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4月下旬，哈尔滨解放后，北满分局和北满军区机关进驻哈尔滨市。5月，东北局和北满分局合并，北满军区和民主联军总部合并，中央决定高岗任东北民主联军副政委代理第二政治委员，东北局副书记，主持民主联军总部和东北局常务工作。他集中精力组织和指挥剿灭土匪战斗，根据中央《五四》指示，领导各省发动群众性的土地改革斗争，进行反奸清算，加强北满后方根据地建设和建立政权，发展中共党组织，大力扩充军队和地方武装，发展工农业生产和军工生产，参加调整战略方针及部署的决策，精心运筹解放全东北，打倒国民党军队。
1946年3、4月间，国民党同中国共产党举行东北停战谈判，国民党乘此向东北大举进军。已调进东北的军队达27万之众，沈阳、本溪、抚顺、铁岭等大城市均被蒋军占领，并向四平、长春推进，野心勃勃，妄图独占东北。3月下旬，国共双方同意北平军调处关于东北停战的协议成立，停战七天，由北平军调处派停战执行小组前往东北。本来东北就在1月10日全国停战令的范围之内，但蒋介石却以“接收主权”为借口，在美国海军的支持帮助下，大量运兵前往东北摘桃子，打内战。
东北停战协议成立后，蒋介石并未实行，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杜聿明密令国民党军队抢占东北战略要点，并严令在4月2日前占领四平。中共中央于军调处停战协议成立的当日(3月27日)发出《关于对蒋对匪方针》致东北局电，指出了目前对蒋对匪两项任务。东北局和联军总部接电后，立即调整军事部署，一方面调动主力部队准备与蒋军作战；另一方面要求各分局和军区及各省加紧剿匪。北满分局和军区立即指示黑龙江省召开动员会，加紧剿匪、解放土匪占领的县城，竭尽全力保卫黑龙江省；北满分局和军区召开了干部会议，决定松江军区哈北分区与三五九旅合编，划归北满军区直接领导；哈西分区划归西满分局领导，调整了军事部署，加强了部队领导，占领哈尔滨、齐齐哈尔。会议还对我军进入东北几个月来工作进行估计，指出对北满我们已经掌握主动权，农村包围城市形势成熟。
上年9月到11月，是坐在大城市扩大武装，并且由于对国民党及伪残余势力施展的“先当八路军后当中央军”的阴谋无有警觉，又由于主要部队、干部集中于大城市，北满干部少，老部队少，蒋军大批进入东北后，北满各县都发生部队叛变和蒋匪勾结一起，致使我军多次遭到敌人进攻。12月至46年1月下旬，北满将一切力量都用在掌握部队，巩固部队，并积极组织机动兵力，向土匪主动进攻，稳住了局面，从被动挨打转为主动打击。2至3月中旬，我军部分主力到达，北满全面展开剿匪战斗，连克22座县城，剿匪大获胜利，开辟了发展农运的前途。
分局、军区会议对把北满建设成为全东北的大后方和最巩固的根据地，提出三项任务：继续积极主动地肃清残匪；把发动群众看成是一切工作的根本；使北满成为兵源及练兵的基地，去补充主力。并向东北局提出避免辽西会战等三点要求。会后将情况报告东北局和中央。
3月初，在抚顺由彭真书记主持召开东北局扩大会议，讨论东北形势和战略方针。正在开会期间，国民党军打来，会议移到梅河口继续举行。会上对战略方针的分歧仍然存在，林彪等主张放弃大城市，占领铁路两旁、中小城市，建立农村根据地，扩充军队；彭真、李立三等主张不放弃长春、四平等大城市，争取优势，以城市为中心，抗击国民党军队的进攻。林枫批评林彪一仗不打，一直退到这里，“逃跑主义”。高岗赞成林彪等人的前一种意见。会议先后开了月余，黄克诚向中央提出：无党组织、无群众支持、无政府、无粮食、无医药、无衣服鞋袜，建议“避免”决战，保存实力，时机成熟再出击。最后以彭真等后一种意见确定下来，作出了《东北大会战部署》。东北局把主力部队集中于南满大城市周围，企图“独占中长路和各大城市”。我军夺长春、四平后，东北局部署守四平保长春，甚至提出变四平、长春为“马德里”的口号。高岗当即提出反对意见，他认为我军现有力量和顽军决战条件不成熟。林彪在会上受了批评，对高岗说，这样下去要误事的，你找个理由回延安一趟，把这里的情况和我们的意见向毛主席讲一讲，建议中央派少奇来主持工作，高岗说：“行”。后因解放哈尔滨战事紧张未成行。
彭真对会战持乐观态度，特别是3月18日占领四平，歼敌4000人，解放长春后彭真在长春召开的干部会上说：“本溪、四平、长春几个战役后，东北形势已变，转变到根本上对我们有利”，现在“优势已到手，问题是巩固优势”。刘少奇依据他去年11月7日电报指出的“翌年春天”大决战的目标，支持会战，中央给林、彭、罗的电报说：为“和平民主，甚为英勇，请你们再接再励，坚持到最后胜利，把四平变成‘马德里’。”中央把东北胜利寄托在“最后一战”上。
东北解放战争中，我军四次攻守四平，两胜两负，是最棘手的战场。首次我军占领四平、长春等大中城市后，东北局主要领导，产生了乐观情绪，在国民党军大批北进时，东北局对“大会战”胜利信心十足，说“此次作为决定我党在东北地位之最后一战。”中央在致林彪的电报中也说：前线一切军事、政治指挥，统属于你，不应分散。如因工作繁忙，需人帮助，则可考虑调高岗同志来助你；东北战争，中外瞩目，必须在四平、本溪两处将顽军打得精疲力竭。电报最后说：“以期必胜，望深入教育，一体遵行”。
高岗、黄克诚等几次提出“避免应战”的意见，让敌拉长分散，再选其弱点，各个击破。连手握全权决战指挥权的林彪也不同意决战，但他不能不执行中央的上述命令和东北局的部署。
我军占领四平、长春后，东北局主要领导对停战谈判抱希望，认为四平、长春保住，停战谈判达成，就可以“独占中长路和各大城市”。高岗不相信国民党会停战的，蒋介石要打内战的主意已经暴露的明明确确，依敌我力量对比，我军死守四平没什么意义了，他主张应该避免与强敌作战。当时，我军的力量与国民党比较还差的远，决战必然输多赢少。他认为把大城市撤出去，“让敌人背上包袱，待他背的走不动时，我们有了巩固的根据地和人民的支持，回头再消灭他，我们就主动了”。黄克诚也有同感，他们给彭真、林彪和中央发电说：到东北的部队经过几次战斗，有的部队人员消耗一半以上，连、排、班干部消耗一半以上。目前虽能补充一些新兵员，战斗力已减弱。敌九十三军到达，炮兵、坦克都用上来，四平坚守更困难。“四平守不住，长春亦难确保”。他意让出四平、长春以求得一时停战，“以争取时间，休整主力，清剿土匪，巩固根据地，以应付将来与敌决战。”彭真、林彪和中央均未回电。
国共两军摆开会战的架势。4月18日守四平战开始，国民党军副总长白崇禧亲临前线，协助杜聿明调集10个师组成“扇形攻势”，以美式机械化部队分南北两路沿中长路气势汹汹北进，战略是先夺南满要点四平，然后追击撤退的共军。蒋介石说：“有‘小诸葛’(即白崇禧)居中调度，东北之战完全可以毕其功于一役”。
林彪根据东北局“大会战部署”，调集重兵集结以四平为中心的百余里防线，并下几道命令，“人在阵地存”，把“四平变成马德里”。
在“化四平街为马德里”、“化长春变为马德里”、“最后一战，死守四平”的命令、口号下，我军英勇作战，坚守四平1月，歼灭敌万余人，使曾和日军打过多次阵地的美械装备、训练有素、老兵较多、战斗力强的杜聿明部受到打击，我军亦伤亡严重。终因敌人机械化程度高，连续增兵，我军腹背受敌，敌我力量太悬殊，在高岗支持下，中央命令未到前(中央撤退命令19日下的)，林彪被迫于5月18日撤出战斗。这次撤退极为被动，我跑敌追，林彪落个“逃跑将军”、“撤退将军”的骂名。撤退路上无群众，无根据地，无医药，无情报，甚至电报密本也没有，指挥官不知部队的位置和装备，团、营、连失掉联系，一直退到松花江畔，林彪灰心丧气跑到舒兰才住脚，这是林彪军事生涯中最为狼狈的一次。部队士气极为低落，给养奇缺，又避开大道绕山翻沟行走，大热天战士还穿着破棉衣行军。奔波几天才摆脱敌人的追击。逃兵成风，连当营长的也逃跑投敌，甚至林彪作战参谋处的人员叛逃，把我军撤退计划、行军路线和军队实力等情况送给杜聿明，邀功领赏。撤退到郑家屯，彭真主持召开会议，仍坚持守长春，不能再撤退了，不能撤的过猛。林彪主张大踏步后撤至松花江北岸。意见分歧，林彪征求在北满的高岗意见，高赞同林的意见，并建议弃守长春，“一直撤到江北，以图再战，否则现有力量被敌打光的。”
我军撤出四平、长春后，国民党穷追不舍，集中力量向北推进，5月23日进占长春，28日人吉林，敌前锋已抵达德惠、三岔河等地区。
经过近半年浴血奋战，损失惨重，我们党内一些高级领导才清醒过来，思想统一到“长期打算”和“根据地建设”上来。早在2月以前，高岗等就对东北形势作出了正确的估计，提出我军以“阻止敌人北进”为目的进行作战，将必要数量的主力及干部分散到东西南北满带领新部队，肃清反动势力，“创造根据地”和作“长期打算”的战略观点。指出：“如再犹豫”，将不能独占东北，又无依靠的根据地，“将使革命处于不利地位”。高岗等的正确意见正是他的老乡党杜聿明和蒋介石不如意的，党中央和东北局的“最后一战”部署，正是蒋介石、杜聿明求之不得的，他们就怕中共军队不决战，只要敢决战，妄图一举消灭中共主力。此时，正是胡匪猖獗之时，他们身挂几层衔，有的已打进我军政机关、部队，“明顺八路，暗顺中央”；有的埋藏在后方基地，以深山密林为依托与我作对，造谣惑众，动摇人心，造成后方不安；被收编的武装叛变为匪，勾结“中央胡子”，以策应蒋军渡江，阴谋里迎外合，夺取我北满后方。
长春位处东北腹地，是1932年建立的伪“满洲国”首都，日本在泡制傀儡政府的同时，把长春改名为“新京”，是日本关东军司令部的所在地，成为反动统治的军事、政治中心。战略地位也重要。彭真的愿望想把长春作为东北局和自治军的大本营，保四平，守长春，占领中长路，可以向四面扩展，东北谈判一成功，既有政治优势，又有地理优势，稳做东北的头。但是，他的“愿望”和现实斗争不相符，蒋介石、杜聿明、白崇禧绝对不会让彭真的愿望实现。四平一战愿望破灭，优势丧失，一口气跑到哈尔滨。四平保卫战成了反面教材，打掉了“独占东北”，“守城优势”的思想包袱。毛泽东也意识到四平一战折将损兵近万人，失散两万多人，更重要的是干部、部队产生了悲观情绪，与他自己也有责任。
高岗主张南满撤出大城市，在条件具备的北满策划夺取大城市部署。北满地区根据分局、军区会议决定，在陈、高的领导下，一面积极指挥前线剿匪作战，一面加紧巩固北满后方基地。同时周密策划解放北满首府哈尔滨和齐齐哈尔的战役。4月初成立了攻打哈尔滨前线司令部，高岗任司令，他积极进行部署，并与城内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指示做好各方面的工作，特别指出在哈尔滨国民党的势力不强，但日伪残余势力仍然不小，防止国民党利用日伪残余势力和日本资本家与我争夺哈尔滨的可能，千万不可忽视这一点。他要求向日本的残余说明，他们保持中立，才能保住他的财产和生命。
哈尔滨周围的县城、重镇、战略要点及广大乡村很快全掌握在民主联军手里，根据地相对巩固且得到群众的支持，“军民团结如一人”，并周密布置了部队，对哈尔滨造成农村包围城市态势和兵临城下的局面。
国民党“东北行辕”早在去年12月底派关吉玉、杨绰庵等接收大员带一批汉奸伪军组成的“铁石部队”，从沈阳空运到哈尔滨。苏军按《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和雅尔塔协定，把哈尔滨市和滨江省政府及其所属各机关移交给国民党接收人员。国民党接收后，将滨江省改为松江省，并组建了省政府。部队驻进学校，引起学潮。哈尔滨市郊外各县的政权、地盘都由我军控制，国民党无法插手，只守一座孤城且一切实权在苏军手里。
我军区撤往宾县时，在城内仍留钟子云、李兆麟等领导同志以中苏友好协会名义坚持工作。国民党只能利用特务搞破坏活动，把北满分局委员、中苏友协负责人李兆麟等暗杀。伪满统治14年，日本人到处搜捕李兆麟，没有得逞，现在他却被国民党的特务杀害。保留在市内的我党我军干部，以中苏友协的名义作掩护，根据北满分局、军区的指示，继续与国民党及其保安队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并积极组织进步群众团体，建立党的地下组织，团结上层进步人士，办《哈尔滨日报》，揭露国民党特务的罪行，宣传我党的方针政策和全国的革命斗争形势。在东北三省，国民党接收后为攫取独霸东北的内战经费，大大压低伪币流通比值，用法币兑换；加大工商企业税收，使大批敌伪工、矿、商业倒闭，失业人员日增，农业凋敝。
