鞍钢职工奋发努力，赞扬苏联无私援助的功绩，阐述了中国工业发展形势和前景以及工人阶级的奋斗精神，号召坚决贯彻总路线精神，变落后的农业国为工业国，为1954年大力发展工业经济而奋斗！
高岗和捷沃私下交谈时，说到中国要不要限制和逐步消灭私有制，实行公有制？捷沃西安说：不消灭资本主义还叫什么社会主义。
高岗从鞍钢回到沈阳，以东北局书记身份，于12月28日，主持召开东北局常委扩大会议，他已经自我感悟到失势，开始给刘少奇擦屁股了。他在讲话中，一扫往常的威风，明显表现出退却态度。他首先传达毛泽东关于加强党的团结的指示，强调在毛主席休假期间，要在少奇同志领导下做好各项工作，东北以林枫为首的东北局领导下，安排和做好1954年各项工作。
因为林枫和刘少奇的关系不同一般，曾任过刘的秘书和中央工委组织部长。高岗这次去东北，想借此机会向东北局的同志打招呼，消除过去一些对刘少奇不利的影响，做些补救工作，为时已晚。
1954年1月初，周恩来给马洪打电话说：捷沃西安和尤金要去上海，你立即转告高岗，请他送捷、尤上飞机，一定要去，这是中央的决定。高岗奉命欢送捷、尤在沈阳上了飞机。
高岗从沈阳到大连，看望在大连疗养的徐海东、张鼎承等。他们谈到中央红军到陕北和最近发生的事情时，几人抱头痛哭，徐海东说中央亏待了陕北，不是陕北救中央，中央不知成了什么样的结局，毛主席一到陕北高兴的说：我们有了“家”，“陕北救了中央”。高岗同志不同意这样讲，说中央救了陕北，也救了他自己。这就是在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也就是决定处理刘少奇的会议八大中委一半以上被打倒，毛泽东替张鼎承说情：他16岁就参加革命，没什么问题，可以参加会议嘛。周恩来说他和高岗、徐海东在大连抱头痛哭说中央亏待了陕北，张被拒之会外。中委不够半数以上无法举行全会，临时增补一部分委员。
捷沃西安和尤金(苏联驻中国大使)，由中央编译局局长、毛泽东的俄文翻译师哲陪同经上海到杭州。1月3日下午，毛泽东和捷沃西安、尤金谈话中说：你们俩位都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朋友，实不相瞒，我们党内或许也是国内要出乱子了。我今天说的只是一种可能性。将来情况如何变化，还要等等看。“这个乱子的性质，用一句话来说，就是有人要打倒我。”他接着讲了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中国历史上曾出过“秦楚之战，秦灭六国”。他用手指着师哲(陕西韩城人)说，秦就是他们陕西；又指着他自己说，楚就是我们湖南。这是历史上的事实。那么现在怎么样？还要等等看。
毛泽东所说陕西并指向师哲，捷、尤听后有点糊涂。他们回到住所相互交谈。他俩交谈时神秘兮兮，不让师哲听到，对师哲的态度也不大友好，误以为师哲要“打倒毛泽东”，为什么又让他来陪同、翻译？他们一直未搞清楚，一路上和师哲关系疏远。
高岗反对刘少奇是旗帜鲜明的，而毛泽东对罗瑞卿、捷沃西安、尤金说：高岗要打倒他自己。这些事确有点令人费解。
1994年笔者走访师哲老人时，他回忆说：我心里清楚毛主席所说陕西是指高岗，我也不便告诉外国人。师哲对高岗政治强，有能力，魄力大，决策执政，精明能干，很佩服，认为他是中国党内一个了不起的人才。师哲曾经在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工作时，在毛泽东跟前讲过这些意思。后来高岗垮台了，毛泽东问师哲：你曾说高岗如何能干，有能力……师哲说那时候你也不是很器重高岗吗？毛泽东笑了。
笔者提到1950年春，师老跟毛主席访问苏联期间，斯大林给毛主席一封柯瓦廖夫写的信，你知道吗？
师说：知道。毛主席接过信翻了一下转给我，他不懂俄文。会谈后，我把信的主要内容给毛主席说了，都是不值一提的。正如斯大林说的，柯“是个技术员，不懂政治，还硬要往政治里钻。”他接着说：柯瓦廖夫是苏联铁道部副部长，来中国东北与我们共管中长铁路。他自称是斯大林的代表，耀武扬威，柯带来些苏联姑娘鬼混，沉迷在酒色之中。1949年夏秋间中国代表团访苏特别在三大战役前，苏联对中国脚踏两只船，斯大林对中共抱怀疑，对国民党存幻想，东北解放前，他们认为中共是“典型的农民党”，土地“改良者”，军队是“游击队”，斗不过蒋介石，控制不了中国局面。辽沈战役后，中共牢牢控制了局面，他们刮目相看了，但仍持疑，阻止打过长江，企图造成“南北朝”。苏联在东北各省有情报人员，到处搜集情报，了解中共和国民党的东西，和两方的人都接触，有真有假的，信中说中共高层领导里有“派别”，进行挑拨离间。在信中都是污蔑我们的流言蜚语，说什么解放军大部分是俘虏兵，破衣烂衫，军纪很差，没文化，一打仗就开小差；中共党员和干部是农民出身，缺乏无产阶级意识，文化水平低，不懂多少马列主义等等。柯瓦廖夫这些胡言乱语可能是情报人员提供的，不像我们讲的话。
他说，毛主席去苏联前，想叫周总理一块去，谈中苏条约，斯大林不同意周去。毛到苏联好几天，斯不与毛谈什么，有意让坐冷板凳、冷落。柯瓦廖夫、费德林来看望毛主席时，实际是来试探的，毛故意在柯、费面前发脾气，说：我来莫斯科就是为了“吃饭、睡觉、拉屎吗？”毛主席就是想让柯瓦廖夫向斯大林转达的。柯离开我们驻地时，我送他们上车的，柯的表情很不好，怒气忿忿地走了。柯、费走后，毛主席对我说：他这样训斥柯瓦廖夫，其目的就是让他向斯大林反映情况，他自称是斯大林的代表。师哲说：柯胡吹的，他不会见到斯大林的，他不能这样说，也不敢这样说。如果他这样反映了，他就会受到斯大林的指责和处分的。柯将用什么办法摆脱窘境，还待等等看。果然不出所料，柯咽不下被训斥的气，写了一封对中国很不友好的长信。这封信是毛主席训出来的。信中提到刘少奇、周恩来亲西方，高岗亲苏。其实，这种说法是没根据的，不符合历史事实。
师哲说早在延安时期，孙平(苏驻延安联络员)对整“三风”时说，主要针对王明路线，王明路线不是王明创造的，来自苏联。江西、陕北错误肃反中毛主席、高岗是王明路线的受害者。1937年，王明回到延安，毛主席致欢迎辞说：“饮水思源”，“喜从天降”。王一回来就推行苏联的旨意，搞右倾机会主义，高岗当着毛主席的面说，原来以为王明带回来什么好东西，结果“祸从天降”，把边区搞的乌烟瘴气。高岗敢直言对毛主席这样讲，说明高岗心直口快，一般人是不敢针对“喜从天降”这样讲的。高岗对苏联“划江而治”、“占领旅大”、掠夺东北所谓“战胜品”等不满。1949年代表团和斯大林会谈前，高岗要在会谈时提出“战利品”问题，刘少奇没让讲。至于建国后，只有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首先承认、建交，中国的外交关系是“一边倒”，不只是高岗亲苏，中央也称“老大哥”，是唯一的朋友。
他说，柯瓦廖夫的信也触动了斯大林，他让莫洛托夫与毛主席试探意图后，才带领苏共领导和毛主席会谈，讲了一些好话，并作了自我批评，不信任态度有所改变，直到朝鲜出兵，斯大林才认为中共是真的。在揭发高岗问题时，推测是高岗向“洋人告状”，有人说高岗和苏联专家谈了三天三夜，高说，我连俄文都不懂，谈个屁！与会者听了都发笑。高岗不承认向“洋人告状”的事，他说和苏联专家谈经援的事，是毛主席叫搞的，都有翻译在场。“洋状”是谁告的，这就不得而知了，后来听有人说，苏联人一次找高岗谈什么，高未在机关，和军区一位同志谈了很长时间，也不是三天三夜，到底谈些什么，别人不知道。
