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沈战役结束后，苏联政府转来南京国民党政府要和谈的讯息，试探要求苏联出面调停，停止内战，中共中央没有理睬。东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数量、质量都属人民解放军之最的东野百万雄师浩浩荡荡进关，装备精良，战略高超，士气激昂，战力强大，战术精湛，行动神速，它的威慑力足以使华北守敌以及国民党中枢胆战心惊。杜聿明从葫芦岛逃到北平，沮丧地对傅作义说：“东北共军将近百万，很快就会入关，它的战略战术、武器装备及战力远远超过关内共军。从军事上讲，共产党一年以内将统一中国。”杜聿明的预言还是准确的。林彪率部入关，高岗主持东北党政军全盘工作，成了名符其实的“东北王”，着力于发展与巩固新东北。
东北军区原决定部队休整一段，总结东北解放战争的经验教训。毛泽东令东野一股作气，乘胜前进。根据毛泽东命令，东野晓宿夜行，十分隐蔽，秘密向关内挺进。林彪等带轻便指挥机关，从沈阳出发，经义县、朝阳一线向关内进发。
1948年11月19日，东北军区和野战军召开军政工作会议。此时，中央军委命令东野迅速入关，遂将会议改为进关动员会。于23日战尘未洗，马不停蹄的80万大军，在林彪、罗荣桓等带领下，离开黑土地和关东父老，浩浩荡荡入关作战。
东野入关间，高岗主持召开东北局扩大会议，研究部署了巩固东北，建设东北的任务。高岗指出，东北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迅速恢复战争创伤，大力发展经济，支援全国解放战争。
林彪从东北离开一星期后，新华社和东北电台、报纸，仍发部队在沈阳、新民、锦州等庆功祝捷、练兵、开会的消息，并发林彪的讲话和照片，以便迷惑、麻痹敌人。
林彪在进关的火车上给党中央和毛主席拍发一份电报，建议他入关后让“高岗担任东北局、军区”一把手。据林彪的秘书谭云鹤回忆，这是林彪在东北期间以个人名义第一次向中央发电报的。
高岗指挥各级党政军为人关作战部队组织了数15万民工，日夜抢修公路、铁路，调动人力、物力、畜力和运输工具，运送粮、被服、武器、弹药、油料等1000火车皮，保证了入关部队的全部供应。
12月初旬，高岗等带领中央东北局、东北军区和行政委员会机关进驻沈阳，抓紧部署有关急事后，遂到华北和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等一起参与平津战役的策划和部署，对毛泽东的战役部署提出调整意见。原部署先打南北两头之敌即南打塘沽、大沽、芦台，北打新保安、绥远，争取傅作义起义。中央军委一致认为这是最高明的部署，可能逼傅作义投降，保平、津两城市完整。高岗到前线和林彪等交谈时提出一些不同看法，他认为这样部署愿望是对的，但是平津集结几十万兵力，逼急了敌可能趁我顾打两头，中间兵力薄弱之隙，他孤注一掷强行突围，以图侥幸成功，那么，敌我激战难免，双方伤亡会增大，平津敌人突围毁坏也会大，北平也难保全。林彪对高岗的看法有同感。
最后提出调整意见：重兵包围北平，集中打掉天津，使傅作义要打打不过，要跑跑不走，要守守不住，北平可能造成“长春局面”。“以打促谈，以打促和，他不谈也得谈，不和也得和，以保全古都北平。”毛泽东同意林、高等的意见。
平津战役部署方案改变后，决定打下天津，促使傅作义采纳和平解放北平的提议，傅作义仍抱侥幸，以为天津城可以持久固守，以此作为与中共进行谈判讨价资本。他对天津城防坚固信心十足，认为固守一两月不成问题。我军发起攻打天津前，傅作义派出的和谈代表邓宝珊还表现出了较高的自信。
在谈判中，邓向林彪等建议：“天津嘛，最好不要打！”他又问：“要打，你们计划打多久？”林彪成竹在胸地说：“计划打三天！”邓说：“三天？恐怕三十天也打不下来！”林彪不以为然。
东野参谋长刘亚楼亲自指挥解放天津战役，只用30多个小时就取得彻底胜利，林彪说三天还留有余地的，击破了傅作义讨价的筹码希望，不得不接受出城和平改编，我军以最小代价，取得平津战役全面胜利。
辽沈、平津、淮海战役取得伟大胜利，使“中国的军事形势现已进入一个新的转折点”。
12月下旬，高岗被中央召回开会，研究部署1949年战略方针、任务和讨论准备召开中共七届二中全会。高岗一到西柏坡，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接见并互相谈了情况。高岗汇报了东北的经济建设情况和今后的打算，毛不断点头同意。谈到中央的打算时，毛泽东说：“中央的工作难着哩。长期形成的分散主义很难在短时期消除干净。”他们俩就有关建国和建国后方略等重大问题彻夜交谈，对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讲话启发了思路。
30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正召集高岗、饶漱石、刘伯承、陈毅、罗荣桓、林伯渠诸同志来中央所在地(西柏坡)开会，讨论1949年整个战略方针和准备召开七届二中全会。”
高岗从1945年离开党中央、毛主席，整整3年后，又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一起决策全国解放战争和经济建设部署，并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一块欢度不寻常的1949年新年，共进新年午餐，心情格外振奋。元旦未休假，继续开会，座谈讨论了准备建立中央政府前，如何将各解放区的各项工作逐步统一起来。高岗积极支持毛泽东急于消除分散主义的倾向，认真研究讨论了这一问题，妥善解决集权和分权的关系，集中研究了财经、军工、铁路、运输等统一的问题。出席座谈会的有朱德、董必武、高岗、刘伯承、陈毅、林彪、饶漱石、罗荣桓、薄一波等各野战军负责人。座谈会产生了纪要，毛主席亲自审阅，他对“纪要”很满意，为七届二中全会决定和逐步统一全国工作做准备。
根据中央会议的精神，新华社发表了新年献辞：《将革命进行到底》，向中外公开宣告：人民解放军将渡江南进，把中国革命进行到底！
同日，蒋介石也发表元旦声明，他秉承美帝策划的“划江而治”的阴谋，声明要“和平”，企图以“和平”的幌子，维持他江南的统治，阻止解放军南进。1月3日，国民党政府请求苏、美、英、法调停国共内战，妄图赢得喘息机会，卷土重来。
6至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通过了《目前形势和1949年的任务》的决议，提出：“我们已经完全有把握的在全国范围内战胜国民党”。“决议”表达了全国人民的意志，说出全国人民的心愿，坚定了我党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会议要求揭露美蒋反动派新的和谈阴谋，号召党和人民像粉碎敌人的军事进攻一样，彻底粉碎敌人的政治阴谋，把伟大的革命进行到底。会议提出了向全国大进军的战略计划，指出，只有用革命的方法，才能彻底摧毁或消灭国民党反动势力在中国的统治，表明了中共决不搞南北朝割据的决心。周恩来在会上就座谈会讨论的问题作长篇讲话。政治局会议对七届二中全会准备工作进行了具体安排，研究了和南京谈判的几项条件。还提出了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建立联合政府，城市工作等重大问题。
高岗回到沈阳于当月底召开东北局常委会议，传达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2月中旬，东北局常委会上，讨论东北党的历史问题，研究当前中心任务——抓经济工作，高岗在会上作了总结讲话，部署了各项工作。3月5至13日，具有历史意义的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高岗参加了这次会议。毛泽东主席在会上作了重要报告。
此时，三大战役结束，消灭了国民党精锐部队150多万，蒋介石的军队已经基本瓦解，反动政权已经基本崩溃，各国驻华使馆纷纷向本国政府报告情况说：国民政府“无法挽回败局”。连蒋介石的美国顾问戴维·巴尔也说：在我看来，军队的损失……显示出覆灭的开始，“没有理由相信他们抵抗进攻的能力和意志”，“世界上最坏的领导，以及其他许许多多败坏士气的因素，导致了作战意志的完全丧失。”
中国形势发生根本变化，全国解放指日可待。“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一切条件均已成熟。”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定：批准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以及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中国人民解放军向南进军，解放长江以南的华中、华南各省及西北地区；战略方针调整为解放区应把工作重心转向城市，“先占城市，后占乡村”。党中央的视野，夺取全国的胜利已经不是军事问题了，由军事斗争开始转向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怎样建国，怎样把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巩固的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全国胜利后，国内主要矛盾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指出了正确和错误路线在各个问题上的根本分歧。及时提出警惊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成为对于无产阶级的主要危险。这就意味着：革命将不停顿地转到社会主义革命。会上讨论研究了经济问题和民主建国问题。
