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全境解放，新生政权代替了反动政权，为建设新东北创造了条件。辽沈战役后全部消灭了国民党军队和政治土匪的残渣余孽，奠定了东北解放区作为全国解放战争总后方的战略地位。在党中央、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以高岗为首的东北局，敏锐地把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工业生产占全国90％，直接支持了解放战争和全国经济建设，为新中国经济建设提供了第二个“试验基地”。依照苏联管理经济的方法，成立经济计划委员会，高岗自任主任，他以雄厚的经济实力，管理现代化大工业生产的办法和经验，为后来全国大规模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到来，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准备、思想准备和干部准备的丰富经验。
东北是新中国率先实行有计划经济建设的第一个地区。高岗虽然在陕甘宁边区期间无论政权建设还是经济建设上都已积累了不少经验，但是东北建设的规模大、范围广，要解决的问题非常之多，他面临着不少的困难。当时他所接管的东北是一个因受日本和伪满殖民加封建统治十多年，又经过几年内战，是千疮百孔、百废待兴、百业待举的烂摊子。主要工厂、矿山，机器设备器材被苏联军队撤退时以“战利品”全部拆走，如鞍山钢铁厂、沈阳兵工厂、小丰满发电站等地方，只“无偿地”移交了一些空房子，连日本高级官员和军官家属的高档家具全部搬走。同时，又遭到国民党军队抢劫，四平、锦州、鞍山、本溪、营口等凡是打过仗的城市，几进几出，从厂房设备到城市设施，有的烧，有的炸，有的拆，没有一处完好的，多数倒塌关闭。长春是“兵不血刃”之城，同样损坏惨重，建筑面积损失230万平方米，400多家中小工厂都毁坏，电力破坏，木质建筑和沥青路都拆、挖的做燃料。不少城市，国民党军队临垮台准备撤退时，命部队对工厂能拆运的拆运，不能拆运的，全部炸掉，损坏更为惨重。沈阳解放后，敌机对工厂、仓库，连续轰炸了几天；铁路经过几次“翻身”，桥梁毁坏严重。
党中央、毛泽东和全国人民寄希望于东北的支援，及早结束全国解放战争。要把经济搞上去，为全国彻底解放，为新中国建立做出贡献，对东北党、对东北人民、对高岗来说，工作千头万绪，异常艰难困苦，责任重大，压力不小。
面对这种情况，高岗及时提出“建设新东北、巩固东北、支援全国”的口号，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恢复和重建经济上来。1948年11月下旬，高岗在东北局扩大会议上作了关于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报告。他说，东北解放区以人民战争消灭了国民党反动派，以强力剥夺封建地主以及敌伪官僚资本财产的任务，已经即将完成，现在已经开始进行经济建设的新时代。他指出：东北必须支援全国解放战争，夺取全国革命彻底胜利，巩固新东北、建设新东北的中心任务就是发展建设东北的新民主主义经济。东北全党今后必须把经济建设任务放在压倒一切的地位，要以动员一万二千干部下乡搞土改的劲头来配备加强经济建设的干部，特别是工业建设与合作社建设的干部，动员千百万人民劳动大军进入生产的热潮中，为增加东北的物质财富与军需供应品，进行积极的斗争。他要求各级党政组织抓紧审查旧人员的工作，能使用的旧科技人员大量使用，在经济建设中发挥一技之长。会议作出相应的决议，指出经济建设是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共产党集中全力领导发展经济。”
东北局在全境刚解放的新形势下，为改变日伪长期统治下形成的落后面貌，支援全国解放战争，及时地把党的工作重心断然转移到经济上来，由农村转向城市，由战争转向建设，并实行有计划、有步骤、按比例建设经济的新时期，的确是一个高瞻远瞩的重大举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转变，要适应这样重大的变化，没有党政军“全能”的人才，是不容易做到的。
1949年4月，东北局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各省、市委书记和东北一级的正副部长80多人参加，高岗传达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和决议，并为工作重心彻底转变，提出了明确的方针和措施。5月1日，高岗在沈阳纪念“五·一”劳动节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他说：今天是东北解放后的第一个五一节，我们举行这样盛大的会议来纪念并庆祝南京的解放，是有很大意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奋勇前进，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独立的自由的繁荣的新中国。他指出：“我们后方的任务，就是全力进行经济建设，发展工农业，特别是恢复我们的工业。我们一切工作的中心，所有党政军民各方面工作都应该服从与服务于这一中心任务。”6月东北局决定，高岗兼任东北财经委员会主任，李富春、叶季壮任副主任，同时做出关于减少军工生产的决定，精简机构，改编组织，转变一部分军工为民用生产，满足军需民用。正如一些老同志说：高岗在解放前，“建立武装上下的力气最大，解放后经济建设上下的力气最大”。
1949年8月下旬，召开东北人民代表大会，高岗代表中央东北局向人代会作了关于东北人民政府施政方针的建议报告，郑重宣布：“现在已经开始了在新的条件与新的基础上进行经济建设的新时期”。“施政方针”提出“东北全境解放后，在建设新东北和支援全国的双重任务的情况下，必须全力恢复、改造与发展东北经济”，方针是：“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对于政权、文化建设和国际关系等方面也提出了具体方针，更明确地提出了三年内把工农业生产恢复到伪满时期1943年的最高水平。高岗的报告，获得人民代表大会一致通过并作出相应的决议，作为纲领性文件贯彻执行。
解放前的东北，在日伪殖民和封建的统治下及三年的战争，工业凋敝，农业破产，商业倒闭，失业者日增，通货膨胀、供应紧张。如农耕地由1943年1700万垧(每垧为15亩)降为1300万垧，产量减少三分之一多。
从1949年开始，东北就有计划地进行了全面经济恢复和建设工作。首先着重于国营工业之恢复，同时也着手农业、贸易、交通等恢复工作。1月，依照苏联管理经济的模式，东北局做出成立东北经济计划委员会及各级计划机关的决定。决定指出，东北解放后党的中心任务是有计划发展东北经济、支援全国战争，要克服过去的盲目性、自发性，实行经济的计划性。
为了恢复工业生产，高岗亲自和苏联多次进行贸易谈判，7月底和苏联政府签订了12个月易货协议，利用东北盛产的大豆、菜籽油等农副产品，换回当时恢复生产急需的工业设备、汽车、汽油、纺织品、药品等工业品，使被战争破坏的工厂、矿山设备恢复起来，逐步投入生产。
高岗和苏联签订的12个月协议，曾被认为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协议。它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与外国公开签订的一项协议，也是在苏联同国民党政府保持外交关系的期间同中共的地方政府机构公开签订的一个经济协议，对中国和世界震动很大，严重地打击了国内外反动派封锁海口的阴谋。高岗刚从苏联回到东北，《东北日报》在1949年8月5日头版报道称：正当全国人民因美帝国主义勾结国民党残余匪帮封锁祖国海口，企图阻挠破坏祖国伟大的经济建设之进行而万分悲愤之际，东北人民政府与伟大的苏联签订了一年贸易协定。东北各界人民兴奋异常，争相奔告，一致认为此协定将予国内外反动派破坏阴谋以迎头痛击，更坚定全国人民使中国工业化的信心；对东北人民政府的英明措施，齐声称颂。连日来，东北各厂、矿、机关和工商各界，纷纷集会座谈，热烈拥护12个月易货协议，“拿粮食换回来机器，工厂、矿山能生产，产出更多的新产品，供给农民多打粮食，换回更多的机器和工业品，支援全国。”
高岗本着对东北乃至全国发展经济有利的原则，大胆对外开放了东北边境的所有江海口岸。早在49年1月，在沈阳举行和苏联贸易谈判，至3月，连续三次签订贸易合同，还通过各省政府对周边的朝鲜、苏联、蒙古的地方政府，进行了大量的经贸往来。
东北人民政府到52年10月，先后同苏联贸易谈判达成援建新建协定几十项，已经得到苏联援建的企业近50个，成效卓著，有力地促进了东北经济的飞速发展。高岗胆敢与苏联等周边国家谈判，争取外援，是根据毛泽东在1948年9月中央会议要求：“要和苏联、斯大林搞好关系”。后来毛泽东说：“没有斯大林为首的苏联党和人民对我国革命事业的支持和援助，我们的胜利绝不可能是在1949年取得”。
东北铁路、公路交通等动脉工程，于1949年春基本恢复营运，新修恢复铁路9181公里，另建专线428公里，疏通了东北与关内大动脉。大批军用物资源源不断运往关内作战部队，保障了平津战役和南下作战顺利进行。商业、合作企业和私人资本工商业恢复和发展也很快。为促进铁路畅通，在哈尔滨召开铁路劳模、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高岗到会讲话祝贺。
为了有计划的恢复和重建经济，1949年开春，高岗主持制定了1949年经济恢复和重建计划，并为恢复经济投入200万吨粮食的资金。在经济建设中，东北局十分重视党的领导作用，为此东北局还做出加强公营企业中党委干部的决定，派得力的、能真正负责的党员干部去任党委书记、总支书记或支部书记，将党政部门工作的懂经济管理、技术的干部调到生产一线。在东北局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1949年工农业生产得到大发展，为全面恢复经济创立“良好开端”，各项建设事业进入快车道。
东北全境解放初期，开工的工厂很少，1949年4月有191个工厂开工，到9月份，增加到243个，用粮食等从苏联换回机器设备陆续运到后，到12月份，已经有307个工厂开工。1949年，工业总产值为796万吨高梁(军工生产除外)，超过原计划。其中，炼钢、炼铜、炼焦、采煤、发电、机器制造等主要重工业，都超额完成了原计划，铁路运输计划提前完成了任务，轻工业除自己恢复生产，又从苏联进口了部分工业品，保障了商品市场供应。
这一年的恢复和重建工作成效极大，工农业生产虽然没有达到“8·15”以前的最高水平，但是产量增长幅度很高。工业生产量恢复的速度，超过原有工业设备恢复的速度。如炼铁设备只恢复了伪满时期最高水平的25％，而产量则达到伪满时期最高产量的42％之多。轻工业产量的增长速度更快，纱锭设备只恢复伪满时代的66％，而产量达到143％。
农业生产也有较大发展。由于自然灾害，加之生产力破坏严重，没有完成计划任务，全境南涝北旱，受灾人口达200多万，农业收获不佳。粮食产量达到1320万吨，只完成计划的90％左右，但大大超过1948年产量。虽然没达到“8·15”以前的最高水平，但由于土地改革和消灭了反动派的剥削，农民负担减轻(伪满时期，农民每年出“荷粮”800万吨，现只交200万吨)，加上地租的废除，农民实际收入普遍增加。北满等解放早的地区粮食产量达到和超过“8·15”前最高水平，其他好多地方接近“8·15”前的最高水平。
国营、合作商业销售额大大增加，达326万吨粮食价值，占社会零售总额的34％以上，购进各种粮食和土产品170万吨。国营、合作商业和私人工商营业额增大，同时打击了不法私商资本的投机倒把和操纵物价的各种危害人民生活的活动，保障了市场稳定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狠抓深抓与抓而不紧、粗抓大不一样。高岗兼财委主任，有权有威，他根据陕甘宁边区大生产运动的经验，及时提出劳动竞赛和创造新纪录运动，3.5万多人参加创新纪录，116个工厂创新纪录1.7万多件，劳动生产率比上半年提高30至50％，有力地推动了工业生产进度。开展这一运动，为定额管理，成本核算，改进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创造了经验，也为提高产量打下基础。
