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宁边区，是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唯一没有失去的、面积最大且较巩固的一块根据地，是党中央机关和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是进行抗日战争的策源地和出发点，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总后方。陕甘宁边区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上，有着特殊的重要意义和地位。作为西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创始人之一高岗，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统一战线和党的建设、共和制民主政权建设等各个方面作出了贡献，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新中国的建立和经济建设提供了借鉴，边区的道路正是中国革命的道路，这里代表着中华民族的方向，成为全中国人民的希望。
陕甘宁边区的创造和发展，党的领导是关键。红军在东征、西征取得胜利后，陕甘宁边区根据地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1937年5月1日，根据党中央的指示，边区召开第一次特委会议，成立了中共边区特委会，高岗、林伯渠等17人参加会议，中央指定郭洪涛任书记，高岗、林伯渠、吴亮平、王达成、刘长胜、李坚真等为特委常委。
5月2日——14日，党中央在延安召开了全国党的代表会议。会议确定了中共在陕甘宁边区的总方针。毛泽东同志对边区党委的成立及今后任务作了明确的指示。他要求“转变与创立特区为抗日的及民主政治的模范区域，为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中政治与军事的模范区域，为实现民主共和国的模范区域”。
5月15日，也就是全国党代会结束的第二天，边区特委在延安城内二道街旧礼堂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特区党委(当时边区党委和特委并称)。出席这次会议代表84名，列席代表74名(全部是出席全国代表会的各地代表)，代表是由中共陕北省、陕甘省和神府、关中、三边特委及各县县委书记等组成4个代表团出席。由于左倾路线执行者说这个曾经动摇，那个过去右倾，高岗、张秀山等一些苏区的创造者被排挤会外。高岗等17人被选为边区特委执行委员会委员。17日，召开第一次特委全委会，酝酿选举书记，中央提交的书记候选人是郭洪涛同志，大家对郭意见很大，不选郭洪涛当书记，“不能选一个杀人犯当书记”。投票结果，高岗是得票最多的一个，不过中央仍决定郭洪涛任书记。
11月，王明、康生从苏联出发途经新疆迪化(现乌鲁木齐)和陈云同机飞到延安。毛泽东、朱德、张闻天、高岗、林伯渠等中央、边区领导到机场迎接。毛泽东以《喜从天降》为题致了欢迎词。他幽默地说：“欢迎你们骑着仙鹤腾云驾雾从昆仑山那边飞回来。”“给山沟里送来马克思主义。”欢迎我们敬爱的国际朋友，欢迎从苏联回来的同志们。你们回到延安来是一件大喜事，这就叫“喜从天降”。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些话似是针对王明讲的。
12月9日至14日，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开会议，王明在会上作了《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要一切听从国民党政府，以国民党军队牵制日本侵略军，减轻对苏联的压力。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主张，反对提无产阶级领导，反对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反对游击战争，反对洛川会议放手发动群众的决议，攻击洛川会议忽略了“抗战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战的言行准则”。他完全放弃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并认为毛泽东是空谈无产阶级领导权。他的报告引起很多人的不满与反感。但由于他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也迷惑了一些人。王明在会上拿出一份政治局委员名单，他和陈云、康生列入政治局委员，会议勉强通过。王明在这次会上被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主管宣传工作，并分管陕甘宁边区工作。这就形成和边区主要领导一唱一和，使王明右倾路线在边区占统治地位，指导思想由左向右转。他们依靠国民党军队抗战，反对放手发动群众和武装群众，抹煞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作用，放弃了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和独立自主原则。由此导致了国民党的顽固派钻进边区根据地，破坏民主政治建设，放任了地主的复辟，有的地主乘机“反攻倒算”，向农民强迫要回土地，逼迫要回已被废除的旧债，抢占分出去的窑房。农民分得的土地一半被地主倒算回去，一些贫苦农民的胜利果实得而复失。边区党委对反动派的进攻斗争很不得力，放弃了党的领导作用，背离了党代会制定的方针。致使边区被闹得乌烟瘴气，广大群众对共产党又一次产生疑虑。这实际把自己手脚绑起来，限制扩大解放区和军队发展。
12月下旬，高岗出席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专门讨论边区党委工作。高岗就边区出现的混乱情况作了汇报。
1938年2月，王明在政治局会议上，继续强调把军队交由国民党指挥，各种兵力应统一在国民党的统一编制、统一作战行动等“五统一”的基础上，强调“自主原则会影响国共合作，不利抗战”。高岗从投身革命这天起就坚定了推翻国民党统治、夺取全中国、建立人民政权的雄心。高岗同王明的错误路线进行坚决斗争，并向毛泽东主席反映情况，他说：“我以为苏联飞机给我们带来什么好东西，却不知道是‘祸从天降’，好端端的边区，搞得乱七八糟”。毛泽东对高岗的“祸从天降”这句话很重视，因为毛泽东当时处于被动境地，一部分领导被王明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又要摇中共的脑袋。在“七大”准备委员会王明当为书记，毛泽东为主席，大有取代毛泽东地位的兆候。所以，毛采取两手，一手派任弼时去苏联汇报，寻救靠山；一手要稳定陕甘宁根据地，换掉跟王明跑的人。他召集老同志座谈会，进行认真调查研究，考察了边区干部，大家说刘、谢去世后，就要数上高岗了。他开始考虑改组边区党委的问题，克服中共的头脑由共产国际来摇的弊端。
左右倾机会主义者的共同特征都是不懂领导权。左倾机会主义者往往把自己孤立起来，右倾机会主义者是放弃领导权，结果一样自己成了“空军司令”，歪曲了统一战线，给革命造成了损失。
1938年5月，中央为了加强边区的领导，制止混乱局面，为实现“模范区域”的既定目标，决定改组陕甘宁边区党委，任命高岗为区党委书记。高岗根据毛泽东主席指出：“边区的作用，就在于做出一个榜样给全国人民看，使他们懂得这种制度是与抗日救国最有利的，是抗日救国惟一正确的道路，这就是边区在全国的意义和作用。”
高岗一上任，首先抓紧纠正边区党内的右倾错误，组织党委一班人重温毛泽东主席在边区党代会上的指示，团结一致，统一思想，增强战斗力，为实现“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的目标奋斗。决定以边区政府和留守兵团的名义发布布告，制止了反动派的破坏活动，保护了农民的既得利益，稳定了形势，克服了一切“服从、经过”统一战线的错误指导思想，坚持了放手发动群众，独立自主原则。
8月，王稼祥从苏联回国，带回来了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重要指示。王明在回国前，斯大林会见王明、康生和王稼祥时，讲了一些统一战线高于一切的观点。之后，王明、康生和王稼祥在一起会见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时，季对王明说：你回中国要与中国同志搞好关系，你与国内同志不熟悉，就是他们要推你当总书记，你也不要担任。对于中国党的路线，没有听见共产国际说过路线不正确的话。任弼时到莫斯科汇报中国情况后，季米特洛夫对任弼时谈话时说，王明回国前提醒过，他回国并不代表国际，他长期脱离中国实际，回国后要以谦逊的态度，尊重党的领导同志，“中国党的领袖是毛泽东”，“不是你，你不要自封领袖”。可是，王明和康生回国只传达斯大林的指示，未传达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交待意见。
9月29日至11月6日，在延安召开了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了《论新阶段》的报告和大会结论讲话，批评了王明(时任中央统战部长)的错误观点。与会同志集中批评了王明的“两个一切”的投降主义错误。高岗在发言时批评王明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统一战线高于一切”和把边区和统战区混为一谈的错误观点，他用边区当时比较混乱的事实，批评王明的投降论及反对洛川会议精神的言行。他说，中国共产党从成立那天起，就是要推翻国民党黑暗统治，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统一战线要服从这个大目标，抗战工作就是动员全国人民觉悟起来，紧急行动，把日本鬼子赶出去，不能不相信人民的力量，只听蒋介石、国民党的“统一指挥，统一作战”是右倾思想。
会上，彭德怀、博古、贺龙、邓小平、杨尚昆、关向应、罗荣桓等同志发言，批评了王明的错误路线，总结了自去年党代表会后15个月来的工作经验教训，特别是总结了统一战线工作中出现的右倾方面的教训。
扩大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清算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通过了《政治决议》，批准了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政治路线，统一了全党思想，统一了步调，推动了各项工作的发展。西北地区在高岗的领导下，坚决贯彻六中全会决议，使王明的错误影响和边区党委的右倾思想得以彻底纠正。边区党委的改组，对王明错误路线的批评，稳定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
六届六中全会闭幕不久，中共中央为了加强西北地区(主要是边区以外地区)党的工作，决定成立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负责西北地区的工作。张闻天兼书记，邓发、高岗、李富春等为工委委员，李维汉为秘书长。西北工委除联系陕甘宁边区党委的工作外，其日常工作主要是：受党中央委托，主管陕、甘、宁、青、绥五个省的白区工作，包括五个省少数民族工作。高岗参加研究起草了《回回民族问题提纲》、《蒙古民族问题提纲》。这两个重要文件，提出了党对团结回、蒙族共同抗日的各项具体政策，经毛泽东同志批示，中央书记处讨论通过，原来的文件中只讲到“反对国民党的大汉族主义”，毛泽东看后提出：“还要同时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为西北的民族工作中开展反对两种倾向的斗争指明了方向。
