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有50多个少数民族，人口只占全国人口的6％左右，居住面积占全国总面积的60％左右。中国的民族问题，是历代统治者的棘手问题，也从来没有解决好。党中央、毛主席一到陕北就提出民族团结的问题。1936年春派高岗、曹动之、赵通儒、田万生等同志到绥蒙地区开展团结蒙古民族抗战工作。蒙古民族从古代起，就劳动、生息和繁衍在绥蒙这块广阔的土地上，历史悠久，创造了灿烂的文化。
1939年春，中央决定成立西北工作委员会，主要管陕甘宁青绥的工作和少数民族工作。1940年春，西北工委在讨论制定《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时，委员会里边意见分歧，有人认为回回不能算一个民族，而是一个回回宗教徒。就这个问题，张闻天主持会议进行讨论。高岗、王若飞、李富春等在会上发言。他们都在回、蒙族地区工作过。高岗在蒙古工委和少数民族工委工作期间，为制定民族政策，曾作了大量调查研究，在发言中摆了大量论据，说明回回是一个民族。经过会议讨论，从大量历史资料中说明，我国回回是元代时从波斯等地来中国的回回人，也有唐宋时来中国的波斯、大食人。回族在发展过程中，由于和汉族通婚及历史上强迫汉人人回教等原因渗入大量汉人成份。肯定了回回是一个单独的民族，不是纯属回教徒。认识统一后，制定出《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经毛泽东审阅时指出：“要反对大汉族主义，不反对大汉族主义就不能达到团结抗日的目的。”他在《提纲》中补充一句至关重要的话：“要反对大汉族主义，这是首要的，但同时要反对狭隘民族主义”。这就为制定少数民族政策，更全面地指明方针。这个提纲后经中央书记处基本同意，发至各级党委。
同年7月，西工委又提出了《蒙古民族问题提纲》，上报中央印发各级党委。
这两个文件的出台，是经过激烈斗争的。由于大汉族主义的影响，不仅西北工委和边区党内，甚至一些高级干部受了旧社会遗毒的影响，认识不统一。蒋介石集团极力反对民族团结，推行大汉族主义和压迫民族政策。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中断言中国只有一个民族即所谓“国族”，中国各少数民族不过是一个“国族”的大小“宗支”、“宗族”。回回问题是一个宗教问题。他也不承认蒙古民族，说蒙古民族是“边民”，蒙古民族问题是所谓“边疆问题”。
日本的侵略魔爪伸进内蒙搞什么“独立”政权。内蒙东部沦陷后，日军向宁夏发展，并派特务、汉奸，企图策动回族上层中一些人成立“回回国”，诱骗回族搞分裂，闹“独立”，企图借机侵占整个大西北。
以张闻天为首的西北工委和以高岗为首的边区党委，为对少数民族问题统一认识、统一思想，注入了大量心血。他们派出人员进行调查，搜集资料，为制定两个“提纲”提供了大量历史和现实资料，统一了认识。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李维汉、贾拓夫、高岗等做了大量的具体调研工作。他们都在蒙委和民委工作过，对蒙、回民族的情况比较熟。在这两个文件的指导下，陕甘宁边区民族团结，各民族关系一直很融洽。在陇东、三边有少数民族的地方，建立了自治乡、自治村。边区参议会和边区政府委员会有蒙、回族同胞参加。在抗战期间，边区少数民族工作很活跃，成为执行党的民族平等政策的典范，被少数民族誉为“边区是少数民族解放的灯塔”。
1940年3月底，延安建立“蒙古文化促进会”，高岗为大会主席和大会通过的“促进会”理事会成员，大会通过了高岗、贾拓夫提出建立成吉思汗纪念堂和蒙古文化陈列馆的建议。纪念堂建成后，于7月4日，隆重举行了成吉思汗公祭大会，高岗出席了大会并讲了话。
早在1939年，日军侵华步步深入，归绥(即呼和浩特)、包头失陷后，成吉思汗陵墓有被劫的危险。于是确定移灵到兰州附近的兴隆山(解放后又移回原地)。移灵途经陕甘宁边区首府——延安时，延安举行隆重祭奠仪式。延安各界一百多个单位参加祭奠。高岗出席祭奠大会，对成吉思汗给予极高评价，他在祭文中说：成吉思汗是“元朝太祖、世界英杰”和“宇宙巨人……古今无匹”。
党中央和边区中央局这样隆重祭奠成吉思汗，对蒙古民族震动很大，使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日益巩固和发展。在共同抗战、共求解放的斗争中，激发启迪了蒙古民族发扬骁勇善战的革命精神，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统治做出了重大贡献。