国民党的军队开进哈尔滨，收编伪武装，明抢暗拿，强令各学校提前放寒假，让军队宿营，第二年又不能如期开学，激起广大师生员工的反抗。学校在我党的领导下，开展了要求回校的斗争，发起了“要求军人撤出学校”“还我校园，我们要读书”的学潮，并集体到国民党哈尔滨市政府请愿。街道上的杂物、积雪无人处理，店铺多数关门，自然没什么交易，工厂停产，烟囱无烟，到处寒街冷巷，一片凄惨荒凉，乌烟瘴气。人民急呼：“这里数百万人民曾为胜利狂欢庆祝，而如今如水益深，如火益热，民众不得聊生，比未胜利前还痛苦。”正是国土收复了，接收了财产，但民心却失掉了。连原来一些所谓“正统”观念者和对国民党抱幻想的工商界人士及群众，受到解放区的影响，认识根本改变了。有的对国民党恨之入骨，说国民党统治为“第二满洲”。“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中央军是遭殃军”。国民党收编的伪保安队流氓成性，抢人、打人，奸污妇女，累见不鲜，秩序一片混乱不堪。全市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市民说：“除去豺狼来虎豹，脱离地狱跳火坑”。
在城外，解放区形势大好，使市内人民所向往。北满分局和军区，针对城内人民对国民党不满情绪和向往解放区的形势，加强政治攻势，并集中三五九旅和松江部队1万多人，积极准备在苏军撤回之时解放哈尔滨。松江省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敦请人民军队进驻哈尔滨。高岗令北满军区参谋长李天佑指挥三五九旅刘转连部向三棵树地区挺进；哈东军分区司令员温玉成所部向上号一带进发；哈南分区司令员王奎先所部向顾乡屯一带推进，令北满军区一个部队占领江北。北满军区在市内设置了秘密制高点，对哈尔滨造成大兵压境之势。全市共10个区，我军已占7个区，只有南岗等3个区苏军未撤而未进去。造成城内反，城外围，国民党的接收大员见势不妙，提出保留市政府的要求，被北满军区拒绝，准备集中武装夺取。国民党看到在哈尔滨呆不下去了，而接他们逃跑的飞机在哈尔滨也无法降落，当苏军撤退时，只好要求苏军的保护，乘苏军飞机逃跑，国民党的部分保安部队也随苏军撤退，经海参威绕道回到国民党统治区。
4月25日，在哈尔滨苏军撤退完毕前，北满军区调各路部队集结于哈尔滨市区。26日，经我方工作，哈尔滨市各界130多知名人士发表通电，请东北民主联军进驻哈尔滨市，要求国民党军队停止北上。高岗、陈云在城外召开前线部队和入城行政领导会议，部署了进攻哈尔滨，追击逃敌、解除旧警察武装、接管宗卷、仓库物资以及组织纪律等任务。北满军区和松江省军区根据人民的要求，经过周密部署，令部队一举解放哈尔滨。
28日，高岗、陈云等率领分局、军区机关、省军区机关及松江省委，在哈尔滨市70万人的热烈欢迎下胜利进驻哈尔滨市。哈尔滨真正回到人民的怀抱，成了我党我军最早完全拿到手的第一座最大的城市，是东北唯一站稳脚跟的大城市。
从此，哈尔滨成了决胜东北的中心，成为东北局、东北人民军队总部的大本营。风光美丽、建筑迷人的哈尔滨，是历史悠久的北国名城。曾经是金、清两朝的龙兴之地，清代称“哈拉滨”。20世纪初俄、美、日、捷克等国在哈尔滨设立总领事馆，德、法、意等10多个国家设领事馆，使哈尔滨迅速发展成为具有国际化的大都市，远东著名的国际商埠。当时在哈市居住30多个国家的20多万侨民，时有“东方莫斯科”、“东方小巴黎”之称，多国侨民集聚，带来了文化、建筑的多样化。独具特色的中央大街至今保留着几百座欧式风格的建筑物，造型奇特的俄罗斯等国的典型样式，还有中国古典式，西洋古典式和浪漫主义、文艺复兴的建筑一展异彩，成为体现世界建筑艺术的博物馆。
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城市相继解放，歼灭了国民党军队及其收编的武装力量两万多人，清除了北满腹地之敌，解除了前线我军作战的后顾之忧。5月中旬，我军在四平、长春失守撤退后，东北局、东北民主联军总部相继迁往哈尔滨和附近的双城。北满成了解放东北全境的巩固的后方基地，哈尔滨成了角逐东北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指挥中心，向全东北扩展，走向全面胜利。
北满，经过几个月在中小城市和农村根据地的建设，实现“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决策，充分体现了毛泽东的先农村后城市的思想。
我军进城后，北满分局、军区立即决定建立党、政、军的市级领导机构，由钟子云、聂鹤亭等组成中共哈尔滨市委，建立了卫戍司令部，聂鹤亭任司令员，成立市政府，刘达任市长。随后召开市委会议，根据陈云、高岗指出的管理大城市的任务，做出四项工作方针，即发动群众，反奸清算；分种公地，修住官房；严惩罪大恶极的汉奸特务，肃清土匪，安定社会秩序；积极筹款，支持前线。
部队一进城，潜藏市内的敌人垂死挣扎，偷袭我机关，高岗的住所南岗马家沟多次遭敌人夜间袭击、骚扰。哈尔滨市党政军领导，根据分局、军区的部署，组织大批工作队和部分部队进行政治启蒙教育，肃清盲目正统观念，发动群众进行反奸清算斗争，组织群众深刻揭露、清算了哈市的大恶霸姚锡九、李九鹏和老巴烟厂经理赵一拂等团伙的罪行。在群众的强烈要求下，公开处决了姚、李二霸。参加公审公判大会的数十万群众拍手称快。哈尔滨周围的土匪武装，在我重兵的围剿下，纷纷溃散，有的投降，有的逃跑外地。先后共摧毁和收降土匪团伙80余个，匪首90多人，收缴长短枪、机枪5千多支；破获几起国民党特务组织，逮捕了特务分子、建军分子、土匪强盗5千多人，缴获长枪4千多支、短枪8千多支、机枪10多挺，还有几万发子弹、9千多斤炸药、大量手榴弹和20多部电台等军用物资，沉重打击了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巩固了人民民主政权，城市秩序井然，使我党我军在第一座大城市站稳脚跟，取得了接收大城市的经验。群众说：“想八路，盼八路，八路来了有活路。”
哈尔滨不仅成为我军解放东北的心脏，而且是人力、兵器支持前方的基地，为筹备新的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和成立全国总工会提供了条件。据资料统计，哈市到1948年动员参军2万3千多人，生产六0炮2千多门，六0炮弹22万多发，八二迫击炮弹2万多发，掷弹筒弹4万多发，还有大量的爆破筒等兵器，以及大量部队服装，仅47、48年两年生产军装250多万套。皮、棉军鞋近百万双，还有大量被褥、军帽等。此外向东北解放区130多个县培养输送大量干部，成为各地机关、部队、厂矿企业和事业单位的骨干力量。医疗和转运从前线下来的伤病员2万3千多名。
哈市各级组织近3万人和1千多辆汽车、马车支援前线，对东北人民解放事业和全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北满地区全部解放后，东北中共组织和军队领导的家属陆续辗转到北满。高岗、彭真、陈云、张闻天、李富春等高于家属，去年11月从延安出发，经绥德、晋西北，到邯郸晋冀鲁豫军区所在地，因铁路不通而在此滞留，军区领导去看望和关照。这些高干家属由黄火青带队护送，1946年5月，从张家口乘火车到达齐齐哈尔西满军区所在地，李富春派人把她们护送到哈尔滨。
苏美英三国外长公报，催促苏军尽快撤出中国，国民党因东北兵力不足，再三要求下，苏军推迟到1946年5月初才撤离完毕(除大连外)。
其时，蒋介石留下苏联红军给他维持东北秩序，乘此急调大军到东北抢地盘，掠物资。从西南等地区调160万军队到华北、东北等地抢夺，在东北接连占领四平、公主岭、长春、沈阳等城市。5月23日，蒋介石带着夫人宋美龄到沈阳亲自部署对东北解放区进攻，他得意的说：“没有四平战役，就没有东北。”6月3日，蒋氏又飞抵长春命令各部队尽快抢占战略要点，妄图侵犯北满，哈尔滨暴露在敌人兵锋之下。
蒋介石挽留苏联军队延期撤离，事与愿违，恰好给我党我军创造乡村根据地以机会，在苏军撤离后，北满根据地已经形成规模，造成向外扩展的局面。
5月12日，中央决定高岗代理民主联军第二政治委员(罗荣桓出国养病)，驻民主联军总部。罗帅出国前，对林、高、陈建议对东北局班子调整，彭真领导不力。
敌占四平，追“共军”的目的实现，与我军隔松花江对峙，用高音喇叭进行反动宣传，叫嚷进攻哈尔滨、牡丹江等大城市，对哈尔滨形成严重威胁。在形势异常严峻的情况下，5月下旬北满分局在哈尔滨召开各省委书记会议，总结经验教训，分析形势，研究撤离哈尔滨的问题。高岗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着重分析了四平战役后东北地区形势和对策，指出了扭转严重局面的方向和任务。他针对干部、部队思想低沉的状况，大讲莫斯科曾经大撤退，换得大胜利的事例，以鼓舞士气，振作精神。他说，决定胜负的因素，不是一城一地的丢失，不是一、二次战斗的失败，而可怕的是希望的丧失，只要有信心，“不丢掉希望”，整理好内部，拉起再干，终将夺取胜利。会议决定，各省即召开县书、县长会议，布置任务，抽80-90％的干部下乡发动群众，搞土改，地方部队集中剿匪，创造自己的“家务”。牡丹江抽2万干部和积极分子到农村开展土改运动，黑龙江下乡干部达90％，使土改、剿匪互相结合，互相促进，形成热潮。
5月底，东北局开会研究东北恶化的形势和对策以及北满分局与东北局、北满军区与联军总部合并等问题。会上存在激烈斗争，彭真等人要改组民主联军总部，撤掉林彪；林、高等人也建议中央改组东北局领导班子。中共中央决定北满分局与东北局合并，东北局改组，林彪任东北局书记、民主联军司令员兼政委，高岗任副书记，民主联军副司令员兼副政委，并以林、彭、罗、高、陈五人组成东北局常委会，高岗兼任秘书长，高岗主持东北局、联军总部常务工作，加强中共东北党组织和军队的集中统一领导。
中共中央在调整东北局班子决定中指出：这样分工在目前情况下，不但有必要而且有可能，“中央相信诸同志必能和舟共济，在重新分工下团结一致，为克服困难争取胜利而奋斗。”林彪被任东北党和军队一把手后，躲在舒兰地区迟迟不到哈尔滨，东北局几次通知不到职，有人认为他对彭真有气，原不听正确意见，才落今天狼狈的样子，故意拿架子；有人认为他被杜聿明吓破了胆，担心接任这样的局面后，一旦敌人打过江，我在东北站不住脚，要流往苏联，所以再观察一下杜聿明的动作。
高岗亲自去接林到哈尔滨，他俩在东北问题看法上较相一致(如避免仓促应战，未得中央批准前，主动撤出四平，建立根据地等重大问题)。高岗是个粗中有细的人，他说：“不是不敢打大仗，而是没力量。”翅膀硬了后，他积极主张打大仗打恶仗。他反对南满条件不成熟占领大城市，对条件成熟的北满，积极指挥解放哈尔滨。自此，高岗直接参加了东北局和联军总部重要领导，加强党和军队建设，扩充武装部队，组织后勤供给，参加指挥东北解放战争决策，是林彪的得力的坐镇机关的帮手。
高岗和林彪、罗荣桓在东北解放战争中，配合默契，重大战役和决策，都互相征求意见，能想在一起，干在一起。高岗性格外向，爱讲善讲，心直口快；林彪内向，少言寡语，善动脑筋，自然形成内外结合，互相支持，取长补短，相得益彰，共谋策进。
林彪多住在双城，他对高岗很信任，放手工作，东北局和总部日常行政工作靠高岗负责；高岗对林彪、罗荣桓很尊敬，认为他们是科班出身。高岗经常直接进林彪房子商决工作，讳莫如深长谈，除了高、罗能直接进林彪房子，别人要进林彪房子，就得卫士通报后才能进去。林彪常到哈尔滨高岗处交谈工作，他对工作人员说：“咱们去听课。”张秀山说：高岗的意见，林彪不听取的很少，几乎都被采纳。他们配合好，决策准。林彪说高岗办事果断、干练，对地方工作和党务、军务有经验；高岗说林彪能打仗、有谋略，又是毛泽东的爱将，他虽然是政治局委员，仍很尊重林彪，形成天然互补关系，三人一条心，只用三年时间东北就变成共产党的天下，蒋介石万万没有想到垮得那么惨，连我们的一些高级领导刘少奇也感到有点“太快”，担心“消化不了”。