高岗很善于坚持抓典型，总结经验教训，推动一般向着正确目标前进，又能迅速修正和丰富自己的意见。他亲自抓了沈阳市的工业发展与恢复。公交工具发展很快，到10月，铁路工厂每月大修机车量等于国民党时期146％，客车生产量等于国民党时期478％，货车生产量574％。军工以外的机械工业各厂，在去年冬接收时，厂房毁坏，机器损坏极为严重，只有700工人，不到10个月，工人增加到近万人，修复母机584台，工作机390台，轻工业亦有很大发展。他及时总结经验，推广全区，掀起了劳动竞赛、创新纪录高潮，迎接新中国的成立。
在中国的历史上，1949年是大变革的一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和英勇的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军队大决战的一年；是国民党垮台，新中国诞生的一年；是共产党领导无产阶级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一年；是东北地区开始有计划地恢复经济和建设新民主主义经济基础的第一年；也是东北人民民主专政政权建设和巩固的一年。在这一年里，工农业生产发展，工业生产占到全国生产量的90％，物价相对稳定(47、48年物价平均上涨8倍，1949年上涨不到80％)，工农产品比价差距缩小(48年1吨粮食换1匹又4丈布，49年末可换2匹又8丈)，城乡人民收入增加，新增职工24万余人，至年底，工人工资增加30％，劳保、文教、医药等福利补贴占工资总额10％左右，人民生活改善，并担负入关作战百万大军的全部经费和武器供给。
从以上看出东北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优越性质，说明生产力发展的伟大前途。正如高岗在东北地区党代会上指出的：“我们党不仅善于发动群众，进行土地改革和革命战争，彻底打倒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统治，摧毁其压迫人民的国家机器，而且能够领导人民建设新的国家，搞好经济建设事业。这件事情，虽然还只是开端，但都是事实，这确是一个良好的开端”。“这样相当规模的近代化经济建设事业，对我们说来，完全是新的艰巨的事业。一年来，我们的党，把全党工作重心，由战争与土改转移到了经济建设的战线上，并选拔和派遣了上万优秀干部直接参加经济建设工作，这些干部有许多已经开始学到了一些管理经济、管理城市的知识，过去不懂得的事现在初步懂得了，过去不会做的事，现在开始会做了，正象我们过去学会了土改与战争一样，新的经济建设工作，也同样可以学会而且能够学会的。这一事实，不仅大大鼓舞着全党为搞好经济建设事业前进的热情和信心，而且有力地说服着那些只看到眼前工作中的一些困难和对新中国伟大的建设事业怀抱杞忧的人们，证明他们这种忧虑是没有根据的。”这一事实，也给中外反动派表明：“不管他们的罪恶愿望如何，我们不仅取得伟大的解放战争的胜利，而且东北取得经济建设工作的胜利。”
东北取得了1949年经济恢复工作的“良好开端”，摸索了一些经验，为开展更大规模、有计划地恢复和重建经济工作创造了条件。为大力支援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向华东、中南、西南、西北进军，并取得伟大胜利，为新中国成立做出贡献。
1950年1月13日，东北人民政府召开了第二次行政会议，高岗主持了会议。东北党政领导林枫、高崇民、李卓然、栗又文、汪金祥等22人参加。高岗提出1950年第一季度工作计划：要求各部门赶1月25日做出全年工作计划，3月份研究并提出初步的三年计划大纲；要健全组织机构；为有计划培养干部，应做出由行政学院统一培养各种行政干部的计划；确定在2月份召开第二次东北人民政府委员会扩大会议。会议经过讨论，大家一致同意高岗提出的工作计划，并表示坚决完成。高岗最后强调指出：“各部要以紧张的高度工作热情动员所有干部按照计划，准确地按时地完成第一季度工作任务，不容拖延，并应明确分工，具体工作计划，要做出每周的工作计划，切实很好地解决问题，不容潦草”。“困难虽然存在，但不能借口困难，拖延或减少任务。”
高岗向来任务观念很强，对干部敢于放手使用，要求极严格，早在陕甘宁边区和东北工作期间，跟他一块工作过的老同志，后来回忆起都说，高岗有特殊性格和作风，他自己工作节奏快，说干就干，要干就得干出个样子。用干部以“能”为主，敢想、敢说、敢干的，唯“能”是用，委以重任，交待的任务条理分明，言简意赅，精细严谨，清汤利水，不拖泥带水。完不成任务，就无法下台。可平素还平易近人，不耍架子，和谁都开玩笑，瞎说六道。执行任务时非常严肃，不推不拖。他在工作中遇到问题，游刃有余，临机处置，果断地指导工作和及时解决问题，他一贯反对一些人当断不断，事事推上靠下，三请示两汇报拖拖拉拉无所作为的作风。东北工作过的老同志说，高岗有个很大长处，是能坚持正确指导，能坚定地推动属下向着正确的目标前进，善于听取下级意见，随时随地修正自己的意见。他大事不糊涂，小事不多过问，是“有大志，做大事”的人才。他坚持大权独揽，小权分散，放手让大家干，下级干部有职有权。他善于抓中心工作，抓重点，任务布置完征询大家意见，有什么要求和困难随时提出，马上就办；他注重政绩，手段不太注意，毛主席很赞成高岗这种作风。
有人说高岗认准的事，“先斩后奏”，不左顾右盼，不是大事小事请示汇报，靠上推下，怕负责任，而是敢决敢断。听下级汇报、请示后，很少说“研究后再说”，他主意快，点子多，充分体现毛主席“出主意”、“用干部”的教导，喜欢当即“拍板”，或者随时拿起电话指令有关人员办理，谁干好了，功劳是谁的，大会小会表扬，完不成任务，大小会上批评，揪住不放。他批评时让你讲话，说出理由，能说服了他，他随时向你道歉，扬人素已，还欣赏、重视、重用你，认为敢讲真话，他自己原考虑不周，从不委过于人。讲不出渠渠道道，那就糟了，就得认倒霉。他批评可严厉，面孔严峻，声高词厉，拍桌子瞪眼睛。批评完，再出主意，要你续继干。他说：你有困难来找领导解决，我们这些领导不是吃干饭的，不就是为你们排忧解难嘛。我不解决是我的责任，你不提出来，搞不好，要你负责，叫天叫地，叫爹叫娘都没用，这是革命，党的工作，人民的事业，不是小孩玩瓷马马，是要死人的，贻误时机的。如再搞不好，他就摘掉你的乌纱帽，或降职或让住党校。这种要求严、任务严、批评严的作风还赢得干部群众尊重和信任，一大批的能人集中于他麾下。陈伯村老人回忆时：对高岗归纳三条：一是主要抓大事，抓原则问题，而且抓得很紧，一抓到底；二是善于用人，不讲山头，不搞派系，不论资排辈，只要有个干部有德有才，他就放手使用；高岗工作雷厉风行，说干就干，不朝三暮四，拖拉扯皮，当断就断，他要求属下也这样办。因此，东北的干部很团结，上下齐心。
东北第二次会议是东北工作全面纳入计划的一次重要会议，是新中国成立不久，东北率先开始全面部署有计划地进行经济建设的一次决策会议，为第二次东北人民政府委员会扩大会议和东北地区第一次党代会讨论决定经济建设计划做好准备。
东北地区第一次党代表会于3月中旬在沈阳胜利召开。高岗代表东北局在会上作了题为《站在东北经济建设的最前面》的报告，表明东北地区经济建设已经进入新的时期。
高岗的报告，开宗明义指出：“关于东北国民经济恢复和重建问题，这是现在我们党的工作的主题，也是我们这次代表会议的主题。我们需要把这一主题研究清楚，以便我们全体干部、全体党员能够明确而负责地站在东北人民的最前面，把我们这一伟大的新事业引进到新的胜利。”
他在报告中讲了五个问题，全面阐述了东北在全国国民经济地位中作用的重要性，1949年恢复经济工作的成绩，1950年的工作任务，工作中若干方针和政策以及团结起来站在经济建设的最前面。
东北经济特别是工业经济，在全国国民经济中占相当大的比重。伪满时期，日本侵略者把东北作为掠夺我国资源和侵占全中国的后方基地。“9.18”后，日军就依托东北，挥师南下，征服了华北等地。日本经营了十几年，工业和铁路交通比较发达，以1943年的数字为例：煤产量占全国的49%，生铁占全国的87％，钢材占全国的93％，发电量占全国的78％，水泥占全国产量66％，铁路线总长度占全国的42％。重工业的若干部门，东北方面的数字完全是压倒的位置，鞍山、本溪、小丰满，依次为中国的钢都、煤都、电都。农业中的大豆，驰名于全世界，它的产量占全国总产量一半以上，质量名闻遐迩，油菜籽和麻类产量也占全国很大比重，高梁质量好，数量居全国之首。毛泽东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说，近代工业在中国国民经济中只占10％左右。而东北在“8.15”以前最高工业产值占东北工农业总产值的56％。这说明东北曾经有个相当大的工业规模，工业基础是比较好的。东北是地下矿产物华天宝匹配区，蕴藏矿产十多种，且是中国的最大产量区，有的为全国之最，有的为世界之最。林业覆盖面积超过内地总和。
东北是夺取全国的战略要地，也是经济建设的重要基地。日本投降后，党中央拿出三分之一的中央委员到东北工作，重要意义就在这里。
高岗在报告中通过大量数字对比阐明了东北的经济地位的重要性，强调指出：全国人民都注目于我们东北的重建工作，并希望我们的援助。他说，东北在全国经济地位中的重要性，“是因为要着重说明它和我们东北全党同志的责任或任务有关系。我们在东北的同志工作好坏如何，不但直接影响东北的人民，而且还将影响到全国。”他说，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指示我们，要我们好好地努力，“把东北建设成为全国工业化的出发点和重要基地。”全国人民的希望以及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的指示，对我们东北人民来说，对于我们东北全体党员说来，都是极其光荣的。我们的工作能不能够贯彻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所给我们的伟大的任务呢？虽然东北经过几年战争的破坏，经过国民党反动派的无情抢劫，但是，我们的党是毛泽东同志领导之下的工人阶级的战斗的党，我们东北人民是在这样的党领导之下的战斗的人民，我们对于自己的责任就毫无怀疑的余地，我们必须和东北人民在一起，勇敢地挑起重建东北经济和发展东北经济这个重大担子，戒骄戒躁，稳步前进，达到我们的目的。
东北恢复经济首先抓了生产手段的工业(即制造业)。他在总结去年恢复经济的成就时指出，我们在恢复工作中，方向是首先恢复生产手段的工业，去年生产手段的产品总值等于全部工业产品总值的74％左右，而消费资料的产品总值，占26％左右。他说，按着这个正确方向前进，还加上其他有利条件，就能够造成东北国民经济改造的基础，能够使我们可能提供较多的工业和农业的生产手段，以扩大国民经济，加速工业的恢复与发展，争取于较短的时期内，根本变更现在工业与农业的比重。“到那时，因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为工业给农业提供了很多新的农具以及农民新的生产积极性，农业的生产也必将随着大进一步。”
他号召：全体同志团结起来，站在经济建设的最前面，和工人阶级在一道，和农民在一道，和技术人员和知识分子在一道，和人民在一道，共同工作。在我们党的领袖、人民的领袖毛泽东的伟大旗帜下，脚踏实地，兢兢业业，克勤克俭，完成党交给我们的这个新的历史任务！
东北地区第一次党代会结束后，于3月下旬，东北人民政府召开第二次委员会，通过了1950年经济建设计划和三年计划纲要。高岗在会上作了东北国民经济恢复和重建问题的报告，总结了上年工作成就，提出今年的任务：工业产值为去年的两倍，农业产量1800万吨，为去年137％。并根据发展指标，反复阐述了东北局和政府决心把东北建设成为全国工业化基地的方针和政策。
高岗在上述三个会议上的讲话，按照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指示精神，为发展东北经济的蓝图和年度计划确立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和措施，指引东北“经济建设蒸蒸日上。”
东北地区各级党组织和人民政府，人民群众积极响应党代会和人民政府的号召，掀起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高潮。各部门，各省、市、地、县，分别召开会议，传达贯彻东北局、人民政府会议精神，深入进行思想发动，落实计划，制定措施，真正站在经济建设最前面，指导经济建设运动。