会议号召全党在胜利面前，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艰苦奋斗的作风。毛泽东曾多次和高岗等中央领导同志谈到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他说，新中国快要成立了，我们这些人将来都是要上历史的，不能象李自成进北京那样，要约法几章。会议研究了进北京的问题，并对高级干部提出不做寿、不祝酒，不以人名作地名，活人不上舞台等要求。毛泽东还告戒大家：我们不能象李自成进北京，一进城就变了。
七届二中全会，是在我党历史上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一次会议。会议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仅指导解放全国取得伟大胜利，又指导建国后经济建设取得伟大胜利。至今重温这次会议决议，仍有伟大现实指导意义。
3月14日，中央召开座谈会，对各大区的人事安排提出方案并经讨论做出决定。高岗被任命为东北局书记、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军区党委书记。出席座谈会的除中央政治局领导同志外，还有各大区的主要负责人参加。会后，开始准备中央各机关迁往北平。
3月23日，风和日丽。下午，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高岗和叶剑英、腾代远等中央领导登上汽车，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还有11辆卡车组成的车队，拉着中央机关全部家当。这月，刚好是毛泽东47年3月离开延安，48年3月东渡黄河，49年3月进驻北平，有意安排还是巧合，不得而知。
毛泽东往北平的途中继续向中央领导谈及李自成进京因胜利而骄傲，导致失败的教训，以引起大家防止重蹈李自成覆辙的警惕。毛泽东到逐县，刘亚楼到逐县市迎接毛泽东等领导。毛说：“十来年未见的刘亚楼来接我们进京赶考喽！”刘一时不明“赶考”的意思。旁边的周恩来解释说：“主席在离开西柏坡时说，我们进北平，是接受考试的，共产党将要领导全国政权，这是一种新的考试，我们不能学李自成。”
24日到达北平，欢迎仪式结束后，毛泽东高兴地说，今天总算完成了一件大事。从现在起，我们就可以向中国、向世界宣布，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已经进驻北平。这标志着中国革命已经取得伟大胜利。他又说，但不是完全胜利。
当时，还没估计到形势发展得这么快，但是天意也罢，民心也罢，奇迹已经出现了，中国古都的北平已经开始迎接中共中央和中央首脑。
毛泽东进北平不久，在香山“劳动大学”(中央机关代号)接见四野师以上的干部，高岗是受接见者其中之一。名为接见，实为南下作战动员。毛泽东讲话中说，丝毫也不应该松懈你们的战斗意志，应该粉碎敌人的政治阴谋，把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进行到底！他接着说，我们四野就要南下作战了，声势大得很，气魄大得很。同志们下江南去，我们一定要赢得全国的胜利！朱德也作了南下动员讲话。高岗参加研究决定南征的四野领导班子。东野70多万部队在华北平原“重整大军向南打，踏过黄河奔江南”的嘹亮战歌声中，于4月中旬分三路纵队，浩浩荡荡，大举南下，席卷中南，解放两湖、两广和参与江西、贵州、云南的解放，一直打到海南岛。
四野从1945年冬10万出关，到49年发展到100多万，先后歼敌近200万，从长白山打到五指山，1950年入朝作战打头阵。在全国来说，军队占全国三分之一，解放的省份占三分之一，消灭敌人三分之一，的确业绩卓著，战功赫赫。
中国人民常讲天意，有人说蒋介石垮台是“苍天注定”的。什么是“天意”，天意不就是民心、民意嘛！美国政府拼命扶持蒋介石打内战，给钱给武器，妄图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结果是“扶不起的天子”。美国的失误，就在于他选择的是被人民唾弃的、脱离人民的、腐败透顶的政权。美国驻国民党政府大使司徒雷登气急败坏地训斥国民党高级将领时，不得不平心静气地说了一句老实话：“共产党战胜你们的，不是飞机大炮，是廉洁，是廉洁换来的民心。”他在人民胜利面前不得不承认廉洁是比飞机大炮厉害得多的东西。蒋介石在下台时沮丧地说：“我现在不是被共产党打倒的，是被国民党打倒的。”可这句话后来变成“国民党不是被共产党打倒的，是蒋介石打倒的。”
早在1945年国共两党谈判《纪要》(即“双十协定”)中就曾提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设想，并于1946年1月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称旧政协)。但是，蒋介石随即发动全面内战，政协会议的决议成泡影，并非法召开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对国统区的民主运动进行镇压，绑架民主人士事件时有发生。1946年后半年，在我党的领导和安排下，一部分进步民主人士转移到香港。闻一多、杜斌丞等被国民党杀害。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1947年10月10日发表了“双十宣言”，提出“联合工农学商和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及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
1948年3月，东北局做出了今年解放东北全境，支援全国的解放战争和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的决策。
党中央在1948年“五·一”节发布的口号中，号召全国劳动人民团结起来，联合全国知识分子，自由资产阶级(即民族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和其他爱国分子，巩固与扩大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为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奋斗。同时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党中央的这个伟大号召发出后，立即得到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无党派人士、少数民族、国外华侨的热烈拥护和响应。曾经转移到香港的一批资深望重的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李济深、何香凝、章伯钧、郭沫若等，在5月5日联名致电毛泽东主席，热烈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并发表通电，号召国内外各界和侨胞“共同策进，完成大业”。8月1日，毛泽东主席发出复电，对他们赞同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并热心促其实现，表示钦佩。毛泽东在复电中提出：“关于召集此次会议的时机、地点、何人召集，参加会议者的范围及会议讨论的问题等项，希望诸先生及全国各界人士共同商讨，并以卓见见示。”(据说毛迟复电是来电收到迟)
高岗在筹备政治协商会议的工作中做了卓有成效的大量工作。东北地区是当时全国比较巩固的一块根据地，又背靠苏联、朝鲜；蒙古民族集中的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也于1947年5月胜利成立，以北满为依托，就全国来说，中共得手的第一座大城市——以哈尔滨为中心的解放区坚如盘石；东北除国民党霸占几座孤城外，几乎全部掌握在共产党手里的第一个地区。
党中央决定将召集各民主人士商讨召开新政协会议的筹备工作放在东北局所在地哈尔滨进行，由高岗代表中央负责协商。1948年夏，东北局拿出专款租用苏联船，接冯玉祥从美国到东北，参加新政协筹备会。不幸的是他乘苏“胜利号”离开纽约回国途中，因电影胶片引起轮船失火遇难。9月，中共中央致电东北局高岗，欢迎迁往香港的民主人士到东北解放区。