由于一度时期，东北局注意力集中于夺取大城市方面，放松了东、南满大城市周围和铁路两侧发动群众，建立能进能退的乡村根据地。当国民党大批军队开进东北时，敌我力量悬殊，我军不得不撤退，特别是我军撤出四平、长春之后，东北形势急转直下，城市守不住，乡村又没扎下根基，我党和军队指挥机关及部队节节北撤，只保存了辽宁省委的建制，其它地方全部失守。白坚任辽宁省委书记，辖西安(即辽源)、清源、海龙三个地委，坚持敌后游击活动，以长春敌人守备薄弱，敌占少数点线的状况，“我之方针应坚持各点线之间广大地区的斗争，破扰敌人之后方。”
其时，哈尔滨形势异常严峻，杜聿明一旦打过江，民主联军难以顶住。6月1日、2日，林彪和东北局分别向中央发出电报称：“准备打游击战，放弃哈尔滨。”黄克诚给毛泽东的电报说：“东北情况很混乱，很难阻止敌人占齐哈(即齐齐哈尔、哈尔滨)，假使退出齐哈，能取得和平停战，则坚决退出求得停战，来整理内部，以求再起，时机紧急，请考虑。”
6月3日，毛泽东给东北局电报说：同意你们作放弃哈尔滨之准备，采取运动战与游击战之方针，实行中央去年12月对东北工作的指示，作长期打算，为在中小城市及广大乡村建立根据地而斗争。
杜聿明完全可以一股作气打过江，夺取哈尔滨，那时我军也准备撤离哈尔滨。按军事观点讲，蒋介石如果依杜聿明的意见打过江，占领哈尔滨，我将处于更被动的局面，后果很难设想，至少要撤到合江深山老林，东北解放的时间可能推后，不会胜利得那么快。但此时，蒋介石还在东北坐阵，他怕打过江会引起苏联干涉，加之担心战线过长，没敢让杜聿明打过江。
“放虎归山”，度过难关。林彪被高岗请到哈尔滨时说，被动过后就会主动。高岗说我们被动“有人为因素”。之后，他俩为自己侥幸守住哈尔滨而庆幸，也对杜聿明屯兵江南失策而惋惜。这是我军不幸中的万幸。
高岗就是在这种严重危机关头受任东北局和联军总部第二把手。他上任后亲自主持起草发出东北局关于《四平战役后东北形势与任务的指示》(即6·1指示)。指出：敌人占四平、长春一线并向两侧伸展后，各地群众尚未发动起来，根据地尚未建立起来，加之土匪、民团乘机蜂起，群众中特别是敌战区和近战区群众存在严重的观望态度，部分党员干部中的和平观念未彻底克服，“形势是异常严重的”。指示明确提出：克服当前危机，转变当前局面的中心一环是“全党全军动员一切力量迅速深入、普遍发动群众，主要是深入发动农民群众，彻底肃清土匪，解决土地问题，增加工人、雇农、零工工资，改造区、村政权，特别是在斗争中组织与改造地方武装和建立民兵，并动员新兵源源不断补充主力。现在一面应分派最大力量发动群众，保卫与建立北满战略根据地及依靠长白山、依托关东州及依托内蒙之两侧根据地，一面应分遣精干的部队与干部深入敌侧后广大空隙地区，组织武工队，抓住当地群众最迫切的要求，发动群众，组织武装与地方基干部队结合起来打击特务、土匪之骚扰，展开敌后之破袭与游击战争。”“只要我们能够把群众真正发动起来，建立起巩固根据地，使战争成为广大人民热烈支持的战争，成为民兵地方武装与主力密切配合的战争，……只要我们把主力、地方武装整训、充实成拳头，并在敌军内部进行有效的工作，敌人最后终将被我们所断送。”这个文件还对作战方针、兵力部署和军工生产作出了明确指示。
这个文件对东北各地党政军应对严重形势，振奋精神，提高士气，“克服当前危机”，“转变当前局面”起了重要的战略决策性作用。从此，争取东北工作重点放在发动群众，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和长期作战上。
当时，东北我党我军是最困难时期，危机四伏。一些党员干部原以为“最后一战”就太平了，没想到一战后形势恶化，损兵失地，灰心丧气，敌追我跑，江南没有落脚之地，哈尔滨岌岌可危。更为严重的是一部分党员、干部悲观失望情绪抬头，群众普遍等待、观望、恐惧，土匪蜂起肆虐，国民党陈兵江岸，虎视眈眈。哈尔滨市内也很乱，高岗的住处被骚扰，林彪的警卫员的枪被抢走，衣服剥光。
面对这种形势，东北局按毛泽东电令，决定撤出哈尔滨。东北局、联军总部后方机关、报社、电台、后勤辎重、军火厂和军事院校、东北大学等已迁往东安等地区，东北局的一些东西也装在车上，敌军一旦过江，就马上撤离，放弃这座“东方莫斯科”，形势危急至极。
6月5日，毛泽东给东北局发来电报说：“蒋已允马(即马歇尔)停战十天，请东北局坚持哈尔滨十天，望立即布置坚守十天至要至要。”高岗看到电报，喜出望外，感到黎明前的黑暗即将过去，东方露出一线曙光。他回想到：今年4月，他以胜利者的姿态，在70万人欢呼“共产党万岁！”“民主联军万岁！”的口号声中，进入这座繁华的城市，对他来说，是一生中最欣喜、最荣耀的一次，没想到今天打包行李，准备逃跑，一喜一悲百感交加。一惯能吃能喝能玩的他，现在愁眉苦脸，找不出个办法。毛泽东的电报，给他增加了无穷的力量。在东北局的常委会上，讨论研究坚守十天的部署，他态度坚决，主张重新加强几道防线，“坚决守住哈尔滨”。
6月6日，中央又电令东北停战半月(实际至10月前一直处于停战状态)，这就为我腾出整理内部，拉起再干的机会。有人说两次停战，守住哈尔滨，有马歇尔的作用。
早在4月，我占长春、四平等大城市后，东北局领导乐观，干部中滋长一种和平享乐观念，以为“最后一战”解决东北问题。有些人花天酒地，听戏看戏，闹陈设，逛市场，找老婆，下馆子，没有汽车不走路；一些人变了，忘记了穿草鞋，饿肚皮，天当房子地当炕、脑袋别在裤带上的苦日子；基层干部要求到城市工作，军队干部要到后方做地方工作，要到长春，吉林等城市工作。机关、部队进城市后转移时，把豪华家俱、沙发等物都搬走，对弹药军火反倒不重视。四平保卫战后又滋长悲观、失败思想情绪。
东北局、联军总部针对敌人进占四平、长春后，向东西北三面伸展，潜伏的土匪出洞，被斗争过的汉奸、特务、地主乘机活动，树立山头，拉股为匪，地方收编的武装叛乱，配合国民党军队进攻的严峻形势和我们干部、军队悲观丧气及部分人享乐腐化思想，接连发出剿匪和发动群众，教育群众工作、南满任务及东北斗争方针等指示及组织工作团下乡创造根据地的决定、指示。文件强调指出，推广宾县的经验，要采取“第一是蝗虫政策，集中干部先吃掉一块再吃另一块”。“第二是大官做小事。所有干部应一律分别去做群众工作，只有把群众发动起来，我们在东北才能立脚，才能胜利。”“东北的斗争，我们虽一方面力求争取和平，但应以99％的准备作艰苦的长久的打算，切不可存侥幸的和平心理和侥幸的以一两次恶战解决问题的心理。”
对东北方针问题，文件反复强调我们的根本方针“应当依靠乡村的广大农民群众，坚决实现清算减租斗争”，把分配土地作为最主要的任务。在剿匪工作上，要求主力部队按地区划分参加剿匪，“一把抓住，按倒就打，”安定一方创立根据地，建立自己的“家务”。把毛泽东主席“战争的伟大力量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的教导落到实处。
后来在1948年11月，东野入关前，东北局召开扩大会议并做出相应的决议，对我党我军初进东北至1946年7月以前这段工作教训作了概括总结：“当我们开始进入东北，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帝帮助下，曾经用和谈烟幕，进兵东北，接着又依靠其当时军事上的优势，配合东北反动势力，向我作大举进攻，企图消灭我们于立足未稳之时，当时情况，极为困难。尤其是当时东北党内少数领导干部所存在的错误思想，更增加了当时的困难。这些同志对于敌人的和平阴谋抱着很大的幻想，对敌我力量的对比，以盲目的乐观代替了冷静的科学分析，对旧政权旧军队敌伪残余分子的本质，缺乏阶级分析，过分强调少数一时不能取得的中心城市的作用而忽视了广大的乡村，因而使他们违背了毛主席一九四五年十二月的指示，在坚决依靠东北人民，坚决消灭敌人，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各种政策上发生了许多原则性的错误。这是在阶级斗争的紧要关头，少数同志丧失阶级立场的一种非常危险的倾向。这种倾向，一开始就遭到另一部分领导干部的坚决反对，但仍给予东北人民解放事业以很大损失。直至一九四六年东北局七七决议之后，才在全东北党内贯彻毛主席一九四五年十二月的指示，克服了党内右倾危险。”会议对彭真同志任东北局书记期间的错误作了历史结论。林、高、罗、陈等发言肯定了“七七”决议正确。历史事实说明，没有七七决议贯彻，东北解放战争可能要另写。
这个决议是符合东北实际的。可当时对夺取“中心城市”、“和平幻想”，不仅仅是“东北党内少数领导干部”，中央也大有人在，毛泽东、刘少奇也不例外。1946年1月6日、26日，中央的两份电报中说：“国内和平有希望”，“我们完全不应该怀疑东北问题有和平解决与国民党实行和平合作的可能。”3月下旬和4月中旬，党中央致电东北局并转林彪、黄克诚、李富春和林彪、彭真并转周恩来、陈云、高岗。电报指出：“我党方针是全力控制长哈两市及中东全线，不惜任何牺牲反对蒋军进占长哈及中东路，……黄李部动员全力坚决控制四平街地区，如顽军北进时，彻底歼灭之，决不让其向长春前进。长春占领，对东北及全国大局有极大影响，望对有功将士，传令嘉奖。”“必须增加四平方面兵力……迅速准备一切，为保卫长春而战。”所以，保长春守四平失败的责任全归彭真不公道。
历史证明，为保长春，死守四平的“最后一战”，是联军在东北战场上一大失策，城乡皆失。而国民党军在四平获得一点惨胜后，没敢过江，扩大战果，也是一大失策。我军守住哈尔滨，如虎入林，重整旗鼓，由东北边起一路南下，终于独占东北，入关作战，而后打到中南脚。这对我军来说，坏事变成了好事，城乡皆得，否则，我们的包袱还不知要背多久，必将影响东北乃至全国解放的历史进程。韩先楚将军回忆说：“经过四平保卫战和大撤退的反面教育，彻底消灭了和平幻想，对东北全党全军在和战问题，根据地建设问题上，统一了思想，产生了积极影响。”对国民党来说，好事变坏事，城乡皆失，并从此为起点加快了它覆没的步伐。
路线对头，方针正确，指挥得当，东北危险局面迅速改变。东北解放战争的胜利把蒋介石心腹爱将杜聿明、陈诚、卫立煌等一个个打下台，赶出东北，什么“天下第一军”、“千里驹”、“虎师”统统被打得落花流水。
东北解放战争胜利的最根本、最重要的一条原因，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解决了农民对土地的迫切要求”，使解放战争成为人民支持的战争，人民参加的战争。国民党政权的官员万万没想到，国土收复的三年内，得而复失的根本原因，就是民心失掉殆尽。东北战场胜败，充分证明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连美国艾奇逊给杜鲁门致函中也说：“国民党文武官员在日本手中收复地区中的举止，已使国民党迅速地在这些地区中，丧失了人民的支持和他们自己的声望。”
围绕着大城市徘徊、留恋的幻想，被四平保卫战打破，杜聿明用飞机、大炮上了一堂流血的政治课，使东北局领导的头脑清醒了，“最后一战”打掉了先夺城市的“思想包袱”，所谓的“优势”丧失，大城市包袱丢给了敌人，我们只占中小城市和广大乡村，战略上分歧意见基本消除，集中全力放开手脚，轻装机动作战，创造巩固的根据地。但有人仍存在和平幻想残余。
国民党和美国玩弄和谈手腕，假停战，真备战，美国调停是假，出钱出物帮国民党打内战是真。把戏耍完后，真相毕露，开始大举用兵，向解放区发动进攻。因为他拥有400多万军队，拥兵恃重；在沦陷区接收大员满天飞，接收2411个日伪工厂，价值20多亿美元，接收日本军用物资价值6亿多美元，可供百万军队的全部装备，美援的巨资可装备45个师，供给1000架飞机、7000门大炮、271艘军舰，还有坦克、其他军火，并控制着70％多的地盘和人口，几乎全部大城市、主要水陆交通线及主要资源和近代工业。还有美国的大批军用物资援助，海空帮助运送五、六十万军队，培训陆海空和警察、军医等军事人员等15万之众，派军事顾问团参加策划和指挥中国内战。它还把持着国家中央政权，在国际占居着合法地位，更重要的是日本投降后，腾出手来，集中力量消灭中共及其领导的军队，恢复独裁统治。
