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岗与刘少奇之间的意见分歧萌芽，最初可追溯到延安时期。高岗对《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刘少奇是“白区正确路线代表”提法和“七大”抬到二把手有看法。高岗是西北红军和陕甘宁边区创始人之一，谢子长、刘志丹牺牲后，幸存下来的他被树为西北党和人民领袖，上自中央下至老百姓中，他威望很高，被誉为“西北星辰”、“西北人民救星”、“西北灯塔”、“创造了丰衣足食的边区”，毛泽东亲笔题赠“劳动模范”奖状，并称为“成熟的马列主义者”，光辉灿烂的光环桂冠披挂一身。张闻天、毛泽东、朱德、任弼时等中央领导支持高岗的工作，高岗也没有辜负党和中央领导的希望，他竭尽全力把陕甘宁边区建成了全国抗日、民主、统一战线模范根据地。
高岗对毛泽东主席的决策不折不扣，坚决贯彻执行，对毛泽东思想领会深刻，实践中运用自如；毛泽东对高岗非常信任、器重，同属“农民的儿子”、“山沟里的马列主义”，形成天然非同一般的关系，结为亲密战友。1936年9月，毛泽东在保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上当着高岗(高列席)的面说：高岗同志能独当一面开创工作新局面，在得不到中央指示的环境下，他一切都是正确的，不断前进，我们干革命，就是要高岗这样的同志。
延安整风审干期间，刘少奇主持审干委员会工作，具体工作由副主任康生、彭真抓。闫红彦反映高岗“两次脱逃”和男女作风问题，经查对“脱逃”不是事实，刘少奇仍将闫红彦反映材料交中央存入档案。北平军人反省院拒绝写所谓“反共启事”之一的韩培义在国共二次合作出狱后，任某团政委。1943年韩到延安中央党校二部学习，发现以化名写“反共启事”的薄一波(原是监狱支书)等人当了大官，他向中央反映。在整风审干中，审干委员会主任刘少奇、副主任康生决定给韩培义扣上了反中央的帽子，并给留党察看处分。韩一直不服，继续申诉，又以精神病被送进精神病院，韩仍抗争。高岗听到此事有看法，认为写“启事”的人整拒写启事的人不公平。在整风审干和抢救运动中，高岗对刘少奇、康生有些做法不赞成，因高岗是审干委员会副主任，产生了些矛盾。
1936年春，刘少奇偕夫人谢飞，以商人打扮，骑骡子从瓦窑堡出发，由关中特委负责人张德生和谈国凡等护送到临潼，乘火车到北方局所在地——天津。他据北平地下工作者反映：北平军人反省院关押着我们一批干部，现在干部不足，履行一个手续可以出来工作，刘同意遂向中央请示，中央同意刘少奇的建议，之后被关押的人除刘格平、韩培义等人拒绝写“假自首”继续坐牢外，薄一波、安子文、刘澜涛等60多人先后按国民党拟好的“反共启事”上以化名签名出狱，分配了工作。刘格平、韩培义等在“西安事变”后才释放出来。填写“启事”的人在文革中又兜了出来并被定为“判徒集团”案，这些人都被整的死去活来，无一幸免。刘少奇在他的检查中说，经过党中央批准的，中央许多领导都知道。他承认他自己“有一定责任”。康生为把刘少奇打成“叛徒头子”，派人威逼张闻天交待和作伪证，说明刘在北方局背着中央决定让被押人“履行手续”出狱的，张闻天坚持申明中央知道此事。他为了避免涉及毛泽东，顾全大局，当时，他独自承担了责任，说此事是由他批准的(时张是总书记)。
党的“七大”召开前，刘少奇负责主持起草党章(草案)，草案里对有轻微“自首变节”行为的可以当中央委员和“工人阶级与劳动人民的党”提法。在“七大”准备委员会(即筹备委员会)上讨论时，遭到高岗等反对而去掉。中央另有规定凡历史有“自首变节”的不能重用。“七大”酝酿中委人选时仍有争议，薄一波原拟为候补中央委员，有人提出不同意薄为候补委员人选，曾在北方局工作过的同志对北平监狱的事有看法，便向彭德怀、林彪、高岗等透露，彭德怀遂向毛泽东反映，实际此事毛泽东知道，也不便说明，所以，毛泽东坚持选薄一波为中央委员，局外人不知内情，高岗更不知原尾。此事传到刘少奇、薄一波的耳朵里，给后来投下了斗争的阴影。1953年财经会议期间又将此事抖出来。对党的性质，在七大以后很长时间，刘少奇仍坚持“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的观点，并写入第一次组织工作会议的决议里。第二次组工会上，张秀山发言再次提出批评。
中央初到陕北落脚，由于长征中损兵折将，北方局一些党组织迭遭破坏，干部十分缺乏。当时，日军正向华北进犯的严峻形势下，为保存干部迎接抗战，中央同意北方局的建议是无可非议的，要说有错误应由中央负责，不能推在建议者和执行者身上。假如关押到日军打到北平，可能这些人就都没命了。何况这些同志并未出卖同志，出狱后政治思想、革命精神都好，多数担任重要领导职务。更何况，当时的形势很复杂，国内主要矛盾发生变化，成了民族矛盾。中共已经和国民党开始暗地沟通共同抗日谈判。有人说在日军进逼的形势下，国民党让被押人员“履行”一个手续，也想放这些人出去。
自遵义会议到1943年3月前，张闻天是中央总书记，毛泽东是军委主席，批准这批人出狱，是张、毛两个核心人物同意的。后来，张闻天虽是总书记，实际不掌什么权，自1939年后多半时间到陕北、晋西等地搞调查研究。中央日常工作任弼时主持，当然，决策者是毛泽东。从党史资料看，1943年3月16日以前，中央的重要会议，毛泽东都是“出席”，3月16日至20日，中央政治局对中央领导班子进行调整，毛泽东身任三个主席即中央委员会主席、政治局主席、书记处主席，根据刘少奇提议授予“有最后决定权”。自此后，中央的会议都是由毛泽东“主持会议”，再未看到“出席”二字。也就是说，毛泽东在43年3月才名正言顺的真正成为中共中央第一把手。从公开资料中看到，高岗在这年7月写的纪念抗战六周年的文章里首次提出“要团结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
党的七届一中全会选举中央领导，刘少奇升为二把手。以毛、刘、周、朱、任为序组成书记处。七大未设常委，他们五人实际是常委。七大以前，陕甘宁边区和抗日根据地只挂毛泽东、朱德画像，毛、朱的名字家喻户晓。七大闭幕后，延安新华书店依刘少奇意见，画制中央政治局委员大像时，高岗不赞成，他在1945年7月西北局高干座谈会上对李卓然说有啥意思，肮脏的很，像我这样大鼻子，老鼠牙，吃老虎眉脸，挂大像有什么好看的。有人说似有针对刘少奇之意。
抗战胜利后和土地改革中，高岗对刘少奇指导革命工作中有些看法，但没有反对的活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后，毛、刘在建国方向、路线方面逐步发生分歧和矛盾。高岗紧跟毛泽东路线，坚持执行七届二中全会决议，这就难免卷入“分歧”其中，高岗认为刘少奇不成熟，掌握政策不够稳，他只有白区工作经验，没有根据地工作经验和军队工作经验，“七大”把他抬的太高了，七大以来他犯了一系列的原则错误。刘、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分歧：
抗战胜利后，“双十协议”和政协会议决议、停战协议签订后，忠厚善良的中国人民以为和平可以实现了。毛泽东去重庆前，召开高级将领会议，他以高瞻远瞩的洞察力，告戒“全党绝不要因为谈判而放松对蒋介石的警惕和斗争”。准备打，毫不含糊。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他根据十年内战和八年抗战中的三次反共高潮的事实，明确指出，看蒋介石的过去，就知道他的将来，他的左手拿着刀，右手也拿着刀，我们照他们的办法，也拿起刀来，“内战不可避免”。这就意味着和平的希望有一线，和平也好，战争也好，中共决心要夺取天下，江山决不能落在独裁者蒋介石的手中。国共两党争天下，已经形成一山二虎之势。
内战爆发前，我们党内的个别同志对这个至关重大问题认识不大清楚。高岗对毛泽东的告戒心领神会，坚决拥护。毛泽东的判断和预见，正切合高岗对形势和前途的看法，认识到蒋介石是绝不会放弃他的“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独裁统治中国的美梦，而毛泽东是不会让蒋介石独裁天下的，只有握紧枪杆子，经过战争才能夺取政权，这是毛泽东告戒全党的实质。
东北形势正在起变化，国民党军队大批开进东北。高岗等到东北后，对形势作了认真分析，认定“独占东北”无可能了，提出先占农村和铁路两侧，建立巩固铁路两侧的农村根据地，整顿现有武装，实行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方针。但是，刘少奇于45年12月7日，以中央给东北局发出指示电报指出：“利用冬学整训十五万野战军，建立二十万地方武装，以准备翌年春天大决战为目标来布置一切工作。”北满分局认为在短期内不忙于大量发展军队，要整训好现有军队。同时，汇报了北满的情况，对中央的电报指示提出“补充意见”。刘少奇为贯彻他的主张，1946年春支持彭真的四平决战，使我军受挫。因为短期扩大不了那么多武装，即使扩大了也不可能和武器精良、训练有素的杜聿明部抗衡。这就是高岗认为刘少奇不怎么稳的开始。
东北局主要领导彭真主张先占大城市，争取优势，并对政协决议和停战协议解决东北问题抱幻想。这就在战略方向上和彭真发生了分歧意见。形势的发展恰好应验了高岗等人的判断。东北形势日趋恶化，国民党政府打上“接收主权”旗号，接收大员进入东北，划省建市，封官加委，收编日本伪满武装，成立城市保安队，加上雅尔塔协议和《中苏友好条约》(国民党和苏联签订的)规定，苏联将东北交国民党接管，美国出动大批飞机、舰艇，海陆空齐头并进，替蒋介石运兵东北，杀气腾腾，妄图独占东北。东北成了国共争夺的焦点，也是美、苏关注的热点，形势异常紧张。
1946年初，旧政协会议决议和停战协议发布。在蒋介石玩弄的和平烟幕的掩盖下，中共党内有些人对蒋介石的反动本质认识不清楚。毛泽东自重庆回到延安，不久患重病，很长时间不能工作，卧床不起，由于病情越来越厉害，中央给斯大林发电报，请求苏联派医生来延安为毛泽东治疗。斯大林接电后即派两名医生(即阿洛夫、米力尼科夫)飞来延安给毛泽东治病。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对“双十”协议和政协决议持乐观态度。1月12日，他在延安作时局报告，并以“延安权威人”在《解放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呼吁和平说：中国的国内和平与远东的国际和平，你们与我们是同样需要的。我们希望你们同情我们中国人民的这个事业，重视中国人民的意见。
接着，在2月1日，刘少奇为中央起草的《目前新形势与任务》的党内指示，夸大了旧政协的意义和作用，对形势作了不切合实际地乐观地估计。指示说：“这是中国民主革命一次伟大胜利。从此，中国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到来了。中国革命斗争的形式目前由武装斗争转变为非武装斗争的群众的与议会的斗争。国内问题改由政治方式来解决。武装斗争是一般的停止了。党的全部工作，必须适应这一新形势”。指示特别强调指出：“目前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是一部分同志狭隘的关门主义”，因而要求全党“必须很好地克服那种不相信内战会停止，不相信和平真能实现，以及不相信蒋介石在各方面逼迫下也能实现民主改革，并能与我们合作建国，不相信和平民主新阶段已经到来的‘左’的倾向”。“我们的军队将成为国军，我们的党也停止对军队的直接领导，指挥将统一于国防部”。其间，还发出裁减军队，解散民兵的指示，对山东、华中、晋绥等地规定裁减军队的任务。他认为“合作建国”的愿望已经开始。2月2日，他给陈毅、饶漱石致电：“必须巩固现有地区，因中央机关将来可能迁淮阴办公”。这就意味着距南京更近些，便于“合作建国”。
在三令五申的和平幻想思想指导下，华北地区抓紧动快，缩编部队，解甲归田，民兵组织解散，部队政工部门取销。3月间，华北地区将9个纵队精简缩编为4个纵队，兵力减少，战争思想淡化，对自卫解放战争开头受到极大影响。
高岗看到这些“文章”、“指示”后说：中央主持工作的人竟然“对美国乞求和平，对蒋介石抱和平幻想”。“在蒋介石的脑袋里没有‘和平’二字的。他只是在欺骗的时候用‘和平’二字，心目中没有一点诚意，从他过去和现在看，就清楚他的将来，一对他有利就反悔的。我们上当吃亏还少吗？”他认为这样指导革命工作是“右倾”的表现，这只能“削弱革命人民的斗志”。对精简军队，解散民兵，高岗极为愤慨地说：这是害怕革命，害怕斗争，瓦解解放区军民的斗志，同敌人妥协，武装夺取政权是中国共产党的立党宗旨。毛主席早在“八七会议”就说：“全党要非常注意军事问题。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取得的。”现在精简军队，延安时期那么困难，只减机关人员，未减军队。没有枪放屁也不响，谁有枪谁就有政权，谁的枪多谁就势大。“没有枪杆子能取得政权吗？取得了政权也顷刻间就要垮台。”他对内战不可避免，立足于打仗的形势看的很清。蒋介石要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共产党要推翻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是明摆着的事实，内战爆发势在必行。这正是毛泽东去重庆前在延安高干会讲的实质。
高岗对和平幻想和寄希望于谈判解决东北问题提出不同看法，及时给毛泽东写信明确指出：少奇同志提出的“和平民主新阶段”的估计是错误的。这只会使人民被麻庳，从而对蒋介石的进攻放松警惕。他在信中说：对他的这些看法，必须予以纠正，否则后患无穷。