继蒙古文化促进会成立后，于10月召开了延安清真寺落成典礼大会。宣告成立了中国回教救国陕甘宁边区分会和回民文化促进会。本来延安的回民不多，但是为了尊重回教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体现我党的民族平等政策，反对大汉族主义民族压迫政策，边区中央局和政府出资建立了清真寺和回民食堂，并聘请阿訇担任清真寺的教长，毛泽东题写了“清真寺”三个大字。这座清真寺当时在延安可以说是工程壮观，装钸清雅的第一流建筑，对广大回民同胞影响很大。可惜的是胡宗南侵占延安后放火烧毁了，也正是国民党无视少数民族的例证。
1941年春，西北工作委员会和边区中央局合并，成立了中共中央西北局。西北工委的工作任务移交西北局。7月，西北局成立了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西北局秘书长贾拓夫兼任工作委员会主任。8月，边区政府成立了民族事务委员会，乌兰夫任主任。
高岗指示组织部调配得力少数民族干部到民委工作，并把民族工作列入西北局议事日程，经常督促、检查民委工作，要求各部门支持、配合民委工作，不折不扣贯彻少数民族政策，反对大汉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禁止民族间的歧视，调动少数民族抗战建国、共求解放的积极性，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和各族人民的公敌。
为了团结东方民族的力量，建立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壮大世界反法西斯阵营。1941年秋，朱德、高岗等发起成立“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同盟”组织。中央批准后，9月在延安召集东方各民族代表座谈会，讨论筹备成立“大同盟”的有关问题。到会的代表有国际国内的团体20个的代表21人，通过召集东方民族代表大会宣言。高岗在座谈会上发表了讲话，指出“大同盟”的宗旨在东方各民族组织国际统一战线，为反对法西斯，保卫一切民族的自由和独立而斗争。
10月30日，大会开幕，东方各国和国内各民族组织有回教协会、蒙古同学会、藏族学会、彝族同学会、回、蒙文化促进会、日本反战同盟等团体和18个民族的100多位代表出席大会，显示了东方各民族空前广泛的大团结，争取民族自由解放和反对法西斯侵略的激昂情绪和战斗气氛。毛泽东、朱德、高岗冒雨出席大会，并分别作报告、讲了话。大会宣布“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同盟”的成立，并选举出“大同盟”执行委员会，高岗等选为委员，朱德为主席。大会号召东方民族加强团结，共同战斗，反对法西斯统治。
为了加强民族团结，国家统一，早在1936年高岗率骑兵部队和一批干部进入伊盟和盐池地区时，就十分重视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提高。在蒙古民族中发展中共党员，办训练班，选拔少数民族干部，开辟陕宁蒙边区革命根据地。1939年春，高岗致赵通儒的信中说：“你们必须注意培养当地干部。”“认真的培养一些蒙民所拥戴的蒙人干部是很重要的。”“要记住不从新党员中培养大批当地干部，尤其是蒙民干部，是不能把伊盟工作做好的。”“要从政治上大大提高民族同胞的积极性，坚持坚定的正确的政治方向，厉行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这是目前伊盟工委最重要的任务。”
1941年10月，西北局决定成立民族学院，高岗兼任院长，高克林任副院长，乌兰夫任教育处长。高岗亲自参加讨论和制定教育方针和教育计划，适合少数民族学生的特点，突出了中国革命和抗战形势的需要，着重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方针、政策的教育和研究。民族学院根据高岗的指示，对学生重点进行中国革命和中国少数民族团结抗日、共求解放的政治思想教育；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的教育；中国民族问题和党的民族政策、方针的教育；文化知识和时事政策的教育。高岗亲自给民院学生讲政治课。他讲课理论联系实际，结合恰当，语言简明、扼要，通俗易懂，受到好评。学生说：高院长理论不深，不咬文嚼字，讲得好听，对蒙古风俗习惯、人情、历史都很熟。