同国民党相比，中共只有120多万兵力，装备只有从日伪军手里夺取的“三八大盖”和少量的大炮，没有什么工业，只控制200多万平方公里地区和1亿多人口，多是贫困地区。解放区的政权，在国际上还不承认，得不到任何外援，后方不巩固，连中央所在地延安也被胡宗南占领，各方面相差很远。蒋介石认为他这番苦心备战，用全部力量来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似乎不用吹灰之力，会如愿以偿。他狂叫道：采取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在三至六个月内，首先消灭关内共军，然后解决东北问题”。
蒋介石的假和谈，真备战，党中央、毛泽东早有预料。在蒋介石积极发动全面内战期间，针对党内存在一些恐蒋恐美情绪，党中央毛主席向全党指出：蒋介石虽有美国援助，但是人心不顺，士气不高，经济困难。我们虽无外国援助，但是人心归向，士气高涨，经济亦有办法。我们是能够战胜蒋介石的。全党对此应当有充分的信心。“反动派总有一天要失败，我们总有一天要胜利。这原因不是别的，就在于反动派代表反动，而我们代表进步。”毛泽东同志还指出：“和全民为敌的蒋介石政府，现在已经发现它自己处在全民的包围中。”还提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点。
毛泽东主席的这些科学预见，鼓舞了全党全军斗志。高岗对党中央、毛泽东的指示，坚决拥护，竭尽全力组织贯彻，他理解到毛泽东的战略思想，不管和与战，共产党要推翻国民党统治，夺取全国政权是坚定不移的。在这个根本问题上，他一点也不含糊。
蒋介石的全面部署就绪后，1946年6月全国内战爆发。蒋介石首先向我中原解放区进攻。长春、沈阳等大城市被侵占后，蒋介石以为“解决东北问题”的要点已得手，集中力量解决关内的问题，东北战场暂处停战状态。东北局和联军总部，抓紧这个时机，将主力部队和大批干部组成的工作团，深入基层发动群众，使基本群众在开展经济斗争后迅速转入武装斗争。认真贯彻中央“五四指示”，掀起解决土地问题的高潮。根据高岗的提议，东北局决定，选择背靠苏联、朝鲜的合江、牡丹江为北满最基本的战略根据地，组织千人以上的7个工作团开赴农村，发动群众，进行土地改革，创建根据地。
1946年7月初，针对敌人进攻的态势，东北局在哈尔滨召开了扩大会议。会议全面分析了国内外及东北的形势，讨论了准备放弃一些城市，以保存实力，壮大力量再夺取的问题。总结了近一年来创建根据地和阻击国民党军进攻的经验教训，进一步完全统一了对敌强我弱、和与战、城市与乡村和作战指导方针等问题的认识，并作出了决议。会议肯定北满地区半年多的成绩和经验。高岗、陈云等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
高岗在讲话中指出，要坚决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中央《建设巩固的东北根据地》指示，创造根据地，巩固后方基地，是东北目前的第一位工作。要坚定艰苦的长期的斗争思想，克服对夺取东北斗争的严重性认识不足的侥幸心理，克服和与战的问题上的混乱思想，坚持长期的、艰苦的斗争，一时的停战是蒋介石的兵力不足，注重城市及交通重点，和中原、山东打仗，并不是不想在东北大打。他腾出手，必然向东北解放区进攻。我们却不能再存有依靠和平谈判解决东北问题和靠一两次恶战解决东北问题的侥幸心理。解决东北问题要立足于长期斗争，多次大战、恶战。把重点应放在中小城市和铁路两侧的广大乡村，发动群众是关键，形成广大农村根据地，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反奸清算，减租减息，分地分粮，改造政权，建立农会，建立物质和兵源的后方基地，只有自力更生，自立自强，取得广大群众的支持，形成农村包围城市的态势，而后彻底消灭敌人。
他说我们不是不要城市，终将要夺取东北所有城市。可现有力量，注意于大城市是个包袱。他说，东北前途只有用战争解决问题，要用枪杆子打，嘴巴子、笔杆子靠不住的，原因很简单，“和平”是力量的均衡，优势是在蒋介石方面，他满以为不用吹灰之力能消灭你，会跟你和平吗？“攘外”的时候，他要先“安内”，日本打败了，他不安内吗？蒋介石绝对不会把政权交出来，政权是他的命根子呀！不是我们不想和平，蒋介石不让你和平。现在的和谈、停战，是他抢占了大城市和交通要点后，兵力不足，顾及不来，并不是不想要东北了，他不懂东北的重要吗？我们强调“根据地的重要，就是准备长期同蒋顽斗，有了根据地，我们就有家”，要什么有什么……正如毛主席所说：延安的一切是枪杆子创造出来的，东北也是如此。
会议期间，他个别找了一些同志谈话，做思想工作，帮助提高对做群众工作，创建根据地的认识。他说：“我们领导要坚定组织发动群众的正确方向，中国革命要胜利，就要依靠农民武装夺取胜利。”东北局个别同志在会上检查了前一段工作中的问题，纠正了对依靠农村力量认识不足和寄希望于和平谈判解决问题等偏向，统一了思想认识，增强了团结，加强了集中统一领导，集中力量，同心协力，夺取东北。会议决定由陈云起草决议，经过常委会反复讨论、修改，7月7日，一致通过作出具有历史意义的《关于东北形势与任务的》决议，亦称“77决议”。
这是继“6·1指示”的又一重要文献。《七七决议》由陈云亲自主持起草的，在讨论中，高岗等讲了一些修改意见，在修改中采纳。《决议》指出：东北斗争的尖锐性和长期性。“我们干部中有许多人不认识深入农村从事长期艰苦斗争以建立根据地的必要性重要性。”创建根据地是我们目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工作的第一位。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阶级是我们的主要敌人。创造根据地的中心任务是发动群众进行翻身斗争，进行土地改革，组建政权和发展党组织，扩充部队，建立自卫队，坚决肃清土匪。号召全党同志准备长期艰苦的斗争，克服和平思想，增强群众观点，走出城市，从事艰苦的深入的群众工作，造成干部的下乡热潮，“力求在半年之内把群众发动起来。”
这次会议在东北的历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是一次统一思想、消除和平幻想，增强党的团结的会议，是一次坚持根据地建设，发动群众的会议，把东北的局面扭转到正确路线上来，毛泽东的建立根据地指示落到实处，变成党政军民的实际行动。
合江省是东北边陲地区，日伪时改称东安省。这里是我军背靠苏联创建的最深远的根据地，东北局和联军总部把这里划为第一个后方战略根据地。1946年7月初，东北局决定派陈伯村担任东安地区土改工作团团长兼东安地委副书记，李尔重、于杰任副团长。在哈尔滨出发前，高岗向他们谈话并交待任务。他说：“东安地区靠苏联，境内有完达山脉为依托，国民党是不易打到那里的。东北局把那里作为根据地的深远后方，将要把从延安迁来的通讯兵学校、陆军医院、军委通讯器材厂、太行山兵工厂及刚建不久的联军总部航空学校等迁到东安，还要建立大仓库储备重要的军用物资。你们带的这个工作团人最多，大部分都是延安和其他根据地来的老干部，要把那里的土改尽快地搞起来，建成一个巩固的根据地，这个任务是艰巨的。”高岗将东北局写给东安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吴亮平同志和军分区司令员谭友林同志的介绍信交给陈伯村。他告诉陈说，工作团在合江省委和东安地委领导下进行工作，对东安地委书记吴亮平同志要尊重，他是我党内有名的理论家，曾在中央担任过重要工作，是位有经验的同志，你们要团结好，一些重要问题要和他事先商量。
七月会议结束后，东北局领导分别到各省传达会议精神，高岗到合江省佳木斯传达会议精神和“七七决议”。高岗在东安，详细听取了东安地委书记吴亮平、副书记兼土改工作团长陈伯村和剿匪部队三五九旅旅长刘转连、政委晏福生等就土改、剿匪工作汇报。
7月下旬，在佳木斯召开合江省党政军领导干部和土改工作团领导干部会议，高岗传达了七七决议和东北局扩大会议精神。他强调贯彻中央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正确方针和坚持执行7月7日东北局扩大会议决议的重要性。他说，在党的“七大”期间，毛主席特别指出，“从党、从中国革命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把现有的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七大”路线的基本点是发动群众，壮大力量，夺取全国，我们要坚决贯彻这条路线。在日本投降的前夕(按：45年8月13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干部会上讲话中强调指出，蒋介石“总之是要发动反人民的内战，要屠杀人民。”蒋介石，国民党的这一方针已经定了，我们要“针锋相对”。
他强调指出，我们所有同志要认识清楚目前处于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决定了东北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关键是基本群众发动起来进行斗争。农民群众不发动起来，我们就站不住脚，只要掌握了群众，就能立于不败之地，就有夺取东北的基础和保证，最终“胜利属于我们”。他还着重讲了建立农村根据地的极端重要性和经验。他说，从井冈山根据地伟大意义到陕甘宁根据地的重要性和经验说明，只有解决农民的迫切要求特别是土地问题，农民才会顺我们，跟我们走，革命根据地才能建立、巩固和发展，革命战争才能获得物质基础和人力资源。“没有大批翻身农民的支持，东北革命就不能胜利”。战争是要有物质和人力的，如果没有广大农民的支持，现有主力会被敌人消灭，我们就注定要失败的，东北没有我们立足之地。“根据地就是‘家’，要加强建立自己的‘家务’。”“历史上不知有多少次农民暴动，就失败在没有根据地。”会议对高岗的传达报告进行讨论，统一了思想，增强了斗志，坚定建立根据地的决心。之后，他会见了已迁到该地区的东北局后方机关、学校领导。高岗带工作人员乘装甲火车视察了兴凯湖岸的当壁镇，看了中苏边界界标，询问这一带民情风俗，检查了土改，勘查了地形，为撤离哈尔滨和建立军工等后方做准备，作为同国民党进行长期斗争的总后方和战略基地。
“8·15”后，东北“胡子”(东北叫土匪为胡子)为全国之最，北满地区是最中之最，估计“最少不下十万人，大股都经常盘踞在数县境内，五花八门，名目繁多，且装备优良，有野战重炮。”1945年冬至1946年1月，国民党“接收”要员进驻沈阳、长春、哈尔滨等大城市和大批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后，趁土匪四处峰起之机，以“胡子”为基础组建保安队，“建军分子”四处奔波，收编加委，国民党政府委任状满天飞，什么“中央先遣军”、“中央挺进军”、“地下军”、“纵队”等，山头林立，洗劫村攻击县，配合国民党军队占领东北。计有“总司令”、“总指挥”、“集团军”头目31个，“军长”30多个，“师长”155名。这些“胡子”盘踞百余县，占东北县、旗三分之二左右，到处打家劫舍，非常歹毒，无恶不作。中共组织和联军初进东北只占据不到60县，有的还不巩固，经常遭到“胡子”的威胁、袭击，反诬蔑共产党为“匪”、为“八路胡子”。今天叫嚣攻打这座县城，明天叫嚷血洗那座县城，真是猖獗至极，不可一世。特别是国民党军队占领锦州、阜新、北票、朝阳、彰武等城市后，这些“胡子”更为猖獗。
1946年1月10日，国民党政府与中共代表在重庆谈判达成停战协定，并成立北平军调处执行部。但国民党又片面宣布“国共停战，东北除外”的谬论，以此为借口造成了关内小打，东北大打的局面；在东北停战协议成立后，仍继续向营口、本溪、四平大举进攻。国民党加紧向东北调动部队，建立政权，抢占城市，继之向解放区进攻，加快抢占东北的步骤。东北局和联军总部逐步向北转移。接着出现关内外大打的局面，内战蔓延到全国。