1957年，毛主席提出整“三风”(即官僚、宗派、主观主义)，实际是针对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的，倡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刘周邓彭(真)等不赞成，毛主席坚持大鸣大放，几经动员，开始鸣放，刘少奇指使李维汉通知张伯钧在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谈论，可不可在我国试行西方两院的问题。因为章在西方去过多次，了解西方的情况。他和罗隆基原来在建国前主张第三条路线。所谓“第三条路线”(即第三势力为民盟)。章伯钧曾经引用过马歇尔的一句话：“中国‘亡国’不是亡于中国共产党。”“美国买了蒋介石这匹马，赌输了，还要买民主同盟这匹，可以保你赢回来。”李维汉奉命向章转达刘少奇意见，在座谈会上谈了试行两院制的事。章认为是中央的指示。师哲老人说：张伯钧主张第三种力量可以走资本主义的民主道路，不跟苏联走，是建国前的主张，建国后章任部长，到1957年说这话，没人指使，他敢讲吗？最后把章打成大右派，哑吧吃黄莲……(章伯钧的妻子李建生也有此说)，柯瓦廖夫的信中一些话原来事出有因的。王光美和刘少奇结婚也可能是一个原因。王光美在北平军调部当翻译，该部撤离时她准备去美国。经叶剑英做工作并想与王结婚，王于1946年冬到延安。1947年中央撤离延安后，王随中央工委到河北，由安子文撮合，与刘少奇在西柏坡正式结婚。说刘少奇亲西方，这也是牵强附会的一个原因。
师哲说，鸣放中什么“两院制”、“党天下”都放出来了，把矛头指向共产党。有人对《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谈看法时，说中国有没有个人崇拜？有人说：光讲王明不作自我批评，只说高岗不作深刻检讨的一面，“何以只说高岗一面而领导就没有像样的自我批评呢？高岗就那么些错误被整死”，“硬把人整死，还扣上‘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的帽子”。有人说：党内就是你搞我，我搞你。“既然高岗品质不好，为什么提拔他呢？”苏联有个人崇拜，中国是否也有个人崇拜？中央在有些或说在不少的问题上，就没有像样的自我批评，只讲“过关斩将，不讲败走麦城。”“决不能在‘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看法上借机翅尾巴。”实际上把大方向转移到毛主席本人。特别是“两院制”、“党天下”鸣放出来后，引起了毛主席的高度警觉，认为有人借开门整风企图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把民盟引到反动的第三势力路线上去。所以他对知识分子很反感，改变了过去对知识分子重视态度，建国后对知识分子淡化、轻视了。他认为知识分子既有突出长处，也有明显短处，长处是知识渊博，足智多谋，弱点是多谋寡断，谨小慎微，缺乏行动，做事畏首畏尾，条条框框太多，缺乏胆略、魅力，只能做君子，不敢当小人。所以，他们难以独立成大事，只能追随自己找寻功名富贵。真的英雄是那些有大志、干大事的大老粗，如朱元璋、刘邦等。毛主席想借知识分子帮助党内整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结果引火烧身，遂提出反右的问题，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高干们都积极拥护，撇开整“三风”，发动反右派运动，有人说：“右派进攻是第四次反共高潮。”当时有人对苏联不满，学生游行，中央提出六条定右派的要求，其中有一条就是针对反苏人的，有一些右派就是因有反苏言论而定的。反右斗争中，邓小平是积极的，《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邓小平总书记的报告。刘少奇、邓小平找中央党校杨献珍谈话时，问扬：你们党校抓了几个右派？杨说：一个也没有。刘少奇说：“你站在右派的立场去查，怎能查出右派呢？”邓小平更严厉地训斥道：“我看你就像个右派？”杨献珍回去，查来查去抓出两个右派言论者，两个右派分子，上报中央书记处，邓小平嫌中央党校抓的右派分子少，批评杨献珍、侯维煜在反右中存在着“右倾思想”，彭真说：“你们两个是不是中右的问题。之后，将杨献珍停职，另派人主持反右运动，作出反右计划和部署。在强大压力下，党校学员中有60多人被打成右派，占学员4％，丁景才、杨赓等几人自杀；党校工作人员有30多人打成右派，占工作人员总数6％多。据资料记载，全国定右派50多万人，逼死很多人，株连的上下级和亲属、家属可想而知了。”
师哲老人谈到周总理到苏联的情况说：原来斯大林不同意周总理去苏联的原因是，他听原来苏联驻延安观察员反映周恩来对美国有好感的人之一。毛主席到苏联后向斯大林提出：你是部长会议主席，签订有关协定，要周恩来总理来签字，逼得斯大林同意了，周总理从东北选调一帮懂经济的人去苏联，协助谈判签订了一批协定。
本来，建国后首次红色交峰，明明是毛泽东和刘少奇意见分歧，高岗紧跟毛泽东，旗帜鲜明反对刘少奇，毛泽东却当着刘、周面讲：高岗主要“反对你们俩”，为什么与捷、尤谈话时又要拉到要打倒他自己身上？似有故意危言耸听，混淆视听，给高岗栽赃，挑动互相斗争。高岗至死不承认他反党、反毛主席和反对周恩来的罪过，管教组将情况汇报给周恩来，周说这是毛主席说的：“高反周”。实际上毛泽东不满周恩来，又嫁祸给高岗，高岗反对刘少奇，又拉到他自己身上。
毛泽东在他的接班人的问题上伤透了脑筋，却一直没有解决好。高岗依他的意图“挪”动刘少奇位置而被打成反党分子，最后他亲自发动文化大革命打倒刘少奇。林彪被写入党章的接班人死后，对毛泽东打击也不小，很长时间情绪不好。他和江青有一段对话可见端倪。
他说：我们这个党，是藏龙卧虎之处。要在这个党里站得住脚，要靠资历和权力，还要靠手段和艺术。我从来是把政治斗争艺术化了的。如果什么事情都让人摸透了，你就会输的，还有屁的政治。他针对江青一伙说，你们根本没有体会到，我实际是在钢丝绳上跳舞哪，一人耍把戏，千万人欣赏，稍有破绽，就会满盘皆输。林彪死了，谁也不敢说就不会再出现个林彪。当然，出林彪也得有资格，没有比林彪资格再老的人了。“我在想下一步该怎么办？”江青安慰说，事情已经发生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乱不起来，我们一定要找到合适的接班人的。毛说：你呀，太书生气了，什么接班人，那是一个阶级，一个政党，而不是一个人喽。人在一定的条件下都是可以改变的，从来就没有后成不变的，哪里有永远不变的接班人呢？我们政治局里的人都没有经过严峻考验，你知道那一个就行呢？我已经老了，七十多岁的人了。田家英就是认为我的身体不好，也老了，才迫不及待地寻找退路，不惜拿上我的脑壳去向那几个反对派请功，等我不行的时候才热闹哩。江青说，总有可靠的人呢，像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就可以信赖的。毛泽东说，就算他们可以信赖，他们能镇得住这个阵脚吗？要靠资力和权力，还要靠手段和艺术。
这正是江青曾对任弼时妻子陈宗瑛讲的：毛主席在政治上，不论苏联和中国党的领导人，没有哪一个能斗过他的纵横捭阖的手段，斯大林也斗不过他。在生活上，也没有谁能斗得过他，管得住他。
毛泽东料定高岗去东北陪同苏联领导人可能要透露中国的消息。试探苏联和中国党内的反应，似有给苏联打招呼，故意放风造成高岗要打倒毛泽东的印象？当然，打倒毛泽东和挪动刘少奇，无论在苏联还是在中国党内外，这是截然不同的两种反响、性质，高岗要打倒毛泽东还了得，必然遭到全党全国共讨之。