东北1949年实行有计划经济恢复和重建的成就，得到毛主席的及时赞扬。1950年6月，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党的七届三中全会，讨论财政经济好转的问题。毛主席在会上作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奋斗》的书面报告和《不要四面出击》的重要讲话。他说，“我们现在在经济战线上已经取得的一批胜利，例如财政收支接近平衡，停止通货膨胀和物价趋向稳定等等”。要获得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需要三个条件，即土地改革完成；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俭。他以东北为例说：“东北已经开始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东北为什么做得好呢？就是因为有了这三个条件：土地改革已经完成了，工商业上了轨道(按：东北在1949年就对工商业调整，比全国提前一年)；军队走了很多，国家机构的开支减少了，经费用在投资经济方面的很多。高岗同志，是不是这样啊？”“失业工人和失业知识分子的问题已经解决。社会秩序安定，大多数劳动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他还说：“在关内土地改革还有很多地区没有完成，工商业很乱，北方比较好，在南方很乱——不是相当乱，而是乱上还要加上一个‘很’字。”“关内要学习关外，要向高岗他们请教。”毛泽东强调全国以东北为榜样，在三年左右的时问实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
当时，在南方通货膨胀，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有的地方用车子拉上票子换商品，干部职工薪水改变成发物品，有的连物品也发不出了，有的地方几个月领不到工薪，有的地方人民群众对共产党和政府产生怀疑。一些地方土匪蜂起。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迅速没收了占整个资本主义经济80％的官僚资产阶级的企业所出现的新问题。旧中国的经济本来十分落后，经国民党发动内战和日军的侵略，加上美蒋的封锁、禁运，国内的不法资本家乘机投机倒把，囤积居奇，破坏市场。“南囤纱，北囤粮”，北方天津，南方上海，在国民党时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所以，天津囤粮，上海囤纱，各大城市囤积“两白一黑”(米面、棉纱、煤炭)，给国家造成很大困难，妄图逼新政权就范。
毛泽东同志在三中全会上根据东北的经验，提出的争取财政经济根本好转的条件、任务和战略思想，为全国经济恢复时期的纲领性文献，统一了全党思想，在短期扭转了财政危机局面。东北地区为平抑华北和南方一些城市物价上涨做了一定的努力，调出大批粮食、布匹、木材、钢材，打击了投机商囤积居奇、破坏市场的活动，平抑了市场物价。1949年调出粮食百万吨，木材150万立方米，钢材几十万吨，还调干部5万多名，帮助南方抢修几条铁路，保证了南方大城市供应。1950年冬，天津、上海等大城市粮食告急，向东北求助，一度仅天津上海每天从东北调入1000万至1200万斤粮食。上海在不法资本家的捣乱破坏下，大刮涨价风，一日几次涨价。各大城市资本家南北呼应，破坏市场供应，给政府施加压力。仅上海就有80％小学没人念书而停办，大批工商业故意关闭，有的卷物逃往香港等地。东北在困难的情况下，给上海、武汉、北京调运了紧俏物资，稳定了市场，安定了人心。
东北的实践经验，为三中全会决定合理调整工商业，调整税收，使工厂开工，解决失业问题，改善同资产阶级的关系等问题，提供了思路，对全国财政经济状况好转起了极为重要作用。
东北发展经济起步的方向和路子正确，措施得力，推动经济建设高速度前进。更值得一提的是，东北经济飞速的发展，成为新中国工业的出发点和重要基地，圆满地实现了毛泽东主席急盼东北经济建设胜利的愿望，为新中国经济恢复、建设和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提供经验和借鉴。
毛泽东在党的“七大”《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说：“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其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彻底消灭日本侵略者，实行土地改革，解放农民，发展现代工业，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与富强的新中国，只有这一切，才能使中国社会生产力获得解放，才是中国人民所欢迎的。”高岗主持东北党政军和经济工作时期，始终贯彻毛主席的这一深刻提示，认真研究了东北党的方针、政策对于解放生产力，发展经济的作用，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为立足点，扩大了对外开放，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创立了企业实行经理、厂长负责制，党委、政府加强具体领导和宏观决策，促进了工农业生产迅猛发展。
运用典型指导工作，是高岗在陕甘宁边区贯用的方法。在延安时期他抓了农业上的吴满有、杨步浩和工业上的赵占魁、商业上的刘建章等典型指导大生产运动。到东北用更大精力抓典型，抓推广先进经验，指导工农商业生产建设。他经常深入基层，亲自督促检查，抓典型，总结经验，把经济工作放到心上，拿在手上，实行具体领导。
1950年4月，他到沈阳机器第一厂，召开厂长、支书、工会主席和工程师座谈会，进行调查了解，垂问甚详。通过解剖这个“麻雀”，发现该厂到3月底应完成40台闷罐车床，结果至4月上旬，只装出30台且全部不合格，而工人加班加点辛勤劳动，有的连续加班长达28小时。高岗针对该厂作出指示：这是个大问题，是个严重问题。它不仅使工人阶级枉费了三个月的辛劳，而且损耗了国家的大量资财。这是一种对人民、对国家财产不负责任的表现，这种状况必须迅速改变。他说要改变这种状况，就要改变该厂工作中严重存在的领导与群众脱节，生产计划与准备不周，工序组织紊乱与到处无人负责的现象。他着重指出，我们一切企业的管理人员都要懂得自己责任的重大，并谨慎而负责地担当起自己的责任来，完成国家与人民的托付。凡是我们自己不懂的事，就要同工人商量，同技术人员商量，同工厂中各方面的人员商量，向上级请示，同先进厂商量，不要害怕暴露毛病，必须敢于检查自己的毛病，千万不要存在那种庸俗的“不好意思”与“差不多”的思想。这种思想是会埋葬我们的事业的。他说，我们的工厂，生产什么成品，先应有周密的研究与计划，没有做过的或没有把握的，要先试制，先做准备，做好一台，有把握了才去制造，否则宁可不造，决不能粗制滥造。他指示，各级领导者，应该深入现场，联系群众，具体领导，工程师与技术员要精研业务，勇于负责，保证质量；机械局应经常深入检查，并集中力量搞好一两个厂子，取得经验，作为具体领导的根据。反对一般化的领导，也反对事务主义。只要企业中的领导善于联系群众，善于学习，善于具体解决问题，并大大提高工作责任心，领导与工人阶级的劳动热忱相结合，工人的劳动创造与技术人员科学研究相结合，我们的事业一定可以成功的。
“你有无信心在4月内彻底改变一厂现在的情况？”高岗向厂长提出限期提高产品质量的问题。
鲁明厂长说：“一定负责完成国家的计划，将产品的质量提高，做到出产的机器，台台合格。”
高岗说：“到4月底我再来检查执行的情形。”
在东北党代会和东北人民政府委员会后，注重抓落实。他及时地多次深入厂子视察，发现问题，提出解决办法，作出指示，并在《东北日报》上发表，对全区震动很大。沈阳一厂根据高岗的指示，在短期内改变了状况，保质保量完成了任务，并跃为工业系统的先进单位，成了高岗指导工业生产的典型。在高岗带动和影响下，东北一级和各省、市领导都深入基层，具体领导蔚然成风，有力地推动了经济建设大踏步地前进。
东北党和政府集中全力领导经济建设时，万恶的美帝悍然发动侵朝战争，并将战火烧到东北。东北人民不得不一边反抗美帝的侵略，保卫祖国安全的斗争，一边还要坚定不移地从事繁重的经济建设。处在国防前线的东北党和人民英勇地挑起这双重任务的重担，源源不断的人力、物力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配合朝鲜人民扑灭了已经烧到我国边境的侵略火焰，给予美帝以沉重打击，取得了决定意义的伟大胜利外，同时把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光荣任务具体地落实到每个人的工作岗位上，取得抗美、经济双胜利。
1950年工农业生产总产值比1949年提高71％多。工业生产为去年的217％，超过原计划的11％。铁路运输超额10％完成了全年计划。农业生产，由1949年的1320万吨增长到1808万吨，已经超过伪满时代最高水平。商业收购总值比1949年增长178％，零售总额增加394％，可见群众购买力有了大幅度提高。尤其是在抗美援朝的紧张形势下，物价没有大的波动，显示了东北经济力量的雄厚。
高岗对提前超额完成任务的工业部和几十个厂，分别致函祝贺，并殷切“希继续发扬爱国主义的精神”，争取获得更大成绩，对广大职工群众鼓舞激励很大。
从东北1950年经济计划指标和完成实绩同1949年的比较数字看，指标是跃进的，各种任务都超额完成，也说明党和政府对东北实情掌握的清楚，指导思想正确，发展经济的方针、政策切合实际。工人阶级与劳动人民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发挥了高度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开创1949年的“良好开端”，1950年取得了“辉煌成就”。1951年工农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1倍。
到1952年为1949年的247％，其中工业尤快，达到1949年的3.3倍以上，每年平均速度50％，左右。这样快的速度在全国各大行政区是仅有的。至1952年底，不仅圆满实现了高岗在1949年8月东北地区人民代表会上提出三年达到1943年水平的目标，而且超过1943年工农业总产值的25％左右，其中工业超过11％，农业超过45％。交通运输大发展，铁路恢复营运，并胜利地完成了运输任务。截至1952年，东北铁路货运量三年来比1943年增长一倍多，航运与公路运输亦有很大发展。开始新修开辟一些铁路、公路和航运线。
东北在经济建设中，突出抓了工业化基础建设，这是高岗在东北最大成就之一。建国前的1949年8月东北人民代表会上，高岗向大会作的“施政方针”报告中，明确指出：我们应该首先以全力来有计划地进行恢复改造与发展东北的经济，“特别是工业建设”，将工业列为第一位。在发展工业方面，他强调要努力恢复国营工业，如钢铁、煤炭、电力、机械、化学及有色金属业，“这是全国工业化的基础”。同时指出，要尽量发挥私人资本在恢复东北工业中的积极作用。
在东北经济建设初期，敌对势力盼望我们失败，说什么“共产党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共产党可以打一百分，在政治上打八十分，在经济上只能打零分。”他们断言共产党无法管理沈阳、哈尔滨等大城市。我们的朋友甚至我们党内高级干部怀抱杞忧，怀疑打天下容易，治天下难，不靠资本家就没饭吃。
28年来我们主要是从事革命战争，夺天下，经济建设经验少，也就是陕甘宁边区那点点经验，高科技几乎没有。但是，治天下也难不住顶天立地的共产党人，在党中央、毛泽东主席的正确领导下，高岗在东北最先成立经济和计划委员会，自任主任，并把经济建设列为党的工作中心，纳入计划轨道，率先为治理天下做出样板，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击破了一切邪说和杞忧。
1951年2月，针对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的罪行，把发展工业生产提到巩固国防的战略地位。高岗在东北人民政府委员扩大会上，作了题为《巩固国防，发展经济》的报告，着重强调工业经济，他说：东北人民在伟大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胜利斗争中，光荣地完成了1950年经济建设计划。“使我们的经济建设获得很大进展，国防力量也更加巩固了”。他在总结了1950年工作成就和基本经验后，提出了1951年的工作任务：进一步建设强大的国防力量，才能保卫整个国民经济建设顺利的向前发展，同时也只有发展生产和建设强大的经济力量，才能进一步改善人民生活，更加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使国防建设有可靠的物质基础。“我们的一切工作都必须围绕这个中心的目的。”
