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一来，一方面是反对劳莱特委员会报告书的声势越来越强烈，另一方面是政府实行其建议的决心日益坚定，劳莱特法案就这样公布了。我这一生只参加过一次印度的立法议会，而这一次讨论的正是这个法案。萨斯特立吉作了一个慷慨激昂的发言，对政府提出了一个庄严的警告。总督似乎已在屏息谛听，当他目不转睛地看着萨斯特立吉滔滔不绝地倾泻其雄辩时。他的话是那么真切而充满感情，我以为那一刻总督不能不深受感动。
然而只有一个人真正入睡的时候，你才能叫醒他；如果他只是假寐，你怎么叫也不会有结果。当时政府的处境就正是这样。政府只是急于要通过这样一种法律形式而已。政府的主意早就打定了。因此，萨斯特立吉的庄严警告，对于政府丝毫不起作用。
在这种情况之下，我的话也不过是旷野中的呼声而已。我诚恳地向总督呼吁，我给他写了许多不公开的和公开的信，明白告诉他，政府的行动使我除了采取非暴力的抵抗外，别无他途可循。然而这一切都无补于实际。
这个法案还没有在政府的公报上发表成为法律。我的身体还十分衰弱，但是我在接到马德拉斯的邀请时，便决定冒险作一次长途旅行。当时我还没有力气在大会上高声讲话。时至今日，我还不能够在大会上站着讲话。我如果要站着作长时间的讲话，就会全身发抖，脉搏反常。
我在南方一直感觉很习惯。幸亏我在南非工作过，我觉得对于泰米尔人和德鲁古人有某种特殊的权利，而南方的善良的人民也从来没有使我失望。请帖是由已故喀斯柱立·兰格·艾扬伽先生签名发出的。但是我在赴马德拉斯途中才知道，出主意请我来的却是拉贾戈帕拉查里。这可以说是我第一次认识他；无论如何我们亲自面谈，互相了解，算是第一次。
拉贾戈帕拉查里离开沙列姆到马德拉斯来当律师还不久，他是应已故喀斯柱立·兰格·艾扬伽先生等朋友的一再邀请而来的，也是为了便于更积极的参加公众生活。我们在马德拉斯就同他住在一起。我们同他住了两三天以后，我才发现这个问题。因为我们所住的那栋洋房是喀斯柱立·兰格·艾扬伽先生的，所以我一直以为我们是艾扬伽先生的客人。幸而摩诃德夫·德赛纠正了我的想法。他很快便和拉贾戈帕拉查里搞得很熟，而拉贾戈帕拉查里因为怕难为情，一直不大出面。然而摩诃德夫提醒了我，有一天他对我说：“你应当培植这个人。”我于是照他的意见去做。我们天天在一起讨论斗争的计划，但是除了举行公众集会之外，我想不出什么其他的步骤。如果劳莱特法案终于被通过而成为法律，我也不晓得怎么进行文明的不服从来加以反对。人们要不服从它，总得政府先给人们以不服从的机会。如果没有这种机会，我们能不能对其他的法律进行文明的不服从呢？如果可以的话，界限又在哪里？
这些和其他一大堆类似的问题就是我们讨论的主要题目。喀斯柱立·兰格·艾扬伽召集了一个小小的指导人会议来讨论这个问题。参加这次会议的人中，引人注意的有维加耶罗卡瓦恰立先生。他建议我起草一份明确的非暴力抵抗科学的说明，甚至写上详细的细节。我觉得这个任务远非我的能力所能胜任，我毫无保留地向他承认这一点。
我们正在这样躇踌不决的时候，便得到消息说劳莱特法案已公布为法律。那天晚上我正为这件事思索，不知不觉地睡着了。第二天天还没有亮我便醒了，醒得比平时稍微早一点。当我还在介乎沉睡和清醒间的朦胧状态时，忽然心里有了一个主意，仿佛做梦似的。早上我便把这件事的经过告诉了拉贾戈帕拉查里。
“昨夜我在梦里得到一个主意，那就是号召全国举行总罢市。非暴力抵抗是一种自我纯洁的过程，而我们的斗争又是一个神圣的斗争，所以在开始的时候，有一个自我纯洁的行动，似乎是很恰当的。让印度的全体人民在那一天停止工作，把那一天当作绝食和祈祷的日子。穆斯林的绝食不能超过一天，所以绝食的时间不超过二十四小时。各省是否都会响应我们这个号召还很难说，不过我觉得孟买、马德拉斯、比哈尔和信德是靠得住的。即使只有这几个省份很好地进行总罢市，我想我们也应当感到满意了。”
拉贾戈帕拉查里立刻接受了我的意见。其他的朋友得知以后，也无不表示欢迎。我起草了一份简短的呼吁书，总罢市的日期最初定在1919年3月30日，但是后来又改为4月6日，因此，人民只得到了紧急的通知。由于这事情马上就得办，所以不能及早发出通知。
然而谁能知道这件事情的效果呢？全印度从东到西，从城市到农村，到那一天进行了总罢市，真是惊人而壮观的一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