毛泽东在杭州遥控指挥，刘少奇在北京抓紧起草《增强党的团结的决定》(后改决议)，于12月底，刘少奇主持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了“决定”，并派杨尚昆送给在杭州的毛泽东。刘少奇又专电告诉毛泽东：特派人送上“决定”草案，请审阅修改并批示，还特意说“决定”草案，是经书记处讨论通过的。
毛泽东与正在杭州疗养的林彪等交谈“决定”内容。1954年1月4日，他亲自主持下由胡乔木、陈伯达、田家英等几个笔杆子一起对“决定”进行大量修改，谭政、陶铸也参加讨论修改。毛泽东亲自动手修改多处。如在胡乔木等修改后的草稿中“阶级是党领导着的，党又是由它的中央委员会领导着的”一句后边，毛泽东加一句“党的中央委员会和省(市)委员会还紧紧地依靠着一批忠实的有能力的高级于部”。在“党的团结的利益高于一切，因此应当把维护和巩固党的团结作为指导自己的言论和行动的标准”后边，加上“即有利于党的团结的话就说，不利于党的团结的话就不说；有利于党的团结的事就做，不利于党的团结的事就不做。”
毛泽东经过思考后，决定召开四中全会，对“决定”讨论通过，对于全党教育作用更大些。他深知反对刘少奇的错误不是孤立的，不仅仅是高岗，有相当一批中高级干部对刘少奇有意见，连他自己也不例外。可以说他是反对刘少奇的头头。刘少奇也确确实实有错误，在建国方针、走什么道路和对民族资产阶级、农业合作化等问题上，与他自己有分歧，甚至有抵触，走的两股道。毛泽东在1953年6月的政治局会议上点名批评了刘少奇，在财经会结束时的讲话，批评离开总路线的右倾错误观点和“资产阶级思想”。虽然只点薄一波名，也在影射刘少奇等党内存在的离开总路线的错误倾向。有人说这些东西当时如果如实公开发表，在那时就可能出现一次“小小文化大革命”。有人推测，毛和捷沃说：“有人要打倒我”不光指高岗，有针对刘的含义。12月24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又点名批评刘少奇的“三句话”。他对这些应该记忆犹新，有据在案。鉴于此种情况，他决定让刘少奇在四中全会作自我批评，以教育和警示全党，也有意给刘少奇一个台阶下，便于呵护，可以摆脱毛泽东自己处于窘况境地。
毛泽东亲自给刘少奇写了几封信，对四中全会作了具体安排部署。第一封信是写给刘少奇和书记处各同志的。信的原文是：
少奇同志，并书记处各同志：
信及决议草案收到。决议草案已作了修改，使之有根据和更明确些。参加修改的，有这里的几位同志，林彪同志亦表示同意。
此决议似宜召开一次中央全会通过，以示慎重。中委大多数在京，不在京的少数，召开甚易，加上若干负重要工作责任的同志参加会议。此议是否可行，请你们考虑，如召开全会，时间以一月下旬为宜。议程可有三个：(一)批准三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二)决定于本年内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讨论第一个五年计划纲要；(三)通过关于加强党的团结的决议。报告请刘少奇同志做，事先写好，有四、五千字就够了。报告可分为三段：第一段，略叙抗关援朝，士地改革，镇反，恢复经济，过渡时期总路线及第一个五年计划第一年的成绩等事；第二段，为了讨论和通过第一个五年计划纲要，有必要于本年内召开一次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并述代表已经选出，只待文件准备好，即可召开；第三段，将关于加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的要点加以叙述，请求全会讨论和批准这个决议，此报告有三五天功夫即可写成，如时间许可，请用有线电发给我一看，如定于一月二十五日开会，则时间完全来得及。
余请尚昆同志面报。
毛泽东
一九五四年一月七日
全会应发一公报，将三项议程公布就可以了，其它不可公布。又及。关于第三个议程，应尽可能做到只作正面说明，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
同一天，毛泽东另给刘少奇写了一封信。信的原文是：
少奇同志：
如各同志同意开全会，于你的报告宣读完毕后，似宜接着宣读你已有‘准备的自我批评稿’，两稿各有一小时左右即够。自我批评稿宜扼要，有三四千字即可，内容宜适当，不可承认并非错误者为错误。如可能，请一并电告我一阅。
毛泽东
一月七日
作为中国第二号人物的刘少奇，还掂量不了自我批评的字多少和错与非错的界限？他又不是小学生，其中的奥秘难以解读。
1月9日，毛泽东派杨尚昆带着决议草案修改稿和两封信返回北京。刘少奇接到决议修改稿和信，于当天召开书记处会议，决定在1月25日召开四中全会，并拟定参加会议的人员名单。会后，立即着手召开全会的准备，起草会议报告和他的自我批评稿的准备工作。责成由许力群、于光远、何均等商量全会报告写法。
18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为使在各地的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及参加会议的同志事先有所准备起见，建议将“决议”草案即日用电报发给他们阅看，如有因病因事不能到会的，请他们用电报表示同意。同时可征求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的意见，以供全会参考。又张闻天同志宜通知他到会。
刘少奇在准备全会的各项工作的同时，和周恩来分头找曾和高岗一起工作过的张秀山、张明远等有关干部谈话，展开旋风式的调查高岗活动的情况。这是他俩驾轻就熟的工作，进行疏导、威吓、利诱、隔离，背靠背审问等极尽政治的、党内党外甚至白区工作的一切手段都用上了，夜以继日地忙碌。康生不遗余力，极尽“专家”之能事，挖掘、捏造高、饶“罪证”材料。由邓小平负责主持归整起来，并给彭德怀等人谈话。
1953年12月19日陈云由北京出发，沿着高岗休假的路线，跟踪到上海、杭州、广州、武汉等地找林彪、谭政、陶铸等谈话，调查了解高岗的活动情况。同时，给有关领导打招呼，不要跟高岗跑，与高岗划清界线。于1954年1月初旬完成了使命，回到北京。
据《陈云传》里记载，陈云到杭州把高岗活动的情况告诉了林彪，并转达了毛主席的意见：“林彪如果不改变意见，就与他分离，等他改了再与他联合”。林彪听后意味深长地说：“对这件事，主席和你比我了解。我同意。”林反问陈云：“你想不想当党的副主席？”陈说：“我不配，不要当。”林说：“那末除刘少奇外不要再提别人了。”林彪还说：“高岗可能自杀。”林彪此时怎么预感高岗可能自杀？是个解不开的迷。
事实上，毛泽东、陈云比林彪更清楚高岗活动“这件事”。有些陈云和高岗谈的事向林彪也讲过的，林知道陈云想当副主席而故意问：你想不想当党的副主席。
陈云到上海，把他同林彪谈话情况向在这的毛泽东汇报。毛问陈：“难道副主席只要刘少奇一个？不要恩来？”陈说：“听林不提别人的意思，是林自己不想当副主席。”
高岗靠边站，成了整肃对象。林彪“不想当副主席”，增设副主席陈云莫属了。但在《陈云传》中，却未提及高岗拉拢陈云和陈云向毛泽东揭露高岗的情况，也没涉及高、陈互相交谈的事。看了陈云传的人，猜测陈云似有对高岗案有保留之意，有的人说，传中写不写，并不重要，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人民是认真实历史的。