和世界头号敌人——美帝国主义作战，没有现代化的装备，尽管有“勇气”也是很困难的。针对抗美援朝现实状况，他在1951年的东北国民经济计划中，把投资的重点放在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基本建设上。因为重工业是一切工业的基础，也是国防力量的重要标志，他强调指出，各方面都要“围绕建设强大国防力量与建设强大经济力量，来制定自己的计划”，要求各级领导机关，善于根据去年的经验，进一步教育和动员全体干部和工人、农民，以及各阶层人民，共同为实现今年的计划而奋斗！他对完成计划，实现两个“强大力量”的建设，主要讲了四条措施：一是建立强大的国防力量，“没有强大的国防就没有一切”；二是发展生产乃是一切工作的关键；三是发展生产的同时必须解决分配问题；四是必须加强计划性。
高岗在建国后念的一本工业“经”，也有他的根由。他认为没有强大的工业基础特别是重工业，就没有巩固的国防，没有重工业的发展，就带动不了交通运输业、轻工业、商业的大发展，农业的机械化也不可能。旧中国之所以长期受外国侵略、统治、剥削，就是工业落后。他认为自古中国比邻近地区的国家高出一头，显示了它的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是远处的“西洋”国家所不及的，邻国经常前来“朝拜敬贡”，十分崇敬。欧洲经济发展完全改变了这种局面。特别清王朝以来，经历了几次斗争失败后，使中国的优势丧失殆尽，甚至丧权辱国。其原因之一是外国的经济发达，工业雄厚，军舰、大炮比中国的好得多，在拥有武器才有发言权的世界，“工业落后，受人凌辱”。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工业基地在国民党手里，对我作战造成极大困难。朝鲜战场也给他上了一堂重视重工业的重要课，建国后他咬住工业不放。毛主席说，美国钢多气少，我们钢少气多(勇气)。如果我们气多钢多不是更好了。毛泽东谈到我国工业落后时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旧中国钢一年只有几十万吨，还拿在日本人手里。国民党蒋介石专政二十二年，一年只搞到几万吨。”“没有工业，便没有国家的富强。”
高岗在东北工作期间，苏联专家的工作深深感动了他，苏联工业化的经验吸引了他，认为苏联工业化道路是中国学习的榜样。他不仅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还一再提出按照苏联工业化道路发展中国的工业化，依照苏联管理重工业的方法管理中国的重工业。他主张一人管工厂“即一长制”，在东北进行试点推广，反对当时中国试行集体领导企业的方法。他说：“委员会无法经营大型企业”，并在试行“一长制”的实践中，收到很好的效果。在1949年他就向中央提出报告，说苏联管企业的方法比中国好得多。
东北地区在东北局和人民政府的带领下，经过紧张而有计划的奋斗，如期完成了1951年的计划任务，工业生产达到历史最高水平，有的超过最高水平。奇迹般地医治好了日伪时期被掠夺、国民党的抢劫、苏联军队的拆卸及战争造成的创伤，实现了工业经济恢复的目标。不少大型工业基本建设工程上马，到处呈现一派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的新气象，为全国实行有计划并掀起经济建设高潮提供了宝贵经验。
东北人民政府在1950年决定对富拉尔基新工业区的建设，并成立了筹备处，作为黑龙江省新兴的重要工业区。东北从1952年起，开始了有重点大规模基本建设，并把基本建设提到首要地位，为即将到来的全国大规模经济建设高潮准备了条件，创造了经验。1952年基本建设工程总量比1951年增加125%，建筑面积增加一倍，投人新建工程的资金，由1949年占总投资的25％增加到90％。在东北解放战争胜利的1948年末，东北工业实际生产能力只及1943年的25％。根据党中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精神，为了把这个备遭破坏的工业基础迅速地重建起来，给全国经济建设创造条件，从1949年起，以高岗为首的东北局提出在全区内开展了恢复和改造东北工业的工作，并实行对外开放，大胆同苏联签订了易货协定，购进设备，聘请苏联专家帮助，全国招聘科技人员，“诚招天下士，广揽四方才”，抽派大批干部领导工业建设。各经济部门干部，紧紧依靠职工群众，经过了民主改革，学习外国先进经验特别是苏联经验，建立计划管理和经济核算制度，开展了增产节约运动，发挥了空前的创造性和积极性，促进了生产力的飞跃发展，使东北工业建设发生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变化，在全国遥遥领先。工业产值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发生了重大变化。1949年，东北工业比重仅占35％，1950年增加到43％，1951年增加到52％，1952年增加到56％，比例达到1943年的水平。在很短时期达到和超过日伪时期最高水平，确非易事。
东北工业的发展，增强了国有公营企业的雄厚基础，活力大大增强，为全民所有制经济奠定了基础，新民主主义性质的经济，代替了殖民主义经济。1949年开始恢复和重建工业过程中，根据高岗提出坚持重工业和制造工业为主的方针，首先恢复生产手段的工业，以实现整个国民经济的改造，确立了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基础。在很短的时间内，重工业、制造工业在整个工业中的比重就有了显著变化，在全国重工业和制造工业中占居独特地位。1952年全国钢产量130万吨，而东北占90％左右。1952年，东北机械工业的产值比1949年增长6倍多，生产手段的工业发展速度超过所有工业发展速度，机械制造工业中的新产品不断增加，三年来新产品增加近千种。过去许多不能制造的精密机械，都能自己制造。在当时新建了一批全国最大的全民所有制企业，是国民经济中具有重要作用的“火车头”现代企业。新开建的阜新煤矿，长3公里，宽600公尺，深20多公尺，剥土量多达5.6亿立方米，相当于5个苏伊土运河和一个巴拿马运河的挖土量的总和，实现了机械化开采和机械化运输，产量增加一倍多。鞍山钢铁公司的大型轧钢厂，全部机器重量12000多吨，有的一个部件就30吨重，一个螺丝1.8吨重。这在现时是微不足道的，但那时在全国独一无二。该厂恢复和重建后，钢产量比日本侵略者建造的旧鞍钢的全部钢材产量还多得多。在当时每年生产的钢轨，可以建筑一条从长春到广州的铁路，轧钢厂每年生产的型钢，可以盖14个和这个轧钢厂同样规模的近代化轧钢厂。而它所用的工人不足旧鞍钢的一半人，操作全部机械化、自动化。它为全国大规模经济建设生产了大量钢材，为国家提供了修铁路、架桥梁、建工厂等所需钢材，大大减少了进口钢材的数量。
毛泽东主席对这些大型企业的建成，致函致电表示祝贺并给予高度评价，赞扬东北这种敢想敢干的魄力和革命精神。1949年鞍钢炼出第一炉钢，轰动了东北，高岗亲自率领东北局、行政委员会和沈阳市人民政府的代表团去钢厂祝贺。鞍钢是破坏极严重的一个厂，重建前只剩下没法搬走的高炉壳子，野兔野鸡乱飞乱跑，高炉上长出蒿草。东北全境解放后，高岗及时派去得力干部领导恢复，在短时间就重建起来，投入生产。
1952年9月17日，阜新发电厂建成发电后，全体职工给高岗主席并转敬爱的毛主席电称：
高岗主席并转敬爱的毛主席：
阜新发电厂工程全体职工，在您英明领导下，在苏联专家技术指导下，以及全体职工们努力的结果，胜利地完成了透平发电机一号锅炉的安装工作，并定于九月二十日开始发电运转……较原计划提前一个半月。“该工程已降低成本近60亿元，我们全体职工将继续以具体行动响应您的号召，要使工程做到又好、又快、又省，不骄不傲，继续努力提前完成未完成工程。”“为了今后准备力量，迎接大规模经济建设，必须很好的总结工作，虚心学习。”“值此国庆三周年纪念之前夕，谨向您报告。”
毛泽东复电：
高岗同志转阜新发电厂工程队全体职工同志：
九月十七日电悉。庆祝你们在透平发电机安装工作中获得的成功。望继续努力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发扬积极性，在今后的建设工作中取得更大成绩。
毛泽东
毛主席在同年12月嘉勉鞍钢厂炼钢的新成就时，祝贺鞍钢“创造了超过资本主义各国水平的炼钢时期和炉面积利用系数的新纪录。这不仅是我们的光荣，而且是我国工业化道路上的一件大事。希望你们继续努力，为完成1953年度炼好优质钢的新任务而奋斗”。
1952年国庆后，《人民日报》为迎接1953年开始大规模的经济建设高潮造舆论，连篇报导了东北工业建设成就，如鞍钢的经验，东北大批新产品试制成功，尚属全国首创的大型发电机、变压器等产品的成批生产，还报导了革新技术、先进工作法、管理经验等，对全国工业建设来说，起到解放思想，指导发展的推动作用。
东北工业的大发展和殖民性质的改变，极大地提高了职工主人翁责任感，管理企业的能力和技术水平。在日伪时代，工业的高级管理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和熟练技术工人，绝大部分是日本人，他们不给中国职工传授技术和经验，而且在日本投降后绝大部分被遣送回国。
为了提高职工的管理能力和技术水平，东北局和人民政府号召干部努力钻研生产技术。高岗经常鼓励干部职工学习技术和经验。他说：“我们的经济知识还很差，文化知识还很差”，“这些弱点并不算可怕，真正可怕的，是我们不肯认真去学习。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重要的问题在善于学习’。只要我们肯学习，那么，任何困难的堡垒是能够被我们攻下来的。”中国有句话：“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我们共产党人正是“有心人”，“因为我们有心革命，我们也就学得了革命的本领，革命就真的胜利了。现在我们又有心建设，当然也就能够学习得建设的本领。”
高岗在东北地区明确提出干部“专业化”的方针。他在1949年春东北党代会上提出全党干部干什么，学什么，干什么就成为内行，成为“专家”、“实行全党干部‘专业化”’。他说，我们的建设工作是长期的永远的，每个干部必须钻研一种专长，才能更好的发挥作用。
高岗在领导工业建设中，很重视科学技术，注意引进国内外经验。东北解放后，大批干部调入关和南下，干部储备出现缺乏。为了加强技术力量，东北局和政府制定招聘科技人员五项优惠条件，作为政策性的文件下发执行。从1949年夏天起，多次派出人员到上海、广东、天津、北京等地，聘请大批科技人员，仅聘请到东北参加地质考察的专家占全国地质专家近一半，他们常年栉风沐雨为祖国建设寻找地下宝藏。这是中国历史上规模空前、准备充分和科技工作者情绪最高的一次矿产、矿苗地质考察，为大规模经济建设提供了地质资源。同时招收一批大专毕业生到东北工作。先后派一批干部到东北大学、苏联工业大学学习深造。他多次指示干部、技术人员相结合，抓住典型及时批转，发现问题及时处理，措置裕如，加强具体领导，起到一级带一级的作用。
他强调依靠工人阶级办好国家企业的方针，发挥群众智慧；他爱才若渴，尊重人才，善于利用人才，量才录用，破格提升。别处认为难领导，“头上长角，身上有刺”的干部，他都要并委以重任，发挥一技之长。他说难领导的人，可能有些专长，有点资本，有点闯劲，不一定“难领导”，而是我们领导没本事，不会领导，不敢领导。东北经济上得快，就是与启用了一批敢想、敢闯、敢干的干部充实第一线分不开的。
至今，和高岗一块工作过的老同志说，高岗在东北经济建设中，不能说他“党政双全”，可有一定的组织能力和行政统治才能。懂经济的马洪、叶季壮，会文学的胡绳和政治能力强的郭峰等一批干部，都集中于他麾下。
他在恢复和改造经济期间，特别注意技术人才的发现、培养、锻炼和选拔工作，他搞五湖四海，不搞山头主义，注重知识，不搞论资排辈，唯能是用。他说要重视技术人才的培养，是实现“国家工业化必须解决的头等重要的问题。是决定工业建设成败的关键。”要求对旧技术人员采取团结、教育、改造政策，发挥他们应有的作用。造就了一批又红又专的经济管理和技术人才，后来为充实中央经济部门输送了一批骨干，中央政府成立后向中央各部门输送3000多名骨干，有的担部、局、处级领导。以适应了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马洪、朱镕基等是高岗倍加赏识培养的干部。朱镕基从清华分配到东北就到计委工作并委以科级，他工作大胆有魄力，个性强，“有大志、做大事”的气质，正适合高岗的脾气。国家计委成立，他点名调朱镕基等100多名干部到计委工作，有些人受高岗株连，像朱镕基这样的人才一耽误几十年，实在可惜。他还强调发挥了干部、专家和工人三结合的作用。三者结合起来，创造性和劳动热情大大增强，使企业管理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新纪录不断创造、新产品不断发明。他亲自到沈阳冶炼厂视察创造新纪录，嘉奖该厂创造多种新纪录的优良成绩，并勉励再接再励。为了推动工业生产中有决定意义的发明创造新纪录热潮，他指示《东北日报》及时报道这方面的新闻，并亲自修改发表了题为《新纪录运动的新方向》的社论，对发明创造新纪录运动和改进发展生产方式起到推动作用。到1952年9月，全区企业创造新纪录3万多件，为第三个国庆日献礼，大大加快工业建设速度，提高产量质量、降低了费用，《我们工人有力量》等革命歌曲风靡全区。