这两个文件对争取、团结回族、蒙族及其他少数民族一致抗日起了重要作用。当时，日本军队在西北地区已经占领了归绥市(呼和浩特)、包头市，并向伊盟扩张，而且在内蒙建立了一个傀儡政权，即以德王为首的“蒙疆自治政府”。日寇还派遣特务潜入甘肃、宁夏、青海等省，分化回族上层，策动回族反动上层要在甘、青、宁三省成立一个类似伪“满洲国”那样的傀儡国——即“回回国”。如果敌人的这个阴谋得逞了，不仅严重地威胁整个西北地区，而且要严重威胁党中央所在地的陕甘宁边区的北大门和西大门的安全，威胁着整个中国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安全，更为严重的是造成西北地区少数民族分裂状态。这两个“提纲”中，针对日寇的阴谋和国民党的大汉族主义，在中国少数民族问题的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允许回族、蒙族人民在他们原居的地方实行自治和“自决”的权利，提高了民族统战觉悟，增强了“民族自治”和“抗日救国”的信心。“自决”的提法尽管不科学，当时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1939年9月23日，高岗指示区党委组织部发出了《关于今后组织工作的指示信》，提出“注意吸收工人与知识分子入党”，发扬党内民主，提高党的纪律，开展正确的思想斗争。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为了抗日和对日反攻的胜利，高岗把吸收和培养教育干部作为西北党的头等任务来抓，掀起抢知识分子热潮。高岗到处吹抢知识分子的风，“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早在38年他任边区党委书记后，提出“广招天下士，诚纳四海人”，“谁抢到知识分子，谁就抢到天下”的口号。他对管人事工作的张秀山、陈正人说：“没有不可用的人，要善用各种人才，用人要有大的气量。”他亲自主持起草发出《关于吸收知识分子的指示》。明确提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政策，指示要大胆吸收各方面愿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奋斗到底的知识分子，并团结其他党派的进步的知识分子为国家民族奋斗到底，欢迎知识分子到边区来为建设边区和抗战服务。号召“新老干部互相学习，不务虚名，不摆资格，外来干部帮助工农干部提高理论知识”。这一指示吸引了大批特别是参加过“12·9”运动的骨干和进步的爱国青年奔赴延安，参加各种学校、协会、培训班、研究会学习。边区各个抗日群众团体、各个党校、干校，根据区党委的指示，进一步通过各种形式，拓宽多种渠道，向敌战区和海外伸延，扩大联系范围。
自从党中央和边区党政军大本营奠基延安后，到1942年底前，国内外各种人物都纷至沓来，形成一股“救国真理在延安”的潮流，吸引了全国爱国青年和有识之士十多万人。他们认为“中国希望在延安”，“共产主义首都在延安”。中国当时有蒋记政权，汪伪政权，伪满政权，还有北京临时政府，大批爱国青年选择了延安解放区，共产党领导的边区民主政权。他们怀着抗日救国热情从蒋管区、沦陷区、海内外，冲破层层封锁，越过道道关卡，冒着生命的危险，蜂涌奔赴边区“取经学知”，寻求抗日救国真理，出现了“天下人心归延安”的局面。延安成了中国人们心目中的抗日圣地，救国中心。北京、上海特别是南方的大批知识青年，抗日报国心切，躲过国民党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和胡宗南的三面包围，通过林立的关卡，千里迢迢来到延安。高岗的妻子李力群就是其中之一，她求知报国心切，高中还未学完，就从江苏省奔赴延安。这些热血青年男女大都是途径西安辗转到延安的。他们从外地到西安是坐火车来的，从西安到延安多数要徒步而行，脚上打起血泡，一拐一扭，艰难跋涉。他们豪迈地说：就是爬也要爬到延安。这对于这些青年来说，是一次“长征”式的锻炼。他们背着行李，日出而行，日落而停，有许多人是“少爷”和非常洋气的“小姐”、打扮怪异的外国记者，从来没有步行过这样遥远的路程。然而，抗日救国热情高昂，追求光明真理的理想信念坚定，在西安到延安的400多公里漫长的黄土大路上，三五人一行，几十人一队，还有穿裙烫发的大城市、海外女青年，不约而同地走到一起来了。在延安的大路上浩浩荡荡，出现了一幅壮观的历史图景。他们到延安都进了“土窑大学”，喝延河水，吃延安小米饭，取延安的经典。
延安遭日本飞机多次轰炸，边区党委机关一些部门搬到徐家沟，位于沿安塞川的山沟里，距真武洞三四里，借住农民的窑洞。笔者走访时健在老农说：“高岗骑一条大黑骡子，经常去杨家岭向毛主席汇报工作。回来工余时，和农民一起劳动，好苦水(即干活卖力)，做活很麻利。一边劳动，一边和大家啦话，没一点官架子。听说毛主席发给他‘劳动模范’奖状。”
1939年11月13日——12月17日，边区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安塞县徐家沟召开，出席代表170名，代表全区5万多党员。高岗代表边区党委会致了开幕词，提出“如何把边区更提高一步，把边区更加巩固起来”的任务。11月14日，由高岗主持大会，毛泽东同志亲临大会作了重要报告，强调指出边区的任务：“一是提高自己，一是帮助别人”。他在报告中高度赞扬陕甘宁边区在区党委的领导下，近两年在民主政治建设、发展经济、提高文化教育，除奸肃特，发展统一战线和党的建设、政权建设、军队建设和学习马列主义等方面取得重大成就。毛泽东针对当时国民党掀起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再次强调指出，目前我们“正处在日寇与反共分子的包围之中，正处在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生投降、分裂与倒退的危险关头，我们必须以更大的努力，进一步提高边区，使边区在继续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的斗争中，起更大的模范作用。”
毛泽东在讲话中说：“高岗同志对中央红军和抗战斗争立了大功，这种功劳与我党我们军队的历史所共有。在座的同志不要忘记了他的好处啊！这个边区就是刘志丹、高岗同志他们搞起来的。不管是谁，只要对革命作过贡献，我们就永远记着他们。”毛泽东这样表扬一个人还是很少见的。
11月15日，高岗代表边区党委向大会作了题为《抗战新阶段中陕甘宁边区的任务》的工作报告。他着重讲了边区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与保卫边区的任务，进一步提高边区与巩固边区，进一步巩固与提高边区党的领导等三个问题。他在大会上郑重宣布：党中央在第一次边区党代会上交给我们的“使边区成为抗日的、民主的模范根据地”的任务，经过全区党政军民共同努力，由于中外许多朋友、团体和先进人士对我们的帮助，特别是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我们已经大体上把这个任务实现了。他在总结两年半的工作中，在肯定成绩的同时，强调指出决不能以此自满，要为完成党中央向边区提出新的任务而继续努力，渡过难关，自给自足，丰衣足食目标奋斗！
这次会议开了一个月零五天。中央和边区有关部门负责人肖劲光、张闻天作了军事、组织工作报告，王稼祥、陈云、李富春、李维汉等先后在大会上讲了话。陈云在讲话中说：“陕甘宁边区是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党、政、军、民、学各方面的工作都很有成绩。”“……刘志丹、高岗等同志很早就在这里组织游击队，进行武装斗争，建立根据地。”
大会采取无记名投票方法选举产生了边区新的党委会，高岗继续当选为边区党委书记。会议还选举了高岗等为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
大会通过并发布了《告全体党员书》、《告全区民众书》、《致中共中央贺电》、《致八路军、新四军电》，作出了工作报告的《大会总决议》、《拥护和扩大八路军的决议》、《发展边区经济改善人民生活的决议》、《发展边区教育提高文化的决议》，以及农、商、税收、卫生保健、乡村工作、审查党的成份、干部教育等“决议”，决定边区继续动员抗战，除奸肃特，保卫边区，发展经济和教育等任务。
这次代表大会，在党中央正确领导和高岗直接主持下，准备很充分，开得很成功，是一次团结、胜利的大会，是一次粉碎第一次反共高潮的动员会，是提高、巩固和发展边区“模范区域”的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会议。尽管会场设在农家小院，小组讨论放在农户窑洞里，但这次会议使边区党的建设和思想建设，促进边区共和制建设走上正规的转折点。在大会精神的指导下，各级党组织在各条战线上发挥了组织、核心和战斗堡垒作用，在不足二百万人口的地区，依靠人民，教育人民，团结各民族人民，击退了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一次又一次军事进攻和反共高潮，打破了经济封锁，发展了生产和文化教育事业，巩固和发展了“三三制”的民主政权建设，支援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为其他解放区树立了民主政治建设榜样。
边区党组织在高岗的领导下，为把边区建成“模范区域”而作了极大努力，成绩卓著，受到毛泽东主席的赞扬，他说：“高岗同志有能力”，使边区的贪污腐化、损公利已、阳奉阴违、官僚主义、消极怠工之风为之一扫；克已奉公、艰苦奋斗、言行一致的作风人人奉行。“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磨蹭饭，十没有发国难财。”
高岗与杨芝芳离婚后，一些人热肠古道为他物色对象。1939年冬在安塞县筹备边区第二次党代会时，抽调边区党校部分学员办事，经陈云、李富春介绍李力群与高岗见面谈恋爱。党代会结束后，李力群和高岗一起到杨家岭见毛泽东，毛泽东、江青招待吃饭，在一块吃饭时，毛泽东说：高岗是山沟里成熟的马列主义者，西北人民的领袖，他笑着说，陕北汉子，南方姑娘，郎才女貌，赞同你们结为夫妻。
毛泽东向来喜欢成人之美，张闻天、王稼祥等人的配偶都是他搭桥牵线。李力群原先嫌高岗年龄大，现在，听毛泽东还称赞高岗，“钦定”他们结合，消除了思想矛盾心理。1940年元旦，他们同李卓然、张邦英三对一起举行简单婚礼，朱总司令、张闻天、李富春、蔡畅、江青等参加婚礼，一块吃饭。
李力群生于1920年，江苏省睢宁县人。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出现了“天下人心归延安”的热潮。正在高中上学的她，忧国忧民，抗日救国心切，年仅17岁的南方姑娘，不听父母劝阻，毅然辍学奔向“北国”。她同鲍永花、姚静修、消岩等为伴，踏上奔赴延安的漫漫征途，经过重重关卡，迢迢几千里行程，于10月到达令人神往的革命圣地延安，遂进入陕北公学学习。当时，大批青年来延安寻求“抗日救国”真理，住宿很紧张，她一到陕北公学就碰上挖窑洞，打柴挑水，经受了餐风饮露、严寒劳作的考验，南方姑娘随风就俗，变成了陕北打扮，卖力劳动，刻苦学习。由于她劳动积级，学习用功，表现也好，不久就加人中国共产党，改入党校学习，党校毕业后，分配到高岗办公室工作，后担任柳林区委书记。
1940年9月11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经由张闻天和高岗等商量，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高岗任书记、谢觉哉任副书记，林伯渠、肖劲光、刘景范等17人为委员。之后由高岗主持召开全委会并讲话，他对军队和地方干部提出具体要求。毛泽东、张闻天、任弼时参加了会议。党中央对边区中央局的工作非常重视，决定由任弼时负责指导边区中央局工作。
10月初，任弼时代表中央局向党中央建议，边区中央局所属部门、边区政府和边区驻扎军队政工工作，均应由中央局讨论解决，需要请示党中央的问题，经中央局讨论后报请党中央或中央有关部门解决。中央和中央各部门下达的指示，经中央局讨论执行。边区军事上大的行动，经中央局商定后由书记报请毛主席批准执行，一般的军事行动由高岗负责解决。任弼时的上述意见获得中央政治局会议一致同意。毛泽东说：“高岗同志的意见应成为主要的意见。”从此，边区中央局的体制和职权更加明确、具体和扩大。
1941年5月13日，中央决定中共西北工委和边区中央局合并，成立中共中央西北局，统一领导西北地区的工作，高岗任书记，林伯渠、谢觉哉、陈正人、肖劲光、王世泰、张邦英为委员，贾拓夫、李卓然为候补委员。6月7日，高岗主持西北局召开第一次党委会议，决定谢觉哉任副书记，陈正人任组织部长，李卓然任宣传部长，高岗兼统战部长，贾拓夫任民运部长，任作民任秘书长，高长久任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高朗山任青年运动委员会书记，崔田夫任党务委员会书记。西北局的成立及其办事机构的组建，加强了党对西北地区的一元化领导，加快了西北建设步伐。
