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边区在敌人军事进攻，经济封锁的情况下，高岗带领全区党政军民，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毛主席提出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号召和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发动了中外驰名的延安大生产运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为抗日根据地创造了雄厚的物质基础，有力地支援了前线。
1930年前，陕甘宁边区这块土地，军阀争夺，土匪横行，苛政如虎，杂捐如毛，烟毒遍地，民不聊生，荒凉凄惨。
边区民主政权建立后经过不足十年的建设，到抗战胜利前夕，老百姓异口同声说：“政治民主，社会安定，男耕女织，丰衣足食”。刘志丹、谢子长先后牺牲后，高岗在党中央、毛主席领导下，继承了无数革命先烈的遗志，奋发努力保卫和建设这块新地。从1925年开始闹革命到抗战胜利的20年来，他一直在这块红色宝地上闹革命，搞建设，足及大部山山水水，南征北战，东挡西冲，出生入死，披肝沥胆，在血与火中奋斗半生。
高岗接任边区党委书记后，除抓边区党的建设、政权建设、军队建设之外，特别注重抓经济建设，把经济建设放到突出的位置，当作第一件大事来抓，全面贯彻执行毛主席提出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号召，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
1939年2月22日，为了发展边区生产建设，以高岗为首成立了边区总生产委员会，委员有高自立、王世泰、周兴、毛齐华等。总生产委员会成立后，狠抓了发展生产和教育这两个支持长期抗战的关键，集中力量发展生产。正如毛泽东同志在延安高干会上讲的：“离开经济工作而谈‘革命’，不过是革财政厅长的命，敌人丝毫也不会被你伤着的。”
总生产委员会，首先抓农业生产的发展，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民以食为天”这个问题，是中国历代统治者最棘手的问题，也从来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历代农民起义，吃不饱肚子是根本原因。特别是边区所辖范围，地瘠雨少，风多霜早，祖祖辈辈，衣不蔽体，食不饱腹，一遇天灾人祸，尸横遍野。从李自成造反推翻明王朝到共产党领导人民的革命战争，以及高岗的亲身经历，深刻认识到粮食生产的极端重要性。他说：“没有粮，就要慌”，“农民闹革命的热情高，除了黑暗统治压迫受不了外，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吃不饱。”
历来十年九旱的陕甘宁边区，经济文化落后。边区和中央机关从抗战开始，公务人员逐年增加，经常保持7万多人吃“皇粮”，最多增加到12万之众，占边区总人口8％左右，平均4个多劳动力负担1个脱产人员。这批人员的吃穿住行的生活用品和公务费，都要从边区不足200万人发展生产来保障供给，还要向前方支援粮、款、物，仅粮食一年就需20万石左右。八年抗战中，安置残废、复员军人1.5万多人，优待抗日家属10万多人，代耕的近2万户，经济负担相当沉重。农民说共产党什么都好，就嫌公粮太重。延川县代理县长李彩云正在边区开会被雷电打死，有的受伤。消息传出后，有一农民说：“怎么雷没把老毛打死”。借此发泄对征粮太重不满情绪。公安处以反革命论处抓起来准备枪毙。高岗亲自听取汇报，并派人调查，主要是对公粮有意见。高岗将情况及时汇报毛泽东，遂决定放了农民。毛泽东对高岗说：征粮任务重，群众有意见，借雷劈一事发泄不满。人家说公粮任务重，这是实际情况，要允许人家讲话，不要抓人。并说：“这个农民骂得好，高岗同志也反映得好。”“不然我们怎么知道，共产党人应该有这种实事求是的作风。”毛主席挨骂后，遂指示边区将公粮由20万石减为16万石。
1938年冬至1940年春，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中，对边区实行全面经济封锁，停止了经费供给，又连年天时不利，累遭灾害，收成不好。天灾人祸，人祸天灾交加，造成边区经济极度困难，外援完全断绝，内地生产力不发达，要保障供给，对边区党政领导来说，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为了边区人民的生存、幸福，为了抗战救国，边区党政组织始终把发展生产作为中心工作去抓，对发展经济、保障供给，采取一系列的政策措施，解放生产力，鼓励农民种地，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创立了强国富民的延安精神。
抗战开始后，边区人民负担大幅增加。当时，国民党在边区内搞“摩擦”，外边对边区实行封锁，下令“不让一颗粮食、一尺布进入边区”。日本在河防进攻，飞机在延安等地轮番轰炸。边区经济处于极度困难时，毛主席针对国内时局逆转的形势，于1939年1月召开机关和军队干部会议，发表了那篇著名演讲：现在国民党要困死我们，饿死我们。怎么办？我看只有三个办法，第一是革命不下去了，大家解散回家；第二是不愿解散，又没办法，大家等着饿死、冻死；第三是靠我们两只手，自力更生，发展生产，大家共同克服困难。他讲到这里用右手有力地往下一砍，大声说：“不要解散！那就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中央成立总生产委员会，高岗为委员。
根据毛泽东主席提出的“自力更生”方针和“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伟大号召，1939年2月，在延安召开生产动员大会，高岗在会上作动员讲话，提出开荒60万亩的生产任务，号召机关、军队、学校和全区人民动员起来，开荒种地，增产粮食，丰衣足食，支持长期抗战！