东北局根据中央的决定，把接待解放区以外的民主人士到哈尔滨共商建国大计，协商新政协会议的胜利召开，作为一个最急迫的工作，提到重要议程上。高岗负责此项工作，他认真负责，显示了运筹建国的才华。从1948年9月到1949年1月，香港等地民主人士先后分三批到达东北解放区，李富春、张闻天、高崇民、朱学范等分别亲自到朝鲜罗津和大连、安东等地迎接回哈尔滨。高岗对迎接各民主人士到东北的衣食住行和安全保障等作了具体指示和周密安排，派专人到苏军控制的大连联系安排最好的旅馆。让民主党派领导人住单人房间。北方寒冷，为他们准备了皮大衣，皮帽子、皮暖鞋等防寒服装，还安排游览市区，为他们举行宴会。到哈尔滨后，东北局召开了欢迎民主人士大会，高岗代表东北局在欢迎会上讲话，向民主人士介绍了东北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面的伟大胜利和全国解放战争大好形势，对民主人士鼓舞极大。高岗等党政领导人分别同各民主党派领导人、无党派民主人士李济深、沈钧儒、谭平山、蔡廷锴、章伯钧、马叙伦、彭泽民、王绍鏊、李章达和郭沫若、柳亚子、许广平等，座谈情况，交换意见。
同时，按照中央指示：由高岗、张闻天、林枫代表东北局并与高崇民、张学思、朱学范等人和到哈尔滨的民主人士商谈征询新政协会议的召开地点、时间、人选及议程等问题，进行多次协商，并将征询的意见由高岗签发报告中央。
中央随着“五·一”口号发出后，委托东北局筹备在哈尔滨召开全国劳动大会和职工代表大会。东北局根据中央的要求，以高岗为首组成调查研究工作团，对东北解放区和即将全境解放后工作重点转向经济和城市工作的新问题，深入各地和城市进行调查研究，为劳工大会做了充分的准备。
1948年8月初，高岚主持在哈尔滨召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和职工代表大会。出席会议有解放区职工联合总会的代表，中国劳动协会的代表，东北、华中、华东、西北、中原、两广等各地区职工会的代表，上海、天津、武汉等国统区各大城市的工人代表，共500多人，他们代表全国有组织的近300万职工。高岗代表东北局向大会作了长达四小时的政治报告。《东北日报》报道中说：“……，在雷动的掌声中，高岗同志首先以兴奋的语句称：‘我们今天能在自己的城市哈尔滨这样辉煌的礼堂召开大会，这是工人阶级斗争胜利的结果’，并简要叙述了中国工人阶级多年来艰苦奋斗的历史。继即详尽的分析了目前的国际形势，国内形势的基本特点，并着重扼要指出中国工人阶级的当前任务。高岗在每一部分报告中，均以现实的具体实例、生动有力地事实说明今天革命的新形势，大大提高了与会代表积极努力争取全国胜利的信心和决心，不时引起全场大鼓掌。”高岗在报告中明确提出“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号召全国工人阶级紧密团结全国人民，积极支持人民解放军，迅速实现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新中国。陈云同志在大会也作了重要报告。会议作出相应的决议。出席大会的全体代表在大会发言、小会讨论中，坚决拥护党中央“五·一”提出召集新政协会议的号召，拥护高岗的报告。中国劳动协会理事长朱学范先生在大会发言中指出：美蒋反动集团，乃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公敌。他代表中国劳动协会全体会员，完全拥护中共中央提出的“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他讲话中“希望其早日实现”。
第六次劳动大会，为建立新中国成立做了思想准备。会议通过劳动协会政治提案，主张由中共负责召开新政协会，团结各民主阶层摧毁反动统治。并建议大会公告全国工人阶级及世界各国职工组织，宣布国民党及反动统治特务工贼操揽包办之所谓“全国总工会”及一切地方“伪工会”压迫与摧残工人的罪恶，号召“全国工人阶级一致声讨”。“建议大会衷诚接受高岗同志的政治报告及陈云同志的中国职工运动当前任务报告，并号召国民党反动派统治区全体工人阶级……聚积力量，扩大队伍，准备迎接人民解放军；掌握策略，联合民族资本，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与官僚资本……。”大会还向毛主席、党中央和斯大林发出通电。
东北战场已经转入决战阶段，国民党军队由追打成“守”，共产党军队由退打成“进”。毛泽东急于听到来自东北劳动大会和辽沈决战部署，取得军事和政治的全面胜利的情况，他亲自和林彪、高岗电报联系指导。毛泽东对全国第六次劳动大会很满意，大加赞赏，他在西柏坡高兴地说：“各路英雄聚会哈尔滨了。”直至1949年8月11日，中共中央在北京饭店举行的全国工会工作会议招待会上，毛泽东讲话指出：“去年第六次劳动大会解决的问题是纲领性的。”“六次劳动大会决议是正确的。六次劳大贯彻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是为了达到发展生产，在苏联没有，在东欧民主主义国家没有，是我们独有的。”
大会根据高岗报告决定“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工人运动的方针，在《共同纲领》中采纳，在新民主主义建设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辽沈战役中，高岗除了日夜进行紧张的工作外，于10月8日(48年)，按中央电报指示，代表中央与各民主党派人士征询、商谈，就中央拿出的《关于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的问题》草案，与在哈尔滨的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等7人进行民主协商。实际他们7人代表着7个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
10月15日，中共中央致电高岗并东北局，提出7个民主党派和团体参加新政协的名单。他们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李济深等17人；中国民主同盟沈钧儒等15人；中国民主促进会马叙伦等3人；中国人民救国会史良等7人；中国农工民主党彭泽民等6人；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蔡廷锴和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谭平山等3人。
高岗代表中共中央，就召开新政协的问题和参加新政协的名单，与各民主党派和团体负责人，经过反复多次民主协商讨论，于10月25日达成协议，随即汇报中央。
11月8日，中共中央又致电高岗和李富春，请与沈钧儒、谭平山、王绍鏊商量，多邀请一些与中共合作的中间人士，以扩大统一战线。高岗按中央指示，又深入细致地与有关人士进行协商，征询意见。
11月25日，东北人民解放军入关作战的第二天，在哈尔滨正式召开了民主协商会议，高岗为中共中央代表与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人士，就成立新政治协商会议进行全面磋商，会议确定首先在哈尔滨举行筹备会，对于新政协的性质、任务、筹备会组织条例等问题进行广泛地协商，取得一致意见。并达成如下共同协议：新的政协筹备会由中共和赞成中共中央“五·一”口号第5项的各主要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等23个单位的代表组成；筹备会经过多数通过，全体负责；基本方针的决议，如共同纲领及组织政府等，有不同意见时，有不签名或退出筹备会的自由；还规定“南京反动政府系统的一切反动党派及反动分子必须排除，不许参加。”商定由中共负责起草筹备会组织条例等准备工作；筹备会议在哈尔滨举行。
高岗是党中央和毛主席信赖的领导之一，高岗忠实执行毛泽东的指示，在协商筹备新政协会议的召开过程中，充分运用了延安时期积累的三三制民主政权建设经验和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体会，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进行深入广泛地磋商，发挥了他在政权建设中的组织才能，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受到党中央毛主席的好评。
1949年2月下旬，北平解放后，李济深、郭沫若等35名民主人士赴京起程，高岗等在沈阳热烈欢送，并安排他们的安全工作。
根据形势发展变化，中央决定新政协第一次筹备会由原定在哈尔滨召开改为在北平召开。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第一次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有新政协提议人：中国共产党与赞成中共主张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代表人物等134人，代表着23个单位。毛泽东、李济深等在开幕典礼会上分别讲了话。毛泽东主席在讲话中指出：“这次筹备会的任务，就是：完成各项必要的准备工作，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适当时候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以便领导全国人民，以最快的速度肃清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力量，统一全中国，有系统地和有步骤地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和国防的建设工作。”高岗在会上发言，坚决拥护毛泽东同志的讲话。会议一致认为，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已经取得伟大的决定性的胜利，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条件已经基本成熟。
