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随着拥挤的人流走出校门。他问我：“怎么样？”我说还行。我说：“你呢？”他笑笑摇摇头，“完形填空根本就是ABCD胡写一气，没时间了。”我说：“没什么，反正模拟考，不算数的。”他说：“就是，要是这是高考，我他妈非掐死肖强不可。”我们沿着惯常的路往河边走，一句话没说，远远地看见堤岸的影子，两个人几乎同时开了口：“绕路吧。”然后心照不宣地相视一笑，他就在这时候紧紧地抓住我的手。
我们走了很久，终于从一条僻静的小街拐上了平时常走的大道，终于绕过堤岸了。我把头一偏，视线就避开了堤岸尽头处，那个叫做“雁丘”的公共汽车站。我握着她的手，她的手真小。我说天杨咱们现在去哪儿？她说哪儿都好我就是不想回家。我们俩于是走到我们平时常去的那家蛋糕店。老板热情地招呼我们说：“快要高考了，很忙吧？”喝了N杯柠檬茶，直喝到不能再续杯为止。她突然对我笑笑，我想起我们俩第一次约会的时候就是来这间店喝柠檬茶，那时她也是这样笑笑，刚开始的时候她跟我说话还会脸红。我也是。
他问我：“笑什么？”我说：“知道她生病是三月份的事儿，到四月十六号。这一个月真够长的。”他也笑笑，说：“就是。”
“咱们也要高考了。”我说。
“别担心。”他说，“这两个月也会很长。”
我笑了，“这话让灭绝师太听见了，非气死不可。”
“怎么了？这是我心理素质好的表现，她该高兴才对，否则都像阳小姐那样——好吗？”
“阳小姐”是我们邻班一个女生的绰号，她叫“阳小洁”。她前些日子吃了三十多片安眠药，留下遗书说都是高考的错。不过没死，只是现在还没回来上学。我没接他的话，我现在一点也不愿想跟“死”这件事沾边儿的东西。
店里坐着另外一对儿，穿的是实验中学的校服。他俩在吵架。声音越来越高。我们只好佯装没听见。老板倒是气定神闲地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像是对类似场面已司空见惯。那个女孩说：“全是借口！你不过是因为那个×××——”男孩说：“等你明年该高考的时候你就知道我说没说谎了！我现在压力特别大，根本什么都顾不上，眼看就要报志愿了——”“我不管！”那个女孩的声音骤然又高了一个八度。男孩站起来走了，把门摔得山响。江东的手掌盖到了我的手背上，我悄悄地冲他一笑。
“手这么凉。”他说，“今天降温，你穿太少了。”说着他就要去拉他的外衣的拉链，“穿我的。”
“别，江东。”我压低了声音，瞟了一眼仍旧一个人在那里呆坐的女孩，她眼圈红红的，使劲咬着可乐瓶里的吸管，“别在这儿，她看见心里会难过的。”
她说：“她看见心里会难过的。”我说：“你怎么这么好？”她笑笑，“因为我不认识她。因为这点小事是个顺水人情。因为——”我打断她，“你还真不浪漫。”“本来。”她仰起脸，“这种，只能算是‘小善良’，不算什么。真正的‘大善良’，太难做到了。”然后她像大人那样叹口气。我知道她想起什么了。
后来我们走出那间店，来到我们平时常来的公园的湖边。四月是草坪绿得最不做作的季节。她枕着我的腿，起风了。“天气预报说，明天沙尘暴就要来了。”她说。我突然紧紧地抱起她，她的身体很软很暖和。
“天杨。”我说，“天杨。”
“这下好了。”她的气息吹在我耳边，“这下再也没有人来跟我抢你了是吧？”
“是。”我答应着，“没有了，再也没有了，现在就剩下咱们两个人，咱们谁也不怕了。”
“我怕。”
“怕什么？没什么可怕的。”
“江东你爱我吗？”
“爱，爱得……有时候我自己都害怕。”
“我也一样，江东。”她深呼吸了一下，“所以我怕，可能有一天，咱俩都会死在这上头。”
“别说死。”
“我不是指那种‘死’，算了，江东你跟我说说话行吗？我是说，咱们说点别的。”
“对，我也想说点别的。”
于是我们那天说了很多“别的”。气氛慢慢变得平静，我们说了很多，渐渐地对彼此说了些从没跟人说过的话，我是说，有些事我们从没想过要把它们付诸语言。比如，我说起了我初中毕业那年，去过一次巴黎。
那年父亲说这趟旅行是为了奖励我考上北明。那时候——即便是现在，对一个十五岁的女孩来说，也是一个大奖。一个星期，我住在父亲的斗室里，算上卫生间十五平方米的小屋，只有一张单人床，被我占了，剩下的空间打个地铺都是勉勉强强的。在那个狭小的空间里，我忘了一出门就是那个传说中的巴黎。抵达的那天晚上，水土的关系，我发了高烧，昏昏沉沉地睁开眼睛，满室局促的灯光。父亲轻轻地抚摸我的脸，我在他的瞳仁里看见有点胆怯的自己。男人的手指，温厚有力，是我从来没有体会过的味道。次日黄昏，热度退了，父亲说：“带你去塞纳河坐船。”我们坐着哐啷哐啷的地铁，在一片黑暗中前进。我打量着幽暗的站台上污秽而鲜艳的涂鸦，需要自己开门的憨厚的地铁，人们的脸因为速度而模糊，不知道自己已经变成了一个庞大的孤独的一部分。我轻轻握住了父亲的手，突然听见了音乐。卖艺的老人拉着手风琴，在一片钢铁、速度和性感的气息中，这音乐旁若无人。地铁口的风很大，沿着台阶走上来，看见雕像。父亲说：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左岸。然后我就知道，我爱上这个地方了。