会后，高岗带领全区党政军民，自己动手，艰苦奋斗，开荒种地，开展了一次历史上从未见过的大生产自给群众运动。1939年春，边区级机关、学校等开种荒地11万多亩，到6月，共收获杂粮一万多石，蔬菜120万斤，解决了两万多公务人员所需粮食的四分之一，蔬菜肉食部分自给，马草自给一半。在生产自给运动中，高岗亲自参加生产，领导生产。高岗在动员生产运动大会上说：“解决经济困难，就要大家一齐干，短时间加重群众负担可以，长期下去群众受不了。我们不能象国民党那样无止境的搜刮老百姓。”“我们要响应毛主席号召，自力更生，自己动手，全边区各行各业一齐行动起来，参加农业生产。人人都有两只手，劳动起来样样有。‘新式武器锄头一把，丰衣足食面向荒山’。参加生产，丰衣足食，兵强马壮，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在陕甘宁边区党的第二次代表会上，认真讨论了发展经济的问题，并作出《关于发展边区经济改善人民生活的决议》和《关于深入乡村工作的决议》，加强了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高岗对轻视经济工作特别是农业生产的现象提出批评。他说，个别领导对农业的指导方面存在自流的现象，说农民祖辈是种地打粮，何必要我们抓，真是“狗咬耗子多管闲事”。高岗针对不重视经济领导的思想倾向，多次反复强调党和政府要重视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指出边区的中心工作第一是发展生产；只有生产发展了，农民过上好光景，才有坚持长期抗战的基础。
高岗为《解放日报》写代论《克服春耕运动中领导上的弱点》的文章，强调作计划要结合农村实际，反对层层分配数字下达了就完事的做法。要使群众知道实际利益，才能真心实干。
1939年，在边区首届参议会上，根据高岗的意见，专题讨论了发展生产的问题，通过了《陕甘宁边区土地条例》和《发展国防经济建设案》、《工作人员参加生产劳动案》。会上通过的“施政纲领”中，对发展生产作出法律性的规定。会议还提出发展经济的总任务和完成任务的具体措施。
为推动大生产运动，1月，在延安举办首届农业展览，展出农业产品2000多件，显示了边区去年农业生产成果。高岗在展览会开幕式上发表讲话，号召大规模开展生产运动，大家动手，齐心协力，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渡过困难，保障供给，战胜敌人。毛泽东在会上讲话指出：“我们一面生产，一面战斗，一定能战胜敌人。”“五一”国际劳动节时，又举办边区首届工业展览会，展出手工业、矿业、机械工业等各种产品2400件，反映了边区工业生产起步实绩。当时负责边区工业的吴生秀后来回忆说：高岗陪毛主席参加工业展览开幕。毛主席赞扬边区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建设都搞得好。这次工业展览中有重工业、轻工业，边区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做出这样大的成绩来，是非常有意义的，“真了不起的”。
大封锁逼出来一个大生产运动。1939年大生产运动在边区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上至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下至能劳动的小孩，不分官兵、男女都有自己的生产劳动计划和任务，大家一齐动手，为丰衣足食而战。党中央和边区领导带头参加生产劳动，大生产自给运动首战告捷，至9月，全边区共开荒地105.5万亩，超过原计划75％；新修水地5490亩，植树造林139万棵，还建起供销合作社121处。到年底，全边区耕地达到1004万亩，比抗战前增加200多万亩，粮食总产175万石。畜牧也有大发展，羊子达到117万只，牛驴骡马28万头，分别比抗战前增加一倍多。积草囤粮，摆脱财政困难，改善人民生活，开荒地，广积粮，在全边区形成高潮，成为支持长期抗战一大物资基础。到40年，开荒地达170万亩，大家畜发展到33万头，羊子180万只，人均一只羊。
西北局领导把解决群众的吃穿温饱，保障党中央和边区机关干部、军队供给作为头等任务。西北局第一把手的高岗，不仅全力抓生产，总结经验，还身体力行，为自己订出生产计划，带头参加生产劳动，成为边区领导以身作则，亲自动手的模范，毛泽东亲手题写“劳动模范”的奖状，赠给高岗。
高岗陪同朱德等到南泥湾、金盆湾、麻洞川，钻山越岭勘察军垦地区，研究部署屯田计划和政策及组织领导措施。从1941年起，部队普遍实行屯田政策，三五九旅由王震将军率领开进南泥湾拓荒种地。部队生产热情很高，在紧张的劳动中唱着鼓舞人们奋进的歌曲：
一把镢头一支枪，生产自给保中央；
开荒好似上火线，要使陕北出江南。
南泥湾，好风光，红红太阳照山岗；
开荒生产反封锁，气死鬼子和老蒋。
《南泥湾》和《军民大生产》歌曲风靡全边区，驰名四海，鼓舞军民向上奋进，战胜困难，渡过封锁关。
高岗对部队屯田极为重视，多次主持会议，研究、解决生产中具体问题，先后几次到南泥湾等屯田军营地视察，并派劳动英雄吴满有去部队传授掏梢、整地、播种技术。1943年9月，高岗陪毛泽东视察南泥湾军垦地，看到满山遍地丰收景象。1944年秋，仅三五九旅种地20万亩，打粮3万多石，产棉2万多公斤，除部队达到完全自给自足外，还向国家交粮交棉，创造了军队建设史上的奇迹，被誉为“学习是模范，生产是英雄，打仗是好汉”。在大生产运动中，涌现出大批劳动英雄，延安警备8团郝树才，日开荒地4亩，誉获“气死牛”雅号。边区军队实行世界上鲜为人见的屯田政策，“既是生产队，又是战斗军”，粮食、肉食、蔬菜等做到自给和半自给，减轻人民10万石粮负担。
毛泽东赞扬：边区部队的功劳更大，许多部队粮食、被服和其它一切全部自给，“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未有的奇迹，这是我们不可被征服的物质基础。”朱德总司令说：“近年来，我们在养兵方面有新的发展和创造，这就是用我们自身的物质需要来减轻人民负担，这个新创造对我军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民主人士、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说：“这样的军队，我们是没有见过的，所以我们要尽心尽力的拥护军队。”“几千年来，国家养活的兵都是吃老百姓穿老百姓的，唯独我们八路军，除了打仗以外，还进行生产，自给自足，并帮助人民春耕夏耘收秋，这是天下少有的。”群众说：共产党的军队“当兵不脱产，经费全自给”，“这是开天辟地头一回新鲜事，八路军是我们的贴心人。”
1940年2月，边区举行第二次工、农业展览会，高岗致开幕词。毛泽东、王明、吴玉章、林伯渠在开幕式上讲了话。毛泽东针对国民党制造摩擦说：“我们要吃团结饭，不要吃摩擦饭。吃摩擦饭肚子痛，要死人，还要亡国的。”会上展出产品6000件，其中有1000多件受奖，有吴满有、申长林、杨步浩、赵占魁等3000多名劳动英雄受奖。这次展览盛会，对于展示过去，促进今后工农业生产发挥重大作用。2月10日，中央和军委关于开展生产运动的指示中指出：“在比较巩固的地区，一般可按延安的经验，同时进行农业、商业、手工业生产……达到改善生活，克服困难，节省公费之目的。”