1946年3月15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他指出：蒋介石的反动本质未变，他的主张“第一，一切革命党全部消灭……第二，如果一时不能消灭，则暂时保留，以待将来消灭之”。“蒋介石的这两条，第一条很清楚，第二条是人们容易忘记的，稍为平静一点就忘记了。二月一日到九日就忘记了，校场口事件以后就不忘记了”。我们“复员就吃了亏，部队不充实，减少了民兵”。
显然，对刘少奇进行了批评，赞成了高岗的看法。之后毛泽东电示东北局：“不要将希望放在谈判上”。
山雨欲来风满楼。蒋介石的大员满天飞，抢夺胜利果实，紧锣密鼓准备内战。在东北收罗日、伪武装近20万和大批武器。蒋介石令收罗的武装部队“保持武器，为自身安全而奋斗”，“希望各位在最后成功时候，格外努力，完此一篑，以竟全功”。同时调远在西南军队北上。内战爆发迫在眉睫，打仗是秃汉头上的虱子，不是一些同志不“相信”，现实使人难以相信。
锦州等地被国民党军队占领后并向北推进。东北局决定“锦西会战”和“最后一战”部署，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企图在军事上冒险取胜，关闭大门，独占东北。这样的部署显失妥当，高岗对此几次提出反对意见，他认为我军现有实力不能和美械装备的国军硬拼，不能比高低。
东北局想拒敌于东北大门之外，独占东北，留恋大城市优势未完全放弃，虽然撤出沈阳，仍在卫星城转圈，大批干部住在城市，以保持占领城市“优势”，部队主要力量结集在四平一带会战，把解决东北问题寄托在“最后一战”取胜，企图“独占中长路沿线和各大城市”，为和平谈判取得优势，而忽视了根据地建设。结果，在左右希冀、踌躇不定的思想指导下，最后一战大败，林彪狼狈地撤出四平战场，北宁线全被国民党军占领，我已占的沈阳、长春等一批大城市先后放弃，军队损失很大。
后来在编写《辽沈决战》和《四野战史》时，对这段历史陈云和彭真争论不休，无法如实再现历史本来面貌，原四野作战处长苏静(55年授予中将)为正确表述那段历史未果，他说“我至死也不瞑目”。历史是诚实的伙伴，谁是谁非，时间是一般起码的见证书、裁判员。历史不能屈笔，应该秉笔直书。
高岗坚持认为先占大城市还是先占农村，是方向、路线问题，刘少奇认为彭真有错误，不是方向路线的错误。当然，这个错误与中央指导、支持上也有一定的责任，毛泽东也不例外，从中央发给东北局电报中可以看出。从东北局改组说明，“守四平，保长春”是错误的，要不林彪丢盔撩甲，败走麦城还能升官吗？也说明中央承担了责任。
罗荣桓元帅后来在1949年3月召开的四野高干会上说，东北局从长春撤到哈尔滨时，思想很混乱，无纪律无政府现象非常严重。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东北局领导对局势估计存在失误，东北党的领导认识上不统一。是先控制大城市还是依靠农村；以战争为主还是以和平为主；敌强我弱还是敌弱我强。这两种不同方针的斗争很激烈。罗帅在1961年对编写四野战史指示中说：有些同志对形势的变化看不清，“在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情况下，提出“最后一战”和平快到了，以为四平一战，和平就实现了。结果四平一战失败了，南满的大城市全丢了。其实，和平幻想未彻底丢掉，战与和的分歧仍然忽明忽暗存在，停战期间，有人仍对敌我力量估计不足。1946年9月，东北局扩大会议上，有人还提出“和与战”的问题，说什么对蒋介石是“洗脸还是杀头”的事。
7月，东北局在哈尔滨召开扩大会议，批评了彭真的错误，彭在会上作了检讨。历史实践证明，高岗等人主张先占农村和铁路两侧的中小城市，建立根据地，后夺取大城市的方针是正确的。
东北全境解放，全歼东北国民党军队，完全顺着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前进的，比原先预料时间提前胜利结束。辽沈战役为歼灭国民党大兵团创造了典范，对全军敢打大仗、打硬仗鼓舞很大。
1947年秋，赵德尊在全国土地会议期间，向刘少奇汇报东北工作和前一段工作中提到彭真的一些错误时，刘少奇只盘问去年七月会议的情况，不谈东北的具体实际情况，不涉党的战略方针和分歧意见的是非，他不满意地说，问题不是解决了嘛，不要再纠缠此事了，“不要落井下石”。他只要求东北党顾全大局，搞好团结，过去满洲国地下党就当时不团结，才失败了，被敌人搞垮了。赵回东北局汇报了这一情况，林彪、陈云、高岗都认为刘少奇坦护彭真，不支持他们的工作。从此，对刘少奇不满情绪又有增加。他私下对人说：“纠正彭真错误，怎么是不团结，落井下石呢？”
在辽沈战役胜利后，平津、淮海战役正在炮火连天激战中，人们急盼早日胜利，推翻蒋家王朝。刘少奇却有点惊慌失措的情绪。1948年12月24日，他在河北省平山县李家沟口设立的马列学院讲话时说：现在革命形势发展很快，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现在不是“怕太慢了，而是怕太快了。太快了对我们的困难很多，不如慢一点，我们可以从从容容地准备”。学员一听两眼大瞪，面面相觑。下来后纷纷议论，咱们院长(刘兼院长)怎么讲这么些话，怕早点消灭蒋介石？高岗听到刘少奇的讲话内容，对张秀山等说，这个少奇同志，左一下，右一下，他一会儿吹和平民主新阶段，一会儿支持最后一战，土改时他比谁都“左”，现在开始摧毁蒋家王朝，他又怕太快了，“右起来右的出奇，左起来左的没底”，真是“左右摇摆，惊慌失措”。张秀山说，这是“嫉贤妒能，没有军事经验的表露。”
东北战场自三季攻势后，我军已占绝大部分地区，国民党军只占北宁线几座孤城，处在内外交困，望援不济境地。解放区农村土改工作，从1945年冬就开始没收日伪开拓地，分给没地农户。1946年中央“五四指示”发出后，开展了如火如荼的土改运动。土地改革运动激发了农民参军保田的积极性。正如高岗说：“我们靠土改运动，动员农民打败蒋介石”。“国民党资产阶级兼并农民的土地，我们夺回来分给农民，农民不跟我们走才怪！”“中国革命的主要问题，是要解决农民的疾苦，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无产阶级只有和农民结成联盟，才能取得胜利。”“土地是根据地建设的核心，什么事都不如农民对土地的关心”。他在全国第一届政协会上发言主要讲了土地改革问题。他对合作化重视，就怕土地再回到少数人手里，农民再吃二茬苦，再受二茬罪。毛泽东评价土改说：我们的解放战争，“有了土地改革的胜利，才有打倒蒋介石的胜利。”东北局把土改和参军紧密结合起来，贫苦农民为保田而积极参军。但在执行“五四指示”中出现右的偏向，经过解决“夹生饭”、“砍挖运动”以及“反奸清算”，土改工作已经搞得差不多了。在“砍大树，挖底产”中又出现“左”的偏向，一些地方违犯工商业政策，农民进城抓地主工商业者搞清算斗争；有的地方伤害了中农的利益。东北局发现后，及时得到纠正，农村生产关系得到改变，打倒了封建地主势力，封建剥削制度被摧毁，贫下中农优势已经树立起来，生产力得到解放，在东北实际情况，要说不彻底，也属个别地方和个别户的抽肥补瘦的问题，不需要打烂平分。
1947年秋，刘少奇受中央委托主持召开全国土地工作会议，决定“平分土地”，原已分过的统统打烂重分。刘少奇在会上讲话的一些观点，助长了“左”倾错误的发展。
东北局主持常务工作的高岗，对全国土地会议及刘少奇讲话有看法。东北局领导听了赵德尊汇报了全国土地会议精神和刘少奇的讲话，与会者都有意见，王鹤寿、何凯丰等对刘少奇意见最多，从生活到工作上讲了一大堆意见。针对全国土地会议“左”的倾向，东北局发出《关于土地改革中严禁打人的规定》，明确指出：在土改和群众申冤中，禁止打人，教育群众说理斗争。这样，自觉不自觉地和刘少奇唱反调。对于全国土地会议精神迟迟不安排传达，有待观察形势，却受到中央工委的批评。上命难违，东北局提出了“补充意见”，对极左的方面作了抵制，11月，由陈云负责召开会议进行传达，高岗到翼热察辽地区调查了解土改等情况，冀东召开会议，传达了全国土地会议精神，尽管强调东北局关于“严禁打人”和“补充意见”的规定，在贯彻执行全国土地会议精神中出现了乱打、乱斗、乱吊的“左”倾偏向，他发现后及时作了纠正。
发动平分土地运动，干部、群众意见很多，说“左一下，右一下，瞎胡闹，刚纠正左的又叫搞左的”。陈云坐镇指挥辽东地区土地平分，推广晋绥经验，出现农民进城抓地主工商业者，把地主扫地出门，斗争富裕中农。陕甘宁晋绥在绥德义合召开会议传达全国土地会议精神后，在所谓“村村点火，户户冒烟”，坚持“贫雇农路线”，反对“中农路线”的口号下，平分土地中翻底财，搬石头发生了“六乱”(即乱斗、乱扣、乱打、乱捕、乱没收财产、乱扫地出门)的混乱局事。习仲勋发现后，连续几次电报和写反映给毛主席，指出：土改一到农村，就发生“左”的偏向。“我看一有‘左’的偏向，不要半月，就会一切破坏的精光。”他在反映里列举了农村贯彻土地会议精神出现的残酷局面，把中农或贫农，只要有吃有穿的人就得斗争；对地主、富农一律用惨刑拷打，名曰“大锅里煮牛脑”；拷打地富交底产，扫地出门；用肉刑、打死人来贯彻土地法令；不分老区新区(新区富农、中农是解放后富起来的)；将原来邀请来当边区政府副主席的李鼎铭打成封建地主，没收家产，赶出门病逝，边区参议会副议长安文钦被逼交底产，扫地出门。
毛主席接电和报告后，批示：完全同意习仲勋同志的这些意见。并批评林伯渠说：“我们共党人是天底下最信用的入，怎么能过河就拆桥呢。”随之派任弼时等调查了解，纠正偏差。
刘少奇看到毛泽东批示和习仲勋的报告后批示：留中央各同志阅，中央已阅。随后，刘少奇指示东北局纠正错误。
幸好时间不长，贯彻全国土地会议精神不到两个月，中央在米脂县杨家沟会议上，专题讨论了土地改革问题。毛泽东当作大事，用很大精力，中央发了很多文件才刹住了土改中极“左”的风潮。在极“左”的平分土地中，整死了不少人，使党的政策在干部、群众中威望受到影响。高岗认为刘少奇不成熟，没有根据地经验，不懂土地问题是建立根据地的核心。贯彻土地会议精神中，各解放区都发生极“左”混乱局面，是刘少奇主持全国土地会议造成的。无产阶级领导的中心问题之一，是解决农民的土地危机问题。不过，高岗在发现土改中“夹生饭”的问题，于1947年春，他主持召开群众工作会议上，发动“砍挖运动”以及在热河、冀东土地会议上讲话中，也有左的倾向。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里对建国方向、路线、方针和“利用、限制”资本主义的政策，都作出了明确的规定。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讲话中指出：党的中心由乡村转到城市后，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必须学会在城市向帝国主义、国民党、资产阶级作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文化斗争。他说，如果我们不去注意这些问题，不去学会同这些人作这些斗争，并在斗争中取得胜利，“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失败”。“在城市斗争中，我们依靠谁呢？有些糊涂的同志认为不是依靠工人阶级，而是依靠资产阶级”，“在发展工业方向上，有些糊涂的同志认为主要的不是帮助国营企业的发展，而是帮助和发展私营企业的发展。”毛泽东指出：对于私人资本主义采取“限制政策”。实行这一政策，是必然要受“资产阶级在各种程度和各种方式上的反抗的，特别是私人企业中的大企业主即资本家。限制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如果认为我们现在不要限制资本主义，认为可以抛弃‘节制资本’的口号，这是完全错误的，这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对于农业和手工业经济，毛泽东指出：“逐步地而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方向发展的，任其自流的观点是错误的。”他还强调要同不拿枪的敌人斗争，否则就要犯“极大的错误”。
毛泽东的讲话和全会作出了相应的决议，对建国后指明了斗争的方向，更重要的是针对一些糊涂认识的“同志”的。实际上从去年“九月会议”后，就对城市“节制资本”和“依靠谁”及将要建国后国内的“主要矛盾”问题争论作了原则的结论。
据老同志讲：高岗对主要问题，从来敢抓敢管，抓住不放，大刀阔斧，有些是“先斩后奏”，已经形成习惯，建国以后，他说：“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国内主要矛盾，这是七届二中全会定的，这就是大方向嘛！社会主义革命要坚持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就是要限制和消灭资产阶级，坚持资本主义，还算什么社会主义。”