会议开了5天，6月20日闭幕。高岗在筹备会上，同各界代表已经熟悉了，集体和个别进行广泛协商讨论准备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有关问题。会议开得生动活泼，以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心，畅所欲言，各抒已见，整个会议过程中充满了各界各族人士民主团结协商的气氛和实事求是创基立业的精神。
会议一致通过了新政协筹备会组织条例，并根据条例选举毛泽东、朱德、李济深等21人组成常务委员会，负责日常工作。常务委员会决定下设六个小组，分别负责拟定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及代表名额；起草新政协的组织条例；起草《共同纲领》；拟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方案；起草新政协宣言；拟定国旗、国歌和国徽方案及其他有关事项。
中共密访苏联的问题，在1948年春就提到日程上。4月，中央机关从陕北渡河到山西后，解放战争已开始大反攻，胜利指日可待。鉴于苏联和斯大林对中国情况不大了解，毛泽东准备亲自去莫斯科通报，并电告斯大林。同时组建了一个班子作准备工作。斯大林复电说：中国革命战争正处在决定的时刻，作为统帅的毛泽东不宜离开岗位，如有重大事需要商量，他派一个政治局委员来华相商。毛泽东同意了斯大林的意见。5月，中央打算让苏共中央派代表来华。
恰在此时，傅作义准备奔袭石家庄，因战争紧张，党中央电报致苏联代表来华未成行。
1948年9月，中央会议就访苏问题作了讨论，毛泽东在会上指出：完成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准备，苏联是帮助我们的，首先帮助我们发展经济。他告戒与会领导，“要特别注意搞好和苏联、斯大林的关系。”这就在高岗的脑子里烙印下深刻印象，奠定与苏联、斯大林拉关系的思想基础。
9月28日，毛泽东向斯大林通报了9月会议情况，并告知他将在11月赴莫斯科向苏共通报。之后，在党内发出《中共中央九月会议的通知》。10月16日，毛泽东又电告斯大林：关于召开新政协会议和成立“临时中央政府”的事，“待我11月到你那商定。”12月30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说：“正在召集高岗……诸同志来中央开会，这个会开完即去莫斯科，然后回来开七届二中全会。”
其间，平津、淮海战役已打响，蒋介石招架不住，又玩和谈把戏，苏联转来国民党政府给苏联的一封信，请求苏联出面调停国共之争，让苏说服中共不要打了，意欲斯大林实现他在雅尔塔会议上(让蒋主席统一中国)的“承诺”。
接着，于1949年1月底至2月初，斯大林的特使米高扬(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曾秘密访问中国时，在西柏坡和党中央会谈时，毛泽东明确把打过长江，解放全国的决心告诉米高扬，不赞成把中国割据成两个政权的折中设想，下定“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决心。
蒋介石为造成“划江而治”的割据局面，在此时耍一了个花招，引退下野，推出李宗仁代理总统。李宗仁代理总统后，提出“和谈”的要求，并同意中共的8条和谈条件为基础进行和平谈判，遂派出张治中为首席代表，邵力子、黄绍雄、屈武等为成员在北平进行谈判，企图搞缓兵之计，达到“划江而治”目的，然后仰仗美国的支持，再卷土重来。
苏联仍持“走钢丝”的政策，苏驻华大使同李宗仁提出调停内战的3项条件，实际支持了李宗仁的“划江而治”，搞“南北朝”割据的企图。在南京解放前国内外有些“好心肠”的人主张中国南北分治，适可而止，千万不能过长江，不要惹起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干涉，“过了长江就会引起美国出兵”。党中央本来不想谈，由于苏联的压力，应付苏联的面子，同意举行谈判。谈判中对国民党的阴谋理所当然地被我揭穿。同时，中央做好了应急美国出兵干涉的一切准备。“好心人”的劝阻未果，和谈崩溃。
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命令人民解放军向南方和西北进军，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地方。号召全军将士：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
在这一伟大号召下，百万雄师横渡长江，以排山倒海之势，一举占领了国民党老巢——南京，以风卷残云之势，解放了长江以南大片地区。
南京的解放意味着国民党政权的垮台。西北也向西安等地发起进军。解放军所到之处，所向披靡，国民党兵败如山倒。我军在全国各个战场捷报频传。国民党军队主力部队已经被打垮，只剩下100多万，战斗力强的只有二、三十万人。
1949年5月，中央决定派代表团访问苏联，并确定由刘少奇、高岗、王稼祥着手进行负责筹划毛泽东秘密访苏事宜。此时，一方面访苏条件成熟，因为建国条件具备，但是经验不足，需加强中苏两党关系事关重大；另一方面，苏共对中共了解不深，它们对蒋记政权还抱幻想。南京解放时，其他国家(包括美国)大使馆都撤回国，而唯独苏联驻南京大使随国民党政府迁往广州。毛泽东交待准备到苏联要讲的几个问题是：关于解放战争发展变化的形势；中国革命现阶段的特点和主要任务；中国革命一定要进行到彻底胜利，尽管发展的道路是曲折的，不平坦的，但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人，有信心、有决心、有能力将革命进行到底；建国问题、中苏关系问题、经济援助问题。要谈的不少，最迫切的、最关键的问题是取得苏联对我国革命的理解以及在各方面的支持和援助。尤其通过他们争取国际间对中国革命在政治上、道义上的同情和声援。
在政协筹备会上，毛泽东主席提出在“适当时候建国”，没有提到及时建国成立政府。据有关资料说，毛泽东打算在50年上半年建立中央政府，大致在1月份成立。他曾多次说过，成立政府的事不要着急。我不是当过江西瑞金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么，当了主席还是当不了，不仅当不了，还不是一口气跑了二万五千里吗？
政协筹备会结束后，全国解放战争还在紧张进行，毛泽东脱身不开，中共中央决定，派出刘少奇、高岗率中央高级代表团秘密访问苏联，成员王稼祥(东北局宣传部长)和徐介藩(翻译)、师哲(翻译)、邓力群(东北局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戈宝权等。
7月初，刘少奇从北京出发，到沈阳同高岗等会合。代表团从沈阳乘火车到大连，坐苏联飞机到莫斯科。为了安全起见，飞机绕朝鲜上空转一大圈子飞抵伯力。沿途在伯力、赤塔、克拉斯诺雅尔斯克等地降落休息，受到当地党领导人的热烈欢迎、款待。本来几小时就能飞到莫斯科，结果飞了六天才到莫斯科。他们沿途看到社会主义建设热潮，很受感动。
师哲说：高岗身穿新做的藏蓝色中山装，脚蹬一双锃亮皮鞋，大背头梳的光亮，戴一副宽边眼镜，身材魁梧，显得精神抖擞，容光焕发。一路上健谈好玩，热情豪爽。他思想敏捷，表述简练，对接谈人很能应付自如，不论跟大小人物交谈都能驾驭对方，对谈话调子和话题，都能确切、得体地把握分寸。
在飞行和下榻期间，代表团几人就如何谈判问题进行商量。王稼祥在苏联工作过，首先谈了苏联和斯大林的情况。他说通报情况好办，要求苏联援助等问题恐怕有些困难，要多费些口舌，苏联是斯大林一人说了算。高岗充满希望地说，“情况要通报好，要打动斯大林，援助再困难，实质性问题非讲不可，要谈就要谈成功。我们各行各业缺乏大量专家，像沈阳机械厂、鞍山钢厂等，要恢复和发展生产，没有专家是不行的。我们缺乏资金，需要贷款，我们东北至少需要两三亿美元，还有中苏贸易……”
他们到莫斯科受到苏共领导热烈欢迎，安排住在高级宾馆。7月10日，刘少奇、高岗等应邀到莫斯科郊外孔策沃附近的斯大林别墅接受斯大林会见并赴宴会。斯大林等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体到门口迎接，刘、高等依次与苏共领导握手，互致问候。宴会准备的很丰盛，桌上杯盘棋布，几色美酒，鲜花点缀。宴会延续达四个小时，刘、高和苏共领导先后依次互相举杯敬酒，场面非常热烈。