到1941年，边区大生产运动取得丰硕成果，农业一年上一个新台阶，畜牧业、林业相继得到发展。农业耕作技术改进，克服了粗放经营习惯，改造好吃懒做的“二流子”6万多人。
在大生产运动中，在党中央毛主席指导下，边区党和政府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精心指导和鼓励干部、职工和农民生产自给的积极性，开展了大规模学习吴满有和赵占魁及改造“二流子”运动，实行减租减息、交租交息的政策，开展劳动竞赛，互助变工，促进了大生产运动深入发展。
为了发展生产，增加劳动力，妥善安置移民。边区先后几次颁发优待移民政策，发布布告，规定移民种地三年不交公粮，不负担义务劳动，不征兵。这项政策吸引了山东、河南、安徽等地来的大量难民和移民，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仅延安县共安置移民38900多人，帮助解决住宿、耕畜等生产、生活等困难，为生产运动增添了一支生力军。
在大生产运动中，延安南川卅里铺成立了农业学校，培训各县区级干部。边区成立了光华农场，聚集了一批专家，实行生产、试验和推广技术三结合，使农场成了边区农业技术改革的尖兵，培训农技人才的场所。还成立了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毛泽东、高岗在大会上讲话祝贺。
1940年9月，边区党委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政军民机关努力从事经济建设。10月3日，边区中央局(区党委改为中央局)召开生产动员大会，高岗在讲话中，号召大力发展经济，立即动员起来，为41年增产粮食作好准备，支援长期抗战。11月12日，边区中央局作出《关于开展边区经济建设的决定》，要求各级党委把经济建设作为当前最迫切的工作之一，实行强有力的领导，以实现自给自足的目标。23日，又发出《对财政经济政策的指示》，要求全区财政工作执行完全自力更生的自给自足的政策，发展边区国民经济，进一步改善人民生活，增加政府收入，使经济与财政相适应。更重要的是，群众得到实惠，拥护共产党、八路军，把自己命运同党和军队联系到一起。
陕甘宁边区首届参议会和第二次党代会，为边区确定了大政方针，提出了边区建设的蓝图，指明了边区发展的方向，确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对后来边区建设突飞猛进有很大推动。
1941年10月底到11月初，在西北局召开第一次高干会议上，高岗作了重要讲话，指出了边区工作的方针，就是加强发展农业生产，大力发展私人手工业，帮助建立家庭纺织工业生产。二届一次参议会上(6日至20日)，高岗在开幕式上致词时，指出：“我们在困难中，今后还要困难，但是我们不怕困难，我们是可以克服困难的”。他要求各参议员检讨政府的工作，把缺点都指出来，确定今后的大政方针，规定边区的施政方针是团结西北人民，凝聚我们力量，保卫西北，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他说：“我们当前要着手的工作，就是更加提高民主政治，发展文化经济各方面的建设”。
在这次参议会上，高岗作了《关于五一施政纲领的解释》。会议通过边区中央局提出的“纲领”中明确规定“发展农业生产”和土地问题，“发展工业与商业流通”和私人手工业、劳动工资等政策方针。这些方针、政策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进一步调动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12月，边区召开党政军群机关生产动员大会，随后西北局作出《关于1942年度边区经济财政建设的决定》。指出必须全力贯彻执行以农业为第一、发展私人经济的方针。
1942年春，高岗通过在绥德、米脂深入基层了解实情，掌握了第一手材料，对改进领导作风，加强经济工作领导，做到心中有数。2月，西北局根据高岗意见发出开展春耕运动的指示。要求集中力量，在上半年完成40万亩荒地开垦，增产细粮20万石，种植棉花15万亩，种苜蓿5万亩的任务，并开展大规模的学习吴满有、赵占魁先进事迹运动。《解放日报》发表两篇社论，推动了全区学先进、促生产的发展。
特别是整风运动，把经济建设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在整风学习、统一思想的基础上，召开了西北局高干会议，用整风的方法，解决了一些高干不重视经济的倾向，工作思想作风大转变，工作、生产效率大提高，加强经济建设的领导，把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结合起来，抓整风，促生产，推动了工农业生产的大发展。高岗说：“什么是民主？民主头一条就是要农民手头里多有些小米，就是要老百姓吃得好，穿得好。所以，民主与建设其实是分不开的。”他说，建设边区就是今天党政军民的共同中心任务，而建设的另一方面就是精兵简政，就是减少一大批脱离生产的人员转入生产，就是减少各种不必要的开支，厉行节约，凡此都是为了休养民力，支援前方所必须的。
“经过整风运动学习，端正了思想路线、政治路线，西北局高干会议，又加强了党的一元化领导，进一步明确了发展农业生产第一的方针，借此东风，把大生产运动引向深入发展。1943年的生产得到突飞猛进，创造边区建立以来最好水平。
“1943年1月西北局召开了各职能部门负责人会议，研究布置机关生产任务，高岗在大会上讲话中强调各机关、学校、部队等单位，争取在粮食、肉、菜等方面达到全自给有余。19日，边区政府召开各机关生产动员大会，为了支持农业生产的发纺织运动。游手好闲的二流子亦多被改造而卷入生产热潮。”
高岗在总结六年来边区建设所取得的成就时指出：各阶层人民的生活上升，不仅衣食改善，而且财富也大大增加了。“由于边区的经济蒸蒸日上，提高了各阶层人民的团结程度和抗战情绪，增加了他们克服困难、迎接胜利的信心和建国途径的认识。”过去“边区地广人稀，素以贫瘠著称，然而今天竟能丰衣足食，欣欣向荣。”
边区发展生产靠什么力量呢？文章中说：“我们的回答很简单，就是依靠人民的力量，而人民力量之所以能够充分发挥，就是因为边区真正实行了民主政治。”