1949年是解放战争决战的一年，各大城市相继解放，国民党败退时对城市破坏、掠夺很严重，城市资本家把进攻矛头对准我们管理城市工作上，物价飞速上涨。人民政权对新解放的城市旧人员全“包下来”的政策，财政负担日益加重，如军费、城市救济、人员经费等各项庞大的开支，只得靠印票子解决。1949年至50年2月，人民币增加100至270倍。各大城市资本家互相呼应，狼狈为奸，哄抬物价，对两白(棉纱、米面)一黑(煤炭)和木材、钢材等主要生产、生活资料，一日几涨价，一月上涨几百倍至千余倍。新政府手里无物控制，为解燃眉之急，不得不印票子解决财政赤字。结果无济于事，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一批大企业故意关门倒闭，有的把大量款、物卷走香港等地，仅上海不到一年出逃300多家。他们不择手段造新政权的反，策动城市贫民到政府请愿，把城市搞的乱七八糟，妄图逼共产党就范。心怀敌意分子则心喜若狂，他们宣称共产党无法扭转险恶的经济危机局面，我们党内也出现了一些悲观情绪。面对经济严重危机的现实，对中共来说是严峻的考验，如果在考验中败下阵来，那么，中共在政治上、军事上的胜利付之东流，解放了的人民将重陷水深火热之中。东北地区积极向北京、天津、上海、武汉调运物资，对平抑物价，稳定城市秩序，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毕竟远水不解近渴，杯水车薪，根本问题是不大刀阔斧调整不行了。对振兴经济靠资本家，还是靠共产党领导人民的力量，中共核心领导里有不同的意见。高岗向毛泽东推荐陈云管理经济。陈云回中央后，于1949年7月23日召开华东、华北、西南、中南、西北五大区财政工作会议，贯彻七届二中全会会议，介绍了东北财政、金融、贸易等方面的经验。这是建国前夕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对统一全国财政、遏制通货膨涨发挥了重要作用，新中国在经济战线上站稳了脚跟，促进了经济快速恢复，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不得不发出内心的惊叹，对中共管理大城市经济的才能刮目相看，粉碎了敌对势力希望在经济上搞垮新生政权的图谋。
在经济紧张时期也就是二中全会后不久，刘少奇先后在天津、北京等地了解情况时，在资本家反限制的叫嚷中，有点惊惶失措，发表了与七届二中全会规定的方针、政策不相符的讲话。他说：在新民主主义条件下，“让资本主义发展几十年”。社会主义是将来的事情，现在提倡的过早。“如果现在就采取社会主义步骤，对人民没利益，而且人民也不愿意这样干”。现在把工业收起来，就要伤害私人工业家和个体小生产者的积极性，“这是破坏作用的，是反动的”。对待私人资本剥削问题，保证它有相当的利润，否则，不仅害了资本家，害了公家，而且也害了工人、农民，使大家同归于尽。“不但不能消除他们的剥削，而且还要发展他们的剥削”。
“今天资本主义的剥削不但没有罪，而且有功劳”。“工人、农民的痛苦在于没有人剥削他们，只利工人不利资本家，是工人自杀政策”，对资本家应该承认他们“剥削有功”，“资本家剥削越多，功劳越大”，工人不是不赞成剥削，而是怕无人剥削。有人剥削比没人剥削好。假如“不被剥削就不革命了”。他当着资本家面说：现在人们请你们剥削，资本家先生，我们请你剥削一下，“我们就有饭吃，老婆孩子就能活下去”。他对天津大资本家宋斐卿说：你现在才只办两个厂子……。将来你办8个厂子，到社会主义的时候，国家下个命令，你就将厂子交给国家，或者收买你的厂子，再给你8个厂子，你还是经理，你干不干？宋说：“当然干”(后此人携巨额资金逃往香港)。他还说，欢迎剥削，剥削是救人。挖穷根挖到工商业资本家头上来，“城市毁灭，贫民更没办法”。
刘少奇在华北职工代表大会上讲话，说不要怕说话，该说的话不说，怕被人说投降了资本家，结果是害了工人，工人失业后骂你，我们要早讲才对。“左”的东西是有一股劲的，反“左”的劲头一定要比原来的劲头更大才行。反右的时候，他一听右倾机会主义就会改。反“左”，他往往会反过来说你右。最近我到天津，资本家很高兴，工人有可能不高兴，但是不要紧，我是诚心诚意为工人打算，工人将来会知道，鼓励了资本家，是替工人打算，那就是好的。同年8月，邓颖超和张瑞芳去刘少奇家时，刘少奇对她们复述他和资本家的谈话说：他不久前与工商界人士的谈话，跟那些民族资本家、工商界人士说：“你有再多的财富，顶多只能运作属于你自己一间工厂，一家商行，但你若有更大的才能，国家给你三家四家工厂让你管怎么样？你干不干？”
这种观点，在建国初期，是与七届二中全会决议不相符，不是高岗不能苟和，全党全国人民也不能同意。
张闻天根据高岗意见，为东北局起草的《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方针的提纲》，高岗很赞赏这个“提纲”。这个文件不仅符合东北的实际，而且是以东北当时经济形势为依据绘制的整个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的蓝图。报送中央后，被刘少奇扣压，要东北局对东北有关政策进行批驳后，“才好印发”。
刘少奇在天津搞调查时，对天津市领导进行批评。此后，邹大鹏给刘少奇写了一封信。刘少奇根据邹的信上反映的情况，5月31日，刘少奇以中央名义给东北局《关于民族资本家政策问题》发了一份电报，批评东北局和天津市对待资本家犯了“左”倾错误。
电报的批语说：兹将中央给东北局辰世电及其附件发给你们，并请你们转发各市委、省委、区党委，据以检查自己的工作，认真克服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如果不服此错误，就是犯了路线错误。
这份电报同时转发全国市、省、区党委。电报说：最近邹大鹏有一封信交给刘少奇同志，我们党在东北对私人资本主义及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虽然经过长期争论，至今未能解决。我们认为这个问题关涉到党的总路线中十分重要的问题，必须完全正确地迅速地解决……。最近少奇同志到天津巡视，发现我们天津的负责同志(黄敬、黄火青、吴德等)完全不理资本家，有些干部则认为和资本家接触就是立场不稳，贸易公司的原料及市场方面统治，不给资本家的生产以应有的照顾，税收机关对私人生产未给以应有的照顾，在劳资关系上工人有过高的要求和过左的行动，未用坚决的办法去纠正，强令资本家开工。但资本家开工后的各种实际困难未帮助资本家解决。在报纸上只说资本家坏，不说资本家有任何好处。在党内思想上只强调私人资本主义的投机性、捣乱性，强调限制资本主义，而不强调一切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在目前及今后一个长时期内的进步性、建设性与必要性，不强调利用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来发展生产，只强调和资本家斗争，而不强调联合愿意和我们合作的资本家。结果就使资本家恐慌消极，陷于半瘫痪状态，完全没有生产积极性，许多资本家就准备停工歇业或逃跑。这是一种实际上立即消灭资产阶级的倾向，实际工作中的“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路线，和党的方针政策是根本上相违反的。电报说在东北城市工作中也有这种倾向，望东北局立即加以检讨并加以纠正。因为我们顾虑到党内存在的上述倾向，故我们尚未批准印发《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方针的提纲》这个文件，我们认为在这个文件中必须加以批驳上述偏向的一段文字后，才好印发。
高岗看到电报和刘少奇天津、华北职工代表会议的讲话材料后很反感，被认为是打东北局的“闷棍”。他对东北局其他领导说，按照刘少奇同志的逻辑，“我们搞了几十年革命，流血牺牲，白干了”。少奇同志害怕消灭资产阶级。我们南征北战，东冲西突，为的解放人民，不受压迫，消灭剥削，是我们的大方向、根本目的，他还嫌剥削的不够。他是走美、英、法的老路，而不是走“苏联的大道”，“依靠资产阶级，就是丢掉工人阶级，就会丢掉人民，就会亡党亡国”。
其实，“提纲”是一个很重要的文件，在制定《共同纲领》中大量内容被吸收。
同年7月，刘少奇在访苏期间，会谈中讲到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参加人民代表会议(既政协会议)的问题时，他说：“有人说‘在推翻国民党政权之后，或者说在实行土地改革之后，中国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便立即成为主要斗争’。这种说法，我们认为是不正确的。”师哲老人说，实际是针对毛主席在九月会议和七届二中全会上讲话中关于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与资本家”的斗争问题，高岗当时提出不同意刘少奇的说法，说那是七届二中全会作了决议的，不是什么人的说法。散会后回到住地，刘、高俩人对此继续争论。后来把这个争论变成了高岗出卖东北的争论。他说这是柯瓦寥夫编造的一段谎言，为给斯大林摸黑，赫鲁晓夫借机说明斯大林品质坏，对已死的高岗又踩一脚。
1950年初，对待富农剥削的问题，高岗和张闻天互相交换意见，高岗认为党员雇工和单干问题从原则上讲，党员不允许剥削人的，说服党员不要雇工，党员不参加变工组是不对的。但这些问题主要采取教育的方法加以解决，非在必要时，不采取组织手段。张闻天认为高岗对富农党员的看法对，确实应当加强对农村党员的教育，要他们坚决为农村合作化的方向而奋斗。农村党员向富农转化时，应事先予警告，使其转变。如转变不了，允许其退党或“开除党籍”。高岗说：党员雇工问题政策性很强，需要向中央组织部请示。
刘少奇看到东北局关于富农党员问题的请示报告，对安子文讲，关内大批难民到东北去，受关外富农剥削，他们就会谢天谢地，“富农雇工多，买了马不要限制，这不是自流”。“东北有一万富农党员也不可怕，党员不能有剥削是一种教条主义”。他亲自签发了答复东北局的请示报告。
复信上说：“党员雇工与否，参加变工与否，应有完全的自由，党组织不要强制，其党籍亦不得因此停止或开除”。“一部分党员向富农发展，并不可怕的事情，党员变成富农怎么办的提法是过早的，因而也是错误的”。
安子文把刘少奇的谈话记录和复信寄东北局。高岗接到复信后说，少奇总是和我们过不去，对我们横加指责。这是第二次打我们的闷棍。
高岗把刘少奇有关讲话里的一些观点摘抄写信报告毛泽东主席。他在信上指出刘少奇同志的这种观点就是说“中国只能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能走社会主义道路”。信的原文是：
毛主席：
看到你对刘少奇同志在一九四九年春季的天津讲话的批评后，深感你的指示非常正确，非常适时。刘少奇同志在天津的讲话强调：“现在，只利工人不利资本家也是不对的，必须加以纠正。如果发展下去，只是工人的自杀政策。”“今天工人痛苦不是资本主义不发展也受痛苦。在目前中国条件之下，私人资本主义的剥削有若干发展，对于国民经济是有利的，对于中国是有利的，对于工人也是有利的。工人的痛苦就是失业，就是怕没人剥削。所以有人剥削比没人剥削好”。等等。他的这种观点就是说，“中国只能走资本主义道路，而不能走社会主义道路。”他的这种观点已在党内甚至国际上造成十分恶劣的影响。据苏联的同志对我说，他们认为刘少奇等人远非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东北要坚决搞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试验。
毛泽东本来对东北的做法很欣赏，看了信即给高岗打电话，表示支持东北搞农业集体化社会主义试验，建立示范国营农场。并把信转给陈伯达看，还生气地说：“岂有此理！”陈伯达说，马克思主义者应把自己的着眼点放在搞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上。陈伯达把毛泽东对东北在土改后，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做法很感兴趣的情况透露给高岗。
高岗到北京开会时，把刘少奇讲话、谈话记录交给毛泽东，又谈了刘少奇在天津、北京讲话中的错误，汇报了东北局早想搞社会主义革命，发展互助合作，试办集体农场，搞工业国有化，“是顶着压力去搞社会主义”。他在谈话中又将信上的话重述了一遍。
毛泽东说，少奇同志讲话有错误，他受过去在白区工作经验的影响，进城后我们究竟走那条路还没有清醒的认识，对将出现的社会主义工业政策还没有研究。该顶的就一定要顶，原则问题上，马克思主义既不能让步，也不能做交易，而要展开斗争。“有错误就得批判”。
这就是后来邓小平的“报告”里指控高岗的反党阴谋活动，从一九四九年就“已有系统地开始”。
高岗在毛泽东继续革命的思想指导下，旗帜鲜明地主张在民主革命任务完成后，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采取社会主义的步骤，实行社会主义的政策，消灭资产阶级，消灭剥削制度，要在东北创建“苏维埃社会主义样板”，得到毛泽东的支持，也给毛泽东启发了思路。
刘少奇认为当时党的总路线、总任务是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发展几十年资本主义。高岗认为刘少奇源于这一指导思想，而宣扬“剥削有功论”，为资产阶级评功摆好。