高岗从他第二发迹地的东北最后一次于1954年1月初回到北京，再没有怎么工作。四中全会后至死前，是在作检查、挨批斗、管教中悒郁、忍耐、等待、无奈中度过的。他呆在家里，闭门思索，谁也不想见，也没人再找他，星期六的家庭舞会早已停办，东交民巷8号大院门上也“罗雀”了。使他万万没想到和他关系最深厚、互相商量一致“想办法”协助毛泽东解决好接班人的陈云，向他背后捅刀子的滋味，“再也不能轻易相信人了”。他昔日的高主席政治风度、风流倜傥风采，统统荡然无存，和自己相好的人，都成了隔离、勒令、审查的对象，有的为了保自己倒戈揭发他的“罪行”而“赎罪”获得自由，有的竟然将自己的话嫁祸于他，自古以来，“交往深，分裂狠”。
高岗自从1935年在陕北瓦窖堡监狱里，由毛泽东“刀下留人”的命令，把他从死亡线上救了出来。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建立新中国，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反，三反五反，恢复和发展经济时期，紧跟毛泽东的战略部署，迎着毛泽东一路赞扬声中走上党和国家领导岗位，朝野权位显赫，政绩驰名中外。现在一下子落到这样一个“卸磨杀驴”的下场。他才真正感到大祸临头了，毛泽东躲在杭州，撒手不管，被边远化、打入另册，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
不可否认，对毛泽东的最忠诚、最亲近、最爱戴的人，莫过于在危险时受过毛泽东的搭救之恩。人在难中最知恩，感恩图报。在江西“肃反”中傅连璋被整得死去活来，据说他的儿子、女婿都被错误肃反整死。傅连璋被毛泽东、张闻天搭救出来，并将自己的药部献给红军，一直跟毛泽东长征到陕北，曾任中央保健局局长，解放军卫生部副部长，授予少将军衔，直至逝世止，真可谓“无限忠于毛泽东”的，毛泽东不论害大病，患小病，傅是事必躬亲来疹治、过问。许世友将军原是张国焘部下的一员干将，联系上张国焘这条关系，在延安抗大揪住过不了关，许不服气，说毛泽东是逃跑主义者，毛不逃跑怎么到陕北……被押出会场，是毛泽东说话才被解脱。所以他对毛泽东忠心耿耿，毛泽东逝世后，他大哭大闹，怀疑毛主席是被人“害死”的。
翻身的人民最热爱毛主席，最怀念毛主席，对毛主席的感情最深，至今爱听颂扬毛主席的歌曲，爱看反映毛主席的电影、电视，家里贴着毛主席的像，毛主席的像章当珍贵的文物收藏起来。道理很简单，他们受过毛泽东的搭救之恩，情感最深，和一些人形成显明对照。
实事求是地说，高岗对毛泽东忠心耿耿，紧跟不离。从他全部革命生涯看，毛泽东思想一脉相承。他在西北开创革命时的做法，同左倾机会主义斗争，和毛泽东在南方革命活动及遭受挫折，何其相似。1935年陕北错误肃反，正是王明路线的代表作所谓《两条路线斗争》小册子里搬弄出来的货色，并非朱理智等人的创造，他们只作了背书、发挥，无论方针路线还是政策、方法，以及被整的对象和1933年江西肃反一样的路数。解放战争时期和建国方略方面，他和毛泽东的共同点：始终坚持打倒蒋介石，武装夺取全国政权，急于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反对走资本主义等方面不谋而合，心心相印，从未抱过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这是主要的，决定性的，但也不排除毛泽东搭救他的感恩图报的因素，也有“忠君保国”的传统思想的影响。
总而言之，在建国后总的思想理念是属于较左，急于求成，也可以说是后来严重“左”倾的萌芽。
刘少奇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观点，这不是高岗一个人不满意，是党不同意，工人农民不同意，广大干部不同意，特别是大批中高级干部更不同意，他们抛头洒血干革命，就是要消灭资产阶级，建立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社会主义社会。这是立党的宗旨，马列主义的核心，也是老大哥苏联的经验。在当时闭关锁国的形势下，只有苏联的经验可学。
形势突然变化的如此莫测，使高岗处于“天高皇帝远”的极端困惑境地。在一筹莫展之际，他看到“决议”草案，又看到希望。他句斟字酌地琢磨。秘书对他说，从决议草案看，“主席对你还是保的”。高岗的心里又活泛起来。他深知12月24日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虽然没点他的名，而点了刘少奇等人的名，他心明头清，主要是针对他自己的。他知道毛泽东的特性，允许人犯错误，允许人改正错误，不论谁犯了错误，只要承认错误，决心改正错误，他就给改正的机会，希望寄予毛泽东。
于是遂给毛泽东写了一封求救信，托杨尚昆带给毛泽东，并给杨尚昆写一信说：“他想到杭州去一趟，当面请示毛主席在四中全会上检讨的事。”杨尚昆将高岗的信先交给刘少奇。刘召集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李富春等研究出几条阻止高岗去杭州的措施，连高的信一并由杨带去杭州交给毛泽东并汇报了北京研究的方案同时，汇报了四中全会准备情况。
高岗在信中表示他完全拥护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同时承认自己犯了错误，说了些不利于团结的话，做了些不利于团结的事，表示要在四中全会上作自我批评。他要求到杭州向主席当面谈并商量在全会上作检讨的问题。
高岗对毛泽东同意他到杭州去抱极大的希望。他以为35年被“左”倾主义者整得死去活来时，是毛泽东给他松了绑，放出牢；36年在患疟疾病昏迷不醒，正在发寒发烧，毛泽东亲自来看望并派傅连璋医生来治疗。这次倒霉来自右倾的威胁，“不敢碰主席”，自己成了靶子，毛泽东是知道反对刘少奇的来龙去脉，会念“陕北救中央”的旧情，同意他到杭州向毛泽东承认错误，商量检讨的问题，不会撒手不管的。他天天盼，夜夜盼，吃不香，睡不宁，幻想毛泽东的佳音。
高岗在北京工作期间，曾多次被毛泽东召见，深更半夜，讳莫如深长谈，共谋策进。现在这个“干社会主义的男子汉大将军”要求见一面，请示作自我批评的问题都被高参们的阻拦下拒绝了，连封信也没有直接回，而对刘少奇的检讨都作了具体的指点，确有点不尽二十来年“战友”的情谊。
毛泽东离京时，高岗找罗瑞卿谈话，他叫罗“快去看他说什么”。高岗要到杭州就不可以看他来谈什么吗？正如他说的“为人没做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不惊”，难道还怕高岗来敲门吗？
高岗准备去杭州期间，有人给高岗送来一些有关刘少奇错误和简历材料，也就是被称为的“档案”，让高岗转给毛主席，他还埋怨高岗和陈云、邓小平“啰嗦”，他们是刘少奇他们的人，现在被他们“反咬一口”。高岗沮丧地说：他们原来都说书记处实行轮流值班制度好。后来听说书记处要开会讨论增设副主席，陈云跑来和我谈，要设副主席就多设几个，你一个，我一个，刘、周都上，只有刘周上，我们才能上，不然摆不平。这些话都推到我头上，他无耻地出卖了我，真卑鄙。毛主席说，陈云鹰鼻子，会看形势，我不信，在毛主席跟前给他说好话。
高岗接过材料无精打采地浏览一遍后说：没用，一点用也没有。毛主席批准他们派人调查，那些原先提供情况的人会被扣上攻击中央领导的反革命罪名，投入狱牢、判刑，然后备受折磨而死。而我们也将再次受到更为残酷的迫害。现在，看毛主席的态度吧，我已给毛主席写信了，我想到杭州去见见他，向他说一些事。
所谓的“档案”材料主要有刘少奇历史上的一些事和错误。