1942年，高岗和任弼时领导了著名的边区整风运动，使西北党受到深刻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提高了马列主义水平。之后，主持了两次西北局高干会议，总结了西北党的历史经验和教训，解决了长期争论的问题。进一步完善了以“三三制”为核心的共和制政权建设，奠定了新中国的国体和政体的雏型。陕甘宁边区的巩固，使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有个安定的后方基地，得以潜心研究马列主义，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写了大量著作，形成毛泽东思想体系。边区建设时期为毛泽东把马列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实践检验基地。
高岗正是在毛泽东思想体系形成过程中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对他自己教育、锻练、成熟、提高起了重要作用。在陕甘宁这座大熔炉里，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改造了主观世界。高岗在担任陕甘宁边区主要领导者工作的近十年中，始终精心组织“三个模范区域”的建设，并取得了卓越成就和新民主主义国家建设的丰富经验。毛泽东赞扬高岗是“成熟的马列主义者”，正是延安时期在毛泽东领导下及其身边工作、学习的结果。
为了实践新中国民主共和制度，实现三民主义，高岗在1939年第一次边区参议会议前，亲自主持制定并提交第一届参议会通过《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在实施过程中，高岗又经过大量调查总结，于1941年春主持制定出新民主主义的“五一施政纲领”，党中央政治局批准，经过了一段试行，受到边区各级领导和广大群众热烈拥护。1941年10月17日——11月3日，高岗主持召开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并在会上作了重要报告，对“五一施政纲领”进行进一步的论述，会议就举行陕甘宁边区第二届一次参议会的内容、议程等进行讨论决定。会上毛泽东同志作关于思想方法问题的讲演，朱德、林拍渠等就边区军事、财政等问题作了讲话和报告。在同年11月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上，高岗代表中央西北局向大会作了《关于五一施政纲领的解释》的报告并提交大会讨论通过实施。
这两个“纲领”规定了边区实行三民主义和新民主主义的施政方针和政策，进一步推动了边区民主政治建设和经济建设。
著名的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总学习委员会领导下进行的。是毛泽东经过长期思考后亲自领导的一次普遍的马克思主义学习教育运动。她在我党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这次伟大的整风运动，首先从党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的首府——延安开始。
整风前，西北局为整风做了充分的准备，派了几个考察团到基层和部队调查研究，掌握材料。1月，高岗率领西北局考察团，用两个多月的时间到绥德、米脂一带进行考察，听取了绥德地委和分区领导汇报了政治、经济、军事、党务工作等问题，广泛了解情况，与各阶层人士谈话和阅看有关材料后，考察团30多人分为四个分团，分别到双湖峪、绥德县城、保四团进行政治、经济、军事和党务工作的考察。高岗、贾拓夫分别到二、三团指导考察。经过20多天考察后，集中于绥德分区进行初步整理分析，并和绥德分区领导一起座谈，对绥德分区工作进行初步研讨，提出很多问题。考察团于2月5日来米脂县进行考察，对米脂县党、政(即三三制)、经济、文化教育和干部问题进行了解考察。25日集中于米脂县城座谈，高岗特召集在米脂县的边区参议员座谈会，李鼎铭副主席参加，听取了他们对米脂的金融、土地和生产等问题的意见。通过了解考察，发现不少干部对情况了解不够，工作不深入，区干部忙于动员工作，调解纠纷和打路条，不知道建立经常的正规工作；特别是党委有包办政府的工作；米脂土地问题中，多数未按边区规定办事，有的地主多收租子；有的农民少交租子或不交；不少农民怕地主收回土地，怀疑政策变；金融、贸易也存在问题，不能适应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要求。
高岗在两县考察后，得出“党的政策还不能够贯彻到下边去，干部不能够掌握政策，办法少，解决问题一般化”，不能适应当前形势结论。同时出版了《绥德米脂土地问题初步研究》一本小册子，详细介绍了绥德、米脂两地土地和农业生产情况及社会阶级关系。
林伯渠带考察团20多人到甘泉、富县进行考察。中央军委和留守兵团组团到部队调查研究。还有西北局宣传部、组织部到固临县、安定县等地3个乡调查研究，并出版《固临调查》小册子。青、工、妇也组团到县、乡调查研究。这些为整风学习和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整党、整政、整军、整财、整学、整民及整机关作风等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毛泽东一直认为江西苏区的失败，是党内一些留洋、赴苏的自称是“共产国际”代表，擅长引经据典，唯苏唯书的领导，把一个用鲜血生命创造的根据地和几十万红军弄得七零八落。毛泽东在1940年12月4日政治局会议上说：“左倾把江西苏区和大批干部没多时弄得净光，”“军队损失十分之九，苏区所剩下的只有陕北苏区，实际上比立三路线损失还大……”毛泽东到陕北落脚后写的《实践论》、《矛盾论》等光辉著作，旨在纠正唯苏是从，唯书至上的倾向，要从中国国情实际出发，确立“中国作风，中国气派”，把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使“马列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延安整风一开始，矛头自然针对党内那些赴苏留洋的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洋八股错误在党内的影响，背后就是斯大林。当时赴苏的所谓理论权威在中央不占多数，但是他们打上“共产国际代表”、“留苏学生”的旗号，盛气凌人，影响着实不小，就连毛泽东也不能不对他们敬而远之，尽量不涉足“二十八个半”的“专业领地”。康生在整风后期说过一个鲜为人知的情况。他说：“如果不搞延安整风，毛泽东几乎不敢来中央党校作报告。”高岗和毛泽东都是王明路线的受害者。毛泽东在江西时深受教条主义严重打击，因而他对教条主义深恶痛绝，他俩交谈了江西和陕北肃反的教训时，自然同病相怜，意气相投，共同认为“这些历史经验教训，不总结清算，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思想与行动，如不来一个彻底的认真的深刻的斗争，便不能加以克服，非有一个全党的动员是不会有多大效果的”(据张秀山访谈录)。
六届六中全会之后，毛泽东连续发表文章、指示，反复强调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统一起来，并决定成立两个委员会，一个是以毛泽东牵头的清算历史的委员会，一个是由陈云、高岗负责的对过去挨整干部的审查委员会。整风开始时主要在高中级干部中进行，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解决唯苏是从，以书唯上的问题。经过整风运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地位在思想上和组织上进一步得到巩固和提高，全党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空前团结起来。
1941年9至10月间，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对王明的错误进行批判。高岗参加会议并作批判发言。一些受王明路线影响的同志陆续作了自我批评，如刘少奇、张闻天、周恩来等检查了过去的错误，1943年整风审干中，周恩来继续检讨中说，他在武汉时期的政策是错误的，并把他错误说成是“投降和机会主义”，表示忠于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从莫斯科回来的杨尚昆等也讲些鞭挞自己丢脸的话，并帮助王明认识错误。在争论中，有人提到斯大林的一篇文章时，毛泽东说：“你不愧为斯大林分子，斯大林放个屁，你们使劲地闻，还说是香的。”康生在苏联期间，每次开会王明讲完话，康生站起狂呼：“王明万岁！”他回国后，王明把康生塞进政治局，见风使舵的康生见毛泽东反对王明，他摇身一变，极力洗清自己，把王明踩到脚下，并说王明是“投降分子”。王明当时抵触情绪很大，说什么“名为整三风，实为行四反”(即反对列宁主义、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共党)。他对张闻天讲：这次整风是针对我们从莫斯科回来的人，尤其是你，你过去的教条比我们更多。张闻天说，我过去确有很多错误，应该好好反省。我这次下去联系实际调查，得益不少，顶回了王明的挑拨、拉拢。
中共西北中央局根据中央总学委会的部署，于1942年4月14日，高岗主持召开了负责干部会议，专题研究了学习计划，建立了组织领导。边区成立了总学习委员会，由任弼时、高岗负责领导边区党、政、军等三个学习委员会。党群系统由西北局常委、组织部长陈正人和杨清（即欧阳钦）负责；军队系统由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肖劲光和莫文骅负责。4月20日，边区总学委召开会议，学习有关文件，研究部署整风学习。21日，召开干部大会，2000多人参加，高岗主持大会并讲了话，任弼时作了整风学习动员报告。会上，他们进行思想发动，布置学习任务，宣读学习计划。整风运动开始后，认真学习了中央规定的22个文件，学习和整风成为边区干部的中心工作任务。
4月27日，边区总学委会为了促进学习、总结学习经验，解决学习中出现的问题，决定由西北局各部门抽调七人组成巡视团，分别到各单位检查、督促和参加各单位讨论学习。高岗及时听了巡视团的汇报并指导学习运动健康发展。
5月22日，边区总学委发出通知，决定机关、团体等单位的学习时问延长两个月，跟中央机关的学习在步骤上保持一致。同时，根据高岗的提议，在巡视团的基础上，成立了办公室，龚逢春任主任，陈正人、李卓然、杨清参加领导，并主编了边区《学习》报，指导、交流学习经验。
6月2日，在边区礼堂由高岗主持召开各学委成员、学习组长联席会议，总结了第一期学习的成绩与偏向。会议上任弼时、高岗在讲话中指出学习中的一些缺点，存在咬文嚼字的现象，专讲文件多，中心思想发挥不够，联系自己思想实际反省少，或者只讲他人而不反省自己，即使反省也只是约略涉及几句。这种偏向的存在，影响学习的效果，不利于改造自己的思想和作风。高岗在会上，针对存在的偏向，进一步强调了整风学习意义，明确指出：“整风学习，是无产阶级思想意识克服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斗争。”他要求各学委会和单位负责干部要起带头作用，带头联系实际，带头反省，带头自我批评。要发扬民主，不论什么意见都可以讲，只有这样，才有利于正确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这次会议对边区整风学习起了极大推动作用，使大家对整风学习的方法、目的更加明确。6月5日《解放日报》就高岗讲话发表了社论：《延安一个月运动的总结》，指出10种偏向和纠正办法。