1951年5月，刘少奇在全国政协会议上说：现在资产阶级民主人士，完全可以代表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比某些共产党员更进步、更好，比一部分工人更高明，觉悟更高。有人不怕工人造反，而怕资本家办厂。在同年宣传工作会议上提出一个设想：中国不经过资本主义，要想一步进入社会主义，困难太多了。我们要和资本家搞阶级合作，只有合作下去，将来是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现在三年准备，十年建设时期待十年建设后，中国面貌焕然一新，社会主义的问题是将来的事情，现在提出过早”。他在第一次组织工作会议上说：“共产党员现在要为巩固新民主义制度而奋斗，坚决反对过早地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制和过早地采取社会主义步骤。过早地实行工业国有化，只会伤害资本主义经济的积极性和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在农村没有机器和化肥，实行集体化也不可能。”1953年财经会议期间召开的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刘少奇听了李维汉作的“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报告后他说：如果这样，“我们就要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破裂，他就可能造反，这就可能使我们发生很大困难，造成很大麻烦，使我们陷于被动”。
高岗对同事说，少奇同志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害怕资产阶级被消灭，而不怕人民“受剥削”，就怕资产阶级“不剥削”。他认为刘少奇进城后工作方向和改革方案，以及走什么道路、依靠谁等重大问题上，和毛泽东思想不一样，和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和《共同纲领》不相符。他在多次公开讲话、文章中，不点名地批评刘少奇等人的右倾观点，最集中表现在52年1月那篇《克服资产阶级思想对党的侵蚀，反对党内的右倾思想》文章里。文章中联系三反中暴露出来的问题，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全面阐述了资产阶级对我党腐蚀的表现和党内右倾思想的危害性。他强调要坚决反对党内的右倾思想，强调必须向资产阶级开火！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消灭最后一个剥削阶级。
这正是毛泽东在恢复经济时期集中思考的问题。那时，他对城乡资本主义的自发倾向很不放心，担心共产党领导人民流血牺牲，挖掉了三座大山，从代表大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手里夺得江山，再依靠民族资产阶级发展资本主义，走美、英、法的老路，是不会咽下这口气，他绝对不会容许的。他不仅及时转发了高岗的这个报告，还要求各大报刊全文发表。
这就说明民族资产阶级无疑成为最后一个被消灭的阶级，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改造成为社会主义性质和半社会主义性质，是势在必行。1951年至1952年高岗多次讲话、报告和文章，多数是经毛泽东审阅或请示毛同意后或直接指示在各大报刊发表的。这实际上形成了支持高岗的观点而反对刘少奇的观点。
建国初即经济恢复后，转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还是“巩固新民主义秩序”即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样一个重大的问题上，毛泽东和刘少奇发生了分歧，也是高岗和刘少奇分歧的源缘。七届二中全会前，毛、刘对国内主要矛盾的看法较相一致，都认为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对三大敌人残余的斗争取得胜利，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将成为国内的主要矛盾。这无疑是工人阶级要战胜资产阶级，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和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围绕这一基本矛盾，对新中国发展方向、路线、方针都作出了原则的规定。七届二中全会后和渡江战役取得胜利，党的工作转变城市为重点，毛泽东让刘少奇到北京市、天津市了解调查。如何落实二中全会决议，掌握第一手材料。
当时，各大城市比较乱，这是很自然的。因为大城市多数是1948至49年解放的，国民党的法规、制度废除，我们的法规和制度没有健全和一些人不熟悉，没有经验，干部不足且适应不了大变革的形势。阶级敌人和资产阶级叫喊“共产党会打仗，打下天下不会治理”。我们党内一些高级干部包括刘少奇在内也有“得了天下，要能守住不容易”的担忧。城市的大资本家互相串通一气，企业停工关闭，“南囤纱，北囤粮”，有货不卖，囤积居奇，欺行霸市，垄断市场，逼民“闹事”，还假惺惺地喊冤叫屈，为民请命，“工人贫民没饭吃，没衣穿，”是“共产党造成的”，蓄意给新生政权施加压力。刘少奇对此有些惊惶失措，思想大转弯，于是乞求资本家剥削，以此稳定城市秩序，逐渐形成“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构思，从而重视发挥资本主义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他认为中国资本主义处在年轻时代，正是发展它的“历史作用、积极作用，建立功劳的时候”。经过一个相当长的建设时期，等条件成熟了，才能为进入社会主义准备必要的物质和技术基础。“现在是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奋斗”。从后来的实践看，这种观点是有道理的，但在当时的形势下是绝对不可能，与共产党执政宗旨不相符，与全国人民愿望不相符，谁能理解得了在共产党未执政前能说的过去，共产党执政后，搞资本主义，不是成了假共产党了吗？不是和国民党执政一样吗？特别是毛泽东是绝对不能接受这种思路的，他针对这种观点，早在1950年6月23日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讲话时就有针对性地强调要“过好社会主义关”的问题。
高岗根据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和共同纲领的原则及毛泽东的有关讲话精神，学习研究了《共产党宣言》、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及关于国家资本主义论述、联共(布)党史教程，认为党领导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夺取了全国政权，革命党升华为执政党，土地改革任务完成后，应“立即转到反对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上来。“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两者相互连接，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基础上，跳过资本主义阶段，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消灭资产阶级成了主要对象和任务，不能有个“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阶段。他认为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后就进入社会主义，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生政权诞生，又经过几年经济恢复和改造，生长了一定的社会主义因素。因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完成，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领导的，这和旧的民主主义革命有本质的区别，开始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已经成熟。按马列主义观点，在当时的形势下，是有道理的，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国家搞资本主义行不通的，理论上也讲不通，于是他在东北率先实行社会主义的政策，把工业推向国有化，农业推向集体方向和道路。在当时隋况只有苏联可仿照，“走俄国路”。
搞社会主义，这是毛泽东在建国后考虑的重点，他和陈伯达谈话时说，新中国建立就标志着民主革命基本结束，社会主义革命即将开始。但是一些党员干部甚至高级干部还认为社会主义是遥远的事，现在发展资本主义，向资产阶级投降，向资本家乞求。我们开展对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就是因为党内有类似武训那样的人物，整个过渡时期充满着矛盾和斗争。“我们现在的斗争甚至比过去的武装斗争还要深刻。这是要把一切剥削制度彻底理葬的一场革命”。“党内有些同志跟不上队了，比如少奇同志，眼睛只看着资本主义和资本家，到现在提什么‘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是妨碍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只有这样一些同志令人讨厌，主客观上造成党在过渡时期的困难”。他还说：“马克思主义总是在斗争中前进发展嘛。前次少奇同志访苏时，我特意让他就这个问题请示斯大林同志，看来苏联同志也赞成我们的观点。这对少奇同志转变思想多少有点好处。有些人总是被动地前进着，在革命大潮的冲击下，他们不往前走不行啊！”
这就是1952年10月，刘少奇率中共代表团前往苏联参加苏共19大，出行前，毛泽东让刘少奇就召开党代会讨论五年计划、向社会主义过渡等问题请示斯大林，斯大林赞成毛泽东的意见，刘遂向毛电告后，毛泽东立即决定在53年2月召开党代表会，并电告留在苏联休息的刘少奇赶紧回国筹备党代会。刘少奇于53年1月初旬回国，党代会推在3月召开。斯大林逝世，党代会没有开成。据老同志说：少奇本来就不同意斯大林支持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思想有情绪，没有参加斯大林吊唁活动(一说刘有病)。
毛泽东和高岗谈话时说：我们这个社会每年每月都在变动，在发生社会主义因素，少奇同志要确立资本主义的东西，贫下中农不同意，广大工人阶级更不同意。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帮助他，看他愿意不愿意改正，也希望大家来帮助他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
毛泽东针对刘少奇等人的观点，早在1951年发动批判《武训传》，以拼击“改良主义”，许立群、贾霁、胡绳、丁曼公等在《人民日报》、《学习》杂志上发表批判文章。毛泽东指出：武训在搞骗局，武训的“义学”实际上是不义学。武训是一个五毒俱全的恶丐，他用放高利贷的办法搜刮穷人，依仗官府势力强迫捐钱。其间，他派江青等到山东调查。1952年批判“剥削有功论”和“乞求资本家”。1953年批判“资产阶级思想”。1955年批判“小脚女人”。1956年批判“反冒进”，等等。这个问题一直伴随着改造时期和建设时期。
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还是发展“几十年资本主义”，成了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刘少奇主张社会主义在“最近十多年内是不搞的，因为现在工业只占10％，要发展四十、五十年，那怕跑得那么快，总还要十年二十年……”这在当时人们都向往着美好的社会主义，过几十年再搞社会主义当然是会失党心、民心的。
与此相反，毛泽东依不断革命的思想，在民主革命胜利后即转入社会主义革命，在当时的形势下，这个构想是大得党心，大得民心的举措，要实现“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点灯不用油，耕地不用牛”和“没有人剥削人”，“没有人压迫人”的社会主义社会，民心所向，党心所向。在这样大力宣传鼓动下，党和人民欢欣鼓舞。使本来就和毛泽东思想、党心民心、心心相印、一脉相承的高岗，以及相当一批中高级干部和基层干部、工人、农民坚决拥护毛泽东主席的战略构想，并坚决贯彻实施。他在东北按苏联经验率先实行计划经济建设，调整工商业政策，发展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发动三反五反，打击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限制资本主义发展，加大发展国有工业化特别是重工业的力度，坚持和维护国家资本主义的领导地位。高岗说：“我们要坚持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在社会政策上，既不是消灭私人资本，也不是任其自由发展，只有正确执行党的政策，击退资产阶级的进攻，严格整顿党的队伍，战胜党内的右倾危险”。