他引用孙中山先生的话：“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现在中国既是定为民国，总要以人民为主，让人民来讲话”。他又说：“中华民国者，人民之国也。……国中之百官，皆人民之公仆也。”他还说：“我们的三民主义的思想，就是民有、民治、民享。……就是国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享。”高岗说：“孙中山先生这一崇高理想，在边区已经实现了。”也已做到了官吏乃“人民之公仆的理想”，“乡长、区长、县长、专员以至边区政府的委员，他们终日忙碌，为的是发展人民的生产事业。”“发展生产，以达到丰衣足食……只有发展生产，才能更有力的支持前方，使坚持抗战和准备反攻有充分的物质基础；只有使人民大众丰衣足食，才能更加提高他们对于抗战建国的热情和信心，使坚持抗战和准备反攻有雄厚的群众基础。”“抗战必胜，建国必成”。“达到丰衣足食，又必须真心诚意实行‘民有、民治、民享’的民主政治。”高岗把发展经济提高到政治位置，凝聚力量，他说：“我们不仅要懂得发展生产的经济利益，而且还要认识清楚它的重大政治意义。”
由于方针、政策正确，领导得力，使1943年取得精神、经济两大丰收。从11月底至12月中旬，边区举行的第三次生产展览及第一次劳动英雄模范工作者代表大会，展示了前所未有的成绩。特别引人注目的展品是吴满有、杨步浩的玉米、谷子、小麦，轰动了展览会。群众编唱道：
山川万里气象新，五谷生长绿茵茵。
自力更生闹革命，开展生产大运动。
挖了穷根翻了身，感谢领袖高司令。
出席这次大会的135名劳动英雄代表(代表全区几千个劳动模范)，广泛地交流了农业、牧业、工业、合作商业等15个项目的典型经验，对今后经济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和边区发展方向。会上展出6千件产品，从1980张图表、照片反映的边区经济概貌看，耕地面积扩大为1338万亩，其中本年开荒100万亩，粮食总产达184万石，棉花种植15万亩，总产173万斤，产盐60万驮，全区32万劳动力中参加集体劳动的互助组等占三分之二。全边区兴修水地4.1万亩(包括42年在内)，大家畜达40多万头，羊子200多万只。在安塞县苗店子村办起一个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合作社(这就是毛主席在55年讲话中提到的延安建立了一个完全社会主义性的老朋友，他们最亲近的知心人高岗同志。十年以前在关中，以及后几年在三边，在绥德，在陇东，在延属各县，高岗同志头上络着手巾，穿着破上衣烂裤子和他们一块闹革命，一块儿挨冻受饿，向黑暗势力作斗争，英雄们没有一分钟忘记过他。在向西北局前进的大路上，他们都回忆起这段暴风雨时代，无数人民追随着老刘老高，为了劳苦群众的翻身，他们流了多少汗，多少血，才有了今天。欢迎的口号，震天的锣鼓，把英雄们引进西北局礼堂，这时，高司令出来了，相随着的是西北局各部委负责同志，高岗同志比看见自己的亲生兄弟还喜欢，诚挚的招呼他们，站在镰刀斧头的红旗下，高岗同志和他的朋友、知心人，亲密地交谈着。申长林说，今年又见高司令了，上次蟠龙见面后，一直就想他呢！
杨清同志宣布开会，第一项是献旗，这时锣鼓敲的更紧，口号叫的更亮：“拥护西北局！”“拥护高岗同志！”“高岗同志是西北人民的救星！”献旗共六面，由各分区劳动英雄一一献上，关中分区为“西北星辰”延属分区为“你给我们创造了丰衣足食的边区”、绥德分区为“西北人民的领袖”、陇东分区为“西北灯塔”，三边分区为“西北人民的灯塔”，中直、留直、边直为“西北人民的领袖”。接着，各分区代表宣读了献词。在献词中唱着：“刘志丹、高司令，创造陕甘宁……”歌曲。高岗在献旗会上讲了话。他说，我们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组织起来。怎样组织起来，他熟悉地点出了石明德、冯云等各地组织起来的过程和典型事迹，并要求向他们学习。他特别提到“光景好了，丰衣足食了，我们的事业还很大，过去我们曾在一起干，现在也在一起干，将来还要在一起干，才能真正组织起来。”他提醒“党的工作者、政府工作者、经济工作者，要向群众学习，和群众一起研究、解决群众困难，这样我们的群众工作才能生根，事情才能办好。”
献旗的劳动英雄的代表答词中说，我们边区男女老幼一条心，一条路，过去天黑着呢，我们老百姓摸不着路，高司令就在西北打起一盏明灯，给我们照明一条路，这样我们就翻身了。我们在高司令领导下，个个生产、人人劳动，“今年很多地方已做到耕一年吃两年，明年更加努力，部分地方要做到耕一年吃三年，全边区要做到耕三余一。”大会奖励了一批劳动英雄，奖品有耕牛、农具等，更大地鼓舞劳动英雄努力更上一层楼的积极性、创造性，带动全边区经济的发展。
会议期间，高岗带领吴满有、申长林、石明德等17名劳动英雄代表应毛泽东主席邀请到枣园，座谈了互助合作问题，鼓励他们将会议上好的经验广泛宣传，全面推广，带动全边区人民合作生产。《解放日报》社论提出：劳动英雄代表大会给我们指出了什么？坚持把人民群众在经济上组织起来，就会发挥出无穷的力量。
劳模大会通过的《宣言》说：让我们向毛主席、朱总司令、高司令、贺师长和延安各机关的首长说句心里话：“我们实在感激你们！敬爱你们！你们告诉我们的话，我们要句句记下，永远照着你们的话办，永远跟着你们走！”
展览会和模范工作者会议结束后，全区展开了宣传、贯彻会议精神，响应高岗的“宣传大会精神，做好1944年发展经济的准备工作”号召，推动了备耕运动。柳林区二乡(即吴满有所在乡)掀起“响应高岗同志号召，吴满有创造模范乡”的热潮，提出全乡增产细粮3900石，做到“耕一余一”的生产目标，对于发展畜牧、运盐、纺织、安移民、植树、优抚、修路和教育等工作，确定具体任务和完成任务的措施。西北局和边区政府，及时推广了柳林区二乡的经验，并在1943年12月11日《解放日报》发表，指导全边区的备耕运动。
1944年1月11日，高岗召集边区参议会常驻议员会议，他高度赞扬在去年经济发展中取得伟大胜利，并指出取得成绩的主要原因是整风和高干会搞通了思想，又抓住了发展生产这个中心。在会上，高岗提出自己的生产节约计划，并要有劳动能力的常驻议员，都根据自己的情况要提各自的生产节约计划。2月《解放日报》发表《高岗的生产计划》，自我要求种棉花、洋芋4垧，生产细粮两石，被服全自给。
3月5日，边区举行组织广大妇女从事生产纪念“三八”节的会议，高岗出席会议并讲了话。指出，男女平等和妇女政治地位提高的基本关键，就是要妇女参加生产，要获得应有的经济地位。他号召边区组织25万妇女参加生产，一年产细粮125万石。他说，“首先要在延安机关干部中先动员起来，传到下面去，这样分区、县、区、乡都能动员起来了。”1944年边区耕地由37年800万亩增到1500万亩，粮食产量由1937年111万石增到203万石，其中干部生产10万多石粮食。
边区在发展大生产运动中，为了提高农民积极性和提高劳动生产效率，从1939年以来一直坚持执行减租减息和组织劳动互助两个方针。1939年春，边区发布了《劳动互助社暂行组织章程》，仿照苏联农庄创建了集体农场和较高级的农业合作社，西北局编印了《边区的劳动互助》一书，《解放日报》连载有关章节，贯彻毛泽东关于发展互助合作是“人民群众得到解放的必由之路，由穷变富裕的必由之路，也是抗战胜利的必由之路”的教导，取得了经济建设的胜利。至1945年参加互助合作的农户占总农户40％；中农、新富农由原13％增至61％，贫雇农由原82％下降至38％。