民院成立之前，在延安的各大、中学都有少数民族的学生，有的学校设立少数民族学生班和部。民院成立后，将各个学校的少数民族学生都集中到民院，按程度分别高级、中级、低级班组，因年级和程度施教。高级班的课程有马列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中国革命问题、民族问题、民族政策和时事政策。低年级课程有政治常识、文化、历史、地理、数学等课。年龄大并有实践经验的学生编一个研究班，如杨静仁、云北峰等在研究班学习。全院共有学生400多名，蒙族最多，其次回族学生也不少，还有藏族、彝族等。民院的学生有起义过来和收编民族武装的干部、战士和农牧民青年。这所由蒙回等7个民族组成的少数民族革命学府，对解决国内的民族问题，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具有重大意义，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开展少数民族地区工作以及建设国家，培养了一大批党政军和经济建设领导干部及文教干部。
在经济极度困难的情况下，高岗院长特别重视民院学生的生活给养和教学设备。他指示院务领导，设法扩建校舍，添置设备。他说对民院学生应本着“特殊点、优待点”的原则进行安排，吃粮标准要比其他学校高一点。规定每月每人多供10来斤白面，服装每人每年二套单衣，一套棉衣，而其他学校每人每年一套单衣、三年一套棉衣。每逢民族节日，还照顾民族习惯风俗，举行庆祝活动，进行会餐、跳舞等，高岗经常和民院学生一起联欢、打球、跳舞。
高岗要求民院，不仅要办成学习革命知识的学校，还应该是一所工作的学校和劳动大学。要继承和发扬我党创办革命干部学校的优良传统，要有良好的学风、校风和作风。他亲自参加修改、审定学院校歌。学院的师生员工遵照高岗的指示，不仅努力学习革命理论，文化知识，提高了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增强了民族自尊感和爱国主义思想，同时，还积极参加各种工作实践活动，培养了实际工作能力和艰苦奋斗精神，如学生自己动手打窑修房，种地打粮，砍柴烧木炭，在生产劳动中锻炼意志，提高能文能武的本领。在大生产运动中，民院学生开荒种地，收获大量粮食和蔬菜，中央领导称赞民院学生“都是好劳动”。
民院还是一个业余文艺宣传队。根据少数民族能歌善舞的特长，利用课余时间，积极组织文娱活动，自己编创的歌曲和秧歌剧，在过新年、春节等节日进行表演和拥军优属慰问演出，表现了各少数民族传统特色、喜闻乐见的节目受到群众的好评，得到延安文艺界的称赞。
1943年10月，边区召开回民工作会议，专题研究回民地区有关工作，高岗在会上发表讲话，号召回汉民族团结起来，赶走日本帝国主义。
1944年春，报经中央同意，西北局决定将民族学院移到定边，这里紧挨伊盟和宁夏，在这里蒙、回居民较多，可以直接与蒙回民接触，参加一些具体实际工作，在实践中进一步锻炼和提高。在民族学院这座革命熔炉里，少数民族学生经过学习，普遍提高了爱国主义、国际主义以及民族解放、社会解放觉悟和阶级斗争觉悟；提高对党的民族平等政策、民族团结政策、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认识；提高了反对大汉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思想的重要性的理解水平。学院不少学生光荣地加入青年团和共产党组织。民院学生毕业后分配到各个抗日根据地和解放战争前线及革命需要的地方，有的成为我党的高级干部，为各民族解放做出了卓越贡献。
抗日统一战线形成后，不仅在汉人地区坚持了既团结，又斗争的方针，在少数民族地区同样贯彻执行这个方针，维护了我党统一战线中的领导地位。
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和国内阶级矛盾的变化，高岗在边区担任领导工作中，根据党中央的抗日民族统战路线，在少数民族地区以有利于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的原则，不断调整和变通、灵活地贯彻执行团结抗战方针、政策，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