毛泽东、刘少奇之间的分歧意见，在中央的一些会议和文件中经常出现。为了统一思想认识，毛泽东在1952年就勾画出“一化三改”的构想，1953年更加模式化。东北的经验和国家计委会同中央统战部组织调查组，到私营工商业较多的南方各地调查研究工商业问题，为毛泽东制定总路线和“一化三改”方针提供依据。高岗在主持修订“一五”计划和财经会上工作报告时，将总路线精神贯穿在其中。可以说总路线和五年计划的出案，是毛、刘对建国方略意见分歧中的产物。
新中国成立时工业很落后，在国民经济中仅占10％左右，而重工业更落后，在工业中占不到30％，轻工业占70％多，其分布也极不平衡，大量集中在东北和沿海地区。据国民党的统计资料，东北地区的重工业占全国的一半以上。建国后，经过三年的恢复时期，全国使用机器的现代工业产值，只占全国工农业总产值的28％。
东北地区工业总产值由1949年占工农业总产值的35％，到52年提高到56％，快接近国家工业化标准(当时规定工业化标准是60％)。特别重工业发展很快，拉动和装备了其它各业的迅速发展。
东北工业基础较好，尽管遭苏军拆卸，国民党损坏、战争创伤，后来和苏联易货购进设备和专家帮助，很快恢复起来。高岗以东北重工业的发展速度和苏联经验，看待全国的工业发展潜力，特别强调发展煤炭、电力、机器制造等重工业。这种观点虽然有片面性，但当时只有苏联的现成经验可取，也是没办法的办法。他同苏联专家接触多，苏联的经验对他影响很深。况且，我们的外交政策是“一边倒”，请专家，搞设计，购设备等都得靠苏联，连印票子也在苏联。1949年8月，高岗在东北人代会作的“施政方针”报告中，把工业建设列为第一位，轻工业第二，农业第三，资金投放，招工安排，物资调配，都以此顺序进行。1950年春，他在东北政府委员会和东北地区党代会上，针对国内外形势，当时，准备解放台湾，防备美帝出兵，把发展工业提到战略高度。他说，没有强大的工业特别是重工业，就没有巩固的国防，没有重工业的发展，就带动不了轻工业、交通运输业、商业的大发展，农业的机械化也不可能。他认为苏联工业化是中国学习的榜样，反复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按照苏联工业化道路发展中国的工业，参照苏联“一长制”管理工业的方法管理中国的工业，依靠专家和工人相结合发展经济，和刘少奇依靠资本家发展经济实行“一长制是难于爱好工厂的。”以党委方式来实现集体领导的“党委负责制”形成鲜明对照。
在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中，高岗和刘少奇同样存在着分歧。刘少奇对高岗极力主张学习苏联经验，集中力量发展工业，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意见，持不赞成的态度，刘少奇提出在经济恢复任务完成后，首先发展农业、轻工业，再发展重工业。他说：“要以主要力量来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同时，建立一些必要的国防工业。再其次，要以更大的力量来建设我们重工业的基础，并发展重工业。”按他的设想首先发展农业，其次发展轻工业，再其次发展重工业。也就是以“农轻重”的次序安排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高岗认为这是资本主义发展经济的一般次序，要花多少年时期？等农业、轻工业上去了再发展重工业，他不同意这样安排。1952年秋，按刘少奇“农轻重”思路搞出来的五年计划草案，由周恩来、陈云拿到苏联商谈被否定，并认为这不是五年计划，作为指令也不够。
高岗认为中国的建设计划，应该学习苏联的经验去安排，“苏联今天的道路，就是我们明天的道路”。优先发展工业才能实现工业化，巩固国防，为轻工业、农业等开辟广大的发展前途，工业化带动各行业的前进，才能变农业国为工业国，使国家富强起来，全国人民的生活真正改善，这是真正的“仁政”。他说，在苏联的援助下，发挥现有工业生产潜力，建立新的工业基础，带动其它各业的迅速发展。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对我们全面封锁，我们经验不足，只有苏联的现成经验，结合我国实际，设计施工要靠苏联专家，设备、贷款要靠苏联提供……他指出，要解决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生活日益需要的矛盾，首先抓重工业，这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工业上不去，农业机械化是空话。在发展重工业的同时，加强发展轻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商业，否则，工业也“跛起脚来”。
1953年1月份，初步意见在3月召开党代表会，讨论第一个五年经济计划。在“重轻农”还是“农轻重”次序安排资金比例问题上发生了争论和分歧。在本月纪念列宁逝世29周年期间，争论公开化。这个争论伴随着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还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一直在明处暗里争论和斗争着。6月份，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计委和统战部，《关于资本主义工业中的公私关系问题》报告时，高岗、李维汉提出：将七届二中全会决议中“利用、限制”私人资本主义深化为“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的方针。刘少奇对“改造”二字怀疑，“把资产阶级分子改造成社会主义公民”等问题，提出不同观点。毛泽东说：“改造什么呢？变农民，手工业者，不分土地，农民也当不成，前途只有改造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毛泽东支持高岗和李维汉的主张，把“利用、限制、改造”作为指导思想确定下来。直到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五年计划确定下来，经过财经会议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5至28次会议，上述问题的争论基本结束，确定为“集中力量优先发展重工业”，同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毛泽东概括为“一化三改”同时并举的方针。这无异于对刘少奇的一些观点，特别是与高岗的分歧点几乎全部被否定。
冷静地客观地回顾中国走过的历史，如按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路线、方向走下去，综合国力早以强大起来了，不会推迟到“改革开放”以来的今天。据一些专家认为，至少推迟了二十年。同时也与“亲苏疏苏”有一定的因素。特别是把高岗、彭德怀打成“里通外国”分子，将“一边倒”依靠的老大哥疏远，逐渐嬗变中苏关系紧张乃至恶化，不仅断绝了技术引进和经济援助，而且导致撕合同、撤专家、调图纸、逼债务，对我国经济建设、国防建设造成极大损失。天灾加人祸，不得不“下马调整”。
北地区早在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就推行了陕甘宁边区的经验，按照毛泽东《组织起来》和1947年杨家沟会议上指出：由个体逐步地向集体方向发展的农业经济，是中国构成三种经济成份的之一的方针、道路，并执行《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方针的提纲》，发动了互助变工运动，互通有无，解决了贫困户的困难，解放了生产力，发展了农业生产。7月，高岗访苏期间，参观了苏联集体农庄，又受到鼓舞。8月，他在东北地区人民代表大会上作的“施政方针”报告中指出互助合作是“农业发展方向”的必由之路。并提出“积极领导，稳步发展”的方针、政策，辅以经济上、技术上、领导上给予扶持。在指导互助合作运动中，坚持“实事求是，自愿两利”，反对“急躁冒进和空想农业社会主义思想”。
刘少奇从苏联访问回到东北对东北工作进行了解，对农业互助合作、供销合作社和工商业政策等问题提出不同意见。他认为农业合作社不能建立在贫穷个体的基础上，由互助合作社来实现集体化是空想社会主义，提出先机械化，后合作化；反对供销社以入股分红来吸引社员入股，提出对社员实行配售制；认为东北在工商业政策上犯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等等。高岗没有理睬刘少奇的意见，并进行争论。他私下和东北局领导说，刘少奇对待私人工商业有右倾，对供销社问题上是前左倾，后恩赐，对农业集体上持反对态度。1949年12月，东北局和人民政府召开农村工作问题座谈会，高岗在总结发言中，突出强调互助合作工作，形成和刘少奇唱反调。
毛泽东在访苏期间，刘少奇看到高岗在“座谈会”上的总结发言，于1月23日，跟安子文谈话时说，东北有70％的农户参加变工互助，党内有许多人对此欢欣鼓舞，以为是社会主义的积极表现。他说：变工互助“再不能发展了”，单干应该“放任自流”。东北的变工互助是建筑在破产、贫苦的个体经济基础上的，这是不好的基础。农民参加变工互助之所以这样多，就是因为个体经济破产，农民不得不变工。把三马一犁一车的农民看成富农，是“左”的情绪。“用农业社会主义的办法来消灭资产阶级，这叫自杀政策。”三马一犁一车的富裕户发展到80％，其中有10％富农，有了这样的基础，将来才能搞集体化农庄。
高岗针对刘少奇的谈话，一方面给毛泽东写信反映，一方面指示东北局办公厅和农业部门到农村调查。从调查研究表明，在短短几年内，农村两极分化苗头已经出现，不少户成为富农，新富农出现后，发展产生两条路线的竞争。在农民思想上特别是有三、四匹马的富裕中农中走那条道路，就更加踌躇徘徊。他们趋向单干的路，这是必然的。农村经济的迅速发展，三马以上的户逐年增加，参加变工互助的户逐年减少。高岗看了调查报告后指出：“这是严重的自流现象”。《东北日报》接连发表文章、报道，加大力度，宣传高岗在“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提出把互助合作组织“提高一步，向集体方向发展”和鼓励互助合作的政策。
刘、高两种意见，显而易见，针锋相对，分歧意见继续争论。1951年春，山西省委向中央和华北局报告，提出“把老区互助组织提高一步”。报告说，农民的自发力量发展，不是向现代化和集体化方向发展，而是向富农方向发展。这个问题如搞不好，就会使互助组涣散解体；互助组会变成富农庄园。报告说，老区互助组织已经发展到了一个转折点，互助组织必须提高，否则就会后退。要把互助组织提高一步组成合作社，扶植与增强互助组织内积累公积金和按劳分配的“两个因素”，对于私有基础，不应是巩固的方针，而应当是逐步动摇它，削弱它，直至否定私有制，“战胜农民自发因素”。这个意见上年山西长治地委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上已经提出。华北局不同意这种观点，给山西省委打招乎。山西省委没有在乎，省委书记赖若愚在省党代会上赞成长治地委的意见，又进一步强调防止农村两极分化，把互助组提高一步的必要性，并向中央和华北局写出了报告。
刘少奇对山西省委的意见持反对的态度。他对薄一波(华北局书记)说，用农业合作社、互助组办法，使中国的农业直接走到社会主义化是不可能的。以目前组织合作社就可以改造中国的农业，使个体小农经济走上社会主义农业去，“那是幻想”。5月，华北局对山西省委的报告作了批复并报中央。批复中说，用积累公积金和按劳分配来逐步动摇削弱私有基础直至否定私有基础，是和党的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政策及共同纲领的精神不相符的，因而是错误的。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任务只能动摇封建私有，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和官僚资本主义私有，一般动摇私有财产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任务。
刘少奇对山西省委的报告，在1951年7月批准印发党内负责同志和马列学院的学员，并加批语：“在土改后的农村中，农民的自发势力和两极分化已经开始表现出来了。党内已经有一些同志对这种自发势力和两极分化表现害怕，并且企图去加以阻止或避免。他们幻想用劳动互助组和供销合作社的办法去达到阻止或避免此种趋势的目的。有人提出了这样的意见：应该逐步地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制基础，把农业生产互助组织提高到农业生产合作社，以此作为新因素，去‘战胜农民的自发因素’。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他在马列学院讲话和其它几个不同的会上，批评山西省委的观点。他说，山西省委对“农民自发力量表示害怕”。“用提高农业生产互助组织，引导它走向更高级一些形式，彻底扭转涣散趋势，完全是空想”。完全不能阻止，还会增加农民自发趋势。这种想法在目前是冒险的，“左”的，带破坏性的。