8月1日，西北局委员会和总学委会联合召开会议，对区级机关学习形势作了初步估计，提出整风学习的总结计划。4日，召开各机关、学校、团体等学委会负责人会议，传达了联合会议的精神，李卓然对整风学习作了初步总结。而后，用3——5天时间，以学习组为单位，本着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切实解决干部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问题，反对学习中的形式主义，进行具体的总结。在总结整顿学习的基础上，转入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的阶段。
其时，西北局召开了边区各分委、特委以及直属县的组织部长联席会议，西北局各部委、群众团体负责人参加。高岗在这次会议上布置了分区、县级整风学习任务，对全区学习文件，领会精神、提高党员素质、整顿基层组织，整顿机关作风，加强边区党的领导，改进党风，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执行起到很大作用，收到良好效果。
边区在整风学习中，始终按照党中央、毛主席的决定、指示进行安排的。从4月下旬开始，除了抓紧边区级机关的整风学习外，西北局先后向基层发出《关于准备整顿三风致各地党委的信》和《关于在各分区及县学习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等22个文件的指示》。文件中指出，党中央及毛泽东同志号召的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整风运动，“是党在思想上的革命”，并且规定整风学习为今年下半年各级党委的中心任务。要求各地区党、政、军的主要负责人，以身作则地把参加学习，领导学习作为自己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在6、7月间，各地根据西北局的部署，结合下边的实际，采取各种形式，开展了空前的马列主义学习活动。
通过自上而下的全党整风学习，提高了干部的马列主义水平，纠正了一些糊涂观念，树立了正确的学风、党风和文风，使党的思想建设达到了新水平。很重要的一个收获是使共产党人懂得了自己的历史和传统，懂得以独立和创造性的方式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通过一遍又一遍学习规定的22个哲学文件，对照自己走过的道路，寻找马列主义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方向，使马列主义水平空前提高。整风学习中，特别抨击了“洋八股”。所谓的“洋八股”实质就是王明等离开中国国情而乱套照搬苏联和共产国际的东西，对革命造成极大损失。经过整风运动，使共产党人弄懂了吸收国外好的经验，又要“实事求是”地联系本国的实际、特色，最终目标是：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思想体系。通过整风学习，这个目的达到了，为党的“七大”召开作好思想准备。
延安整风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没有实事求是的精神，就无法搞清什么是“左”，什么是“右”，反对错误倾向就会人云亦云，表面上众口一词，统一得很，而实际结果只会把党内思想搞得更乱。整风把解决主观主义、教条主义问题，作为“第一个重要问题”严肃对待。毛泽东同志指出：“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才能抬头”。高岗强调贯彻毛泽东的这一英明指示，他指出：“只有铲除了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真理才能维护，党性才能巩固，革命才能胜利。”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在边区也是严重的，1935年肃反中的错误“就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产物”。边区整风和之后的高干会，由于抓住了党内主要矛盾，使长期不明确的问题迎刃而解，达到了统一思想、整顿作风、加强纪律、纯洁组织，实现正确领导的目的。更重要的是通过延安整风，真正找到了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的道路。
在整顿学风、文风取得初步成绩，广大干部的马列主义水平有了一定的提高，对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有所掌握的基础上，西北局召开历时88天的高级干部会议(1942年10月19日至1943年1月14日)，也是整顿党风的重要步骤。这次高干会在我党历史上占居光辉地位，也是延安整风运动继续深入和发展中的一件大事。在高干会前，西北局组织了整党、整政、整军等七个准备委员会。参加这次高干会的有：陕甘宁边区党政军民学党员负责干部97人，分区党、政和军队旅一级负责干部52人，县级党政及军队团级干部117人。参加旁听的有209人，中央高级干部学习组的同志和中央党校的大部分重要负责干部也都到会旁听。
党中央、毛泽东对高干会极为重视。早在8月下旬召开政治局会议，对加强边区工作进行讨论，毛泽东在会上提议由任弼时代表中央指导高干会议。为了做好高干会准备工作，9月初，西北局根据中央政治局决定，发出关于召开高干会的通知。通知指出，这次高级干部会议主要讨论整风、整政、整军，统一党政军民领导关系，精兵简政和财经等问题。在高干会正式召开前，高岗出席中央书记处会议汇报了高干会准备情况，专门研究高于会有关问题，同意西北局对高干会的准备工作和讨论的各个决议草案，并决定草案先由高干会讨论，在高干会结束前提到中央讨论，然后再经高干会通过。
毛泽东同志出席了高干会开幕和闭幕会议，并在会议期问作了长篇重要报告，阐述著名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号召“全边区要团结在以高岗为首的西北局周围。”任弼时代表中央自始至终参加和领导了这次会议，并发表了《关于几个问题的意见》的演说。他说：“如果中央晚来一步，或者是遵义会议以前的中央来到陕北的话，那么，全国仅剩下的十分之一的苏区——陕北苏区，怕是会损失了的。”边区“对于全国、甚至全世界来说，是处在一种中央发言人的地位。”“对于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来说，是处于领袖地位。”朱德、刘少奇、陈云、彭真、叶剑英、康生、吴玉章、徐特立等在大会上作了重要讲话，都表示支持西北局以及高岗的工作。会议上，张秀山、马文瑞、习仲勋、张邦英、贺晋年、刘景范、李卓然、贾拓夫等70多人以亲身经历就边区历史和现状以及各方面的工作发了言。
这次会议是在国际国内形势都发生了重大变化的形势下召开的。当时苏联红军在斯大林格勒转守为攻，取得伟大胜利，成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转折点，迫使希特勒从此把整个方针转入战略防御。美、英两国也加强了它们在太平洋战线上的实力，开始对日局部反攻。国内在中共的领导下，各抗日根据地军民，不断粉碎日寇的“扫荡”、“清剿”，一些解放区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蒋介石仍坚持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日军的力量还是强大的，继续向解放区进攻。作为抗日策源地的陕甘宁边区，有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在这种形势下，边区更应统一思想，凝聚力量，在积蓄与培训干部、休整部队，医治接回来的伤员，发展生产，支援前方和准备反攻等方面做出更大贡献，以满足前方和后方军民的要求，进一步提高全国人民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
这次高干会议，是一次最实际的整风会议。会议运用了整风的精神，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全面地讨论了边区的历史和现状，检讨和整顿了边区党、政、军、民、财、学等各方面实际工作中的歪风，取得很大收获。
这次会议，主要解决了三个重大问题：一、总结了边区党的历史经验教训；二、解决了抗战以来边区党内存在的主要偏向问题，纠正党内闹独立性的现象，加强了党的一元化领导；三、批判了地方工作的官僚主义倾向与军队工作中军阀主义倾向。分析了边区的现状，确定了发展生产、教育是边区党政军民等方面今后的基本任务，并为中共六届七中全会总结历史提供了经验。
一、对于边区党内历史上的问题，中共到陕北后忙于东打西征，没有来得及解决党内长期存在的思想分歧与隔阂。同时，边区党内许多同志还没有掌握强有力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还不容易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上很好的说明是非使对方心服口服。陕甘根据地是王明路线的重灾区，革命斗争成果险些被“左”倾路线断送，一批党政军优秀干部没有牺牲于敌手，反而成了“左”倾路线执行者的刀下冤魂。如果不做一个公正的结论，将影响许多同志的工作积极性，也影响着党政军民之间的团结。整风整党不得不接触边区党内过去历史上的一场大争论而未结论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10月21 日，陈正人在高干会上做了整党整风的报告。到11月2日，以讨论会的形式讲了边区党内的历史经验教训问题，澄清这个问题涉及边区党内历史上长期的争论和斗争，是一次现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边区实际相结合的的教育。中央决定召开高干会议，就党内历史争论问题，大家共同认真的总结经验教训，开展了尖锐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以整风的精神，采取研究历史文献的方法，进一步明确了政治路线错了，组织路线必然会错的的道理，使到会干部从活生生的历史现实中，深刻懂得了什么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及其对党和革命事业带来的危害。会上同志们说：“过去毛主席说了，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如果发展到极点的时候，可以闹到亡党、亡国、忘头的地步，总是不能理解，想着也许是过分的夸张之词吧！但是，参加了这次高干会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才了解了毛主席这些话的真正内涵。”
会议对陕北党内朱理智、郭洪涛等少数人的错误进行了揭发批判，指出了土地革命时期，刘志丹、高岗等同志，根据陕甘边当时实际情况，规定的依靠山地农村，发动游击战争，创建根据地，发展党组织，建立红色政权，建立革命武装，实行土地革命的策略路线是正确的，肯定了高岗在恢复二十六军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毛泽东到会听讨论并几次插话发言。朱理智、郭洪涛、戴季英等在会上作了检查。
高岗按照毛主席的指示，11月17、18日用两天时间，代表中央西北局在高干会上作了《边区党的历史问题检讨》的结论报告。他在报告中，把边区党的历史是非曲直过程从头细说了一遍，对过去两条路线的的争论，错就错在不懂得中国和西北的实际情形，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根本原则而造成的恶果等作了客观的、透彻的说明和批评。他说：“这是边区历史上最成功的一次会议，是一个大学校。”经过这次“会议的讨论，把边区党在中央来到陕北前内战时期特别是后期历史争论的问题基本搞清楚了。朱理智等同志所推行的是反马列主义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与刘志丹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相对立，并以其错误路线来打击正确路线和坚持正确路线的同志。路线是问题的实质，这个问题不检讨清楚，就不能贯彻整风学习和根绝三风不正的路线，就不能获得全党在思想上的一致，因而也不能获得团结全党的巩固基础。”