会谈都是斯大林亲自主持进行，实质性的问题都由斯大林直接同中共代表团会谈。先后同斯大林会谈六次。代表团向苏联领导斯大林等介绍了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过程和经验；关于召开新政协会议和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和外交关系问题及经济贸易等。
这是中共高级代表团第一次同苏共高级领导会谈。苏共领导斯大林、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米高扬、卡罔诺维奇、布尔加宁、什维尔尼克以及参谋总长、海军元帅等高级将领参加会谈。
在7月11日的会谈中，中共代表团全面就有关问题进行介绍，提出经济援助、中苏贸易、中苏两党关系等方面的问题，使斯大林对中国的胜利情况有了第一次较详细的了解，斯大林等苏联领导非常敬佩中共的胜利。斯大林当即对中国革命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意见，诸如早建国，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加强经济建设的重要性，还有解决新疆的问题、大连撤兵几个历史遗留问题等。他说，把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应用到实际中去，中国有许多宝贵的经验值得苏联学习。他以检讨的口吻说：中国共产党是成熟的党，干部是成熟的有水平的。他还说，由于苏联对中国不甚熟悉和了解，曾出了一些不好的主意，错误的主意，“妨碍了中国革命”。
“在你们进行斗争中，我们是不是扰乱过或妨碍了你们呢？”“你们在美国人参与的和平运动中是否受到损失？”他还说：“胜利者是不受审判的，凡属胜利了的都是正确的。”“我们觉得我们是妨碍过你们的。”“你们也有意见，不过不肯说出来就是了。当然你们应该注意我们讲的话正确与否，因为我们常常是不够了解你们事情的实质，可能讲错话。如果我们讲错了，你们还是讲出来好，我们会注意到的。”
在第三次会谈中，刘少奇讲了关于暂缓建国、成立政府的问题，他说他和任弼时“不进政府”。斯大林发问：“高岗同志参加不参加政府？”刘少奇说：“高岗同志参加政府，将要担任主要职务。”他又说，建国和成立中央政府，计划在50年1月1日进行。我们想听一听斯大林同志的意见，请求给我们建议和帮助。
斯大林知道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打过长江，杭州、上海、太原、西安、广州、贵阳等各大城市和大片地区相继解放，解放战争在全中国范围内即将取得全面胜利已成定局的形势。所以，他听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暂缓立国的意思后，特别对暂缓建国的问题说：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你们考虑是对的。但是，另一方面你们考虑了没有？现在情况不同了。你们现在几乎是全国解放，蒋介石政府不复存在，这时不成立政府，使全国处于无政府状态，很容易给帝国主义一个干涉的借口。如果帝国主义联合干涉那就被动了。他还谈了苏联十月革命成功后，24国联合干涉他们成立中央政府的往事。并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苏联首先承认。他主张通过人民选举人民政府，可以组织“一党政府”。
斯大林在会谈期间多次赞扬中国党已度过幼年和青年时期，已经是政治上成熟的党，它在斗争中成长起来，在烈火中锻炼成熟的。中国党的成熟是有了在实践中锻炼培养出来的干部，经过了实践考验，积累了丰富经验。中国的马列主义者的成熟，苏联人及亚洲人要向你们学习，这话不是奉承你们，不是客气话。“你们有许多经验，值得我们学习”。西欧人由于骄傲，马克思、恩格斯死后，他们就落后了。革命的中心由西方移到东方，现在又移到了中国和亚洲。他希望中共负责就近联系亚洲国家的共产党，苏联联系欧洲各国的共产党。他说：在国际革命运动中，中苏两家都应承担些义务。“我们共产党人，中苏两党彼此敞开思想，坦率交换意见。”
刘少奇说：“好！好！”高岗说：“开诚布公。”斯大林身子转向高岗说：“高岗同志说的好，开诚布公地谈。你们有什么意见，毫无保留地讲出来，我们有什么问题，也毫无保留的讲出来。”
会谈中关于旅顺驻兵，斯大林讲到“历史遗留”问题时说：旅顺驻兵，是为保护苏联，也保护中国革命利益。并说：“美国从日本撤军，苏联可以考虑从旅顺撤军。”如果中国同志要求撤兵，“苏联现在就可以撤兵。”
高岗说：现在中国东北是“两个政权”，有些关系不好处理。他提出：“大连港口，我们也想利用。”斯大林说，大连政权应与东北政权统一起来，“大连港口为中苏两国所利用。”这就意味着“政权”归还中国，撤军还是不松手。因为斯大林以“美国从日本撤军”为先决条件，高岗也不好反驳，认为苏军在旅大驻兵，中方想利用港口很不方便。但政权问题解决了，于是他说，在撤军问题未解决前，我们东北政府，将保障好苏军的供应，并处理好双方关系。斯大林表示同意。
在援助和经贸谈判中，斯大林说，你们要求援助需要哪些援助？最迫切的是什么？可以谈的具体一点……他转身向高岗说：“还是开诚布公吧，对不对，高岗同志。”高岗礼貌地点点头并转向团长刘少奇，以防喧宾夺主。刘少奇就有关政府职能、金融、学校、群众团体等方面，要求苏方解答，并希望派专家、中国派参观团和留学生到苏联参观学习。他示意高岗、王稼祥提具体要求。刘少奇首次同世界出名的谈判高手斯大林谈判，显得非常谨慎。
高岗发言开门见山，他讲了我们的困难，提出经济援助的要求。他说，我们全国在抗战和解放战争中受到很大破坏，大城市相继解放，还有些地区正在解放，面临最大困难，最迫切的是全面恢复经济，发展生产。如东北在日伪蒋时期，工业比较发达，但战后因厂矿设备被日伪蒋破坏、拆卸运走，已不能生产。“恢复生产需要钱。希望苏联政府能给我们贷款，援助我们恢复生产发展经济。”他原想将苏军拆设备的事讲出来，因此事斯大林不一定知道，和刘少奇商量，只用“拆卸运走”一句带过。
斯大林说，你要多少贷款？“先贷三亿美元，怎么样？”刘少奇接着说就按斯大林同志的意见办。高岗还想多争取点贷款，但刘少奇一说，就不好再说了。
接着商定借款起草委员会，苏方提出由米高扬牵头。中方刘少奇说：“我和高岗、稼祥同志参加。”斯大林建议中方由高岗代表东北人民政府签字。他说：“高岗同志出面方便些。你看呢？刘少奇同志。”刘少奇点头表示同意，没说一句话。又不好反问，似有不大满意。周恩来在六十年代说斯大林总是用那种“传统做法，特别赏识高岗”。实际斯大林的意思是中共代表团这次出国是密访，中国中央政府未成立，为了避免中共是苏联附庸的话柄，以东北政府官员高岗出面，便于对外发表消息。实际谈判经贸等问题刘、高、王都参加。
斯大林向外交部长维辛斯基说：“在《真理报》、《消息报》上发表高岗同志率东北政府代表团到达莫斯科的消息，以利公开活动。”从外交角度来说，斯大林的意见是对的。
高岗高兴地说：“这样，我就可以在莫斯科露面了，参观一下你们的企业和农庄……”斯大林说：“当然可以。”
高岗以经贸谈判首席代表，胆子更大，思想放开。他说：“中苏贸易急需扩大。”他讲了东北进出口差额很大，即进口600万美元，出口不足500万美元。在全国所有解放区来说，首先和苏联做生意，东北的情况肯定是最好的，扩大贸易，当然第一位是和苏联。
斯大林赞成两国贸易扩大，但是中国外汇有限，他主张以物换物的形式比较简便，可以不用外汇。
高岗认为目前扩大贸易，以物易物对双方都有好处，从中国实际情况看，以物易物对中国最有利，中国外汇有限，可以不用外汇。但是，他很清楚以物换物，中国只能出口农副产品和原料，按世界市场价格看农副产品和原材料与工业品比价相差很大，中国还要吃亏。他的脑子转动快，便说：“以物易物，请贵方多考虑我们的实际困难，要把价格定得合理些。”斯大林即表示同意。
刘、高等同苏方有关部门经过几次会谈，高岗对斯大林伟大无产阶级革命家风度，国际主义的精神，他的博大精深和高瞻远瞩，自我批评的作风，在高岗脑海里留下深刻印象。他回国在东北局领导中私下议论说，他提出的要求基本都解决了，就是大连驻军问题，再不好争了，怕斯大林觉得帮你们把日军赶走了，美军来了怎么办，驻军为震慑美国。
其间，刘、高等观看了苏联原子弹试验纪录影片，意在显示苏联也有原子弹，不是美国独有。
中国代表团在这次访问中的情况随时电告国内，对新政协会议的召开和宣告新中国成立的进程加快了步伐。
高岗以东北地区的行政首脑的身份，同苏联政府的计委、外贸等部门谈判了12个月以物易物的协定，并公开发表了以高岗率东北政府代表团在莫斯科商务问题的消息。苏联发扬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考虑了中国的实际情况，工业品价格是最大的优惠，最后签订了协定。高岗达到了“非谈成功不可”的目的，非常欣慰。
在访问期间，高岗就中长铁路和铁路部门进行会谈。当时，负责中长铁路的柯瓦廖夫(自称斯大林私人代表)在东北和高岗关系是不错的，但在铁路问题上发生些矛盾。后来，柯写了一份诬蔑中国的长信，说高岗出卖东北。这个问题，在近年的报刊上披露过。师哲是当时代表团翻译。笔者走访师哲老人时专题询问此事，他说这纯属造谣，高岗不懂俄文，他和苏谈判都经翻译，根本没有此事。何况，这么大的事，毛主席也不敢定的，高岗不是灰汉，他怎么敢提出东北划为苏联加盟共和国的问题？还说高岗要发一个声明，纯属笑话。“这是给斯大林和高岗栽脏。”他在1994年《炎黄春秋》杂志上发表了“高岗曾建议将东北划归苏联吗？”的文章，批驳了柯瓦谬夫的造谣。他说所谓高岗所“建议”的两个理由根本不能成立。首先美国在军事上、经济上支持蒋介石打内战，但它不敢或无意直接卷入中国内战。这事毛泽东在西柏坡同米高扬谈话中已分析得很清楚。