西安事变前，日本侵占东北全境和华北部分地区后，准备以“内蒙作为进攻中国苏维埃红军及西北抗日力量的前进阵地”，内蒙古民族处在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党中央曾经提出民族“自决”、“独立”的特殊主张，号召内蒙人民与全国人民、外蒙人民以及苏联人民联合起来，反对共同侵略者。共产党与苏维埃红军实行“赞助内蒙人民的事情由蒙古人民自己管理与决定，无条件的废除一切军阀对蒙古人民的压迫”的政策。应用一切办法，向内蒙古人民宣传日本帝国主义吞并内蒙的事实和灭亡蒙古的危险，促起蒙古民族的觉醒，进行民族解放斗争。1936年冬，以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和高岗两次向中央报告，对蒙民的动态作了具体分析，对内蒙工作政策提出调整意见。随着国共两党合作，统一战线的逐步形成，中央于1937年2月在给民委和高岗的复信中，根据高岗的意见，对内蒙工作做了调整，指出蒙古工作的中心，应该是“抗日援绥”，发动全蒙人民拥护傅作义抗战，动员内蒙人民联合起来参加抗战，给前线物资帮助和组织慰劳团去前线慰问。改变过去把“抗日与反对汉人军阀”并提的策略，否则会使蒙民与正在抗日的汉族统治者(傅作义)处于对立地位，使蒙民不参加到抗战中，在客观上有利于日本。复信中赞同高岗信中“华北只依靠蒙人抗击日军力量不足”的观点，必须争取汉人军官主张坚决抗日派，纠正了“亲红派”和“联红抗日”的说法，帮助蒙汉抗日派的形成，扩大他们的力量，用以抗日的名义团结左派，将使右派无法反对，更易于团结广大蒙民。吸收蒙民中的开明王公参加并主持抗战工作，蒙人的事情由蒙人自己决定，我们只给帮助，出主意，不得使民族仇怨加深。为团结蒙人抗战，不仅将盐池归蒙人管辖，而且对蒙民要回土地的纠纷，应持调解态度，说服双方，在不妨碍感情之下，帮助蒙人索回土地。
民委、高岗的报告和中央的复信，对内蒙工作进一步拨正航向，奠定了蒙古工作发展的基础。从而，内蒙出现大好形势，不分阶层，不分民族，不分男女，不分隶属，动员千千万万人民一致团结，一致御辱，把日军赶出内蒙，决不给日军当亡国奴。
“七七”事变后，进一步改变了政策策略，以蒙汉联合抗日为绥蒙工作的最高原则，发动蒙古各阶级的抗日运动的广大潮流，实行对蒙人中较有影响、威望的人都争取的政策，瓦解日军在华北的力量，动摇其基础，将原来“打倒蒙奸德王”的口号，改为“要求德王抗日”，望德王回头抗日。同时，对德王进行公开批评，以使蒙古民族认识反动民族运动与革命民族运动的区别。动员口号：“不分盟旗，不分上下，团结一致，蒙汉联合，抗日援绥，保卫绥远，保卫蒙古！驱逐日军出绥远！”“蒙古人不打蒙古人！不打抗日军！不替日军当走狗！”
高岗尊照上述精神，遂与绥远、宁夏和榆林当局之问，相机进行了上层统一战线工作，对于他们仍推行大汉族主义政策，对蒙人苛税剥削、武装镇压、不许蒙人有抗战的自由和阻挠蒙汉联合抗日的做法，他本着抗战第一的原则，对蒙人与国民党政府的冲突，采取批评和斗争及协商调解办法解决之。
在回民地区坚持实行“一切民族完全平等，民族自治(此前“自决”)的原则，宣布回民的事由回民自己管理，无条件赞助与拥护回民的解放运动，直到他们建立自己的政府”的方针、政策。在回民地区实行“三大禁条”(禁止驻扎清真寺，禁止吃大荤，禁止毁坏回文经典)、“四大注意”(讲究清洁，尊重回民的风俗习惯，不准乱用回民的器具，回汉民族的团结)。
1941年春，内蒙新三师(属傅作义部)主要领导白海峰、乌兰夫要起义，打出八路军的旗号。刘瑞森回延安向高岗汇报新三师的情况后，高岗当即指示，新三师现在不能起义。因为这支部队，名义上是打着国民党的番号，实际是共产党控制的武装。他说：“边区经济很困难，暂不起义还能领取国民政府的给养，一起义打起八路军旗号，不仅断绝国民党的给养，同时对于国共合作也不利，给敌人造成反共的口实。”刘瑞森回去传达了高岗的指示后，有些人接受不了，就连乌兰夫也不同意。他亲自回延安汇报，高岗说：“让白海峰也回来研究”。随后高岗同白海峰、乌兰夫一起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同意高岗的意见。后来形势的发展使一些同志才认识到当时高岗的指示是正确的。
同年冬，高岗派周仁山、田万生先后到阿拉庙做伊南游击司令章文轩的统战工作。临行时，高岗分别找他们谈话、交待任务，并让赵通儒和章文轩结拜，逐步解决苟池、大池的运盐问题。田万生根据高岗的指示，到阿拉庙住在章文轩的亲戚家里，让他的亲友转告章文轩：赵通儒要同他结拜。章文轩也想同共产党拉关系，他欣然同意和赵通儒(中共伊盟负责人)结成“安达”。然后，周仁山、赵通儒、田万生和章文轩结为把兄弟，拉上了关系，开展了蒙人上层统战工作。后来，章文轩被他们内部人杀了，高岗严厉批评了伊盟负责人赵通儒等人，说你们工作不深不细，给敌人造成口实，影响党的统战工作。