高岗的报告长达三万字，分为陕西党的创立到大革命时代；国共分家到‘9·18’事变；反帝同盟军成立到肃反事件；肃反事件；肃反事件以后和结论等六个部分叙述了边区党从创立以来一直同“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建上、军事上、苏区政权上、社会政策上、根据地开创上、民族民主革命任务上和统一战线策略等重大原则问题上斗争中前进着。他在报告中对“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作了严肃的批评。他说“左”倾机会主义者不了解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里的革命，必须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以乡村为主要的根据地”。他们极力反对“枪杆子万能”，反对以“武装为主”，反对以“乡村为主”。他们抄袭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斗争经验，主张阵地战，主张以城市为主，以工人为主。他们不了解民族民主革命，必须联合“一切反帝反封建的阶级力量，组成广泛的统一战线”。所以他们反对统一战线政策，主张打倒一切，不许对国民党、民团、哥老会及各种上层分子中搞统战，谁搞了就扣上和“白军勾搭”。“富农路线”或“浓厚的土匪色彩”、“土匪路线”帽子。中国政治经济不平衡，决定了革命的长期性。“左”倾机会主义者认为革命力量已占优势，幻想革命一下子就要全国胜利。在肃反政策上，夸大了反革命力量，把有错误的革命同志与反革命分子混淆，“甚至将执行正确路线的革命同志当反革命对待”。在游击战争时期的政权建设，土地改革与干部政策方面，“左”倾机会主义者搞政权建设正规制度；地主不分田，肉体消灭之，富农分坏田，并侵犯中农的利益；合他们口味的干部就拉拢提拔，否则就排挤打击。他指出，“左”倾机会主义者坚持的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路线”，是“三风不正的必然产物”。杜衡、朱理智等人，在“军事、民运、党务等及一切政策问题上，不从实际出发，不进行调查研究，而只凭书本上的教条和脑子的空想办事”。他们写文章言之无物，夸夸其谈，是“典型的党八股”。从三风不正的危害中，我们深刻体会到“三风不正足以亡党亡国亡头的滋味”。高岗在报告中就“路线斗争变为肃反”的错误产生的根源及政治上、组织上和思想品质上作了严肃地分析批判。
他最后强调，历史的教训向我们提出这样的问题：凡是有实际经验的老干部，必须努力学理论，才能抵制与克服错误的东西。一切新的知识分子干部，必须到实际工作中去，取得经验，学会“把自己与农民和枪杆子结合起来。这是我党进一步布尔什维克的重要关键。”他告诉人们一个结论：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高岗还指出：“过去站在正确路线方面的同志切勿因此自满，必须努力学习文化和马列主义理论，同时希望革命知识分子务须深入基层，与农民和枪杆子结合，只有这样才不致重蹈主观主义的复辙。”高岗在报告最后提出五条建议：1．对过去在错误肃反中一切被冤屈的同志，应当替他们申冤，摘去他们“机会主义”帽子。2．请求中央取消过去认为被捕同志里“右倾取消主义及对反革命自由主义”的决定。3．希望犯左倾错误的同志痛改前非，继续为革命工作。希望其他同志本着治病救人精神对待犯错误的同志，加以帮助。4．对所有到会同志，希望都能认识这场思想斗争，同时也是教育了我们自己，应该用这种精神贯彻整风学习，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来整自己整现在。5．提议把这段历史作为干部教育材料。
他号召：“我们要在中央与西北局统一领导下，团结得象一个人一样，克服工作中的弱点和缺点，以迎接我们党当前的任务。边区党在全国是有特殊地位的，因此，在边区工作着的每个同志，也是有特殊任务的，希望全体同志努力前进！”
高岗的报告，使大家了解了整顿“三风”的丰富内容与伟大意义，进一步了解了真正的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规律，了解了边区与高岗本人。“高岗对西北情形熟悉到那样的如数家珍，对于决定政策那样的慎重而有创造性，对于革命利益和党的原则又是那样坚定的忠诚，对于犯错误的同志也抱着那样治病救人的态度，这些都使人觉得，西北老百姓拥护他做领袖，亲热的唤他做‘我们的高司令’，中共中央决定他做西北局书记，要他代表中央领导西北和边区的一切工作，完全不是偶然的。”(《解放日报》)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报告中说：“外地干部比较本地干部，对熟悉情况和联系群众这方面，总要差些。拿我来说，就是这样，我到陕北五六年了，可是对于陕北的情况了解，对于和陕北人民的联系，和高岗同志他们比较起来差得多。”
毛泽东、任弼时同志在高干会上讲话时，对西北党内历史问题讨论结论给予了肯定，对高干会给予肯定。高干会解决了陕甘的历史遗留问题，肃清了“左”倾错误影响，纠正了党政军中的不良倾向，统一了思想认识，统一了党的领导。毛泽东号召西北的全体干部一定要团结在高岗同志周围，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而奋斗！
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听取讨论发言和弄清情况后，于12月12日，发出党中央《关于1935年陕北(包括陕甘)问题重新审查决定》，指出，刘志丹、高岗同志所领导执行的政治路线和立场是正确的，1934年——1935年间陕北党内两条路线斗争时，在朱理智、郭洪涛的高压政策下，依然坚持原则和正确路线。而朱、郭是王明路线在陕北的执行者。“当陕北‘肃反’问题未彻底弄清楚前，他们一贯把握了布尔什维克立场和态度，这是值得我党同志学习和效仿的。”“朱理智等同志所主持的‘肃以’将陕北苏区和红军创造者刘志丹、高岗、张秀山、杨森等同志逮捕并杀害了二百以上的党政军干部，这种将党的最好干部诬认为反革命分子，加以逮捕和杀害，不仅完全是错误，而且是革命的罪恶。”并决定撤销朱理智陕甘宁边区银行行长职务，撤销郭洪涛中共山东分局书记的职务。
二、边区党内历史问题作了结论以后，会议转入讨论当前工作。11月21日、23日，毛主席作了关于斯大林论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的十二条的解释演讲，一面概括了历史的教训，指出了与错误路线作斗争的必要。他说：“你们现在作一个西北的结论，是很好的。”我们虽然是从历史中走过来的，但要历史观念上怕当地反映历史是不容易的。经过这样的磨折，这样多年，“这次高干会才把历史搞清楚。”一面指出了当前工作中的偏向，特别是闹独立性和自由主义的偏向。他说：“边区党从1938年5月由高岗同志领导，克服了抗战后存在过一个时期对统一战线政策上的右倾和干部政策上的宗派主义以后，政治路线、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是与中央路线符合的，党内也没有产生过其他的错误路线。但是政府中、军队中、民众团体中的党，对于党的政策和组织都还有不尊重的地方”，政、军、民之间的关系，“地方党的组织成份，整个党的领导作风，都还有不健全的地方。为了使边区党真正实现斯大林提出的十二条要求，这些缺点不能不加以切实揭发和改正。”
大会根据毛主席的指示精神，由高岗作了关于统一党的领导的报告，林伯渠作了整顿边区政府问题的报告，贺龙作了整军的报告，陈正人作了整顿民众团体的报告，采取讨论历史问题方法，对抗战以来边区党内思想偏向问题即党内的闹独立性的问题，政权工作中的官僚主义问题，军队工作中的军阀主义、军队至上倾向等进行检讨纠正。高岗提醒大家说，这次讨论比历史问题讨论更艰巨，所说艰巨就是要涉及到许多具体问题和负责人本身的问题。
参加大会的党政军各方面的干部，都以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揭发和检讨了边区存在的主要问题，思想上的主观主义残余，政策上的糊涂观念和不顾客观环境的所谓“仁政”的思想；组织上的闹独立性、自由主义；在实际工作中缺乏调查研究，处理问题时的片面性和表面性；在统战工作中只讲联合不讲斗争或者只讲斗争不讲联合的倾向；实行“三三制”中的关门主义的残余，或放弃原则的偏见，强调民主形式，不讲民主的内容，只讲民主，忽视集中，对上级的指示不够尊重甚至不贯彻执行；在领导上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和“老一套”的毛病等。经过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做到既弄通思想，增强了团结，又解决存在的偏向问题。党员干部都感到思想上有很大提高，感情上发生了重大变化，达到了清除不良倾向，统一思想，统一行动的目的。使到会的干部明确了是非，认识到“只有路线上、政策上、组织上完全统一的党，才能称为真正布尔什维克党，才能更有力量来建设边区，支援抗战”。独一旅旅长说：“参加这次会是最彻底的整风，不但脱了裤子，还洗了澡，擦了背，一切大的毛病小的毛病都揭露了，都医治了，使我得到了最宝贵的教育。”
为了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会议明确规定：边区一级党、政、军、民的工作全归以高岗为首的西北局统一领导，分区一级的党政军民工作归分区地方委员会统一领导，其余县、区以此类推。通过这次高干会，使中共西北党更加团结，风雨兼程，锐意进取，勇往直前，蓬勃向上。《解放日报》发表高岗在11月初纪念苏联十月革命25周年的题为《团结得象一个人一样》的文章里说：“苏联一国，终于挡住了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希特勒及其欧洲匪帮的进攻”。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使纳粹的战略进攻归于破产，确定了同盟国转取主动的局面。“为什么苏联能替人类完成这样伟大的任务呢？其中一个最主要的条件，就是苏联有一个布尔什维克党，斯大林领导的一元化的联共党。”“在保卫苏联的战争中，全苏人民都在联共党的领导下，无论后方和前方，士兵和工人，老人和小孩，像一个人一样的同法西斯德国搏斗着。”“这种坚强团结，步调一致，就是苏联能够战胜纳粹的最基本条件。”
高岗在文章中还说：“今天纪念十月革命25周年的时候，我们边区党要向联共党学习的，主要就是这种布尔什维克的一元化、统一性的精神。如果没有这种精神，步伐不齐，各自为政，是无法战胜敌人的。”
他向全边区党员和党政军各部门工作的党员号召，“我们要坚决执行中央的路线，我们要像一个人一样团结在党中央、毛泽东同志的周围，我们一定要在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领导这方面做模范！”他旗帜鲜明地第一次提出“团结在毛泽东同志周围”的号召。这是自毛泽东担任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主席后，从公开文件中首次见到的提法。
高干会把学习、整风和改革三者紧密结合起来，在高岗的提议下，会议作出发起拥政爱民拥军优抗运动的决定，军拥政爱民，民拥军优抗蔚然成风，使党政军民之间的关系大大改善，出现团结抗战，团结建设的新局面，并为我党我军创建了优良传统，直到现今仍发扬光大。
三、高干会的第三个收获，认真检讨了抗战以来的建设事业。会议指出，必须纠正过去边区不顾本身的具体条件和政治情况，想“百端并举”、“样样做模范”、“样样是中心”的急躁思想，大会按照毛主席为会议作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书面报告，经过会议讨论，明确地规定生产和教育是边区建设的两大中心，并且以发展生产为基本任务。
会议围绕以上三个主要问题，经过深入检讨，在组织上、思想上和路线、政策上达到空前的统一、团结的局面，发展了理论联系实际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特别是搞明白了党的一元化领导的问题。1943年1月6日，报经中央批准，西北局设立常委会和办公厅，常委有高岗、林伯渠、贺龙、陈正人、贾拓夫(兼办公厅秘书长)。会议上，高岗代表西北局宣布了毛泽东亲笔题写的奖状，表彰了王震、马文瑞、马锡伍、罗成德、贺晋年、王世泰、习仲勋、王丕年、刘秉温等22位模范，同时处分了6名假公济私、贪污腐化的干部，落实了奖罚严明的政策。
