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伦巴赤先生伴着我到英国原是想去印度的。我们住在一起，当然也想搭同一只船。然而德国人正受着严格的监视，我们怀疑克伦巴赤先生能不能弄到护照。我尽力为他想办法，罗伯滋先生也很想为他弄个护照，他曾为此给印度总督打了一个电报。但是哈定基勋爵干脆回答说：“印度政府歉难冒此危险。”我们全都明白这个答复的力量。
我很难过不得不和克伦巴赤先生分离，但是我看他比我还要难过。要是他到印度来，他今天一定是过着简朴而快乐的农夫和纺织者的生活。现在他在南非度着原来的生活，他是一个建筑师，生意很好。
我们原想搭三等舱，但因为东方半岛轮船公司的轮船没有三等舱，我们只好买二等票。
我们随身带着从南非带来的干果，因为船上有的是新鲜水果，但是很难买到干果。
齐弗拉兹·梅赫达医师给我的肋骨绑上石膏，告诉我到了红海以后才能取下。头两天我还勉强带着，但是最后实在受不了。我花了很大的力气才把石膏取下来，从而重新获得了进行必要沐浴的自由。
我的食物主要的是干果和水果。我发觉我在天天好起来，当我们的船驶入苏伊士运河时，我感觉好多了，我仍然很衰弱，但是完全不觉得有什么危险了，于是我便逐渐增加了我的运动。我的身体所以好起来，我想主要是由于温带空气清新的缘故。
我不知道这是由于过去的经验呢，还是因为别的什么理由，但是我发觉船上的英国人和印度人之间的距离，是我从南非回来的途中所没有见过的。我同少数几个英国人交谈过，但是大都限于一般的寒暄。象我们在南非的船上所进行的诚恳的谈话可以说没有过。我想此中原因大概是由于英国人有意无意地有一种感觉，自以为属于统治的民族，而印度人则感觉自己是属于被臣服的民族。
我实在巴不得回到家里以摆脱这种气氛。船一到亚丁，我们便感到好象到了家了。我们因为在杜尔班认识了克科巴·卡瓦斯吉·丁索先生并且同他和他的夫人有过密切交往，所以对亚丁人是很了解的。
几天以后我们便到孟买了。阔别十载，一旦回到祖国，那种欢乐的心情实在说不出来。
戈克利在孟买为我发起了一个欢迎会，他的身体虽然不好，却也赶到孟买来接我。我是怀着一种同他合而为一的热切希望到达印度的，因此觉得非常轻松自若。然而命运却作了另外的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