边区从1938年以来，为了解决军民的穿衣和日用工业品的需要，积极开办工厂，发展合作、公营自给工业。先后建立了一批公营经济，如纺织厂、纸厂、服装厂、药厂、火柴厂、农具厂、兵器厂等。创办了综合性的合作社250多处。1940年为打破国民党顽固派对根据地的封锁，边区掀起了自力更生建设工业的热潮。到1941年，建起公营纺织、造纸、化学、石油、皮革、兵器等工厂100多家，职工7000多名。布匹、火柴、纸张、肥皂等做到了自给有余。新民主主义公营企业在贫困落后的陕北诞生。1942——1943年进行了公营企业整顿、提高，在经营规模、机器设备、技术水平、产品质量和数量等方面都有发展和提高，职工达到12000多人。公营和私营、合作企业稳定发展，保障供给，并有外销。尤其纺织业，1944年家庭纺织工人有15万人，纺纱166万斤，织布11万匹。公营、集体和私营商业并进，虽然公营没私营多，可公营、集体效率、利润比私营大。尤以合作社发展最快，到1945年有合作社600多个，股金达7亿多元。
1944年5月1日至25日，边区召开工厂厂长及职工代表会议，参加203名代表。会议研究大力发展工业的问题。朱德、周恩来等到会讲话。高岗在大会上作了题为《为工业品的全面自给而奋斗》的讲话。他说：自去年工厂会议、整风运动和赵占魁运动开展以后，产量增多，工人劳动积极性大大提高，模范工程师、厂长、模范工人大批涌现。“我们边区正在艰苦抗战中，边区又受到重重封锁，任何机器不能进到边区来，而我们内部有些同志认为边区‘地瘠民贫’，无法发展经济。我们不否认历史和旧社会的遗产是贫乏的。但是这些同志忘记了共产党人及革命同志的责任，就是在现有基础上改造这种‘地瘠民贫’的状况。”事实已经证明：由于党政军民一齐动手，去年吃的问题基本解决了，“紧接着我们就要解决用的问题。”“边区毫无工业基础，发展到现在有77个工厂(整顿中合并一些公营厂子)，这是陕北历史上空前未有的事。我们的工业从无到有，由小到大”，“逐渐脱离了过去工业品完全靠外面供应的情况，向工业品全面自给的目标迈进着。这一巨大的进步是劳动群众热忱和技术人才的科学知识相结合的创造成果，证明边区新民主主义经济已日益生长起来，壮大起来，给中国人民指出了一条光明的道路。”
他针对当时工业战线上出现的问题，及时地指出了“自满”情绪和一些“天才”思想要不得等问题，注意把好“质量关”。他说我们虚心检查工作中缺点，在“只有切实工作，虚心学习，有耐心、有毅力，三番五次的试验，千百次的研究，才能解决问题，只有具备这样品质的人，才是真正从地上生长起来的天才，只有这样的人，群众才会拥护他。我们必须虚心地学习技术，把政治热情和技术结合起来，以求创造出更多的东西！”他很重视知识分子和群众的结合。他最后号召：“所有工人、技师、厂长和做工会工作、做党的工作的同志，团结一致，互相帮助，为完成边区工业产品自给自足的目标奋斗。”
会议根据高岗等领导的讲话，确定了今后两年全部实现自给与提高质量而斗争的工业生产方向和任务，提出公私兼顾，工业以自给为主，军民齐办，改变了过去先公后私的方针，大大调动了民办的积极性，小型军民工业遍布全区各地。企业实行劳动保险和社会保险制度。科学技术与工人群众的创造性相结合，领导与群众相结合，学习赵占魁运动的新内容和革命工人品质与生产技术的统一，工厂企业化等重大原则和方针。会上还奖励了80多名特、甲等劳动英雄。
厂长会议结束后，西北局召开技术人员座谈会，高岗要求技术人员到工厂去进一步提高技术，提高效率，保证在两年内做到边区工业品的完全自给。7月29日，西北局作出《关于争取工业品全部自给的决定》，提出五项要求：一、工业管理部门要努力发展工业生产，提倡群众使用边区工业产品；二、有计划地发展合作社和民营纺织、造纸、煤炭、瓷器等工业；三、提高工业品质量；四、重视技术，重视技术人员；五、加强领导和坚持学习赵占魁运动等。
在发展工业生产中，特别注重了原材料生产。陕北的棉花从1941年开始种植，随后在延长、延川、固临等县普遍发展棉花生产，到1944年种植面积达到30万亩，年产量三百万斤，1945年种植面积达到40万亩。为了发展棉花生产，解决人民穿衣困难，边区对棉农实行优惠政策，给低息贷款，免纳税，加强技术等一系列措施，鼓励农民大种棉花。在子长(原安定)发展煤炭，煤油生产，解决群众和工厂的燃料问题。定边发展盐业生产，年产量和营运达到60万驮，约合1千万斤。食盐是边区出口换取外汇的拳头产品。在发展盐业生产中，西北局于1941年5月作出《关于运销盐的决定》。决定指出运销食盐是党与边区人民的迫切的中心任务。同时，成立了以高岗为主任的食盐督导运输委员会，习仲勋、王维舟、贺晋年、王震为督导运输食盐的各路司令，各县长组织食盐运输队，加强食盐运销工作的领导，食盐销往关中、甘肃、山西、内蒙等解放区和国统区，为边区发展经济开辟了最广阔的财源。高岗抓住志丹县组织3千多头牲畜运盐的事迹，写信指示，要奖励运盐劳动竞赛中劳动英雄，揭露破坏分子的造谣。各地传达了指示信，推动运盐竞赛热潮。全边区组织1.6万头畜力运盐，各地通往定边县的大小道路上，铃响马帮，川流不息，“一道道水来，一架架山，赶上毛驴运盐欢”歌声嘹亮。
在发展工业品自给运动中，全边区组织了十多万妇女参加纺花、织布运动。1943年三分之二的群众穿衣达到自给。西北局领导高岗等亲自纺线，学习织布，到1945年，陕甘宁边区所需煤炭、石油、工具、肥皂、纸张、火柴、布匹等日用工业品，达到自给自足。
随着农业、工业大发展的同时，积极开展商业流通领域的工作。坚持实行“管理进口，保护出口，发展内部贸易”的政策，创办集市贸易、工农产品和骡马交易会。1943年1月，高岗陪毛泽东、朱德参观延安举办的为期一个月的商品、骡马交易大会。组织出口食盐，换回抗战和军民必需的物资，发展边区的实业，繁荣边区市场。
当时，边区商业资本的剥削很厉害，为想办法使群众不受这种剥削，想办法着手办合作社。1939年10月，边区召开成立供销合作总社会议，李会友任理事会主任。高岗到会讲话指出，要把商业一定办好，解决好军民生产、生活日用品供应，为发展工、农业服务。由于公营和集体性质的商业合作事业在边区尚属首创，开始办合作社没经验，经营方向不对，群众意见很大。会议通过了合作社章程和决议，指导合作事业的发展。会上介绍了南区合作社的经验，纠正了少数合作社的商业投机思想，使合作社真正为人民谋利益。
1944年6月27日至7月7日，边区召开合作社主任会议。6月29日，在西北局招待合作社主任会上，高岗作了题为《合作社要为群众办事》的长篇讲话。他说，去年以来合作社进步很大，“打烂了旧的合作社，创造了新的合作社。”他说，过去有些合作社专以赚钱为目的，不以为群众服务为目的，群众有什么困难需要解决，从来不想办法去解决，所以在群众中留下一个印象“你不给我办事”。1943年根据群众的意见，对一些没有办好的合作社进行改造，撤换了一些合作社领导，出现了新的合作社。有的同志有情绪，说：“我辛辛苦苦的搞了十多年，为什么叫我走呢？”高岗批评说：“是的，你辛辛苦苦的搞了十多年，可是你也辛辛苦苦的把老百姓妨碍了多年。”他强调指出，要贯彻执行毛主席“组织起来”的伟大号召，树立生产观点和群众观点，把合作社办好，为群众办实事。合作社只要给群众办实事，群众就会拥护合作社，合作社也才有力量。