广大工人创造了许多先进经验，各级领导及时加以总结和推广，如在机械工业生产上推广了“高速切削和快速切削法”，“多刀多面切削法”和“翻砂造型法”，“按指示图组织有节奏生产法”；煤炭工业中“周期采煤法”和崔国山快速掘进法，马文志的快速钻探法，施玉海的安全生产经验；钢铁工业中的平炉快速炼钢法；电器业中的劳动分工专业化、快速检修法；基本建设中的苏长有砌砖法，杨德重的抹灰法，谢万福的流水木工作业法；铁路运输中的满载、超轴、500公里运动；造纸中快速蒸煮法，食品生产中李世江、张文富的先进经验；纺织工业中推广了郝建秀的织布法；服装业中的姜万寿的工作法；橡胶业的刘景贵小组经验，等等。这些先进工作法和经验中，有技术革新方面的，也有生产和管理方面的。都是东北工人和技术人员相结合的结晶。这些科学技术和管理措施的推广，大大促进了工业生产日新月异的变化，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和产品质量。劳动生产率一般比日伪期间提高40——50％，有的提高一倍甚至几倍，充分显示了我国国营经济的极大优越性和东北工业的先进水平。《人民日报》和《新华月报》等中央、各地方报纸连续报道了东北工业建设成就和先进经验。一些地方掀起学东北热，派大批人员到东北学习“取经”，逐渐普及到全国各地，起到榜样、示范和推动作用。《人民日报》1953年10月社论说：东北地区提早开始了有计划经济的建设，而且对全国帮助和推动工业的恢复和发展，对于全国及早进入有计划的经济建设，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严济慈老人后来回忆建国初期经济时说：“金鸡报捷，始自东北，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新中国的工业与科研，也可以说是东北首唱建设之歌。”
在工矿企业管理方面，高岗主张实行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依靠专家和工人阶级结合治厂办法。他认为苏联管理工业的方法比中国所主张的集体领导方法要有效得多。所以，他在东北一些企业中采取一人管理工厂的办法，反对当时各地正在试行的各种形式的“集体领导”。高岗认为，用集体领导管理工矿企业，是不可能取得高效率的管理。他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他说，每个工厂都应当有一个可以负责的人管理。把党委书记的权放得太大了，企业靠集体领导和党委书记随便撤销企业领导人是“荒唐的”。“委员会无法经营大型企业”。高岗的主张符合现代化管理水平的观点，它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强化责任心，使当时东北经济发展居全国各地之首。高岗的这种主张受到一些人的反对，后来甚至作为破坏党、反对党对企业的领导的“罪状”批判。
经过几年的奋斗，在国民经济恢复的基础上，从1952年开始，东北率先进入有重点的大规模基本建设，几十万建设大军投入建设，为迎接全国大规模的经济建设高潮到来先走一步，探索道路，创造经验。在“扎根边疆，建设工厂”和“当家作主人，快速建工厂”的口号和思想教育下，提高了建设大军的积极性，创造性，激发了建设者们的主人翁的光荣感和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劳动热情，奋力拼搏的建设者们成为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决定力量，人人都明白，建设自己的工厂是为了人民的幸福，国家的富强。
1952年春，东北局和东北人民政府，及时地把发展工业的重心转移到重工业建设打基础上，投下了巨量资金。特别是重工业，以大眼光、大层面、大气派、大规模、大手笔、大力量抓工业，建设计划总量为1950年的3倍多，基本建设提到首要地位，其中重工业工作量占工业建设的72％之多。
政府专门召开建筑工作会议，高岗到会讲话，为迅速发展国家的生产力，突出强调重工业基本建设的重大意义。并在《东北日报》发表了高岗关于基本建设和经济建设的指示，《人民日报》、《新华月报》、《活叶文选》等报刊转载。他对基本建设的重要性指出：基本建设“关系到我们国防的巩固和人民的安全，国家的建设前途，科学文化的发展，关系到人民生活条件的改善，是前途远大的工作。”他在指示中批评一些地方设计和建设质量差的问题，鼓励“工人阶级给我们自己办事，一定要办好。”东北局和人民政府决定“今年要把领导基本建设工作提到与领导生产同样重要的地位，要用一半的力量来做这件事”。对基本建设的方针和任务，他指出：国防建设与重工业建设是第一位，轻工业与增长生产能力的建设是第二位，其他是第三位。政府对人力、材料、资源的分配，都是按照这样的顺序。
他在指示中强调学习先进经验。他首次在东北地区提出“又快、又好、又省、又安全”的工业基本建设的指导方针。他说，今年东北开始了有重点的大规模建设，修工厂，开矿山，要加强设计工作，要周密勘察地质，一切设计要经过审查和批准手续，以避免浪费。要加强工程的计划与施工现场的管理领导，保证不停工待料。要检查砖瓦、水管、电线、木材等是否合乎规格。要训练技术人才，对工人进行教育，遵守劳动纪律，不拿公家的一点东西，提高施工能力。要建立制度和责任制，要关心工人的生活。要加强基本建设中的政治工作，开展劳动竞赛。大力推广苏长有、谢万福、杨德重的先进经验，推动工人向先进的看齐，提高技术，把工人阶级积极性、创造1生组织起来。要统一党委、行政、工会与青年团的步调，成立工地管理委员会，吸收工人积极分子参加，实行民主管理。
高岗对东北工业基本建设工作做了全面的指示，大至基建的重要性，勘察设计，集中领导，小至砖瓦水管，无所不包。更重要的是为全国指导基本建设和经济建设提出了重要思路和借鉴。
东北各企业主管部门根据高岗的指示，抽调大批得力干部和技术人员到基本建设岗位上来，加强了钢铁、煤炭、电力、机械等工业基建的领导力量，保证了基本建设的进度和质量。东北局组织部长张秀山，宣传部长李卓然等，在《东北日报》、《人民日报》和《新华月报》上发表了《迎接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任务，培养提拔和调配更多的干部到经济战线上去》、《发扬厂矿企业中党组织的作用》等文章，组织人事和宣教部门，加强了组织保证和路线、方针、政策及政治宣传工作，为大规模经济建设，组织力量，大造声势，大力支持。
高岗在领导基本建设中，身体力行，从选厂址，确定产品方案，投资数额到建厂进度、指导思想、建筑安装、材料与设备供应以及干部配备、技术力量选调等，都作了周密安排部署。他还经常到重点施工现场，了解工程进度，材料与设备调运、工人生产、生活情况等等，既听取基层干部的汇报，也同工人交谈，掌握第一手材料，发现问题及时召集有关人员研究解决。
夺江山不容易，创业更艰难。在建设施工中日夜苦战，党团员带头挑重担，各级领导和工人一起奋战在建设工地上。没有节假日，没有奖金，劳保用品缺乏。但是，建设队伍以忘我的拼搏精神投入战斗。有的基建单位冬天在零下30度气温中施工。为加快工程进度，实行暖棚作业，捣固混凝土的工人进棚要脱掉棉衣，出来赶紧穿上，真是“进棚一身汗，出棚一身霜”。北疆荒原的富拉尔基由5千多人的集镇一下变成十多万人的开发区。兴建的热电厂、重型机器厂，当时是我国最大的史无前例的工程。重机厂规模宏大，项目繁多，十几米长的水泥桩子打入地下1万多根，沉箱体重18000吨，其底面深入地下26米多，厂房钢结构件总量36044吨，铸钢车间最大钢柱重达82吨，这在当时中国建筑史上前所未有的。
东北解放后，高岗抓住工业不放，首先是因为要把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逐步建成工业大国，必须发展工业特别是重工业。这是从我国国情实际出发的，不仅考虑到国家的需要，也考虑到现实的可能。
其次，狠抓政治教育，思想领先。坚持向建设工人进行主人翁责任感教育，阶级教育，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教育，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教育，提高了干部工人的觉悟与素质，人人认识自己是企业的主人，搞工业化是为自己建设强大的国家。
再次，实行“一长制”，在当时起到重要作用。由于一长在抓管理、施工设备、生产、质量、财经和管人用人等诸方面权力集中，全权负责，避免扯皮，决策快、指挥灵、效率高。在重大问题决策上坚持发扬民主，坚持集体讨论，尊重党委意见，尊重职代会意见。党委集中精力抓党的路线、方针的贯彻，抓思想、组织、作风建设，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坚持政治上思想上的领导，积极配合以厂长为中心的建厂、施工和企业生产任务的完成，既保证又监督。
第四，引进国内外先进设备和先进技术为我所用，加快东北工业迅猛发展。在短短几年，一座座高大厂房拔地矗立，成了全国人民关注的明珠。沈阳飞机城、鞍山钢铁城、富拉尔基机器城和北满特钢厂等，为东北和全国经济建设、国防建设打下坚实的基础，为国家出机器、出钢铁、出经验、出干部、出技术，做出了巨大贡献，正如毛泽东赞扬：“鞍钢出了钢材也出了人才。”
东北在国营工业企业的带动并领导和扶持下，私营工业有相当大的发展，生产总值1952年比1949年翻了三番，国家委托私营企业加工量逐年成倍增加，使“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方针落到实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以高岗为首的东北局和人民政府，正确地处理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政治始终为经济服务；处理好国营与私营的经济关系，在国营经济的主导下，发挥各种经济成分的作用，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并发挥了积极性；采用经济手段和“一长制”管理经济。
由于重视了基建的重点是工业，而首先又是重工业，到1952年底，发电设备容量增长为1950年的270％多，煤设备能力增长为143％，钢为145％，铁为192％，水泥为167％。
东北地区是全国土地改革最早的地区，除了几座大城市周围被国民党统治的百分之几的地区外，在辽沈战役前全区基本结束了土改，彻底打破农村封建的生产关系，广大农民从旧的生产关系束缚中解放出来，提高了积极性，农业生产力获得迅速解放。东北局和人民政府大力领导农民“组织起来”，发展变工互助，互通有无，解决了贫苦户的困难，促进了生产的发展。截至1949年，全区已有70%的农户参加变工互助生产，大力改进技术，开展劳动竞赛，推广先进经验，促进了农业、林业和畜牧业的大发展。
1949年东北人民代表会上通过的“施政方针”报告中提出：“今后的任务，是提高农业生产量，扩大棉麻种植，发展畜牧业、林业，改善农民生活。”高岗强调说，为此必须发展互助合作组织，改进耕作方法，扩大耕地面积；兴修水利，结合防汛；保护牲畜，奖励繁殖；保护森林，采伐与造林结合。加强与发展公营农场，改进农业试验农场与农业学院，提高技术，推广良种，防治病虫害，并提高使用农业机械的经验。他根据上述方针，提出今后三年的生产指标，经济作物棉、麻分别要达到450万亩。他强调指出，要很好地领悟毛主席英明指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任何放松农村工作的观点，农村工作的自流或强迫命令的工作方式都是错误的。
1949年12月，东北局、东北人民政府召开农村工作问题座谈会，高岗在会上作了总结发言。这次会议主要解决搞好农业生产，搞好供销，搞好农村人民民主专政，为1950年完成1800万吨粮食的任务做准备。参加会议的有各省农办主任，较大县的县委书记、县长。