1943年1月29日，西北局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贾拓夫受高岗委托，传达了高干会讨论的各项问题。与会的民主人士一致赞扬高干会的成功。民主人士、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先生说：“这次会议是思想上与制度上的大转变，将来贯彻下去，见诸实行，才是我们的收获。我们党外人士，国共两党都是大党，但无党无派的人总占多数。去年共产党提出整风运动，秋后又开高干会，是把思想问题见诸实施，是一贯的精神。而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呢？据我看是为了与全国人民携手。以伟大的党与全国人民携起手来，才是伟大的作风。如只守住党内狭小的范围是不够的，宗派主义教条主义是胜利的障碍，必须打破。希望共产党要研究党外人士的心理，真能与党外人士合作，如此不但党伟大，政府也伟大了。”教育厅柳堤厅长说，高干会是为了边区建设，也是为了全国抗战，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
这次会议，在党中央、毛泽东主席的正确指导和以高岗为首的中央西北局的领导下，开得很成功，“是理论与实际结合的典型”，是把每个部门、每个地区乃至每个人的实际有的放矢的整风典型。“是集体创作集体学习的大学校”。对延安整风特别对边区整风深入发展是一个极大的推动，统一了全党思想、干部思想，根绝了不正的“三风”，是促进边区党的建设、政权建设、军队建设、经济建设大进一步的一个重要举措。由于总结了历史教训，指出了工作中的偏向，纠正了干部的错误思想，干部思想作风大有进步，党政军民关系大有改进，又确定了边区建设中的中心任务，所以高干会后，使边区的面貌焕然一新。西北党更加巩固团结，各项工作雷厉风行。群众说：“现在的党和政府对待老百姓可好了”。党外人士说：“前途有办法了”。毛泽东说，领导者最大的本领，就在善于搜集材料和研究材料，把群众正确的意见集中起来，再坚持下去指导群众的运动。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历史实践证明，高干会是成功的，正如李维汉在1981年的一次座谈会上说：“1942年西北局高干会的路线是正确的；高岗在边区党委和西北局的工作是执行中央路线的。”驳斥了有人对高干会说三道四和企图否定西北局工作成绩。
3月16日至20日，中央连续召开政治局会议，高岗列席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确定政治局、书记处的主席为毛泽东，刘少奇提议赋予“主席有最后决定权”。改变了过去政治局和书记处权力一样的局面，书记处成了政治局领导下的机构。至此，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更加巩固，由过去“出席会议”变为“主持会议”。此前，张闻天名义上是党中央的总书记，毛泽东说他是“明君”，讲民主、不争权。说张闻天夫人刘英是“娘娘”，“我是毛大帅”，实际党权军权都在毛泽东手里，神化毛泽东的幼芽萌发。
1943年6月25日，西北局作出《关于高干会对边区党的历史问题检讨的决定》。决定说：“关于陕甘宁边区党在中央未到达前内战时期历史问题(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以前)，西北局完全同意和批准一九四二年十一月高干会检讨的基本精神及高岗同志对此问题所做的报告，并决定陕甘宁党各级组织全体干部和党员，应将高岗同志关于边区党历史问题检讨的报告，做为整顿三风的重要文件之一，进行深入的研究与讨论。”
西北局高干会结束后，集中精力，全面落实高干会的各项决定，开展全边区的党、政、军、民、财等方面整顿。在整党中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及党员教育，提高民族觉悟，集中统一了党的领导。同时，处理了混进党里极少数坏分子，理顺了党政工作关系，纠正了以党代政的倾向和脱离党委领导的现象。整政中突出解决“三三制”政策和精兵简政政策的贯彻实行，加强基层政权建设，纠正贯彻“三三制”政策中左右摇摆和关门主义的问题。整军中克服了军阀主义，纠正了军权高于一切的错误，加强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摆正了党、政、军、民的关系。整财中，抓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方针的落实，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发展经济、教育上来，纠正了轻视经济工作的倾向。整民中着重提高民众团体的素质，增强为人民服务的观念。通过全面整顿，新老干部、知识分子与工农干部、本地与外地干部关系达到进一步改善，克服了工农干部注重实践经验而轻视理论，知识分子干部注重理论而轻视实践经验的“两种倾向”，出现了相互学习，相得益彰，励精图治，共同奋进的新气象。
1944年春，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发表后，引起高岗的注意，他及时叫《解放日报》全文转载郭文。号召全区中高级干部学习，要求党员、干部，特别是中高级干部在成绩面前，千万不可冲昏头脑，重犯我党曾“几次骄傲，几次错误”和“重蹈李自成的覆辙。”按毛泽东的指示，把《甲申》作为整风的文件学习。这次学习收到很好的效果，实际上给党员、干部，打了一次“防骄防腐”的预防针。
整风后期，根据中央部署继续进行整风和审干。当时，苏联卫国战争处于严重时期，共产国际要解散，国民党借机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策划闪击边区，一批国民党中央委员、高级将领投降日军，搞什么“曲线救国”的把戏。日寇侵占京、沪、杭和武汉等地后，国内政局更加动荡、混乱。国民政府迁往重庆。日军以“军事为辅，政治为主”的方针诱降。国民党失败情绪滋长，在曲线救国论的指导下，到1943年有20名委员、58个高级将领和50多万军队投敌。日军每占领一个地方，均网罗汉奸，建立伪政权、伪军，在北平建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南京成立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内蒙成立伪蒙疆联合委员会。日伪相互勾结一起，围剿革命力量和革命根据地。
抗战以来，延安成了抗战的灯塔，全国各地进步青年千里迢迢奔波而来。国民党特务组织也趁机混了进来。如特务头子戴笠曾在汉中等地先后举办的青年特务训练班，学员有的派往边区进入学校和参加工作。他们的任务是：“打进去，站住脚，爬上去，伺机破坏”。这些人到延安后在我党政策、作风感化下，有的人向我“自首”，交待清楚。但是，外来青年中确有极少数人被敌人所利用，混在革命队伍内部，妄图配合国民党军事闪击和内部破坏一起下手，一举搞垮边区。在整风前和整风期间，保安部门已破获了一批特务案件(据资料记载近百起)。整风中王实味、丁玲等在墙报上、《解放日报》的《轻骑队》和《野百合花》专栏里发表了讽刺中共领导人和批评中共“腐化作风”、结发妻子换成洋学生的文章，受到敌人方面的赞扬。这些都引起毛泽东、党中央和西北局的警觉，“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
1943年4月13日，党中央发出《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明确规定两项任务：普遍地开展整风运动；肃清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高岗列席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说：“整风是思想上的清党审干是组织上的清党。” “整风既整资产阶级思想，同时也要整反革命。”过去我们招军、招生、招党，招了很多人，难于识别。抗战以来，国民党对我们党实行特务政策，在社会部和中央党校都发现许多特务。“现在我们要学会识别特务与贤才。”“社会部、宣传部、组织部”联系起来检查坏分子。在年内要完成审查干部，清洗坏人的工作。“敌中有我，我中有敌”，这是很自然的。当时在革命队伍里确隐藏着特务。有一个特务专负责刺杀任弼时，几次准备动手未得逞。后来在我党领导人成天忙于抗日救国，日夜为人民办事，处处为群众着想的行为感召下，那个特务主动“自首”了。挖出一个日本特务分子，男人经过整容后扮成女的打进来，搞破坏活动。刘伯承的小女孩——华北被反革命分子暗杀在延安保育院，惨不忍睹。
审干本来是一项严肃的工作，为抗战反攻做准备，对干部审查是完全必要的。目的是通过审干可以清除特务，纯洁革命队伍，培养教育干部，提高阶级觉悟，为抗战、为人民服务。
4月28日，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再次强调肃清内奸的问题。他说：“对今年以来拘捕的特务共四百人，审讯时不要动刑，不要轻信口供，要重证据。”会议决定成立反内奸斗争委员会，由刘少奇、康生、彭真、高岗组成，刘任主任，康、彭、高为副主任，具体工作康生、彭真负责。7月1日，毛泽东在《防奸经验》第六期上批示指出：防奸工作的两条路线，正确路线是：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错误路线是：“逼供信”。“我们应该执行正确路线，反对错误路线。”康生借“争取失足者”别出心裁地提出开展“抢救失足者运动”。
博古对康生最恨，他私下对人说：“康生是中共政治异己分子。”他还用憎恨语言谈论刘少奇改变自己的观点，向康生妥协，为进书记处甚至吹捧康生。7月15日，康生在中直机关干部大会上作了《抢救失足者》动员报告，说什么“从敌占区、国统区来的是国民党的‘红旗政策’下派来的”，煽起了“抢救风”。把干部队伍不纯状况作出过分的估计，混淆了敌我界限，出现了“特务如麻，到处皆有”之感，怀疑一切，大轰重压，成批捕押，大搞逼供信。在延安各机关几天内挖出1400多名“特务”。把干部思想上的缺点错误或者历史上未交待清楚的问题，统统都轻率地怀疑为政治问题，甚至是反革命问题。“特务”越揭越多，草木皆兵，风声鹤唳，使审干出现严重偏差。中央机关和边区机关及各地被怀疑的人达15000多，并决定边区召开10个大会揭发。延安、绥德、陇东已举行大会揭发。中央军委的秘书长陶铸也被抓起来，理由是曾被国民党抓进过监狱，判过无期徒刑，江青也长期过不了关。叶子龙的妻子姓蒋，参加西安事变游行时不愿同蒋介石用一个“蒋”字，改为“江”字，以后沿用江姓。康生便认为是蒋介石、蒋鼎文什么人的侄女或女儿抓住不放。康生把教会学校念过书，听过外国人讲课的人，都打成特务。《解放日报》用大量篇幅报道揭发特务的情况。康生派他的老婆曹轶欧坐镇边区机关指挥反奸，并兼延安县委副书记，把延安县作为各县反奸突破点，在蟠龙召开大会，高岗到会讲话，点名批判杨志功、黄流等。群众高呼枪毙杨志功等，高岗答应后未执行。中央和边区有些机关瘫痪，有一半人被怀疑为“特务”、“内奸”。陕北公学390人，被怀疑的有208人。各地由抢救外来知识青年发展到揪本地贫苦出身的青年干部，童养媳、揽工出身者也被怀疑，甚至将十三、四岁的小学生也卷进去。中央社会部、情报部几乎到了无人工作的地步。凡被怀疑的对象都要坦白交待，否则就搞车轮战，不能睡觉，大搞逼供信，硬打硬逼其承认是“日特”、“国特”，承认了就解脱，还给优待。有的人被批斗没完没了，忍受不了折磨，不是特务也得编造什么名堂，应付过关；还制造假“特务”、“坦白”模范，胸佩红花，骑上马到处搞现身说法，诱骗“坦白”。有的人为了“优待”，连特务概念也不懂，胡说八道，承认自己是“特务”，闹出不少笑说。绥德有的小学生说在衣兜装些石头，叫什么“石头队”，是特务指使他们打死共产党干部的武器；女学生说：特务叫她用美人计拉干部下水。一个农民在“坦白”大会上说：“日他，我也特务了，以前给国民党交过粮，送过草。”一对新婚夫妇，丈夫一天晚上忙工作回来很晚，见妻子没睡，守灯独坐等他，便怀疑她有问题，不听分说拉着妻子找领导交待问题。靖边有个照庙的老头，曾给慈禧当过差。他在群众会上说：“我也当过特务，过去给慈禧太后烧过茶水。”惹得与会者悄悄发笑。时任靖边县委统战部长的陈元方偷偷地说，连特务概念都没弄清楚，就承认自己是特务。后来陈元方也被怀疑为特务。延安在一天晚上一次抓200多人。曹轶欧在延安县几天揪出20多个特务，被怀疑的对象很多，其中有童养媳，揽工汉。康生高兴地吹捧说：“我们城里一整风，一风吹到延安县(时在蟠龙住)，延安整出多少呀，成绩很大嘛！”延安整风中逼死很多人，仅中央所在地杨家岭有柯庆施、邓洁、武竞天等同志的妻子被逼跳井自杀。当时在延安流传这样一句话，讽刺康生说：“闫王爷贴告示鬼话连天”，是整人的“刑官”。