“一八九九年，刘少奇出生于湖南宁乡县一个破落地主的家庭，他的祖父是一个拥有一百二十亩土地的小地主，他父亲的生活水平至少在富农以上，他母亲娘家也很富。”“刘少奇在保定留法预备班上学”，经费主要靠他的大哥(北洋军阀的营长)供给。刘少奇于一九二一年人党，苏联留学。不久回国后在安源煤矿活动，先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工作，后任江西萍乡矿区安源工会会长。一九二四年，刘抛下先妻杨氏，在安源与贺宝珍结婚。一九二五年，刘到广州参加全国劳动大会，他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会长。一九二六年，随北阀军到武汉，在汉口湖北总工会工作，国民党和政府迁到武汉后，刘少奇被捕一次，汪精卫却放了他，他说：‘汪精卫还保了我一条命。’他出狱情况可疑。一九二八年，刘二次去苏联参加中共在苏联召开的第六次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一九二八年从苏联回国到东北任职，后到上海。一九三二年，到江西担任“全国总工会中央执行局委员长。他在长征途中也不过是个供给科长。一九三五年一月召开的遵义会议上，他以投机手段保住了中央委员的头衔”。
“一九三六年春，刘少奇任中共北方局书记，前往北平、天津一带搞地下工作。他由延安到白区时，公家给他一斤多金子作为费用。为了携带方便，他打了一付金镯子，一个金项圈，一个皮带圈。到白区后一起存在白区的银行。后来回延安时，刘少奇竟把那皮带圈和另外一件党费等打成金鞋拔子贪污了。”一九四一年，刘少奇担任长江局书记，兼新四军政委，在那样艰苦环境中，刘每天要吃一只炖母鸡，还叫副官给他买活鱼、桂子。华东党校两同志给他提意见被打成“托派。”“他在华东讲授《战略和策略》时，竟说：‘外国出了个马克思，中国为什么就不能出一个刘克思’。”
“一九四七年五月，……中央工作委员会结束，刘少奇随后兼任华北局书记。此时在华北局中有彭真、薄一波、黄敬、刘澜涛。他于十二月四日对马列主义第一批学员讲话时攻击我们党是‘爬行的马克思主义’，党员干部是‘前面乌龟爬烂路，后有乌龟跟着爬，借以攻击毛主席’。他又在十二月二十四日的讲话中说：‘现在革命形势发展很快，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现在不是怕太慢而是怕太快。太快了对我们困难很多，不如慢一点，我们可以从容准备’。”
“在安子文的撮合下，刘少奇与天津大资本家出身的王光美结婚，王光美的干爸爸是国民党反动派的空军司令，军统特务。她本人在辅仁毕业后又到燕大当了几年物理研究生。一九四六年国共谈判执行小组撤退时(王光美是英文翻译)，她徘徊到延安与美国之间，后来叶剑英同志作了工作才去延安的，她与刘少奇的感情是资产阶级立场为基础的，她的干爸爸是特务。她本人是什么货色，还需要进一步探讨。
“刘少奇先后有六个妻子，有人质问他为甚么要结六次婚，刘公然说：‘我是公开的，没有甚么偷偷摸摸搞不正常的关系’。”“他唆使杨尚昆，把新结婚的王光美拉入党内，担任中央办公厅秘书……”
另一份材料是，“刘少奇于一九二一年入党，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五年在安源矿区领导工人运动，遗憾的是他配合的是陈独秀的右倾主张，认为中国工人阶级‘幼稚’，胡说什么：‘职工运动之方针，应做各种经济斗争’。这个观点一直贯穿在他全部的活动中，始终没有改变。在安源，他到处训斥工人，‘瞎闹’，提倡甚么‘文明斗争’。当工人不理他那一套，举行罢工斗争时，他又命令工人‘当比平时更加文明’，更‘能够维持秩序’；并一再向反动派当局表白：‘我们的罢工，于政治、军事不发生关系。’一九二三年，刘少奇与资本家定了出卖工人剩益的七条协约。积极为日本资本家效力(安源煤矿属汉口冶萍公司有一半股份属日本资本家)。当时，寰源煤矿每天平均产量是二千—百吨，而协约上规定却要工人每天平均出煤二千三百吨以上，并且规定今后工人‘不得动辄聚众喧扰要挟，并不得动辄罢工妨碍工作，如有此项情形，应由俱乐部负责’。后来他亲自把对资本家‘聚众吵闹’的工人，横加‘恶劣分子’罪名，一下子把一百四十多人开除‘俱乐部部籍’。而在他写的《救护汉萍公司》、《整顿萍矿意见书》中，高呼‘中国国民啊！关系国民生死，国家兴亡之中国最强大基础的实业汉冶萍，要停工破产了啊！其速起救护吧！’可见他的右倾思想是多么强烈和顽固”。
“一九二五年，刘少奇到上海。当时他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上海总工会负责人，却和买办资产阶级串通一气，命令工人‘严守秩序’，‘只能文明对付，不许有法外行动。’当上海二十余万罢工，工人在对通电中指出：要‘誓死反对对工人野蛮之大屠杀时’，刘少奇还指责工人‘此事顾及各方面的情形，不能用武力对付。工人无良好的组织，未能将秩序办好。’在运动高潮时期，他登报发表声明：‘竭力欢迎、特电邀请英国工联到上海来调查五·三十运动。’尤其可恶的是，大买办虞洽卿以发罢工工人救济费为名，要总工会开列花名册。刘少奇马上答应，果然把一份‘确实完备的名册’，送给虞洽卿，实际上是搞罢工工人的黑名单，致使大批工人被开除、逮捕。”
这份材料高岗曾看过并批一段话：毛主席早就指出：旧中国无议会可利用，没有组织罢工的合法权利，我党的任务是引导工人为最后夺取政权而奋斗。刘少奇一直叫嚷，“我们应该进行合法斗争，千万不可犯法。”从此也可以看出，刘少奇多年来所推行的路线同毛泽东的论述，千真万确是格格不入的。此时便是刘少奇至今还在主张的右倾路线的历史根源。
再一份材料是：“一贯自称‘白区工作正确路线的代表’的刘少奇，实际历史怎么样？请看：一九二五年‘五·三十’运动后，上海工人阶级英勇奋斗，刘少奇先是百般阻挠、破坏，后来见势不妙，就借口‘养病’，临阵脱逃。同年十一月，他从上海回到长沙，不久在长沙被伪湖南省省长、大军阀逮捕。奇怪的是，许多被捕的共产党员都惨遭杀害，而他这个声名显赫的要员却被释放了。他匆匆忙忙离开湖南到了广州，又开始了新的投机生涯。”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毛主席在井冈山开辟了武装斗争的胜利历程。刘少奇在东北奉天搞他的所谓的‘以全国范围来说还是占着主要地位的白区工作。’一九二九年，担任满州省委书记的刘少奇，在奉天被捕，后来又奇迹般地出狱后，曾给当时逮捕他的张作霖写信，称张是他的‘再生父母，将来我有生之日，就是我戴德之年’。他是怎么出狱的，可想而知。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对我党实行大屠杀之时，刘少奇跑到湖北，以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的身份，指示湖北省总工会向国民党政府交出了武汉工人纠察队的几千枝枪，甚至连劳动童子团的木棍也收缴了。他还对别人说：“‘现在把武装解除了，枪枝也交了，我也放心了。’不久，这些缴了械的工人纠察队，遭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镇压……”
这些材料，是谁受意搞的？有资料说，毛泽东曾让高岗查看刘少奇在奉天出狱的情况，高岗指使张秀山落实人去搞的，到底是谁搞的，水分大小，难以断定。但是，材料未成挪刘少奇位置的东西，而成了他们自己的反党的“罪状”。然而，又成为十来年后文化大革命中打倒刘少奇的“炮弹”。这些东西是真是假，局外人既信又不信，说它是真的，批高岗时说是他为“篡党夺权”而“无中生有的造谣诽谤”。说它是假的，时过十来年，又成了打倒刘少奇的炮弹，并且有些竟成了“叛徒、内奸、工贼”的定性“罪证”。高岗、刘少奇两案是一人主持专案组定的，刘少奇案平反又被推倒。为了政治斗争的需要，这组材料先后翻了几次烧饼，真是令人不可思议。