高岗在讲话中指出，东北农村已经废除了封建与半封建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建立了新的人民经济与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他说，在旧的生产关系破除之后，在新的解放了的生产力发展过程中，新的生产关系业已逐步地建立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将大大提高，党和政府要善于引导，“组织起来”，发展生产。
东北全境解放前夕，东北地区在城市经济和农村工作哪一个是重点？有一段摇摆不定。1948年秋，在高岗的支持下，东北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张闻天根据东北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分析了现存五种经济成份即国营经济、集体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提纲”中一些观点被纳入东北“施政方针”和《共同纲领》，对东北经济建设，制定方针、政策提供了依据。高岗按照东北现实确定“城市、农村都重要，优先发展城市工业和商业”的指导思想，并将“提纲”发到各级党政组织及报告中央，为东北和全国发展经济做出典范。
当时，东北农村形势是好的。农民生活普遍上升，解放早的松江、黑龙江等省的50——70％农户上升，除了买马买车，还有的雇长工，有的上升为富裕中农乃至富农，粮食普遍增多。但出现了“单干情绪高，发财没用处”的思想。但有些农户基本保持原状，一部分人收入下降了，或因没有耕畜，缺乏劳力，或因不善经营，或好吃懒做，开始出卖土地，借贷，给人家当雇工。农村又出现了新的两极分化苗头。对待这些问题，有些人认识不统一，有人认为，要保护群众的积极性，就要发展个体经济，让它自由发展；有人认为，发展方向是社会主义，就该发展集体经济。有的基层干部说，组织起来是“国策”，单干不“合法”。还有的说农村应走怎样的道路走上富裕？高岗针对出现的这个新问题，提出解决办法。他指出，农村经济发展的方向，应该鼓励农民“发展生产，劳动致富，科技发财，使绝大多数农民上升为丰衣足食的农民；绝大多数农民由个体逐步的向集体方向发展。”他说：“必须反对各种各样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与好吃懒做，安于贫穷，以贫穷为光荣的糊涂思想作斗争，反对强迫命令”；“必须反对对于农业经济的发展放弃无产阶级的领导，主张完全的自由竞争、让其自流发展的资本主义路线。”他突出强调发展互相合作，通过合作组织改造“二流子”，“组织起来”，共同富裕。“共产党爱穷人，绝不是爱人穷”
1950年春，毛泽东主席从苏联回来途经哈尔滨，高岗和黑龙江省领导张策向毛主席请示如何看待这些分歧，毛泽东说：“这是个大问题，要经中央讨论后再答复”。毛泽东对集体化的指导思想，早在延安时期就已形成，他以列宁的观点，要西北局把分散的农户组织起来，建立合作社，收到好的效果，尝到甜头。他到苏联参观了集体农庄后，更加坚定了中国农村走集体化道路的思想。他对土地改革不大满意，在土改时就想一步到位，实现集体化，取消农村私有制，但斯大林意见分阶段进行好。后来，中央在互助合作运动上和高岗的看法一致，特别是东北和苏联接壤，解放早，土改早，在苏联集体农庄的影响下，合作互助也搞得早。1950年就开始坚持大搞合作互助运动的指导方针，坚持了既增强集体的积极性，也保护了个体的积极性的原则，又采取了扶持与鼓励互助合作的政策，促进了农业的迅速突起。
东北早在1946年，高岗在北满根据地就推广了陕甘宁边区变工互助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经验，各地组建了一批变工互助组织，解决一部分劳力、畜力和家具余缺不均，互相调剂的问题，通过变工互助，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1947年，建立一批互助组。东北全境解放的1948年冬，就建立了几个示范性的农业合作社和农场。为鼓励发展农业，动员开荒地，制定熟荒地一年免交公粮，生荒地免征三年等政策。当时，还没有提出农业改造的问题。可这些互助组织和集体组织已发挥了优越性，成了引导农民走集体道路的先锋，犹如“星星之火”，燎原东北大地。政府在发放农贷、解决种子、肥料、农具等方面给组织起来的农民以优惠，经济上、技术上辅以必要的扶持，推动了合作组织运动的健康发展。到1952年，东北组织起来的农户达到80％以上，耕地面积达到84％，遏制了两极分化。农村涌现出一批先进典型。办起540多处农场和几千个农业合作社，发挥了指导和领导作用，“使农村经济之发展正向着合乎新民主主义要求的道路前进。”
高岗在东北指导农业集体化运动中，认真总结合作化道路的经验，党中央转发全国各地学习。1952年，在三反后期，全国各大行政区党内，普遍开展了学习“高岗关于农村发展道路的报告”，同时批判了党内右倾思想，推动了全国合作化运动的快速发展。但在发展互助合作运动中，出现了冒进的倾向，急于求成的倾向，使农村出现了怕“共产”的情绪，东北局发现后及时加以纠正。
高岗在东北坚持贯彻毛泽东主席“组织起来”的号召，及时提出“积极领导，稳步发展”的方针，积极教育农民发展农业生产。他说，发展农业合作组织是为多打粮食，变工合作组织，如能多打粮食，自然会有绝大多数人来参加的。对于单干，“我们绝不能禁止，不能强迫农民组织起来。在新民主主义阶段中，要坚持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和《共同纲领》的规定。”在东北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是符合以上两个文件精神的，既注意发展集体，也允许个体发展。
高岗在领导合作化运动中，通过经常听取汇报，听取意见，派人下去调查，亲自视察，阅看各地报告和批转经验等方法，掌握情况，指导工作。1951年冬，他派东北人民政府办公厅主任王光伟等7个同志到金时龙农业合作社进行典型调查。高岗在批转这个报告时指出：“这个报告极有价值。请各省委、地委、县委、区委、支部、生产合作社、互助组的党员同志，及各级政府的同志们认真研究讨论，以便参考这些经验来改进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工作。”4月间，高岗到铁岭农村召开座谈会，听取汇报，询问农民生活情况，要求今年试办合作社一定办好，村长不要强迫命令，“对人民有利的事，就积极去办，对人民不利的事，就不要办。”11月24日，东北人民政府第19次行政会议，根据农村调查专题讨论52年农业生产问题，高岗在讲话中提出每亩地增产5升粮的号召，要为52年完成两千万吨粮食生产任务而奋斗。
《东北日报》与各省报纸登载高岗的报告和调查报告，对推动东北地区农业生产和合作化运动以及纠正存在的问题起了重大作用，达到补偏救弊目的。
农业合作化运动中，高岗多次强调既要坚持“实事求是，稳步发展”，也要“反对急躁冒进和空想农业社会主义思想。”与刘少奇同志在农业合作化问题持不同观点。1950年春，他将刘少奇关于农业合作化谈话记录和东北局组织部关于党员雇工问题请示的“复信”，送给毛主席阅，并说东北局早就想搞社会主义革命，是顶着一些人的压力在搞。获得毛泽东的支持，他说：“该顶的就要顶，在原则问题上，马克思主义既不能让步，也不能作交易，而要展开斗争。”高回沈阳指示东北局农工部调查农村两极分化的情况。并提出“走俄国路”，学习苏联经验，“建立苏维埃社会主义样板”的口号，按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为实现工农业的社会主义国有化、集体化，搞了一些工业(如企业一长制)、农业试点，创办农场并取得成效。
毛泽东也派陈伯达、江青、田家英等到农村调查表明“农村中要求走集体道路的群众是多数。”他还找人谈话，听取汇报，看材料，并给高岗打电话，表示支持东北搞农业集体化社会主义试验，建立示范农场。毛泽东同刘少奇、薄一波等谈话时，明确表示：我看了山西省委的报告和你们的批示及少奇同志的几次讲话，你们的意见是错误的。我现在不能支持你们，我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见。指出：“你们的思想落后于群众的觉悟，作了广大农民的尾巴。你们被富农经济假象迷惑住了双眼。至今毫无搞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这是危险的啊！他以西方资本主义用工场、手工业发展成大工业的事例，说明中国用合作社发展新的生产力，去动摇私有基础，也是可行的。并责令刘、薄：你们回去后把你们的批示、报告统统收回来，宣布作废。这么重大的事情，不经过中央讨论更没有经我同意，匆匆忙忙批示地方是一种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
在毛泽东的批评后，刘少奇把他修改的一篇文章已在《华北建设》上排好了而撤销，并收回给马列学院的文件和讲话稿。
1951年9月中央召开全国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通过了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决议。决议肯定了农业社是走向农业社会主义化的过度形式，对土地出租者，富农雇人和放债等受到一定的约束和限制。决议明确指出，对互助合作运动采取消极态度，看不出这是我党引导农民群众从小生产个体经济逐渐走向大规模的使用机器耕作和收割的集体经济所必经的道路，否认现在业已出现的各种农业生产合作社是走向农业社会主义化的过渡形式。
毛泽东主席为印发《决议》(草案)亲自写了通知，要求各地照此草案在党内进行解释，并组织实行，“把农业互助合作当作一件大事去做。”
10月14日，高岗向党中央、毛主席写了一份关于互助合作的报告，明确提出对农业生产合作互助运动指导的方针，即根据群众的自愿与需要，加以积极扶助与发展，并逐步由低级引向较为高级的形式。报告中说，各级人民政府应从各个方面给互助组织以优待，特别是在农具、技术指导与供销方面。他还强调为了更好地领导互助合作运动，要培养骨干，省、县、区的党和政府组织，应培养积极分子，推广经验，提高觉悟，巩固组织，农村的党支部和党员要成为合作互助的核心。他在报告中指出：对单干户在生产、生活上的困难，要帮助解决，不能有“任何歧视和强迫。”
毛泽东对这个报告极为重视，他看后对周恩来说：高岗的报告，你看了没有？要加批语下发。他对人说：“高岗不错，像个干社会主义的男子汉大将军，不像那些小脚女人走路，老是埋怨别人走快了。”“这是个有分量的报告，有材料、有分析、观点、方针都正确，又没有片面性。”
17日，毛泽东给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陈伯达、胡乔木、杨尚昆批示：“此件请阅，阅后请尚昆印成一个小册子，分送各中央局、分局、各省市区党委。同时发给中央各部门、中央政府各党组，此次到中央会议各同志及全国委员会的各共产党员。”
当日，毛泽东主席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写了给各中央局、各中央分局、各省市区党委及各地委的通知。通知说：
“兹将高岗同志关于东北农村的生产合作互助运动的报告发给你们参考，并可在党内刊物上发表。中央认为高岗同志在这个报告中所提出的方针是正确的。一切已经完成了土地改革任务的地区的党委都应研究这个问题，领导农民群众逐步地组成和发展各种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组织，同时不要轻视和排斥不愿参加这个运动的个体农民。每个省区都要建立生产新式农具的国营工厂，以供农民购用此种农具。省、专区和县都要建立至少一个公营农场，以为示范之用。中央已经起草了一个关于发展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的指示(草案)，不久即可发给你们。”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央办公厅将中央通报、高岗的报告及其三个附件(即东北局关于农村工作决议、高岗在农村工作座谈会上的总结和东北农业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印成小册子，作为党内文件，发各级组织学习、贯彻。毛泽东指示陈伯达在修改互助合作决议草案时，“也要很好地看看这个报告，汲取其精华”。
