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讲到这里，已经到了我开始认真考虑奉行“禁欲”誓言的时候了。自从结婚以来，我一直过着一夫一妻制的理想生活，我认为忠于妻子是我热爱真理的一部分。但是到了南非以后，我认识到实行“禁欲”的重要性，甚至对我妻子来说也是这样的。我不敢肯定，我的思想所以朝那个方向发展，是由于什么环境造成的，或者是受了那一本书的启发，不过我还记得主导的因素是受了赖昌德巴伊的影响，关于这个人我在前面已经提过了。我还记得我和他的一次谈话。有一次我在他面前大为赞扬葛莱斯顿夫人对她丈夫的忠诚。我看过一本书谈到葛莱斯顿夫人甚至在葛莱斯顿先生出席下院的时候，还坚持弄茶给他喝，而这便成为这一对光辉的夫妇生活中的一种规律，他们的行动是那么调和。我把这个故事告诉这位诗人，顺便赞扬了这种夫妻间的恩爱。“你最赞赏的究竟是什么，”赖昌德巴伊问道：“是葛莱斯顿夫人作为一个妻子对丈夫的爱呢，还是她那种真诚的侍候——如果撇开她和葛莱斯顿先生的关系不谈？假如她是他的姐妹，或者是忠心的仆人，而以同样的关怀待他，你又觉得怎样？难道我们没有见过象这样忠心的姐妹或仆人吗？假如你发现有一个男仆人也有同样的诚爱，你是不是也会象喜欢葛莱斯顿夫人那样赞美他呢？请你想一想我的这番话吧。”
赖昌德巴伊也是有妇之夫。我记得他的话在当时听来有些刺耳，但是无可抗拒地抓住了我，我觉得一个仆人的忠诚要比一个妻子对于丈夫的忠诚一千倍地更值得颂扬，妻子对于丈夫的忠诚是不足为奇的，因为他们之间有一种难解难分的关系。这种忠诚是极为自然的。但是主仆之间，却需要特殊的努力才能够达到同等的忠诚。这位诗人的观点开始逐潮在我心里成长。
那么，我反问自己：我和妻子的关系究竟算什么呢？我的忠实是不是在于使我的妻子变成我发泄性欲的工具呢？只要我还是性欲的奴隶，我的忠实就一文不值。说句公道话，我的妻子对我从来不加引诱，所以只要我愿意，我发誓禁欲是非常容易做到的。唯一的障碍是我的脆弱的意志或性欲的吸引。
纵然在这件事上我下了决心以后，也还有过两次失败了。我所以失败，是因为这种努力的动机还不是最高尚的：我的主要目的在于避免有更多的小孩。我在英国的时候，读过一点关于避孕的书。我在有关素食那一章，已经谈过艾林生医师关于节制生育的宣传。如果说它对我有过一时的影响，那么希尔斯先生反对那种办法——反对利用外力而主强运用内心的努力，即自制的办法，却有更大的影响，后来我就遵循了这种办法。所以，因为我不愿意有更多的孩子，我便开始致力于自制。这个任务有无数的困难。我们开始分床睡觉。我只有在当天的工作已使自己完全精疲力竭的时候，才上床睡觉。所有这一切努力似乎没有收到多大效果，但是当我回顾过去时，我觉得最后的解决办法正是那些不成功的尝试的结果。
最后的解决办法迟至1906年才想出来。那时，非暴力抵抗运动还没有开始；我丝毫也没有想到它的来临。波耳战争以后不久，纳塔耳发生了朱鲁人的“叛乱”，当时我还在约翰内斯堡当律师。我感到在那种情况下我应当为纳塔耳政府服务。我的献议被接受了，这一点以后我们还要谈到。然而这个工作却使我强烈地朝自制方向考虑，而且按照我的习惯我把我的思想拿出来和同事们商量。生育和随之而来的对于孩子的照料是和为公众服务矛盾的，这已成为我的信念。在“叛乱”期间，我为了服役不得不撤销我在约翰内斯堡的门户。我服役之后不到一个月，便不得不放弃我曾特别细心布置过的房子。我带着妻儿到凤凰村，领着分配给纳塔耳部队的印度救护队。在当时的艰苦的行军中，我产生了一个念头：如果我要用这种办法献身为印度侨团服务，我必须抛弃养育孩子、要求财富的欲望，过着“瓦纳普罗斯达”（vanaprastha）——摆脱家事的生活。这次“叛乱”不过占去了我六个星期的时间，但是这个短暂的时期却成了我生平一个极为重要的阶段，禁欲誓言的重要性，越发明朗地在我心里成长。我认识到一种誓言，远非禁闭真正的自由之门，而是把它打开了。我到这个时候所以还没有什么成就，就因为我的意志还薄弱，自己还缺乏信心，对上帝的恩惠也缺乏信心，因此我的心思总是漂浮在怀疑的狂暴海洋上。我认识到一个不敢起誓的人，终将沉溺于诱惑之中，而一个受誓言约束的人，却象摆脱了荒淫的生活而达到真正的一夫一妻制的婚姻。“我相信人力，我不愿意受誓言的约束”是一种脆弱的精神状态，它反映了一种追求想要避免的事物的不可告人的欲望。要不然，为什么这样难于作最后的决定呢？我发誓要逃脱自知将要害我的蟒蛇，而不光是努力逃避而已。我知道单靠努力可能意味着某种死亡。单靠努力意味着不认识蟒蛇一定会害我的肯定的事实。所以如果我只满足于人力，这就意味着我还没有认清采取明确行动的必要性。
“然而如果我的看法将来改变了，我怎能以誓言束缚自己呢？”这种疑虑时常使我犹豫不定。可是那种疑虑也显示了对于必须抛弃一种特殊的事物这一点，还缺乏清楚的理解。这就是尼斯古兰纳所以这样唱的原因。
抛弃而不厌恶，是很难持久的。所以一旦欲望消除了，禁欲的誓言便成为自然和必然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