在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中，调集军队进驻伊盟，破坏蒙汉联合抗战，西北局及时对伊盟工作做出具体指示，调整了政策，指明了对付国民党顽军的策略。国民党军进驻前，对蒙人实行拉拢，陈长捷、何文鼎部进占伊盟后，和共产党、八路军对抗，妄图征服蒙人。高岗主持西北局会议，多次讨论制定发动蒙人，对抗“陈何祸蒙”的政策和策略，指示伊盟工委要争取上层、中层人士，下层不必著名地进行活动，打击顽固分子，保护进步人士。高岗针对“陈何”所实行的“一拉一打，软硬兼施”的伎俩，杀害进步人士，镇压扎旗王府，赶走沙王的罪行，指示伊盟工委在反抗“陈何运动”中，应在蒙人中提出“救沙王”、“救蒙古”、“为××(被敌人杀死者)报仇”，“粮食藏起来，不给何文鼎”，“牛羊藏起来，死也不交出”，“不让陈何的兵抢夺蒙人地”，“拿起枪来保护蒙人命”，“抗日先保蒙”等口号，广泛宣传，动员蒙人反抗陈长捷、何文鼎的罪恶行径。同时号召伊盟七旗蒙人上下团结一致，共同对敌。指出“蒙人一条心，千军万马也难敌，不怕陈、不怕何，只怕蒙人不齐心”，“蒙人不来打蒙人，蒙人一条心，合力来救蒙”，要以蒙人口吻，编成歌曲，利用蒙人善歌的优势，到处唱起来，激励与提高蒙人坚持斗争的情绪。在反抗陈何的斗争中，要告戒蒙人小心上日伪的当，要对榆林的邓宝珊高双成搞好统一战线而避免多树敌人，共同对付陈何。伊盟工委根据上述指示，做艰苦细致工作，起到团结蒙人，使陈何处于“四面楚歌”，惶惶不可终日。
为了争取上层人士，高岗亲自给惠中权写信，要惠中权、赵通儒、郭秉坤等做沙王的争取工作，并让他们和沙王结拜兄弟，提出：1．向沙王解释国民党的一切黑暗的反动罪恶，不要上国民党的当，所有的甜言蜜语都是骗你们蒙古人的空头支票。如果这次事变没有八路军和共产党，你沙王还不是被国民党消灭了吗？(沙王是扎萨旗王爷、伊盟盟长，被陈长捷赶下台，赶出境，得到共产党、八路军援救)把道理向沙王解释清楚，打破沙王对国民党的幻想。2．我们不要一下子企望沙王就坚决依靠我们和反对国民党。现在沙王怕我们把他染“红”，我们就不要勉强出席他们的谈判会。现在他既和国民党谈判了，我们要做他们的“幕后人”，给他们出谋定计，要他无论如何不要去榆林、陕坝，坚决要国民党军队离开伊盟。口号是“蒙人的事蒙人办，蒙古的民蒙人管”。说明依靠国民党是没有前途的。我们可以帮助他解决困难，如沙王来延安时，我们可以给他供所有人数的冬衣，可以发他100支好枪，给他粮食吃。3．在蒙古人中必须进行中下层人士的工作。郭秉坤、赵通儒和你(指惠中权)，可以和沙王的老赖连长、毕团长、阿委员等拜为把兄弟，建立深厚的朋友感情。在谈判时，经过老赖连长、毕团长等的口，向沙王提出对国民党强硬的条件，坚定沙王，不要沙王动摇妥协。4．对乌审旗鄂宝山，可以叫他来延安，对其应很好待遇，回去把那素的遗言，要翻译为蒙文送给沙王看。5．对伊盟各旗上下层应想办法经过沙王进行工作，揭露国民党一切欺骗，号召各旗上下团结一致，在沙王领导下抵抗国民党压迫。坚持保护蒙人自己的利益，把国民党的反动本质和历史上压迫蒙人的罪行广泛向各旗蒙人宣传。
利用蒙人好客、憨厚的传统习惯，通过结拜、送礼等多种方式拉关系，争上层，搞统战，为增加力量，特别是争取了一批望高孚众的中层人士，借以联系、团结蒙回群众。如奇国贤、奇金山、那素、马本斋等蒙回族干部。这些人先后牺牲和去世，边区为他们举行了追悼会、印制纪念册、搞革命事迹展览，对少数民族影响很大。
那素(汉名雷寿昌)是乌审旗纳林河人。他早期参加了席尼喇嘛反封建专权的革命活动。在大革命时期，他听说高岗到乌审旗和高音巴图等人结拜、开展革命活动，发展中共党员，就产生了羡慕之情。1930年前后知道高岗、曹动之等在横山闹革命，他把两匹好马送给曹动之的游击队，并打听高岗行住的地方。1935年春，在刘志丹、高岗率领红军从南梁来到陕北开展革命活动的影响下，那素发动武装政变，把孟克乌力计赶下台，掌握了军权，自任营长，宣布废除了封建王公贵族的封建专权制度，成为打击乌审旗反对势力的一支力量。同年秋，刘志丹、高岗等带领红军攻打横山时，那素闻讯带几人来横山联系。1936年春，高岗带骑兵到伊盟边界开展游击战争，那素专程到方滩找高岗请教。高岗向他讲了共产党、红军的政策和主张，他全盘接受。高岗送给他十几支枪，那素给高岗几匹马，并为高岗编了一首歌：“高岗举起解放的旗帜，把一切阻碍解放的势力都推翻，不管他是蒙人或汉人，我们要求光明，我们要求解放……”并与高岗结拜为把兄弟。那素回到蒙地向群众宣传说：我这次找上共产党了，“我看共产党的主张完全正确。”“是我们的最好的朋友和救星。”秋季，那素带些人马到定边蒙古工委，受到高岗热情接待，送给那素30多支枪和几千发子弹。他回来又给蒙古工委送了十几匹马和奶食品，他们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