这些文件和讲话中，明确指出：在向集体方向发展的过程中，不但需要在生产劳动方面发展变工互助，而且需要在供给农具、种子、原料和运销农产品方面，普遍地有系统地建立供销合作社，以促进农民生产的发展。新民主主义的农业经济的发展道路，应该是逐步地——起初是在供销及生产互助方面，然后是在农产品集体生产方面——引向合作社方向发展的道路。“组织起来发展生产，乃是我们农村生产领导的基本方向”。同时，强调在新民主主义阶段中，允许资本主义存在，“允许雇工”。“允许单干”的。但绝不是我们“不用领导了，不用组织了，让它自流吧，绝不是这样。”而是要我们组织的更好，使参加变工组能打更多粮食改善生活。在发展互助合作组织中，要坚持“自愿两利的原则，反对强迫命令做法”。
1952年1月10日，高岗在东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作的《关于克服资产阶级思想对党的侵蚀，反对党内的右倾思想》的报告中，对右倾思想进行较集中的批评。报告中说：“在农村经济发展的方向问题上，同样存在着右的观点，这主要表现在对人民民主专政下经过土地改革后的农村经济发展的基本方向的认识错误。有的同志认为，在土地改革后，在经济发展中，既然农民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就让其自发和分化好了，用不着去组织农民的生产互助，更用不着去把农业生产互助组织提高到农业生产合作社了。”
“这种说法的实质何在？这是否定了农民是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者，这是要工人阶级放弃对农民的领导；这是对于农村中增长的资本主义因素，表示软弱，表示投降。”
高岗在报告中根据农村调查的资料，指出农村自流现象：龙江、松江等省部分地区借贷户已占60——70％，不少户把土地、马匹都卖掉，党员放高利贷、雇工现象普遍出现。在农村工作中不宣传社会主义，不懂得“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言不及义”，“好行小惠”，致使有些互助组变质，发生雇工、放高利贷等。报告说：“对于土地改革后的农村，必须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坚定不移的方针，一方面继续帮助农民个体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都必须经过国营农场和农业合作社的示范，坚决引导农民逐步走向集体化，反对各种自流论。这也就是坚持工人阶级领导，反对资产阶级影响的斗争在农村工作问题上的具体化。那种让农民自流发展，让农村经过深刻的阶级分化之后，再来一次大的革命，或者等到将来有了机器在一个早晨下个命令实行集体化的观点，是一种有害的思想。”
“如果不是积极引导农民走合作社的道路，而去积极发展富农经济，则农村政权必然蜕化成为富农政权。如果共产党员都去雇工、放高利贷，则农村的党必然蜕化成为富农党。这就是人民政府和党的组织在农村资产阶级进攻面前的完全失败，而这当然是我们所不能允许的。”
高岗在报告中引用了大量毛泽东、列宁、斯大林的语录和《共同纲领》的规定，阐述了走集体化道路的重要性、必要性和集体化的形式。中央及时转发高岗的报告，各大报刊登载，新华书店印成《活页文选》向社会广为发行，扩大宣传。接着，中央召开第二次互助合作会议，修改了农业互助合作决议，强调“与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的斗争”，52年冬整党工作把农村经济发展方向作为任务之一。明确指出：走组织起来的互助合作的道路，不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央组织农业代表团到苏联参观，代表团回国后，扩大宣传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苏联今天的道路，就是我们明天的道路。”中央还派工作组到东北调查、研究和总结互助合作的经验。
1953年，10月到11月，中央召开第三次互助合作的会议期间，毛泽东对农村工作部提出批评：“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惠，难矣哉。”“确保私有”，是资产阶级观念。他说：“纲举目张”，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是主题，就是纲。他指出：“对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办合作社，这不仅是个方向，而且是当前的任务。”“责成地委、县委用大力去搞，一定要搞好。”
高岗在领导农村工作中，注意排除右的和“左”的干扰，出现问题及时进行解决，保证了农村工作沿着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引的方向前进。如在反对右倾的同时，有些地方干部、党员曾出现了追求高级形式，忽视初级形式，甚至消灭单干的情绪。他们急于发展合作社，看不起互助组，歧视单干户。说什么“只有农业合作社与集体农庄才是新道路，其他都是旧道路”。有的提出：“组织起来，消灭单干”，“谁要单干，政府来见”，“人社是国策，单干不合法。”的错误口号。高岗针对这种错误思想，及时提出反“冒进”和“强迫”入社的问题。他说，产生这种思想的原因，主要是农业社、农庄成立后发挥了优越性，在宣传上也有夸大的影响；对毛主席《组织起来》和稳步发展方针理解不深；没有把社会主义的远景和目前新民主主义阶段允许富农和单干存在的政策严格区别清楚；未把不许党员雇工、放高利贷的党内政策和允许农民雇工、放债的国家政策区别清楚；把前途教育当作目前政策去执行。因而笼统地提出“反雇工，反剥削”的口号，以致在农村中出现了若干混乱思想，产生了怕“共产”的情况，影响了生产积极性。要坚决纠正这种错误的发展。
为扶持农业，给农民发放农具、种子、牲畜、副业、水利、鱼业、土特产等多种贷款，还发新式农具，鼓励多种棉花、麻、菜籽油料等经济作物，对贫困户和热河等地区灾民减征粮，发救济粮款和衣服，发动生产自救，重建家园，恢复生产。据资料记载，黑龙江一个省，从1950年到1951年贷款500亿(东北币)，扶持农民发展生产。该省在1950年冬季增加副业收入1700亿，1951年达到4000亿，仅副业这项收入占农民全部收入的22％至30％。
在东北人民政府的领导和扶持下，农业生产长足发展。农耕地到1950年恢复到1943年的水平，牲畜在1943年为427万头，到1948年冬，减少到376万头，截至1952年超过1943年的数量一倍半以上。粮食产量由1949年1320万吨，1950年增加到1808万吨，达到1943年水平，到1952年农业总值比1943年增长45％。棉花、麻等工业原材料经济作物面积逐年扩大，增长了近一倍。棉花种植面积1950年比1949年增加97％，1951年比1950年增长91％，1952年达36万垧，麻达到30万垧多，为轻工业提供了大量原料。商品粮作物面积也逐年扩大，如世界闻名的大豆三年增长一倍多。也就是说，在农业生产结构上进行了若干调整，发展了农作物中之工业原料生产与商品粮食生产，使它与工业的发展互相结合，互相促进。
特别是从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运动以来，广大农民积极响应高岗提出的“巩固国防，发展经济”的号召，东北普遍掀起了爱国丰产运动，到处唱着“多产棉花多产粮，打败美国野心狼……”催人奋进的歌曲，有30多万个互助组、合作社展开连环挑战、对手竞赛增产运动，推动了农业生产力的大解放和农业经济的迅猛发展。腐朽的生产关系瓦解和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使深藏在农村中的巨大的潜在力量逐渐发挥出来。东北局和东北人民政府的积极领导和扶持农民创造性的劳动以惊人的速度完成了东北的农业恢复和改造的历史任务，显示了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的优越性。
在高岗提出的“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生产”方针指导下，各地出现许多高额丰产田和农业先进典型。仅黑龙江省出现大面积高产田十几万亩，亩产超过常产1至5倍，带动了全区的丰产运动。1951年，全区有40多个农民和互助组受到中央农业部丰产模范奖励。高岗抓住肇源县增产典型指导东北地区农业生产。他对肇源县增产经验很重视，一经发现该县的经验材料即指示《东北日报》全文发表，并写了重要批示。批示说，赵德尊(黑龙江省委书记)、于毅夫(省长)和肇源县委书记任国栋同志关于农业爱国增产节约运动新的经验总结，给各省、县、区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农村工作的干部，提出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肇源县经验说明，“东北农业生产中的潜在力极大，只要我们能够重视发现当地农民群众中的先进经验，根据农业科学的方法，加以研究总结，然后予以推广，就可以使农业中的潜在力逐步发挥起来，从而大大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他在批示中要求各省、县、区很好研究肇源县经验，总结本地增产经验。
东北地区在对外开放，发展工业为重点的思想指导下，注重了经济作物和商品粮基地建设，制定了一系列鼓励种植商品粮和经济作物的政策措施。如棉花、甜菜、麻和大豆等分别规定具体政策，在政策的调动下，群众种植经济作物的积极性不断提高。种植面积逐年大大增加，有的省高达占总播种面积的50％，种1亩甜菜等于种3亩大田的收入，为农民改善生产条件和生活增添了大量资金，又保证轻工业生产的原料供应。1950年3月，东北人民政府为鼓励农民大种棉麻特制定了奖励办法，规定保证推销，价格合理，可顶缴公粮等。高岗和李富春、高崇民签名发布命令颁发奖励办法。命令指出：“为提倡大量种植棉花、洋麻，扩大面积，提高品质与产量，以供工业原料及人民需要，特制定‘奖励种植棉花洋麻办法’，印发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遵照执行。”此前，东北行政委员会为了发展农业生产，发布了《奖励城市私人资本经营农业及牲畜业条例》，规定凡投资经营农业和畜牧业或农副业之私人资本所有者，其所领的其投资之财产及其合法经营之事业，任何人不得侵犯。
为促进农业发展，大力推广了新式农具和农科技术。全区各地普遍建立全民性质的示范农场和农技站、农具站。为了推广新式农具，高岗和林枫亲自试用首批出厂的新式农具。高岗到铁岭农村视察春耕，和农民促膝交谈，勉励农民一定要多上粪，使用新农具，改进耕作技术，办好互助组织，多打粮食，进一步改善生活。到1952年，改革推广了10万多台新式农具和马拉农具，组织起来的农民使用双套马拉新式犁，从根本上改变了旧的耕作技术。推广良种面积达到200多万垧。为提高农业生产力，狠抓了畜疫和改土治水工作。日伪和国民党对东北畜牧业破坏很严重，疫病死亡率极高，耕畜大大下降。几年来，东北人民政府抓紧研制防疫药物，派大批干部下乡防治，防疫注射并治好牲畜200多万头，保护了大批役畜。在改革农业技术中，充分发挥了广大农村妇女的巨大作用。广大妇女响应高岗提出妇女积极参加生产劳动，推广农业技术的号召，投入生产和技改中。1950年有300多万妇女参加农业生产和技术改革，1951年有460多万人，1952年增加到500多万人参加选种、试种、踩格子，扶拉子和除虫灭病等活动。
纵贯于东北境内的大小80多条主要河流，由于反动统治时期多年失修，加之1948年，在蒋军撤退、溃逃时破坏严重，辽阳、辽中和热河造成严重灾害，数百万人流离失所，没吃没穿。东北人民政府从1950年开始，为根除水灾，提出以治本为主的方针，着重开发水利资源和将治水与发电、灌溉、航运等结合起来的现代化水利建设，逐渐控制或减少了水害，使东北著名的“四大灌区”恢复灌溉，保证数万垧农田用水，根治了辽河的泛滥，两岸人民免除了水患，造福于东北子孙万代。对于柳河、太子河和牡丹江、嫩江等河江亦开始治理。