他说：1949年6月，新政协第一次筹备会上根据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讲的“我们希望四月或五月占领南京，然后在北平召集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定都北平。”对建国问题进行讨论并作出决定，到7月，解放战争已告尾声，杭州、上海、西安、广州、贵阳等大城市和大片地区相继解放。此时，不光东北是巩固的后方，华北和西北及华中、华东、西南的大部也已是巩固的后方，所谓为了“使东北成为最后歼灭蒋介石军队的可靠根据地”，岂不是大大落后于形势？这是柯瓦谬夫这样的“政治家”才想得出来！
他说刘高访苏期间，发生过一点分歧，并不是什么出卖东北的事，而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事。刘少奇在会谈中说，建国时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也参加人民代表会议的。有人说：“在推翻国民党政权之后，或者说在实行土地改革之后，中国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便立即成为主要斗争。”“这种说法，我们认为是不正确的。”高岗认为刘少奇的观点不符合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精神，当会就提出不同看法，回到住地后和刘少奇同志发生争论。
中共高级代表团第一次访问苏联，同以斯大林为首的苏共领导谈判和通报，把中国革命胜利的经过、经验和当前形势、特点、任务等，全面介绍给苏共中央全体领导，使苏共较全面了解了中国的情况。贷款、外贸、派专家等方面都达到预期目的，取得圆满成功，大家都感到高兴，在高岗的政治生涯中是最大的荣幸。
中共代表团出访之前，高岗给苏联写了一封信争取援助，经中央批准，直接寄给斯大林。这封信对争取经援发挥了作用。
期间他以公开身份对苏联经济建设和集体农庄进行了参观考察，看到城乡都在热火朝天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人们都是精神抖擞，朝气蓬勃，干劲冲天，使他非常羡慕。他憧憬中国也要建设社会主义，并坚定走苏联路，东北首先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中国访苏代表团成员除王稼祥留苏筹备使馆外，其他成员陆续回到东北。高岗提前于8月初回到东北，他回到沈阳知道建国日期提前了，非常高兴，召集东北局领导开会，传达了苏联谈判成功，听了东北人代会准备情况汇报，布置了苏联专家将要来东北后的工作分配和生活供应。此时东北局和政府一些重要工作正急等高岗回来拍板定案。随后，刘少奇带一批专家回到东北逗留一段时间。近年一些报刊说高岗“出卖东北”，刘少奇叫中央提前召回高岗。其实，东北人代会即将召开，他要求先回国的，并无刘少奇叫中央召回的事。
早在1949年初，毛泽东和米高扬会谈时就明确提出：中国实行人民代表会议制度，不搞资产阶级的国会三权鼎立。这是由中国的经济条件，政治条件、革命条件和群众条件决定的。这就为建什么样的国家指明了方针和性质。
高岗于9月中旬到北平参加全国政协会议，当晚毛泽东召见谈话，盘问访苏情况和通气建国问题。毛泽东说：“你们这次出访苏联成绩很大啊。要来了贷款，签订了易货协议，请来了专家，得到中苏建交的承诺，拜了师，取了经，又通报了情况，总之成绩大的很啊！”
高岗说：“这都是按主席指示做的。”他接着说，斯大林同志对我们很友好，热情爽快，和蔼可亲。他对主席评价很高，他说中国共产党选择毛泽东同志，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幸福。毛泽东摆手说，这是面子话，别听这些……
高岗认真地说：“斯大林很诚恳，我看他是说的心里的话。他一再向我们说，‘在你们进行革命斗争中，我们是不是扰乱过你们，妨害过你们，曾出了些不好的主意，错误的主意。有什么意见请你们讲出来好，我们会注意的……’。”
“你们是怎么回答的？”
“少奇同志说，没有妨碍过。”
毛泽东笑着说：“这就不是实事求是嘛。”他确实妨碍过我们，我们没听就是了。斯大林没有忘记，抗战胜利后，“苏联给我们打来电报，说中国不能打内战，如果中国爆发内战，将导致中华民族的毁灭。”
高岗说：他已经感到内疚。“他说中国同志讲礼貌的，总是客气。我觉得我们妨碍过你们的。你们有意见不肯讲出来罢了。”
毛泽东说，他能这么讲，已经不容易了，不文过饰非，善于自我批评，“我看斯大林是伟大的。”
毛泽东将谈话转到建国和政府人事安排上。他说，请你来，是给你通个情况，你们访苏期间，建国筹备工作很快。“中央已决定10月1日建国。”中央人民政府人选嘛，政治局已经讨论几次，并征求了非党人士的意见，拟设主席一人，副主席六人。主席嘛，大家提名让我担任，副主席嘛，由朱老总、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和你担任，周恩来担任政务院总理。
高岗认真地听后说：其他人选我都没意见。至于我嘛，我觉得自己不够格。党内还有资历比我老，能力比我强的，目前担任的职务比我高，还有许多老同志，“在他们中选一个比较好。”
毛泽东说，副主席中没有一个北方人，大家提名你，你就别说喽。在蒋介石看来，连我也不够格，但人民看来就够格。听人民的，当仁不让喽。这只是提名人选，但究竟如何，“还要经过无记名投票选举。”如果你当选了，你仍在东北工作，“担任原职务，一心一意要把东北的事搞好。东北对我们新生的共和国来说非常重要。把东北建成像陕甘宁边区一样的模范区，建成全国的工业基地。”那里解放早，基础也好，先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把东北建设好，支援关内，支援全国。这样全国这盘棋就活了。”“高岗同志啊，你的担子不轻啊！”高岗表示：“按主席的指示办。”
9月17日，在北平召开第二次新政协筹备会议，出席代表136人，高岗出席了会议。周恩来向会议报告了三个月的筹备工作情况。会议原则通过了新政协的《组织法》、《共同纲领》和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等草案，准备提交全国政协全会讨论通过。
经过几个月的紧张准备工作，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工作就绪。
9月21日，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622名代表会聚一堂，代表着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地区、人民解放军、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宗教界人士等。为了防备敌机空袭，会议开幕式在下午7时30分开始。毛泽东以洪亮而纯厚的湖南口音庄严地宣布：“全国人民所渴望的政治协商会议现在开幕了。”顷刻间，军乐、礼炮齐鸣，随之而起的掌声、欢呼声，使这座长期沉寂的古老殿堂淹没在声浪之中，怀仁堂沸腾了。
毛泽东在致开幕词中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宣布自己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会议将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占人类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只讲18分钟。
会上讲话都很短，高岗代表解放区在全体会议上讲话，扼要阐述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三个阶段的过程和取得伟大胜利的原因。他指出，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没有人民解放军，没有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我们的胜利是不可能的。他说：“现在我特别要讲的，就是关于农民，关于土地改革。这是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所不可分开的问题，是和人民解放军所不可分开的问题。同时也是和人民统一战线所不可分开的问题。就是说，领导农民翻身，是人民革命胜利的关键。”“中国农民占有全国人口的80％，他们受了几千年的压迫，特别近代一百多年来受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政府的压迫，如果不领导他们站起来，中国事情就办不好，中国革命就没有希望。工人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看到了这一点，坚持了土地改革的政策，因此，农民才会自觉起来，觉得革命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他们踊跃地参军，英勇地作战，不吝惜地支出粮食，负担必须的作战工作。没有农民在政治上并逐步地在经济上的解放，就不可能争得农民来积极参加解放战争。”“解放战争需要依靠农民，建立民主制度也需要依靠农民，如果没有占人口80％的、有政治觉悟的农民群众参加管理国家，那么，我们要建设民主制度也是不可能的。”“经济建设也要依靠农民的土地改革。显然，如果没有提高占80％到90％以上的人口的生产积极性，那么，我们要真正发展工业和农业，也是不可能的。”