1937年春夏之交，乌审旗和鄂托克旗边界发生纠纷，那素带20多人到定边找高岗并汇报鄂旗抢牲畜事件，要求高岗给些人马和武器，准备打鄂旗。高岗劝他不要打，“要把力量用在最凶恶的日军上。”并给那素一些枪，还派两名警卫员，负责保护那素的安全，对乌审旗工作作了指示。那素回到鸟审旗根据高岗的指示和奇金山、奇国贤等联系，在河南、靖边、乌审旗一带活动，扩大宣传共产党的主张。1938年春，他根据陕甘宁边区党委的指示，率部投奔乌兰夫白海峰的骑兵独立旅(后改为新三师)任营长，和白海峰、乌兰夫、纪贞甫等开展革命活动。后来，在反动王爷奇玉山造谣挑拨下，部队对那素产生怀疑，准备处理。我党派向儒(即张秉义)给那素通信，让他提高警惕，万一不行就回解放区。1940年初，那素带领人马(近3百人)回到解放区。那素拉走部队，傅作义严励训斥了白海峰。白海峰急派他的参议杨开山到乌审旗、河南宿营地游说。那素经请示高岗、曹动之，同意他再回去，可以利用公开番号，得到国民党的给养。1941年春，国民党发动反共高潮，那素带领部分人马回到解放区后到延安，延安党政军领导毛泽东、朱德和高岗等热烈欢迎那素归来，并召开隆重欢迎大会，朱德、高岗在会上致欢迎词。
那素到延安送高岗两匹马，高岗辞纳时，那素说：“两匹马算什么呢？共产党、八路军给我们蒙古人这许多好处，难道是两匹马能够报答的吗？”
那素到延安后，被选为边区参议会参议员、边区政府委员、蒙古文化促进会副会长，民族学院副院长兼民院蒙文教授，并参加边区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领导工作。边区党通过那素联系、争取了大批蒙古民族中上层人士投奔团结抗日战线。那素到延安，在绥蒙出现了一股追随那素到延安的热潮，上至几十岁的中老年人，小至十几岁的娃娃，相约离家到延安寻求革命真理，为争取蒙族共同抗日，共求解放，做出卓越贡献。
1942年秋，那素的挚友奇国贤被陈长捷诱捕杀害，那素代表边区政府和民族事务委员会，向国民党提出强烈抗议。他在奇国贤追悼会上痛斥了国民党的罪行，号召蒙古人民提高警惕，团结在共产党周围，同反动派斗争到底。
1943年春，国民党制造了伊盟“3·26”事件，那素义愤填膺，他到国民党驻延安联络办事处，提出抗议，联络处主任郭仲云被质问的哑口无言。6月前后，国民党把防务日军的驻河防部队撤退下来，进攻陕甘宁边区。那素痛心疾首，到处奔走，发表讲话，号召边区各族人民团结起来，共同抗击，保卫党中央，保卫边区，由于极度忧愤和劳疾，一病未起。7月13日，那素在延安医院与世长辞。
那素在住院期间，高岗多次到医院看望、安慰，并嘱咐医生精心治疗。那素流着眼泪对高岗说：“我做的工作太少了，上帝不让我再做事了，你是蒙古族的老朋友，指导蒙古民族彻底解放……”。他在病危时，叫医生给高岗打电话。高岗正在开会，随即赶到医院，那素的心脏已经停止跳动。
8月8日，延安党政军民机关代表及蒙回彝民族一千余人，为悼念“蒙古族革命领袖”(解放日报语)那素举行追悼会。
中央书记处办公厅、中央西北局和朱德、高岗、林伯渠等均到会致以沉痛的悼辞。高岗在追悼会上发表了演说。号召蒙古同胞依照那素生前的道路前进！“共产党和边区人民愿意和蒙古人民团结抗战到底！争取蒙汉各民族的解放！用解放蒙古民族、解放中华各民族来纪念那素先生！”为了纪念那素先生，边区政府根据高岗的意见，设立那素纪念堂，把那素委员创办的农场改为“那素农场”，并编印了《那素纪念册》。
奇金山曾和奇国贤、那素等蒙族干部一起活动，开展蒙古上层人物的争取、统战工作，长期在蒙古军队中干事，和中共党保持联系。奇金山1945年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后，高岗得悉即致电赵通儒核实，并要在《解放日报》发表悼念文章，开展悼念活动，印发纪念册，在三边地区搞图片展览。高岗还在致王世泰、高峰的电报中说：“奇金山(被害)说明这是国民党又一次指使的阴谋，是谋害蒙古人的，我们要为奇报仇，引起蒙人对国民党无限仇恨。”
赵通儒根据高岗指示，对奇金山(即哈诺墨拉)死因进行认真调查核准报告边区。呈文称：“乌审旗人奇金山团长，于二月十六日午夜被国民党大汉族主义者挑拨害死。该旗官、兵、民对此异常愤恨与哀惋。闻已定于古历三月二十一日(阳历五月二日)在大石砭庙举行盛大追悼会。查奇金山团长为人一生耿直不阿，待人公平，富于正义，爱民如子，对我边区素重邻谊，为此我提议，请我边区政府届时派员赍礼吊唁，以慰忠魂而睦谊，可否请裁示为盼。”
1945年5月4日，在延安成吉思汗纪念堂举行奇金山追悼会。奇金山是台吉(贵族)出身，曾和我军保持暗地联系，他是一个坚决反内战，赞助抗日团结的英勇战士，深得蒙汉人民拥戴，“成为蒙古民族的一个人民领袖。”悼词最后说：“他的死不但是西乌审旗人民的损失，并且使抗战反攻损失了有力的支柱。”