林业生产是高岗主政东北的又一大政绩。东北林业的面积和出材率占全国之首。由于历代乱砍滥伐和放火烧荒等，使森林破坏极为严重，造成自然灾害连年不断，影响国家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东北解放初，党和政府只抓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和重建，没来得及抓林业和水利事业，受到自然灾害的严重惩罚。辽河泛滥，耕地毁坏，两岸人民家破人亡，北部风沙、干旱交加造成农业大量减产。1949年西满地区受旱灾面积410万多垧，1951年140多万垧，受灾群众达几百万人。东北连年遭灾，严重影响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引起了东北局和东北人民政府领导的高度重视。
为战胜自然灾害，1949年3月，高岗主持决定根治辽河等江河和东北西部地区建设防护林带，战胜风沙水旱灾害，以扩大农田受益面积，提高农作物产量，增加木材来源，提高人民生活。西部防护林带营造范围，南起辽东半岛和山海关，北至兴安岭以南的富裕、甘南等地，长1100公里，宽300多公里的60个县(旗)建设防护林带，受益面积约20多万平方公里。这项建设防护林带工程在中国尚属首次，全世界也是罕见的。高岗的这一决定，在五十年代一直被认为“是一个伟大的创举”，是我国历史上空前的大事。这项防护林带计划，高岗在1949年8月东北人代会上作“施政方针”报告中提出了护林和造林的指导方针。经过一年的实践，高岗看到了人民的积极性，营造林地的潜力和森林的效益及风沙水旱灾害的侵袭，他毅然决定扩大东北西部防护林带营造的范围。原来21县，后扩大为60县，受益面积由2400万亩，扩大到6000万亩，等于东北总面积的20％，可保护600万亩农田免遭灾害，年可产粮242万吨。完全建成后，林木收益可达4000万吨粮食价值财富。
这项浩大的工程，经过勘查规划，从1950年就开始动工，营造了大量种苗，特别加强了原有林木保护措施，建立各级林业生产的领导、技术和种苗机构，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计划6至10年完成(面积大的地区10—12年)。
为实施这项举世罕见的宏大工程计划，东北人民政府以主席高岗和副主席李富春、林枫、高崇民署名发布营造防护林的决定，1951年专门召开了西部防护林带扩大会议，高岗在会上作了重要动员讲话。他首先说：“这次会议很重要，讨论了一件我国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大事，一件为广大人民热烈欢迎的大事”。
他说，东北解放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农村经济迅速上升。但是，在发展农业生产中遇到一些障碍：这就是水灾(去年辽河泛滥最为严重)，风沙(东北西部和东蒙的风沙，年年向东南侵袭，将良田变成沙漠)和旱灾。而森林被破坏则是造成这些自然灾害的重要原因之一。
他指出，森林植被破坏是同反动统治阶级分不开的。任何反动统治阶级为了牟利，为建筑宫殿、王府、高楼大厦，任意砍伐森林，不加保护；反动阶级在进行罪恶的战争中，对森林的破坏更大。
他说，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的人民政府是从人民利益出发的，是从长远利益出发的。一定要为人民利益而大规模地建设森林，消灭自然灾害的根源。解放初，还不可能着手这项工程。去年，东北人民政府就根据东北西部风、沙、水、旱的严重状况，作了“计划与营造东北西部防护林带”的决定。这是我国大规模营造防护林带的创举。世界一切资本主义国家都不可想像会有这样伟大的建设。正如毛主席所说：“一切事实证明：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制度，较之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具有极大的优越性。在这种制度的基础上，我国人民能够发挥其无穷无尽的力量。这种力量，是任何敌人所不能战胜的。”我们不仅能够战胜任何敌人，而且能够战胜自然界的灾害。
他接着指出，防护林带的建设是改造自然的伟大斗争，是征服风沙，消灭水灾的斗争，是向自然夺取耕地，争取丰收的斗争，也是为今后工业、交通和各种建设事业大量需用木材准备条件。政府和林业部门要认真地领导人民进行建设，注意植树技术，提高成活率。他号召这些地区党、团员、劳动模范、互助组员要以自己的模范作用，和当地人民一起，克服一切困难，“争取提前完成这一伟大任务。”
高岗在动员中还指出，要注意林区的保护和抚育工作，有计划地抚育更新与营造新林，否则松花江流域将严重地受到水灾的威胁。在松花江上游划定一个范围严禁开荒。在辽河、太子河、浑河、嫩江、牡丹江、滦河、西喇木伦河、昆都河、鸭绿江等江河沿岸，有计划地营造护岸林和水源涵养林。在公路、铁路两旁和城市、村庄有计划地大量种树，争取城市、村庄与道路两旁绿化，以改变气候，调剂雨量，增加收入。“林业是长期的建设工作，只要人类存在，造林工作就不会停”，为胜利完成“这一伟大建设工程，而自觉地、积极地行动起来”。
在这次林业会议上，东北林业部代部长刘培植作了《为完成东北区西部防护林带计划创造新林区而奋斗》的报告。他指出，防护林带建设是东北的创举，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要把农田防护林和沿海防护林营造结合起来，加强采种、育苗和公私营造及加强政治和技术的领导，广泛发动爱国、爱林、造林、护林群众运动，响应高主席的号召贯彻林业政策，奖惩分明，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为完成防护林带任务而奋斗。
东北还规定每年四月五日至二十日为“植树造林和护林运动节”。这次会议对东北发展林业生产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次会议。东北各地从1950年开始进行大规模的造林、育苗和保护森林的热潮，取得了重大成就。在东北这块土地上有防风林网、江河海防护林、固沙林、水源涵养林。这项治本工程，是为人民长远利益的革命事业，东北各级领导和全区人民响应高岗的号召，为完成这项“政治任务和经济任务”发挥了极大智慧和高度热忱，掀起了造林护林高潮。1952年造林面积为1950年的7.55倍，造林面积达到43万垧。1951年5月，高岗对东北林业职工超额完成采伐、冬运和超额完成营造任务的地区，分别去信表扬，将运动引向深入。
东北具有35亿立方米木材积蓄量的庞大林区。为了保护、利用和发展林业生产，东北局经过多次讨论作出《关于统一与加强林业工作的决定》，明确宣布了森林归国有国营。决定指出，为了有计划发展林业，增加木材生产和合理分配及林业的管理与经营，实行国有国营，原有林场和设备以及干部等，全部统一由国家管理经营，在东北林务局统一计划之下，有计划发展林场，扩大生产。决定要求各省成立了林业经营机构，对林业生产实行统一管理和经营，坚持贯彻林业方针政策与生产计划。木材使用分配上，首先保证对支援战争有直接关系的国营工厂、交通建设的需要。同时，照顾地方建设事业的需要。无论国家和地方用木材，均须有全年计划，由东北林务局统一分配，按国家统一售价卖给。决定说，林业生产事业是国家的巨大企业，国家有计划的投资经营，扩大林木采伐与制材生产能力，实行林业经营的企业化，规定一定的利润，以资保证继续生产与扩大再生产。
决定强调指出，林业生产任务能否完成关系到军事、交通和工厂建设任务的能否完成，保证这项任务的完成，对于东北与华北解放区都有重大政治意义。
为了全面实施和贯彻这个决定，高岗指示《东北日报》发表了《加强林业工作》社论。社论进一步阐述了东北地区森林国有国营，对保护与发展，利用林木，对发展东北经济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1952年，人民出版社出版新华社编印的《祖国在前进》一书中，介绍了东北正营造大规模的防护林带的事迹。
随着农业、林业的发展，带动了畜牧业的发展，在防疫与畜种改良上，做了大量工作，制造了大量防疫血清，调派大量干部，深入农村，开展防疫工作。还建立了国营优良种畜场、站，进行人工授精配种，改良马种，并繁殖大量“洋马驹”。高岗在东北局和政府委员会议上，多次强调增畜、爱畜、保畜和提高牲畜质量的重要性。并指出牲畜是生产的主要动力，他提出农村实现“三马一犁一车”的标准，在全区各地开展了群众性的改良畜种，防疫除病的运动。到1952年，牲畜在解放初的基础上翻了一番，预防和治疗牲畜500多万头，基本上根除和遏止牲畜疫病。
东北局和人民政府适时地调整工商业政策，1949年春开始实行了有计划的经济，正确处理了公营经济和私营经济的关系，正确解决工、农、商之间的矛盾，理顺工、农、商的产购销的关系，促进了商业的大发展。东北地区的商业工作，在工、农业迅速发展的基础上，流通扩大，国营贸易在城乡流通中的领导地位，获得进一步巩固和提高，城乡贸易不断增加，购销两旺。同时，国营商业降低3000多种商品的价格，市场供应充裕，人民生活大大改善。在搞活经济的过程中，高岗多次强调活跃城乡内外物资交流，为工、农业生产服务、为消费者服务，积极推销工农业产品。全区商业和合作社为农民推销农业副业产品总值，1952年比1949年提高近七倍。农民出售的商品总值所占百分比，从1949年之13％提高到63％，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与农民收人的增加，同时也扩大了工业品的销路。商品生产的发展与人民购买力的提高，集中表现在商品销售上。
1952年，国营商业供应城乡人民的工业品总值与1949年比较：煤炭与建筑材料增加了4.1倍，花纱布类增加了6.5倍，石油类增加了18.2倍，日用百货增加了19.18倍，工业器材类增加94倍。国营工业在市场出售的商品有90％以上是由国营商业推销；地方国营工业在市场出售的商品有75％以上由国营商业推销。私营工业的加工订货总值1952年比1950年增加4.5倍。
发展商业中，坚持执行公私兼顾的方针，增强了国营商业在商业流通中的主体作用，扶助了合作社的发展，保护了一切合法的私营商业，促进了城乡工农业的发展，逐步建立了初具规模商业网，劳动效率比全国职工提高了两倍。国营商业通过供销社向农村采购农付土特产品的总值，1952年比1949年增加13倍多。合作社的资金亦逐年扩大，城市三分之一，农村三分之二的人口投股加入合作社。合作社又帮助国营商业加强了对市场的领导力量。国营商业和合作社的零售额在社会零售商品流通中总量的比重增长，促使市场的组织性和计划性逐渐加强，趋向计划轨道，限制了商业投机。在价格政策与批发业务等方面给予正当私营商业以照顾，促进了私营商业的发展，1952年比1949年销售总额增加了近4倍。市场物价基本稳定，1950年物价只上升13％，1951年上升25%(因抗美援朝而物资较紧张，也有抢购)，1952年，由于抗美援朝取得伟大胜利和三反五反运动清除了“三害五毒”，爱国主义增产运动的深入开展，物价在去年上涨的基础上降下10%左右，说明国家正以日益充裕的商品，满足人民的生产生活需要。棉布销售，1949年全区人均布8尺，1952年人均40尺。面粉、大米、糖、肉和木材、胶皮轮、玻璃、自行车、文化、体育用品、药品等，1952年比1949年增加几倍至几十倍。
生产发展，市场繁荣，使财政逐年好转。三年中，收支总额分别增长4倍多，其中国营经济建设支出增长7倍。工农产品比价，日趋合理，剪刀差逐步缩小。国家职工猛增，工资福利连年改善。仅1952年全区新增加职工达到140万人，失业人员全部就业外，还从关内招收了一批失业人员，减轻关内城市压力。为了统一安排就业人员，东北人民政府决定成立招聘工人委员会，高岗任主任，统一招收，统一分配，以重工业为第一，轻工业为第二，其他为第三的比重分配工人。这就使生产与消费紧密结合，互相促进，使工农业通过商供流通这个桥梁的联系，互动推进，城乡关系大为改善，工农联盟不仅有了政治基础，而且日益奠定与巩固着它的经济基础，为大规模经济建设创造了条件，积累了资金。
东北地区在以高岗为首的东北局、东北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在全党全体干部的努力下，人民从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彻底翻身了，经济建设蒸蒸日上，为新中国大规模经济建设创造了宝贵经验。
“东北经济建设所以获得如此巨大的成绩，是中国共产党及中国人民领袖毛主席英明、正确领导的结果，是中共中央东北局与东北人民政府具体贯彻了这一领导的结果，是国家对经济建设实行了计划指导并及时采取了必要的重大措施的结果，是工人阶级与全体劳动人民高度发挥了积极性与创造性的结果。”也是“令人信服地证明了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制度之优越性。”(《东北日报》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