高岗在审干一开始，认为是党中央、毛泽东叫搞的，康生那样搞是中央的精神。后来对康生那套不要证据，只凭直觉，只凭口供，只凭推理，只搞逼供信定罪的做法，逼死一些人，引起警觉、怀疑、深思，表现出克制、消极态度。康生常说：“看×××的样子就像个特务”，“×××不是特务，把我康字颠倒写”，还说“有的女人长得那么漂亮，不当特务，谁当特务！”等等。特别是在曹轶欧威逼下，一个叫炭丁的女科长(中央机关某部门负责人的妻子)被逼上吊自杀。她在遗书上说她不是特务，被逼无奈承认自己是特务。县委书记王丕年找曹轶欧谈反奸扩大化的问题。他说揽工的、童养媳怎么会反共产党呢？曹仗着社会部长、反内奸斗争委员会副主任康生的权势，谁的话也听不进，还批评王丕年敌情观念淡薄，被延安和平环境迷住眼晴，看不到隐蔽的阶级斗争。她还向刚调任西北局组织部副部长马文瑞告王丕年的状。曹轶欧看了炭丁的“遗书”后恶狠狠地说：“顽固不化的特务！”王丕年及时向延属地委反映刑讯逼供问题。延属地委书记李景膺向高岗作了汇报，引起高岗极为重视。他即调阅一些口供记录，发现不象是“真话”，亲自找被审查、怀疑的人员盘问情况。阅看了绥德地委的简报后，送给毛主席，并致电习仲勋书记：“应严格区别党内反特斗争和党外反特斗争，稳定多数，打击少数。必须枪毙的也暂不枪毙。”他自己曾有被错整的体会，觉得1935年瓦窑堡的历史又在延安重演。他掌握了第一手材料，及时对负责西北工作的任弼时说，1935年就是搞逼供信，屈打成招，整死很多人，我看了些材料，找了些人谈，出入很大，假的很多，童养媳、揽工娃反对共产党谁信？西北干部都是一起战斗过来的，怎能和特务联系上？任弼时和高岗一起径直到杨家岭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也有江西受错误肃反迫害的体会，随即召来陈云和康生等，任弼时、高岗讲了情况和自己的看法。毛泽东听后有点生气，批评康生、陈云(时任中组部长)说，原来用干部没有警惕性，审查不严，现在就“特务如麻”。决定十个大会(已开过三个)停止，由陈云负责组成工作组，进行复查甄别工作。毛泽东也亲自找被审查者了解情况，并在绥德分区反奸报告上批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是此次反奸斗争中必须坚持的政策。”
毛泽东批评说：康生乱用职权，搞乱了重要工作，“严重破坏了干部政策。”
高岗根据毛泽东的批示精神，指示西北局社会部连续几次发出通知，要求在反特中，“要做到少捉不杀”。“在审干与反特中不犯错误或少犯错误”，并制定《审查工作基本条例》，强调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严禁逼供。
7月30日、8月8日，毛泽东在杨家岭礼堂主持召开干部会议并作报告，反复强调要“实事求是”，并提出九条方针。要求审查干部要重调查研究，反对逼供信，搞错的则坚决平反。并脱帽向大家敬礼，赔情道歉，承担责任，说：“我负责，因为发号施令的是我。”毛泽东以身作则，承担错误责任，会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他对康生说，搞错了就给人家鞠个躬，赔情道歉嘛。“要坚决制止乱整乱斗抢救风。”凡是已经坦白的不算，有什么说什么，没有的就不要说。实事求是，有错必纠。8月15日，中央作出《审查干部的决定》，发布了毛泽东提出的首长负责等九条方针。指出：“审干不称肃反”，一切特务和怀疑分子不交保卫机关处理的方针，拨正了审查干部的航向。曹轶欧悻悻离开延安县，抱病休养。中央派帅孟奇协助边区对错整错斗的人进行复查纠正工作。高岗积极部署复查甄别工作，并向错整的同志赔礼道歉，作自我批评，要求组织人事部门安排好他们的工作。李维汉回忆说：“边区级机关甄别工作比较细致，比较实事求是。坚持一个人作一个结论，不留‘尾巴’并同本人见面”。
中央关于纠偏审干方针、政策确定后，康生以肃反“专家”、“权威”自居，对中央机关搞错的不办或拖拉。边区机关在高岗亲自动手，帅孟奇的协助下，抽调政策水平高、工作能力强的干部，进行复查平反。到1944年4月，毛泽东单独召来高岗及之后召集李克农(社会情报部副部长)和边区保安处长周兴，保安处一局局长师哲谈话。毛泽东说，今天请诸位来，是想说一下肃反问题。咱们几个今天在枣园夜谈，你们有啥说啥，我不打棍子，你们知道什么尽管说。大家见专抓整风、审查、肃反的康生没来，你看他，他看你，都疑惑不解，一言不发。毛泽东猜透了他们的心思，便说几个月前给康生打过招乎，肃反要注意纠偏，后来又专门找他谈，他不听嘛，今天就不叫他了，就找你们直接抓工作的来谈。
毛泽东从“失足者”的口供及联系江西反AB团和陕北右派反革命时的沉痛教训谈起，认为许多不实口供是用刑逼出来的，结果一害自己二害革命。他强调指出：“要犯人讲真话，绝不允许讲假话。保卫部门要坚持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并指示抓紧甄别、平反工作。
经过复查甄别，真正的特务很少。康生的“抢救运动”“千夫指责”。“七大”会上没安排康生重点发言，经活动保住了政治局委员头衔，七大后打发到农村搞土改，离开政治中心。这是康生政治生涯中第一次栽跟斗。康生整人成了瘾，后来在晋绥土改中极力鼓吹极左路线，对土改运动造成严重危害。苏联驻延安的观察员孙平(俄名弗拉基米洛夫)在他出版的《延安日记》一书中写到：“康生是整人的专家，刘少奇是整人的理论家，毛泽东是整人的导师。”
1943年以来，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这就是反法西斯阵线的高涨和法西斯阵线衰落。在欧洲，苏联红军正转败为胜，打垮希特勒的时间不长了。在太平洋上，美军也转为优势，举行反攻，日本侵略者转为劣势，出现了走下坡路的趋势。
国内形势变化更大，人民势力高涨和反人民势力下降。蒋介石政府坚持压迫人民，消极抗战，实行“敌来我退”，避免作战，对于反攻日本没有思想、组织准备。1944年4月，日本为打通与越南大陆交通线，恢复正面战场的进攻，国民党军队一触即溃，不到半年时间，河南、湖南和两广等几省的大好河山被沦陷敌手，损失约60万军队，146座城市和6000多万人民沦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让敌人轻易达到目的。并向重庆后门逼近，引起全国人民的公愤，加之国民政府横征暴敛，造成工农业的破产，民生凋敝，民怨沸腾，国民党政府处于严重危机之中。
相反，解放区军民团结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坚持人民战争的路线，反击了日军的“扫荡”和“三光政策”，使八路军、新四军等扩大到60多万，民兵达到200多万人，根据地人口增加到9000多万。陕甘宁边区在以高岗为首的西北局领导下，积极进行反攻的思想准备、组织准备、物质准备，特别是干部的准备，为夺取全国胜利奠定了组织领导基础。同时，也为抗战胜利后防止国民党发动内战留一手。
党中央和西北局，对来自全国各地和海外的志在抗日救国的青年，十分重视培养训练。在各级党校、学院和干校以及培训班、学术会、研究会等，组织他们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著作。高岗多次给学员作报告，讲政治课，鼓励青年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著作，掌握抗日和建国理论，提高本领，使边区成了培养提高和积蓄干部的“人才库”，为根据地输送干部和抗日反攻做好了准备。高岗号召“领导干部要打开脑筋想问题”，学习“理论和形势”。他直接读的马列书籍并不多，但他很善讲，表达能力强，记忆力强，见解精辟，总是能抓住最精髓的部分和国情现状融合起来，三言两语就把异常繁杂的问题深入浅出地讲清楚，有一种促人奋进的鼓动力。
1939——1940年，边区先后向晋察冀等敌后地区和山东解放区输送了“三八式”年轻干部近万人，他们伴随着“到敌人后方去，把鬼子赶出境……”的嘹亮歌声从延安出发，东渡黄河，向敌后进军。
1943年7月6日，《解放日报》发表高岗的纪念抗战六周年的长篇文章中，针对大批干部即将到抗日反攻前线的形势说：“需要我们经常点点滴滴的积累和有系统地理论研究。……以充实我们的指导方针，只有这样才能把我们的实践和理论更密切地联系起来，才能提高我们的工作能力和理论水平，并取得建国的经验。也只有这样，才算是切切实实援助前方和准备反攻。”1944年11月9日，高岗在边区文教代表大会讲话中指出：“干部教育头等重要”。他根据毛泽东主席日前宣布的方针，对干部教育作了具体指示。他说：“开展边区文教工作的决定因素，是干部教育。这些年来，外来知识分子对边区工作有很大的贡献，但是我们要记住，他们是不能永远在边区的。”“边区一级的主要负责同志应该到延安行政学院和党校五、六部上课，各工作机关应该研究业务，总结经验，作为训练干部的教材，以保证他们的学用一致。各分区领导亦应以同样精神与办法亲自动手，办好本分区的中学、各地干训班等，为本分区或全边区切实训练出一批有真本领的干部，此项工作应列为各分区的主要职务之一。”
在干部教育中，注意抓典型引路，他说：“目前应特别集中力量办好各县的区干部各类训练班，集中半数以上的干部到县上，从他们本身的业务起，用座谈方式、用总结工作检查工作的方式，和他们讨论商量，然后提出好的和坏的典型，向大家报告，使大家真正能了解政策，知道方法。这才是具体的帮助干部、培养干部的方法。”高岗号召“新老干部互相学习，工农与知识分子互相学习，无论什么人都要学习一套实实在在的为人民服务的本领，而不是务虚名，摆资格。”他针对一些人的自满思想指出：“个人小聪明，或什么天上掉下来的资望，不能解决人民的实际问题，我们一定要把这种‘包袱’丢得远远的。丢掉背上的包袱打开脑筋的机器，使脑子里觉悟的部分挤掉不觉悟的部分。”
由于边区各级党组织遵照高岗提出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和加强“干部教育”，“准备反攻”的一系列指示，几年来，特别是1943年以来，经过审干，十分注意选拔、培养青年干部，并发展他们为党员，造就大批干部，边区在抗战期间为其他根据地输送了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和科技干部近10万名。他们带着毛泽东思想、延安作风，怀着革命真理、国家信念离开边区，奔向全国各地。抗战胜利后，一次从边区派往东北2万干部，向其他新解放区派了大量干部。延安干部遍布中华大地，延安培育的种子撒遍全国。正如毛泽东说：“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这不仅为对日军反攻做出贡献，而且为夺取全国政权和建国后恢复经济、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作好一定数量和质量的干部准备。
边区本来是地瘠、人稀、经济不发达的穷地方，加上抗战时期，敌人外侵内封，经济处于极度困难的形势下，西北局依然高度重视干部培养教育，教育经费占总经费的25％。在中国的历史上找不到这样的一个政权，全世界也是鲜为人见的奇迹。
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在我党的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的一次大会。它正确地总结了我党领导中国革命的斗争经验，制定了党的正确路线，确定了以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使全党达到了空前的巩固和团结，引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夺取革命彻底胜利奠定了思想、组织基础。
早在1937年12月下旬，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通过了召开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并决定成立了召集党的“七大”准备委员会，高岗任委员，参与了“七大”筹备工作。1938年9月29日——11月6日，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作出关于召集中共“七大”的决议。为了保密安全，确定“七大”放在山沟里召开，高岗同任弼时、李富春到安塞县等地区勘察了“七大”开会的会址。但是，由于长期紧张的战争，各地代表不能到达，如冀中地区的“七大”代表鲁贲等去延安准备参加会议，途中遭日军追击壮烈牺牲，所以，“七大”直到1945年4月抗战即将胜利的前夕，才正式召开。