高岗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统战工作，确费尽了心血。不仅争取团结少数民族共同抗战，还通过祭奠死者，唤醒了大批“睡觉”的蒙回民众。冀中回民支队领导马本斋，为了反抗国民党和日军，早在1937年就组织武装力量。1938年，经中共冀中省委书记鲁贲和军区司令员吕正操等做工作，马本斋成为中共党在冀中地区抗击日军的一支重要力量，和日军作战百余次，转战华北大地。1944年，调马本斋部回延安休整，他正身患病未能随部队回延安而病故，延安为他举行隆重的追悼会，高岗出席会议，中央和边区有关领导出席追悼会并送挽联：“马本斋同志不死”、“壮志难移汉回各族模范，大节不死母子两代英雄”，“民族英雄，吾党战士”等。高岗委托贾拓夫代表西北局在会上讲话，他指出本斋同志是回回民族的旗帜，是代表着回回民族和中华民族解放的正确道路。回族代表在会上讲话说：“坚决打倒日军，团结全国各民族共同争取解放。”“坚信毛主席是我们的救星，各抗日根据地是回民解放的靠山。”
西北地区是蒙回两大民族聚居地区，还有藏、满、彝等少数民族，这就使中共的民族政策显得极为重要。高岗在党中央、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为动员、团结各民族抗日救国，打倒蒋介石，解放各族人民，制定一系列政策性文件，并长期在民族地区学习贯彻。早在1936年，他在蒙古工委代中央主持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内蒙工作的指示信》。指示信中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策划在内蒙搞所谓“独立政府”的阴谋鬼计，妄图“变整个内蒙为日本殖民地，以求再并吞全中国与进攻苏联。”指示信为蒙古族提高警惕并指明了解放道路和方向。1937年夏，少数民族委员会《关于目前绥蒙形势与我们的任务和工作》中，全面分析了绥蒙地区形势，提出具体工作任务和方针政策及策略口号，“动员绥蒙地区人民抗日救国、抗日保蒙”，使绥蒙地区抗日的上层人士和群众更进一步明确了任务和策略。1938年1月3日，三边特委召开蒙古工作座谈会，高岗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对内蒙抗日形势进行分析，就工作策略和统一战线进行详细阐述，提出要注意保护积聚力量，不宜过早暴露力量。在后套、五原发展蒙汉抗日游击战争，培养内蒙干部，待机而动。并获得会议一致赞同，最后做出《关于开展内蒙抗日工作结论》。同年11月22日，高岗参加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做出《关于绥蒙工作的决定》，对绥蒙地区的任务、统一战线策略、在蒙人中的工作、友军工作、汉人群众中的工作、伪军伪组织中的工作和部队的行动与扩大中共党的组织等8个问题，分别作出了全面、具体要求。同时决定成立绥远省委，任命白如冰为省委书记，武新宇、刘道生、李井泉、赵通儒、于占彪为委员；蒙古工作统归高岗负责，由中央军委领导。
高岗要求白如冰为首的省委着力根据地创建和争取上层人士工作。1939年春，边区党委召开伊盟工作座谈会，高岗主持了会议并产生了《纪要》。接着，高岗签发了区党委《关于绥蒙工作给赵通儒的指示信》和《关于蒙汉团结建立游击根据地的指示》。指示中对蒙汉团结抗日，建立武装、培养调配干部及经费等工作作了具体指示。指出：“目前的方针仍是积蓄力量，加强蒙汉民族团结，反对日寇、汉奸及顽固分子的挑拨离间。从政治上巩固蒙汉已有武装部队及建立新的武装力量。并认真的培养一些为蒙汉所拥戴的蒙人干部等都是很重要的。”指示说：“绥蒙工作要埋头苦干，任何大吹大擂的工作方式，只是暴露力量，引起顽固分子对我们的摩擦，这是有害的，望特别注意。”随后，高岗亲自主持并签发了《关于对伊盟党的建设和统战、干部工作的指示》。针对伊盟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强调指出，在敌人加紧进攻西北的形势下，伊盟工作无论在现在或将来，均占着很重要的战略意义。过去的工作成绩是极不够的，尤其是蒙民中的工作，还是很薄弱的。领导同志中某些不融洽不团结现象，必须立即纠正。只有党的布尔什维克的一致与同志间紧密亲爱的团结，才能克服一切困难，开展今后的工作获得更大进步。指示还指出：必须想尽办法打入伪军中工作，这是保卫伊盟准备反攻，争取最后胜利的重要工作之一，望万勿忽视。要加强党员教育和干部的团结，没有党的团结一致，工作是不能做好的。
同年，还发出《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会关于回民工作的指示》。强调指出，团结、教育回民抗日，发动全体回民反对顽固分子挑拨离间，破坏回汉民关系和哥老会的关系。要求对回民工作应有极大耐心，以说服教育为主，不要因为回民一时的落后而发生工作方式上的强迫命令。