毛泽东接到高岗的请求信，并听了杨尚昆对刘少奇等研究的方案汇报后，于1954年1月22日，召集胡乔术、罗瑞卿、杨尚昆等一起研究刘少奇等的“建议方案”和处理高岗的方针。杨尚昆日记里说：“（1）几位主要同志不冲，可保证。(2)到会人不冲，事先打招呼好，这可以。(3)他攻彭真不要紧，可解决。(4)他(高)攻刘，自己拉开，牵涉人多(可能不大，但准备着)。则会期拉长，开小会，报告主席，甚至需主(席)回(来)处理。”陈毅说：“无改悔之心，有蒙混之意”。陈云提出四中全会后兵分两路夹攻，只要掌握到资料，就不怕林彪等当高岗的说客。毛确定谈话方针：“听他(高)说，避免‘对质’。按决议精神‘自我检讨。’对具体事实不深究，讲到别人，暂不深问。应作检讨，一次不好，二次可以；这次不好，以后还可以说。”会议方针：“照主(席)指示，只作正面说明，说话人不要太多，开两天，不对任何同志展开具体批评，高(岗)之目的在于‘过关’。先打招呼是可以达到‘和平会议’的”。
依据刘少奇等提出的高岗去杭州“不好处理”，主席回来“也不好处理”的建议，确定采取给刘少奇的电报中间接回答了高岗的要求。毛泽东的电报中进一步指明了四中全会对高岗的具体方针。电报原文是：
刘少奇同志：
杨尚昆同志到此，收到所需文件。并收到高岗同志的一信。高岗在信里说完全拥护和赞成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并说他犯了错误，拟在四中全会上作自我批评，想于会前来这里和我商量这件事。我认为全会开会在即，高岗同志不宜来此，他所要商量的问题，请你和恩来或加上小平同志和他商量就可以了。关于四中全会开的方针，除了文件表示者外，对任何同志的自我批评均表示欢迎，但应尽可能避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以便等候犯错误同志的觉悟。这后一点我在一月七日致你和书记处各同志的信中已说到了。如你们同意这个方针，就请你们据此和到会的同志事先商谈并和高岗同志商谈他所要商谈的问题。尚昆同志留此几天回京。此电请送高岗同志一阅，我就不另复信了。
毛泽东
一月二十二日
毛泽东对四中全会的方针制定，是沿用第七届党代表大会的方针：只正面批评，不点名。这个是正确、是团结、胜利的方针，让犯错误的人在工作中改正错误，不再重犯。
刘少奇看到毛泽东先后来信、来电对全会方针和措施，感到对高岗是在保护。“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等候犯错误同志的觉悟”，自然主要是指高岗。之后，他召集周恩来、邓小平等开会，把电报转给他们看后，面面相觑。都感到毛泽东对高岗有松动的意思。刘少奇向周恩来说：“你看怎么办？”
周恩来说，我们把高岗的问题集中在“政治上”和“人事”问题上，已掌握的材料表明他的错误很广泛，在生活作风、人事上都有严重问题。如果全体中央委员都知道了高岗的问题，肯定会揭发出大量的罪行。
邓小平坚持要在全会上点名批评高岗，已经叫起草了他们的材料，会议不能只字不提，起码叫大家知道“决议”是针对他的。
高岗反复看了几遍毛泽东给刘少奇的电文后，领悟到毛依靠的是刘少奇那股力量，但仍觉得还没有完全抛弃他的意思。他主动上门向刘少奇作自我批评检讨，还向周恩来、李富春作了检讨，承认了错误。
1954年1月25日，按毛泽东的“谈话方针”，刘、周、邓集体给高岗谈话。刘少奇首先说，高岗同志，你给毛主席写信，要到杭州商量你在四中全会上检讨的问题，电报你看了，有什么话在这一块谈谈。
高岗说，最近主席强调党的团结问题，提议起草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我完全拥护。在团结的问题上，我犯了错误，说了些不利于团结的话，做了些不利于团结的事，犯了自由主义错误，准备在四中全会上作自我批评。
刘问：你所犯的错误，主要在哪些方面，是什么性质的？
“我的错误，前几天不是找你谈过，作了检讨嘛。”高岗答。
刘少奇对高岗认识错误表示欢迎，同时指出对错误认识很表面，避重就轻，只承认说话随便，容易走火，犯了自由主义，是远远不够。周恩来说，不仅仅是自由主义，你在背后散布少奇同志的流言蜚语，这是什么性质？你到处扩散那个名单，说毛主席说某某是“恶霸”，毛主席信任你，不信任少奇和我，这也是自由主义，是说话随便吗？你应该把自己思想深处不健康，肮脏的东西都抖出来，这样“才是有价值的自我批评”。
“我有骄傲自满，自以为是，脾气不好，简单粗暴，不容易听进别人的批评……”高岗说。
邓小平说：“毛主席说有人在组织自己的司令部，刮阴风，烧阴火，是股地下水。你对此怎么看？是不是指你的问题？”
高岗说：“我不否认毛主席说的有针对性。但是我可以保证，我没有组织自己的司令部，也没有刮阴风，烧阴火”。
邓小平说：“你跟陈云讲，要设副主席就多设几个，你一个，我一个，这是不是搞地下活动？”
“正相反，这话不是我说的，是陈云主动提出多设几个副主席，叫我当的！他也想当副主席。”
刘少奇愤愤地说：“你这是诬陷！”
高岗说“你怎么知道是诬陷？你在场吗？两人说话你怎么清楚？”这就反映出来谁“反咬一口”谁的问题很难断定了。高岗至死未承认“你一个，我一个”这句话是他自己先讲的。
原来规定和高岗“谈话方针”里要求“避免对质”、“具体事实不深究，讲到别人，暂不深问”，“陈云不参加为好”，结果未出所料“你一个，我一个”这一炮没打响，使谈话陷入僵局。对质的第一个具有“搞地下活动”反党篡权实质性的“罪状”被高岗否认，揭发此事的陈云不在场，谁也不好再说话。
还是周恩来机灵、世故，打破尴尬局面。他说陈云和高岗的事先谈到这里。希望高岗同志应从思想深处找根源，作一个像样的、深刻的、大家通得过和毛主席满意的自我检查。
高岗对周还是尊敬和信任的，他以缓和的口气表示，准备深刻认识自己的错误，在四中全会上作像样的检讨。刘少奇当即表示欢迎，紧张局面气氛松动下来。
高岗以商量的态度，征求如何作自我批评的问题。这是高岗要到杭州和毛主席商量的主要事情。他说作书面的自我批评还是口头的？自我检讨后还讨论不？刘少奇说，恐怕要作书面的。自我批评不仅你要作，我也要作呢。高岗同志，你比我强，你是主动向主席要求在全会上作自我批评，我是主席要我在全会上作自我批评的。在这点上，我要向你学习。至于讨论不讨论，这是细节问题，视情况而定吧。整个会议的具体开法，还要请示主席确定。
高岗认为只作口头检查可以放开讲，不要印成文件，也不必讨论了，讨论搞不好会形成对人的批评。主席在“电报”里说，“避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高岗提出这一点，意在强调按主席指示办，不完全是怕批评他自己，因为刘少奇、周恩来也要在全会上作检讨的，当然他知道自己是主要检讨、批评的对象。邓小平说“等候”不是袖手旁观，犯错误同志不“觉悟”还是要帮助，批评也是一种帮助嘛。
粗犷、暴性子的高岗忍气吞声，自感“英雄失势任人欺，凤凰落架不如鸡”。也不好再说什么，况且毛泽东指定刘少奇、周恩来也在全会上作检讨，不单单是他一人检讨。
毛泽东通过热线电话给周恩来打招呼：这回批评高岗、饶漱石，这并不意味你和少奇同志没错。我建议你们在开中央全会时，也作一下自我批评，“叫检查也可以。不要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你看呢？”周说：“坚决遵照主席意见办。主席在重大问题上支持我们，我们一定不辜负主席的期望，起码不使主席为难。”
高岗对邓小平恨透了，他既不是政治局委员，也不是书记处成员，只是个政务院的副总理，计委委员，比自己整整低一级，坚持批评帮助，不愿执行主席指示，实在咽不下这口恶气。同时他已知道邓向毛泽东告他的情况里有水份。