他在讲话中高度赞扬了工人阶级的丰功伟绩。他说：“工人阶级则不但在这种伟大革命中起了领导的作用，并且在前线上，在生产战线上对于解放战争和克服困难，都尽了极伟大的贡献。”“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人阶级的英勇斗争，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国外华侨的爱国民主运动，都是有力地配合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
高岗最后强调指出，“国民党反动派已经被打败了，过去被敌人分割的局面结束了。当然，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是不会甘心的，他们将加紧进行封锁、破坏捣乱等活动，但我们只要继续依靠工人，依靠农民，依靠全国各民主阶级和各民族的大团结，继续有步骤地消灭残余敌人，完成全国的土地改革，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和文化教育事业，那么，我们就不仅能够打破帝国主义及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粉碎敌人的各种捣乱行为，而且一定能把新中国建设得很好。”他声音洪亮，一口浓重的陕北腔，富有阶级感情做了半小时的讲话，赢得全场几次热烈掌声。高岗的讲话算长的，刘少奇只讲14分钟，最少的是陈毅，只讲几分钟。
在大会发言中，一位代表叫吴奇伟发言末了，举手喊出：“中国国民党万岁”口号。他原拟喊“中国共产党万岁！”因精神紧张，过去喊惯了“中国国民党万岁”，脱口而出这样的口号，使严肃的会场出点差错。
政协会议开幕后的几天里，各小组会场聚集着代表新中国各方面的政治家和人士，热情洋溢，畅所欲言，绘制新中国的蓝图，一百多年来中华民族为了生存为之奋斗的梦想，即将实现了。
在协商讨论中央政府、政务院领导候选人时，有些争议，有人认为民主人士进领导班子的人多了些，“共产党打天下，民主人士坐天下”。对李济深、张澜当中央政府副主席有意见，说李济深在福建杀害很多革命同志。四方面军代表对张澜的意见最大，(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时，张是四川省肃反委员会负责人)。朱德、周恩来分头到代表团做工作。有人发牢骚：早革命不如晚革命，晚革命不如反革命。中共代表团对高岗当副主席候选人，有人提出从资历、贡献、职务来说，党内比高岗更合适的大有人在，李富春从井冈山来的，就比高岗更合适。毛泽东说：“选高岗为副主席候选人是我提出的。理由是，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陕北根据地为中央提供了落脚的地方，中国革命取得今天的胜利，包括延安在内的陕北根据地起了极大的作用。选高岗为副主席正是肯定陕甘宁地区的历史贡献，这是不能以资历来考虑的。”中共代表团接受毛泽东的提议和解释。
会议对国名争议很大，何香凝提出“中华民国”是孙中山先生创造的，国名就不改了。有的提出“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有的提出反对意见，有“人民”就代表民主，难道人民不民主……
这次会议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产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等文件。大会做出四项决议：即北平改为北京为首都，实行公元年纪，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国旗为五星红旗。
9月30日，举行最后一次全体会议，执行主席刘少奇、高岗等主持会议，选举产生了全国政协委员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
中央政府委员会由63人组成。选举毛泽东同志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7名正副主席中，有3名非中共人士；56名委员中，非中共人士20多名，充分体现了在中共领导下的多党合作的联合政府。高岗认为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流血牺牲夺取江山，共产党人进人中央政府领导班子的主要领导人数偏少。
会议在晚9点闭幕，朱德作闭幕讲话。
这次会议全体代表吃住在当时最豪华的北京饭店。闭会那天晚上，全体代表在北京饭店聚餐，毛泽东、刘少奇、高岗等正副主席坐在第一桌，各桌选派代表离坐向第一桌走来向主席、副主席敬酒，主席、副主席也分头到各桌敬酒，气氛热闹非凡。
10月1日，天安门城楼是个庄严无比、举世瞩目的天日，新中国的开国大典将在这里举行。
下午二时，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在中南海举行第一次会议，正副主席和委员宣誓就职。会议一致决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宣布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中央人民政府的施政纲领方针。会议选举和任命了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政务院总理、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并责成他们从速组成政府机构，执行各项政府工作。同时，还做出决议：向各国政府宣布，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外国政府，本政府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
会议完毕后，大家都兴高采烈，高岗从投身革命起就盼望着这么一天的到来，他喜形于色、兴奋异常地和大家交谈十来分钟。
下午2时50分，毛泽东主席领头，高岗等几位副主席和政府委员，分别乘汽车由勤政殿出发，经中南海东门来到天安门后边下车。高岗是正副主席里边最年轻的一个，这年他44岁。他招呼大家并扶着年纪大的走下车集合好，跟毛主席3点准时登上天安门城楼，出席了开国典礼大会。高岗第一次上天安门城楼，他是当之无愧的。
他和几位副主席等都在胸前别有红绸佩条，印上自己的名字，用烫金粉印的，端端正正佩带胸前，金光闪闪。可是毛泽东的佩条不见了，胸前光秃秃的。这次大会还专门请了苏联摄影师来拍彩色影片，毛泽东不别绸条怎么办？可把叶子龙忙坏了，他急派吉普车让钟灵回中南海用手写了“毛泽东”三个仿宋体字的红绸条而代替了烫金印的佩条。
毛泽东主席在大会上，庄严地宣读了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这天天安门广场上彩旗缤纷，欢声雷动，歌声、口号声响彻云霄。54门礼炮齐鸣28响，据说，它象征着组成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委员会的54个单位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英勇奋斗28年。接着，朱德总司令宣读了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并检阅了陆海空三军。随后，30万人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游行。
开国大典宣布结束后，参加庆祝的人群仍不肯离去，拥向金水桥，向城楼上的毛主席欢呼致敬，毛主席向大家招手回礼，并高呼：“同志们万岁！”“人民万岁！”站在毛泽东旁边的高岗心情激动地说：“流血牺牲，没有虚度此生。”
新中国诞生，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结束了几千年来少数剥削者对广大劳动人民的统治、压迫、剥削，开创了人民民主的新时代，苦难的祖国被人欺凌宰割的历史再也不复返了。
共和国老根的延安人民欣喜异常，致电毛泽东主席，表示热烈庆祝新中国诞生，“今后我们誓在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和大家团结起来，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毛泽东复电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人民，并题写“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还派老区慰问团去延安慰问。