北满地区在陈云、高岗领导下，立足于长期斗争的思想，集中主要部队和干部，深入铁路两侧和广大乡村，剿灭土匪，发动群众，着力建设巩固的后方根据地。北满各地在分局扩大会议精神的推动下，掀起开辟根据地斗争的高潮。高岗等主要领导深入第一线，亲自参加指挥剿匪战斗，总结典型经验，指导全区。
北满在日本投降后，日、伪时期的警察、汉奸、特务和地主武装合股为政治土匪，人数众多，祸害最重，简直是土匪的天下。这些股匪又受封号加委为国民党的“地下军”、“先遣军”等番号。他们以深山密林为基地，拥有骑兵、炮兵、电台，祸患于北满整个地区，霸占很多县城、重镇和大片乡村，控制部分铁路、公路、航道和重要战略要点，可以伏击我整连整营部队和军运列车，攻击苏军的车辆、部队。捣毁我党政机关，残暴地屠杀干部，开膛抽肠，挖心剜眼，暴尸街头，惨不忍睹。这些股匪按国民党封委的番号做了旗帜和袖标，到处招摇撞骗，捣乱破坏，以中央军的旗号进行反动宣传，散发传单，大造谣言，蛊惑人心。不少受欺骗宣传的群众认为国民党是“正统”，中央军是“正牌”，而造成对我党我军的误解。
在国民党军队未进东北前，这些“胡子”只要有人收编，“找主求生”，纷纷要求收编。国民党军队一进山海关以后，有些被我收编的敌伪武装，“明当八路，暗投中央”，纷纷叛变为匪，调转枪口，杀害我派去的干部。我北安省派到逊河县县长顾延岭被叛匪杀害，顾县长带去的十几个人全部被活埋。顾延岭是从延安抗大来的干部，死得英勇壮烈，敌人枪打他时，他大骂敌人：“我就是老八路，抗战八年没有牺牲，今天死在你们这些汉奸特务手里。”合江省留守在依兰城里的骑兵大队一百多人，在铁路南侧搜索前进，迎接主力部队途中，遭到500多土匪伏击，全部壮烈牺牲，大队长惨遭开膛挖心杀害。留守在刁翊城我独立四团被1600多名土匪包围，因寡不敌众，团政委尹良雨、教导员王北昌和一部战士惨遭杀害，有的被剖腹拉出肠子缠在受难者的脖子上，暴尸街头，惨不忍睹。
在东北地区北满的土匪数量最多，破坏活动最为猖獗。松、合两江地区又更为严重，掳掠抢劫，群众深恶痛绝。谢文东的“中央挺进军”第十军，李华堂的“忠义救国军”，张雨新的“中央第十五集团军”，孙荣久的“中央第十集团军第二军”被称为“四大旗杆”，还有孙景福、刘东山、赵秉镛、龙德荣、俞殿昌等几十股土匪，加上地主武装等几万人、枪，殃患两江地区最为严重。
陈云、高岗在分局、军区所在地——宾县注意抓典型，直接指挥松江省的剿匪除霸、反奸清算，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北满分局委员、松江省委书记、省军区政委张秀山，是陕甘宁边区创建根据地的老手，有丰富的地方工作经验，是高岗的老战友，在抗日战争时期跟高岗一起建设陕甘宁抗日民主根据地，做出贡献。在建设东北根据地的斗争中，他们又走在一起，配合默契。北满军区和松江省军区到宾县住的很近，经常一块活动，一起研究工作，高岗直接参加制定松江剿匪作战方案和工作部署。
初进入东北的部队大部由东北局和联军总部直接指挥，投入各地的力量很少。松江军区初到宾县，能靠得住的军队不到1500人，党政干部只有六七十人。在北满分局、军区的正确指挥和积极配合下，全面分析松江形势的基础上，陈云、高岗和松江省领导确定以剿匪除霸、反奸清算开路，深入发动群众，扶危济贫，尽量满足群众要求，吸引群众支持，以创造巩固的后方根据地为中心的战略计划。同时成立剿匪司令部，高岗兼任剿匪司令。北满军区向肖华从山东开进东北的部队调来一个团，又从新四军要来两个团架子的干部，遂分到各军分区，扩编了两个团队伍，经过短期突击训练、整编，形成拳头，投入剿匪战斗。
1945年12月下旬，在高岗指挥下，张秀山、温玉成率部围剿敌“先遣第三军”取得首战胜利，打开伪满粮仓，分配给贫苦农民，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以此广泛宣传我党我军主张，扩大政治影响。接着，我军乘胜进剿，又打垮了群众称作“中央胡子”的“挺进军第二师”和“东北保安军”等政治土匪，一举夺取松花江以南的土匪盘踞的主要据点。1946年1、2月，我主力军三五九旅、山东七师开到北满和松江军区部队会合。七师开到北满时，冬衣不足，有些战士被冻坏身体。高岗得知后连夜坐卡车将军区仓库衣服送到战士中，部队领导黄克诚很受感激。主力部队和军区部队会合后，在高岗指挥下，首先扫除了松花江以北的木兰、方正等县土匪据点，大土匪头子谢文东、李华堂等带领匪部逃往合江地区捣乱，伺机待中央军进来配合反扑。
合江地区匪情更为严重，属北满冠中之冠，所谓“四大旗杆”的主力在这里。合江地区崇山峻岭，原始森林遮天蔽日，适合“胡子”繁衍、活动。“座山雕”一家就在这里当了三代土匪。土匪盘踞在佳木斯、勃利、湖南营、刁翊、林口一带，有两三万人，拥有轻重机枪、大炮、电台、战马等装备，占领十几个县，控制一部分铁路、公路、航道，并包围着佳木斯、依兰、富锦等城市，妄图在苏军撤走后(苏军原定46年2月1日前撤退)接收佳木斯和合江全省。当时，合江地区的土匪大大超过我们力量。敌人的武装特务在大白天冲进佳木斯市内枪杀我副市长；股匪攻到牡丹江市区内我军区司令部大门前；伏击我军从佳木斯开出的列车，形势异常严峻。合江军区司令员方强，原是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的副政委，高岗命他到匪情严重的合江担负剿匪重任。方强参加了北满12月会议，高岗亲自找方谈话，交待任务说，合江的剿匪任务交给你了，要注意发动群众，消灭中央胡子的“四大旗杆”。方强随即动身到合江，于1945年12月中旬召开会议，传达了北满会议精神和高岗的指示，以“创造中小城市与铁路支线在内的广大农村根据地”为指导方针，分析了合江地区严峻形势。会议提出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是集中力量消灭土匪，反对消极防御，要主动出击，在两三个月内争取剿匪工作的主动。会议根据北满会议部署和高岗的指示，制定了《合江军区的战略和军事建设方针》，开展了大规模整军训练，壮大实力。
北满军区为了加强剿匪战斗，要求各省军区首先从政治上注重对部队的整顿，以三五九旅老八路为榜样，号召部队向老八路学习，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在饱经风霜的三五九旅的作风引导下，短期内完成整军的任务，部队的阶级觉悟和政治、军事素质和组织纪律性有所提高，成为剿匪反霸的主力。
我军在进行突击整顿训练时，盘踞在合江地区的大小股土匪联合起来集结在依兰周围与我作对。1946年1月底，合江省军区各部队召开剿匪誓师大会，重点放在松花江、牡丹江两岸，以及牡丹江至佳木斯铁路及其两侧，哈尔滨至佳木斯铁路线东北角等广大地区，采取集中对集中，分散对分散，声东击西，忽左忽右，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大股土匪的策略。出师剿匪部队首战告捷，连战皆胜，消灭了谢文东一个旅的部分，摧毁张雨新匪部总部的八大处，俘敌十五集团军参谋长，卫队长、军法处长、团参谋等500多人。这一仗打开了合江地区剿匪战斗局面，鼓舞了部队士气，为群众出了气。
1946年2月，又歼灭李华堂匪部六七百人。敌人吃了败仗后流窜到刁翊等地集结。高岗指挥松、合两军区部队合围进剿，分进合击，两军区部队在通河会师。高岗、陈云在通河听取松江、合江军区部队领导汇报并作了指示。他们指出，松、合两江地区是北满匪患严重的地区，党和人民希望你们发扬勇敢战斗，连续作战的精神，不负党中央、毛主席的厚望，经受得起林海雪原的艰苦考验，尽快坚决消灭大股土匪，恢复这地区的县城、村镇，恢复铁路、公路、航道，为创造北满后方根据地做出贡献，为解放北满和全东北做出贡献。高岗当即指示，从北满军区拿出一部电台和部分枪支、弹药、经费，发给合江部队。
从此，合江部队和北满军区建立经常电台联系，及时接受北满军区领导和对作战的部署、指挥和了解战斗的结果。通河会师后，合江部队根据高岗的指示，乘胜挥师南下，两次攻打刁翊，围歼东安、富锦地区的土匪，取得重大胜利，收复了这一地区县城并恢复了交通秩序。到1946年7月，合江部队在方强指挥下，经受严寒、炎热和风餐露宿的艰苦生活，转战3千里，在深山、密林、雪原里，经历大小战斗200多次，消灭7000多名土匪，缴获枪支9000余支，还有弹药、战马等大量军用品。我军由开始800多人扩大到9000多人、枪，收复了10多座县城，解放了大片乡村。春季苏军撤退后，我军我党顺利地接收了佳木斯和合江全省。同时恢复了部分煤矿、金矿、林业、水产等生产，并开始和苏联小额贸易，开辟我首次和外国做生意的先河，部分地解决了部队的给养。群众对我军的认识大大改变，说联军是“为人民服务、为民除害的部队”，积极支持部队剿匪。被击溃的土匪，流窜到深山密林，不敢轻举妄动了，合江、松江等地区稍有太平。剿匪初战取得胜利，为发动群众进行土改创造了条件。但是东北的剿匪工作仍很艰巨。《林海雪原》小说里反映了东北剿匪斗争的真实写照。
1946年后半年内战全面爆发，林彪多在前方指挥打仗，高岗主持联军总部军事行政工作和政治工作，又担任东北局第一副书记兼秘书长职务，他集中精力指挥剿灭顽匪战斗，发动群众土改，巩固后方根据地建设，工作异常繁忙。成天处理党务、军事上的要事和文电、协调部署工作。高岗熬过不少没明没夜的日子，眼睛血红，为东北解放费尽了心血。6月，在东北形势异常严峻的情况下，主持起草并发出东北局和联军总部《关于剿匪工作的决定》，指出：“根据目前斗争形势的发展，充分证明北满——特别是合江及牡丹江地区为我党在东北最基本的战略根据地。因此，必须争取在最短时期内，坚决彻底肃清土匪，发动广大群众，建立巩固的后方，以支持长期斗争。”他日以继夜地工作，指挥北满各省联军和地方武装，剿灭残匪。抽出部分部队分到各地，划定剿匪责任区，采取“环环相套”、“猛打猛追”、“分进合击”等战术，分片协作，限期包剿，各个歼灭，使剿匪战斗取得重大成绩，发动群众和建立巩固的根据地搞得热火朝天，加快了合江、牡丹江地区工作步伐。7月会议后，东北局抽大批得力干部到该地区指导土改、剿匪，并把发动群众、反奸清算、扩充军队、建立地方武装、进剿土匪、分配土地等工作结合起来，互动促进。此时方强另派重任，东北局根据高岗提议，决定调贺晋年任合江省军区司令员，加强了剿匪工作的领导。高岗熟悉贺晋年很能打仗。贺离哈尔滨时，高岗和贺谈话，指出合江地区战略地位极端重要，剿匪工作关系到我们能不能在东北立脚，能不能坚持长期斗争的命运。他向贺司令下了死命令：“四大旗杆”实力主要在合江，谢文东是东北最大的土匪头子，对我们的威胁最大，你活捉不住这个中央胡子，就不要来见我。
贺晋年司令员到佳木斯后，听了合江省委书记张闻天介绍的情况，立即开会研究剿匪工作。在纪念“8·15”一周年时，佳木斯举行几万人大会，公审日本战犯和汉奸并镇压罪大恶极者。公审正要开始，敌人的子弹射向主席台，全城顿时枪声大作，骚乱平息后，主席台和会场鲜血淋漓，反革命传单还在空中飘扬，“欢迎国军”、“打倒共匪”。在通化国民党特务策划下，有3万多日本人参加暴动。
剿匪司令高岗不时询问剿匪战况，命剿匪部队负责人，要限期消灭，不铲除这些心腹之患，“我们就站不住脚跟。”1946年冬，天寒特冻，山高雪深，土匪逃进深山老林，剿匪工作极为艰难。合江省军区司令贺晋年向高岗请示汇报，提出天气暖和些再进山剿匪的要求。高说：家有匪患，我们怎能安生。北满根据地是我们的“家”，我们连土匪都消灭不了，群众怎能相信我们，群众不发动起来谁来支持我们，根据地怎能巩固，怎能保卫我们的政权？土匪能进山，我们不能进吗？之后，贺晋年指挥主力部队三五九旅不顾林海雪原和深山鸿沟的阻挡，风寒山宿和生活艰苦的困难，深入密林雪原、深山老林，追剿土匪。到1947年春，先后消灭了杨清海、谢文东、李华堂、张雨新、孙荣久等大股武装土匪。广为流传活捉“座山雕”的故事就是在此时发生的。“座山雕”(即张乐山)60、70多岁，爬山越岭赛过小伙子，张作霖、小日本都没抓住，却被一个“土八路”炊事班的杨子荣(原名杨崇贵)抓住了。在群众强烈要求下，先后召开几万人参加的公审公判大会，处决了罪大恶极的谢文东、张雨新等匪首，群众拍手称快。东北电台、合江日报先后报道了贺晋年指挥剿匪的事迹。