边区先后对回民地区革命工作做出具体要求和部署。高岗要求“在保卫西北和创造西北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争取回民是我们中心工作之一”，“开展回民抗日运动，使之成为保卫西北的一支重要力量。”号召“发扬回教反侵略精神”，“团结回汉两族共同抗日”。
为了尊重回民风俗习惯，利于发动回族与汉族共同抗日，在延安、定边、盐池、曲子、正宁、庙儿沟、三岔等地，政府赠资建立9个清真寺，定边还建了回民街，从宁夏移来很多回民，种田、开店、做生意，搞得红火热闹，生活大大改善。他们说：“回民来到边区生活幸福了，共产党真是少数民族的救星。”劳动英雄马忠标(回民)说：“边区人民过着丰衣足食幸福快乐的日子，但在我老家人民没饭吃，还要抓兵派款，逼的人过不成日子。”
1940年白如冰回延安汇报大青山根据地工作，高岗讲话指出争取蒙回族上层人士的工作，还对伊盟工委充实了力量。以伊盟、后套、大青山为中心根据地，开辟革命活动，创建和巩固根据地。以上指示和决定对绥蒙根据地的创造和巩固，积蓄力量、打击日伪、准备反攻以及后来的解放战争，都产生了重大历史意义，在绥蒙历史上占着重要地位。
1945年春，在抗战胜利前，西北局就伊盟工作召开座谈会，并产生《纪要》，进一步指出伊盟是对日反攻中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地区，要巩固统一战线，“积蓄力量，准备反攻”。《纪要》对团结蒙人进行艰苦的地下工作，和顽固派斗争的策略上，作出具体要求。
毛泽东主席在“七大”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对边区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给予肯定。他说：“多年以来，陕甘宁边区……对待蒙回两个民族的态度是正确的，其工作是有成绩的。”共产国际(后为苏联)驻延安观察组孙平在《延安日记》中说：特区的几个省里，各个不同民族和宗教集团，长期发生激烈战争。少数民族互相之间、少数民族和汉族之间，经常发生残酷的斗争。中央到陕北后，“党派高岗解决特区复杂的民族问题。高岗经验丰富，透澈了解各种民族集团的民族问题和宗教集团问题以及他们的关系。1935年后，他几乎使特区几个省的民族和宗教集团停止了相互残杀，这是他对中国共产党的伟大贡献。”
高岗在抗战和解放战争期间，在少数民族地区正确地贯彻执行中央的路线，为少数民族地区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策略的制定并实施，作了大量理论研究和具体实践，付出了大量心血，并获得蒙回族人民的拥护，为中央制定少数民族地区政策提供了实践依据。
陕甘宁边区，北靠绥蒙，西挨宁夏、甘肃，能否贯彻中央的方针、政策，做好蒙、回等少数民族和汉族团结抗战工作，是关系到边区能否巩固和发展，有着战略意义的重大问题。高岗根据中央的指导方针，把民族问题作为边区革命总任务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主持制定的“施政纲领”中，对少数民族问题以法律形式作出具体规定，实行汉族和少数民族一律平等的政策，使汉、蒙、回民族和彝、满族的团结，取得成功的经验。
高岗在西北乃至东北政权建设中，一贯重视少数民族工作方针、政策的制定和落实。1948年8月，高岗在哈尔滨召开的内蒙干部会议上讲话，全面阐述了少数民族地区特别是蒙古地区解放道路和党的民族政策；内蒙工作现状；内蒙党当前的政策；加强蒙汉干部团结；会后要办好几件事。讲话充分体现了少数民族特点，保障了少数民族的权益，调动了他们当家作主，建设祖国的积极性。1949年初，米高杨和毛泽东会谈时提到中国民族问题，毛泽东说，目前是防止和反对大汉族主义，也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这两者是妨碍和破坏民族团结、共同发展的祸根。他还说，我军向前发展，很快就要进入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了。因此，关于民族问题将会在最近制定出一套相应的方针、政策。中央将高岗在内蒙古干部会上的讲话印发有关地区。建国后中央政策研究室编印《政策文件汇编》把高岗讲话作为一个单元，印发全国学习贯彻执行，在少数民族地区作为较长期的政策文件贯彻执行，受到少数民族的欢迎，对于加强少数民族地区党政军工作，实行民族平等，团结和发展经济、文化发挥重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