高岗根据毛泽东“走俄国路”和搞农业集体化的试验的指示以及学习苏联经验的教导，为找根据认真学习研究了列宁有关社会主义的论述，在恢复经济时期，组织农业集体化，搞示范农场，推行工业国有化，实行企业“一长制”并收到成效。这就是高岗所说的“顶着压力搞社会主义”。他在东北对属下说，刘少奇对外亲西方，对内是亲资本家，主张实行资本主义，保护资产阶级的利益。
高岗对搞社会主义铁了心，着了迷，他私下对张秀山等领导说，如果北京搞不下去，必要时把毛主席接来东北，也要实行社会主义。
同年的“七一”前夕，薄一波发表纪念中国共产党卅周年的文章，题目《加强党在农村中的政治工作》。文章根据刘少奇的观点，对山西省委的报告逐条进行了驳斥。刘、薄上下联手反对农业集体化的道路，这不仅是与山西、东北领导有分歧，正是建国后毛、刘之间的分歧，毛泽东最担心农村两极分化的问题。
中国革命走的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在共产党和毛泽东的领导下，进行土改，调动农民参军参战的积极性，打垮了蒋家王朝，从政治上彻底翻身，人民当家作主，经济上也有很大发展，生活达到改善。毛泽东曾设想政权到手后，想在土改时一次到位——集体化。1950年初访苏期间，就这个问题请教斯大林，斯意见土改后缓慢些来，使农业社会主义集体化推后了几年。
中共夺取政权靠农民的力量，改造中国也靠农民力量。共产党成为执政党，领导着无产阶级的新生政权。但是，中国是处在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之中，旧的“习惯的力量，小生产的力量”还存在，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毛泽东很担心小生产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农村再出现穷的愈穷，富的愈富，两极分化，回到旧中国的老路，农村资产阶级成了气侯再搞集体化，再次打倒富豪，困难更大了。趁资产阶级弱小，统一意志，实行工业国有化，农业集体化同时并举，一步到位，战胜资产阶级。这是毛刘之间在认识和指导思想上分歧的基本点。高岗是站在毛泽东一边的。毛泽东靠农民力量、土地改革夺取了政权，又搞社会主义农业集体化特别人民公社化，结果，成了一大失策。
全国解放后，官僚资产阶级的工商业被没收归国有；地主阶级财产没收分给贫困户；旧富农多余土地财产也献了出来。乘下的民族资产阶级弱小。中国是农业大国，工业底子薄，社会主义化实质上是农业集体化的道路，实际是贫穷的社会主义。正是刘少奇说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高岗也反对“空想农业社会主义”这点他俩是一致的。但在集体化的步骤上有分歧。
东北地区有的地方，已出现卖地的、卖牲畜、揽长工、当佃户严重情况，有的地方60％左右的户借贷款，党员放高利贷，雇长工。高岗对此很担忧，他对部属说，我们打倒了地主，限制了富农，我们革命党升为执政党，人民欢迎拥戴，新生政权产生不久，如果让资本主义自流下去，过不了几年，阶级分化难免，地主、富农又称霸农村，“穷的越穷，富的越富，和旧社会一样，再来一回共产？我们白搞一回”。
刘少奇、薄一波纠正山西省委的错误前后，毛泽东派陈伯达、田家英、江青等到各地调查研究农村情况。从调查材料看，“农村要求走集体化道路的群众是多数”。“真正致富并走向自发道路的是少数”。“贫雇农有的把分的土地又卖给富农”。调查结论是：这样下去，“用不了多长时间，新中国又回到旧社会的老路去了，富的富来穷的穷”。这就更引起毛泽东注意，也启发了搞集体的决心。
高岗与刘少奇在农村发展方向问题上发生矛盾，毛泽东支持了高岗的观点，也是他自己的主张。他专门找刘少奇、薄一波等谈话，明确表示：“你们的意见是错误的”。我现在不能支持你们，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见。并指出：你们的思想落后于群众的觉悟，作了广大群众的尾巴。你们被富农经济假象迷惑了眼睛，“至今毫无搞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这是危险的啊！”和刘少奇、薄一波说的搞集体“危险”针锋相对。责令刘薄把他们的指示、讲话收回作废，“这么大的事情不经中央讨论，是一种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刘少奇收回讲话，将《华北建设》己经排好的一篇文章撤销。
毛泽东从苏联回来后，除了派人下去调查外，找许多人谈话，听取有关部门汇报后，决定召开第一次全国互助合作会议，讨论通过了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决议，确定合作社是走向农业社会主义的过渡形式。决议对土地出租、富农雇人和放债等受到一定的约束，基本否定了刘少奇等人的意见。决议明确指出，对互助合作运动采取消极态度，看不出这是我党引导农民群众从小生产个体经济逐步向大规模的使用机器耕作和收割的集体经济所必须的道路，否认现在业己出现的各种农业生产合作社是走向农业社会主义化的过渡形式，否认它们带有社会主义的因素，这是“右倾的错误的思想”。
1951年10月14日，高岗向党中央、毛主席写了一份农业生产互助合作报告，提出农村互助合作的指导方针。毛泽东对这个报告极为重视，他看后对周恩来说：高岗的报告，你看过没有？要加批语下发。17日，毛泽东将高岗的报告批转给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陈伯达，胡乔术，杨尚昆，批示：“此件传阅，阅后请尚昆印成一个小册子分送各中央局，分局，各省市区党委。同时发给中央各部门、中央政府各党组，此次到中央会议各同志及全国委员的各共产党员。”他对陈伯达、江青说：这是个有分量的报告，有材料、有分析，观点、方针都正确，又没有片面性。“高岗不错啊，像个干社会主义的男子汉大将军，不像有些人像小脚女人走路，东摇西摆，老是埋怨别人走快了”。陈伯达说：少奇对山西省委的批评，扣大帽子，难道土改后，农村的方向，不是向社会主义过渡？在此前他曾说过东北有一万富农党员也不怕，我看有点右。再说对一个省委关于农村发展方向的报告有不同意见，也就通点气嘛，既不同主席商量，也不经中央集体讨论，就……
毛泽东说，党内有不同认识，是正常现象，都不能扣左的右的帽子。但是原则问题不能让步，是非还是要搞清楚的。高岗同志有勇气写出这个报告，看来东北农村的互助合作，是走在全国的前头了。我己为中央写了批语，转发高岗的报告。你们修改草案，也要很好地看看这个报告，吸取其精华……
中央办公厅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和批语，编印了一个小册(包括三个附件)，发往全国各级党组织。
高岗报告要求教育农民“生产发家，劳动致富”，多数农民上升为“丰衣足食”，“由个体逐步地向集体方向发展，逐步由低级引向高级的形式”。报告强调指出：一方面必须反对各种“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与好吃懒做、安于贫穷，以穷为光荣的糊涂思想作斗争”；另一方面，又必须反对对于发展农业经济放弃无产阶级的领导，“主张完全的自由竞争，让其自流发展的资本主义的路线”。组织起来发展生产，乃是我们农村生产领导的“基本方向”。报告说在新民主主义阶段中，允许资本主义存在，允许雇工，但绝不是我们“不用领导，不用组织了，让它自流吧”，而是要我们组织好，使参加合作组织的能更多打粮，改善生活。在发展合作组织中，“要坚持自愿两利的原则，反对强迫命令的做法”。他对分管农村工作干部说：“共产党爱穷人，不是爱人穷。”
1951年冬，全国进行整党，主要学习《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和高岗的报告及东北农业合作社示范章程和高岗在农村工作座谈上讲话。
1952年1月10日，高岗在东北高干会上作报告时，他针对刘少奇等同志对待资产阶级政策观点和发展农村经济中的右倾思想进行批评。他说：“在农村经济发展的方向问题上，同样存在着右倾的观点，主要表现在对人民民主专政下经过土地改革后的农村经济发展的基本方向的认识错误。有的同志认为土地改革后，在发展经济中，既然农民有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就让其自发和分化好了，用不着去组织农民的生产互助，更用不着去组织农业生产互助组织提高到农业生产合作社了。这种说法的实质何在？这是否定了农民是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者，这是要工人阶级放弃对农民的领导；这是对于农村中增长的资本主义因素，表示软弱，表示投降”。
报告说，在农村工作中不宣传社会主义，不懂得“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言不及义，好行小惠”。土改后的农村，必须根据党中央、毛泽东同志的坚定不移的方针，一方面继续帮助农民个体经济发展，另一方面都必须经过国营农场和合作社的示范，坚决引导农民逐步走向集体化，反对各种“自流论”。这也是“坚持工人阶级领导，反对资产阶级影响的斗争在农村工作上的具体化”。“那种让农民自流发展，让农村经过深刻阶级分化之后，再来一次大的革命，或者等到将来有了机器在一个早晨下个命令实行集体化的观点，是一种有害的思想”。如果不是积极引导农民走合作社的道路，积极发展经济，“则农村政权必然蜕化为富农政权”。如果共产党员都去雇工、放高利贷，“则农村的党必然蜕化成为富农党”。这就将是人民政府和党的组织在农村资产阶级进攻面前的完全失败，而这当然是我们所不能容许的。
高岗在报告里引用了毛泽东、列宁、斯大林的大量语录和《共同纲领》的规定，说明走集体化的重要性、必要性以及实现集体化的形式。他说：列宁在《论合作社》中提出：通过合作社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设想。合作社就是“使工人阶级和农民结合的最重要的形式之一。”“党在农村工作中的首要任务，就是建设农业合作社，发展农业合作社网。”
其间，东北局对农村经济发展作了全面调查，调查的结论是：自土改后出现了新富农占总农户1.8％，人口占总人口2.6％，土地占3.9％，牲畜占6％，大车占7.7％。土改后三、四年间，农村出现了穷人卖地，富人买地，当雇工、借高利贷户占总农户60——70％。高岗对这种自发势力很担心，他说：再过几年就穷的穷，富的富，用不了多长时间，土改的成果得而复失，又退到旧社会去了。
中央及时转发了高岗1月10日的讲话，《东北日报》和《学习》杂志全文登载并印《活页文选》，广为发行，扩大宣传。中央对农村发展方向极为重视又召开第二次互助合作会议，修改了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决议”，强调指出“与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的斗争”。明确要求“走组织起来互助合作的道路，不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央组织农业代表团到苏联参观学习，回国后，更加大集体化宣传力度，说“苏联今天的道路，就是我们明天的道路”。中央还派工作组到东北调查研究合作社的经验，认为东北局和政府领导翻身农民保卫新民主主义胜利成果并引导农村经济向社会主义道路迈进。用东北经验指导全国互助合作运动。
1953年1月，毛泽东与农村工作部邓子恢部长谈话时说：我们有两篇文章，第一篇搞民主革命，第二篇就是搞社会主义。就农村而言，土改已结束了民主革命，现在要做第二篇文章。“调你来做农村统帅。”邓说：“还是主席统帅，我们当助手。”毛泽东接着说：“我们计划10—20年完成这个合作化的任务，改造小农经济”。
如果按毛泽东的这个计划时间实施下去，可能结果要好很多，可惜没按这个设想实施。
邓子恢根据毛泽东的指导思想，于2月初在农工部会议上发表讲话。他说：目前我国农业的基础是小农经济，小农经济不是向社会主义大农业发展，就是向资产主义大农业发展，而资产主义道路是我们坚决反对的，我们不能在完成土地改革之后让我们的农村经济长期停留在小农经济上面。我们的责任就在于要使农民组织起来，走大家富裕的道路。发展农业互助合作，是农村工作的主要环节。他还说，我们党已经从农民群众的实践中，找到了适合中国农民特点的具体的过渡形式，即从农业生产互助组，经过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而后进到高级农业合作社。刘少奇在一次会上就互助合作承认说：“高岗同志是对的，我是错的。”
高岗在计委的副手分管农村这一块的邓子恢这些观点，成了高岗的知音，实际也是中央领导绝大多数人的共同思想认识和理念基础。
刘少奇认为“急躁冒进”，对合作社“贪求大多”，农工部按刘少奇指令解散了一批刚建的合作社，使毛泽东很不满，当面批评刘少奇说：“你的脑子糊涂了”。并在中央政治局和财经会议上进行批评。他说：总路线的含义是什么？总路线就是过渡到社会主义。
在1953年10至11月召开的第三次互助合作会议期间，毛泽东召见农村工作部的负责人谈话时说：“要搞社会主义，‘确保私有’是资产阶级观念”。“吹倒了一些不应吹倒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好惠，难矣哉。言不及社会主义，不搞社会主义，不靠社会主义，想从小农经济做文章，那真是很难矣哉”。“合作社既需要，也可能，潜力很大。”他说；“纲举目张，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是主题，就是‘纲’。”“对于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必然会去占领”。“我们不搞资本主义这是定了的”。“要打破新区一定要慢些的观念。东北其实不是老区，南满与关内后解放的地方也差不多”。办合作社，“这不仅是个方向，而且是当前的任务”，地委、县委用大力去搞，一定要搞好。中央局、省市委农村工作部就抓紧这件事，工作重点要放在这个问题上。实际上，毛泽东自己否定他的“计划10——20年完成合作化的任务”的设想。