为了嘉奖剿匪有功部队，1946年11月、12月，东北民主联军总部高岗等签发传令嘉奖合江剿匪部队，表扬了贺晋年、谭友林部剿匪有功，并望再接再励，继续发扬不畏艰苦的战斗作风，彻底歼灭土匪残部。到1947年5月，合江地区消灭了几十股土匪，为民除了大害，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东北后方根据地更加巩固和发展，保卫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反奸除霸、土地改革运动顺利进行。群众说：“日本那么厉害，也拿‘胡子’没办法，共产党一两年就把‘胡子’消灭光了，就凭这一点，共产党不坐天下才怪了。”“胡子像雪霜蹂躏百姓，民主联军像太阳雪消霜化”。
北满地区的剿匪战斗，在北满军区和联军总部的领导下，进展快，成绩大，先后共歼政治土匪近8万人，消灭了有史以来从未绝迹的匪患。剿匪斗争的辉煌胜利，安定了人心，鼓舞了群众，保障了我党我军立足的根据地建设，顺利地进行土地改革运动，迅速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根据地农村出现了一片秩序井然，安居乐业的景象，为支持解放全东北和辽沈战役做了巨大贡献。
土地是刮金板，农民的命根子。占中国人口80％的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他们的生命和土地息息相关。进行土地改革，是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力量源泉所在，也是东北建立巩固根据地大得民心的主要内容。东北，特别是北满地区，土地辽阔，物产丰富，可是在日伪殖民加封建统治的14年，残酷剥削、压榨，疯狂推行“出荷”、“配给”等殖民加封建制度，把农村搞得山穷水尽。“九·一八”后，蒋介石推行不抵抗政策，命东北军撤进关内，使东北3省大好河山、3000万东北人民陷于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之下，惨遭殖民统治。日本侵略者为了维持其日益升级的侵华战争，逼迫伪满洲国傀儡政府与其签订多项不平等条约，攫取路权，垄断金融，强占海关，霸占土地。日本帝国主义不仅控制和垄断了对外的经济贸易和铁路交通，把整个东北变为日本独建的投资场所、原料产地和商品输出地，还在“日、满经济一体化”的招牌下，剥削、压榨东北人民，摧残民族工商业，把东北经济纳入日本军事化的体系中。并在东北各地铺设粮栈，垄断市场，统一收购掠夺大批粮食运往日本。据资料记载，1932年至1937年运往日本的粮食达613万余吨。1937年全面侵华战争发动后，日伪当局掠夺更多的粮食满足侵略战争的需要，对东北大米、大豆、油籽、豆油、小麦和面粉等农产品的购销实行垄断政策。1940年，日伪统治者又推行了“粮谷出荷”政策，就是把粮谷购销中的严格统制变为强制购销。1940年到1944年，日本侵略者以各种残暴手段，从东北掠夺粮食多达3660万吨。到1944年，“粮谷出荷”量竟达东北谷物产量的40％至50％，有的地方“出荷”大米、大豆占产量的70％一80％。闻名的东北黑土地被日军疯狂掠夺的成了名副其实的人间地狱，广大人民在饥饿线上挣扎，疾病和死亡率急剧增加，许多人因走投无路而自杀、当土匪。日本帝国主义还大量掠夺工业原料，如生铁、煤炭、石油等。在日本殖民统治的14年中，掠夺煤炭22800多万吨，生铁1200万吨。伪满时期，东北每年提供给日本的钢材占日本年产量的10％。盐、碱、铝、铜、石油不知其数。东北人民的这些宝贵资源和财富，却成为日本帝国主义工业和对华侵略的重要支柱。
1945年在日本投降时，农民破产，百业凋敝，人民过着不如牛马的生活。西满、北满农村群众，真可谓衣不蔽体，食不饱腹。60％左右的农民没房子，没土地，没牲口，没农具，沦为佃户，不少赤贫户没衣穿，有的全家几口人穿一条裤子，大姑娘出门胸腹前遮个簸箕，冬天冻死不少人。然而，大量土地集中到少数地主手里。好地集中到日伪“公家”、官家的开拓地、满拓地，分给日本移民或租给地主。地主只占总农户的5％左右，却霸占40％以上的土地；不少地主都直接养着胡子(土匪)。黑龙江省雇农、贫农占总农户的70％左右，只占12％左右的土地。日伪时期的东北政治压榨也极为残酷。封建加殖民的双重残酷统治、压迫、剥削，严刑峻罚，人民挣扎在水深火热的死亡线上。正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的“一方面是人们受饿、受冻、受压迫，一方面是人剥削人、人压迫人，这个事实到处存在着”。日伪时期官方统治机构相当庞大，一个村养活的警察、自卫团等一百多名，随便抢劫拿要，打人杀人，农民受压迫最深，农奴加亡国奴，没有一点自由可言。政治加经济的压迫，几乎到了活不下去的地步。在土匪里边有不少人就是活不下去而入伙混饱肚子的。
农民穷到这样程度，给我党恢复农村经济带来很大困难。但也有利于发动起来革命。“穷则思变”，要革命，要土地，要翻身。有人说：“辽沈战役是土改挖出来的。”
东北局、东北民主联军总部领导，明确认识到解放区农民对土地的迫切要求，他们想土地，爱土地，作梦离不开土地，就是没有土地。所以，土地改革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内容，是当时社会改革的杠杆，不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军队物质和人员来源都成困难。也就是说，不解决这个中国的根本问题，中国革命就不能胜利。于是东北局及时发动群众，进行土地改革，解放农业生产力，使大批翻身农民得到实惠，拿到胜利果实，真心实意拥护革命，为解放全东北奠定了物质、财力和人力基础。
高岗对土改工作团讲，农民房无一间，地无一亩，连力气都不是自己的。国民党的官僚、富豪，多数是占大量土地特权，过着豪华糜烂生活，发动土地革命，就意味着摧毁他们的“天堂”和社会基础，挖反动统治者的老根。他针对初进东北时干部是从军队中选拔的，强调军队和群众密切联系。他说：“干部从军队中来，军队从农民中来，我们必须依靠农民群众，解决土地问题，改善他们的生活，发动群众参加革命运动，这并不意味着纯粹是农民运动。”
东北土地改革运动，从1946年春北满分局和军区在宾县驻扎时就开始了。大体经历了没收日伪开拓地、大地主汉奸土地分配给贫雇农，“砍挖运动”和平分土地运动等三个阶段。
高岗等到东北不久，在给中央的电报(45年11月底)和12月北满分局会议上，明确提出东北工作的基本方针，强调指出解决土地是根据地建设主要内容的问题。1946年元月，率先在北满地区展开了“减租减息，分配敌伪土地”的斗争。毛泽东代中央起草的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对东北建设根据地的重大意义认识更加明确，把工作重点放在距离国民党军队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的认识更提高了一步。正如北满领导说，县委就是民委，民委就是农委。北满地区在陈云、高岗领导下以武装剿匪开路，开展反奸清算，解决土地问题。把剿匪除霸、反奸清算和土地改革有机的结合起来进行。高岗说，单有剿匪深入不了，群众运动也不能扩大和持久。只有两者结合起来，才能夺取全面胜利。他说，这是陕甘宁边区用血的代价换来的经验。到1946年春耕前把敌伪开拓地问题解决之后，紧接着中央发出了《五四指示》，提出反奸清算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北满地区就更大胆的抓土地改革，经营共产党的“家务”。
5月底，北满召开省委书记联席会议，传达“5·4指示”，研究部署了土地改革任务。高岗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指出解决土地问题是北满地区的基本任务，是建立和巩固根据地的主要内容。“农民有了土地，共产党就有了家，有了根。”东北局根据“5·4指示”和北满省委联席会议精神，于6月1日发出指示，突出强调解决土地问题。6月25日，东北局作出干部下乡的决定。北满地区都组织工作团下乡开展土改运动，分土地、闹翻身形成高潮。
7月1日，东北局和联军总部决定，部队以各旅为单位，划定一个地区去创造根据地的责任，在剿匪的同时，各派出一部分部队做群众工作，解决土地问题，保卫土改运动，创造“自己的家务”。“决定”还指出，各地抽出五分之三的干部，不分男女，不分资格，一概下乡做群众工作，创造东北的立足点。“7·7决议”又一次进一步号召广大党员、革命干部走出城市，丢掉汽车，脱下皮鞋，换上农民服装，不分文武，不分男女，不分资格，一切可以下乡的干部统统到农村去，搞土改，创造根据地。7月11日，高岗审定了《东北日报》发表题为《到农村去、到群众中去》的社论，号召全党全军深人动员，到农村去做发动群众的工作。广大干部、军队积极响应东北局和联军总部号召，掀起下乡热潮。东北局和联军总部先后派出1.2万多干部下到基层搞土改。合江、松江、牡丹江等省大部地区组织工作团、工作队，并抽调东北大学、东北军政大学、东北日报、画报等单位老干部和带一部分学员，到农村开展土地改革运动。松江、合江、牡丹江、黑龙江等组织二、三万干部、军队和部分学员、农村积极分子土改队伍，浩浩荡荡开到农村，开展反奸清算，土地改革。
8月初，在哈尔滨召开东北各省代表联席会议，与会各界代表180多人，讨论制定了东北民主建设的施政纲领和土地条例，并选举成立了东北各省行政联合会议(10月16日改为东北行政委员会，49年又改为东北人民政府)，选举林枫为主席，张学良的弟弟张学思和非中共人士高崇民为副主席，高岗等27人选为委员。高岗出席会议并讲话，与参加会议代表一起讨论通过了《土地条例》和东北局建议的《施政纲领》。随后，东北局发出《关于深入进行发动群众土地斗争的指示》，进一步指出了土改的方针、策略和任务。《指示》报中央和发各分局、省委。指示肯定了两个月来的成绩和取得了经验。同时指出“侵犯中农利益”的偏向等问题。“我们的政策是使得雇农、贫农和中农结成巩固的联盟，照顾中农，分化地主阶级。集中力量打击汉奸、恶霸、大地主、豪绅、土匪头子。树敌不要过多，保持和巩固反内战、反独裁的统一战线。”
中央接到东北局的电文后随即回电，肯定了东北局对“各项问题解决得很好，望贯彻执行。”
东北解放区土改运动蓬勃发展，共产党干部及民主联军官兵和群众普遍建立联系时，国民党东北行辕针对解放区群众土改运动，发布了《联保十家连坐办法》，规定：“如有亲朋来往，必须立刻向保甲长报告”，否则“户主与甲长以窝藏‘匪’论罪，其他9户连坐受罪”，以此防止革命人民活动，破坏发动群众工作。
但是，伟大的土改运动势不可挡，土地的魅力无穷，在东北局的领导下，加快剿匪为土改创造了条件，委派了一批强有力的领导干部担任各地工作团领导，使土改运动基本健康发展。到1946年10月，松江、黑龙江、合江、牡丹江、嫩江等省将2600万亩土地分配给500多万无地和少地的农民。
在土改运动中，高岗和陈云等同志，共同研究政策，指导土改运动外，他还亲自到合江、松江等地区视察土改剿匪工作，并向地方领导当面作具体指示。高岗到松江视察土改工作时强调指出，工作队到农村一律住在贫苦农民家里，实行“同吃同住同劳动”，和贫雇农打成一片。特别要注意群众纪律，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破坏群众纪律，影响很坏，等于军事上打一次败仗。要求队员不能谈恋爱，不能占斗争果实，不能坐在地主家里搞分地。他说，普遍采取宾县的“蝗虫政策”，挨门逐户访贫问苦，做群众工作、宣传党的土地政策，集中力量“吃掉”一个地区，再向全面推广，以反奸清算人手，重点打击大汉奸、恶霸、大地主，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争取富农，分化地主，“彻底解决封建土地制度”的问题，“一片一片摧毁封建势力”，使“农民彻底翻身”，在农村树立“贫雇农优势”。他强调指出：“谁争取了农民，谁就争取了中国；谁解决了土地，谁就争取了农民。”
