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这两条船便开进了码头，而乘客们也就纷纷上岸了。然而艾斯坎比先生却通知船长说，因为白种人对我还是非常气忿，我的生命还有危险，我的家眷和我最好是等黄昏的时候再上岸，那时港务警官达图姆先生将护送我们到家里。船长把这个通知传达给我，我同意照办。但是不到半个钟头，劳顿先生来找船长，他说：“我想带甘地先生一齐上岸，如果他不反对的话。我是这家代理行公司的法律顾问，我看你不一定非照艾斯坎比的意见办不可。”然后他来看我，大致对我这样说：“如果你不害怕的话，我的意见甘地夫人和孩子们可以先坐车上罗斯敦济先生家里去，你和我则徒步跟着他们走。我根本不赞成你在夜里象个小偷似地进城，我认为不用担心会有人来伤害你。现在一切都平静了，白种人全都散开了。总之，我认为你不应该偷偷摸摸地进城。”我马上就同意了。我的妻子和孩子们平安地坐车到罗斯敦济先生那里去，征得船长的许可以后，我便和劳顿先生上岸。罗斯敦济先生的家离码头有两英里路。
我们刚一上岸，便有几个青年认出我，而且喊着“甘地，甘地”。跟着便有五六个人赶过来，参加他们一齐喊。劳顿先生怕人越来越多不好办，便叫了一辆人力车。我从来就不喜欢坐人力车，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次经历。然而这些青年不让我上车，还恐吓车夫说要他的命，车夫赶忙走开。我们只好往前走，人却越来越多，终于无法前进了。他们首先抓住劳顿先生，把他拉开，然后拿石头、砖头和臭蛋向我投掷，还有人抢走了我的头巾，别的人则打我的耳光、踢我。我昏倒在地上，抓住一栋房子的栏杆，站在那里想喘一口气，可是不行。他们赶过来，又是一顿拳打脚踢。有一个警官的妻子认识我，她正巧走过这里。这位勇敢的夫人过来，当时虽然没有太阳，她却打开伞，站在群众和我中间。这么一来，这群暴徒的狂野便被阻挡住了，因为他们再要打我而不伤害亚历山大夫人就有困难了。
同时，有一个印度青年看见了这个情景，连忙跑到警察所去报告。警官亚历山大先生派了一队警察，叫他们把我圈起来，安全地护送我到目的地。他们及时赶来了。警察所就在我们路上，我们到那里的时候，这个警官叫我暂时在所里躲避一下，但是我却谢绝了他的好意。我说：“他们一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一定会平息下来的。我相信他们是讲道理的。”我在警察的护送下，到了罗斯敦济的地方，再也没有受到什么伤害。我已遍体鳞伤，但是除了有一个地方以外，并没有破皮流血。船上的医生达迪巴若医师当时也在场，他给了我最大的帮助。
房里倒很安静，但是外面的白种人却把屋子包围起来。天色已经晚了，外面不安的群众还在高声叫喊：“我们非要甘地不行。”那位眼明手快的警官已经赶到现场，不是用威胁、而且讲一些幽默的话，力图控制那些群众，虽然他并不是完全没有顾虑的。他传话这样告诉我：“如果你要保全你的朋友的房屋和财产，还有你的家属，你得照我的意见化装逃出这栋屋子。”
就这样我在同一天面临着两种矛盾的局面。当生命的危险不过是一种假设的时候，劳顿先生劝我公开地对付它；我接受了这种劝告。而当危险成为一种现实的时候，另一个朋友给我相反的劝告，我也接受了。谁能肯定我这样做究竟是因为我看到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还是因为我不愿使朋友的生命财产和我的妻儿的生命遭到危险呢？我第一次勇敢地面对着群众，现在却要化装潜逃，谁能断定这两种做法都是对的呢？
对于已经发生过的事情，是对了还是错了，来加以论断是没有什么意思的。理解它们，如果可能的话，从中取得教训以为借镜，倒是有益的。要断定一个具体的人，在一种具体环境里会采取什么行动，是很困难的。我们还可以看到，根据一个人的表面行动来作判断，无异是一种可疑的推测，因为它所根据的材料不充足。
不管怎样，逃亡的准备使我忘了身上的伤痛。我照那位警官的意见，穿上了一套警察制服，头上戴着马德拉斯人的头巾，缠成一顶盔帽的样子。有两个侦探跟着我，其中有一个打扮成印度商人，脸上抹的象个印度人的模样。另一个人化装成什么样子，我已经想不起来了。我们从一条小巷走到邻近的一家铺子里，越过库房堆积的麻袋，从那家铺子的大门逃出来，穿过群众走到街头为我们准备的一辆马车。我们坐上那辆车子，赶到先前亚历山大先生劝我暂时躲避的那个警察所里，我向他和那两位侦探致谢。
当我正在这样逃脱的时候，亚历山大先生却唱起这么一个调子来取笑群众：吊起老甘地在那棵酸苹果树上。
他一得到通知说我已安全到达警察所，便把这消息向群众宣布：“好啦，你们的猎物已经从邻近的一家铺子逃走了。现在你们还是走吧。”有的人听了很生气，有的却笑起来，有的根本就不相信确有其事。
“那么好吧，”警官说道：“如果你们不相信我的话，你们可以派一两个代表跟着我进去看看，如果他们找到了甘地，我愿意交给你们处理；要是我不到，你们就得走。我相信你们不会毁坏罗斯敦济先生的房子，或者伤害甘地先生的夫人和孩子吧。”
这群人果然派了代表搜查房子，不久他们便带着失望的消息出来，大家终于散开了，大部分人赞扬这位警官应付这场事故的技巧，也有少数人焦躁不快。
已故张伯伦先生，当时是英国殖民地国务大臣，打电报要纳塔耳政府依法严惩闹事的人。艾斯坎比先生把我找去，对于我受人殴打负伤事表示歉意，并说道：“相信我，我对你个人所受的那怕是丝毫的损伤，都不会感到高兴。你有权利接受劳顿先生的劝告而面临恶劣的处境，但是如果你好好考虑一下我的建议，我相信这个不幸的事件不致于发生。现在只要你认得出殴打你的人，我一定加以逮捕法办。张伯伦先生也希望我这样处理。”
对于这些话，我的答复如下：“我不打算控告任何人，我可能认出一两个人来，不过把他们加以处分又有什么用处呢？况且，我也不怪那些闹事的人，他们听了别人的话，以为我在印度散布了一些言过其实的言论，毁谤了纳塔耳的白种人。如果他们因为听信了这些报道而忿怒，那就不足为奇了。应该责怪的，倒是那些领导人，而且如果你准许我这样说的话，还有你自己。你本来可以恰当地指导人民，但是你也听信了路透社，以为我确实夸张其词了。我不愿意控告任何人，我相信一旦真象大白，他们就会懊悔自己的冒失。”
“你能不能把你刚才说的话写成书面的东西？”艾斯坎比先生说道：“因为我得把你的意见打电报报告张伯伦先生。我不打算叫你匆匆忙忙作什么声明。如果你愿意，你可以和劳顿先生以及别的朋友商量商量，然后再作最后的决定。不过，我可以承认，如果你放弃了对闹事人的起诉的权利，你就会大大地帮助我恢复平静，而且还提高了你自己的声誉。”
“谢谢你，”我说道：“我不用和谁商量。我来见你以前，就已经作了决定。我确信，我不应当控告打我的人，现在我也打算把这个决定写成书面的东西。”
说完这话，我便把他所需要的声明写给他。