农村两条道路的斗争，延续到1956年才告一段落。毛泽东在《批判离开总路线的右倾观点》、《反对党内资产阶级思想》、《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阶级斗争》、《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等报告、讲话、批语中，深入批评了农业互助合作中的右倾思想，批评了刘少奇的“确保私有”和“先机械化，后合作化”的观点。1955年10月，在党的七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针对刘少奇等同志说，有人向我们提出警告：“如果不赶快下马，就有破坏工农联盟的危险”。我们认为恰好相反，“如不赶快上马，就有破坏工农联盟的危险，这里看来只有一字之差，一个要下马，一个要上马，都是表现了两条路线的分歧”。他还说有些人对“党的决议或长期提倡的一些政策、一些纲领，根本不理，自己单另搞一套”。
这些，都是高岗死后，毛泽东讲的，至少说明，高岗生前反对刘少奇的一些观点是毛泽东纵的。高岗从长期观察，料到刘少奇不容易改变立场、观点的，毛、刘的分歧不可能调和，他认为如果刘少奇掌舵，恐怕社会主义搞不成。事实上，刘少奇向毛泽东表示“改正错误，坚决按主席的指示办”，实际刘少奇常讲“训服”，他并未当“训服工具”。高岗死后很长时间“阴谋魂不散”，毛泽东反对刘少奇的活动继续着，这当然不能再委过于高岗“反党、分裂党”“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诡计”了吧。
实事求是地回顾合作化的历史，建国初期处在小农经济汪洋大海的穷国度，实行互助合作的措施，具有股份制形式，按地承租、其他生产资料打价入股和投劳分红，互通有无，调动了群众积极性，发挥了一定的历史作用。其实坏就坏在高级社和公社化，不是初级合作化。合作化制度还没完善，经验不足，工作跟不上，优越性还没充分发挥出来，就搞人民公社化，合作社被活活埋葬。从长远来看，合作社巩固下来，土地连片，为集业经营和农业机械化奠定基础。分田承包单干，名日：“改革”，实为“倒退”。
1950年7月，邓子恢在中南总工会筹委扩大会上作报告时针对工会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公营企业有工会工作者与企业行政管理人员、政府工作人员之间，在“基本立场”和“具体立场”上有所区别。他们各自的工作岗位、各自的任务不同，即使在公营工作中，工会仍有“代表工人的利益”，“保护工人群众日常切身利益”的基本任务。而不能脱离这个基本任务，形成为“厂方的附属品”。当厂方某些规定或措施对工人不利时，工会工作者就应该反映工人的意见，同厂方商量修改完善。
邓子恢的意见电报中央后，8月4日，刘少奇为中央拟稿批转了邓子恢的报告。批语中说：“这个报告好得很”，“望照邓子恢同志的做法，在最近三个月内认真地检讨一次工会工作并向中央作一次报告”。全国总工会根据刘少奇的批文，通知全国工会干部学习。并在《人民日报》、《工人日报》发表了邓子恢的报告。
12月间，毛泽东主席提出在七届四中全会一定要讨论工会工作。并指出：“全党都要注意这个问题。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要专门讨论工会工作，不是小规模地讨论，要大规模地讨论。”那时，名为讨论，实为批判。
高岗摸到了毛泽东的意图和看到邓子恢的报告及刘少奇的批文，不同意刘邓的观点，主要是对“基本立场”和“具体立场”的看法不一致。1951年春，高岗写了《论公营工厂中行政与工会立场的一致性》的文章，对邓文提出了批评。准备在《东北日报》以社论发表。文章指出：公营工厂中没有剥削，没有阶级矛盾，行政与工人的利益是一致的，行政与工会没有立场的不同。认为“具体立场不同”的说法，第一是模糊了工人阶级在国家政权中的领导地位，第二模糊了公营企业的社会主义性质，模糊了公营企业与私营企业在本质上的区别。
4月22日，高岗亲自写信并将文章寄给毛泽东主席审改该文，并请示“可否在报上发表”。
工会的文件是刘少奇批转的，并认为“好得很”，“望照邓子恢同志的做法”检查工会工作。高岗借批邓子恢为名，批刘少奇为实，也正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全国工会主席、党组书记李立三专门同高岗谈，高岗直言不讳地说，他主要是针对刘少奇的。
4月29日，时任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就高岗的文章之事，向毛泽东、刘少奇写信报告，并在信上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具体立场不同”的说法，“确有不完满的地方”，但高岗同志用正面批驳的方法也不适宜，他认为“最好指出所以如此是有原因的，工会更应重视工人的直接福利，许多工会不重视是不对的”。5月10日，刘少奇在胡乔木的信上批示：“我意高岗同志的文章暂不发表，待四中全会讨论此问题时，当面谈清楚。高文可送邓子恢一阅”。
5月16日，刘少奇又给高岗写信说：
“关于工厂与工会立场问题你写的文章我已看过，已送交主席，可能主席尚未来得及看。我的意见以为四中全会即将召开并要讨论这个问题，子恢同志亦来，可以在那时加以讨论，因此，你的文章暂时以不发表为好”。
10月初，李立三写了《关于在工作中发生争论的问题的意见向毛主席的报告》。李立三的报告把高岗和邓子恢所代表的意见都提出来，他明确表示赞成邓子恢的意见，否定高岗的意见。这一下就把乱子捅大了。不多时，李立三的意见被否定，毛泽东在一个文件上批示指出：工会工作有严重错误。主要是指刘少奇批转邓子恢的报告和李立三提出仲裁的意见。
高岗对刘少奇批转邓子恢在工会方针问题上的争论，以仲裁者李立三赞同邓的意见下台而告终。12月，中央决定由李富春主持召开总工会党组第一次扩大会议，集中批判了李立三的错误，并通过了《关于全国总工会工作决议》。决议指出：李立三的错误(一)在工会工作根本方针问题上犯了狭隘经济主义的错误；(二)在工会和党的关系问题上犯有严重的工团主义错误；(三)在工作方法上犯有主观主义、形式主义、事务主义甚至家长制的错误。决议说这些错误“是严重的原则错误”，“表现了社会主义民主党的倾向”，“是完全反马克思主义的，是对于职工运动和我们党的事业极其有害的”。会议对这些错误进行了严厉批判。
工会方针争论的结果，改换了工会领导，撤销了李立三的一切职务，杀鸡给猴看。在工会问题的干扰下，原定的1951年召开党的四中全会推后了。在全国范围的工会系统开展了批判李立三的工团主义等错误。高岗针对刘少奇搬弄起工会的问题，未等得四中全会解决李立三的问题，而成了解决高岗的问题。替罪羊李立三的职务被撤后，无官无事可做，以疗养为名，到丈人国——苏联一呆几年，直至1956 年“八大”以前才回国。在党的“八大”会上李立三发言中还检查他的资产阶级“劣根性”错误。
是谁对周恩来有意见？这个问题应依历史本来面貌作一介绍，不能把毛泽东对周恩来不满的意见(这是不争的历史事实)，加在高岗头上批，这不成了“批高射毛”吗？高岗至死都未承认他反对周恩来。
建国初，毛泽东对周恩来在工作上有意见，主要是周恩来对毛泽东那种急于求成的思想和做法，在行动上不象刘少奇那样旗帜鲜明地相佐，但在思想上跟得不紧，工作上有折扣的地方。在某些问题上，他倾向于刘少奇的观点，不象高岗那样紧跟毛泽东的战略构想：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完成后，立即开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不过，周在修改高岗财经会议报告时，也强调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并说：“革命胜利后开始的，不是从今年开始的。”周恩来对有些大事未向毛泽东请示汇报，而向主持书记处工作的刘少奇请示汇报就号令执行。喜欢大权独揽的毛泽东自然不满意。尤其是政务院建立总党委、新税制出台两件大事，只向刘少奇汇报同意的，未向毛泽东通气，使毛泽东很恼火，他认为周恩来想总揽国家机关大权，把各部长(兼党组书记)都作为总党委成员，每月召开一次会议，统一各部的工作。毛泽东说：“西华厅(周办公处)车水马龙，颐年堂罗雀了”，并当着周恩来的面批评：你还嫌独立王国少是不是？成立那么多的重叠机构，和中央分权，对我搞封锁，如不检查，我辞去党的主席，由你们折腾吧。
1953年1月，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上，对政务院成立总党委(即总党组干事会)的问题，提出严厉批评，指出：党内组党，向中央闹独立性，搞分散主义，架空中央……高岗在会上也讲了批评意见，拥护毛泽东的观点，他认为中央政府各部成为政务院的部门了，有架空中央政府委员会和中央主席的情形。毛泽东提议高岗参加书记处的工作。
总党委、新税制被毛泽东否定后，周恩来很难堪，思想负担沉重。按共产党的组织原则和国家体制来说，这两件事是党和国家的大事，既没征求中央政治局的意见，又没向党中央主席和中央政府主席请示汇报，毛泽东一点消息也不知道，实属不妥。税制是国策性的大事，从修改到出案搞了几个月，没给毛泽东通一点气，负责计划经济的高岗也不知道，确实有点奇怪，令人觉得是不光明正大，毛泽东予以严厉批评完全正确。这两件事，就是发生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也不可能允许的。周恩来经过两次施行权力锋芒受挫，碰了钉子后，再不敢背着毛泽东明目张胆发号施令。但有时仍把他的意图和刘少奇的主张溶为一体，用婉转隐语方法，渗透在具体工作中，并标明“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尽量避免正面冲突，他采取迂回、拖延、等待的策略，既能在政策、策略中实行他自己的计划，却又不凸现出对毛泽东不忠。这是周恩来和毛泽东合作到底的高招，中共元老和毛泽东合作到底为数不多者之一。自遵义会议以后跟毛泽东较紧，协助毛泽东解决许多重大疑难问题。高岗红盛时，他批文都是“毛主席、高岗同志”，连高岗都感到不好意思，建议“不要这样批”。
周对高抓经济很欣赏，高认为周有能力，聪明过人，圆滑世故，工作勤奋，两人配合工作、个人关系是好的。高岗对周恩来有点意见，是来自毛泽东与高岗谈话的影响和高岗紧跟毛泽东并投其所好、奉顺毛意所致。毛泽东对周恩来不满情绪，断断续续一直延续到高岗尸骨已白的1973年。
历史实践足已说明对周有意见的不是高岗而是毛泽东。在那时候，共产党——党中央——毛泽东是人们印象中的同义语，站在毛泽东一边应该是无可非议的。彭真尽管受过毛泽东的错整，后来他说一句良心话：“比来比去，谁也比不上毛泽东伟大。”
由于建国初期财经工作中存在着严重错误，加上建总党委、推行新税制，毛泽东从1953年始易总理意识存在。毛泽东的生性独特的很，他身边工作人员说：谁不同意他的什么，别想在他的身边工作。一次有个卫队长怕他长江游泳危险，说那里水急，旋涡多，没顺他的意就被调离了。高岗事件前，毛泽东有过让高岗或林彪“组阁”当总理的想法，高岗死后，想让柯庆施搞总理。周恩来多次检讨并先后两次向刘少奇提到辞职，这是最好的诠释。
高岗死后，毛泽东并没有消除对刘、周的不满情绪，大有志向不同之隙。1955年夏，中宣部根据刘、周的意见，起草了《人民日报》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反对急躁冒进情绪》，送毛泽东审阅，毛只批“不看”二字，他认为是“管他的”，所以不看。接着，毛泽东发动批“小脚女人”和“反反冒进”，反对“促退”。
1956年“八大”期间，表面上平静，实际有矛盾。刘少奇的大会报告稿未让毛泽东审阅，大会通过的党章里不提毛泽东思想，邓小平劝毛泽东可以不参加会议，有点想让毛当荣誉主席的味道(八大通过的党章里有“荣誉主席”的名堂)，正如高岗曾说的“当汉献帝”兆候。毛泽东在会议期间接见南斯拉夫代表团时说：“我老了，不能唱主角了，只能跑龙套。你们看，这次党代表大会上我就是跑龙套，而唱主角的是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同志。”党代会结束时，正好是国庆七周年，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对刘少奇说：“‘决议’里对‘主要矛盾’提法不对。”