东北三年解放战争的实践证明，解决了土地争取了农民，大得人心，广开兵源，夺取了东北的胜利。两年多的时间，在“翻身保田保家保乡”的口号下，农民真心诚意跟共产党，积极参军，军队由十来万发展到100多万，不解决农民的实际问题是难以办到的。合江地区根据“7·7决议”和高岗的指示，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桦县摆了4个工作团，总结经验，推广全省。到处对积极分子启发教育，向农民扩大宣传，使农民懂得“穷”不是天生的，是地主剥削造成的，穷人要翻身，就得打倒地主，土地还老家。
经过教育——斗争——再教育，提高了群众的觉悟，自觉起来开展土地斗争。到1946年10月，合江省地主的土地转到无地少地农民手里，农民还分到了牲畜、农具和其他浮财，整个土改运动搞得平稳，并涌现出5000多名积极分子。松江省召开县委书记会议，传达了东北局七月会议精神和土地条例，掀起了“大清算、大破产、土地归还农民”的运动，发动农民一边诉苦挖穷根，一边算账讨债，极大启发了农民阶级觉悟，土改唤醒了千百万农民同心干，深入揭露汉奸、地主反动派罪行和清算残酷剥削账，政治、经济账一齐算，打击汉奸地主的威风，提高农民的斗志。黑龙江到1946年秋，没收汉奸、地主的大量土地分给90多万无地和少地农民。全省形成群众翻身运动，大大增强我党我军在群众中的威信，基层政权得到巩固和发展。各地在“要土地、要翻身、打老蒋、保家乡”的口号鼓舞下，为保卫自己的翻身解放，农民积极投入“爱国保田”、保卫根据地的自卫战争，做到“前方流血，后方流汗”，“前方打老蒋的兵，后方挖老蒋的根”。北安地区一大地主，周围有800多户贫雇农是他家佃户，地主庄园养有武装。地主的儿子是东北局领导之一，团长王鹤寿请示高岗怎么办？这个问题不解决，北安土改难开展。高岗让王与某领导商量。某领导将父亲接出来，在部队的配合下，打下土围子，解除了武装，解放了贫雇农，划分土地、财产，铺平了北安地区土改运动道路。
1946年后半年，北满地区贯彻中央《五四指示》和东北局指示的精神，普遍检查土改工作，认为土改斗争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也发现运动发展不平衡，群众发动不充分，贯彻政策不够准。有的打击过宽，有的对大地主恶霸、大汉奸斗争不彻底，威风没打倒，群众对被斗对象没有完全划清界限和撕破脸皮。群众未真正发动起来，有的地方仍受反动势力的统治，一些地方出现了反攻倒算；有的地方村干部、积极分子里混进坏人，有的本来就是流氓无产者，“敢想敢干”，最喜欢“共产共妻”，把地主财产和小老婆据为已有；有的地主狗腿子掌了权，拉拢腐蚀干部搞包办代替，搞假农会，坐在地主家里搞分地，遇到事情和狗腿子商量，出现分远地留近地，分坏地留好地，不交地契，不交房子，斗争果实没有切实分到贫苦的农民手里；有的只分浮财，没挖底财，封建政治、经济势力仍占优势，穷苦百姓抬不起头，分的地照旧交租，分的牲口地主使用，大房子地主住。当时称此为“半生不熟饭”，也叫“夹生饭”，不够彻底。
土改工作中存在上述问题，引起东北局和高岗高度重视。11月下旬，东北局针对土改运动中存在右的倾向发出解决“夹生饭”问题的指示，要求在解放区继续发动群众，开展“砍挖运动”，彻底摧毁封建势力，保卫土地，保证土地真正分到农民手里的斗争。12月间，高岗在给黑龙江省委领导复信中，肯定了该省委提出解决“半生不熟”问题的中心任务是发动群众工作和具体办法。他在信中说，怎样把“半生不熟饭”煮成“熟饭”？松江省提出的口号和办法是“查地挖坏根”，即在深入土地斗争的基础上，把群众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结合起来。他指出，深入查地斗争是经济斗争，也是政治斗争，两者不可分开。
1947年开春，东北局由高岗主持召开群众工作会议，专题讨论和交流了发动群众和解决“半生不熟”问题。高岗在讲话中说，要彻底打垮农村的封建堡垒，保证农民获得果实，把“半生不熟饭”煮成“熟饭”，使地到手，粮到口，马到槽，枪换肩。同时把查黑地，要“地照”斗争和春耕生产结合起来，保证农民有地、有马、有农具。会议后，高岗就土地改革、发动群众和春耕等工作，向中央写信报告，受到毛泽东的赞扬。
根据上述精神，东北解放区特别是北满地区全面开展查田运动。在“砍挖运动”中，合江省分配土地700多万亩，牲畜1.7万头，房子3.6万间。嫩江省分地480万亩，房子4.7万多间，牲畜1.41万头。党政军民协作，掀起了“斗倒大树，彻底分地”，“砍大树，挖坏根”的群众性“砍挖”高潮，实现“粮到口、地到手”。松江省在1947年夏秋期间，又挖黑地110多万亩分到农民手里，还挖出粮食4万多石、牛马1万多头，衣服2万多件，全部分给贫苦农民。松江省先后共分配土地1175万亩，牲畜1.3万头。同时挖出不少黄金、白银等底财，对于罪大恶极的反动分子进行镇压。各省在“砍挖运动”中都取得一定成效，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了，自觉地起来斗争，苦大仇深的农民，在群众大会上声泪俱下控诉地主、汉奸、恶霸的压迫、剥削罪行，分清了好人、坏人，农民扬眉吐气，并真正得到了更多的实际利益，成了主宰自己命运的主人，反动派的威风扫地。“封建制度经过最后一击，终于被彻底摧毁了。”
但是在“砍挖运动”中出现农民进城没收地主工商业者的财产和抓人的苗头，有违犯商业政策的现象。各地根据东北局指示，作了控制和纠正，注意了工商业政策，使运动较健康发展，满足了农村人口60％多的雇农、雇工、零时工的要求。无地少地农民分得土地，增加了雇工、零工的工资，解放了农村生产力。群众得到实惠后，打心眼里高兴，他们说：“八路黄不了，江山要坐牢”。祖祖辈辈上无片瓦，下无针扎之地甚至连力气都不是自己的农民，成年累月面朝黄土背朝天在脑满肠肥的富豪的土地上卖力，现在分到房子、耕畜、土地，高兴的睡不着觉，起来摸摸牲畜，一夜到地里跑几遍，是做梦也没想到的美事。伟大的土改运动唤醒千百万农民的积极性，“保田保家保乡土”，坚决拥护共产党，积极“保田参军”，“上前线打老蒋”，使北满成了雄厚兵源和练兵的基地，以大批新兵补充了主力部队，南下作战。同时，锻炼出了一批土改工作队伍。1947年后半年，派往南满四个土改工作团开展辽东地区土改工作。
东北地区到处可以听到农民唱着《翻身歌》：
万里长城关连关噢，关东一片好河山，
春天的森林遍布矿山，遍地的庄稼叫人喜欢。
万里长城弯又弯噢，关东人民多呀多灾难，
蒋介石不抵抗把人害，十四年冤苦说也说不完。
中国人民四万万噢，坚决抗战鬼子完了蛋，
“八·一五”解放人人心喜欢，蒋介石又来打内战。
白山黑水浪涛天噢，东北人民起来把身翻，
清算斗争分地又分房，倒尽了苦水冲了冤。
土地问题，是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不解决占总人口80％以上的农民的问题，革命就不能胜利。曾经不少农民起义者都认识到这一点。李自成提出“均田”制，太平天国提出“天朝田亩制度”。后来，孙中山提出“耕者有其田”的主张。就连蒋介石也声言“务须使耕者有其田，此为我军与‘共匪’斗争之基本问题。务希我将领切实厉行，勿误。”他们都认识到土地对政权的重要性。国民党在山东等地搞过改造农村试点。但是，没有一个无产阶级政党来领导，加之手握大权的都同土地有关系，特别国民党的官僚和地方富豪，都是凭着占有土地特权、优势，过着“天堂”生活，实行土地革命，就意味着失去“天堂”优势，动摇国民党统治的根基，革自己的命。所以只停留在口号上，没有实际动手做，结果都失败了。只有彻底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深谙中国国情，最了解人民，为人民服务，言行一致的中国共产党人实际干了，解决了土地问题，赢得全国人民的拥护，取得革命的胜利。蒋介石逃到台湾后，才意识到土地、农民群众的重要性，吸取在大陆失败的教训，实行了“耕者有其田”和减租减息政策，对所谓的“复兴基地”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
1947年秋，党中央针对各解放区不断扩大的形势，委托刘少奇同志负责召开全国土地工作会议。早在4月间，调彭真到中央工委筹备土地会议前期筹备工作。此时，晋绥、冀晋地区正在进行土改和复查工作，有些地方已经出现“左”的倾向，康生、陈伯达去这里考察土改时，带工作团到晋绥搞土改试点，把过去土改工作成绩全盘否定，认为干部都是土改的“绊脚石头”，撤掉几个地、县委书记，划成份要“查三代”，打“化形地主”。到处宣扬“贫农坐天下”、“村村点火，户户冒烟”和把地主富农“扫地出门，上山吃草”的错误口号，追浮财，挖祖坟，这样一来，“左”倾问题更为严重，让游民阶层、二流子掌权唱主角，斗争基层干部，不讲政策，到处出现乱批乱斗乱杀的现象，打死打残不少人。有的地方把尸体吊在树上，惨不忍睹。这种乱斗乱杀的冒险主义，涉及到河北等省几个县十多万人，平山县三天打死、自杀100多人，晋西北康生坐镇郝家坡村30来户被整死几个人。甚至农村支部决定杀人，主要领导人还说什么“要杀就杀干净”，“地富扫地出门，赶上山”。把地主富农在减租减息时投资的工商业者定为“化形地主”，要“搞光它”，“商店，要让农民搞他个干干净净，工厂农民不需要就归公”。在抗战时期中央有个政策，鼓励地主转工商业者，保存自己的财产。土改时把他们都打倒，没收他们在城市集镇上的工商财产，并定为“化形地主”，还把中农当富农斗。《晋绥日报》发表报道和社论宣传“左”的做法。土地工作会议筹备时，受了这些观点的影响。
7月中旬，土地会议在河北省的西柏坡召开。这次会议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会议根据晋绥等地区土改的“经验”，把解决土改中右倾保守思想及党内不纯和官僚主义作为主要议题之一。强调反对右倾而忽视了“左”倾。会上刘少奇发表了一些错误意见，基本肯定了康生等在晋绥的做法并强调推广晋绥的经验，导致各地土改中普遍发生侵犯中农和侵犯工商业等“左”的错误。会议规定结合土地改革普遍整党，农民有权在“各种会议上自由批评及弹劾各方面的干部。”晋冀鲁豫中央局在贯彻全国土地会议精神，把土改运动中“左”的倾向推向极端。10月初，中央局在所在地冶陶召开土地会议，集中全区县团级以上干部1700多人，会期80多天，揭发批判土改中的所谓“右倾”错误，开展“三查”(即查思想、工作、阶级)的整党运动。会上集中揭批“混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和“地主富农思想”。中央局在会上宣布了一批因土改中所谓犯了严重错误而受处分的人员名单，有区党委组织部长在内的31人被开除党籍，142人受到留党察看等处分。一些党组织被认为实际上成了“反人民的小集团”，有3个市委领导机关被撤销，3个县委机关被指责，一个公安局被撤销。此前，有一个国家干部将自家多余的土地献出来，分配给无地农民，帮助农民翻身。这本来是好事，在本地掀起献地运动，多地户踊跃献地。可是，会议上将献地的那个干部进行严厉批斗，突然变成罪过。中央局主要领导在大会指责说：“献地运动是改良主义方向，是对劳动人民的欺骗，要给予严肃批判。”
东北局于8月8日发出指示(即88指示)指出：对中小地主在城市的工商业，不论其大小一律不动。对大汉奸、大恶霸、大地主的工商财产须处理时，必须经过城市最高党委同意，由政府和公安机关执行。在此前，东北局就注意了保护工商政策，多次强调斗争的对象是大地主、汉奸、恶霸，“对中小地主不赶出大院不挖财宝。”这实际和土地会议精神相悖，在纠正土改中左的做法。