为了推动合作商业发展，进一步肯定南区合作社的方向，树立了南区合作社、蟠龙合作社为模范，还奖励了94名英雄，会议要求全边区合作社向他们学习。
7月9日，西北局由高岗主持作出《关于贯彻合作社联席会议的决定》中指出：“合作社是私有财产基础上各阶层人民大众联合经营的经济、文化、卫生、社会公益事业的组织，是经济和文化建设的杠杆。”至年底，综合性的合作社达435个(包括农、工、商、信用、运输等)，社员发展到24万多人。
在发展工商业生产中，高岗极力支持经济管理部门放手工作，交给“业务自主权、人事选调权、劳动奖惩权”等三权，他还亲自签发文电。同时又抓了厉行节约，反对大手大脚。1944年1月西北局高干会上专题研究了经济管理整顿。会后调整了经济干部，加强了领导，严格了管理，反对铺张浪费，防止钱物多了而大手大脚，胡花乱用，使边区日趋物资充裕，价格平稳，市场繁荣，信用不断提高。“价高招远商，货高招远客”。西安、甘肃、宁夏等地的一些地方都成立了边区的进出口物资的转运站。国民党封锁线上的国民党军队也成了转运物资的保护伞了。由于国民党的法币贬值，士兵吃不饱，跑到边区买东西。仅1943年，绥德专区给榆林二十二军协商卖粮2千石。边区的商行主动地给白区出卖多余的东西，并帮助运出，使封锁线冲垮了，边区的业务拓宽了，一直扩展到晋察冀、晋东南地区，既保障我方渡过难关，也和敌占区拉开商贸关系，为边区准备反攻积累了大量财富。更重要的是从工业自给和合作商业运动中，锻炼了一批能打仗、懂经济的干部，学会了从事公营经济建设的本领，建立了一个新式的财政、金融、公营经济占居主导地位的国家资本主义——新民主主义国家经济的模型。
1944年9月，边区召开仓库主任、二科科长联席会议，研究反攻的物质准备。高岗作了《保存粮食，准备反攻》的报告。在会上提出“休养生息，藏粮于民，准备反攻”的号召。在发展经济的政策上也作了具体规定，鼓励农民多“保存粮食，准备反攻”。他说保管粮食十分重要，粮食工作在今天有其头等重要的意义，任何时候任何人的第一个问题是吃饭，在战争时期粮食更为重要。过去粮食不多，今天粮食多了，要重视保管，“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边区在敌人军事、政治、经济封锁的困难条件下，农、工、商得以蓬勃发展。到1944年底，粮食达到“耕三余一”和“耕三余二”的目标；工业生产基本保证了军民日用生产、生活资料供应。毛泽东提出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在边区圆满实现。群众有吃又有穿，享受到真正的“安居乐业”的幸福。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人士黄炎培等参观团来边区参观、考察，也受到很大震惊，他们感慨地说：“没有想到！”中外记者团、美军考察组到边区参观南泥湾和绥德、延长等处的经济、军事。毛泽东和高岗等与各次参观团多次会谈，并用事实回答了参观团成员提出的问题。他们看到麦苗青，谷子壮，牛羊成群，听到雄壮的劳动竞赛歌声，无不称赞共产党的伟大气魄和无坚不催的革命精神及边区人民勤劳俭朴的作风。
边区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的奇迹，推动了全国各解放区的经济发展。贺龙同志在晋西北推广了边区的经验，一手抓军事，一手抓生产，解决了党政军的发饷、生活困难，稳定了民心，增强军队士气。
1944年底到1945年春，法西斯阵线的轴心德国、日本由衰落而走向垮台，反法西斯阵线由相持而走向反攻的形势下，西北地区响应高岗的号召，全面进行反攻的物质准备和思想准备工作。
1944年12月，在边区召开的劳动英雄、模范工作者会议上，高岗作了《时时刻刻为老百姓兴利除弊》的重要讲话，讲了边区大后方准备反攻的大好形势，提出当前的各项任务，突出强调加强团结，发展生产和培训教育干部。他要求劳动英雄发挥“带头、骨干、桥梁”作用；边区各级干部和领导要深入基层，改造农村，提高农民，完成45年215万石粮食和400万斤棉花生产任务。
1945年1月9日，西北局召开高干座谈会，高岗针对当时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中存在的问题，发表了《关于工作作风问题》的讲话。指出当前存在着：跑腿多、调查多、会议多、任务多、主动少、研究少、用脑少、检查少的现象，要改变不良作风，“共产党除了真理和老百姓以外，再没有不可丢掉的东西。”
期间，高岗在思想上和情报方面作了对日反攻的准备。1945年2月，雅尔塔会议结束后，苏联反攻力度加大，高岗得悉苏联有出兵东北的意向，及时决定加强北线工作，掌握北面动态，侦察敌情。先后派黎光、葛申、周兴等40多人到绥蒙、宁夏了解动态，侦察敌情。在动身前，北出的情报人员由周兴、李启明引到高岗办公室，高岗对抗战形势进行分析和布置了任务。他说：“根据目前抗日形势的发展，估计一年打败日本，那时苏联红军可能对日宣战，出兵于东北。我们和国民党在华北将有大的争夺战。现在派你们去要把那里的情报工作做好，以配合这个争夺战。”(见黎光回忆，原件存内蒙自治区档案馆)。
当时，苏联驻延安情报观察组孙平同志(俄名弗拉基米洛夫)和高岗关系比较好，经常一块喝酒，无话不谈。孙常到高岗办公室了解边区的情况，诸如建设、思想动态、反攻准备情况等。高岗也试探了苏联的态度，互通了不少情报。孙平说，苏联把西线敌人打垮后，东线可能对日本宣战出兵。苏联出兵东北信息，最早就是从私人交谈和酒后吐真言的这个渠道获得的。
孙平在《延安日记》里是这样描述高岗的，“高岗的个儿魁梧，一脸麻子，头发往后梳，说话声音低沉，走起路来不慌不忙。是个能干的、意志坚强的人。”高岗尽管有过一段悲观的经历，“但还是和蔼可亲。他跟人交往没有露出一点意志消沉和不相信人的样子。他喜欢听人讲笑话，自己也爱讲笑话。他那非凡的韧性是惊人的。不是忍耐，而是有韧性。”
高岗将他从小道获得信息向毛泽东透露，引起中央的重视，领导一块研究分析形势，认识不统一。毛泽东考虑颇多，认为苏联元气大伤，经济千疮百孔，人力已经枯竭，对苏联的力量没有估计的那么充分，会不会打日，还不能肯定。朱德认为苏日条约期满(4月13日)后可能对日作战。叶剑英等军队领导和高岗都坚信苏联会参战的，不会宽恕日本法西斯的。周恩来对苏参战与否，不发表明确意见。高岗说，苏参战可能在蒙古边从内蒙归绥、包头等地日军薄弱地区突破。之后，周恩来、毛泽东对孙平特别亲近，套近乎，一改以往态度，想探到信息，未得到孙平的实话。