我忘不了那个坐在协和广场的黄昏。大气的福克索斯方尖碑像棵胡杨一样挺立在夕阳下面。我看着它，知道现在该是塞纳河边的摊主们慢慢收拾起六十年代碧姬·巴铎的海报的时候。那时候我突然想：罗丹的思想者凝视着绽放在一九六八年五月的萨特，他们，这些伟大的灵魂，都为饥饿的人类夜不能寐。可是他们见过沙尘暴吗？一阵风吹来，父亲的大手覆在我的膝盖上，他说：“巴黎就是这样。七月份，风也凉凉的。”
我穿着一条在巴黎买的淡绿色的连衣裙。父亲说：“好看。”那些天我们的话很少。我要换衣服的时候他就进到那间只站得下一个人的浴室，像玩捉迷藏一样问一句：“好了没有？”我说：“好了。”门开了，父亲看着我，每天他都会说：“好看。”
然后我们一起，穿过这个城市每一个角落。拉丁区一间说是一八八几年就开张了的咖啡馆的老板问他：“先生，这个可爱的小姐是您的情人吗？”他笑着说：“是的。”明媚如水的阳光下，塞纳河风情万种，父亲操着熟稔的法语，他们一起望着莫名其妙的我大笑。那时候，没人知道我来自一个荒凉的地方。
回国的前夜，我在深夜里醒了。听见父亲均匀的呼吸声，我拧亮了床头灯，悄悄爬下来。那屋子真小，我得小心翼翼地踮着脚尖，才能跨过他的胳膊和腿，坐在他脸前的一小块空地上。背后是小冰箱“嗡嗡”的声音，这种公寓所谓厨房就是一个像件家具一样砌进墙里的电磁灶，一做饭，就算打开窗户也是烟熏火燎的。
我抱着膝盖坐在那儿，灯影里父亲沉睡的脸轮廓分明。我的指尖轻轻划过他高高的眉骨，他的脸颊，奶奶常说我和他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有件事我这些天一直很想告诉他，可是我不好意思。六岁那年，他回来过年。晚上我硬是要他念书给我听，那是我第一次真正听到他的声音。他说：“《小王子》？好吧。我随便挑一页，你闭上眼睛。”他的声音就这样猝不及防地传来：小王子说：她的身体将我包围，照亮了我的生命。我不应该离她而去。我早该猜到，在她不高明的把戏背后隐藏着最深的温柔；花朵的心思总叫人猜不透。我太年轻了，不明白该如何爱她。
他的声音很厚，很重，有海浪的声音在里面喧响，又温柔得像一缕阳光。那是我找了好久的，专门用来念《小王子》的声音。我闭上眼睛，努力不让湿润的睫毛颤抖。那声音驯养了我。他以为我睡着了。他就停了下来，在我的面颊上，轻轻一吻。
现在他睡在我的面前。他的脸庞，他的呼吸。在我的指尖下面。他突然睁开眼睛，有些错愕地望着我。我微笑，“爸。”我很少这样叫他，“我睡不着。”
两个月后，我遇上了江东。新生入学，我们一群人聚在一起做自我介绍。我听见一个声音说：“我叫江东。”那声音和六岁那年的一模一样，可以用来读《小王子》，可以让我的身体里开满繁花似锦的，温柔的欲望。后来，我就义无反顾地陷下去了。
她说：“我从来没有跟任何人讲过这件事。我从来就不知道这件事我有一天也会讲出来。”然后她羞涩地望着我。像猫一样，脸蹭着我的胳膊。
我也给她讲了一件我从来没有跟人说过，也从没想过有一天会和人说的事儿。
我第一次做爱是初二那年暑假。
那个女孩是我的英语家教。是个大学生。她总是很肉麻地叫我“弟弟”。她很嗲地这么叫我的时候我看得出来，她的神态，她的表情，她的语气，都是在极力模仿那些漂亮女孩的娇气和挑逗。可是她很丑，就连那时候对“女人”这东西根本没开窍的我都觉得她很丑。但我不忍心揶揄她是丑八怪作怪，哪怕是在心里。因为我看得出来她这种模仿后面的努力和挣扎，我看得出来她自己也知道这努力和挣扎是徒劳的。
大学毕业的时候她本来应该顺理成章地留在这个她从小长大的地方，可是为了她的男朋友，她硬是跟家里闹翻，在他的家乡——一个更靠北，也更封闭的城市找了工作。她拿着聘书去找她男朋友的时候以为这会是一个最大的惊喜，结果那个鸟蛋男人说：你这是何苦？其实我从来没有爱过你。
那天她哭了，眼泪一直流，一直流，她的哭相很难看，可我还是把手放在她肩膀上。我是真的替她难过。我结结巴巴地说：“要不，我找我以前的哥们儿，去揍他一顿吧……”她一把抱紧了我，她哭着说：“弟弟，弟弟。”
后来，我们做了。
再后来，我和妈妈在国贸商厦里看见她。她推了一辆婴儿车，胖了些，好看了些。妈妈热情地跟她打招呼：“哎呀是小范老师。”她笑着，拍拍我的肩膀，“长这么高了。”那时候我突然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孤独。
我讲完了。天杨笑着，“真没看出来你是一肚子坏水。”然后她抱住我的脖子，我们接吻。凶猛地接吻，直到嘴唇出血。现在我们是亲人了。唇齿相依，唇亡齿寒。我们就剩下了对方。我们只能相亲相爱，别无选择。
“天杨。”我告诉她，“我现在很幸福。”我是这么卑微，但是我很幸福。
风吹过来。夕阳鲜红。天色渐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