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集体给饶漱石谈话，让饶漱石交待和高岗搞地下活动的事实，没有捞到什么东西。
1954年1月底，中央书记处正式决定，2月6日至10日召开四中全会。出席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和列席党政军、人民团体主要负责干部共110多人。
刘少奇主持会议。会议按毛泽东规定的三项议程进行。刘少奇向全会作了报告。报告的重点是第三部份即增强党的团结。
报告首先说：“毛泽东同志在1953年12月24日的党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上提出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建议。政治局一致同意了毛泽东同志的建议，并根据他的建议起草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现在提交党的七届四中全会讨论。”
刘少奇根据决议的重点，着重讲了加强团结的重要性、必要性和当前不团结的表现及危害性。他说，我们党的外部和内部有些什么不利于团结并且还没有引起全党注意的东西，因而中央必须提出“警号”，以便及时地动员全党的努力来克服横在我们前进道路上的任何“危险”呢？“中央政治局当然不是无的放矢，而正是考虑到目前党外党内的具体情况，才认为有向全党着重提出这个问题的极大必要。”第一，帝国主义的包围仍然存在着。第二，我们正在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逐步地消灭剥削制度，消灭依靠剥削制度生存的剥削阶级。“将被消灭的和已被消灭的阶级中的坚决反革命分子必然和帝国主义相勾结，共同进行反革命的破坏活动。而这些敌人的破坏活动的首要目标，就是我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领导力量，就是我们的党，我们党的团结。”对于这一点，我们之间是否都认识清楚了，是否没有不同意见呢？政治局认为，并不是所有中央委员和高级干部对于这个问题都认识清楚了，也并不是没有不同意见的。政治局认为应当严肃地指出：对于党最危险的，乃是敌人在我们党内制造分裂，制造派别活动，利用某种派别，作为他们代理人的危险；因为敌人同样明了这个真理，“堡垒是容易从内部攻破的”。他说：中央政治局认为我们党的团结的状况，是有缺点的，我们不应当讳疾忌医，不应当隐藏矛盾，而应当揭露和克服这些矛盾，只有这样，“才能使党的团结真正得到增强，才能使敌人失望”。“决议”草案所指出的党的缺点值得我们在座所有同志的深刻注意，值得省、市委员会以上的“负责干部和武装部队的高级负责干部的深刻注意，值得全党各级组织的深刻注意。”
刘少奇在讲到当前存在的问题时，指出：“在我们党内的某些同志中有一种说法做法是错误的，他们认为只要他的意见自以为是对的，就可以不遵守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中领导的原则，不受党的纪律的约束，就可以不服从领导，不按党的章程办事。这些同志应当认识违反党的民主集中制，破坏党的纪律，就是破坏党的团结，而破坏党的团结，就是破坏党的最高利益，危害党的生命。因此，这些同志必须深刻认识他们这种说法和做法的错误，并且立即改正这种错误的说法和做法。”“对于那种有意破坏党的团结，而与党对抗，坚持不改错误，甚至在党内进行宗派活动、分裂活动和其它危害活动的分子，党必须向他们进行无情的斗争，给以严重的制裁，甚至在必要时将他们驱逐出党。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维护党的团结，才能维护革命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
全会对刘少奇的报告进行讨论。刘少奇、周恩来、高岗、饶漱石、彭德怀等人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刘少奇主要检查了天津讲话、和平民主新阶段、土地改革和对农业合作化的错误；饶漱石检查了和安子文、陈毅的关系等方面的问题。高岗当然是重点作检查的对象，他对自己的自由主义、本位主义、骄傲自满和思想作风方面的错误进行了检查。他说：我思想上有自由主义，在不同场合，说了些自由主义的话，这是很不好的。我对中央的个别同志，有些意见，有些情绪，但我不顾影响，在一些不适当的场合发过牢骚，有些问题提得不正确，这是很不应该的，这是违反了组织原则的行为，我还有地方主义、本位主义思想，心中缺乏全局观点。我常常过分强调局部利益、本地区、本部门的利益。我有骄傲自满情绪，有时还表现得比较严重。思想总觉得自己正确，觉得自己有能力，有水平，办事果断。也觉得自己对革命有功，从老区来，一枪一弹打过来的，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很不容易。抗战结束后，开发东北有功，建国以后建设东北有功。抗美援朝打响以后，又对支前有功。总之思想骄傲了。在作风上有不民主的东西。作风上的不民主，根子就在思想上的骄傲自满。认为既然自己水平高，能力强，还要婆婆妈妈商量来商量去干什么，拍板就完了。这样不仅在工作中挫伤了同志的积极性，也给工作造成了一些损失。由于骄傲自满，作风不民主，就总是爱听表扬的话，不爱听批评的话。这些东西，都是作风不纯，希望能够听到同志们更多的批评，以便提高认识，在今后工作中改正这些缺点，纠正这些错误。他在检讨发言中强调团结的重要性，说“我们党团结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团结的轴心是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
全会上，共有40多人发言，都表示拥护“决议”。大家发言中没有点谁的名，有的作了批评和自我批评，但主要矛头是针对高、饶的“错误说法和做法”，指控他们攻击中央领导，什么分裂党中央，野心家等等。
邓小平发言时，首先为刘少奇的检讨作了解释，“全国财经会议以来，对少奇同志的言论较多，有些是很不适当的”，我所听到一些传说，不大像是批评，有些是与事实不相符合的，或者是夸大其词的，有的简直是一些“流言蜚语，无稽之谈”。对待资产阶级问题，我没有见到少奇同志在天津讲话的原文，但是据我所听到的，我认为少奇同志的讲话是根据党中央精神来讲的。“是起了很大很好的作用的。”虽然在讲话当中个别词句有毛病，但主要是起了“好作用的”。他对富农党员问题作了解释。对于“工人阶级半工人阶级领导革命”的问题，他解释说：在提法上当然是不妥当的，可是这里并没有涉及党的性质问题。有些流言蜚语是超过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限度的，有些变成了无稽之谈或随意夸大，这种现象值得我们注意的。他说：骄傲一定会使党团结受损害，使革命事业受到损害。对于每个共产党员来说是一种腐蚀剂。它可以引导个人主义发展，把一个满腔热忱的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丧失掉，而堕落到“最卑鄙的个人主义方面去。”“谈天之功，将上级的正确领导，其他同志各方面的努力，统统算在自己身上……”
邓小平对刘少奇的检讨解释以后，针对高岗的问题讲了一段后，也检讨了自己搞分散主义“有份”的问题。
