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些对于我们的社会具有最大贡献而被我们这些印度教徒认为“不可接触者”的阶级，都被赶到远远的一个城镇或乡村去住，这种地方古遮拉特话叫做“德瓦度”（dhedvado），含有侮蔑之意。就是在基督教的欧洲，犹太人也曾一度被当作“不可接触者”，而划给他们住的地区也有一个讨厌的名称，叫做“隔度”（ghettoes）。同样地，今天我们也成为南非的不可接触者了。为了我们的复兴，安德禄和沙斯特立的魔棍曾经作过多大的牺牲，以后就会明白了。
古时候的犹太人自认为是上帝的选民，以别于其他一切民族，结果呢，弄得他们的后代遭受了一个奇异的、甚至是不公平的报复。印度教徒差不多以同样的情况自认为是雅利安人，即文明的人，而把自己的一部分同胞当作非雅利安人，即不可接触者，结果呢，不但在南非的印度教徒遭受一种奇异的、或者是不公平的天谴，就连穆斯林和波希人也受到同样的歧视，因为他们同属于一个国家，同他们的印度教弟兄有着同样的肤色。
读者现在多少可以明白这一章的题目是什么意思了吧。我们在南非得了一个臭名声，叫做“苦力”。“苦力”这个字在印度是指挑夫或雇工说的，但是在南非，它有侮蔑的含义，就象我们所指的不可接触者的意思一样，而划给“苦力”居住的地方便叫做“苦力区”。约翰内斯堡就有这样一个地区，但是和别的地方的印度人之拥有租佃权的情况不同，在约翰内斯堡的这个地区内，印度人是以九十九年的期限租借的。在这个地区内，人口拥挤不堪，可是这个地区的面积并没有随着人口的增加而扩大。除了马马虎虎地打扫厕所以外，市政当局简直没有在这个地区做什么卫生工作，修筑道路和供应灯光的事情就更谈不上了。市政当局对于居民的福利既然抱着这种漠不关心的态度，自然，难于指望它来关心这个地区的公共卫生。而没有市政当局的帮助和监督，人们对市政卫生的规则也就不那么注意了。如果住在那里的人全都具有鲁滨逊的精神，事情自然就不一样了。然而我们并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过鲁滨逊的移民区。一般说来，人们出国是为了寻求财富和贸易，但是去南非的印度人，大部分是无知的、贫苦的农民，他们需要给予一切关怀和保护。跟随他们去的商人和受教育的印度人为数甚少。
市政当局这种罪恶的漠视和印度居民的无知，凑合起来就使得这个地区极不卫生。市政当局不但不改进这种情况，反而还以他们自己的疏忽所造成的肮脏作借口来取消这个地区，为了这个目的，他们从地方的立法当局那里取得驱逐居民的权力。这就是我在约翰内斯堡定居下来时的情况。
印度人既然在这个地区内拥有土地所有权，当然有权要求赔偿。有一个特别法庭被委任来处理地产问题。如果租用人不打算接受市政当局所给予的赔偿，他有权向这个法庭起诉，如果法庭宣判的款数超过市政当局提出的数额，市政当局就得承担法庭所宣判的赔款。
大部分的住户都请我担任他们的法律顾问。我不打算在这种案子里赚钱，所以我告诉他们，只要他们胜诉，不管法庭判决多少钱我都满意，也不管结果怎样，每一个案子我只收费10英镑。我还告诉他们，我打算把所得的钱拿出一半来为穷人建立一所医院或类似的机构。这一点，他们自然是全都高兴的。
在大约70个案子当中，只有一个案子是败诉的。所以律师费达到了一个相当大的数字。然而《印度舆论》经常需要钱，就我所记得，它拿去了1600英镑。为了这些案子，我的工作很繁忙。当事人老是围着我，他们原先大多是来自比哈尔及其邻近地区，以及来自南印度的契约工人。为了解除他们特别的困苦，他们组成了自己的一个协会，和自由的印度商人分开。他们当中有一些人是没有成见的，自由主义的，而且具有很高的品格。他们的领导人是蔡朗新先生，他是主席；还有巴德立先生，同主席一样好。现在他们两人全都去世了。
他们对我有很大的帮助。巴德立先生同我的往来很密切，在非暴力抵抗运动中起了很大的作用。通过这些和旁的一些朋友，我和来自南北印度的无数侨民有了亲密的联系。我已成为他们的兄弟，而不仅仅是法律顾问，我和他们共同承担他们所有的公私悲愁和困苦。
这些印度人怎样称呼我，说起来是怪有趣的。阿布杜拉赛不愿叫我甘地。幸而也没有哪个人污辱地叫我“萨希布”。阿布杜拉赛用了一个很好的称呼——“兄弟”。别的人跟着他一起喊，一直叫我“兄弟”，直到我离开南非。被那些当过契约工人的印度人称为“兄弟”，心里头是别有一番甜蜜滋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