在国际上，希特勒将要被消灭，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苏联在欧洲战场上的伟大胜利，美国军队在太平洋发起越岛进攻，使日本受到严重威胁，处于不利的地位。在国内，1942年以来，陕甘宁边区大力发展生产，加强教育，特别是干部的培养教育，为反击日军作了充分的准备，各敌后解放区战场对日军开始了局部的反攻。到1945年春，日军占领的许多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已处在被包围之中，中共拥有了1亿多人口，100多万军队，220多万民兵。在国统区，人民也掀起了抗战以来空前规模的爱国民主运动，中国的抗战正处在胜利的关键时刻。
但是，国际反法西斯战线内部依然存在反民主的势力，中国仍然存在内战的危险。国民党坚持消极抗战，对内坚持摧残人民的反动政策，阻碍着中国人民进行有效的抗日战争。1945年5月召开的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已表明了蒋介石坚持独裁，准备内战。正如毛泽东主席在“七大”闭幕词《愚公移山》中说：“现在中国正在开着两个大会，一个是国民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一个是共产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两个大会有完全不同的目的：一个要消灭共产党和中国民主势力，把中国引向黑暗；一个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他的走狗中国封建势力，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把中国引向光明。这两条路线在互相斗争着。我们坚决相信，中国人民将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大会的路线的领导之下，得到完全的胜利，而国民党的反革命路线必然要失败。”
1944年5月21日至1945年4月20日，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在延安举行。高岗作为中央西北局书记参加了这次历时十一个月的长会。
这次会议主要内容是讨论党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召开党的“七大”的准备工作和城市工作等问题。20多年的历史，是一部胜利的历史，也有失败的历史，既有辉煌，也有失败。全会共开了八次全体会议。1944年5月初，高岗出席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决定成立四个委员会负责起草政治报告、修改党章、党的历史和军事报告等，高岗为政治报告、历史决议起草委员会成员，由刘少奇、任弼时负责召集。5月21日，七中全会先后讨论通过了毛泽东主席起草的《关于城市工作指示》和各委员会起草的向党的“七大”作的政治报告、党章草案、军事报告和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高岗参加上述问题的讨论并作了重要发言，为党的“七大”召开做了不懈努力，付出了心血。“历史决议”对1935年陕北“左”倾路线错误作了结论，指出：“挽救了‘左’倾路线所造成的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危机。”
1945年4月23日，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隆重召开，6月11日胜利闭幕。出席“七大”的代表547人，候补代表208人，代表一百二十一万党员。4月21日，举行了预备会议，毛泽东作了关于“七大”工作方针的讲话。指出大会的工作方针是：团结一致，争取胜利。他说：“过去有的同志急躁，希望革命明天就胜利。但是可惜没有胜利，一拖拖了十年。有了30万党员，几十万军队，头大了，急躁起来了，结果只剩下了一个陕北。有人说，陕北这地方不好，地瘠民贫。但是，我说，没有陕北那就不得下地。我说陕北是两点，一个是落脚点，一个是出发点。‘七大’在陕北开会，这是陕北人的光荣。陕北已成为我们一切工作的试验区。我们的一切工作先在这里先行试验，在这里开‘七大’，在这里解决历史问题。”
他接着说：“我们必须谨慎谦虚，不要骄傲急躁，要戒骄戒躁。至于犯错误，那也不是一两个人，大家都犯过错误，我也犯过错误。”
“‘决议案’上把好事都挂在我的账上，所以我对此发表点意见。写成代表那还可以，如果只有我一个人，那就不成其为党了。我这个人也犯过错误。在二十多年的工作中，无论在军事、政治各方面，或在党务工作方面，我都犯过了许多错误。这些东西都没写上，不写并不是否定它。因为按照真实历史，真实情形，我是有错误的。”
在预备会上，成立了主席团，高岗被推选为主席团成员兼大会副秘书长。他积极协助秘书长任弼时组织了大会报告、发言和各代表团讨论。
毛泽东向大会作了政治报告，朱德、刘少奇作军事、修改党章的报告，会议共开了22次全体会议。高岗在大会上作了关于陕甘宁边区创立和建设经验重要讲话。他讲话中突出强调争取中间分子、发展生产和改进作风、民族政策，指出争取中间势力的重要性和方法。他对夺取抗日战争胜利，夺取中国革命全面胜利充满了信心，受到大会代表长时间的热烈鼓掌。
七大代表王丕年回忆说，七大既是团结、胜利的大会，也是民主批评的大会。会上，除对毛主席外，未点名批评中央领导，包括刘少奇在内。对康生、彭真意见最多，因他们两人在整风中整人最凶。会议批评“山头主义”，代表们指出山头主义的危害性，妨碍团结，形成分散主义、宗派主义。毛主席说：“山头主义是坏事。”在讨论选举中央委员时，代表们不选王明，毛主席做工作说：一个人犯了错误之后，决心改正错误，这就好嘛，把他选进中央委员会是对的。犯过错误的人更可贵，因他有教训，就不会重犯错误。
七大开幕式是任弼时主持的，他说在我们斗争过程中已逐渐使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现实生活相结合，毛泽东的旗帜已成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旗帜。接着，毛泽东致开幕词说：七大将决定四亿五千万中国人民的命运。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在开幕式上讲话，一致指出：毛泽东是中共党的领袖、旗帜，领导我们从胜利走向胜利，“陕北既是落脚点，也是走向胜利的出发点。”七大将毛泽东思想和陕北根据地推向顶点。
大会采取无记名投票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由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高岗等48名正式委员和27名候补委员组成。6月19日，召开党的七届一中全会，会上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高岗等13人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高岗是西北地区进入中央委员会的唯一正式委员和政治局委员。
“七大”结束后，西北地区在高岗的领导下，全力贯彻“七大”决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按新党章规定进一步加强西北党的建设。中国共产党就是在历史悠久、文明古老的陕北黄土地上，历尽艰苦，孕育培养出来一批批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政治家、教育家、经济家，拥有千军万马，夺取了政权，夺取了天下，用枪杆子打出来一个新中国。建国后高级领导干部和1千多名将帅，多数来延安吃过陕北小米，喝过延河水，参观了雄伟的宝塔山，足迹遍布边区山山水水，在边区这座革命熔炉里冶炼过。
6月底至8月初，中央西北局又次召开了边区党的历史问题座谈会。1942年底举行的高干会议上，朱理智等人作了检讨，承认了错误。但是，没有从思想深处解决问题，企图否定42年高干会结论和中央对陕北错误肃反的决定，影响着团结抗战反攻胜利和边区党的建设。为了进一步总结西北党的历史经验，吸取教训，统一反攻胜利和建国的步调，西北局决定再次召开高干座谈会，历时一个多月。会上，根据中央六届七中全会讨论历史的方法和“七大”会议团结、胜利精神，采取学文件，谈历史的方法，对边区党的历史从头至尾甚至对每年每月每件事进行座谈讨论。会上有陕甘边和陕北工作过的30多人发言，通过摆历史事实，讲革命道理，揭发批评了朱理智、郭洪涛等同志的错误。朱理智说：陕北肃反是根据河北省委(当时陕北属河北领导)的3万多字的几封信(即5封信)：说“陕甘党内有右倾取消主义，他们的阴谋已经暴露。”“右倾取消主义是为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服务的，是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统治在党内的应声虫和同盟军。要反对国民党的走狗并与之进行斗争”。“这些情况是根据郭洪涛报告来的。”他到陕北后，首先依靠郭洪涛开展反右倾取消主义，主要和郭洪涛谈，其他同志没有谈。朱理智私下对高朗亭说：上了郭洪涛的当，铸成大错。聂鸿钧在座谈会上说：河北省委批评26军的信(即34年)，是郭洪涛同志反映的不实之辞而来的。西北代表团来陕北，是闫家洼子会议后，郭洪涛向北方代表、上海中央局写信告状而来的，他受命“依靠郭洪涛解决陕北、陕甘问题。”
高岗根据大家的意见，在8月2日作了长达4万多字的总结发言，更进一步、更全面地把陕北党的历史讲述一遍，使与会同志进一步全面了解了以刘志丹、高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和王明错误路线斗争的详细过程，使与会者又深刻受到一次路线斗争的教育，巩固了西北党的核心领导，提高了党的凝聚力、战斗力。他针对曾犯左倾错误的同志说：“原来我们当时幼稚，也无限信赖中央，谁来打中央的旗号，就奉谁为玉皇大帝。你郭洪涛不依中央旗号，怎么轮你们撤我的职呢？你是陕北特委委员；我是省委委员，你是陕北特派员，我是省委特派员；你是50多条枪的陕北游击队的政委，我是二十六军的政委，怎么能叫你把我的职撤了呢？”
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代表中央在座谈会上讲了话，并进一步作了极明确的结论：“刘志丹、高岗同志所坚持的政治路线和立场是正确的，而朱理智、郭洪涛所执行的路线是错误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高岗遵照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带领全区党政军民共同努力，保卫了安定的根据地，使毛泽东在这样的安定的环境里精心研究马列主义，写出大量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光辉著作，仅在《毛泽东选集》中就收进110多篇。“他以独创性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成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南。在毛泽东思想体系的宝库里增加了宝贵财富，指导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方针、决策及指示，都是在延安制定和发出的，领导全国人民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打倒了蒋介石，解放了全中国。正如毛泽东说：“我们在延安住了十多年，动手挖了窑洞，开荒种了小米，学习了马列主义，培养了干部，指挥抗日战争取得了胜利，领导了全国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