在党中央、毛泽东主席的正确领导下，中央西北局和高岗带领全边区军民认真贯彻执行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方针，发动了史无前例的大生产运动，机关、军队、学校等干部职工、战士都参加生产，“建立革命家务”，为抗日反攻创造了雄厚的物质基础。边区经济欣欣向荣，博得敌占区人民的向往和羡慕。在敌人军事进攻，经济封锁的环境下，没有被困难吓倒，奋发图强，自力更生，到抗战胜利前夕工农业生产实现了自给有余。敌人妄图把边区人民饿死、冻死或“兵无粮自散”的美梦彻底破产。边区毅然成了全中国政治上进步，经济上发展的抗战救国的光辉旗帜，创造了强国富民的延安精神。毛泽东说：“我们的生产运动，成了全国的模范。”
到1945年物质更加雄厚，党的“七大”前后，边区调回几个旅部队进行反攻训练和集中培训大批干部，整顿三风，准备接管新区，保障了一时期骤增几万人的供应，可国库里还积存了2万多匹雁塔布和10万多斤棉花，结存10万多两黄金的家底(各分区、县除外)。农民平均每户存粮上万斤。毫无疑议，高岗带领边区一班人，将毛泽东主席的伟大号召落到实处，发动的军民大生产运动，为抗日战争乃至中国革命立下汗马功劳，这一伟大创举和成果已载入新中国史册。
抗战开始以后，根据毛泽东“新文化”的指示，开展革命文化运动，边区党和政府对文化教育事业建设花了很大的心血，当作第二件大事来抓，促进文化教育工作改革，纠正了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和旧教条的教育倾向后，学校教育和社会文化教育有很大发展。
高岗在西北局、边区参议会常驻委员会、参议会上多次强调指出：“尊重知识，注重教育，尊重人才”等问题，并身体力行，经常到学校视察，当发现一些学校的规程是抄袭国民党的，不是为人民服务的，把学校办成“不红不白”的现象时，责成有关部门限期整顿提高。指出：今后加强马列主义教育和文化教育，改变干部学校和国民教育质量太差的状况。大部分课程是旧的一套，没多少改变，延安第一完小一度教学方法脱离实际，上学的人数较少，他亲自到学校调查了解，发现脱离实际的倾向后，立即指示革新教学方法，增设适合农村实际应用的内容，把学习和劳动结合起来，实行教育与生产相结合的方针，使学生猛增，由原来的180来人增加到300多人。并指示教育部门领导，深入农村调查研究，解决农村文化教育中存在的问题，提高教育质量。从而使大量学校改变了面貌，不少学生学会务农、养畜的新技术和记帐、写信、打路条、拥军优属、锄奸报案和演秧歌戏的本事，特别突出的是边学边用，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学方法，使学生成为既是文化者，又是劳动者，既培养了学生爱学习、爱劳动的情操，又为学校经费不足广开了财源，有不少学校开展勤工俭学后，达到开支自给自足。群众普遍称赞说：“如今学校里教育的学生，真是文武双全。”
为了推动文化教育，1939年5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成立，7月中国女子大学和农业学校相继成立。8月边区召开学生救国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9月成立了边区师范学校，由教育厅长周扬兼任校长。边区党委始终十分重视知识分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工作，在经费非常拮据的情况下，教育经费投入占总经费的25％。
1940年1月4日至12日，边区文化协会首次代表大会在延安举行。123名各界知名文化人士和107个文化团体的273名代表参加，旁听者200多人。会议通过了成立蒙古文化促进会和回民文化促进会等议案。毛泽东作《新民主主义论》演讲，张闻天作了报告，高岗等在大会上作了讲话。9月在延安召开边区教育工作会议。晋西北派代表参加了会议。高岗、张闻天、徐特立等到会讲话。高岗在讲话中，强调指出了教育工作要搞统一战线，培养师资，提高教育质量，提高“小学教员的地位和待遇”，解决教材困难。
会议集中修改和讨论制定了小学法、小学规程、实施义务教育暂行条例、民教馆组织条例等法规。条例规定，边区的教育方针和学制：服从于革命的三民主义政治原则，适合今天边区抗战和建设需要，为边区人民服务和学校教育与劳动、社会、家庭教育相结合。完全小学实行五年制(即初级三年，高级两年)，普遍提倡民办小学，以及后来实行“民办公助”的教育政策。
由于西北局、边区政府领导重视文化教育，各地区小学犹如雨后春笋，应运而生。绥德、米脂办起了女子小学。延安成立了保育院、保育小学，收容了很大一部分抗属子女和全国各地及海外来到边区的儿童，如李鹏、刘力贞等一批烈士子女在保育院保小就学。在少数民族居多地区——镇原县、定边县成立了伊斯兰小学，在伊盟的城川成立了蒙古族小学，保证了少数民族的娃娃有机会受到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学习教育。米脂县的杨家沟和关中的扶风创办了民办小学，并将经验向全边区推广，带动了其他地方创造民办小学的积极性。小学出来的娃娃，受到家长喜欢、群众欢迎。他们说：“现在学校里教的娃娃比过去好多了，既能文，又能劳，在农忙的节骨眼上放忙假，一回来帮家里做活很行当。”
边区的文化教育运动，在“五一施政纲领”指引下和整风运动、高干会的推动下，向深层次发展和提高。“五一纲领”第十四条中规定：“继续推行消灭文盲政策，推动新文字教育，健全正规学制，普及国民教育，改善小学教员生活，实施成年补习教育，加强干部教育，推广通俗书报，奖励自由研究，尊重知识分子，提倡科学知识与文艺运动，欢迎科学艺术人才。保护流亡学生和失学青年，允许在校学生的民主同政治权利，实施公务员的两小时学习制”。纲领还规定：“推广卫生行政，增进医药设备，欢迎医务人才，以减轻人民疾病之目的”，“从政治经济文化上提高妇女在社会上的地位”，“实行蒙、回民族与汉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平等权利”。西北局对1941年教育工作的指导思想是：实施新民主主义教育，大力充实教育内容和加强教学设施，发展师范教育，提高教师质量。在教育界实行统一战线，发动全边区各个方面抓教育的积极性。
在普及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的基础上，西北局、边区政府根据以上指导思想，相继成立了日本工农学校、鲁艺学院、延安大学(后改为行政大学)、西北党校、民族学院、军事学院、陕北公学、延安中学等20多所学校和各种短训班，培养训练大批干部、学生，输送全国各地。高岗对边区直管的学校积极奔走筹备，并兼任西北党校校长和民族学院院长职务，为抗战胜利后接收新区和解放战争乃至建国后经济建设培养了大批人才。