东北局对土地会议一些左的倾向有看法，推迟到11月底才开始传达会议精神，并根据东北实际情况，经过一段准备。特别是高岗对土地会议精神传达贯彻，有些消极观望，在制订若干补充办法和划分阶级标准的具体规定中，对土地会议精神有些改变。高岗认为东北土改“砍挖”中已出现了“左”的偏向并正在纠正。在贯彻土地会议精神时，干部和群众说正在纠正“左”的做法，又叫搞“左”，的。9月初，高岗到冀热地区，深入实际，调查了解、发动群众和召开土地改革工作会议。同时研究部署东野南下作战，关门打狗的准备工作。据何英武、李锐等老同志回忆，冀热地区当时领导不深入实际，工作浮漂，仗打得不好，土改不彻底，“夹生饭”严重。延安来的干部有意见，向东北局反映，高岗是来解决问题的。高岗一来就到各地找工作团、地委书记了解情况，发现不少问题。9月22日，召开冀东区土地会议，参加县以上干部300多人，主要检讨前一段中作自我批评。高岗在会上作了讲话，针对干部作风，要求丢弃小我，深入群众，去掉毛病，去掉官僚主义，搞好工作。他说：“共产党人没有不犯错误的，有错误改正就是好同志。”如果阳奉阴违或采取两面态度，“就必遭人民和党的遗弃”。要想不犯原则错误，首先必须站稳立场，坚决去掉官僚主义，“一切要从农民的经济和政治、军事利益出发。”会议开了30多天，重点研究讨论如何开展土改工作，积极联系群众，研究文件，提出土改的具体办法，统一了干部思想认识。会议对于土改中的不良作风和做法提出加以纠正办法。他还根据赤峰、热河等地区了解的情况和发现存在的问题，让东北局于9月下旬发出《关于土地改革运动中严禁打人的规定》，明确指出：“在土改和群众申冤运动中，要教育群众说理斗智。”
据热中地委委员何英武回忆说：我和高岗是老朋友，45年带抗大一个分队到东北时留在热河，他找我了解情况，我把热中的情况介绍给他。高在热中土地会上讲话对与会者鼓舞很大。比如说：当前处在新的革命高潮中，主要表现在我军的大反攻，不断取得胜利，仗越打越大。革命高潮是人民解放军打出来的。军队从哪里来的？“土地革命母亲生出来的。”我们的军队是穷人的军队。农民拿起枪杆打封建势力，打卖国贼，他们为保卫土地、民主、独立和正义而战斗。现在人民军队大反攻是建立在“土地改革的基础上，没有土地改革就没有大反攻，就不能胜利。”
高岗对贯彻执行土地会议精神持消极态度。他认为先解放地区土改已搞得差不多了，有夹生饭的，只属抽肥补瘦，不一定要打乱重平分，受到中央工委的批评后，于12月1日，东北发布了《告农民书》和在农村划分阶级和若干补充办法等文件，号召大家一齐动手，自己当家办事，推广了“平山县经验”，彻底平分土地，“彻底消灭封建地主阶级”。会后各省都召开会议传达土地会议精神，放手发动群众，又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平分土地高潮，工作量是相当大的，也出现了左的倾向。把中农当富农斗，地主不分大、小扫地出门。
东北当时设有10个省，实际有松江、黑龙江、嫩江、合江、牡丹等8个省的土改运动基本结束，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封建势力达到摧毁，农村贫雇农的优势已经树立起来。再打烂平分给工作带来极大困难，有些是重复工作。
12月下旬，高岗在冀热分局召开热中地、县和分局工作团领导干部会议，高岗作的《如何转变作风完成土改》的报告中讲了些左的观点，致使该地区出现左的做法。他在报告中讲了土地革命高潮是争取革命胜利的关键、彻底改变我们的作风、整顿队伍、大进军、群众路线等五方面的问题。沿用晋绥的“经验”，要求改变过去“老一套”的做法，要搬掉“绊脚石”等错误，步了晋绥左倾后尘，忽视了防左。
期间两地召开军队领导会议，主要布置、研究翌年南下作战的战场准备事项。本来，在北满地区土改中，解决“夹生饭”的问题时，开展“砍挖运动”中已经出现了左的偏向，对中农和工商业者的政策强调不够，伤害了他们的利益。农民进城向地主工商业者清算，有的造成了城市瘫痪。开始纠正时，又贯彻土地会议精神，左的倾向又有发展。张闻天在合江省搞得平稳并提出保护工商者的政策，报东北局，高岗看后即批送各领导阅，遂即在全东北，特别在北满各省执行，纠正了不良倾向。可是全国土地会议精神指导下，辽东等新解放区出现了乱斗争，打击中农、打击工商业的偏差。
毛泽东从佳县县委书记张俊贤那里了解到“平分土地”中左的错误，责成任弼时认真研究土地会议有关文件，进行调查。他向山西来绥德当地委书记的张邦英(张正是康生工作团成员之一)了解情况并写了材料，才知道晋西北搞得乱七八糟。遂调李井泉(时任晋绥分书记)、林枫到杨家沟汇报，引起毛泽东的高度重视。任弼时受毛泽东的委托起草指示，纠正土改错误。任弼时从10月抱病开始重新修改——实际有些是重新写了《土地法大纲》，以及其他有关土改的文件。
11月至12月，中央在陕北米脂杨家沟召开会议，部分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和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边区负责人参加。毛泽东主席在会上作的报告中提出：“我们的方针是依靠贫农，巩固地联合中农，消灭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的封建和半封建的剥削制度。”“第一必须满足贫农和雇农的要求，这是土地改革的最基本的任务；第二，必须坚决地团结中农，不要损害中农的利益。”批评了晋绥土改中左倾错误。会议讨论了土改和群众运动等几个具体政策问题和《土地法大纲》。
任弼时在会议上作了报告，他批评土改中左的做法说：这是“一种反马列主义的极端左倾冒险主义倾向。”会后，中央转发了任弼时的报告。会议对土改和群众运动中几个政策问题作出决定。规定对罪大恶极的人要法庭审判，坚决不多杀，不乱杀，反对肉刑，不动手打人，纠正了“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的错误口号。
1948年1月12日，任弼时受毛泽东委托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作了《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的报告，以及工商业政策等做了系统的阐述。中央随即公开发表了任的讲话，作为我党指导土改的政策依据。毛泽东对土改发出了《在不同地区实施土地法的不同策略》、《新解放区土地改革要点》、《划分阶级成份标准》和电报、批示等20多个文件。毛泽东从陕北过黄河后到西柏坡的沿途调查研究，还找地方领导、土改工作团座谈了解情况，在山西兴县批评了晋绥的错误。费了很长一段时间，集中精力纠正土改中出现左的错误，把土地改革和城市工商业政策航向拨正。1948年秋在西柏坡村，毛泽东和贺龙、师哲一起吃饭谈到土改时说：“土改中出现左的错误，不应提出消灭富农。”贺龙说这有什么差别？顺便解决它不好吗？毛泽东说，就你那么革命，我就不革命，那么喜欢富农？“左”就左了，不对就是不对嘛。后来贺龙向毛主席承认了错误。
1948年2月，毛泽东亲自起草电报发给刘少奇，对土改中的错误作法进行批评。其时，还批评了新华社在土改宣传中的“左”的偏向。2月9日，中央转发了刘少奇对东北打击宽的报告，指出东北土改打击面过宽，这是非常危险的，必须立刻改变政策。东北随即复电党中央、中央工委，并召省委书记会议提出纠正办法。刘少奇在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检讨，承担了主要责任。
东北，由于推迟传达全国土地会议精神，左的做法开始不久，即按杨家沟会议决定进行纠正，并向中央写了《辽东土地改革工作中的教训》的报告。《陈云文选》收入了辽东改革土地的报告，并主动承担了他在辽东主持土改工作中的责任。
3月初，高岗从热河回到哈尔滨，东北解放区基本结束群众“专政”的群众运动。上旬到月底，东北局召开省委书记会议，全面总结了平分土地运动。会议上肯定成绩时，着重分析了运动中产生的“左”的偏差及其根源，提出继续纵正偏差的办法。高岗在会上作了《关于平分土地运动的基本总结》的报告。他肯定土地改革运动成绩是主要的，封建势力打倒了，贫雇农在农村占了优势。指出，产生的偏向不容忽视，有些比较严重，按党中央、毛主席和东北局有关指示，坚决纠正。
报告指出东北解放区确实解决了土地制度的根本问题，从经济上和政治上彻底消灭了封建制度，农民取得了独立进行生产的手段，有了土地、房子、牲畜、农具、粮食、衣服等。松江、龙江、合江、嫩江等四省不完全统计，平分土地5千多万亩，牛马40多万头，粮食1400多万石，挖出金子19万多两，银子4700余斤，衣服520万件。合江省经过没收日伪开拓地、分地主的土地和“砍挖运动”及平分土地的四个阶段的斗争，农民每人分到7——12亩土地，每40——70亩地即有一头牲畜，大多数贫雇农每家有一头牲畜，房子、衣服等都得到解决。工商业由2万多户增到4万户。黑龙江省绝大多数农户有一匹马，共分到牛马11万头，所有贫雇农都分到土地，共分土地170万垧(每垧15亩)，还分到250多万件衣服，10万条被褥，13万尺布，40万石粮食以及黄金10.058万两、白银12.07万两和现洋等，地主、富农过去的统治地位与威风，随着他们的封建剥削一去不复返了。贫雇农团结中农真正掌权了。周立波(松江省委宣传部长)亲自参加土改运动，后来写的《暴风骤雨》著名小说，真实地反映了东北土改运动。
报告还指出，这次运动充分发动了群众，合江省有80——90％的贫雇农参加了土改活动。黑龙江省贫雇农参加土改活动人数占总人口80到85％，高者达95％，涌现积极分子2.6万多名，其他各省大体与此相仿。整个农村贫雇农阶级成为农村最活跃最积极的阶级，成为农村一切工作的支柱。群众发动起来，生长了新的力量，涌现出大批积极分子和干部。松、合、嫩、龙四省不完全统计，运动中培养了9万多名积极分子，还审查了有问题的干部，使广大干部受到了阶级教育，党和群众进一步结合。这是历史上空前未有过的大事，贫雇农团结中农做了农村的主人，农村民主势力成为统治力量了。
总结中没有护短，报告对“几种左的倾向”和“偏向的根源”进行分析。指出，不少地方出现了侵犯中农利益的现象，有人认为对中农应先“专政”一时，然后再去团结，有的超出政策范围满足贫雇农的思想而伤害中农的利益，更有甚者把中农看成是地主富农的“狗腿子”，凡有轻微剥削(中农也有雇人的)的中农都算富农。好些地方侵犯了工商业者，农民进城抓地主，没收他们的财物和商店，部队进城后，也没有严格执行工商业政策，有的把农村做法搬到城市，出现发生乱打乱杀人现象。有的地方把地主与富农的界限混淆了，出现把地主扫光，“赶出门”的简单做法。把富农和地主一样斗争，等等。这些偏向问题各地都有不同程度的存在，有的存在一种，有的存在几种，有轻有重。合江省是比较平稳的一个例子。报告指出，出现上述偏向根源是，对当时东北实际情况没有做周密的具体分析，对过去的群众工作没有很好讨论总结；去年11月会议(传达贯彻全国土地会精神)只强调了满足贫雇农要求的一面，而没有足够强调团结中农和不侵犯工商业的另一面；在划分阶级成分上有疏忽与错误。坚持政策强调不够坚决，使各地片面强调运动，不管政策，还提倡“运动等于一切”、“运动高于一切”、“运动解决一切”、“运动就是教育”、“运动不要怕乱”、“需要乱多久就乱多久”、“没有大乱，我们的手就放不开”等错误口号。有的不把政策看成工作的指南，而看成是阻碍运动的“绊脚石”，说什么要搬掉石头；片面强调“贫雇农说了算”，“贫雇农的意见就是政策”，“贫雇农的要求可以修改党的政策”，等等。
这种形“左”实右偏向存在一至两月，主要是河北土地会议后。会议根据中央1月19日、2月11日、2月15日指示精神和高岗在冀热察辽地区实地考察及东北实际情况，提出纠正的办法。报告指出，坚持真理，修正错误，首先打通干部思想，进行具体政策教育；要依靠贫雇农，通过群众自己的觉悟认识来纠正，在纠正中提高群众阶级觉悟和政策水平，纠正偏向要与当前的生产运动紧密结合等措施，并明确确定了具体政策。《东北日报》全文发表了高岗关于平分土地《基本总结》，对提高干部思想政策水平，及时纠正“左”的偏向，巩固土改成果，起了积极作用，并为此后解放的地区提供借鉴。从而，使平分土地运动中出现的偏向和城市工商业政策贯彻不够准确的问题及时得到纠正，做到既落实了党的政策，又保护了贫雇农和中农以及工商业者的积极性，为解放全东北乃至支持全国解放战争创造了条件，奠定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
会议之后，高岗、陈云等几位主要领导，联名致电党中央、毛泽东主席，就土改方面工作和政策等情况作了报告及说明，并作了检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