在全国政协会议期间，毛主席带领全体代表，到天安门广场，挥锨铲土，为人民英雄纪念碑举行奠基典礼。
开国大典时，苏联派了一个彩色电影摄制组，遗憾是影片在制作时失火烧掉一些，受到斯大林的批评。名画家董希文目睹了开国大典现场盛况，他呕心沥血，按当时现状创作了开国大典油画，在创作中曾拜访了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建国初，随处可见到这张油画，画中每个人面孔基本家喻户晓。六位副主席斜排在毛泽东两边，带着近视眼镜，身着标致的中山装身材高大的高岗，被长须飘胸的张澜遮住半身，只露出侧半身和完整的头颅。
这张油画，随着高岗事件发生而被打入地狱，遭到销毁，董希文也得随着长官的意志修改历史。他接受的任务是很快去掉高岗的像。露出粗糙的画布。建国十周年，不能没有“开国大典”的象征，印制“开国大典”的邮票，高岗像用一盆菊花所代替。刘少奇的问题出来后又一次修改。国庆四十周年前夕，农业出版社出版四十周年大型画册时，无处找到原作，只在一本杂志上找到一张翻拍照片。后来天津美术出版社出版了原作面貌。近年在参观天安门城楼的“纪念册”和“开国大典”上恢复了历史原貌。
10月2日，高岗出席在北京举行的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
10月3日，毛泽东为西北解放区代表团举行宴会，高岗被邀请参加。毛泽东说，西北人民特别陕甘宁边区人民，对中国革命是做了很大贡献的，我们永远不能忘记他们。他要求大家到工业发达的东北地区走一走，看一看，开开眼界。对高岗说，你让他们在大连、沈阳参观，给他们介绍情况。
10月5日，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在北京成立，高岗当选为理事。
10月8日，高岗出席周恩来主席主持召开的政协第一届全体委员会议的各代表团首席代表会议，协商全国政协工作等问题，高岗在会上发言。
10月15日，高岗在中南海为毛岸英与刘思齐结婚致贺。
10月中旬，遵照毛泽东主席的指示，马明方、杨明轩、赵寿山、王世泰、杨拯民、李景膺、杨志芳等一行20多人到东北参观访问，高岗于10月21日回沈后举行宴会招待参观团同志，并介绍了东北总的情况，还陪同参观沈阳等地的工厂。
高岗在北京开会期间，时任榆林市副市长李志洁看到高岗当选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非常高兴，便给高岗写了一封信，叙述了曾在西安中山军事学校和高岗在甘肃搞兵运时李资助高活动的友情，并索要《毛泽东选集》。高岗看到信后，即回信：
志洁市长：
去京开会月余，致信至今始捧诵。欣悉你在榆林工作，甚慰！甚慰！
深为发展榆林工业、水利、教育和组织榆林人民而努力，为榆林与陕北人民多作贡献。……所需书籍，待(马)明方、(王)世泰同志返回西北时带到西安，再设法转上。
高岗
1949．10．22
高岗对马明方、杨明轩等托捎书时说：“我跟李志洁是患难朋友。这个人很够朋友，可以给工作做。”马明方将《毛泽东选集》带转给李志洁。
抗美援朝开始后，李志洁再次致信高岗，要求到东北参加抗美援朝工作。高复信：前方后方都一样，只要做好本职工作，同样为保家卫国。……
新中国成立的第三天，苏联按7月会谈承诺，向世界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带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承认，增强了新中国的威望和国际地位。
12月初，毛泽东同志首次到莫斯科访问，期间还参加了斯大林70寿辰庆祝活动。在路经沈阳时，高岗等东北局人民政府领导到车站上车迎送毛主席，高说：“我送你到满洲里国境线，再回来。”毛说“不必了。”高说：主席注意身体，苏联比中国寒冷得多，早晚要加衣服。汪东兴问高岗：已通知的几条纪律通知了，高说：“通知了”。
毛泽东这次出国乘坐的专列，在当时是最高级的，据铁道部滕代远回忆说，是美国赠给蒋介石的列车，蒋介石还未坐一次，只宋美龄坐过一次，就成了我军的战利品。这列火车是按南方气候设计的。列车进人严寒的东北后，暖气管子被冻坏，一时修不好，车厢内很冷，行驶也很慢。毛泽东对随身警卫说：“看来美国人出的这些东西也不灵啊！美国的东西就那么灵，什么都好，月亮是圆的，我历来不信。”“不是车厢冷，就是拉不动，比老牛车还慢，我已准备冻成冰棍喽！”专列到达边境满洲里，由苏联派出列车和斯大林的卫队长和苏联外交部副部长专程来到满洲里迎接毛泽东到莫斯科。
毛泽东在莫斯科访问期间，周恩来率代表团于1950年1月中旬也到莫斯科。高岗积极协助中央选调随同周恩来的代表团成员，绝大部分是东北有关部门的领导：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李富春和东北工业部副部长吕东、贸易部副部长张化东、大连市委书记欧阳钦、工业部计划处长柴树藩、电业局局长程明陛、外贸部处长常彦卿、鞍钢公司副经理王勋、机械局副局长聂春荣、煤矿局计划处长罗维等，几乎全部是东北人民政府有关经济部门的负责人和从东北调回中央不久的叶季壮(中央贸易部长)、伍修权(外交部苏联东欧司长)，讨论协商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中长铁路共管的问题，旅大的问题，在各大城市互设领事馆的问题，还有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问题，新疆的问题以及经济建设等。
2月下旬，毛泽东、周恩来率代表团离开莫斯科回国。3月初高岗、罗瑞卿、滕代远等专程到满洲里迎接毛泽东访问归来到哈尔滨。毛泽东在哈尔滨、长春、沈阳等地短暂停留，高岗陪同毛泽东视察了工厂、学校等，接见了地方干部。在沈阳铁路宾馆毛主席召集东北局有关领导会议，听取了高岗就东北工作汇报。毛泽东对东北工作很满意，他特意了解了航空学校的情况，考虑建立空军的构想。
毛泽东在哈尔滨、沈阳期间，黑龙江省委、东北局设盛宴招待。毛泽东批评高岗等东北领导铺张浪费。他走进餐厅看到摆满餐桌的丰盛食物，脸色沉了下来，表现出很不满意的气色。在就餐时，只吃了些简单的蔬菜，喝了点红酒，吃点米饭，高档菜一筷未动，让随同毛泽东从苏联来的越南党领导胡志明多吃多喝，自己放下碗筷，开始吸烟。饭后到会议室，对高岗和省委等领导说：我们是人民的公仆，是为人民服务的。如果你们一层一层仿效下去，这么吃起来，在人民群众中将会有什么影响。你们应重温七届二中全会精神。毛泽东应黑龙江省委的请求为干部题字：“不要沾染官僚主义作风，发展生产”，毛泽东到沈阳在东北局、辽宁省领导干部会议上，他肯定了东北工作后，他要求东北局“要把东北建成全国工业化的出发点和重要基地，要出机器，出人才，支援全国。”又次指出铺张浪费的问题。他说，这次和恩来同志等路过东北，主要是了解一下东北的工作情况，了解东北工业情况，发现浪费很大。我在哈尔滨提过不要大吃大喝，到沈阳一看比哈尔滨还厉害。我和恩来不是为了吃喝，搞得那么丰盛干什么？他对高岗等指出：你们要做刘宗敏，我可不想做李自成啊！中央三令五申，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要艰苦奋斗，你们应该做表率……
周恩来在东北局会议上讲话中对东北工作成绩给予肯定，指出：东北对全国解放、经济恢复和发展做出贡献。
毛泽东首次出国访问安全问题，东北局和公安部、铁道部作了周密部署。周总理向滕代远交待：“全党挂帅，全党动员，精心部署，分段负责，严格保密，内紧外松。”据资料记载，12月6日，毛泽东从西直门上车，途经的沿线摆了3个军的兵力，亦相当机密。沿路几十米地派有经过挑选的武装人员和民兵站哨、护路。据后来在辽宁省公安厅工作的某同志说，他当时是在一个铁路涵洞下蹲了两个星期，也不知是怎么回事，冻的真够呛。从北京到满洲里铁路两边，每隔50米左右，部队和民兵昼夜轮流看守。警戒撤销后很久，才知道火车上坐着毛主席回国。那次，公安部长罗瑞卿挨了批评，毛泽东刚出行到天津站，就发现道旁撩两颗手榴弹，杨村桥墩(天津段)上还发现一包炸药。周恩来说：“怎么搞的。”立即命罗瑞卿追查，所以，返回时搞得更神秘。毛泽东返回时，长春郊区数里铁路干线破坏扒开，亡图制造列车颠覆，发现后及时修复。致使安全保卫工作更为警惕。高岗陪同毛泽东的专列到长春站，正好是中午，转乘轿车往下榻的地方走时，沿大街小巷看不到人影，毛泽东便问当地一位领导：“为什么街巷一个人也看不到啊！”回答：“现在正在吃中午饭。”毛泽东意识到是搞戒严，便说：“噢，老百姓行动这么一致，比军队还整齐啊！”“你们是在说假话，搞戒严了，不让老百姓出来，这样太脱离群众了。”
建国初，暗藏的敌特分子非常猖狂，尽管严密封锁毛泽东出访苏联的消息，仍被暗藏的敌特分子和电台侦知，没有放过难得的机会，毛人凤在台湾遥控指挥敌特分子千方百计破坏，投放炸弹炸药，扒铁路均未得逞。
2月17日，毛泽东在莫斯科动身回国时发表了讲话并发布消息，回国途中安全更为重大。为了确保安全行车，26日深夜有三列火车开出满洲里，为迷惑敌人，第一列是空车轨道开路，第二列是担任警卫任务的前驱车，毛泽东、周恩来、胡志明、高岗和回国人员均在第三列的车上，3月14日，毛泽东等安全回到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