在西北局高干会上针对边区人民对物质和文化日益迫切需要，确定了“生产第一，教育第二”的正确方针，把文化教育运动逐步引向纵深发展。到1944年，全边区学校发展到1300多所，在校学生达到4万多人，比1935年增加近10倍，教育质量大大提高。毛泽东在12月边区二届二次参议会上讲话中说：“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所指出的方向，各地都可以适用。”
在抓学校教育的同时，采取各种组织形式，利用各种渠道，开展多种活动，大抓社会教育。1941年冬，边区成立冬学委员会，高岗担任冬学委员会主任，加强了业余教育工作领导，促进了冬学、夜校和扫盲识字活动。1944年底统计，全边区建立识字组2千多个，参加2万多人；夜校、冬校1600多处，学员达5万之众；普遍建立起读报组和办起黑板报。一些县城还办起25个民教馆及展览室、图书馆、小型剧团、秧歌队等文化艺术组织，文化教育运动变成了热烈的群众运动，参加学校和群众文化学习的人数达十几万，在历来贫瘠落后的陕甘宁边区来说，是史无前例的。
为了促进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鼓励先进，带动后进，1944年冬在延安召开文教代表大会。高岗在大会讲演中提出：“加强干部教育头等重要”的问题。他要求各级领导者必须亲自动手负责，将大、中、小学办好，各区乡干部把训练班办好，各级政府机关一律办干部文化夜校，在两三年内扫除干部中的文盲，为长期建设边区、建设国家，反攻日军打下基础。他说这次大会的方针是：“为大多数人民服务，为战争生产服务，打日本、反汉奸、反封建迷信。”
他指出教育是“一切建设事业的关键，各级领导同志必须予以第一等的注意。”各县、区、乡都要办好冬训班，扫文盲，讲卫生。文化教育“永远为群众服务，永远依靠群众。”他为《解放日报》题词：“为革命文化事业牺牲”。
边区党政为吸收、团结、教育外来的知识分子制订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政策和关心、照顾及使用的办法，调动了知识分子为工农兵服务的积极性。高岗针对一些人不愿接收知识分子入党和安排工作的现象，他指出：这是不懂得知识分子对革命事业的重要性，不懂得为地主资产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和为工农兵服务的知识分子的根本区别，不懂得国民党正同共产党夺取知识分子的根本区别。他要求组织、人事部门要积极吸收知识分子参军、参政、入党，要政治上关心，工作上大但使用，生活上优选照顾，地方干部与知识分子搞好团结，搞好关系，相互取长补短。
高岗极重视新闻、报刊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及时随形势的发展、变化而为新闻单位指出正确方向。”1942年10月，西北局作出关于报纸工作决定，规定了指导思想和方向。党中央于10月28日《关于报纸通讯社工作的指示》中肯定西北局的“决定”，要求“各地亦应仿照此办法，改正过去不讨论新闻政策及社论方针的习惯，抓紧对通讯社及报纸的领导，务使通讯社及报纸的宣传完全符合党的政策，务使我们的宣传增强党性。”
为了推动新文化运动，边区创办了几十种刊物，不仅培养了一批“从政、党务、拿枪”的队伍，也培养锻炼出一批“文化队伍”，促进了各个根据地文化运动，幅射到国统区和敌占区。边区已成了吸收、培训、输送干部的基地。
边区文化教育运动从编小型戏剧和民歌活动开始，教育不断革新和发展，又促进了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与不断提高。边区各县、区、乡普遍建立文艺宣传组织，有剧团、秧歌表演队等，他们采取就地取材，自编自演《兄妹开荒》、《大家欢喜》、《拥军优属》和《血泪仇》、《刘巧儿团圆》等小剧，逢年过节到集镇、农村表演，宣传边区政治、军事、经济发展事迹。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创作一批中外驰名的优秀民歌，如《东方红》、《咱们的领袖毛泽东》、《南泥湾》、《横山里下来些游击队》等。除了在边区演出宣传，活跃文化生活外，还到陕北白区的榆林各地和关中、陇东等国民党军营地、农村表演，受到白军官兵和白区群众的好评。文化教育运动的兴起，有力地促进了人民的思想觉悟提高，使精神变为物质财富。安塞县马家沟村群众在读报组学习了吴满有、杨步浩等劳动英雄的事迹和毛泽东主席、高岗司令参加生产的报导后，当即提出为毛主席、高司令、林主席等代耕细粮五石。关中白源村有个二流子看了改造二流子王三保的小剧《大家欢喜》后，把计划开荒地8亩改为28亩，精心务育，夺取了丰收，多交公购粮，支援边区抗战建设。子长县第一完小秧歌队演出了这出戏，有个二流子看后说：“只要你们不嫌我，我决心务正，你们帮我改掉游手好闲的习气。”延安市区群众看了吴家枣园吴满有组织的秧歌队演出宣传后说：“新戏比旧戏班子好看，都是当地的事情，一看就懂，既增加了知识，又能劝人，真是演一台戏，劝一场人。”真人真事小剧、秧歌的唱词、台白，都是当地群众斗争、生产、生活中的实事情，教育自己，改造自己，群众喜闻乐见，正是自我教育的好方法。
边区过去由于经济、文教落后，不讲卫生。边区党政领导随着经济、文教事业的发展，同时发动群众卫生运动，全边区组建起医疗单位49个，动员群众修厕所，讲卫生，除疾病，破除迷信，进行反巫婆神汉斗争，使边区可怕的死亡率逐年下降。1944年5月，西北局和边区政府联合召开边区医药卫生工作会议，成立以大夫傅连璋为主任的防疫委员会，领导防疫卫生工作，并组织医疗队下乡流动扑灭疫情，减除疾病。6月，边区召开卫生动员大会，高岗出席会议并讲了话，发动了热烈的群众卫生运动，做到了人财两旺。还在会议上奖励了70多名模范卫生工作者。
随着经济、文化教育发展，边区体育、新闻、出版事业也达到蓬勃发展，精神高度文明，娼妓、赌博、吸毒等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恶习一扫而光，抢劫、偷盗现象绝迹，出现“夜不闭户，昼不锁门”和人人为抗战救国的局面。林赠送政治、文学、历史、传记、中外问题等书籍万余册，支持发展文化教育，在当时书籍紧张的情况下发挥了一定作用。
另外，他从小揽工放羊，清楚陕北地广人穷，有发展羊子的条件且是农民穿衣、铺盖的主要来源，皮毛肉是重要出售的商品，东北人民政府捐资黄金80两亦称“黄金吩羊”，支援陕北老区发展畜牧，脱贫致富。陕北是高岗的家乡，也是他革命起步的地方，于是他对老区关爱多了一份亲情，在陕北人民中留下深刻影响。后来，高岗出事被作为一条罪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