陈云发言说：我们党有可能出现张国焘这类人物搞分裂主义。过去出过张国焘，以后是不是还有李国焘、王国焘呢？“决不能说没有。”“革命胜利了的国家，更容易出。现在比起秘密工作和在山沟里打游击的时代，更容易出野心人物。”“起初是干革命来的，以后是革命加做官，既革命，又做官。后来官越做越大，胃口也越来越大。”“有人就只想做官，不想革命了，把革命忘光了。”“我们党内可能出现分裂的危险”，出现了野心人物的时候是可能闹不团结的，甚至可能闹到党的分裂。“出现了李国焘、王国焘也容易把他揭露。”
陈云发言转了一个大弯子，虽然未点高岗名，实质上是把高岗和张国焘划等号。张国焘是个什么人？高岗最清楚，出席四中全会的人都清楚，陈云更清楚。张在陕甘宁边区政府当副主席时，高岗是边区保安处长兼保安司令、政委。张逃跑投敌后，高岗参加过批判张国焘的会。张国焘不仅和毛泽东走的是两条路线，长征中毛泽东要“北上”，张国焘要“南下”，张还另立中央，他的组织决议公开宣布“撤销毛泽东、周恩来、洛甫(闻天)、博古的工作，开除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张浩(林育英)从苏联回到陕北，利用共产国际的名义，逼迫张国焘才取消了第二中央，开始北上会师，1938年张国焘借去祭奠黄陵为名逃跑投敌，当了国民党的特务。高岗一没反毛泽东且还一心跟着，二没另立中央，三没当敌特，他只反对刘少奇坚持走资本主义的右倾思想，这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性质，怎么能把他们等同归类呢？再无限上纲也不能上到那样的高度，未免太过分了。
周恩来说：毛泽东同志和中央政治局向全党敲起警钟，反对任何共产党员由满腔热忱地、勤勤恳恳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贵品质堕落到资产阶级卑鄙的个人主义。这是从苏联共产党、各国共产党乃至我们党自己的历史中吸取教训而得出的结论。
他说：我们的党已是胜利的党、执政的党，因为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的威信又是这样高，所以“个人主义的反党活动已不甚可能以公开面目反对党的领导，而会是躲藏在党的正确路线的旗帜下，利用某些领导的缺点和个别错误以及党内某些不同的意见，进行暗中挑拨和散布流言，有时更假借名义，进行非法活动，以便达到个人企图。”“这样的干部就会一步一步地发展成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野心家。”“我们党内目前主要的危险就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其危险性最大，因为就他的地位、权力、威信、影响来说，最容易生长出个人主义野心，对党、对共产主义的事业也就危害最大。”
周恩来说，对犯了不利于党的团结的严重错误的人初步检讨是值得欢迎的，并指出：“还不完全，还不深刻。”“应该努力反省。”周恩来就“分散主义”等也作了自我批评。
邓小平、陈云、周恩来的批判发言中，什么“卑鄙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李国焘、王国焘”、“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暗中挑拨”、“个人主义反党活动”、“非法活动”、“争权夺位”、“搞分裂”、“极端危险”等等词句，自然是针对高饶他们的。
在四中全会上，要说检查不深刻，几个重点人的检查都不深刻。高岗心存侥幸，自我批评不算深刻，企图争取大家的谅解，相比之下，比别的检讨深刻的多。全会最后一致通过《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决议共分四个方面。
第一，主要强调团结的重要性。指出“党的团结，工人阶级的团结，劳动人民的团结，全国人民的团结，是革命胜利的基本保证。”“工人阶级是由党领导着的，党又是由它的中央委员会领导着的，党的中央委员会还紧紧地依靠着一批忠实的有能力的密切联系群众的高级干部。因此，党的中央委员会和省(市)委员会以上的负责干部和武装部队的高级负责干部的团结，尤其是决定革命胜利的最主要的关键。”帝国主义者和反革命分子破坏我们的最重要的方法之一就是首先破坏我们党的团结，并在我们党内寻找他们的“代理人。”特别是鉴于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党内一部分干部滋长着一种极端危险的骄傲情绪，他们因为工作中的若干成绩就冲昏了头脑，忘记了共产党所必须具有的谦逊态度和自我批评精神，夸大个人的作用，强调个人的威信，自以为天下第一，只能听人奉承赞扬，不能受人批评监督，对批评者实行压制和报复，甚至把自己所领导的地区和部门看作个人的资本和独立王国；鉴于这一切情况，中央认为，当然我国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紧要的历史关头，有极大的必要来唤起全党同志更加注意提高革命警惕性，更加增强党的团结。
第二，要求全党高级干部在自己的工作中应遵守的“六条”规定，主要强调，要把维护和巩固党的团结作为指导自己言行的标准，有利于党的团结的话就说，不利于党的团结的话就不说，有利于党的团结的事就做，不利于党的团结的事就不做；党的团结的唯一中心是党的中央，必须把任何地区、任何部门的党的组织及其它工作看作是在中央统一领导下的整个党及其工作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派别思想，小团体习气、地方主义、山头主义和本位主义，反对任何妨碍中央统一领导，损害中央的团结和威信的言论和行动；严格遵守民主集中制，严格遵守集体领导的原则，必须坚决反对分散主义和个人主义，反对把自己领导的地区和部门当作独立王国，反对把个人放在组织之上，反对不适当地过分强调个人的作用，反对骄傲情绪和个人崇拜；全党高级干部的重要政治活动和政治意见应该经常向所属党组织报告、反映，特别重大者应直接向党中央的政治局、书记处或中央主席报告和反映；如果避开党组织和避开中央来进行个人的或小集团的政治活动，避开党的组织和避开中央散布个人的或小集团的政治意见，这在党内就是一种非法活动，就是违反党的纪律、破坏党的团结的活动，就必须加以反对和禁止；全党高级干部应根据增强党的团结的原则来检查自己的言论和行动，凡是不利于党的团结的言论和行动都必须改正；对于任何有损党的团结的言论和行动应当进行批评和斗争。
第三，党的团结必须在马列主义和正确的政治和组织原则的基础上团结，发展党内民主，坚持批评与自我批评和治病救人的方针。
第四，主要强调党和武装部队高级负责干部的团结为主要对象，是全党团结的关键。
四中全会结束前两、三天，刘少奇、周恩来在刘少奇家里召见尤金，从傍晚谈到午夜以后，主要介绍高、饶反党“罪行”以及揭露高饶问题前后和四中全会的斗争高岗的过程、高岗问题的性质、处理的方针，并强调说明对高岗的反党问题不认真严肃处理，对党是极其不利的。周恩来讲了高岗12条“罪行”(在高岗问题座谈会上发言提纲》归纳成10条)。
尤金只注意听，没提任何问题，也不作笔记，在听介绍中偶尔惊叹地说：“试想想？”“试想得到吗？！”师哲回忆说，尤金是政治家、哲学家，他看尤金抱有“怀疑”态度。因为，尤金在杭州会见毛泽东时听毛说有人要“打倒”他自己，听周恩来介绍，没有“打倒毛泽东”的事实言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