“八大”闭幕不到两个月，于11月召开八届二中全会，毛泽东讲话中，指出苏联丢了两把“刀子”(即列宁、斯大林)。“我们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都是发动群众搞阶级斗争，在斗争中教育人民群众。”匈牙利、波兰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他讲这些实际是针对“八大”对国内“主要矛盾提法不对”的。八大之后，毛泽东不想“跑龙套”了，连续召开的一系列会议上，亲自出马大反右倾，对刘少奇、周恩来等的批评升级。1957年10月，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上讲话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八大的决议没有提这个问题”，讲“主要矛盾是先进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种提法是不对的。我们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全国胜利以后，国内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他指出：“去年这一年扫掉了几个东西。”一个扫掉了多快好省。一个扫掉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一个扫掉了促进委员会。在杭州、南宁、成都等会上，周恩来等又多次作检讨，中央财经组长被免掉，失去了经济工作指挥权。特别是在杭州、南宁会议上，印发了10多份材料都与周有关。毛泽东对着周恩来说：你那个时候，不仅脱离了各省，而且脱离了多数部，五六年反冒进，使6亿人民泄了气。反冒进是“政治问题”，“带方针性的动摇和错误”，吹掉了三条：“一为多快好省；二为四十条纲要；三为促进委员会。这是属于政治，不是业务”。“没有搞清楚六亿人口的问题，成绩主要，还是错误主要？是保护热情，鼓励干劲，乘风破浪，还是泼冷水泄气？”
毛泽东把反冒进提到高度原则，他说：“右派的进攻，把一些同志抛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一个指头有毛病，九与一之比，不弄清楚这个比例关系，就是资产阶级的方法论”。
周恩来在毛泽东的多次批评下，不得不作多次检查。他在检查中说：反冒进的结果损害了三个东西，使57年的工农业生产受到了一定影响。这个方针，是与主席的促进方针相反的“促退”方针。对群众生产高潮这个主流泼了冷水，不是促进而是促退，不是多快好省，而是少慢差费，四十条也被打入冷宫，“这是问题的本质”。
1958年5月，在八大第二次代表大会期间，周恩来用十多天的时间准备发言稿。在陈云检讨后，周接着发言讲了一些脱离逻辑的话，夸赞这次大会是“一个思想解放大会，充满共产主义风格的大会，大会的发言丰富多彩，生动地反映了人民生产大跃进、思想大解放中的建设奇迹和革命气慨。”“真是一天等于20年，半年越过几千年”。同时检查了右倾保守的错误，违背了毛主席一贯主张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总方针”，“把跃进看成冒进”。据周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周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稿，是他自己讲，秘书记，并对秘书说，这次主要是检讨。正在自己说，秘书记录时，陈云给周打来电话，陈云的点子稠，引起周的深思，说的很慢了，几分钟说不出一句话。实际是为迎合毛泽东而讲了些言不由衷的话，却对大跃进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之后周恩来向刘少奇又次提出“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合适”的问题，实际是辞职要求，经刘少奇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认为“应该继续担任现任的工作，没必要改变”。毛泽东看了邓小平送去的会议《纪要》后，批示：“退尚昆存”。
有人说周恩来采取刘少奇在53年向毛泽东提出辞去副主席、退出政治局职务的“以退为进”的策略，稳定了宝座。周恩来以他的经验和底蕴，懂得分寸知进退的世故和智慧，觉察到毛泽东离不开他。
八大二次会议后，毛泽东认为反反冒进的目的达到了，对周在会上的检讨满意了。他在八大二次会议最后宣布：“反冒进解决了，现在中央是团结的，全党是团结的。”又警告：代表大会的同志，你们注意一下，中央委员要特别注意，“要顾全大局，谁不顾全大局，谁就会跌筋斗！”
1959年庐山会议批彭德怀时，又对周恩来扫了一翅膀。这说明不满周恩来的是毛泽东。
毛泽东对周恩来从建国初到周逝世前夕一直是不大满意，要“倒周”怕“国乱”，失掉依靠的高参，他深知自己的一些重大决策出自周恩来的手笔、谋略。
毛泽东曾经反对斯大林对犯错误人的处理和过火做法，后来他在某些方面步了斯大林的后尘，对犯错误的人，酷似斯大林的继承人。最终和斯大林一样连他们的接班人问题都没解决好。刘少奇被打倒后，推上来林彪，写进党章，结果更阴险，策划谋害他。林彪自爆炸死后，批林、批孔、批“周公”，批“经验主义”。1973年8月，党的“十大”前，毛泽东选择王洪文作为预定接班人，很多老干部坚决反对，王既无经历，又无经验，马列主义、治国之道一窍不通，除“四人帮”拥护外无人支持，周恩来奉顺毛意，逐个做老干部思想工作，让王洪文做修改党章报告，“十大”选王为第二副主席。是年冬，美国基辛格和周恩来会谈时，基提出中美之间建立热线联系，周未拒绝，表示有些东西可能对我们会有所帮助，我们要报告毛主席，一切由毛主席决定，周把毛抬出来。毛泽东看了王海蓉、唐闻生在会谈的记录后很生气说周恩来“丧权辱国，投降主义”，“等不及了，急于抢班夺权”。遂指示由王洪文主持政治局会议，对周恩来发难十多天，批判中美会谈中的错误。实际是让王洪文和周恩来交锋，打压周恩来，为王洪文树权立威。江青等一伙以为蓄谋已久“倒周”的时机到了，在会上攻击周恩来“丧权辱国，投降主义”，“给美国人下跪”，“比李鸿章还李鸿章”。中美会谈中所表现出来的错误就是“右倾投降主义”。“周恩来有野心，想迫不及待地取代毛泽东。”甚至说什么是继林彪事件后的“十一次路线斗争”。毛泽东还批评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不议政”。周恩来挨批后，病情加重，住进医院还喊冤：“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喊冤有什么用，高岗不是喊冤没反周、没夺权篡党？又有谁重视。
毛泽东为什么对周恩来一直不满意？主要是觉得周跟他的路线不融洽。但是，周恩来绝顶聪明，毛泽东虽然对周不满意，又离不开。因为周懂美、日、法语，工作效率高，见识很广，处理各种问题冷静，善于适应各种形势，作决定快也准确，一些重大决策、计划出自他手，是毛泽东的高级谋士，出谋献策最多，毛泽东施政方略内情及其家庭私事，周恩来最清楚。在党政军各种机构里都有他的人，底温太厚，所以，毛泽东对周恩来存有戒心，经常批评，揉搓训服，操在手心，绝不会打倒周恩来的，正如斯诺说的：毛泽东与周恩来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
其实，刘少奇和周恩来之间也有芥蒂。刘少奇负责书记处的工作，他利用各种手段“抉取了中央很大一部分权力”(韩素音语)，他当了国家元首后仍主持党中央常委会常务工作，实权大的很，他的“山头”上人多了，毛泽东“山头”上人少了，是导致文革的一个重要因素。“八大”以前，毛、刘、周、朱都是书记处书记，实际是像八大后的政治局常委会(七大未设常委)。周恩来不请示主持常务工作的刘少奇不行，请示了刘少奇再请示毛泽东不合适。不请示又怕毛泽东怪罪下来，毛、刘两人意见不统一，甚至发生冲突，周被夹在中间，左右为难。毛泽东对刘不满，有些事迁怒于周恩来，批评周恩来，打黄牛震黑牛，刘少奇不出面说话和承担，使周处境维艰，红黑死挨，几乎丢了总理宝座。后来，周恩来唯毛泽东至上，唯命是从，对毛泽东表现无限忠诚，俯首帖耳，言听计从，简直成了猫鼠关系，有的事不敢向毛汇报。1960年代初大灾荒，各省报来的灾情和饿死人的报告压下来，不敢向毛泽东详细汇报，周向刘少奇汇报被推说是政府的事，全国死了很多人。
终究纸里包不住火。周恩来求汪东兴汇报警卫营生活困难，借机说出农村死人情况，毛泽东在看到原延安县委书记李兴旺(时任青海省委工交部长，后为青海省省委副书记、云南省委副书记、纪委书记、顾委主任、中纪委委员)等同志的反映(见李兴旺回忆)，引起高度重视，召见刘、周、朱、陈、林、邓，经过研究决定实行“八字调整”方针。毛泽东说：“不要忘记，明末李自成是怎样起事的……”并表示他三个月不吃肉。他还对工作人员说：我闯了大祸了，乡下闹饥荒，在死人，“会出李自成”。之后召开七千人会，总结教训。
周恩来越来越谨小慎微，大事小事向毛泽东请示。毛泽东又批评：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正，势必出修正。不管怎么说，周恩来忍辱负重，和毛泽东合作比较平稳的“不倒翁”，不倒、不反、不离、不死，坚持到底，“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也跟到老，是世界各国从任相官到逝世时间最长的第一人。大跃进中，他提出辞职意见，文革中那样险恶的形势下却未辞职。
高岗对周恩来原先很崇敬，周恩来对高岗也很信任，佩服高岗的魄力、能力、活跃，他常到东交民巷高岗举办的家庭舞会，由总政肖华带文工团的漂亮女演员差不多每周六去跳舞，玩得很开心。从未听到高岗反对周恩来的言论，没说什么过头的“不是、”，从见到资料和老同志的回忆，高岗只说过周经常“围在碎小琐事的事务中，一个高级领导绝不应处在琐事堆中”。至于他托罗瑞卿向毛泽东转达他的建议，让林彪搞部长会议主席，是他和陈云商量一致的，实际也是奉顺毛意的。因为毛泽东对周不满，林是毛的爱将，还有彭德怀等人对周不满，也有投彭德怀等人之机的因素。借用彭德怀的话：周恩来“有摊摊”。另外高对周恩来在抗美援朝开始时去苏联商谈空军支援志愿军力争不够，在志愿军后勤物资调度不力等有些看法，这都是工作中的问题，并没有反对周恩来的活动。财经会议开始时，因新税制和财经工作中的错误，对周恩来的意见很大，高岗向一些人和军队将领解释工作，说总理的事太多，有毛主席交待的事就够了，减轻周的压力。高岗至死都没想通为什么给他扣上反周的罪名。
但是，周恩来对斗争高岗是积极的。“文革”中打倒刘少奇时，他主持定的“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专案，决定处理刘少奇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又是他主持的，更令人不解的是，他曾在批高岗座谈会上的“发言提纲”中指责高岗反对刘少奇的所谓“无中生有的造谣诽谤”的“档案材料”，在审查定性刘少奇案件时，有些材料加以拔高，无限上纲上线被吸纳泡制在刘少奇的“罪状”中。八届十二中全会处理刘少奇时，除一名女委员陈少敏外，全部通过，他自己举手赞同，好像一致得很。七十年代初，周恩来到延安视察时，在会见地方领导会议上，强调陕北主要是批高岗，肃流毒。这就使人费解，高岗在陕北有什么罪可批。刘、谢、高创造的陕甘根据地，毛泽东和他一起北上的中央红军，没有陕北根据地，就没有落脚地。高岗是反对刘少奇被打倒的，“文革”中把高岗反对的刘少奇也打倒了，还强调陕北主要批高岗什么？横山县在贯彻周总理指示中，被迫将高岗老家——高家沟大队改为“反岗大队”，并派工作组到高家沟队发动批高岗、肃流毒。
总之，综观刘、高之间的分歧意见根源来自毛泽东。毛泽东的性格独特，具有帝王特征，决策英明，果敢、刚毅、专断溶为一体，要想达到的目的一定要达到。用他自己的话说：“不到黄河心不死，到了黄河不死心”。他从最高决策到生活细微末节，喜欢大胆、好斗、气魄、干脆的作风，他认为高岗具有这种特质，用“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来形容他自己是比较恰当的，他不喜欢那些抱残守缺、固步不前、缺乏远志、不做大事的右倾保守的人。他还说过：“与其他人独裁，不如我独裁”，“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办也有决，不离原则”。他经常和中南海工作人员交谈，爱打听谁对谁说什么？谁对谁有什么意见？喜欢互相斗争的小道消息。他对他的保健医生说：在追求自己的目标的时候，如果不是不顾一切，残酷无情去获取的话，就不能达到目的。问题在于你确切要知道，你要什么，你要做什么，决定去做什么，就无情地铲除妨碍实现你的计划的那些无能、又阻碍你前进的一切障碍。
这足以表明了毛泽东的犟强的性格。毛泽东的一生是革命的、战斗的一生。他说：“战斗是英雄的行为，斗争是人生的乐事，是政治艺术的运用和实践”。他后来说：“八亿人，不斗争行吗？”正是他青少时说的“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写照。
高岗受了毛泽东性格的影响，产生了两个错觉，一个是认为号准了毛泽东对刘少奇不信任的脉搏；一个是错误地掂量了毛泽东对他自己的器重、厚爱、支持、信任，从延安到东北乃至中央，无一次不是毛泽东提名委以重任。项项工作领先，有声有色，得到毛泽东的满意和夸赞，认为是“站得高，看得远”，“有远志，做大事”的人才。他凭借着东北经济建设高歌猛进，革旧鼎新有功劳，自以为了不起，便高视阔步，骄傲起来。这次反对刘少奇的右倾观点，挪动刘少奇接班人的位置，自我认为又替毛泽东帮大忙，解决毛泽东对接班人问题的困惑，办好毛泽东想办而不好办的事，会达到毛泽东的满意，结果向相反的方向发展，导致丢官丧命的悲剧。正是沙士比亚说的“一个骄傲的人，结果总是在骄傲里毁灭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